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公畹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理论、汉语语法研究尤其是汉藏系侗台语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建树，深为学术界所推崇。先生饱于旧学而并不抱执，他热情地钻研和提倡新的学说。有时与我们谈起治学之道，总见它郑重而深沉地诵读《荀子。大略》里的一句话：“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年届八十四高龄的邢老身体力行，他不仅努力地使自己“从旧的范围里走出来，走向新的境界”，而且“不断地用旧东西培养出新东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执著精神，令人感佩。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累累硕果固然已为中国语言文学史丹青所载，而他独与南开大学半个多世纪共忧患、同发展的深厚情结，特别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学高身正足为一代代后学之师范的高尚品德，必也将永远地成为南开学府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本文并不想为他作传，而是想把作为真学者同时又作为普通人的公畹先生的求学治学经历作一个概略的记述。
邢先生 1914 年 10 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原名庆兰，字公畹，后以字行于世。时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先生的父亲失业，家道从此衰飒不振，他以走读方式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小学为安庆市第二模范小学。塾中地理教师何世珍先生受诗僧苏曼殊革命思想的影响，一次课上，讲到去杭州西湖凭吊大师墓地的情况，不用传统吟唱的腔调，而用自然语言，以有节奏的声音朗读他自己写的三首绝句。先生时年才十一二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第一次沉浸在诗的境界，也第一次领会到中国语言的音乐美”。后来，何氏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这对公畹先生少年时代的心灵上萌发正义感何革命意识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中学为原作安庆府学堂的六邑中学。此时的政局，北洋军阀统治已为国民党反对派所取代。先生回忆说，那时的心境，虽然每日与池塘竹树为伴，而忧心所寄，总觉得国事家事前途茫茫。倒是安庆建立了一所省立图书馆，古代典藏和新编期刊都极富，因此找到了聊可寄慰心府的地方。公畹先生说，“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对于开拓自己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1933 年，公畹先生入读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安大亦设于安庆，前身是清朝末年江彤候创办的安徽大学，严复、刘师培、柳亚子、苏曼殊等都曾在这里任教。先生回忆说，进得大学，“旧学新说，纷陈眼地”，此时的思想亦开始活跃。在一次《诗经》课上，相城姚鼐后人姚永朴老先生以毛《传》郑《笺》为本，训《高颂。那》里的“那”字为“多”。先生自思：“‘那'是商代祭祀鬼神的乐歌，合礼演奏，萧鼓追随，并执干戈为舞，自是一种仪式。而且从上古音看，‘那'字江有诰、黄侃都列入歌部，《诗经》‘傩'字与歌部字同押。又‘那'字从‘冉'声古与－ m 尾有关，‘傩'从‘难'声古与－ n 尾有关，两字都从有鼻音尾的古代原始形式变来，‘那'字似当训为‘傩'字。”于是闻老师：“先生！‘猗与那与'之‘那'，是否就是《论语。乡党》里‘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之‘傩'？”公畹先生勤学好问之精神由此可见一斑。论起旧学，先生至今崇仰朱熹关于“孔子编《诗》……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的治学之道，他总是告诫我们，读书固然贵博，但不能止于博，要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要活。公畹先生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大学三年级后，公畹先生开始接触和阅读语言学的书。那时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上册已经出版，书中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对公畹先生立志于语言研究，可以说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他不但仔细阅读而且详细地写了笔记。中文系没有语言学课程，他便选读外文系的 Phonetics （语言学），以至在大学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古代民歌的拟似记音及其与安徽流行民歌的比较研究》，导师是精于音韵之学的方景略先生。论文根据黄侃所拟古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把《诗经。国风》的诗句逐字标写，而后与安徽省之安庆、桐城、舒城、青阳、东流、寿阳等地所流行的山歌作节律、用韵及章法上的对比。可以说，这篇论文是公畹先生从众多杂陈的知识海洋中选定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的一个转捩点。
1937年公畹先生在安大毕业，正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招考研究生，初、复两试，南北西区各取一名。初试审查大学毕业论文，大学四年所学习课程的学分及考试成绩，大学毕业证书及其他可以证明学力的文件。公畹先生顺利通过了初试，接着去南京鸡鸣寺路一号史语所参加复试。复试的科目有：语言学和语音学，汉学常识（音韵，训诂，文字等），外语和第二外语，口语（汉听音，记音）。主考是赵元任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同时由杨时逢和董同和两位先生协助录音。经过严格的复试，公畹先生在离开南京回归故里不久，即接到中央研究院正式签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先生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到这里，开始了他在语言学的广阔原野上躬耕不辍的新的里程。
公畹先生一向认为，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要精通经史百家之学；作为一个现代的读书人，则须兼通几乎囊括整个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的知识和现代的知识加起来，其量之大绝非一人所能肩负，何况传统的知识也还须要经过分门别类的现代化的复杂加工过程。所以，一个人只能取其中的一个部分作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专业，而从中学到大学，所取得的知识只能作为以后从事这一专业的基础。公畹先生特别引用王国维先生在描写治学三境界时借用的晏殊《蝶恋花》里的词句，来抒发他刚刚考取史语所研究生时那种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振奋心情：“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然而，时事多变，世事多变。正在公畹先生准备打点行装赴史语所学习的时候，战事绵延，国无宁地，不久收到中央研究院的通知，告以“抗战军兴，我院各所人员凡于八月一日未到职者，一律暂行疏散，台端自不能例外”。一年之后，赵元任先生赴美，史语所语言组组长由李方桂接任，李先生遂为公畹先生接洽庚款资助的事宜。先生以一年多教书所得为川资，自湘西经贵州抵昆明，先见到李方桂先生，后得到西南联合大学古道热肠的罗常培先生的帮助，暂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半年后庚款事成，公畹先生回史语所，不久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
在为期两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李方桂先生任导师，公畹先生如饥似渴地阅读史语所丰富的专业书籍。既有李先生的指导，又得与同为研究生的马学良、张琨时常砥砺切磋，眼界大为开阔。开始认识到：（ 1 ）语言研究不能只靠书本，还要学会做田野工作（ field work ），亲自去搜集第一手语言资料；（ 2 ）汉语方言之间的音韵上的对应关系，可以和《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进行对比，以求得汉语语音的古今演变大势；（ 3 ）只研究一种语言不如研究一组有关的语言，借以发现这些语言各自演变过程中的深一层的导因和相关线索。在不平凡的两年生活中，课程学习之外，还在李方桂先生指导下分析了一种汉语方言及其中古音来历，接着以《诗经》为材料推求上古音。同时，努力学习台语，包括布依、壮、傣等民族语言，并由李方桂先生指导，对贵州惠水县的布依族语言进行调查，半年后写出《远羊寨仲歌记音》的调查报告。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结束后，经李方桂先生介绍，公畹先生来到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与南开大学共命运、同呼吸迄今五十余春秋的不解的情缘。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由冯文潜、陶云逵两位先生创办，由甲乙刊物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双月刊——《边疆人文》。在此工作期间，公畹先生同时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执教国文课，兼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做一些助教工作。在这里，公畹先生遇到了从事边疆人文研究的最好的机缘，开始不舍昼夜地进行他的汉台语的比较研究工作。他的《台语中的助词 luk 和汉语中的“子”、“儿”》、《汉台语结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等被李方桂先生肯定并对后来的汉台语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论文，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从 1943 年开始，为深入搜集和挖掘语言材料，公畹先生在云南省的罗平、新平、元江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进行了艰苦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工作，为他以后的逐渐深入的汉台语研究积累了极为珍贵的原始素材。
1946 年，公畹先生从昆明复员到天津。 1949 年天津解放，公畹先生与南开大学全体师生共同欢庆国民党反动统治结束。 1950 年，新中国派他赴苏联讲学： 1953 —— 1954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授， 1954 —— 1956 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此间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课务之外的研究重点只在现代汉语语法，汉台语研究不得已而中断。 1956 年 8 月载誉回国。最令人痛惜的是，在后来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汉台语比较研究，从调查到分析，从著述到出版，每一个环节都受到嵌制而无法进行。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语言论集》，公畹先生在《自序》中凄婉而聊作自慰地说：“三十多年来，风雨消磨，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因而进步也不大，觉得很对不起老师的教诲。而今莘田先生墓木已拱，生死路殊；方桂先生则异域飘寄，解惑无从。其唯一可以复明于先生者，仅仅是虽经挫折，不敢因循而已。”他痛断肝肠所追悔的，是“华岁无由问汉台”这一段永远逝去而无可挽回的光阴。
公畹先生对于汉台语比较研究的孜孜追求，实际上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止的。 57 年风雨甫过，他即振笔发表了《论调类在汉台语研究上的重要性》、《谈荀子的“语言论”》；“文革”乱季方定，又见他在《民族语文》上连载《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这一篇长文。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我党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恢复。此时的公畹先生精神振奋，继续锲而不舍地开展他的更深层次上的汉台语比较研究工作。
1979 年，公畹先生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作为两名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工作十分繁忙；而为了尽快弥补过去的损失，他加紧筹措，四处奔走呼号，于 1980 年创建汉藏系侗台语研究室，再续当年边疆人文之余烈。 1981 你那，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公畹先生为首批博士生指导教授，专业为“侗台语族语言文学”，这是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追求的结果。
1980 年，公畹先生当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而他对汉台语研究事业依然壮志满怀。当年9月，他低血压病初愈释杖未久，毅然决然地带领研究生赴广西三江、龙胜等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抵达侗乡后，在听到当地人说的侗语和唱的侗歌的时候，他像与失散多年的儿女重又相逢一样，完全忘了自己的年龄，宛如又回到了当年在西南联大边疆人文室工作的年代，白天记者，夜间整理。半年之后，所得材料之富令先生惊喜而也不能寐。他一遍又一遍地审辨音值，整理音系，分析句法，终于在多方面的支持下，出版了《三江侗语》这一在他看来贵如珍珠的汉台语研究成果。此后不久，他又开始着手整理在当时说来已是四十年前调查得来的数万张傣语卡片，整理中一面析分旧读，一面审听新音，以求发展傣语在数十年中所可能发生的语音或其他方面的变化。这项研究耗费先生将近两年的心血，作为《三江侗语》的姊妹篇，于 1989 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达六十余万字的《红河上游傣雅语》。
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志存高远，这不仅表现在他以科学的眼光分析复杂的语言现象，每每以富于哲思的理论见地影响于一大批学者，还在于他对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属于汉语、侗台语的众多语言有着极为深沉的构想，甚至可以说，他一直在为从根本上证明这一信念的正确性而斗争。 1942 年，美国学者白保罗（ paulk benedict ）提出一种学说，人文侗台语跟汉语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应该把侗台语、苗瑶语归入南岛语系。到 1966 年，白保罗又提出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澳泰语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侗台语和汉语的亲缘关系。公畹先生凭借他多年来进行侗台语田野调查工作的直觉，感到汉语和侗台语之间并不限于表面上容易看到的词语方面的文化接触内涵，而应该有更为深刻的深层的东西。公畹先生苦于一时无法把这种隐秘而琐碎的寓于深层的东西抽出来、说清楚，心境苦闷，几乎恹恹成病。但他相信，在前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集团，后来这三个集团渐次融合，他要通过汉台语的比较研究证明，后世的汉族、侗台族、苗瑶族等都是来源于这个融合体的。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公畹先生决心要把汉语、侗台语词汇中的“对应同源体系”揭示出来，他每日勤于案头的“汉台语同源词研究”做的正是这一一种工程。笔者亲见这位令人敬爱的老人在酷暑中煎熬着自己，这其实就是王国维先生借柳永《凤栖梧》词里面的语句所描写的治学的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看得出来，如今的公畹先生心情振奋、开朗，他在前数年写出的《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和最近几年陆续发表的《汉藏语系上古音之支脂鱼四部同源字考》等一系列论文以及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藏语同源词初探》这部专著，都是在汉台语“对应词源体系”这一目标下的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衷心期待着先生有更多更厚实的成果，以最终无可辩驳地证明他所提出的这个体系的存在。
“学贯古今、砚中春秋五十；薪传南北，帷下弟子三千。”这是南开大学为祝贺公畹先生执教 50 周年所赠的荣誉证书上的题词。先生十分感激南开大学对他的这一片深情，口称“赞勉有加，且惭且感”。公畹先生严于律己，严于治学，亦严于教育学生。我想，这也正是公畹先生所以赢得人们由衷尊敬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公畹先生坚持开展了五十余年的汉台语研究事业的希望所在。 | 
发表于 2005-1-16 00:52:00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微信
转播
淘帖
分享
收藏
支持
反对
发表于 2005-1-16 03: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