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
作者:方 铁
转录自:《中国西南文化研究(3)》,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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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越是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南方的两大族群。由于历史久远和记载多阙,汉代就有人认为濮、越的历史湮没难辨。对濮、越的分布及其内部的关系,和濮、越之间的关系,以及濮、越与夏、商、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或模糊不清。对越在西南地区的分布及其内部的关系,我已撰文考述(参见拙文:“百越在西南地区分布新议”,载《思想战线》1993你第六期),认为先秦至汉代,百越在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在今广西和越南北部居住着瓯、骆两个不同的支系;在今贵州、滇东和川西南地区,有一些越人与夜郎、滇和邛都等濮族群体相杂居,以濮占优势。在今云南怒江、澜沧江和元江的中下游地区,有称为鸠僚的越人与闽濮等民族相杂居。滇东南一带的鸠僚,与当地的濮交错杂居。在今缅甸的东部,以及秦国、老挝和越南的中部地区,则有称为掸(又称越裳)的越人,与当地的其他民族相杂居。兹收集梳理有关资料,对濮、越的其余问题再作勾勒,以求教以方家。文中议及的濮、越,以居住西南地区的部分为主。
一、濮的分布与濮内部的关系
据古籍传说,在我国南方最早活动着一个称为“三苗”的族群。三苗地广人众,曾与尧、舜、禹为着领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战争。三苗居住之地,据战国时人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当主要分布在今江汉地区和赣北一带。又据《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高诱注:“葬于九疑之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看来,三苗活动范围的南部,已达今湖南、广西相连的地区。
三苗又称南蛮。殷商之时,南蛮中以荆山(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为中心的一部分,又被称为荆楚或荆蛮。西周时期,荆楚中的楚族建立的楚国,发展为南方有名的诸侯国。楚国强盛时,其疆界西与今四川接,东至今江、浙,北抵今豫西南,南达今桂北。前223年,楚国亡于秦。楚族遂逐淅融合于华夏族。
南蛮居今西南地区的部分,记载中较清楚的是盘瓠。盘瓠亦属荆楚,但较楚族落后。《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盘瓠居今沅江上游一带,秦取其地,设黔中郡(治今湖南常德市)。汉朝改为武陵郡,盘瓠遂又名武陵蛮。
在盘瓠的西面和西地面,还居有与盘瓠属同一族的其他部落。据《宋史•蛮夷一》:“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言:“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说宋代居今湘、黔、鄂南、川东地区的溪洞诸蛮“皆盘瓠种”,朱辅认为僚、仡伶、仡佬与苗、瑶同属五溪蛮(武陵蛮),均反映了这些民族自古关系密切,迄宋、元时彼此相同、相似之处仍甚多,致时人认为是同源所出。目前一般认为今苗族、瑶族是武陵蛮的后裔。今仡佬族的先民在唐代又称僚、仡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把苗、瑶、仡佬3族的语言同列入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由语言关系亲密的程度,可推知这3个民族在古代同源,即均出自五溪蛮。由古代“僚”演变而来的还有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今壮、布依、侗、水、仫佬(宋代又称仡伶)等民族。古人认为这些民族的先民也属五溪蛮,则反映了这些民族的祖先百越,与南蛮在西南一些地区交错杂居,有混杂难辨的情形。
商、周时期,活动在江汉以南地区的南蛮,被称为“濮”。濮是随武王伐纣的西方八国之一。《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庸、濮在江汉之南。”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濮必距庸不远,当在今川东、鄂西地一带。另据《史记•楚世家》:周宣王六年(前822年),楚内乱,叔堪“避难于濮”。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年),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成王元年(前671年),楚遣使朝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国南面发展,遂据有濮、越居住的大片地区。唐张守节把孔安国“庸、濮在江汉之南”语与成王时“楚地千里”相联系,认为楚国向南部的开拓,主要是占有濮人的地域。由此可知,濮人活动的区域并不仅限于今川东、鄂西南一带,还包括江汉以南的今湘、黔等地在内的广阔地区。
从记载来看,“濮”应是对西南溪洞诸蛮“盘瓠种”的另称。濮人活动的范围,与《宋史•蛮夷一》所言“盘瓠种”的分布基本一致。“濮”又称“百濮”,多与他族相杂居。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左传》所述百濮“离居”的情形,与“盘瓠种”支系繁多,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的情况亦同。又据《后汉书•南蛮传》:汉朝“岁令(武陵蛮)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賨布”因纳自賨人而得名。武陵蛮所纳之赋亦称“賨布”,表明汉朝视賨人、武陵蛮为同一族。而賨人属濮,武陵蛮亦当属濮。《隋书•地理下》言:“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莫徭”即今瑶族。《隋书》说“莫徭”亦名夷蜑,而蜑属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言:汉武帝斩竹王(夜郎王),在夜郎地区置牂牁郡,“后夷濮阴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两周至汉代活动在今贵州、滇东一带的夜郎,其族属当为濮。有研究者认为夜郎之濮即今仡佬族的先民。由仡佬语与苗语、瑶语关系密切,3族必当同祖的情况观之,武陵蛮亦应出自濮系民族集团。武陵蛮的先民名“盘瓠”。“盘瓠”急读如“濮”,“盘瓠”一语本或当即“濮”,亦不无可能。
濮在西南的分布甚广。先秦时期四川盆地的居民以濮为主,且基本上是当地土著。此外,云南东部地区,也是濮人重要的聚居区。滇东最重要的民族是滇族。滇族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滇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其范围在云南东北至今曲靖,南达今元江,东抵今陆良,西至今禄丰。《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滇”为“滇濮”,并以“滇濮”为南中(今云南地区)夷、越的一种,表明滇为濮系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把滇、夜郎、邛都归为一类,其特点是“椎结、耕田,有邑聚”;《后汉书•西南夷传》说:邛都夷(在以今西昌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牁相类”;《明史•土司传》指出西汉时之夜郎、靡莫、邛、僰等族在西南等地“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同为舜时“苗”之后裔。这些说法,均证明滇、夜郎、邛都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族属应相同。《华阳国志•蜀志》言:会无县(西汉置,治今四川会理县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据今西昌凉山彝族传说,彝族先民进入凉山时当地已有彝语称之为“濮苏乌乌”的濮人,其人建有大石墓(“濮人冢”)。以后,彝族先民夺据其地,濮人遂绝。看来,今凉山地区的最早土著是濮人,后来彝族先民进入,才反客为主。凉山最早居民“濮苏乌乌”,当即邛都夷。
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居今滇东北的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相扶,与“滇”当为同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言:兴古郡(三国蜀置,治今云南砚山以北)“多鸠僚、濮。”句町县(西汉置,治在今云南广南县境)“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兴古郡、句町县在滇人地区的东南,这一带亦多濮人。
自滇东往西的今云南楚雄、大理地区,也有濮人聚居或与其他民族相杂居。已发掘青铜时代的重要贵址,滇东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西有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汪宁生先生认为将万家坝、大波那与石寨山、李家山的出土遗物相比较,两者的基本特征相同;并指出云南青铜文化不论其分布在滇东或滇西,均应为定居的“椎结”民族所遗留(参见汪宁生著《云南考古》第67页,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增补本)。石寨山古墓群是滇族上层人物的墓地。石寨山与属同一文化的李家山墓葬,其主人均是濮人。与石寨山、李家山墓葬基本特征相同的万家坝、大波那墓葬,亦为濮人的遗物。铜鼓是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器物。近年有学者提出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之一,其时代约属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万家坝型铜鼓起源于云南楚雄至祥云、弥渡一带,分布不出云南西起腾冲,东到曲靖,西北抵永胜,东南达广南的地区。万家坝铜鼓创造者的族属,虽仍有争议,但较多的研究者认为是古代的濮人。今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有大量濮人居住,文献亦可参证。云南、川南之“濮”,在一些史籍中又称为“僰”。
“濮”、“僰”古音相同,古代记载中亦互假用。元人李京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指今四川宜宾地区)也是,故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大理、永昌(今云南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指出元代的“白人”是汉代的“僰人”,居住在从今川南至今滇中、滇西的地区。元代白人的分布,为先秦以来滇、川地区僰人分布情况的延续。
川南、滇黔地区的濮人,是土著抑或徙自外地?目前在四川盆地以外的濮地已发掘属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大都在云南的滇池区域和楚雄、大理地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与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如:出土青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彼此在陶质、器形上均颇为相似。有研究者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很可能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楚雄、大理地区的情况,与滇池区域大致相同。川南、贵州地区的青铜文化,目前已知的材料虽不多,但亦未发现因居民迁徙导致文化面貌显著改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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