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头版发表关于阿星的探访和寻求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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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的内心挣扎 南方周末　 　2005-07-14 14:37:57 　　 　　■编者按：20岁的打工者阿星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7月8日晚，他激愤之下杀了工厂主管。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他的血腥已给被害人家属带去无尽的悲痛。但是，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复杂的原因。 　　阿星只是一个单一的犯罪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但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消弭这些矛盾与困惑，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 　　“傅记者，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潮阳工厂里的主管……”7月9日傍晚6时30分的电话里，阿星颤抖的声音把本报记者傅剑锋一下子吓住了。电话号码显示，阿星正在深圳。 　　阿星怎么会去杀人？在记者的印象中，这似乎是个懂得是非的广西籍打工者，他此前一直在广东东莞、潮阳等地打工。“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傅记者，我真的杀人了。你现在能过来吗？我想要你陪我去自首。” 　　阿星的话像锥子一样扎在记者心里，记者马上说：“我在北京出差，我现在就去机场，三四个小时后飞到深圳，陪你去自首。”“那就不用了。我要么晚上，或者明天，再去干一单，然后逃到越南去算了……身上只有几块钱了，饭也没吃，衣服上还有血腥味，我已经不成人样了，我不想撑下去……”阿星已经情绪失控了。 　　“阿星，你千万别干傻事啊！”记者只能劝说他慢慢平静下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有记者站，他们记者马上可以过去，《南方周末》也可以马上从广州总部派记者来陪你自首，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也可以，不管是判死刑还是无期，我都认了。我只想把事情报道出去，这样自首才有点价值。我还想要他们看到报道后，不要再干那事了，收手吧……我已经完了。”阿星说的“他们”就是砍手党成员，目前已被深圳警方抓了100人左右。 　　情况极为紧急。记者立即致电本报广州编辑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本报记者成功以及《南方都市报》4位记者随后赶往阿星所在的深圳市郊公明镇。 　　 　　“我现在只相信傅记者了” 　　7月9日晚上9时许，在公明广场的一间公用电话亭旁，记者找到了阿星。 　　面前的阿星个子很高，瘦瘦的，头发有点长。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像个孩子。一件黑色的花衬衫，瘦裤子，一双不太合脚充满污垢的皮鞋。他乖乖的样子，配合的表情，无论如何，也和记者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见到你们，我很踏实。”阿星和最先赶到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一一握手。两天没进食的他，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 　　记者带阿星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尽管阿星很饿，但面对食谱，却不知道点什么好，“我没进过咖啡厅，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只想吃点米粉。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记者点了一桌子菜，大家也都很饿了，但似乎谁也吃不下去。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很冷静地讲了杀人的经过。其间，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有些长的头发，不时露出笑容，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阿星说，他杀的是他打工的工厂——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郑炳荣。 　　因为喝老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7月8日晚上9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 　　之后，阿星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砍手党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据《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何磊事后回忆，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但他却不透露，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 　　随即，阿星连夜离开潮阳，于7月9日上午10时赶到深圳宝安区公明镇。“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我现在只相信傅记者了。”阿星说，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会塌实些。 　　阿星被警方要求到《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记者们先满足了阿星洗头的要求。他在洗手间洗完头后，躺在记者站办公室的沙发上，开始放松下来。 　　夜越来越深，南方都市报女记者姜英爽准备回家，刚才还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吗？”姜英爽哭了，潜意识里，她很难相信这个孩子会杀人。 　　午夜1时35分，警察赶来了。临行前，阿星要求和远在北京的本报记者、他“惟一的城里朋友”傅剑锋电话告别。但那时记者因过度疲倦睡着了，没能听到阿星接连打来的电话。本报记者当天下午从北京飞回深圳后，阿星已经被送到看守所，无法见到了。 　　 　　砍手党的阴影 　　认识阿星是在今年1月份，其时记者在南方都市报做《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的采访。 　　去年年未，深圳宝安区连续发生了以砍手砍脚为犯罪特征的抢劫事件。当时引起公众震惊的是2004年12月17日夜的抢劫事件，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人许国亮等17人，在抢手机时砍掉了受害人的右手。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所有这些人都是小学未毕业，就辍学打工。但因学历极低，很难找工作，即使找到工资也极低。已在深圳活动数年的砍手党便把这些年轻人拉入犯罪组织，几年下来，抢劫渐渐成了该村年轻人来广东“淘金”的主业。 　　正是在这个小山村调查期间，记者遇到了阿星。阿星高个子、长发、牛仔裤，帅气的脸，更像一个城里男孩。但那时的阿星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在深圳抢劫“犯事”的一些同村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同村人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那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 　　在温江村100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挣脱老乡网 　　有关报道出来后，阿星认为反映得客观，并因此对记者产生了很深的信任，偶然会打电话来聊聊他的近况。 　　阿星自认为是村里少数几个正经打工的年轻人，不想去伤害别人，不想走不归路。 　　但他仍然无法摆脱与砍手党的交往。事后记者得知，他早在15岁时，就为砍手党做饭烧菜。去年有一段时间他找不到工作，团伙里的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抢劫砍杀的场面。 　　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已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星在找工作、困难时接济生活等方面，除了老乡，他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所以除非离开广东，才能彻底摆老乡关系。”阿星当时向记者强烈地表达这一愿望，“我如果能找到一份每天只要工作8小时、一周能休息一天的工作，工资500元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记者答应帮他找省外的工作。刚好砍手党报道刊出后不久，看到报道的山西省运城市中级法院法官卫彦虎，表示愿意帮助阿星。 　　但是，阿星一直舍不得买手机。3月份时，卫彦虎法官和阿星通过网络视频聊找工作的事。讲到去山西工作的细节问题时，阿星说：“我从小都没坐过火车，有点怕。”卫彦虎回答：“我会来接你。” 　　阿星看到了希望，他打电话来与本报记者聊了几次：“等以后安定下来，我还想开家商店。我爸爸存着钱不肯给我做生意，说要以后给我讨老婆用。可我实在不想一辈子打工，想有些新的出路。”因为打工观念的不同，父子俩一直关系不好。 　　阿贤和阿星同村同龄，也是正经打工，并且做到了师傅级，有时一个月能挣到两三千元。阿贤下班就回家看电视睡觉，“为了不和那些不正经干活的老乡来往，我一般都不出去，当然生活就乏味多了，这一点阿星可能是受不了的。” 　　尽管和那些不良老乡来往较少，但这些老乡一般都讲义气，肯帮忙，阿贤对他们的感觉很矛盾，“他们对城里人很凶，甚至危害社会，但对我们却很好，所以觉得他们又好又坏。” 　　阿星今年从东莞到潮阳打工，他说就是为了摆脱“砍手党”等不良老乡的阴影。结果到了汕头，他就跟别人说，老乡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后来用于杀人的刀，就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抢劫用的。 　　到了6月份，阿星惊恐地给记者傅剑锋来电：“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家里说，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100来人，还有100多人在外面流浪和抢劫。唉，他们的前途在哪里啊？”记者惟能安慰他安心工作。 　　 　　本不该有的绝望 　　但后来，卫彦虎法官因为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信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被砍手党卷进去的人和被捕的人也越来多。在五六月份，阿星的情绪开始焦燥起来。7月初，阿星连续数次致电正在北京出差的记者，更为迫切地想找一份省外的工作。 　　7月6日，他告诉本报记者，潮阳的工作已经丢了，如果走投无路，他说他将不得不加入砍手党。记者很着急，恰逢《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认为如能关注这些新生代打工者的困惑，有利于社会帮助阿星这样的边缘群体。7月7日，何磊到广东潮阳见阿星与其弟阿海。 　　何磊和阿星、阿海约在潮阳峡山镇一家小宾馆见面。阿星很为难，他让何磊到酒店门口来接他们兄弟俩，阿星害怕这种“高档”的地方，“受不了保安和服务员那种怪怪的眼神”。尽管那天阿星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花衬衫，一条款式新颖的裤子，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民工”，但阿星还是浑身不自在。 　　面对从北京特意来找他的记者何磊，阿星几乎是冷冷的。5年的打工经历似乎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他。这次自首时，阿星曾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陪阿星一同前来的弟弟阿海，虽然只有18岁，但看起来面相比阿星还老。阿海和阿星一样，都是做织袋，“每天早上7点半上工，一直做到晚上12点，睡觉时间太少，工作得简直要疯了。”阿海现在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但你宁愿只要六七百元，给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并且老板得把我们当人看。”阿海差不多一年都没有过休息日，春节回家的机会，还要在工人中抽签决定。“别看我比哥老相，其实只要给我调养十来天，你立马可以看到我长肉，变得很精神。”阿海说。 　　兄弟俩还说，他们很爱家，尤其是爷爷奶奶。如果有20万元，兄弟俩任何一个都愿意去死，让另一个活下来，赡养父辈。 　　那天晚上谈完话后，阿海还用短信向何磊问个不停：“何记者，你说我和城里的少男少女有什么区别吗？” 　　7月8日晚上十一二点，正在北京的本报记者忽然接到阿星的电话，说有急事找何磊。阿星当时问何磊，“有件很要紧的事你能不能帮忙？”何磊忽然有一种不祥之感，脱口而出：“什么事都可以帮忙，除了刑事案之外。”阿星停了一会儿，说：“那好，没事了。”何磊再追问，阿星只说“两天后你会知道”。 　　原来，就在见何磊的几小时前，阿星把“拖欠工钱还辱骂他”的主管郑炳荣杀了。 　　在潮阳打过3年工的阿贤，也遭遇过工钱被欠的事。“今年有一次我去拿5000元工钱，老板不但不给，还威胁说要打我。我这人性格比较弱，否则像阿星这样的事早晚要落到我头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4 20:42: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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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民工的城市梦想 南方周末　 　2005-07-14 14:39:00 　　　　 　　一直想与砍手党不一样的打工者阿星，最后还是逃脱不了那张网，他与砍手党一样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曾有向善之心的年轻人，最后却不由自主地、宿命般地落入犯罪深渊。 　　显然，阿星杀人的这种毁灭性情绪是由多种心理因素慢慢累积起来的。 　　阿星从小就受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电视的熏陶，十五六岁随父辈到城市打工，所以行为与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他们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新生代打工者发出了这样的喊声：不回农村，死也要死在城市。 　　他们希望自己所获取的地位与尊严、权利与机会，均与城里人一样。所以，就会有阿星的弟弟阿海反复地问记者：你觉得我和城里的少男少女有区别吗？ 　　但即使在外貌上他们可以和城里人打扮得一模一样，目前仍横亘其间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难于逾越。不管是从户籍、教育，还是社保，都有着明显差别。这种差别用阿星的话来说，就是“城市不是我们的”。 　　然而阿星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认为这种现象是本该如此、可以忍受的。相反认为，他们应该和城里人一样。用深圳当代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新生代民工不再以单纯打工赚钱为目的，而是想寻找出路，过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所以，阿星就会厌倦一般的打工，想从商开店，他认为这才是通向城里人生活的大门。而他的父亲却更愿他赚钱回家，盖房娶妻，按乡村模式来过农民的生活。这种观念冲突很激烈，以至阿星在准备自首致电本报记者时，谈到冲动杀人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心中有太大的郁结：不知道出路，打工看不到希望，经商看不到希望。焦虑感与危机感深重，再加上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感，使他们普遍比父辈敏感，更易反抗与叛逆。 　　刘开明博士在珠三角地区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工厂因为主管一句不尊重的话，感觉被歧视的工人，就会带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走了，这个时候，新生代民工的敏感心理已经表露无遗。 　　至于打工权益被侵害，政府机关又没有快捷解决时，这种敏感心理作用下的事件就极易酿成恶性冲突。 　　刘开明博士认为，问题的根子是，为中国20年经济起飞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却因为城乡二元结构，无法合理分享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像阿星，父辈的劳作，并不能给他在教育、社会等方面带来更多的实惠，相反，他得辍学来打工。这种状况造成上一辈的距离被拉开之后，这一辈的距离还在被拉大。 　　通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让主要的经济贡献者分享财富，应该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以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为黄金发展时期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他们能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进城务工的人们分享财富，转化成城市人口，并通过公平的教育缩小甚至填平了下一代的差距。这使得他们的社会能较为稳健地发展。 　　韩国195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农业国，之后韩国开始重点发展工业，成为欧美产业转移的投资地之一。在这一阶段，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他们不存在户籍问题，可以自由迁徒入城居住。他们的产业工人工资较高，这些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供得起子女上大学，农民工的子女中相当一部分到1980年代就转化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转化使得韩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55％以上，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 　　日本在战前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国，农业人口相对较少。但日本社会不管工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均实行终身雇佣制，提供全面的社保，建立起亚洲最健全的劳动保障体系。产业工人也有能力供养子女受良好教育，这也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供给。 　　我们如能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给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城市产业工人提供足够支付生活与教育花费的工资，那么他们下一代的差距就会不复存在，并且能为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刘开明博士在考察厦门工业区时发现，这些工业区为农民工建立了公立学校与廉租房。廉租房使打工者在居住方面降低开支，接近城市居民。公立学校则相当程度上解决上了下一代的教育公平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不但有利于改善社会治安，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所以，他建议财政富裕的东南沿海省市可以试验推广这一做法。这将不但是农民工的福祉，而且还将是这个城市居民的福祉。也惟有逐步改善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才可能减轻阿星们内心的迷茫与焦虑，减轻不公造成的相互伤害。 　　当然，从更宽广的视角看，不只是政府，各社会阶层也需要反思与担当起来。在一些地区，很多企业实行的低工资策略和就业机会的不足，造成的不但是对打工者本人的伤害，也将造成对城市本身的伤害。在这一点上，企业可能都需要反思。 　　贫困与不公的不幸也绝不仅仅是某个山村或小区的，与其他地区无关的。相反，所有贫困者的不幸也将是所有富裕者的不幸，当贫困伤害到农村时，也一定会延伸到城市。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社会系统越来越唇齿相依的时代，千里之外的温江村所受的伤害就很清晰地延伸到了深圳。 　　正因如此，关注贫困，关心弱势者，应该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与责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4 20:42:2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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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小弟深有体会。小弟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期望更多的人们来关注咱们地区的贫困…… 社会的改变，户籍的改革，其实是很艰难的，毕竟城市里的人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农村人是弱势的，而强势群体是既得利益者，户籍改革触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包括教育，医疗，工作等方面的特权，处于弱势的农村人，又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公平呢？ 我们只有盼望着政府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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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点的就是在外边工作的族人要团结起来，阿星犯错的导火索就是主管的狂猛而无良的欺压和克扣工资，团结老乡，一起来对付这个主管，通过其他稍微缓和的办法去和他斗争，或许能够起到更好效果，一刀砍过去，也伤害了自己和爱自己的家人。

神佑我僚

	啊星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与这个社会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说，他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取回工钱！~一个民工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