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壮族文人

土人

	18世纪上述变化的一个结果是，壮族文人的数量及其作品大大增加，并产生了第一本壮族文人创作的诗歌和其他文学类型的集子。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壮族文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汉人文化的态度。 壮族文学活动中心在广西西南一带，这一地区对发展壮族文学的亚文化提供了很多优势。这一地区早期由中央王朝统治，有严密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历代教育机构。南宁府学一级的教育机构据说可以追溯到宋朝。明朝居住在这里的壮族诗人方矩、岑方和李璧，建立了当地的壮族学术传统。 1712年土司制取消后，大部分壮人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在清朝早期，另外三个重要的壮族诗人在南宁地区引人注意，他们是郑绍曾、赵克广和农赓尧。 郑绍曾的父母在他年幼时便去世了，靠家里一个忠诚的老仆抚养成人。幸运的是他14岁时，学识受到当地一个学使赏识，被被送到桂林进一步学习。他在那里受一个富有盐商资助，24岁考取举人，去广东做了数十年的知县。郑的诗歌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郁和自我怀疑的特色，他在诗中常提到早已过世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的父母。他在广东为县官时，当地人民曾立生祠表示对他的爱戴，他也报以诗句：“自愧庸庸百不能，萧然臣市冷如冰。人浮散若经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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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不落俗套的壮族诗人邓广，是当地著名医生，家在南宁一个半村的地方，人称“半村先生”。他受过教育，但从未参加科举考试，也未得到一官半职。当时文人流行一种态度，普遍不愿盲目从儒学风尚，他便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壮人，他在一首诗中写到“野人耽得野人趣”。 接受官职。他在一首名为《村女赤脚行》的长诗中批评缠足恶习。下面我们全文引录这首诗，因为他反映了诗人对壮族文化的虔诚，还展示出诗人对汉文化中的暗喻及修辞的熟练： “君不见潘妃足下金莲好，稳步香阶尚潦倒，凌波蹴损牡丹花，嫣然一笑春风早。村妇有女太矫顽，打扮天然赤脚仙，阿母有绵不肯裹，却怪佳人跬步艰。自言田妇本椎鲁，由来不学西施舞，薄命大抵出红颜，多抹胭脂嫁商贾。商妇不如田妇乐，跣足蓬头去雕琢，绿荷包饭上山樵，樵罢池中采菱角。采菱角采并头渠，水浊水清凭衣濯。（在儒家宗法环境下一种涉及传统道德行为的难题）不穿绣鞋不缠丝，赠芍采兰任己之。有时趺坐勾郎夸比翼，有时从夫田畔披荆棘：亡羊宁虑路多歧，抱布贸丝能食力。从此莫叹腰肢瘦，从此莫嫌污，练裙荆布有芳名，举案齐眉因容陋。” 一些壮族妇女也写有诗。壮族文化看重自发性的对歌，许多壮族妇女都是在口头传统中取得高度成就的诗人。她们的一些诗留存了下来，但她们由于没有官府职位，因此皆鲜为人知。张苗泉，武缘人，清朝中期的诗人，有资料称其辞彩较俗易，著有《绣佘小草》集。与郑绍曾的作品一样，张苗泉的作品也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情思。她既贫又寡，带着幼子回到父母村子，方知父母早已双亡。她一首诗中写到：“家童翻讶客何来，只缘久隔乡音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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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像刘和梁那样显然有志要使自己尽可能儒化的的壮族文人，也不可能回避他们的真实出生背景。如，岑宜栋，他死于1790年清朝与越南剧河内的战役中。据说他是一个恶官，残酷剥削田州老百姓。他留下的诗作水平一般，其中一首《晚宿白山司乔利圩》有句：“听人说往事，怀古念吾宗。” 如果尚有一些壮族文人坚持其民族身份，他们的文学作品多少会反映出他们的民族性来。黄体征（1766—1845），金田人，他死后不久家乡即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其父是个廪生，因此他算是第二代壮族文人。暮年时擢国子监典籍，辞疾不赴。作为一个诗人，他曾批评儒家诗人竞相模仿的习气产生不大诗人。他写道，“作诗如写真，所贵得生趣。落手忌雷同，用心出灵悟。”别外还有一首诗写到：“诗人说宗派，作者门户殊。唐宋元明来，各各相规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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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壮族文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在作品和生活中表露出民族意识，以使自己与汉文人区分开来，另一些人则致力保护壮族传统习俗中的某些成分。即使最热衷汉文化的壮族文人，终究也受其民族身份的限制，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儒家文人。郑绍曾、赵克广和农赓尧，这三个著名的宁明诗人，据说是壮族文人的顶级诗人。他们都接受儒家学校教育并获取较高名衔，但他们写的诗歌与汉人的作品明显不同。据说今天的版本已对原文做了不少更改。 我们无法肯定这些诗人是否对他们的壮族同人发生过什么影响。我们确知的是，尽管壮族文人在明朝和清朝就已存在，但宁明地区的壮族文化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显示出来。那时即使受过最好教育、最出名的壮族文人，也远未能达到完全汉化。一些壮族文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汉化现象是有心理压力的，引人注目的是郑绍曾和张苗泉两位诗人。他们的诗歌常常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情怀。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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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壮族精英向汉现象 除了壮族文人，另一组壮族精英也须通过分析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土司家族来仔细考察。跟那些多少获有一定学业文凭的壮族文人一样，土司上层分子凭借他们的环境条件有充分机会来接受汉文化，而且出于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也不得不如此。谢启昆编纂的《广西通志》简要分析了每个土司地区，包括以前改土归流的地区。 我们先从岑姓开始，因为他们可说是清叶中最有名的壮族氏族，且是少见的姓氏，便于我们分析。很有趣的是资料中岑姓出现过10次，但关于其祖先的传记只出现了两次，或只有简洁的一句“姓氏无考”。不过，在大量涉及姓氏起源的资料中都可以见到类似的表述。桂西岑氏的汉裔的说法很多，一说是广西岑氏始祖来自浙江，北宋时期随狄青南下镇压侬智高。通常的说法是，广西岑氏始祖是汉代名臣岑彭。但这一说法屡次遭到与岑氏直接打过交道的汉官的质疑。明朝人黄佐在《广西通志》中提出，泗城州土官岑姓自称为汉代名臣岑彭之后的说法没根据，“无考”。清人羊复礼在《镇安府志》中也说，岑氏以岑彭为始祖，“不足信”。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如广西当代权威学者认为的那样，桂西岑氏，无论是在封建帝国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或是现在，他们都是壮族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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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显示，壮族社会中其他大姓诸如黄、赵、韦、覃、莫、李等，都普遍否认自己是岭南土著居民的壮人，自称是外来的汉人后裔。如，覃姓说自己是汉姓“谭”去掉“言”字旁成为覃姓，祖籍山东；韦姓说他们从汉姓“韩”改去一半而成“韦”姓，是韩信的后裔；黄、莫、赵、李等姓都以类似的方法，，否定其壮家出身，自称为南下征蛮汉人将领的后代。这些情况给我们提出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清代壮人土司清楚地看到声称汉族后裔是有利可图的。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已经这样做了。汉裔的说法有其共同规律，山东是很受欢迎的族源地。我们不能确定是否狄青军队大多真的来自山东，但是广西不少人显然认为事实如此，这使他们的汉裔之说顺理成章。原籍山东的说法颇为流行，贵州苗族中也有发现。有关说法在广西更普遍，直至于今，仍有许多自称汉人的壮人声称他们的祖先来自山东。有人给我解释，“土话”即广西常用的当地壮族方言，事实上是幸存于广西的一种山东方言。人们以祖先来自遥远而陌生的山东的说法，还解释了广西壮族其他诸多特性。原籍山东的说法越，相关的解释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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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声称汉族后裔有利可图，但如果不同地方的土司都称出自同一个汉族祖先，则不太妙。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那些有能力通过编撰族谱营建祖墓等途径极力打造汉裔身份的土司，在氏族中变得高人一等，其他家族则低人一等。因此我们发现，毗邻地带的土司们往往声称拥有同一个祖先，只是他们这一个共同祖先，不再是远古的土著，而是较近的汉族。 汉人祖先的说法，虽属虚构，却得到了礼貌的认可和接纳。壮人标榜汉裔身份的种种做法，当地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信的，但说出自己的不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毕竟，广西声势显赫的名门望族都很难说清他们“纯粹”的祖源到底在何处。尽管汉人对自己民族深感自豪，对“非我族类”持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们却不原去反驳少数民族编造的汉裔身份。各姓土官纷纷将自己认作中原汉人的后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汉族自己的文化自信促成的。

土人香草

	这不是巴洛写的吗？

土著虎尾

	这篇文章说出了很多问题，值得一读。

土人

	QUOTE: 以下是引用土人香草在2011-12-24 22:29:37的发言： 这不是巴洛写的吗？ 是啊

土人

	壮人之所以有能力自称为汉人，也跟汉人对壮人的看法有关。长期以来，汉、壮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汉人当中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看法。关于壮族的权威论述，地方志引述最多的应是明代学者邝露所著的《赤雅》，但邝露偏偏又是对壮人最无知、最持偏见的人。他专找一些荒谬古怪的，即使不是鬼怪恐怖的习俗来描述壮族。另一个例子见于《邕宁县志》，里面说除了宗教、语言、习俗和某些特征，广西四大民族均已汉化。在这些汉人的期待中，壮人最离奇古怪的，与汉人有着根本区别，因此他们对汉化的壮人，特别是汉化的壮族精英——身上体现出的虽然不多却依然存在的民族特征，故意视而不见。汉化的壮族精英，这个自称汉裔意愿最强的群体，也是汉人接触最多、记录最多的一个群体。 1896年出版的《浔州志》关于壮族被汉化的描写，也透露出汉族对自己文化同化力量的充分自信。作者注意到，过去壮族姑娘结婚后第二天要返回娘家。作者说邝露在《赤雅》中已经指出，广东也有这个习俗。作者接着说，“听老人说，壮族姑娘跟受过教育的学子结婚后，根本不必谨守旧俗返回娘家。”这位作者跟大多数汉人的看法一样，认为壮族的显著特征以不复存在，剩下一些特征也无关紧要了。

土人

	壮族精英对其汉族后裔的频繁宣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类似说法的普遍存在是否意味着壮族确实已经变成了汉人？他们是否轻视自己的壮族身份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根本不认为作一个壮人有何意义？要完满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探讨，壮族的民族性在当地政治，特别是在18世纪中叶的起义中具有什么重要作用。 不过，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壮族文人说明，壮族精英适应和接受汉文化并非易事，他们不少人甚至看出适应和接受汉文化并非都是好事。壮族文化的某些方面 一直受到壮族人的肯定，而且保存至今。我们相信，土司精英自称汉裔，有公私场合之分。在公众场合自称汉裔，对其私生活的民族身份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在不少地方，壮人大土司和他们治下的土民一样接受其民族性。当然，约在清中叶壮人成为一个少数民族后，他们的民族身份变得不那么确定和可靠，随大流改变其身份成为汉族的机会和诱惑也变得更加明显。

土人

	在壮族文人和壮族土司这两个壮族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假托汉人后裔的现象，说明时至清中叶壮人处境有多种不利。诚如清代学者谢启昆所指出，自改土归流以来，汉族各方面势力向壮族地区全面渗透，即使曾经独霸一方的土司也受到汉商及高利代者的剥削。情况严重时，土司不得不以土地还债。一些地方官还竭力阻止对少数民族的侵犯剥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壮族上层家庭要攀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汉族，自称汉裔身份。 我们还找不到足够资料来清楚分辨，在假托汉人后裔问题上，壮族文人和壮族土司有哪些不同态度和表现，但可以估计，这两个壮族精英阶层的很大的不同。土司固然有其充分理由自称汉裔，但同时他们必须在本地基层保持其壮人的民族身份，只有这样才能在壮族社团中保持其传统地位的合法性。壮文人对其民族身份只有观念性的忠诚。对于他们，去壮成汉，其不利因素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有的话，也就是某些心理压力，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两位壮族诗人郑绍曾和张苗泉。壮族文人多在儒家社会之中，儒家社会是一个指向过去和传统的社会，而壮族文人的过去和传统，终究不是汉族的，而只能是壮族的。

土人

	清代壮族社会流行的“向汉”、“转汉”现象，对壮族文化是一个巨大损失。壮族精英的汉化情况类似于当今第三世界的人才流失。 过去壮族社会的成功者是土司。这些显赫的大家族曾经维持了许多代。他们通过与有权有势的壮族联姻以及持续不断的征战而不断扩大其权势。然而，清朝以来，雄心勃勃的壮族家族感到一种新的迫切需要，他们不惜编撰族谱，自称汉人后代。他们还以求与汉族上流家庭联姻，尽快融进汉人社会。到清中叶，75%以上的土司家族自称他们的祖先是汉人。 富贵家庭的壮族妇女学汉人裹脚，与当地汉人结婚，年轻的壮族贵族男子不再热衷于战场上的武勇，而是步入考试殿堂追求科举功名。成功获得儒学教育的壮族精英，大都离开家乡到外地任职，有人甚至永远不再返乡。壮族，特别是壮族的精英分子所采取的种种人生抉择，正在把自己的民族性一点一点地削弱。

土人

	事实清楚说明，用汉儒思想来同化壮人的长期工程，到清朝中期已获得一定成效。许多壮人热衷追求儒家仕途的成功，尽管这样的认同和选择有时也给他们带来麻烦。我们须认识到：正如汉人对壮人的改变是不彻底的，儒家文化对广西壮族地区的影响和控制也是不完全的。尽管壮人精英大多数都在儒家传统的功名追逐中汉化了，但这种“化”的程度是有所保留的，随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比如晚清的壮族儒士韦昌辉、吴凌云和李锦贵，他们各自都领导了一队壮族勇士支持太平天国。

沙南曼森

	QUOTE: 以下是引用土人在2011-12-24 22:42:06的发言： QUOTE: 以下是引用土人香草在2011-12-24 22:29:37的发言： 这不是巴洛写的吗？ 是啊 转帖应注明出处。引用要说明来源。

博晓智

	这跟我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不小心听到一母女跟一男相亲的对话，男问：你是汉族吗？女答：是。其母在旁帮腔：以前我们是壮族，但是现在我们那里的全村已经改为汉族了。很多人就是这样融入汉族的，被吸收了。再过几代，他们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壮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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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克广是嘉年间的贡生，后成为宁江书院院长，造就了一代代的人才。他的作品显示出一般壮族文人创作中少见的深厚佛学色彩。壮族文人在其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的写作技巧和态度与汉人没什么区别。如，梁大烈，武缘人，他在桂林乡试中表现突出被提拔后，写下了一首赞美桂林风景，其中一句“地设天成付靖江（明朝的靖江王）”，几乎看不出一点壮族的民族思想感情。 刘新翰（1701年），永宁人，也是一个典范的儒家文人。他的父亲很早去世，他说他像孟子一样，是依靠母亲织布供其读书，这里暗示他母亲是一个小地主。他留下来的一首诗写到：“一生踪迹半天下，三过湖湘四入燕。作令东吴谙海市，授经南诏足蛮烟。十年仕途十年梦，一日清闲一日仙。欲问他时殉葬物，庄骚周易两三篇。”

土人

	壮族与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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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壮族精英》：为了理解壮族的民族性，我们有必要对从中法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的壮族的一些知名精英人物进行分析。那时壮族中无论是出人头地的文人还是步步发迹的平民，其民族身份都受到日趋强烈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