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转录自魏存成著《高勾丽遗迹》（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之一），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第2—13页。——南粤孤客】
高句丽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汉武帝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中玄菟、乐浪所属居民，据《汉书·地理志》记：“皆朝鲜、 *貊、句骊蛮夷”。玄菟郡设有高句丽县，应劭为其作注曰：“故句骊胡”。《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武帝“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以上所记“句骊”、“高句骊”，当然不是后来的高句丽政权，而是指高句丽民族。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玄菟郡所辖除高句丽县外，还包括上殷台、西盖马二县，而首县是高句丽县。照例，首县即郡治所在，但玄菟郡郡治最初并非在高句丽县，而是在沃沮城。汉昭帝邕元五年（公元前82年）玄菟郡郡治从沃沮城迁到高句丽县。沃沮城的地点，现学术界多考证为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高句丽县的地点，据《三国志·东沃沮传》记为“句丽西北”，而《后汉书·东沃沮传》则记为“高句骊西北”。这里所说的“句丽”、“高句骊”皆是指高句丽族而言。
结合近年考古发现，高句丽县被确定于辽宁新宾境内，当时这里同样有高句丽族居住。但高句丽族的活动中心并非在此，而是在其东南，即今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的辽宁桓仁及吉林集安地区。
（一）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高句丽政权始建于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据其创始传说，它是由北夫余族的朱蒙建立。高句丽和夫余属同一种族的*貊族系，有相似的政权创始传说。
高句丽政权的创始传说，最早见于公元414年的好太王碑，之后又见于冉牟冢题记，但都是寥寥几句，《魏书》则记载得较为详细。公元1145年，高丽金富轼所撰的《三国史记》中又增加了不少细节。高句丽政权创建的具体时间，最早即见于此书。尽管如此，其基本内容仍可看出是源自《魏书》。
夫余政权的创始传说见于《论衡》和《魏略》。《论衡》是王充晚年的著作。王充在世时间为公元27至96年。《魏略》稍晚，作者鱼豢是三国时期的人物。二书的成书时间明显早于好太王碑和《魏书》等。因此，可以认为是高句丽借用了夫余的传说。对此，唐初修纂的《梁书》曾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依《魏书》和《三国史记》，朱蒙率人自夫余南下，沿途又收纳贤人，至沸流水，降服了其上游“累世为王”的沸流国。此沸流国有可能就是《后汉书》、《三国志》中所记的涓奴部，而建立高句丽政权的朱蒙部当属桂娄部。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已有高句丽县之建置，所以高句丽政权的名称应是直接从高句丽县而来。
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创始，至公元668年为唐所灭，共经七百余年，传二十八王。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势力限于浑江流域。东汉时期，其政权发展较快。《后汉书·高句骊传》记：“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它以桓仁、集安、通化地区为中心，西边占据了新宾一带，北到辉发河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与夫余相接，东至延边，南至清川江，与乐浪为邻。汉末三国时期，由于公孙氏和魏将毌丘俭先后征伐，高句丽西进受挫。公元4世纪初，其占领乐浪、带方，势力向南发展到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开始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争雄。公元4世纪中叶，慕容皩又一次远征高句丽，“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但是中原战乱不止，与高句丽西邻的慕容鲜卑势力日趋衰落。至公元5世纪初，辽东之地终被高句丽占据。与此同时，高句丽向北发展。公元410年，其势力到达吉林省之夫余故地，和后来从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相邻。之后，高句丽又将南面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公元475年，长寿王率兵攻破百济都城汉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今韩国公州），高句丽的势力到达汉江流域。至此，高句丽政权的区域范围达到了极限。公元6世纪末，中原南北统一，国力大增。公元645年，唐兵渡过辽水，收回辽东。公元668年，在历史上持续了七百余年的高句丽政权灭亡。
（二）与中原的关系
尽管高句丽政权与中原发生了数次战争，但双方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
其实，早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中原的势力和文化就已延伸到了其活动地区。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却东胡，扩边到朝鲜半岛西北部。近年，在大宁江沿岸已发现了燕国长城。另外，在桓仁、集安及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先后发现了数批燕、秦汉货币和燕国系统的铁器。货币有“明刀”、“半两”、“五铢”、“货泉”等，铁器有生产工具钁、锄、镢、镰、半月形双孔掐刀、凿和兵器矛、镞等。其中有的遗址货币和铁器共出。1980年，在集安还发现了刻有铭文的赵国青铜短剑。1991年，在长白县又发现了赵国蔺相如铜戈。
汉四郡建立后，高句丽属玄菟郡管辖。据《三国志·高句丽传》记，“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警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开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这里所说的“后稍骄恣”，应是指其政权建立之后而言。
高句丽建立政权，自称为王。王莽执政时期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高压政策，并强迫调发高句丽兵代胡。高句丽兵“皆亡出塞”，王莽“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名骊侯”，于是高句丽人反抗愈甚。东汉建立，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帝则复其王号。这种册封关系一直延续下去。公元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乐浪后，前燕则封故国原王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公元5世纪初，高句丽占领辽东后，北魏政权又封长寿王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当时，高句丽使者在北朝受到的礼遇，仅次于南朝使者。与此同时，高句丽也接受南朝的册封。据文献记载，在此期间高句丽派使者前往十六国十二次、北魏七十九次、东魏十五次、北齐六次、北周一次、共计一百一十三次；派使者去东晋三次、刘宋二十二次、南齐五次、萧梁十一次、陈六次，共计四十七次，合计一百六十次。进入隋唐，双方战争的规模在不断升级，但隋唐中央政权对高句丽的册封仍未停止。
据记载，集安曾出“晋高句骊率善仟长”铜印一方，“晋高句骊率善佰长”两方和“晋高句骊率善邑长”一方。其中最后一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高不盈寸，兽纽，印模2.2厘米见方，厚0.7厘米，白广州篆书。此发现不仅说明高句丽设有仟长、佰长、邑长等基层建置，而且说明中原政权对高句丽的政治影响并非只限于高句丽上层。
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其范围更为广泛。迄今，在高句丽墓葬中出土的黄河、长江流域制造的铜器、青瓷、鎏金带具和带饰即是明显的例证之一。据文献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其“读书习射”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旧唐书·高丽传》记：（高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高句丽祭祀的原是隧神。《三国志·高句丽传》载：“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座。”祭祀隧神的习俗一直到高句丽后期仍在流行。公元372年，佛教从中原传入。这一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公元375年，高句丽建萧门寺。公元392年，故国壤王“下教崇信佛法求福”。第二年，“创九寺于平壤”。自此，佛教便在高句丽迅速传播开来。道教传人入高句丽是在唐初，这大概也与道教在唐王朝的地位提升有关。据《旧唐书·高丽传》记，公元624年唐“遣前弄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第二年，荣留王建武“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公元643年，应宝藏王之请，唐太宗又“遣道士淑道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因此，在高句丽晚期，道教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高句丽占领平壤和辽东，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时的平壤之地，自汉设乐浪郡始已有四百年之久。迄今，这里还保留着乐浪郡治土城洞土城和数以千计的封土木椁墓、砖室墓，出土了大量带有汉字铭文的纪年遗物等。因此，高购丽占领平壤和辽东，不仅对其势力的发展、政权的巩固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其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遗迹的发现与研究
高句丽遗迹分布在我国吉林省和辽宁省的东半部及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其遗迹的发现，以好太王碑为最早，时间是在清代末年。
好太王碑发现后，日本利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在对其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发展开了对其他高句丽遗迹的调查和研究。1909年，鸟居龙藏首先在集安开始了调查。他的报告单独作为一章，收录在第二年出版的《南满洲调查报告》中。1913年，关野贞同今西龙、谷井济一等调查了平壤、集安两地的高句丽遗迹。第二年，在《考古学杂志》第五卷第3、4号上发表了《满洲辑安县及平壤附近的高句丽时代遗迹》一文。1917年，关野贞又调查了朝鲜去山、渭原、楚山和中国集安榆树林子高句丽墓葬。他的调查报告被收录在《大正六年度古迹调查报告》中。1935年，池内宏、梅原末治、三上次男等对集安高句丽墓葬和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并于第二年出版了重要报告《通沟》。1935年到集安调查的还有三宅俊成、伊藤伊八等。1937年，黑田源次调查了通沟12号和五盔5号壁画墓。除集安外，吉林市和抚顺市也是其调查的重要地点。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20年代，李文信利用在吉林市工作的机会，业余调查了龙潭山及其周围的史迹，并于1927年、1938年在《满洲史学》上连续发表了《吉林龙潭山遗迹调查》一文。1940年，藤田亮策又去龙潭山进行了调查。首先对抚顺高尔山城进行调查，并认定该城为高句丽新城的是渡边三三，时间在1933年。1934年，金毓黻又对其作了踏勘和确认。1940年、1944年，三上次男又进行了调查、发掘。1984年、1993年，田村晃一两次走访高尔山城，并根据三上次男当年的记录和其本人的研究，编写出版了《北关山城》一书。
40年代，朝鲜对其境内的高句丽遗迹先后进行了一些发掘。1949年，发掘了有明确纪年和墓主身份的安岳3号冬寿墓。墓中除题记外，还发现了精美的壁画。从50年代开始，又连续多次大面积地调查、发掘了大城山城和安鹤宫遗址。1974年，发掘 了认为其中之一是“东明王陵”（封土石室壁画墓）的真坡里古墓群。1976年，又发掘了一座具有明确纪年和墓主身份的德兴里壁画墓。在调查、发掘和编写报告的同时，朝鲜先后出版了一些综合研究著作，如《高句丽的壁画古坟》、《高句丽文化》和《朝鲜考古学概要》等。
二次大战后，日本学者对高句丽的考古研究，主要是利用原有材料和中国、朝鲜新发现的材料进行的，其中专题研究比较多。东潮、田中俊明编著的《高句丽的历史和遗迹》一书，则是日本第一部较系统、全面的高句丽考古著作。
我国境内的高句丽遗迹大规模、有计划的保护、调查、发掘和研究等工作，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逐步开展的。迄今，多处重要的高句丽遗迹已先后被列为国家、省、市、地、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宁省在50年代末配合水库工程对桓仁高力墓子村积石墓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高句丽早期墓葬的宝贵资料。自1983年起连续三年又对抚顺高尔山城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重要的高句丽建筑遗迹和大量的陶、铁等器物。与此同时，还先后调查了沈阳石子山城，以及大连、岫岩、丹东、铁岭、新宾、开原等地的多处山城。其中对石台子山城在1990年和1991年做了小范围试掘之后，又于1997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理和重点发掘。1991年，发掘了雅河乡米仓沟的“将军坟”。这是在桓仁发掘的第一座封土石室壁画墓。1994年，对高力墓子村所余积石墓又进行了正式发掘，其结果再次证明该墓地的时代为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
吉林省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集安。1958年对东台子建筑遗址进行的发掘，使我们对高句丽高等级建筑的结构和瓦件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同时，对好太王碑、站前石柱及丸都山城和国内城也进行调查、实测，并在梨树园子南遗址发现了珍贵的白玉耳杯。1960、1962年先后两次由通化地区和集安县组成文物普查队，对全县文物进行普查，其中包括高句丽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关隘和城堡，并清理了五盔4号、5号和通沟12号壁画墓。其中五盔4号墓的壁画保存得较为完整，色彩也鲜明艳丽。1963年，发掘了麻线沟1号壁画墓。1968年和1970年，又集中发掘了七百多座墓葬，其中包括重要的长川1号壁画墓。壁画中的会乐百戏、山林逐猎场面和拜佛图堪称诸墓画之佳作。1972年，发掘了长川2号壁画墓。1974年，发掘了禹山下41号方坛阶梯石室壁画墓。1975年，发掘了七星山1196号和万宝汀242号积石墓。1975年开始，对国内城城墙连续进行了解剖式发掘，获得了关于其建筑年代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1976年，为配合农田建设，又集中清理了一百多座中、小型墓葬。80年代中期，为配合集锡公路建设（集安至锡林浩特），于禹山墓区之铁路北侧发掘墓葬一百余座，在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方面都有重要的发现。1990年，对太王陵墓室进行清理，发现了石椁，现已做了复原。除集安外，在此期间对吉林、延边、柳河、辽源等地的高句丽山城，也先后进行了调查。
伴随上述调查、发掘，对高句丽遗迹的研究工作也同时展开，主要集中在都城、山城、墓葬和重要遗物几个方面。
对于高句丽都城的研究，包括对都城中某一城址的考察和都城全貌的综合分析。前者如《高句丽丸都山城》，后者有《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高句丽的都城》、《高句丽的都城与疆域》、《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等。高句丽都城的重要特点是山城和平原城相结合，如集安山城子山城与市区平原城、平壤大城山城与清岩里土城或安鹤宫。《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一文在谈到高句丽后期都城中的长安城时，首次提出了该城的规划布局接受了中原北魏洛阳城影响的观点。与都城有关，《集安东台子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一文则提出了位于国内城东侧的东台子建筑址，很可能是公元4世纪末高句丽王兴建的王室社稷和宗庙的新见解。
高句丽城址中最常见的山城，随着调查工作的全面展开，近年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辽宁境内高句丽山城的考察》、《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研究》、《辽宁高句丽山城再探》、《吉林省高句丽山城的现况与特征》等，并对通往高句丽中期都城的南、北道和高句丽晚期西部的千里长城也进行了探讨。
高句丽墓葬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大体可分为积石墓和封土墓两大类。积石墓的时代早，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以集安最为集中。对于积石墓的研究，先后有《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试论桓仁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年代及其演变》，《高句丽石墓的演进》，《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高句丽串墓的考察与研究》等文发表。另外，在有的墓葬发掘报告中也对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论述。通过以上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高句丽积石墓的无坛、方坛和方坛阶梯等外部结构形式，主要表示的是墓葬的等级高低，而积石墓石圹和石室等内部结构形式，反映的则是墓葬的时代先后。其中关于属王陵级的大型积石墓，又有《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墓主人的推定》及《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等文，对其年代和墓主人的情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高句丽封土墓的时代晚于积石墓，但其数量并不比积石墓少。以往的发现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壁画的大、中型墓（高句丽壁画墓绝大部分为封土墓，个别为积石墓）。宿白、杨泓等最早展开了对高句丽壁画墓的综合性研究。吉林和辽宁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也相继撰文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中心问题仍是通过对墓葬形制、结构和壁画内容、布局的分析，探讨壁画墓的年代、分期，以及高句丽社会生活的特点和变化。
作为高句丽的重要文物，好太王碑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从1981年开始，王健群、方起东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刘永智、王仲殊、耿铁华、徐建新等也先后发表论述，将有关的研究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陶器是高句丽最常见的遗物之一。80年代，对陶器综合分期和典型器物四耳展沿壶的研究开始起步。而作为重要的建筑构件，瓦当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展开。金属器中常见的是兵器和马具，相关的研究文章也比较多。
在以上调查、发掘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高句丽考古综合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较为重要的有宿白编著的《三国——宋元考古》（内部讲义），李殿福、孙玉良合著的《高句丽简史》。1994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句丽考古》。此外，还有王禹浪、王宏北编著的《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一书，其中收集整理的高句丽城址在目前是最多的。
（文后共59条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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