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刘猛：一个默行者的救赎

阿依呀

	题记：转载这篇报导是因为我认为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获得启发！从志愿者自身的志愿行为，从志愿者自身的志愿目的，从志愿者自身的行动理念……..。做民族文化的宣传推广工作，需要一个有共同方向的人群作为支撑的基础，更需要有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往一个共同的方向走。一开始可以是非正式的，比如通过网站发起和联络，在节假日一起去打球、郊游、甚至组织单身贝侬的配对，贝侬们要从网站的虚拟世界进入现实生活中，持续的行动比什么都重要。 志愿者刘猛：一个默行者的救赎 作者：吴珊 发自四川都江堰 5月12日 |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什么是‘默行者’？他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仅仅去说，而是去做，在实践中真正地去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之家’和我刘猛都不是孤案，而是一种端倪。”          凌晨6点，60多名“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从北川擂鼓镇出发，默默走向北川县城。这段路程，正好是5公里多一点点。这些“5.12默行者”，用默哀行走5.12公里祭奠遇难者，同时为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作证。     活动发起人为都江堰草根民间组织“妈妈之家”的总干事刘猛。两年前，刘猛从河北经贸大学病休，病间空闲在北京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做兼职顾问。地震后的5月19日，他到达都江堰，建立“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帐篷安置点里为200多名孩子建立天府阳光爱心学校。     此后他跟踪服务都江堰四川农大分校安置点的5000多位受灾居民，“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也在2009年3月注册为“妈妈之家”，至今机构服务扩展到更多人群，并筹备向玉树和北川延伸。     他是唯一一个坚守灾区两年的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除了对灾民实施援助，他在都江堰两年的存在，示范意义还表现在，志愿服务是一条逐渐让自己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道路。 　　在“5.12”两周年到来之际，他向外界宣称，“我不是英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这里存在着。”他身后，有越来越多潜在的默行者。          两年的时光     5.12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倒数的日子里，都江堰雨水不断。城北馨居板房区改建了围墙，墙内的人们还在焦急等待着分配安置房的日子。这个有山有水的城市，物价很高，周末任意一条无名的小河边都挤满了喝茶、打牌、搓麻将的人群。只是在漆黑的冷雨夜里，不知哪里仍能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这是刘猛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们在板房区外度过的第一个“5.12”周年，去年的“5.12”，他们集体去了北川，在都江堰消失了5天。去年的8月4日，他们因为“板房区面临拆迁”而被迫撤出城北馨居板房区，但“妈妈之家”却并未解散，在附近租住了一套单元楼作为工作站，继续为目标居民提供心理服务。     刘猛对城北馨居受灾居民跟踪提供心理救援也将满两周年。2008年5月19日，刘猛等10名心理救援志愿者从北京飞赴灾区，进入“四川农大都江堰分校操场”安置点，建立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和灾区第一个帐篷学校。“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2009年3月8日随着再孕妈妈的增多而注册为“妈妈之家”，刘猛也成为驻守灾区时间最长的志愿心理咨询师。     “5.12”一周年的时候，他就被媒体频繁地问及一个问题：“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他没有理会那些为“英雄”准备好眼泪和欢呼的人们，淡淡地说“只是事情没有做完，就像用手术刀给病人拉开了一个口子，不能还没缝合上就跑了”。     只有在受灾群众反复“被咨询”，反复被各路来来去去的心理咨询师“半途”丢下的时候，他才站出来大声疾呼：“激情退却之后，援助才刚刚开始”。在灾区被称为“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那段日子里，他被媒体形容为“一个人在战斗”，对他个人做追踪报道的媒体塞满了板房区那几间狭小的工作站。     “5.12”两周年紧跟着“母亲节”，“妈妈之家”吸取一周年时的经验教训准备在成都和上海街头做“妈妈之花”的大型义卖，志愿者来自两地各个熟识或不熟识的民间组织。     5月6日下午，在四川团省委拿到活动的批文之后，刘猛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晓文去找成都义卖活动的总负责人、一个社区助残民间组织的负责人静做工作交接，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华西都市报社谈义卖活动的合作。     记者在这流水线上的一个节点好不容易跟住他，这是个奉行在灾区“不是坐着而是走着，不是用口而是用心”来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我叫刘猛，勇猛的猛。”跟人握手的时候，每一次他都很用力，眼睛定定地看住你，模样让人想起小时候看的图画书上的鲁智深，声音却又很平静柔和。 　　这天午夜，都江堰刘猛卧室里时钟的滴答声显得格外清晰。带状疱疹的疼痛从腰部的皮肉挠到神经，他半躺在床上，眼睛微闭，“到现在媒体还会为我而来，说明前期的报道没有挖掘到真正的东西，事实上那些报道确实没能真正进入我的内心”。语速语调一如既往地平静，这是一个他可以打开自己的时刻。          手捧灯芯的侍者     一篇刚刚为《华西都市报》赶制的文章摆在手边，“你看一遍吧，这是一个引子”，他说。文章中22岁的北川姑娘蒋玲，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和刚刚出生67天的儿子，还有13位身边的亲人。“如果说世界上最纯正无私的爱就是母爱，那么世界上最刻骨深痛的哀伤便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的哀伤，世界上最凄然无助的哀怜便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哀怜。”     蒋玲在自杀之前拨通了刘猛的电话。“那是一种对情感最深底层的触摸，我被这种漆黑下不时迸发出的更为漆黑的体验所震撼，震撼到窒息，那十几年的专业经验在她面前单薄到只剩下了无言的陪伴。……我渐渐失去了最后一丝的职业矜持。终于，我收起了心理专家的招牌，她成了妹妹，那是2008年底……”     这样的电话或现场，两年来他经历了20多起。“你曾经看到过在风中飘摇的油灯吗？如果你有幸做过那个手捧灯芯的侍者，你应该理解我呵护蒋玲时的感受……那是当一个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存活下来……我留到现在跟这个不能说没有关系。”间隔中他用沉默来代替。     他资助的一个8岁女孩郭子益，地震时为救姐姐被倒塌的教学楼掩埋。雨水的润滑下水泥板一点点滑落，为了保护她，姐姐班上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拖着断腿和断臂趴到她身上，在16个小时等待救援的时间里一点点地死去。     11岁的姐姐孔令维遇难；爷爷孔凡其抑郁成疾，2009年3月确诊为胃癌晚期；奶奶患上了严重的肺心病；爸爸孔祥清遭受精神打击，今年8月也确诊为鼻癌中晚期；妈妈郭闵在大女儿去世后开始厌食，一直靠吃生米来排遣内心的痛苦，至今已经吃掉了百余公斤。刘猛不忍用心理学的技术来帮她戒除怪癖，“没有了紧咬牙关的自我存在感，她的生命将何以支撑？”     按心理学的规范，心理咨询师需要帮助灾区的人们明白的是，地震带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和怎么办，并且次序不能颠倒。但刘猛知道没人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这场大地震到底意味着什么，无人可以言说，它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范围。”     只是2008年的5月19日，当刘猛到达都江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两个月后就回去”的计划是不可能了，他辞掉北京心理机构的兼职工作，不再想什么时候会离开。“好像完全没有选择，并没有经过思考，如果有选择的权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留下来。” 　　“哗地来了，哗地又走了。”他排斥这种“没有定性的躁狂状态”，用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对于违反这个心理学最基本原则的那些心理咨询师，他认为是缺乏对这个专业起码的敬畏之心。“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就变成了你本身。遵从它的规定性，才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土八路”方法论     在对灾民的援助上，刘猛倾向于自己的团队是“土八路”而非“正规军”。“未到达部署战役的目的地前，你经过一个村庄，看到小股日本鬼子正在焚烧房屋、奸淫妇女，你打不打这一仗？”他喜欢用这个假设来定位，“土八路”当时肯定顺手就打了，“正规军”则未必，他们有更严格的军人的职责。     地震后孩子们失去了学校，震后第十天刘猛就在都江堰市天府水云间帐篷安置点建立起“天府阳光学校”；迁入城北馨居板房区，丧子的母亲开始自然生发出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刘猛和志愿者们就开办“妈妈之家”，帮助和鼓励丧子母亲度过再孕期和抚养新生儿。在他看来，心理援助远不是简单地消除症状，而是要帮助居民恢复或重建生活秩序和精神支撑。     他摸索出的“灾后社区心理援助系统协作模式”也不是从教科书中照搬而来，而是基于在灾后的现实环境中对服务群体的需求的捕捉。这个模式与环境的对接体现在，将心理援助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基本单位放在“社区”，而不是“学校”、“机关”或“企业单位”；还必须把“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四个领域的人员协同起来，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城北馨居板房区里的200多位丧子母亲，在地震两周年到来的时候已经自然地划分为三个群体：60多个怀孕中的和已经生了孩子的；更多一直努力再孕却还没有成功的或再孕又流产的；剩下的就是年龄偏大、疾病偏重或已经离异，不可能再孕的母亲。     每天下午，年纪大多在30多岁的再孕妈妈们自发地从板房区来到附近小区的“妈妈之家”，妈妈们在外面的客厅流水线制作“妈妈之花”，孩子们就在志愿者的照看下进入堆满玩具的儿童房里睡觉或玩耍。     “妈妈之花”也来源于一个志愿者的女朋友的“发明”。妈妈们喜欢这种用彩纸折叠出的玫瑰花，刘猛和志愿者们就鼓励她们都来学着做，在灾后因为丧子而最悲痛的那段时期，这些手工小花的制作极大地转移了妈妈们的注意力，缓解了她们的痛苦。“妈妈之花”成为意义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对逝者的追思，也有对生之向往。     5月6日，10多个妈妈在自然分工的“妈妈之花”工作台上流水线作业，一边热烈地用四川话交谈。每个爸爸、妈妈、孩子的到来，都会引发满堂的欢笑。6个新生儿在志愿者雷梅等和妈妈们手中传递着，志愿者熟练地给孩子们换尿片、灌奶瓶。儿童房里最热闹的“节目”，是看年纪最大的宝宝喻延蹒跚学步。     再孕失败或丧失再孕能力的妈妈一般不会去“妈妈之家”，项目负责人雷梅几乎每天都会去板房区做家访。刘猛也是隔几天就会去吉园的“重点家庭”看看。这些“重点家庭”的成员不见得是有特别严重的心理疾患，也可能是地震本身把他们拖入了具体的生活困境之中，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精神压力。     5月8日，刘猛走进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散步的孕妇、抱着新生儿的妈妈、上学的孩子、打乒乓球的中年男人，每个遇见的居民都热情地称呼他“刘老师”，他则叮嘱孕妇记得去“妈妈之家”，在新生儿“坤哥”面前扮鬼脸，还有给上学的孩子找糖吃。 　　他去探访一个“重点家庭”，92岁的老母亲一直拖着他的手，眼神像看自己的亲儿子。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地震前就已离异，带着老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老母亲地震后一直害怕住楼房。家访中他得知今年“5.12”之后这个家庭可能就要搬家，他除了答应女主人帮助搬家的请求，还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减轻老母亲对楼房的恐惧。          “无子母亲”的阴霾     5月8日，志愿者李丹丹从广西坐火车回到都江堰，自去年8月离开“妈妈之家”后第一次“回娘家”，为的是兑现陪一位丧子母亲陈丽蓉过母亲节的诺言。     在这母亲节的前一天，丹丹在吉园外的超市买了鸡蛋、红枣和芝麻糊，去看望另一位妈妈殷丽君。46岁的殷丽君的小女儿在地震中遇难，大儿子已年满18岁，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已不可能。志愿者雷梅比殷丽君的女儿小两岁，便认殷丽君做干妈。     曾是雷梅搭档的丹丹，在板房区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着殷妈妈的家，一眼看见脚步匆匆迎出来的殷丽君，便张开双臂飞奔过去，像妈妈和女儿一样拥抱在一起。     去年丹丹因为妈妈突然检查出癌症晚期而急急离开“妈妈之家”，殷丽君等妈妈们听说了之后给丹丹的妈妈做了一束“妈妈之花”，并嘱咐丹丹把“妈妈之家”的故事好好地告诉妈妈。     殷妈妈的丈夫和儿子在电视机前吃晚饭，两只小狗，一黑一白，在饭桌前打架。殷妈妈顾不上吃饭，拖着丹丹的手坐在床沿上说话。     殷丽君和陈丽蓉是刘猛最担心的丧子母亲中的第三个群体：不可能再生育的无子母亲。“如果说再孕和再生产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希望，而再孕失败的母亲则处于对困难的焦虑之中，无子母亲则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对无子母亲的角色认同是最大的困难。”在度过了“稳定情绪”和“消除症状”的时期之后，这一群体即将在震后两周年开始“角色认同”和“重建生活”。两年后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趋于平淡，“丧子母亲”不得不接受“无子母亲”这个角色，“对于这个群体的困难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那是无止境的阴霾的天，不是狂风暴雨。”对此刘猛也找不到答案：中国的妈妈很难有自我实现的意愿，夫妻生活靠子女来维系，失去了养育子女的时间和这一根本意义，他们的后半生还有什么可以依托的生命价值？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心理援助的“症状”的范畴，而进入了人的存在意义本身。刘猛在文章里写，“有人说，治疗哀伤最好的良药是时间。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种捱过，对于那段时间，仅有的一个表征生命状态的词语就是‘活着’，那是一具具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他求助了自己的老师，老师说治疗哀伤最好的良药不是“时间”而是“生活”。 　　但如何能够帮助不能抚育儿女的妈妈们从“活着”进入“生活”，老师没说。他在想像着妈妈们重新获得幸福感的那个时刻。          “专业志愿者”学校     “妈妈之家”目前保持了一支十几个人的志愿者团队，没有假期，早上9点钟的早会之后，各人开始运转手头的工作，一直到午夜才休息。     “妈妈之家”的服务项目从一开始的对丧子母亲进行心理援助扩展到贫困、单亲家庭儿童的“经济、亲情、心灵三方助养”，再扩展到十局小学的心理工作室的建立，还包括了对志愿者和学校老师的心理援助的培训。     新一批加入的志愿者服务时间都要求在半年以上，目的就是要维护团队的稳定性。和其他志愿者团队一样，除了刘猛这个“70后”，“80后”是这个团队绝对的主体。与震后一周年相比，这支团队已渐渐从激情回归到理性。     志愿者的生活本身是非常枯燥的，常常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刘猛认为衡量一个真正的志愿者的标准是，他是否为灾民而非自己的需求而来，以及他是否具备为灾民服务的能力。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志愿者不是来做好人好事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     震后那一年，每个志愿者来的时候大家都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又抱头痛哭。刘猛却从来都很平静，志愿者来他也不激动，走他也从来不送，也不哭。这常常被志愿者形容为“冷漠”和“铁石心肠”，他却觉得“跟他们好像是在两个世界”。     “你相信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你是为自己的情感体验而来，还是为受灾人群的需求而来？这是一个志愿服务的基本命题。”而现在这个团队更能跟他的内心相吻合。      刘猛也认为这个团队和那些有假期、每个月有两千多块志愿者津贴的志愿者团队根本是两个群体，“做项目和做志愿服务不是一回事”———“我们的驱动力是内在的，自己想干，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却不拿津贴；而做项目的更像一份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拿津贴，还会为休假争吵。”但前者的人员稳定性也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他设想的最佳方案，他正在探索的一种方式是，给志愿者提供更好的培训和服务，而不是给他们津贴，让他们在爱心、实践和技能上获得提升，得到自我实现的内心的满足感和专业技能的成熟。     5月8日和9日，他从香港灾后心理辅导协会请来了两位“N LP(身心语言系统)执行师证书培训课程”的培训师，免费给“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上课。学员们将通过120个小时的严格培训，通过考试者将获颁“N LP执行师”的证书，更好地处理灾区服务对象的情绪引导和心灵需要。“这个培训在中国内地的市价是每人7000元以上人民币。”刘猛说。     他的计划里，“妈妈之家”未来会招聘少量的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和为志愿者提供服务，主体仍是志愿者。这里既是一个为灾民服务的志愿者组织，也会成为一个志愿者培训基地，考取心理咨询师证和拿到民政部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下发的志愿者资格证也会成为一个要求。     志愿者也是一门“专业”，而未来我们这里，会成为一个培育“专业志愿者”的学校。再发生大的灾难，从这里走出去的志愿者就随时可以出发为灾区提供专业的心理救援。 　　两年来他为“妈妈之家”已经“自掏腰包”投入了20多万元的资金，机构的运转经费，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朋友的资助和一些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为了掌控项目的方向，他甚至拒绝过主动送上门的项目资金。“我还是不太愿意花别人的钱，万一给人花不好怎么办？”          潜在的默行者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刘猛和“妈妈之家”正在成为灾区持续进行心理援助的典型。他却说，“如果别人说我另类，我反而觉得我很正常。如果别人说我高尚，就像说这个人从来没偷过东西一样。这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最基本的工作。”     他在自己两年的志愿服务中更直接地体验到了国人内心的三大缺失：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自己内心的信念和整个民族的信仰。“一个人的信念是最重要的。我的信念就是信念本身。”     事实上这两年来，他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内心，“这双眼睛始终是在向外看的”。他践行老子的“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世”，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出身的他两年里越来越沉默，“真正的援助和教育靠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说”。     他借鉴香港做法发起了“5.12默行者”的活动，在5月12日这天，组织512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都江堰既定路线默哀行走5.12公里，以此纪念地震两周年，并缅怀故人，鼓励后人奋发图强。活动最终改为这天由志愿者从擂鼓镇走到北川县城，“只有沉默才是对逝者最敬重的哀悼”。     事实上他脑袋里的图景分这样几个层次：对灾民具体的援助是第一个层次；在援助的一线收集一手资料，给后人留下真实系统的档案是第二个层次；在援助中建立有效合理地利用资源的模式和机制是第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是为公民社会做出一个示范，“公民不是去要求权利和自由，而是一种责任和承担。而志愿服务正是一条可以让自己逐渐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道路”。     北川丧子母亲蒋玲成为这个图景中最完美的一个个案。在刘猛等志愿者的援助和摄影机的记录下，她的精神状况一天天转好，终于有一天，她说———“我要帮助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妈妈。”2009年3月8日，“妈妈之家”因这句话而成立，蒋玲也从一名受助的妈妈，变为一名援助别的妈妈的志愿者。而如今，她已回到北川担任一个水泥厂的部门经理。     刘猛记得，蒋玲常说，是“妈妈之家”的妈妈们救了我。而“妈妈之家”的妈妈们常说，是蒋玲救了“妈妈之家”这群妈妈……就像现在志愿者李丹丹的妈妈和殷丽君等“妈妈之家”的妈妈之间的互相扶持。     5月9日，母亲节。“妈妈之家”的妈妈叶红梅、刘江琴和肖成燕，助养孩子郭子益和许中正跟随刘猛赴成都义卖“妈妈之花”。这天成都下了很大的雨，七八十个各个组织的志愿者在宽窄巷子、文殊院和南门义卖点驻守坚持。募集来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在玉树和北川建立新的“妈妈之家”，帮助更多地震中的丧子母亲。     这些人都是刘猛眼中潜在的“默行者”。     “什么是‘默行者’？他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仅仅去说，而是去做，在实践中真正地去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之家’和我刘猛都不是孤案，而是一种端倪。”

称最

	有条件的贝侬多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