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
“普通话”历史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季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