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山鹰组合电视专访实录(老鹰答记者问)
转载自《彝族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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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每到一个地方演出的时候,都会在演出的间歇时说很多的话,比如说呼吁同胞爱护自己的文化或者牢记和使用自己的母语……类似的这样的话,这样是不是超出一个歌手职责的范围,对此你怎么看?
C: 我的轮廓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是生在大凉山的一个彝族人,我念的经文,和我说的母语决定了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文字,我是这样一个民族, 作为少数民族,如果热爱国家的话应该发扬自己的文化,科学地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那么发扬民族文化从哪里开始,从母语开始,那么呼吁使用和保护母语是寄托我对我的民族的热爱的一种方式,我们不仅是要做一个歌手,更想做的是一个歌者,就是用歌声为时代为民族为人民立言的人。这也许是我们要做的一个目标之一,如果仅仅是在这里唱两首歌,演出之后拿钱去,那我还不如回凉山我在那里会活得很从容自在,我也不追求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责任心,一个社会的责任心,一个民族的责任心,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不管别人说我单纯也好、幼稚也好,还说你是一个歌手,你唱好你自己的歌,我刚开始听了也生气,可是现在无所谓, 我只听从我内心的声音。
记者: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C: 作为做音乐和做文化这样的人,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自己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为家乡做一些事。据我自己的观察这几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以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精神面貌都和本身的民族文化流失有关系。当然现代文明的冲击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全球一体化,先进地区的文化经济在不断地冲击着不同的角落,可我觉得一个伟大的国家里面应该坚持保留本民族文化核心的原始性,这并不是说回到原始的意思,我们应该有一种激情和欲望把传统美好的东西给他提升给他延续。比如说彝族,我个人认为,要挽救这个民族的精神和让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要好起来的话,要从自身的民族文化开始, 历代以来彝族都没有一个公共性的学校,它的文化流传延续都是由 毕摩来延续,彝族文化几千年来,它的精髓都在这个毕摩身上。
记者:我知道你就出身在一个毕摩世家并在小的时候学过毕摩文化,就你了解,毕摩在彝族社会里究竟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C:毕摩作为彝族原始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他也是彝文字的继承和延续者,应该说它是彝族社会的知识阶层和彝文化的集大成者,彝族大部分文化精髓都在毕摩文化里,彝族民间从古到今都没有学校,都是口传文化,只有毕摩拥有彝族的历史典籍并通过口传的形式教给他的弟子,这种形式它好的一面是不需要再辛辛苦苦的认字,他可以把这个文化,他的理念他的意思,用诗词的方式,诗歌的方式传达给你,然后一辈一辈往下传下来,不好的方面是因为毕摩的传人有很严格的资格限制,而且一百多部经史典籍都掌握在毕摩手里,极不利于彝文化的传播。而且优秀的毕摩现在越来越老,随着他们的相继离去,如果我们还不采取一些抢救性的保护措施,真正的彝族高深的文化会在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身上消亡, 所以 我的愿望是在凉山搞一间彝族民族文化传习学校, 学彝族的诗史学彝族的民间文化民俗,学彝族宗教里面优秀的东西, 让它便于继承和发扬。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你能不能具体谈谈究竟现在的彝族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现状让你有这样一个想法,开办这样的学校?
C:彝族传统上对子孙的教育和对民众的行为约束都是通过格言,谚语,民间故事来完成的,他没有法律,也没有刽子手和监狱,但却有着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的规范。这对从小就生活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里面的人来说,这些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他的做人准则,是向上和向善的。但是现在,因为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古老的传统已经慢慢被年轻的一代抛弃了,可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当眼花缭乱的外来文明进入时,他们就没有坚强的价值观来支撑自己对外来文化进行判断,于是他们就会陷入混乱,心里会找不到平衡, 对自己的生活有极大的不满又没有方向感,这样你在少数民族地方会看到很多人酗酒,吸毒或者抢劫等各种犯罪行为滋生,我觉得这是伦理道德的一种丧失,是一种现代新生事物的衍生品!是外来文明的冲击下的一种牺牲品, 这样下去,不是某个人,整个民族都会失去健康的精神,就会面临没落乃至消亡了。
记者:那你觉得彝文化传习学校能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吗?
C:我只能说我会让学校成为振兴民族文化的路上跨出的一步,这条路注定是艰辛和漫长的,我的理想是让彝文化的研究和学习从此走出学术和知识分子的经院氛围,在民间重新得到重视和普及,因为这不仅可以延续民族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当代彝族人视野更加宽阔,智慧更加豁达,更拥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和本,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把它的精神找回来。而且这样对国家而言,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因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可以使一个民族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彝族的很多民间道德规范,也就是被称为“习惯法”的社会常识在以前对人的约束力是超过法庭监狱等强制性惩罚措施,它在民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这一点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感兴趣的课题 ,这样对减少犯罪,加强社会安定,改善当下彝族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好处,我觉得只要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了,行动和生活就有了方向,就不至于迷失,那么改善经济生活也会指日可待了,所以我觉得对民族文化进行科学地整理和传播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
记者:那你觉得学彝文化和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契合点?
C:当然有。比如说彝文化的主体文化——毕摩文化,里面就有很多直至今天仍非常有教益的知识,它的核心是祖灵信仰,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的,这里面有一种古老朴素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树木河流都是有魂灵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际上也是对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践踏和对神的亵渎,这种信仰性的行为规范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对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它要比法律条文来得有力量,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它提升,然后更好的挖掘和整理然后继承它,科学性的把这个民间的宗教由过去所谓的迷信转化成民俗文化现象,剔除糟粕,科学性地把它的精髓延续下去, 这对改变现在彝族的精神面貌是有帮助的。另外,它除了宗教性的知识以外,还包括很多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文学等很广阔的知识体系,彝族的太阳历就是世界公认的原初民对自然的观察和推理能力的杰出代表。
记者:现在据我所知,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学学者刘尧汉先生有彝族文化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府里也有一些彝学研究机构,那你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C:我知道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些工作,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以最民间最直接最人性的方式和风格去做,不要把学问束之高阁或者栖息在学者的案头书卷里,而要把它活生生地在民间凸现并承继下来,并成为真正引领民间生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