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

度莫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上) 清末时期，由于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加之清政府对民族地区统治策略的局部调整，使得广西的各族关系在此期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清末广西的民族关系已经跨越了国内的范围，不仅突出了政治领域内各民族的互相协作，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也在心理上使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得到升华，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高度，凸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虽然前人已经就此作出了初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其研究还是很粗糙的，没能够真正把握清末民族关系发展的实质与特点，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希望能够就此略陈管见，借以引玉抛砖，恳请方家教正。 一、各民族共同反侵略反封建 鸦片战争及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代表着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转型。此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转变为整个中华民族与侵略势力及其走狗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侵略反封建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广西各族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进入西林县境传教，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到了中法战争前后，广西成了对阵法国侵略的前沿阵地。这时法国侵略势力大大增强，宗教势力也加强了对广西的渗透，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洋教运动的高潮。如在上思地方，汉、瑶、壮各族人民在地方士绅的带领下，发起了反对传教士意图帮助法国侵略的斗争(PP.853-856)。在贵县，为了抗法，知县焦肇骏奉命招募壮丁，任命李亚英管理。李亚英集合数百人群趋桥墟三板桥捣毁天主堂，并绑走司铎等(P..314)。在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中，汉、壮、瑶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英勇杀敌。在整个中法战争的参与部队中，冯子材的“萃军”、徐延旭和苏元春的桂军、唐景崧的景军、刘永福的黑旗军，都是由汉、壮、瑶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他们互相协作，联合抗敌，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说，在整个清末时期，广西的汉、壮、瑶、苗等各族人民在反对外国直接或间接的侵略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伴随着清政府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广西各族人民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封建斗争。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就在广西的东南部山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来自广东的客家人，也有大量的壮、瑶族人民，他们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捐弃前嫌，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在此期间，两广爆发了大成国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继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在南方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天地会反清武装大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革命并驾齐驱、相互辉映。在这场起义中，汉、壮、瑶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在我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绚丽的篇章。此后，天地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到了同盟会成立以后，又领导广西汉、壮、瑶各族人民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比如发生在1907年的钦廉起义，就是在三那地区爆发抗捐斗争的前提下开展的，由于清政府对抗捐斗争实行了十分残酷的洗劫，“以致革命党更易煽诱，并以仇官为名，遂有七月廿六防城戕官之变。”(P.17) 在清末社会发生变革的大背景下，广西各族人民自然不自然地要围绕着这一因素思考本群体的利益关系问题，从而做出符合这一现实的行动。反侵略反封建是清末广西各族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他们在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必然会团结起来共同抗争，这也是清末广西民族关系的重大变动。 二、民族居住格局的进一步杂居化 明清时期，广西的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壮侗语族人民。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广东、福建的人民大量涌入广西，民族联系空前加强。同时，由于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汉族民众尤其是客家人大量迁入桂西地区。于是广西东西部的族群关系格局发横了巨大的变化。这一进程在清末使其迅速加快，使得各民族的杂居现象更加普遍。 广西东部和北部的桂林、平乐、浔州、梧州等府，汉族逐渐成多数，壮、瑶等少数民族逐渐减少，仅存于偏僻的山地丘陵之间。如平乐县明代时“凡六里，民村一百二十五，瑶村七十一，壮村一百零四，统安之，村凡三百。”至清末光绪年间，“生齿日繁，其民村之星罗棋布于六里间，周围且密。即诸夷种类，亦多渐染华风，大变其夫昌舌鸮音之陋将，旧所谓瑶村、僮村者，今无几焉。”(PP.16-17)可见，经过二百多间的发展，到清末时，汉族逐渐向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大部分的瑶、壮族已经为汉族所同化。而在桂林府属的龙胜少数民族聚居区，就有很多湖南移民迁入，甚至使当地的土地问题紧张起来。梧州府属各州县，明时少数民族众多，至清末所余寥寥。在苍梧县，壮人“居外峒者与民杂居，深山者与瑶杂”(P.179)；藤县仅偏僻之地尚有少数民族，“濒河者曰鱼蜑，操舟猎鱼为业，与人无争。在山者又多瑶、僮，耕作采樵，性悍嗜利。瑶在永顺乡之二十一二都及永化乡二十五二十八都。至于大黎里、杨峒里、大任里，皆壮人也”(P.180)；容县瑶与壮杂处，“所居曰六便六青曰龙坟山鸡笼山东叶山东瓜山石羊山横山，各有酋目隶属，而石羊山独蕃盛”(P.180)；岑溪县“连城乡上里维平等等二十村，中里为大峒等四村，下里为佛子等五村，皆瑶人所居”(P.180)。浔州府位于郁江和黔江交汇处，境内大藤峡方圆600余里，含贵县、桂平、平南、武宣四县，明朝时为瑶、壮聚居地，清时虽有大量的汉族迁居此地，但少数民族依然很多，且聚居连片。如壮人在桂平者“惟宣一二里有之，十罗九古皆僮村也”；在平南者“川一、川三表里村落多有之”；贵县郭北北山、水南、水北、山北、诸里皆有僮人；武宣“则在北乡之盘古、牛栏等村”。此外，贵县的北山里、山西一里、山西二里、山南一里“皆僮居”。当然，这一地区也有瑶族的分布，如贵县郭西里“民瑶杂处”；桂平“民瑶杂处”；平南 “鹏化、大同二里，瑶村居多”；武宣东乡里“瑶、僮、山子杂处”，“峡江、花灵、花周、花樊等村有之”。在整个大瑶山地区，聚居着广西瑶族的多个支系，是全国最大的瑶族聚居区。而此时迁居此处的壮族，则大多已被汉族同化。 桂西左、右江和洪水河两岸，历来为壮族聚居区，虽然宋元以迄明清，历有汉族或因戍边、经商，或因犯罪流放而进入这一地区，但多为壮族所同化。明末清初时，南明政权失败后，有一大批汉族士兵流散于桂西各地，加之当时逃难的百姓，他们无法立足于平地，便分散居住在山区，成为独特的“高山汉族”。 民族区域分布格局的变化，使得广西各民族之间的杂居现象渐趋普遍，进一步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侵略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代表近代广西民族关系的新发展。 三、区域商品经济联系的增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大量涌进中国，各种洋货逐渐深入到广西的民族地区。同时，由于族群格局的进一步杂居化，也必然会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 一是经济交往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前，广西各族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交流的主要是生产工具等生产性的商品，以及少量的日用品。伴随着洋纱、洋布、洋杂的大举侵入，广西民族地区深受影响。连当时的广西巡抚张联桂也不得不坦认“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P.387)。这亦说明各族人民深受外来消费品影响的程度。同时，大量的汉族商人深入壮峒瑶山，把谷米、油类、香蕈、竹笋等土特产品交换出来。如在桂平瑶山地区，运出的山货即有玉桂、苓香、香茹、稻米、材木、腊笋、生姜等多种(PP.2235-2236)。同时也运进食盐等消费品。 二是专门贸易场所增多。北方立期为市，谓之集，岭南则称墟。如在桂西宁明州“城东门外江干另有墟，系一四七墟期。此墟菜蔬略有，而以米为大宗，缘上龙土司所辖之窑头各乡，民多种蔗造糖为业，米出不敷所食，皆赖宁明州米为之接济。”(P.66)足见上龙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商品性农业。整个百色厅属地区就有圩市59处之多，其中厅直属圩市15处，恩隆县24处，恩阳州判17处，上林土县1处，甚至连下旺土司也有2处，其中“那海墟司署前以寅申己亥日成墟，近乡集趁平时约逾千人”。足见当地商品交换之兴盛。而在汉、壮、瑶杂居的桂东地区，圩镇更是蓬勃兴起。浔州两岸即有仓梧之戎圩，平南之大乌，桂平县城和江口，贵县大圩等。仅就江口而言，这里旧有瑶圩之称，附近仍有瓮瑶、上瑶、下瑶等瑶胞后代居住。这里一方面把从佛山运来的洋货销往红水河流域，也把收购的土特产推销海外.

流无风

	为什么汉化的桂东人一直不肯认同而歧视我们壮族呢

粤西土著

	好文章！

土著虎尾

	明清时期，广西的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壮侗语族人民。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广东、福建的人民大量涌入广西，民族联系空前加强。同时，由于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汉族民众尤其是客家人大量迁入桂西地区。于是广西东西部的族群关系格局发横了巨大的变化。这一进程在清末使其迅速加快，使得各民族的杂居现象更加普遍。 广西东部和北部的桂林、平乐、浔州、梧州等府，汉族逐渐成多数，壮、瑶等少数民族逐渐减少，仅存于偏僻的山地丘陵之间。 痛苦啊！

季人

	QUOTE: 以下是引用流无风在2009-1-11 23:41:30的发言： 为什么汉化的桂东人一直不肯认同而歧视我们壮族呢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土著虎尾

	在清末广西地区，伴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传入，在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合作中，壮、瑶等受少数民族逐步汉化。记住啊。

伤疤好咯

	呵呵 我胡说八道的

钻山豹

	QUOTE: 以下是引用伤疤好咯在2009-1-10 15:14:20的发言： 呵呵 好文献!"每圩省七个铜版可以做汉族了 什么意思。不明白

度莫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 四、民族同化进程加快 民族同化就是指民族在交往过程中，丧失自己民族的特征，接受别的民族的特征，变成倍的民族的组成部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在清末广西地区，伴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传入，在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合作中，壮、瑶等受少数民族逐步汉化。当然，也有少量汉族为其他少数民族所同化。 一是语言使用的同化。族群间最为明显的文化差异通常表现在语言方面，如果语言不相通，距无法进行思想交流。壮、瑶诸族在与汉族交往过程中多熟习汉语，如桂平县壮人“对客言，则作粤语；与其俦类言，则啁嘲，操土音也。”而瑶人与广东的民众相邻的可以说粤语，与桂林、湖南相邻的可以说官话，其余所往各处，无不随地而变(PP.1165-1166)。又如在桂西的宜山县，壮族在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得不学习汉族的语言，日久天长，壮族便会讲汉语了，甚至在心理上已经对汉族有所认同(P.6)。同时，由于壮、瑶诸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便借用汉字用以纪事，甚至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如在桂东的贺县，壮人“敦诗说礼，所在皆有。身列胶痒者，后先相望；由明经孝廉入士籍者，且相接踵。皆知教子弟读书识字，几不辨其为僮矣。”(P.70)瑶人“今亦知向学应童子试者矣。即居山冲者，间有延识字汉人为师课子弟。”(P.70)在武宣，“迩来士大夫家诵读相尚，瑶僮子弟亦知慕学，骎骎乎易固陋为彬雅矣”[8]。咸丰年间，贺县人黄彤甫避乱入大桂山。山居无所事，就召集数位瑶童，教导他们读书写字，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赵坤元者。后来动乱平后，黄氏即回归乡里设馆教学，赵坤元亦负笈来从学。七年后，黄氏公车晋京，馆解，赵坤元始归山，并有与友人相和诗词传世，成为一时佳话[15](PP.304-305)。 二是风俗习惯的同化。民族风俗习惯是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受本民族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为着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在各种生产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中长期传承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由于受主体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会在风俗习惯上向主体民族靠拢。在清末广西历史上，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多受汉族的影响。如在桂东的贺县，“僮人散处乡村，衣服饮食与齐民无异，惟妇女服饰稍别。……至于妇女，从未有负戴入城市者。即各乡墟集，亦罕见。”(P.70)瑶人居乡村者“与汉人比屋，则服饰无或异” (P.70)。在象州，“僮与蛋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P.223)。在浔州，“年来瑶僮各种皆避处山峰间，与平民往来者，其风俗亦非同往昔”。这说明，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桂东的壮、瑶族民众已大都认同汉族的服饰文化，而弃置了本民族固有的服饰文化。少数民族民众在居住文化上也逐渐受汉族的影响，道光末年，有人就此评论道：“昔年，瑶俗依山架木，覆以青茅，人栖其上，下顿牛畜。竟夕围炉蹲坐，倦则蜷卧一巨树，无床席帱帐之具。近年渐仿汉式，但颇低小，床席帱帐亦皆设备。若金秀银秀等，则陶砖粉壁，掩映山林，器物华饬，与平民富室颉颃，欧美制作罗陈厅事矣。”(PP.1162-1163)当然，也许最具有同化意义的风俗变革就是“浪俗”的涤除了。在桂平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宣姜各里壮人“三四十年前，犹有所谓浪场者，每岁正月于村之庙宇附近，地段空阔之处，男女聚会，攒簇成堆，歌唱互答，或以环钏巾帨槟榔之物相遗，谓之认同年。”“近年来，每逢放浪之期，惟有恶少烂崽相与征逐于是，无有到场者矣。”[8]可见，这种风俗习惯在壮族民众之间已经衰落。由于社会变革极为迅速，各族人民之间风俗习惯的同化速度很快，“问以跣足吹芦事，虽白首亦复茫然。盖渐染熏陶，日新月异炳焉，与中土同风矣。”[17](P.203) 三是婚姻的同化。民族交往在各方面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同民族成员间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通婚现象，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的血缘融合。就广西各世居民族而言，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汉族与壮侗语族人民较易实现族际联婚，而瑶族、回族则很难与其他民族进行异族通婚。在清末社会文化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婚姻同化还是很明显的。如在桂东南的桂平：“往日邑中僮人娶妇入门，次日即还母家，与《赤雅》所言略同。惟朔望节期必归而与婿相见，并拜祖龛，奉舅姑以茶，乃行。……然每闻长老言，壮女嫁与儒童秀才，则昏夕即成夫妇，无归宁不返之事。近数十年来，诸族互通婚姻，陋习已除，无论于归谁氏，则即夕修伉俪之仪矣。”(P.1140)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壮族不落夫家的婚俗有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先是因嫁给知识分子而改变。到清末，即使是平民婚嫁，也已经不再存在这种婚俗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婚姻同化也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毕竟我们不能忘记瑶族“鸭不配鸡”的婚姻限制的(P..30)。 结 语 在鸦片战争后的近70年里，由于受社会性质变动的影响，广西的民族关系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发展。与明清时期相比，清末时期的民族关系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是由其内在原因的。一则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西方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民众之间无形中加强了心理上的联系，使得民族关系有了根本性的发展；二则在时代变革的过程中，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适合民族地区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民族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清末广西仍然存在着民族歧视和压迫，各族之间仍然有不和谐的因素存在：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肆意欺压造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隔阂。如在桂东北龙胜地区，汉族地主阶级就经常欺负当地的瑶民。光绪三十八年（1902）左右，在三月的庙会上，黄泥寨的一个瑶胞去泗水卖桐子，汉人地主周植林要买，但又不肯多出钱，结果双方因此打起架来(P.208)。在桂西地区，壮族统治阶级不仅压迫壮族普通人民，而且还特别欺压瑶族人民，把瑶族作为低下的民族看待，不许他们穿白色的衣服，不许穿汉装，不许瑶族子弟读书，更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如在南丹的白裤瑶地区，瑶族民众不堪土官的压迫，光绪十三年（1887）爆发了以黎水保为首的反抗斗争(P.64)。另一方面，各族人民由于资源竞争也会发生纠纷。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一定的，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接近了环境的最大承载度，各个族群间的民众就会发生大量的资源竞争。清末广西最为突出的当属来土之争了，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桂东南地区。而在桂北地区，咸丰二、三年间（1852-1853），由于受生存空间竞争的影响，以贾老响为首的苗、壮族人民与罗城龙岸的汉族在大方乡的大坡一带进行过声势浩大的械斗。由于杀人过多，鲜血将大坡脚下的平寨河水都染红了，一连几昼夜，附近人们都不敢去那里喝水(P.18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末广西社会有着这么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但民族关系与以前相比总体上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帮助、融合也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面对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合力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的反动统治，充分地表明了当时民族关系发展的程度。当然，这种发展也是有限度的。毕竟在那个王朝统治的时代，封建统治者无法真正实施切合民众的民族政策，仅仅期望于同化他们，使他们无法与朝廷抗争而已。只有到了新桂系重新掌权以后，才切实实行了一些真正的民族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西民族关系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黄成授，等.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张振鹍主编.中法战争(第一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6. ﹝民国]欧卿义修、梁崇鼎等纂.贵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 [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清﹞全文炳修，伍嘉猷等纂.平乐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十年刊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201. ﹝清﹞吴九龄修，史鸣皋纂.梧州府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夏敬颐、褚兴周.光绪浔州府府[M].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资料室藏油印本. ﹝清﹞张联桂.张中丞奏议(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民国﹞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九年铅印本. ﹝清﹞黎申产辑.宁明州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绪九年原刊民国五十九年重印本. ﹝清﹞陈如金修，华本松纂.百色厅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七年刊本. 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五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 ﹝民国﹞梁培煐、龙先钰等纂.贺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清﹞李世椿修，郑献甫纂.象州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同治九年刊本. ﹝清﹞易绍真修，封祝唐纂.容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民国﹞唐兆民.瑶山散记[M].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本文已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3期，摘引请参考正式出版物)

伤疤好咯

	呵呵  好文献!"每圩省七个铜版可以做汉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