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本研究壮文化的好书---《壮族稻作农业史》（附序言）

河池蛮人

	《 壮学研究丛书》 序 张  声  震 壮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她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旧中国，偌大一个壮族，世人知者鲜有。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数千年的民族压迫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才使壮族得以复苏，从而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间、地区间、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壮族也日益为世人所知了。尤为可喜的是，国内外学者从事壮族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也渐渐多了起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 年，广西建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机构，专门从事以搜集整理出版壮族传统文化遗产为主的事业，经过 10 年来的摸索开拓，艰苦创业，道路已经开辟，取得了初步可喜的成果。这些新成果，与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个学术机构所搜集整理积累的资料加在一起，为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广西、云南壮学社团已先后建立起来，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对壮学研究起到组织与鼓舞的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壮学研究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壮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学术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使人感到，一个壮学研究的高潮即将来临。但实事求是地说，以现有的对壮族的研究成果与壮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都还是很不够的，严格说，只不过是研究的开端而已。将壮族是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的原来面貌再现于世，应是当今从事壮学研究者的任务。这就要求有志于壮族研究的学者不要满足于以往已取得的成就，应更进一步从考古、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的领域去系统地探索，以求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勇于进取的民族，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她从不排斥外来的先进文化，她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接受汉族文化最早的民族之一。在当今改革开放潮流中，她必然更勇于吸取国内外各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丰富自己。同时我们还应知道壮族固有的民族特性仍然存在，在历史长河中她并未因长期遭受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恩格斯说：“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上的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 恩格斯是在100 多年前说这番话的，他发现了永恒的真理。鉴古推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当今对外开放潮流中，壮族必然会更自觉地以自己优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优越的地理经济条件参与时代竞争，以图谋民族的发展、繁荣、昌盛！ 基于以上原因，亟需把壮族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适应当代民族研究的要求和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鉴于此，笔者经过长期思考并征询了许多壮学学者、包括一些长期以来热心支持壮学的区外老专家、老同志的意见，撰写了《建立壮学体系刍议》一文（见《广西民族研究》1997 年第1 期），倡议建立壮学体系，并提出为建立壮学体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指出为壮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创造条件，是建立壮学体系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当务之急是：第一、要办好壮学会；第二、建立壮学研究基金；第三、做好《 壮学研究丛书》 的规划与出版工作。《壮学研究丛书》 始于 1992 年，当时定名为《 壮族研究丛书》，商得广西民族出版社的支持创办，已出版了苏建灵的《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正在付印出版的有粟冠昌的《壮族土官制度研究》、李富强的《壮族传统文化探秘》、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为适应壮学研究发展和壮学体系的建立，从现在起，必须更加有意识地做好《 壮学研究丛书》 研究课题与出版的规划，使《 丛书》 为壮学体系的建立、完备这个远大目标服务。《丛书》向国内外对壮族有较深入系统研究能力的专家学者征稿或约稿，课题可自选或协商酌定，出版费用一部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承担，一部分由壮学基金酌予支持，稿酬酌定。《丛书》的创办，旨在鼓励、支持有志于壮学研究的学者深入、系统、精心钻研学问，一旦取得可喜成果，其著作出版问世，为壮学作贡献，当是有希望的。            1997 年 5 月 游 修 龄 序 自从 70 年代中期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了距今约7000 年前的大量炭化稻谷以来，长江下游和中游近 20 年间又陆续发现许多含有炭化稻谷的遗址，其年代从距今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纪录，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中心观点。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前，虽然各地新石器遗址中也曾有不少是有稻谷出土的遗址，都因它们的年代晚于黄河流域的遗址而不特别引人注意。河姆渡遗址以及以后陆续发现的许多遗址，使情况起了很大的转变，吸引了考古界以外的历史学、农业史、水稻遗传、作物驯化、历史地理、历史语言等多种学科的学者都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因为事关中国和亚洲稻作的起源问题，不仅是国内，也引起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参与研究和交流。 这一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复杂，开始的观点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是中国稻作的起源中心，继之有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稻作起源的中心说。就稻作本身而言，有主张太湖流域出土的稻谷是籼粳尚未分化的混合体，随着水稻的传播而逐渐分化为籼和粳。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太湖地区出土的稻谷，不论其外形似籼似粳，都是原始的粳稻，至于籼稻则起源于南洋一带，然后传入中国。早先主张亚洲稻起源于沿喜马拉雅山南麓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起源中心这个观点，遭到挑战甚至被认为过时。目前在日本最流行的观点是以佐藤洋一郎为代表所提出的上述籼粳起源二元说，并因此而连带提出多年生野生稻本身也有籼粳之分的观点。研究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手段以外，加入了现代的孢粉分析，同功酶酶谱分析，植物硅酸体分析以至 DNA 提取等。反映了研究工作的多面化和活跃程度。但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彼此不同的观点仍在继续探讨研究中。 在长江中下游起源说以及籼粳二元起源说这种热烈的学术争鸣背景下，僻处西南两广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它们与稻作起源的关系问题，却显得相对寂寞，偶有涉及，亦语焉不详。覃乃昌先生的这本《壮族稻作农业史》 的问世，却异军突起，给长江中下游起源说和籼粳二元起源说的热烈争鸣，送来一份意外的弥足可贵的礼物，也是一份给人们在兴奋思考中的清凉剂，即启发我们不要把目光只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也需要同时有联系地考虑西南少数民族的史前稻作与中国稻作起源的血肉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在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的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起源问题，只是研究者们大抵采纳了流行的观点，即秦汉大统一以后，引起长江中下游的百越族纷纷向西南迁徙，从而把稻作带向西南。这样，少数民族的稻作起源成了长江中下游稻作向四周扩散的余波，这样一来就不及长江中下游本身那么重要了。《壮族稻作农业史》的出版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和挑战。 由于覃先生本人是壮族的民族学研究者，精通壮语和汉语这一有利的双语条件，使得本书的出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本书分成上下两大编展开叙述，上编七章，专论壮族与稻作农业的起源，下编则缕述壮族稻作农业的历史发展脉络。上编是从历史语言的角度切入稻作起源的主题，内容包括汉语稻的底层词、籼型稻（作者主张籼稻起源于西南）、当地考古发掘所见的新石器稻谷加工工具、稻田耕作工具、历史语言地名学的依据、左右江和邕江流域作为起源中心的论证，以及壮侗语族稻词的传播和稻作的传播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叙述，充满了新意。 作者从壮侗语出发，论证稻作起源，涉及汉语与稻作有关的!、糇、膏、"、#、$（糯）、籼、粳、%、&、那、峒等汉字，这些稻词从汉字的角度看，都是形声的词，无义可会，即使试图加以解释，除%、&以外，都容易望文生义，引起误解。例如《山海经·海内经》 说的“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璞的注说膏是“ 言好味皆滑如膏”，显然是直接按汉字膏的义去理解，不知道“膏” 是壮语的汉字音译，便不得要领。《 说文》 共收有关稻的词 9 个：#、稻、’、$、"、(、粳、!、%。除稻之外，其余 8 个都可从壮语（古越语）获得阐释。笔者以前对于“ #” 字一直存疑，觉得不好理解，但本书释“ #” 为壮语之“ 火” （ 音费fei），指出壮语的陆稻称“kao fei”意即火稻、火米，亦即陆稻。由此其义即豁然可通，而且称陆稻为火稻，更反映出原始刀耕火种的特点。 本书作者又指出《 诗经·大雅·公刘》 中的“ 乃裹糇粮”之糇，亦属古越语，壮侗语中的糇可兼指稻、谷、米和饭。要知道，词义愈泛指，表明其历史愈久远，专指的谷、米、饭等是以后慢慢分化而成的。因而《诗经》之有“糇”，是古越语融入黄河流域古汉语的证据，估计有 3500 年以上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水稻自南而北传播的旁证。至于作者把“ 膏”（ kau）的语言远溯至距今 7000 年以前，是否如此，可备一说。 作者考证“$（ 糯）” 和“ 那”（ 壮侗语“ 水田”） 同源，最初的水田是因种植糯稻而得“ 那” 的名称，分析得很详细而富有说服力。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可以与渡部忠世先生的“糯稻文化圈”说相印证。渡部忠世在 60 年代曾对泰、缅、老挝、云南边境一带进行过深入的调查考察，发现这一带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但他们都以糯米为主食，因而他绘制了一张糯稻分布的地图，从文化的视角，称之为“糯稻文化圈”。我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认为以糯稻为主食的范围，在历史上要远较渡部所绘的地区为大，从东南沿海、华北直至日本莫不皆然。古代的稻原名’（音杜）。汉代的军粮和行旅者随身携带的干粮，称“)”或“糗”，或“)糗” 连称，即本书所指的糇粮，是用糯米蒸熟或研粉而成，一直传至日本、朝鲜都如此。 本书上编第六、第七两章和下编第八章是紧密联系的。作者通过这三章的叙述，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的视角入手，综合起来提出壮族地区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的观点。作者从当地纵向的人类学演进历史指出距今 10 万年前的马坝人，到5 万年前的柳江人，到 3 万年前的麒麟山人，直到甑皮岩人与旧石器晚期人，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而与东越文化的特征虽有相同，却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提出西越并非东越迁徙而来，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像西越有极其重要的铜鼓，而东越没有，即是很明显的不同，西越与东越的言语也不相通。 其次，考古发掘方面，从 14 处新石器早期贝丘遗址出土有稻谷加工的工具如石杵、石磨盘、磨棒等；炊煮工具如陶罐、釜、钵、瓮等；又有 60 余处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的耕作工具如石铲、石斧、石锄、石凿等，以之论证壮族地区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反映了作者对于稻作的起源是持多中心观点而不赞成单中心起源的论点。 作者又举左江绵延 200 多公里的崖壁画为例。尽管对这些崖壁画的解释，众说不一，但作者把视线瞄准壮族以蛙为图腾，蛙和稻作需求雨水这一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崖壁画上的人形动物实际是模仿立蛙的群体舞蹈场面，并且可以同现今壮族的蛙婆节沟通起来理解。又，红水河中游的蚂*节，用竹片扎成青蛙状，如舞狮一样模仿青蛙跳跃的舞姿，还有铜鼓舞等，都可视为是崖壁画崇拜祭祀内容的孑遗。这样的解释可认为揭示出崖壁画的本质。 对于众所周知的石灰岩地区碳—14 测定年代偏早的问题，作者附带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经过校正以后，早期的贝丘遗址年代约距今 7600—9000 年是可信的。 在横向的民族学比较方面，作者指出，泰、老、掸、阿含（印度阿萨姆） 等族人民，在体型、体格特征方面，经测定分析，都很相似接近，他们的语言也相同相通，住同样的干栏房屋，同样的青蛙、雷神、田魂、牛魂崇拜。这些观点和渡部忠世主张的阿萨姆、泰、缅边境至云南的起源说不谋而合。但渡部忠世是主张单中心起源的，作者则认为这一带是起源的中心之一。 近几十年来新石器时期出土有稻谷的遗址累计已达 110 余处，虽然多数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但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北至黄河流域，南至广东云南，除了大西北非稻区之外，几乎遍及南北各省，惟有广西（和贵州） 例外，迄今为止还没有稻谷遗存出土。正因为如此，引发了覃先生研究和著作本书的动机。本书采用了民族历史语言、民族迁徙和考古发掘所见的工具等，间接论证了本地区稻作的起源，如以上已作扼要介绍。由于没有发现稻的遗存是个很困扰人的问题，作者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指出这是壮族地区稻作农业考古的遗憾，但并不影响作者所持本地区是稻作起源地之一的观点。覃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很谦虚地提出，要我在序言中畅所欲言，如有不同的观点，不要回避。借此机会，谈一点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不一定就对。因为稻作起源是个牵涉面很广、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不同学科、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交流启发，才会逐步接近客观实际，而且这种探讨很难在某个时候作出从此正确无误的结论。 本书指出，柳州大龙潭和东兴贝丘遗址等出土的劳动工具，80% 以上是渔猎工具，而原始农业工具不到 20% ，本书认为这些工具即是稻作的工具。对此，我以为要从贝丘本身去理解当时人们的膳食结构，贝丘的发达意味着人们营养所需的动物性蛋白质来自这些螺贝类，因为它们是就地最方便的给源。蛋白质的给源解决了，剩下只是维持体力劳动所支出的热能消耗。如所周知，广西的块根、块茎类植物资源如薯蓣、魔芋、芋等，是极其丰富的，这些植物的栽培加工要比稻作简便容易，这也是根茎类作物先于禾谷类驯化的普遍规律。石磨和磨棒与其说是稻谷加工工具，不如说是根茎类的加工工具更为合理。根茎类的蛋白质含量极少，不足以供人体发育和代谢所需，但它们与螺贝类相搭配，是天然合理科学的膳食结构。只有当住所周围半径内的贝壳类资源因食用过频，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恢复能力时，人们就转移住所，另找贝类丰富的地点定居。贝丘遗址的分布，说明了这种反复的实践，曾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慢慢地人们终于找到了像水稻这样含有优良蛋白质的植物（ 尤其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直接从食物摄取的赖氨酸），加以驯化，产生了稻作农业，取代了原先的根茎农业，组成了新一轮更为持久的、合适的膳食结构，进入了稻作文化阶段。 另一方面看，如果贝丘时期已有稻作，那末随着遗址的发掘，应该相应地会发现稻谷遗存，很难想象贝丘遗址陆续发现，却始终不见稻的遗存。如果伴随贝丘的农作物是根茎类，含水量极高的块根块茎或已成粉质的淀粉，当然不可能碳化保存下来。解答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可以不需要稻谷实物，同样可以知道是否有稻作农业。那就是从遗址的土壤中或陶片取样，寻找水稻叶片有机质分解以后，遗留下来的运动细胞植物硅酸体，这种植物蛋白石是不会分解的稳定晶体，可以与非水稻的禾本科其他植物的硅酸体相区别，而不致混淆。而且又因籼和粳的硅酸体形状不同，还可以鉴别籼和粳，此项工作，国内已在太湖地区的遗址开展，用来鉴定贝丘遗址同样可以解开这一疑问。 游修龄序本书下编除第八章“新石器时代西瓯骆越先民的稻作农业”和第九章“先秦时期西瓯骆越的稻作农业” 较多考古的论证以外，从第十章起，顺次叙述秦汉至南北朝、隋唐至宋元以及明清时期的壮族稻作农业。因已进入文字记载时期，历代的文献资料逐渐积累增加，继之地方性文献也陆续出现，作者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加上壮族独有的史料，给予系统的综述分析，呈现出以前所未见过的地区性稻作农业面貌。 在中国史料中，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常很混乱，并且夹杂着蔑称和曲解。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一一予以纠正。如两汉至南北朝史书中所谓的乌浒、俚、僚等称呼，作者指出实在是汉字对骆（lio）的快读或慢读的记音，是同族的异代异称。又如宋代出现的“壮”即“僮”，来自布依族“ 仲” 的自称，仲或僮即汉字对峒或洞的记音。峒是指居住在同一个峒（ 类似汉族的村） 的种稻之人。明清时出现的“+”，是壮语“土官” 的意思，文献中常多污蔑性的曲解，应予澄清。由于有史以后，中国的稻作农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汉族和壮族的稻作通过不断的交流，愈往后所取得的一致性愈超过差异性，从而有分歧的理解也渐趋一致。反而是愈早期的史实，因史料的缺乏，成了今天陌生而多分歧的理解，这从本书的前半部和后半部充分得到反映。 总的看，本书作为壮族地区的稻作农业史，在全国还是第一部。它全面、细致地反映出壮族地区的稻作农业是怎样产生、怎样传播影响到汉族的稻作，又怎样接受了汉族的稻作和后期其他作物的影响而逐渐融合为一体，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区稻作农业专史。它不仅给壮族地区稻作史作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同时也给其他地区的农业史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范例。从局部看全国和从全国看局部，是两个不同的视角，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的曲折而丰富的巨大成就。虽然某些内容的考证和观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在探讨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没有争鸣的学术是不会有进展的停滞的学术。 1997 年 5 月 1 日于浙江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