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人自己最早的国家—— 句町国
“句(gou)町”系壮音，意为“红色的藤蔓”。据《汉书》记载，2000多年前，在现今的桂西北和滇东南一片广阔地域，有一个与当时古滇国和夜郎国齐名的国家叫古句町国，系中国西汉时期西南三大番国之一。它的范围除了现在的西林之外，还包括现在广西的德保、靖西、那坡、右江、凌云、田林、隆林和云南的文山、富宁、岘山、开远等地。句町部落首领在春秋时期就被周王朝封为王。在西汉建立之后，汉武帝设置郡县时，句町部落被设为县，由牂柯郡管辖，后由于势力不断强大而被汉王朝封为诸候国，直至汉昭帝始元5年（公元前82年）时被封为王国，自此至西汉末期，是其鼎盛时期。自东汉后，其国势逐渐衰落，到东晋以后句町之名在历史书上不再出现。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从汉武帝置句町县到东晋，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500多年。 其政治中心在今西林县普驮村一带。此外，句町王还控制一个势力强大的名为“三边”的民族集团。“三边”是牂柯郡、益州郡与交趾郡交界的地域，置有宛温、镡封、胜休、毋缀、贲古、西随、进桑、都梦等八个县，相当于今砚山、邱北、石屏、开远、个旧、蒙自、金平、屏边、河口、麻栗坡、马关等地，比句町县的范围大了许多倍，说明句町国的势力范围是很宽广的。 军事实力强大，雄踞西南诸国前列。西汉时，句町王助汉王朝平息姑缯、叶榆等诸候国叛乱有功，被封为王国。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增反叛汉王朝，波及牂柯24邑三万人皆反，汉朝遣水衡都尉发兵进击牂柯郡，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群胡将郡兵击之。群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群胡战，士战及溺水死者四千余人”。次年，汉朝被迫更帅增兵，在句町侯亡波率领军民支持下，汉兵才打败了姑缯、叶榆。“句町候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句町王。” 句町王常与军事实力雄厚的夜郎国争雄，并抗击汉兵的进攻。夜郎国虽然先兴起，但句町不隶属于夜郎，而是夜郎的邻国。两国各自凭借自己的兵力和国势，常互相争斗。对汉王朝派人来调解，句町王兴等不予理睬，同时把汉吏刻成木像立于道旁，然后用弓箭射之，进行污辱性的挑战，以示他们看不起汉兵，认为他们的军力足以同汉兵抗争。 句町国军队抗击王莽疯狂进攻达十年之久。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称帝，改变了过去的民族政策，无端贬句町为侯国，并予以打击。“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为侯王。王邯恨，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句町王侯邯先当王莽的牺牲品，其弟承为报兄仇而奋力攻杀钦，打败了周钦。后来，“三边”九县的邑君长人民支持句町王，构成以句町为首的民族集团，力量更加强大，屡次打败王莽大军。 “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漏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王莽“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对于王莽的进攻，“三边”九县顽强抵抗了三年，王莽屡战屡败，“死者数万”。直到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又“屡遣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但也未能征服句町，结果导致王莽下台。后来东汉王朝被迫恢复了句町王的尊贵称号。 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强大。壮族是较早开始稻作农业的民族之一，到了汉代，在桂东、桂中壮族地区的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这时候地域相连接的桂西句町国的农业已进入水稻农业。句町时期，旱稻农业很发达，平民是以旱谷为主食的。句町王禹以“入粟千斛”慰劳汉兵，“粟”即为旱谷。正因为句町王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养活一支强大的军队，抗拒王莽二十万军队的十年进攻。普驮铜鼓葬出土的文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句町养羊养鹿业的发达。在普驮铜鼓葬中出土的4件铜坐俑，头上戴有帽子，身上穿有衣裳，脚上穿有鞋；1件铜骑俑，马有鞍，骑士穿袍，这些反映当时家庭己有纺纱织布，缝制衣裳。铜鼓葬还出土了玉环5件、玛瑙环2件、玉管100余件，以及玛瑙串珠、绿松石珠和金丝等。数量多、做工精细，打磨得光滑圆润，反映当时句町国发达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的富裕生活。 句町国地处南越、夜郎和滇国之间．是三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地带，对沟通中原、岭南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就水路而言，可通过句町境内的文象水（驮娘江）、蒙水（西洋江）等经郁水（右江）抵达南越中心番禺（广州）；或者从句町北境温水（南盘江）经牂柯江（红水河）抵达苍梧、番禺。通过这两条水道把岭南经句町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陆路交通方面，句町国是邻近的滇国、夜郎等西南夷与岭南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中原王朝曾在西南夷地区修陆路，如“秦时常略通五尺道”。汉武帝又“发巴蜀卒治道，自陆道指牂柯江。”这些陆道经过句町附近，句町完全可以通过它们同邻近各地相联系。 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句町古国还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从西林县普驮村出土的铜棺墓葬和铜鼓墓葬。经专家鉴定，这两座墓葬都是距今二千多年的汉代句町王或王亲的墓葬。 普驮村出土的铜棺原在地下1.5米，棺长2米，宽0.66米，高0.68米，棺壁厚1.2~2厘米，净重约400公斤。铜棺表面印有云雷花纹，显示人物活动场面。棺板上还镶嵌铜铺首、铜面具等饰物。棺内有玉管、玉环、玛瑙串珠等陪葬品及骨憨炭屑等。陪葬品制作精美，显然出自工艺熟练的青铜作坊。普驮村铜鼓墓葬的墓坑为圆形，直径约1.5米，离地深约2米，墓口有一石板盖砖在石板下面并排放着十二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板、石条均是已风化的石灰石，有加工痕迹。石条下面是四面铜鼓，内外各两面，两两互相套合作葬具。铜鼓内随葬品有铜骑俑、铜坐俑、铜马、铜铃、玉环等400余件。每件皆制作精美，巧夺天工。
出土文物：
句町人物：
岑毓英(1829-1889)云贵总督
岑毓英图（襄勤公介福图）
岑春煊（1861－1933），两广总督
清朝末年，这里涌现出三位重要的人物，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毓宝、两广总督岑春煊。一门三总督的出现，使那劳岑氏家族成为广西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
关于岑姓，《风俗通》有这样的记载：“周文王异母弟耀，武王封为岑子，后因为氏。望出南阳”。据史料记载，北宋的岑仲淑是广西岑氏的始祖。岑仲淑为浙江省余姚县人，进士，宋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为医术过人而随狄青平侬智高起义来到广西，因常立功而被授金紫光禄大夫、麒麟武卫怀远大将军，后留守广西，此后子孙繁衍各地。
岑姓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两个时期，一是唐代出了“一门三宰相”——岑文本、岑长倩、岑羲；在清代又出了“一门三总督”——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
壮族铜鼓：
铜纹
壮族铜鼓纹案，内容丰富、图案别致、花纹精美，常见的有方格纹、""字纹、水波纹、云纹、回字纹、编织纹、同心圆纹以及各种花草和动物图像，内涵意义：宇宙是由天、地、水三种物质构成的，“天轻天在上，地重地在下，水在天地间”；“三堺三王制”，意即：“宇宙分三界”，上界是天空，中界是陆地，下界是海洋，三界既独立又互相依存；还讲：创世神布洛陀使万物分成“都博”（公的）和“都咪”（母的），只有公母结合才能生成世界。先民们按照这一意识制作的铜鼓，鼓面正圆，代表天（上界），天的中心是“塔稳”（太阳纹），代表日神，天空还绘有身为“越祝之祖”的“骆”（飞鸟），鼓边纹饰为能向天神传递人间信息的“嘎”（青蛙）；鼓身代表地（中界），是人和各种动物居住的地方，通常绘有羽人、牛马、干栏建筑及各种图案，特别突出“洛莫”（剽牛祭神）及“介泐”（划船竞渡）等习俗；鼓足代表水（下界），是水族居住的地方，通常绘有波浪纹和水生物图案。壮族先民在制作铜鼓时还特别注意其音响，并按声音高低来区分公母，意在使公母互相感应，促进万物生息繁衍。
位于广西百色市火车站进站大道广场的世界最大的铜鼓雕塑“句町铜鼓”
广西句町铜鼓于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出土，属石寨山型铜鼓，面径77.5厘米，高52.0厘米；鼓身以渡船纹、羽人纹和白鹭纹装饰，具有浓郁的百色文化特征。铜鼓雕塑以此为原型放大，总体高15.6米，直径13.6米，厚度8.9米，重达32吨，是百色市创建文化名市系列标志性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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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5 1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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