夜郎考古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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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郎考古综论                                        宋世坤 　　建国50年来，贵州省夜郎考古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值此夜郎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为了让与会代表全面、详实地了解夜郎考古情况，会议领导小组委托我就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分布，以及近几年来夜郎考古调查的收获，向与会代表作一综合介绍。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和分布 　　    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可上溯到1954年我们在贵阳市废品公司仓库拣选到的1件长条形铜锄，1955年贵州省博物 馆在盘县沙沱乡调查时，征集到的2件尖叶形铜钁。自此以后，又陆续发现了数件夜郎时期的文物：1957年，清镇市18号墓出土了靴形铜钺与一字格曲刃青铜剑各1件；1958年，赫章县辅处公社罗戈寨出土了石寨山式铜鼓1面；1972年在赫章县可乐镇供销社 征集无胡铜戈1件；1975年于兴义县供销社仓库拣选青铜器5件，其中有尖叶形铜钁、铜铧口各1件，铜钺3件(李绗垣《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一文定铧口为插，属错定，其中2件铜钺定为斧，也属错定。见《夜郎考》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5件铜器分别从兴义、兴仁两县收购。这些零星发现的青铜器，曾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根据供销社提供的情况，分别到当地进行过调查，惜均未发现遗址和墓葬。 　　    1977年10月，我们在赫章县可乐镇镇政府所在地发掘汉墓时，在该镇柳家沟发掘这一时期的遗址一处，出土石、陶、残铜器 39件，碎陶片500余片。同时，该镇农场村一农民在祖家老包犁地时，出土了鼓形铜釜、铜发钗、铜柄铁剑等器物，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祖家老包及其附近的锅落包、罗德成地等处，发现了一批无封土的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当年我们在祖家老包发掘了25座这类墓葬，次年在祖家老包、锅落包、罗德成地三处又发掘了143座墓葬，两次发掘共168座，出土石、陶、铜、铁、漆等器物300余件，从而揭开了夜郎考古的序幕。在赫章可乐夜郎民族墓葬发掘一年后，我们又在威宁中水、普安青山铜鼓山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墓葬群与遗址各1处。1978年－1980年，经对上述两地墓葬与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一批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物。其中，威宁中水墓葬群两次发掘共清理这类墓葬58座，出土陶、石、铜、铁等器物400余件；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试掘和发掘面积1520多平方米，出土石、陶、铜、铁等器物400余件，陶器碎片600多片。威宁中水与普安青山铜鼓山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不但丰富了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内容，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对这种青铜文化的认识和确定。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贵州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对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认识的加深，我们又发现了不少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地 点和遗址。1982年，在兴义县下纳灰乡征集铜钺1件；在安龙县五台乡簸箕寨征集单耳铜矛1件；在兴义县顶效镇征集青铜钺3件。1983年，安龙县招堤纪念碑后的溶洞中出土一字格曲刃铜剑1件。1984年，安龙县化力镇木科丫口岩石夹缝中发现羊角钮钟1件，此件羊角钮钟系目前我国所出同类铜钟中形制最大者。同年，我们在该县龙广镇扳那寨营盘山调查时，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1处，采集到不少陶片、残铜器，还有个别钢镞。1986年，兴义县威舍乡一农民在老祖碑开山取石中，获得青铜戈3件，残铁刀2件。1987年，我们在普安县青山镇与新田乡进行考古调查中，于该镇金塘村狮子山、大营山、小营山、大院子以及新田乡歹苏村屯上，德依乡大寨村铜壶山等地，发现这一时期遗址6处，采集到一批残石、骨、陶器。这几处遗址均分布在铜鼓山战国秦汉遗址四周数公里的地方，采集的陶器质地均以夹砂陶为主，火候较低，陶色主要是灰、红两色，纹饰以绳纹、方格纹为多，这些特点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并与铜鼓山战国秦汉遗址相似。1987年，安龙县城关镇大鱼塘侧一农民在修建房屋挖地基时，发现羊角钮钟1件，该钟形制与化力镇木科丫口所出者基本相似，只是稍小。1988年，普安县楼下镇发现铜钺1件。1993年，兴义市马岭镇龙井村一农民在开荒中，于岩石夹缝中获得曲刃铜矛1件。1996年，兴义市郑屯镇团结村出土铜犁1件。同年，望谟县石屯镇巧散村农民在白岩坡发现铃、手镯、飞鸟等铜器装饰品66件。1997年，黔西南州文物科征集一字格曲刃铜剑2件，它们分别出土于兴义市顶效镇绿荫村大寨后山和该县郑屯、鲁屯两地交界处古道旁的乱石中。1999年，安龙县龙广镇扳拉寨一农民在修建房屋挖地基中，获得一字格曲刃铜剑1件，该镇七星村农民在清理枯井时，于7米深处发现T形茎一字格铜剑和蛇头形茎一字格铜剑各1件。 　　综上所述，目前贵州境内已发现夜郎青铜文化的遗址、墓葬和遗物的地区有兴义、安龙、兴仁、普安、盘县、赫章、威宁、清镇、贵阳等市县，其中，发现这一时期文物较多的地区是兴义、普安、安龙、赫章与威宁等县市。据此，我们初步认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至少东到贵阳，西抵盘县，南达兴义、安龙，北迄威宁、赫章一带。如果根据文献记载及史学者的考证意见，夜郎地区的青铜文化分布范围可能还要大得多，其东部可到黄平、镇远一线，西部迄今云南曲靖、东川、镇雄等地，南部抵广西百色地区，北部包括桐梓、赤水及四川宜宾南部的个别县境。由于这些地区目前尚未发现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墓葬与遗物，所以，暂不列入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围，待有新的考古资料发现后再讨论。 　　    二、夜郎考古调查收获 　　    1995年9月，贵州省政府为了加强夜郎考古工作，成立了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由副省长龚贤永任组长，曹新忠(省政府 副秘书长)、王恒富(省文化厅厅长)、顾庆金(省财政厅厅长)、李嘉琪(省文化厅副厅长)任副组长。1996年6月，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讨论通过了《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　　        同年9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全面开展夜郎考古工作列上日程。12月，为了广泛听取省内外学者对夜郎考古工作的意见，加强历史学、民族学、博物馆学与考古学的联系和协作，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文化厅文物处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夜郎考古座谈会》。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考古学界的专家，省内社科界及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上，省内外学者、专家对夜郎考古工作提出了大量宝贵建议，为夜郎考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7年，夜郎考古工作正式起动。根据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的《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迄今我所已进行了六次夜郎考古调查，完成了对黔西南州兴义、安龙、贞丰、兴仁等县市重点地区的考古调查。实地踏勘了上述四县市的48个乡镇，240多个自然村。由于黔西南州各县市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协助，在全体调查人员的齐心协力下，夜郎考古调查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发现了一批遗址和墓葬。 　　    (一)战国秦汉遗址 　　    在夜郎考古调查中，我们在兴义、安龙发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8处，它们是兴义市的七舍乡革上、郑屯镇右里、万屯镇彭家湾营盘山，安龙县龙广镇柘仑村上头营、纳万村营盘、佳皂村小子营、大子营和老场坝村坡院。在上述地点采集到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的夹砂灰陶、红陶残片，这些陶片上的纹饰多系绳纹、方格纹等。上述地点发现的陶片与普安青山铜鼓山战国秦汉遗址的陶器质地、陶色与纹饰等极其相似，说明这些陶器残片是夜郎民族留下的遗物。 　　    (二)汉代墓葬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汉墓，其中有兴义市万屯镇的新桥村后海子、野鸭塘、梁子上，张屯村的江地包、下坝村的贾家坝，顶效镇洛寨村的上坝寨、合心村的纳马田；还有兴仁县雨梓镇的杨泗屯、格沙屯、交乐办事处的烂滩、交乐上街、官山、松林坡、黄泥包、纪山坡以及长箐村五里岗、鲍家屯、云南寨等18处。 　　    除了上述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与墓葬外，我们还调查发现宋明时期少数民族墓葬4处，以及明清时期窑址2处。 　　    根据以上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战国秦汉时期贵州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种与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不同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就是贵州夜郎地区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既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性质，又有自己的典型器物，只是目前尚未发现它的典型遗址与墓葬群，发掘的遗址与墓葬以及出土遗物均不太多，在考古学界还未得到确认。笔者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考古发掘工作的发展，这一时期文化遗存定会不断增加，这种青铜文化的全貌将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三、几点认识与建议 　　    根据目前已发现的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墓葬与遗物情况，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 　　     第一，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发掘太少，发掘面积也不大，遗迹现象零散，尚难作出合理推断与解释。这种文化的墓葬已发掘二百余座，其特点是：地面无明显的封土堆，墓坑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无墓道，不见砖室墓与石室墓，墓葬规模较小，一般长2米、宽1米，深0.5米左右。墓坑内多数不见棺榔痕迹，多系软埋，少数墓坑发现部分朽木或漆皮，可能是棺木葬具。人骨多已朽坏不存，有人骨者，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有少数乱葬、排葬和“套头葬”。这种用釜或鼓套头而葬的葬式，在赫章可乐发掘了20座，占该地这类墓葬总数的八分之一左右。这种奇特的“套头葬”在西南地区尚属少见，在国内也是罕见的。 　　    第二，这种文化的陶器特征是：陶质火候较低，质地松软，触之易碎，很难剥取，多系夹砂陶，少见泥质陶，陶器颜色多红、灰两种，未见黑陶。均系手制，器形多不规整。器物种类主要是觚、单耳罐，另有豆、碗、罐等。纹饰多刻划的方格纹，其次是缕孔、绳纹、叶脉纹等。部分陶器口沿、腹部上发现了刻划符号，共有40余种，刻划符号应是文字的雏形，目前尚无法识读。 　　    第三，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出土陶、石、铜、铁、漆等各类器物共1200余种，铜器达439件之多，居各类器物之首，说明这种文化已广泛使用青铜器。目前发现的青铜器物之中，大型铜器较少，多系小型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兵器与生产工具。在出土的400多件铜器中，装饰品达263件，生活用具56件，兵器39件，生产工具14件，其它67件，小件装饰品占了铜器总数的60％以上。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些遗址和墓葬并非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和墓葬有关。尽管如此，目前我们发掘和征集的青铜器却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不管是生产工具钁、铧口、犁、锄，兵器戈、矛、剑、钺；还是生活用具釜、签、削，乐器鼓、包含鑃、羊角钮钟，以及装饰品带钩、发钗、手镯、甲臂、铠甲等，有的虽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同类器物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部分铜器在国内其它地区少见，少数器物的形制尚属国内首次发现。 　　    第四，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铁器，总数达180余件。这些铁器的种类和形制大多与中原汉式同类器物无殊，可能系由巴蜀地区传人。但也有部分铁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如缕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曲棒式铁带钩等。除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在云南境内有个别发现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出土过。 　　    (二)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 　　    目前，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物发现并不太多，种类和数量也较少，比较有地方民族特点，且与四邻文化不同的典型器物大体有以下几种。 　　    1．陶器 　　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陶器大多破碎，较完整又可复原者仅只200余件，其中威宁中水出土的各式单耳罐、觚(包括第二 次发掘报告中所称的“瓶”)和粗柄豆具有独特的风格，应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 　　    2．青铜器是青铜时代中最具特征的器物，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也不例外，所以，其典型器物种类较多。赫章可乐出土的Ⅲ型铜戈，威宁中水征集的Ⅱ型2式铜戈，兴义威舍发现的心形纹铜戈，普安铜鼓山和兴义发现的各式铜钺，威宁中水出 土的V型铜剑，普安铜鼓山和清镇苗坟坡18号墓出土的Ⅳ型铜剑(见宋世坤《贵州出土的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及安龙龙广发现的T字形茎一字格铜剑、普定出土的8字形茎铜剑，都是这种文化兵器中的典型器物之一。赫章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鼓改装的铜釜、立耳铜釜、鎏金铜鍪，威宁中水出土的贮贝器、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铜刀(扁窄尖的刀)，以及威宁出土的牛头形、鲵鱼形、飞鸟形、镂狮(虎)形铜带钩、各式扣饰等铜器，安龙发现的羊角钮钟，其形制在国内其它地区少见或不见，也应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 　　    3．铁器中的典型器物有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出土的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曲棒式铁带钩。 　　   (三)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性质 　　    战国秦汉时期贵州古夜郎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我们将这一时期的夜郎地区文化性质认定为青铜 文化时代，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目前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发掘不多，也不是典型的遗址和墓葬群，出土的遗物数量和种类也不太多。不过，就是在这不太多的遗物中，青铜器所占比例却相当高，并且包括了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尤其是发现了一批石、陶范模，说明这种文化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这里，我们列举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葬群和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青铜器的比例即可佐证。赫章可乐已发掘夜郎时期墓葬168座，共出土各类器物380多件，铜器占了197件，约占器物总数的57％；威宁中水两次发掘的墓葬共58座，出土各类器物430多件，青铜器占了197件，约占器物总数的44％；普安铜鼓山遗址试掘与发掘面积只有152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约420件(不包括残碎陶片)，其中青铜器5l件，铸造铜器的工具范、模、泥心、坩埚等49件，它们分别占器物总数的12％左右。赫章、威宁墓葬群所出铜器约占器物总数的一半，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青铜器和铸造工具所占器物总数的比例要比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葬群低一些，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因为遗址一般多系废弃，较完整和较好的器物，尤其是当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均被人为带走，遗留下来的多系残碎器物。同时，赫章可乐出土的主要遗物中陶器只29件，铁器118件，其数量也远不如青铜器多；威宁中水墓葬群所出主要器物中陶器168件，铁器52件，玉、石器20件，其数量仍无青铜器多。总之，上述统计数字清楚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了。 　　    第二，从目前贵州夜郎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种类分析，不但有生产工具钁、锄、犁、铧口、凿等，兵器戈、矛、剑、钺、镞等；还有生活用具釜、鍪、贮贝器等，乐器鑃、鼓、羊角钮钟，杂用器具刀、钻、鱼钩等，以及装饰品带钩、销甲、甲臂、扣饰、铃、手镯、耳环、发钗、帽饰等，由此可见，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不但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了，而且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军事等社会各个方面。 　　 n    第三，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青铜器的工具，其中石范34件，陶模7件，泥心2件，坩埚3件。这个遗址发掘面积不足1600平方米，就出土如此之多的铸造铜器的生产工具，这不但说明该遗址有可能是一个铜器加工工场，同时，也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拥有青铜冶铸手工业。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石范中，有剑范4件，剑身范1件，戈范2件，钺范1件，钺形器范1件，刀范1件，凿范2件，鱼钩范1件，铃范2件，宽刃器范2件，残范12件，浇口范7件(以上统计数据包括试掘时出土的l件钺范)；出土的陶模有剑茎模5件，乳钉纹模l件，心形纹模1件。这些范、模的种类以兵器居多，也有少数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未发现生活用具。显而易见，这个遗址生产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是小型铜器－－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青铜冶铸业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普安铜鼓山遗址是一个生产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小型铜器的加工作坊。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由此说明，这一时期夜郎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内部已有明确的分工，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综上所述，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已经出现了分工较细的青铜冶铸业，普遍使用青铜器，并且，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所处时代应属于青铜文化时期。 　　    第四，至于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发展水平如何?《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在我国西南夷地区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雄厚军事力量和政治实力的国家。不过，由于目前这一文化的遗址、墓葬和遗物发现较少，已经发现的遗址、墓葬也不是典型的夜郎遗存，尤其是夜郎的都邑遗址和王室、臣属墓地尚未发现。所以，目前对这一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颇难作出正确的估价。关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与“滇文化”发展水平的比较，目前也难定论。如果用云南晋宁石寨山与江川李家山墓地发现的遗物，同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群出土的遗物比较，后者肯定远不如前者。不过，这种比较的标准是不准确和不恰当的，前者是滇国王室和臣属的墓地，后者是夜郎国中一般平民和奴隶主的墓葬，他们之间地位的差别甚大，不能作为两种文化比较的对象。所以，夜郎与滇两种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有待夜郎王室和臣属的墓地发掘以后才能进行合理、科学的比较。 　　    通过三年来的夜郎考古调查，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制定的《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是符合贵州考古工作实际的，并且是切实可行的，这种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的考古调查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建国以来，我省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与抢救性的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尚未对全省各市县地下文物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普查。80年代初期，国家文物局布置各省、市、自治区对所辖范围内开展全面的文物普查，我省也只对地面文物进行了调查，所以，我省地下文物家底不清。如果我们按照《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的部署坚持下去，既可在重点进行夜郎考古的同时，兼顾完成全省地下文物的普查。三年夜郎考古的实践证实了上述方法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对兴义、兴仁、安龙、贞丰等市县的夜郎考古调查，我们不但发现了一批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与墓葬，同时还发现大量其他时代的古遗址与墓葬，基本搞清了上述各市县地下文物的分布情况，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资料档案。从而，既完成了夜郎考古工作计划，又补了考古普查的课，为今后考古发掘提供了可供参改的资料。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夜郎考古定会有重大突破，全省地下文物的家底也会清清楚楚。从而为研究夜郎与贵州各时代的历史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第二，三年夜郎考古调查实践使我们在田野考古调查方法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信息，我们建议：今后的夜郎考古调查，重点应该放在地理环境较好的坝子四周的台地与小山丘上。从已发现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群的分布看，几乎它们都是分布在地理环境较好的坝子周围的台地与小山丘地带。比如普安县青山镇发现的7处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它们均分布在青山坝子四周的小山顶部，铜鼓山、屯上、铜壶山、狮子山、大营山、小营山等遗址，都是高出坝子30米－100米的小山丘，其顶部分布着大量古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再如赫章可乐战国秦汉遗址和墓地也分布在可乐坝子四周的小山包上，粮管所汉代遗址位于坝子西南部，高出坝子80米左右；祖家老包战国秦汉墓地位于坝子东南，高出坝子100余米；锅落包战国秦汉墓地座落在坝子南面，高出坝子80余米；地势较低的是雄所屋基汉代墓群，它也位于可乐坝子北部台地之上，高出坝子10米－20米。夜郎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群也是如此。比如安龙县龙广镇发现的6处战国秦汉遗址，它们均不在龙广坝子之中，而分布在坝子周围高出地面100米左右的小山丘上。再如兴仁县交乐汉墓群，除黄泥堡、龙树脚梁子上分布的汉墓地势较低，只高出交乐坝子10米左右外，其它汉墓分布地点，均在高出交乐坝子50米－100米的官山、松林坡、纪山坡、五里岗、鲍家屯、云南寨等小山丘上。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在此不赘。众所周知，古代贵州属热带与亚热带气候，天气潮湿炎热，雨量比现在充足，所以，今天贵州境内的坝子或低洼地，古代多数可能是天然池塘或沼泽地。随着气候的变化，雨量的减少，这些池塘与沼泽逐渐干涸，变成了今天的坝子。我们在兴义、兴仁、安龙、贞丰进行夜郎考古调查中，这种地势平坦而称海子、干海子的地名就有10处以上，干海子已开垦成耕地自不必说，不少海子也变成了耕地，这就证实了上述推断。既然今天贵州的坝子大多数是古代天然池塘与沼泽地，当时的人类必然不会居住在其中，而要选择这些天然池塘与沼泽地四周的台地与小山丘居住与活动。因此，我们要寻找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遗存，重点应放在坝子四周的台地与小山丘地带上了。 　　    第三，目前虽然夜郎考古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进展较慢，尚无重大突破，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因素颇多，但最重要者还是考古人员较少，尤其是能独挡一面的考古领队太少。因此，作者建议有关领导部门采取措施，增加考古研究所人员编制，调整人员结构或组成夜郎联合考古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夜郎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它与其他科学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必须付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甚至几代人的无私奉献。我国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早在本世纪之初即已发现，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数十次考古发掘，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其殷墟故都的布局尚未完全搞清楚。古代蜀国都城——广汉县三星堆遗址，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发现，时至今日，除弄清了该城城墙的分布范围外，城内布局仍然是一个谜。所以，夜郎考古工作既要不畏艰苦、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同时，也忌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更忌求全责备。希望关心夜郎考古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怀与支持，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争取早日揭开夜郎之谜。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