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晓浏

	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黄桂凤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摘要】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伟大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合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关键词】《大宅颂》；《智城碑》；干栏文化；骈文；儒家思想 隋唐以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用汉语汉文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十分罕见，即使有，也大多是民间口头文学或汉译之作。而随着隋唐之大一统，尤其是大唐文化之渗透，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他们不但向汉人学习汉文，而且用汉文进行创作。 “据有关资料统计， 贞观七年藤县的李尧臣中进士”，“唐末的赵观文和南汉时的梁嵩曾先后举进士第一，做到翰林学士”。这些人或许不一定是壮族人，但他们是在南方壮族地区长大、受教育并考上科举，这是无疑的。只可惜这些文人留下的作品不多，甚至于几乎没有。今天能看见的壮族文人作品，要以武周时期的《大宅颂》与《智城碑》为最稀罕。这两块摩岩石刻，现都在广西上林县境内，用的基本是楷书，因年代久远，风雨洗刷，有些字已剥落或模糊不清，但大致内容仍可看出。据说当年澄州刺史韦厥的后代在争夺继承权的过程中，兄弟间兵刃相见，最后韦敬办获胜，统一全境，继承了大首领之地位，建了六合坚固大宅，并刻下《大宅颂》做永久纪念，以夸示自己，昭戒后人。十五年后．韦敬办之弟检校无虞县令韦敬一制《智城碑》，也是歌颂六合坚固大宅的，前者二百余字，后者一千一百多字，有文有诗，都有残缺。两碑字体不完全一样，文化蕴涵极其丰富，可谓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之伟大结晶。只可惜当今很少人注意到，在一些少数民族史约略介绍一下而已．本人对之深为惋惜，特写此文作详细分析。唐代能够成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与其文化之推广，民族团结之注重，是密不可分的。 一、“大首领"与唐代羁縻制 《大宅颂》开头有“岭南大首领澄州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之称，《智城碑》开头则是“廖州大首领左玉铃(疑为jin．左边与“铃” 同．右边是“今”，唐书上有此官职。)……廖州刺史韦敬办”末后有落款“检校无虞县令韦敬一”等称呼，这正记录了唐朝对于四夷实行羁縻制之痕迹，汉朝实行羁縻郡县制度，汉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郡，只是“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汉朝派内地汉族充任太守、县令，但不改变原有地方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唐朝则更为尊重少数民族的原有的统治，基本任用少数民族原来的首领来做刺史等。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大宅颂》称的“大首领”与《智城碑》上所称的“大首领”，“刺史”等，正是羁縻制中又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称呼。按《旧唐书·职官志》可见，唐朝中原地方，也即完全是汉化了的地方有“刺史”，“县令”等称呼，却无“大首领”或“首领”之称，只有四夷，尤其是岭南这一带有此称呼，象突厥，吐蕃往往称“赞普”、“颉利”、“可汗”之类。所以“大首领”之称正是唐朝利用原来岭南各部落首领任都督、刺史，承认这些羁縻州具有民族自治权利，允许世袭，这种转化之结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大概是宋代土司制度的源头。 在羁縻之下，由于允许世袭，一个刺史下辖的都尉、县令都是大首领(即都督之类)自己任命的，中央无权干涉。纳租纳赋不上“户部”，也即留在地方都护或都督手里，很明显，一个都督就是一个地方皇帝。可以想见，当年澄州无疑是韦家之天下。为了巩固个人或家族这种土皇帝之地位，必然广积粮草，储藏兵备，如《大宅颂》云：“黎庶甚众，粮粒丰储”．就是当地“十载”欠收也“从人无菜色。”而《智城碑》则云：“往以萧墙起衅……．遂乃据兹险奥”．就是为了占据有利的地位置建这六合坚固大宅．以保证韦家千秋万代土皇帝之基业，这正是大唐大封建制下的农奴制，是中原经济制度与南方部落经济制度之结合体。 二、“礼义’’、“萧墙’’与儒家思想 在《大宅颂》与《智城碑》上明显看到夹杂着霸气但又有儒家思想之渗入的文化特质，可分析如下： 1、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孔孟思想流传已久的精华之一。《大宅颂》云：“获称登次，开场拓境，置州占构”，占据有利形势，而《智城碑》则说：“仰观天文，有日月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岳渎山河之镇”．而且：“蓄泄元气，崩腾横宇宙之间，苞括群灵，眇邈出尘埃之外”。可见，这“六合坚固大宅”如何地占有地利，上见天下府地，囊括群灵，简直就一个风水宝地!《大宅颂》上云：“农桑滋耽，耕农尽力．斗争不起，成统区域”，《智城碑》上则说：“斗粟分食，切切其心，怡怡其色”，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只有“分食”斗粟，于是人和．就能“同气情申，阋墙讼息”，没有任何纷争，大家和睦相处。 2、不赞成“萧墙起衅”。《智城碑》上云：“往以萧墙起衅，庭树暌阴、蓄仞兼年，摧锋盈纪”，可见在韦敬办尚未争得刺史之位时，部落或兄弟之间是如何刀光剑影的。韦敬一非常熟练而准确地用上了“萧墙”二字，又如下文的“阋墙讼息”，也用得很恰当。在孔子与季氏的一番谈话中，有一句话“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项．而在萧墙之内矣”。 (孔子以“萧墙之内”(后来演化为祸起萧墙)指代国内纂权之争，而《智城碑》中即以“萧墙起衅”用指部落内部，兄弟内部之争，这是很准确的。可见，对于儒家之经典《论语》，岭南文人仍是熟悉的，而且思想上接受这种教化，以此为美风良俗。 3、人皆礼义。《礼记》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日：礼者不可不学也。”(《礼记·曲礼》)礼义作为儒家伦理观已被南方少数民族接受。《大宅颂》云：“庶男志壮，妙女更极，人皆礼义，俱闲秽色”，《智城碑》上则云：“同气情申，阋墙讼息”。不管当时壮族人能否都“礼义”，但明显可见他们以此为美德，为标榜，所以才会刻在碑上，以昭戒后人，做为一种理想追求与生活原则。儒家礼义之思想已蕴含其中矣。 儒家思想在壮族地区的传播，由来已久。远在始皇、汉代时，由于中原战乱，不少儒人躲往南方，与当地人居住一起，慢慢同化，彼此影响。而到了隋唐，通过科举与官方教育，儒学往南方渗透。据《隋书·令狐熙传》说隋王朝统一岭南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选派有才干又有文化素养的官员到壮族地区担任行政首脑。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官十七州诸军事，而且授予他可因地制宜行使任免刺史以下官员之权力。令狐熙本是敦煌人，博览群书，精通《三礼》。他到任后，即推行儒家“恩信”之道，还积极派人“为建城邕，开设学校，华夷感激，称为大化”。 而到了唐朝，在岭南推行儒家之教育更为普遍。据史料记载，唐武德(高祖)五年，在岑溪县治东建置府学， 贞观初在博白县城南一里建县学，贞观三年在北流登龙桥建县学，当时“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I 岭南之人对儒家经文之熟悉如囊中取物，而且贬岭南的中原文人更是带来了儒学之思想，据《马平县志》栽：“自柳侯(即柳宗元)守是邦，建学官，崇圣教，稍稍诱以经术，……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虽则韦敬办等人之碑文早在武周时代，但由史可知， 唐王朝一直未曾放弃对壮族的儒化工作。 唐王朝另一推广儒家思想之方法即是通过科举来吸引各族人民学儒家经文，接受儒家思想。据《旧唐书·选举制》载，当时各族人每年去参加科举，连突厥，百济、高昌等，有“八千余人”。 壮族人本身也以学习汉文化为荣，韦敬办与韦敬一兄弟俩即为“壮族文人的先驱”。 南方也有人去赶考，如上文提到的赵观文等，晚唐还有曹邺。 这都是大唐推广其中原文化及儒学之有利途径，壮族人所受之浸染，于《大宅颂》与《智城碑》上可见一斑。 三、玄学与初唐骈文之影响 唐初诗基本沿袭“江左风”，正如李谔所言：“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魏征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 即诗文绮丽繁缛，注意音韵和谐。这是当时之文风。而初盛唐诗两大主要题材为山水田园和边塞，这也源于“江左”。山水田园诗由陶谢首创，精神旨趣与审美观照方式明显是受东晋玄学之影响。而在《智城碑》上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些痕迹。写智城山之关，“直上千万仞，周流数十里，昴昴焉写崇岱之真容，隐隐焉括蓬壶之雅趣。丹崖碧碍，掩朝彩以飞光：玄岫嵌xi(左边是山，右边是献)，含暮烟而孕影。攒峰竦峭，椠碧云以舒莲；骇壑澄渊，纫黄舆而涌镜。悬岩坠石，蹲羊伏虎之态；落涧翻波，挂鹤生虹之势。……飘肠乱琼妆之粉”。有山有水，红岩绿树，烟光暮影，美不胜收。用了一对又一对的骈偶句来描写，一体现玄学追求的自然美，气韵清高；二体现了初唐流行的骈文色彩，三是语句类似堆砌，整个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这一大段骈文之描写，读了不仅让人感叹于韦敬一对六朝初唐四言山水诗之功力，看“悬岩坠石，蹲羊伏虎之态；落涧翻波，挂鹤生虹之势”，与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中“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的句式极为相似。又如“木落而天朗气清，花飞而时和景淑”，与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中“蝉呜则千转不穷，猿啼则百川无绝”，几乎一样；又如“仰观天文，有是月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岳渎山河之镇”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觉来，识盈虚之有数”，也非常类似。这不但看出《智城碑》受玄言思想与骈文之影响，且对韦敬一，一个壮族文人，对骈文驾驭之熟练叹为观止。 四、六合坚固大宅与大唐建筑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特点”。这一句话也适用于壮族远古之建筑特色。 壮族大多一直聚居岭南一带， 因当地的地理、气候等原因，一是有瘴气，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言：“知尔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并非虚言。二是岭南一带蛇鼠多，柳宗元《三戒》之一《永某氏之鼠》，虽为寓言，但从一个侧面反映鼠患，“昼累累与人兼行”，晚上则“斗”个不止，其声万状，可见地上鼠多。三是气候炎热，潮湿多雨，所以，岭南壮族人在隋唐之前尚不懂用石、砖、瓦等来造房，就用竹木造的．谓之“干栏”，甚至唐代也还有，“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晋书·博物志》则记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署地”，元朝李京的《云南考略》云“金齿百夷，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说明当时壮族人居住的是竹木之楼，楼下则是鸡、牛、羊等禽畜。武则天时宋碌被贬为广州都督，也有此记载：“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教人烧瓦，改造店肆”。以后才没那么多火灾；《新唐书·循吏·韦丹传》：“韦丹徙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ge(“嘎”字不要“口”字旁)而焚。丹教工为陶，聚材于场，…… ”，教当地的人烧瓦做屋，可见岭南一带民居之特色即为“干栏”。 但从《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加上对现存六合坚固大宅遗址的考查，发现，已不是壮族之“干栏”建筑，而是以石头依山靠水而建的堡垒式的瓦房子，今日见到的遗址，还有城墙四道，水井一口，有石臼、石马槽、石碾子，还有砖瓦残片。据《旧唐书·宋绿传》、《新唐书·韦丹传》等记载可知，当时中原地方已是以砖瓦房为主．而岭南还是“干栏”建筑，所以宋臻、韦丹马上以其经验改造了岭南当时的民族建筑。而六合坚固大宅正是模仿中原的建筑建造的，这明显受大唐建筑之影响。但其又有少数部落堡垒式房子之痕迹，因为韦敬办建这所大宅，本就为了“助世澄居，传文则物色益兴，用武则悬xi(左边是“山”，右边是“戯”)斩绝。一人所守，即万夫莫当”。《智城碑》则云：“壮而更壮，实地险之不逾；坚之又坚，俨丘陵之作固矣”。这既有大唐砖瓦建筑又有民族部落之味的大宅，不同于突厥之“庐”，又不完全与中原的“房”相同，正是南北建筑文化融合之结晶。这也许也证明了韦氏原本可能不是壮族人，《大宅颂》序文即说：“维我家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可能韦家原本是京兆人，因为某种原因派到南方做官，在当地很有威信，又最终统一了澄州一带，受封为刺史，其子孙建这一大宅固，其建筑等等也慢慢受南方影响，但又由于受唐前和大唐文化影响之根深蒂固．因此在房子建筑上与当地壮族不完全一样，这也就慢慢影响壮族建筑之变化。 综上所述，从某些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如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之顶峰，其文化影响简直无处不在，即使远在南疆，也“莫非王土”。民族本来是阶段性的产物，其无论是文化、思想、建筑等等都会彼此影响，而共同前进，共同改善。 【参考文献】 邓敏文．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M]．民族出版社．2000，128． 参看黄城源编纂．上林县志[M]十五卷，36．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A]．史记，卷117，中华书局，1959，3050． 参看《新唐书·地理志》下“羁縻州”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论语·季氏[A]．钱穆 论语新解(下编)，季氏篇第十六，三联书店，2003，426． 隋书·令狐熙传[A]、 壮族通史[M]．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535． 旧唐书·选举制[A]．中华书局，1973 隋书·李谔传[A]． 隋书·文学传序[A]． 旧唐书·南蛮传[A]．卷197，列传147，中华书局，1973，5272． 旧唐书·宋碌传[A]．卷96，列传46，中华书局，1973，3032． 新唐书·伟丹传[A]．卷197，列传122，中华书局，1975，5630． 欧阳若修．壮族文学史[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371． 【收稿El期2004-03—08】 【责任编辑 吴庆丰】

红棉树

	是的，对季人贝侬的置疑表示赞同。

季人

	连“不赞成兄弟争斗”都视作是儒家思想对蛮夷之邦的教化，难道僚人在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前都是赞成兄弟间争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