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一个中国，“多史”教育[本文转自布依论坛]

桂西布依

	一个“中国史”的大框架下，容纳多个不同视角，且使其彼此对话 　　我曾教过几位维吾尔族学生。老实说，这几位同学的成绩并不好，几次补考都未通过，不管问什么，他们的答卷通常都是抄几句政治口号，如是数次，使我感到他们另有一重心结没有打开。后来从另外一位老师那儿，听到他们的一个解释：“你们教的都是汉人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有什么意思？”当时并没有跟这几位同学做过深入交流，现在想来非常后悔。这篇小文也许算是一个事后的补救。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位维吾尔族同学的抱怨并不只是少数几人的误会。蒙古族作家席慕蓉也曾说，在她所读到的中国历史课本中，“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成为被隐藏起来的历史的“背面”。她特别提到，有次在台北故宫看到出售的拨浪鼓上印着忽必烈的头像，一经拨动，小鼓槌就打在忽必烈的脸上，“我慌乱已极，好像自己也在被击打着一样。”我看这篇文章，读到这里，如遭电击：这种屈辱感，像我这样一个“汉人”是很难意识到的，可是一旦有人指出，将心比心，自然发生同感。我相信故宫工作人员此举并非故意，但也正因如此，深入反省才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目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存在一些令人误解的倾向？它们（至少在潜意识里）是否以“汉人”作为叙述主体，以致“少数民族”仅成为历史舞台上“跑龙套”的角色？很多叙述是否有意无意把“中华民族的融合”简化为“少数民族”的“汉化”？我们虽都承认辽、夏、金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可为何很多人都不自觉地站在宋人立场发言，而辽、夏、金又到底处在什么地位？这些问题所涉既深且广，不是仓猝之间能回答的，需要史学界同人以理性和良知为担保，做出深入检讨（包括了争执与对话）。同时，这也应是各级教育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迫切性远超过“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没有学好物理，不会换灯泡，完全可以请电工帮忙；同一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不能彼此了解，甚且隔膜日深，则可能战祸相寻，生灵涂炭。哪个代价更大，不问而知。 　　不能不承认，历史教育（我说的不是历史研究）多少带有“超学术”性质，即是有人说的“宣传”功能。这个词用得是不是准确，先不去论，关键在于，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做“宣传”？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真相。自然，在历史上，族群的相处并不总是美好的，除了相互学习和交融，亦有彼此杀戮和迫害，把它们大声地说出来，会不会加深族群的仇恨？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是长期维持的“神话”突然被戳穿的后果，而不是说出真相导致的；平息这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把更多的真相提供给大家。一般说来，对事情了解越片面，就越容易做出黑白分明的判断；对历史层面的考量越丰富，反而使我们对人性的复杂（包括它的脆弱和坚强）更多体会，从而多一分悲悯和同情，亦更珍惜眼前的和平，学会相互妥协和尊重。 　　回到那位维吾尔族学生的抱怨上。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则她的每一个成员皆应享有同等权利，包括珍藏自己记忆的权利。从学理上说，任何一个族群皆应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历史。但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是孤立生长的，相反，正是众多族群的互动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态”，这个生态是塑造每个族群面貌的基本环境。我们今天包括“汉人”在内的各个族群都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清晰而稳固的边界，现有的区分亦会随着族群的互动而变更，乃至消泯。因此，我说的“族群史”并不是某一族群封闭的历史，它是开放的，要关照到周边的族群和大家庭内的其他成员；它既要讲述本族群的成长历程，更应教会人们不同族群彼此宽容与和睦之道。当然，在这之上，也必须有一部“中国史”，且这部“中国史”绝不是各个“族群史”的简单相加。它所应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历史生态”的构成与变迁过程，故应特别注意那些与全体中国人的生息密切相关的事情。 　　那么，如何在实际操作层面既关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又能兼顾每一个族群的特殊经验？这需要进一步讨论，我的初步提议是，借鉴“少数民族”地区语文的“双语”教育，在中学里搞一种“双史”乃至“多史”教育。其主要做法是，除了编写一种全国性的“中国史”教材外，还应以地区或族群为单位，编写若干部“族群史”（或以单一族群为主，或以某一地区的多个族群为主）。在“民族地区”，学生在学习“中国史”的同时，要兼习一部本地区的“族群史”；在“汉族”地区，学生也应选修一门“族群史”，其目标是在一个“中国史”的大框架下，容纳多个不同视角，且使其彼此对话。我想，通过这种学习，不同族群或能更多一些“了解之同情”。

土人香草

	这好象是旧帖，之前有比侬发过了。

dong126888

	梁大玲的一个帖子里附有着篇文章过

土著虎尾

	就看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如何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