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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学学会
“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霍彦儒
由中国汉民族研究会、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文理 学院承办的 “2002年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8月12日-15日在炎帝故里——宝鸡市举行。邹衡 、张岂之、陈连开、黄盛璋、石兴邦等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23个省 市自治区以及港、台和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的近百所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02篇。著名学者费孝通、李亦园等发来了贺信、贺电。我们将收到的论文按所探讨问题予以大致分类，可分为六个方面：炎帝、姜炎文化诸问题；炎帝与华夏·汉民族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关系；华夏·汉民族、中华 民族的形成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周秦文化与华夏·汉民族文化的关系；弘扬炎黄文化、炎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下面，将论文研讨会中所反映出的主要学术观点予以综述。
一、对炎帝·姜炎文化诸问题的探讨
此问题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有32篇论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论文运用考古、文献 、民族、民俗等方面的材料，对炎帝的发祥地、活动地域、功绩、精神等进行了重新梳理和 审视。
关于炎帝的发祥地和活动地域，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宝鸡渭水流域(即古“姜水”)是炎帝族的 发祥地。有学者认为：“《国语·晋语》提到的列山氏，后人认为神农。烈山即厉山，今湖北随县有厉山。显然不能与炎帝联系起来；湖南炎帝陵建于北宋初年，不过千余年，“此 说纯系传说，当然难以置信”；而“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的“姬水与姜水今固不 能确指，但在陕西周原和宝鸡一带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此说是比较可靠的。”随着炎帝族的 发展壮大，其支族和后裔从宝鸡渭水流域分别迁往西部的甘青、东部的晋、豫、鲁，长江流 域的江汉、洞庭湖等地区，所以，在这些地区也都遗留有炎帝的足迹和炎帝文化。有学者认 为：“尽管炎帝踪迹发生了位移，炎帝故里仍在宝鸡的岐山，不能逐流而忘源”。有学者说：神农炎帝姜轨“建都在陈即宝鸡”，因而“宝鸡是中国七千年文明史的第一座古都”。对 以上观点也 有提出不同看法的。一种观点认为：炎帝有“南方炎帝”与“北方炎帝”之分。一个是“南 方农业民族的首领”，一个是“西北游牧民族的首领”，“二者是同名而不同人。”一种观 点认为：炎帝族就未迁徙南方。而湖南出现的“赤帝”(炎帝)是“五德终始说”所造成的结 果。在炎帝(黄帝)迁徙的路线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炎黄部落是从陕南进入关中渭水流域。 而黄帝部落在炎帝部落北迁关中后则长期活动于四川盆地，最后也逐渐迁徙于轩辕谷(天水) 及陈(宝鸡)一带。其迁徙路线都是沿嘉陵江翻越秦岭到达渭水流域。对此问题，有学者提出 还有待做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炎帝的功绩、精神等问题，有七位学者在其论文中做了较为充分、集中的论述，认为炎 帝的业绩和精神可概括为“奋发自强、与时俱进，建制修文、奠基立业，舍生忘死、厚利 庶民，有所发明、敢为人先”等四个方面。炎帝的功绩和精神，由于“能对全民价值观念产 生统摄作用，对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激发、振奋作用，对民族的行为操守产生示范作用”， 所以，炎帝精神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富强的光辉旗帜。在今天仍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姜炎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学者在其论文和讨论中也有所涉及。“姜炎文化”这一概念 是邹衡先生首次从考古学角度提出的。即把从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出土的“姜戎式陶鬲”— —分裆袋足鬲命名为“姜戎文化”，也就是“姜炎文化”。宝鸡学人借用这一概念，从文化 学角度予以阐释，认为姜炎族在宝鸡渭水流域活动其间所创造的以农耕为核心的文化称为“ 姜炎文化”。在这次研讨会上，在四位学者从考古学、文化学角度对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 齐鲁文化的渊源关系及对其影响作了论述。
有学者认为：早在齐文化形成之前，齐文化的基因便已孕育于我国上古时期的东西部两大文化圈之中了。西部文化圈由姜炎文化和姬黄文化两个部分组成。因而，姜炎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有学者还从地缘角度论述了姜炎文化对周秦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另外，有些学者对炎帝与神农氏、炎帝与黄帝、炎帝与烈山氏及炎帝的称号、炎帝所处时代 、姜羌关系等问题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二、对炎帝(炎黄、炎黄文化)与华夏·汉民族、中华民族
及中华文明关系的探讨
此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中心议题。提交论文有25篇。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
（一）炎帝与华夏·汉民族
有五位学者以考古和文献资料对炎帝与华夏·汉民族的关系 作了探讨。有学者从人口学角度，通过仰韶文化墓地人口性别比的分析，认为汉民族与炎黄 部落的血缘关系最近。有学者提出：汉民族来源于炎黄部族为主体的华夏族。通过战争、联姻等途径而融合的炎黄二族，共同构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两支重要来源，为华夏·汉民 族之人文始祖。有学者通过对古典时期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的比较，提出了古典 时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以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而炎黄文化是古典时期以亲缘关系 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的人文因素，即为汉民族群体提供了共同的祖先认同的 神话，为汉民族群体提供了共同的亲缘家族组织文化基础，为汉民族群体提供了共同的价值 标准和理想追求。
（二）炎帝与中华民族
对这个问题，有六位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涉及的问题较多， 故观点相佐，分歧亦大。台湾学者姜竹先生通过血缘、法缘的分析，族谱、家乘的考证认为 ：中华民族中的33个民族为炎帝后裔，在56个民族中占59.2%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自有其远祖。但是，现代56个兄弟中，却没有一个民族是直接由某个先秦时代的古氏族(部族)发展而来，全部都是在西汉至清末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分别 形成的，个别还是由境外迁来的。因此，在学术上很难说，谁是哪个民族的远祖。当然， 历史上把炎黄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代表或象征，故有后人自诩为“炎黄子孙”，那完全是历 史铸成，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臆造，更不是强加于人的武断。
对“炎黄子孙”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应主要指汉族，而不能涵盖所有少数民族。有其局限性。所以应以“中华民族”代替“炎黄子孙”之提法。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子孙”并非指血缘意义的“子子孙孙”，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徒子徒孙”之意。因而炎黄二帝是人文始祖而非血缘始祖。他们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偶像，一种文明形式的代表，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在当前全球范围内，能有一个被所有中华儿女所接受的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的总体称谓是必要的。而这个总体称谓非“炎黄子孙”莫属。它既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精神旗帜，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化标志。
(三)炎帝(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
有学者通过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认为：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密切相关，而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炎帝神农时代，故毫无疑问，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有学者认为：炎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炎帝精神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学者还从哲学、史前易的萌芽与出现说明：炎帝神农氏的神话和传说，是中华民族哲学萌芽的标志之一，也是萌芽期的中华民族哲学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 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对华夏·汉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及汉民族
与少数民族互动关系的探讨
此问题虽在过去召开的几次汉民族研讨会上已有较多的讨论，但这一问题仍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提交的论文有24篇，从五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有五位学者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发祥于距今 5000年前宝鸡渭水流域古“姜水”的炎帝族与起源于近邻古“姬水”的黄帝族结成部落联盟，即华夏族团，标志着汉民族的孕育和发端，经过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降至秦汉之 际，汉民族正式形成。有学者提出了汉民族是由八大方言族群，即闽语族群、粤语族群、吴语族群、湘语族群、赣语族群、客家族群、三北族群、西南族群构成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汉民族的起始点和得名时间以及被认同称号的时代，应在汉代王朝。它以“汉”字文字符号作为国号、王号和民族称号的“三统一”，也在大汉王朝。有学者认为：汉族的族称虽与古汉王朝有关，但汉王朝既非汉族完全形成的时代，更非汉族的渊源。它的形成经过了过渡、形成、发展、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等一个漫长的部族、民族大融合的过程。而民族成分和族称始于新中国成立。有学者还进一步论证了汉民族形成中的三个特点，即战争是汉民族形成的催化剂；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汉民族形成的政治文化保障；汉民族形成时还是一个处于低级阶段的民族。
（二）华夏·汉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
有五位学者对汉民族文化的特点、汉民族伦理道 德观念 的演进、形成和特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教化的辅助系统及道教思想对汉民族伦理思维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有学者认为汉民族文化的初始形态是同源多系或一源多支结构。有学者认为汉民族就象“大海绵”一样，有能消纳、融摄外域思想、文化之能力，有深厚“人文化成”之器识与力量。汉民族文化的特点表现在继承性、兼容性、创造性、和平性、忍耐性、易曲性和自觉性等七个方面；而其文化危机表现在内发否定、内发自夸、外造侵凌、缺乏理想等四个方面。要振兴汉民族文化须从扛起责任、捍卫文化、伦理思想、民主思想、科学思想等五个方面切人。有学者认为：汉民族伦理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炎 黄时代，中经先秦华夏文化，到秦汉之际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国家及其伦理文化。以后两千 余年历久而不绝，影响涉及中华大地和东亚诸国，至今仍以其坚韧的民族性、悠久的延续性 、广泛的渗透性和价值的超越性等特点而自成一体。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主要是通过蒙学、家训、祠堂与神灵崇拜等辅助系统深入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辅助性手段 有着极大的道德整合力量：一方面，它通过具有血缘血亲关系之家长的口传身教，使可能给 人带来不便不适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具备了亲和性与人情味，使人能自愿地遵循之；另一方 面，它又使传统伦理道德具有了某种神圣的超越性，使人们对之产生敬畏感和崇拜意识，于 是能自觉地践履之。二者共同的作用，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真正从理念转变为范围，又进一 步化为大众日常生活里实际遵行的规范。有学者还提出中华文化中的“理”的概念，即“讲 理就是讲道德修养和知识修养”，颇有新意。
（三）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
有八位学者分别从粤汉文化、壮汉民族融合历史、京汉 民族关系发展史、客家和畲家的关系、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民族融合、闽越人到福建人(汉 族)的形成过程、闽越文化与炎黄文化的关系、客家人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等不同角度， 论述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为我们认识中华民 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
（四）渭水、汉水流域在汉民族、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汉民族、中华民族起源、形成于中国境内的多个地区。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和长江最大支流汉水自古以来就在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渭水流域从文献记载可知是炎、黄二帝的发祥地，从考古发现证明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口传文化和考古最新发现表明，早在炎黄之前这里就是中华先民们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依河流而兴，同时又沿着河流而扩散。一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古典文明由渭水、汉水流域自西向东走向黄河、长江乃至世界的历史。
（五）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主体）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原地 区的原始文化(华夏 文化)共同体为核心，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与各地区族群的接触而凝结的族体。有学者提 出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是“中国观”。认为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是中华民族 凝聚的因素，但它 们必须通过形成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为中介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而“中国观”是人们关于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观念的综合反映，因而，“中国观”才是中华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 。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者兴趣，但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对周秦文化与华夏·汉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
宝鸡渭水流域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时期是华夏·汉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周族、秦族是华夏·汉民族的重要来源。周秦文化对华夏·汉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 影响。从提交的论文看，有六位学者分别就周秦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发表了意见 。有学者通过对周公伦理思想的分析，认为：周公不仅是我国西周初年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思想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位伦理思想家，对汉 民族文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学 者通过周原出土的文化遗存的分析，认为周原不仅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秦文化的发祥地 ，同时，还是炎帝、黄帝、东夷部族后裔的融合之地。有学者通过对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 的初步考察，认为秦文化内涵复杂的根源，是因秦民 族早期活动的西汉水上游和渭水上游地区，存在有渊薮不同的多种文化类型。并提出了早期 秦文化的形成，应该是西周晚期的后段的观点。有学者对秦雍城置都年限进行了考辨，认为 泾阳、栎阳非秦都。秦都雍城年限应自德公元年即公元前677年“居雍大郑宫”直止孝公十 二年即公元前350年“作为筑冀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都之。”年限为327年。有学者以 厘数在秦族源、秦文化考古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认为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和运用，构 建、充实、完善秦考古学文化内涵，是推动此问题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还 以《诗经》为例，探讨了周代社会人文意识的觉醒和逐渐成熟。另外，还有学者对秦 人的祭、陈宝祠和秦族源以及秦人的政治文化特色等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五、弘扬炎帝精神、炎黄文化，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
古为今用，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此，如何弘扬炎帝精 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亦为本次研讨会所关注。这方面的论文有8篇，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有学者从宏观上，高屋建瓴的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经济建设是中心，但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丝毫不能忽视。只有将经济和文化建设统起来，才能创造建全的现代文明；其二，有学者从理论的高度对炎黄文化中所包含的“与时俱进”的理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弘扬炎黄文化“与时俱进”的理念对把握党的思想路线有其重要的意义；其三，有学者从加强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提出在21世纪，继续弘扬炎帝精神、炎黄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四，有学者提出挖掘、整理炎黄文化、西部历史文化，对发展西部旅游业、农牧业、生态环境等有着重要意义。
六、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
“疑古派”是发生在我国近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学派。如何评价“疑古派”，这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为此，与会者讨论热烈，认为“疑古派”的功绩不可抹杀，应该予以科学的评价，提出现代史学应从“信古”、“疑古”走向“释古”，即“三 级两跳”。此外，有对海外华商企业中的中国文化特征的研究；有对网络与炎黄文化的传播研究；有对炎黄山岳文化圈与两昊日辰文化圈的研究；有从文学释读的角度对炎黄部族的融合与商周民族生成的研究；有对近年炎帝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争炎”和“多中心祭炎”现象的研究；有对广西左江流域花山崖壁画、广西横县炎帝庙、两广腰坑墓的族属和文化特征及东方文明、龙文化的考 证和研究，还有对澳门文化、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对炎帝与汉 民族研究作了补充，丰富了本次研讨会的内容。
另外，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炎帝祠、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周原遗址 、法门寺博物馆等。
总之，这次研讨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论辩热烈，观点纷呈。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辛勤劳 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今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汉民族研究会副会长，宝鸡炎帝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发表于 2005-4-20 1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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