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么是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客家文化体系的形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有中原汉人到赣闽粤地区,但却形成广府、客家和福佬三个有文化上有所差异的汉族群体,与其居住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确实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仅以广东而言就有所谓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之分,有山区客家与水上客家之别。
一方人的文化也会随着时间变迁的,特别是在政治加强的时候,文化向心的转移、非汉族的迁移都使得地域社会文化在改变。在先秦(秦朝以前)时期,南方为百越之地,赣闽粤地区就有南越、瓯越之分,即便南越也非统一,各地越人均有差异。两汉后赣南居住着山都木客,粤东则有俚人,隋唐原住在洞庭湖西岸的“长沙蛮”、“武陵蛮”受到挤压南迁,后在南岭山脉分成两支,向西一支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成瑶族,向东一支与当地土著融合成畲族,这也就是为什么畲瑶的祖源说大体相同的原因,也是不少古代文献中把畲族称为“畲瑶”的原因。
唐以后汉人(包括南方汉化的人)大规模进入赣闽粤边地区,对山区进行开发,并与当地土著民族进行了生产、生活、战争等形态的融合。其实在更早就有不少“中原人”到达广东、福建和江西,在珠三角为中心溯西江而上的地域地理位置、交通决定了这里在汉至唐开发就比较深。唐代广州港已经成为世界著名港口,而当地土著的成分本来就与今天之客家腹地区别很大,所以形成的“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福佬人和福佬文化的形成亦同理。而非广府人和福佬人先到这地方,客家人后来所以称为客家的,只能说从民族融合和发展的顺序上讲,广府和福佬人先形成,客家则稍晚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开发的顺序是先平原后山区,先交通好再交通差的地方。
再回到今日之客家腹地,观其地貌,我们会发现:这块地方多有高山峻岭阻隔,里面却有不少的山间盆地与外相对隔绝。我们看不少地名叫什么坑、塘、迳、口、坝等,就是这种地貌的表现。这为当地人“小盆地聚族而居”提供了条件,这样可以更好地保留和传统文化,当然也成为封闭的另一个代称。虽然这地区今天又划成了三个省管辖,但在传统时代,这个交界地区的互通性是很强的,其中有闽粤通衢从赣南到闽西,再沿汀江下梅州,梅州河源交通也相对方便,而南岭山脉中除梅关古道外,又有不少山间通道沟通赣南和河源,如定南与和平之间、龙川与寻邬之间。在宋以后,盐成为国家专卖产品,赣南人只能吃不好吃但又贵的淮盐,于是组织人到广东私贩海盐。贩盐队伍逐发展壮大,人数多的数万人,并配有武装与沿路兵匪抗争,被官府称为“汀赣贼”,曾围攻过循州、河源、惠州等多个城池。这些人活动在赣闽粤边地区,进一步活跃了三地之沟通,使其物品、人员、文化之交流空前繁荣,也促使了赣南闽西人向粤东的规模迁徙。
两宋特别是南宋疆土较小,所以对南方的统治开发也大大加强。原本因管理成本较高而管理松散的赣闽粤边山区,成为统治加强的重点地区。这使得原来没户口、不用交税的土著人和移民,被编入国家的真正统治之内,畲汉等联合起来不断反抗,又让民族融合大为促进。明代中期的赣闽粤边的大起义及后来官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政策,将这一地区在语言文化上更加趋同。
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地区经济开发的先后与先进落后、民族融合人员和文化成份的差异,以及官府的统治深入次序是广府、福佬和客家产生分野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
综上所述,客家及客家文化和其它民族或族群及其文化一样,是一个建构起来的象征体,因为有功用(如反污名、文化资源开发)之需,其中不少是建构过头、不符合史实的。然而,客家又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其历史文化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赣闽粤交界区(今之客家大本营)的历史文化。所谓客家人,简而言之就是居住在此的讲客家话(因为其中还有西南官话/军话和畲瑶族)的人及其在明清后迁到其它地区仍保留大本营语言文化或对客家有认同的人;而客家文化则是这些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体系。有关客家文化,窃以为:
一是客家和客家文化并没有与其它汉族独一无二的所谓特质,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的相对突出。
二是客家内部由于地缘、血缘的原因在文化上有一定的整体性,但更多却表现在多元性,不仅赣南闽西粤东北的文化各有特色,就是各地再细分仍然不是铁板一块,如粤东河源梅州的文化就各有千秋,而河源本地也有县域乃至乡村之域的差异。这说明,客家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一体为对中原正统文化认同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山区农耕文化,多元则是民族融合和地域差别形成的文化差异。客家文化的特色主要并不在于其一体,而在多元的地域性,所以我们说河源的客家文化就是正宗的河源客家文化,梅州的就是正宗的梅州的,没有所谓之标准。
三是客家文化虽是建构起来的,却不是瞎编神话,甚至胡说八道。如我们现在接受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样,客家文化的建构首先是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然后经过官方、媒体和民间文化人士的宣传成为百姓的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并不一定具备常理性,或者说从学术上讲甚至是漏洞百出的,但仍然是民间文化的合理存在。观其过程,建构的成功与否首先是我们是否有系统的客观的学术研究,其次是官方是否尊重这些研究成果,这会决定地方文化建构成败。如现在河源梅州两地文化精英对话也好、百姓闲谈也罢,“客家古邑”PK“世界客都”,前者可能会完败。究其原因:缺乏系统的客观的研究成果,自己不知家底;官府神话编造并严重不尊重学术界的声音,整个客家学界(除那些官府请来的吹手)认可“客家古邑”的提法,但不认同所谓将客家历史推前几百年之说,其它客家地区的人士也不愿意成为赵佗爷爷的孙子。自说自话造不起河源客家文化的大厦!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批评客家现象,而是还原事实。客家建构的过程毕竟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可以把客家建构当成是中华民族建构的一部分,在弘扬传统文化、连接海内外客家人的情感和发展文化经济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尊重这一个事实,但需要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清理。
末了,看到了网上有关惠州对当地文化的讨论。窃以为,惠州文化是否属于客家文化是个伪命题,因为惠州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地区。可能那位楼主网友更想问的是惠州是否需要如同梅州、河源一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客家认同过程。在多元文化的惠州,客家文化并不是最强势的。所谓认同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有用”才是核心。所以惠州人并不一定选客家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代表,政府对推行客家认同的兴趣也就不会那么强烈。把其中一支作为本地文化所谓“品牌”而忽略其它文化形式在这种地方都不是可取的,最好的模式就是各自发展,壮大惠州整个地域文化。这点上,韶关与惠州类同。(全文完)
【作者简介】吴予之,男,广东韶关人,某大学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2011年《文化惠州》二期文章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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