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文推广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政 军
1、壮语文推广的历史与现状
壮语文的历史
壮族曾经有过象形文字的萌芽，但这种萌芽最终胎死腹中。秦朝以后，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原文化开始影响地处岭南的壮族地区；到了宋朝，受汉字“六书”的启发，壮族知识分子利用现有汉字的音义形（包括偏旁部首）独立创造出自己的“方块壮字”，“方块壮字”因人因地而异，基本上各方言土语都自成一体，有的甚至各人自成一体，所以“方块壮字”是一种极不规范的文字。“方块壮字”最终没有成为壮族全民族统一的、规范的文字，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壮族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要求“方块壮字”作为它的意识形态的书面载体，“方块壮字”只能游离于政治力量之外而始终成为民间用字。“方块壮字”诞生于何时无准确的文献记载，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始见于宋朝范成大的《桂海虞衡记》，推算出距今大约800多年，目前在壮族地区广大农村还广泛使用，主要用于记录巫道唱本、山歌等。为了与20世纪50年代末创制的拼音壮文相区别，习惯上称之为“老壮文”或“旧壮文”。
新壮文指的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拼音壮文。这是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帮助下创制出来的。《壮文方案》试行草案颁布于1957年，调号还使用阿拉伯数字；正式方案颁布于1982年，因为这时的调号已经完全使用拉丁字母，新壮文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拼音文字。《壮文方案》是作为壮族的民族文字方案创制出来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政府行为的产物，但它是在充分尊重壮族人自主自愿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产生、发展都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受到壮族群众尤其是操壮语北部方言群众的欢迎。
壮语文推广的历史与现状
老壮文不存在推广问题。老壮文活跃于民间，各用各的，自成一体，所谓的规范最多存在于手抄者之间或师承者之间，范围之窄，谈不上“推广”二字。壮语文的推广是从新壮文的推广算起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壮文推广经历了轰轰烈烈、偃旗息鼓、重振雄风、波澜不惊四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60年代中期起至70年代末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推行，偃旗息鼓；80年代初期恢复，并有突破性的进展，虽然有些急于求成，但终究有股重振雄风之气势；90年代至今，工作还在进行，但只是维持90年代初的规模和范围，呈现波澜不惊之态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广时，虽然拼音壮文1957年就经国务院批准使用，但正式推广则到1961年才开始。先从武鸣、龙州、柳城、平果四县开办预备班，以后在全区壮族聚居地推广，到了1964年，全区小学开设的壮文预备班520个，学生16000人；增设壮文课的班有987个，学生40000人。别小看这些数字，它们和现在不好相提并论，因为当时壮族人口基数比现在要小得多。
同时进行的农村壮文扫盲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但因为推广工作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多少带有一点强迫意味。比如当时上思县华兰大队（现为华兰乡）一带为了推广壮文，每逢圩日就在华兰圩的交通要道派民兵把守，社员要赶圩，必须背得一段壮文课文才能得以进入圩集。
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以前，壮文推广工作达到第一次高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壮文推广全面停止，陷入最低潮。
1980年5月，区党委作出恢复推行使用壮文的决定。次年秋，在武鸣、德保试行壮文教学取得成功。1983年开始在全区各壮族聚居地全面展开。至1989年，小学壮文教学试点发展到45个县，学生30000多人，民族中学（壮文初中）67个班，学生3400人。同时广西壮文学校、广西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中、高等院校招收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壮文专业的学生，形成从小学到研究生不同阶层的系列发展的道路。壮文推广工作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壮文推广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有操之过急之嫌。主要是摊子铺得过大，在人、财、物等条件尚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贪大贪全，犯了冒进的错误。在农村推广这一块，对新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拜金主义思想估计不足，以至于不少地方出现为了多领扫盲经费而冒报脱盲人数的事件。
九十年代开始，原来由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管理的壮文进学校工作改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区民语委只管壮文的农村扫盲工作。此后壮文推广再一次跌人低谷。除了近两年以“学壮文学科技”的形式在个别县开办了为数不多的培训班外，农村的壮文扫盲基本停止。壮文进校工作也面临严峻的局面。大专院校的壮文专业停止招生，中专在酝酿转轨，民族中学的壮文课成了摆设，小学的壮文班在逐年减少。目前广西只有23县的中小学保留壮文教学试点，其中除了6个县比较正规外，其余县的试点每周只有2、3节壮文课，基本上成了保面子、保项目的工具。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壮文推广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2、制约壮文推广的因素
壮文推广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一波三折，几起几伏，虽然时间算起来也不短，但总而言之效果不是很好，原因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语文环境不好（外部生存空间和内部挈肘），二是推广方式不很恰当。请注意我们强调的是语文环境而非语言环境。在壮族地区推行标准壮语，其语言环境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文字而言，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必须注意我们强调的重点所在。
语文环境指语文生存、使用、发展的环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它具有某些条件下依附于语言的特点，因为任何语言的交际功能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有着“书面语言”的文字就其交际功能而言也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因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大小之别，因此不同的语言文字在同一社会里就有了“价值”不同的区别。这种区别往往受使用该语言文字的民族人口的多寡、使用范围的宽窄、政治经济文化上文明程度的高低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中国，由于汉民族人口大大超过其余少数民族人口之总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化得比较快，汉文明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因此汉文不仅被汉族所使用，同时也被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其他少数民族所使用；不仅流传于汉族地区，同时也流传于少数民族地区。在这里，汉文显示出比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汉文到处充斥于地域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因。
反观壮文的生存条件则恶劣得多。继秦中央王朝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之后，壮族地区开始纳入中国版图以来，中央统治者一直在壮族地区推行汉文化的同化政策，汉文化被视为正统成为主流文化，而土生土长的壮族文化却被视为支流文化而遭到歧视和排斥。所以尽管宋朝开始壮族就有了“方块壮字”，但始终只在民间流行，终究难登大雅之堂，成为壮族居住区的官方文字。这种局面长期存在所造成的恶果除了不断恶化壮文的生存空间外，还在于“和平演变”了壮族人的思维定势，即他们自己也认为汉字才是文化的正统，壮文不是，所以读书要读汉字写成的书，学习文化就应该学习汉文化。
所以目前不仅有些已掌握了汉文的绝大部分壮族知识分子觉得没有在壮族地区推广壮文的必要，而且甚至有些农村壮族人也觉得没有学习壮文的必要。因为现实确实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壮文的生存条件有多么的艰难，虽然他们当中有人可能须臾都离不开壮语，但他们每天睁开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壮文而是汉文。即使在拼音壮文推广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局面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我们来看看两处具有代表意义地方的用字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壮汉两种文字截然不同的生存状况。
2001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大院里的用字情况：
单位牌匾（挂于单位大门）：壮汉（区政府规定各单位牌匾必须壮汉两种文字书写）
标志牌匾（挂于单位大门）：汉（如：文明大院、无毒大院等）
各处室牌匾：汉（如：党委办、业务处）
室外警示标语：汉（民委语委是我家，环卫绿化靠大家）
室内警示标语：壮（Geij cit ien！请勿吸烟！”这是摆在会议室里面唯一的一条警示牌，也是整个语委大院里面唯一的一条壮文警示牌。）
2001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上思县华兰乡姆华屯壮族老人吴传熙家的用字情况：
对联：汉
祖宗牌位：汉
神灵牌位：汉
门板上所记的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汉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广西区内从事壮文推广工作的专门机构，本身应该主动使用壮文，以便起好示范作用，可惜实际上并非如此；据说上思县是个比较纯粹的壮族地区，壮族老人吴传熙家甚至有个儿子毕业于壮文专业，但在他家里同样也没有见到壮文的蛛丝马迹。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与壮文“沾亲带故”的尚且如此，其他的就不言而喻了。壮文生存环境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壮语文生存环境的恶劣不仅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拼音壮文与壮族传统的语文心理不相吻合。历史上，由于壮族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大，以至于在大量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丢弃了自己的许多特色文化，成了没有自己鲜明文化特色的民族，发展到现代，甚至有了“没有特色就是特色”的说法。几千年来，壮族接受了许多的汉文化，包括文字心理。可以说，方块汉字早就在壮族当中深入人心。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方块壮字。应该说，壮族传统的文字心理是方块文字而非拼音文字，拼音壮文割断了壮族文化的历史传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引起部分壮族人的反感。其次，拼音壮文没有做到文字形式与语言内在的完美统一。拼音壮文是一种拉丁化了的文字，拉丁化文字是音素文字，构成音素文字的基本要件就是一个个音素，比如汉语的“人”，壮语读[ vun 31]，拼音壮文写成vunz，从表面上看，构成拼音壮文vunz的音素分别为[v]、、[n]、[z]，但实际上[z]并非音素而是调号，这就是作为音素文字的拼音壮文其书写形式与壮语内在方面不完全统一的地方。当然平民百姓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些，但《壮文方案》“连写成词”的规则造成词汇量大增的麻烦他们是深有体会的。比如：cueng，faexcueng，gocueng，gofaexcueng，指的都是“常绿乔木，叶子随椭型或卵型，花白色略带绿色，结暗紫色果浆。全株有香气，可以防虫蛀。木材致密，适于制家具和手工艺品，枝叶可以提制樟脑”。汉文称之为“樟树”（中科院语研所编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本来，壮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除少量的连绵词外，其合成词也是由构词能力极强的单音节词构成的。构成上面四个词的[cueng]、[faex]、[go]等三个词素既可以单独成词又可以作为合成词的构词成分，不管以那种形式存在，[go]、[faex]在壮语里的类别作用非常显而易见，它的独立语义于壮族人而言也是不言自明，但转而成为壮文以后，它的独立语义就被淹没在“连写成词”的规则里面了，它与任何能够拼写成为植物名称的音素一起“连写成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植物类名词就成倍增长起来，但实指的概念并无变化，只是多了不同的说法而已，这与明了简单的语言发展规律正好背道而驰。再次，壮语内部方言土语众多，声韵调之间存在差异，也是拼音壮文生存环境恶劣的条件之一。本来音素文字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怎么讲话就怎么拼写”，我们当初宣传拼音壮文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但现在看来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怎么讲话就怎么拼写”是不错，但那是对标准音点的人而言的，对于其他方言土语的人们来说，那就难了。难就难在：一，如果真的“怎么讲话就怎么拼写”，那么公布出来的《壮文方案》里面的字母根本就不够用，拼写出来的壮文除了作者所在音点的人以外可能谁都不知所云；二，由于各方言土语的声韵调与标准音点均有差异，要做到正确地“怎么讲话就怎么拼写”，必须首先学会标准语，但由于壮族历史上没有民族共同语，现在人为定下的标准语音点武鸣话没有标准音点必须具备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别人去学习一种“价值”不高的语言别人就以为不值，因此在“为了拼写好而去学另一种语言”的选择面前，其他方言土语壮族人大多失去热情。
壮文生存的外部空间早就被汉文大肆吞噬，加上自己内容（语言）与形式（文字）的不协调，整个生存环境和汉文相比显得尤为恶劣。
推行方式白璧微瑕 拼音壮文的创制、推行都是以政府行为的方式进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是一种行之有效而且倍受欢迎的行为方式。但政府行为受政治气候影响比较大。几十年来拼音壮文的风雨历程，无不跟我国的政治甚至国际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联盟，我们一切都唯苏联的马首是瞻。苏联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让许多民族改用了拉丁字母，准备最终让俄文也拉丁化。后来俄文不搞拉丁化了，拉丁化的民族只好又改用俄文字母。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苏联失败了的文字改革实验20年后又在中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1952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壮族人民的语言实际与意愿，派来专家和工作组对壮语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55年确定了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壮语武鸣音为标准音点、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制定了拼音的《壮文方案》。当时派来的专家就有苏联专家。“老大哥”作用几何，可想而知。同时进行民族文字拉丁化创制和改制的还有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境内各少数民族，但不幸的是，改制的民族文字似乎都逃脱不了如同苏联三十年代其他民族所进行的文字改制的命运，走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起点（如维吾尔族、彝族等弃新从旧）；而其他个少数民族的拉丁化文字前景也不被看好。拼音壮文作为解放后由政府帮助创制的拉丁文字，伴随着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潮随波逐流，政治气候好，其推广就好，政治气候不好，其推广就不好。几十年来的推广历史，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不是说推广拼音壮文不能够采取政府行为的推广方式，相反，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现在，我们也需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都比较落后，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推广文字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依赖于政府行为，但必须看到，由于壮文推广工作几十年来的政府行为没有连贯性，工作起起伏伏，既伤害了壮族群众对壮文的感情，也对壮文推广工作的前景产生怀疑，所以我们在反思过去推广壮文工作的各种失误的同时，应该也总结这种政府行为推广方式的经验与教训。政府行为的推广方式不能放弃，但如何使这种方式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从而保证它能够“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努力达到的目的。
3、关于应付的对策
立法 虽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享有创制、使用、推广自己民族文字的权利，但那只是国家的基本大法。不久前国家的语文法出来了，但那是针对汉语普通话的，于民族语文也不搭界。没有具体的行业法律，操作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回顾壮文推广几十年所走过的路，我们就是吃了没有法律保障的亏。过去的民语工作，我们采取政府行为的推广方式，但政令是人发出的，可以朝令夕改。尤其一到政府换届，一朝君子一朝臣，臣都要换，更甭说政令了。所以我们经常碰到一个领导一个思路、或者一个领导不同时期不同思路、政令不连贯的事。比如1986年壮文推广工作第二次高潮时，区政府下文要求每年大中专毕业生必须先到各级壮文学校学习三个月壮文然后再上班正式工作，但此规定仅仅实行一年，到次年就偃旗息鼓了。如果当时有个民族语文法，不管是上面的这个政令还是整个壮文推广工作，结局恐怕不是这个样子。
民族语文立法是继续推广壮文的保障，目前也是维护广西各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包括壮文推广）信心的重要举措。说老实话，壮文推广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潮起潮落，不仅使广大的壮族群众感到心灰意懒，也使从事民族语文工作的各民族兄弟感到辛酸迷茫，以至于不少人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民族语文立法将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疑虑而重铸推广壮文的信心。
壮族人要高举起壮文的大旗 中国革命之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因素自然很多，但有一条人的因素绝对不可忽视，那就是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哪一个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哪一个又不是工农群众的杰出代表？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要推广壮文，也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个道理，工农群众要懂得，知识分子更要懂得。特别强调的是壮族知识分子。壮族的知识分子不是在掌握了多少本民族的文化知识而获得这个称号的，而是受了中、高等汉语文教育获得的。他们实际上只是具有壮族人身份的“汉知识分子”而已。由于他们有汉文化知识，又是壮族人，而且基本上身居政府各个部门，所以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壮族人的精英，是壮族人利益的代言人。在涉及壮族人利益的政府决策中，他们举足轻重。如果这个时候他们不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脱离基层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那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就推广壮文而言，我们甚至现在还听到某些本族知识分子“有什么用？”的议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掌握了汉语文知识以后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的实际所致。他们认为经过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壮汉文化交流的影响，很多壮族人都会汉语汉文了，甚而至于在1990年就得出54.72%壮族人成为双语人，“壮族双语制基本上形成了”的结论，但他们忽视了这仅仅是抽样调查而已，而实际情况则是：距马山县城4公里的韦方英家，全家15人，会讲汉语的5人，占46%；离县城15公里的蓝英龙家，全家9人，会讲汉语的2人，占23%；离县城30公里的蓝英祖家，全家8人，除儿子上过几天学，汉语文还剩几个字外，全家无一人会汉语。这就是基本上形成了的壮族双语制吗？我们强调壮族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理由来源于此。既然是壮族人，就有权利与义务扛起推广壮文这面旗帜，否则就愧对祖宗，愧对当代壮族人。
寻找当前推广壮文的最佳方式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任何事情都可以有计划按步骤来进行，可以借助政治的力量来进行，文字的改革与推行也可以这样。解放后就有人提出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汉文字的拉丁化进程，可几十年过去以后，汉字的拉丁化改革只推不动；壮文的推广工作是以政府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两次壮文推广的高潮，都呈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政治特点。不管是壮文进学校还是壮文农村扫盲，统统一哄而上，遍地开花。政府有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时候当然可以这样做，但当政府的政策有变化或财政发生困难时，这种政府行为只能是政府不作为了，那么壮文的推广工作就只能有一个结果：死火！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给壮文推广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大提高财政收入大大增强这样的事实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几十年一贯制的关于语文工作经费的划拨也应该有所改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央财政每年直拨给广西用于民族语文工作的经费是500万，目前还是那500万，地方政府一直没有配套资金投入，再怎么样也说不过去的。因此，当务之急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找钱。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则万万不能。这是关系到能否开展壮文推广的前提。现在国民收入比改革开放前已经增加了10倍了，我们有理由要求相应地增加壮文工作经费。二是继续做好壮文进校和农村的壮文扫盲工作。农村的壮文扫盲工作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把壮文扫盲和智力扶贫结合起来。这两年来，区民语委在马山县、武宣县、环江县、贵港市等县市举办了10余期“农民学壮文学科技培训班”，使受训农民既学会了壮文，提高了文化知识，又掌握了两、三门农科技术，很受农民兄弟的欢迎。同时，由于所举办的培训班都是在当地开有壮文课的学校举办的，对当地的壮汉双语教学工作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目前壮文进校工作已经移交各级教育部门管理，怎样做好这个工作，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壮文专业招生的调整，中专、大专、本科全面停招，中小学的壮文学生看不到学壮文的出路，不仅学生本人没有兴趣，学生家长也不愿自己的小孩花费这个精力去学习没有前途的壮文。这几年各高校实行扩大招生，走的也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社会上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就招哪方面的专业，计划内的壮文专业招生尚且没有，扩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如何在没有大中专招生的情况下引导中小学学生增加学习壮文的兴趣，应该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首要解决的问题。“农民学壮文学科技培训班”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把学壮文和学科技结合起来，即使不能解决中小学生通过学壮文跳农门问题，但从中学到科技，对毕业以后回家务农利用科技脱贫致富还是有用的。
4、小结
壮文的产生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老壮文阶段，也称“方块壮字”阶段，“方块壮字”在宋朝就有文献记载，故其成文时代最迟不晚于宋朝；有人认为此前曾有过原始壮文的萌芽，但萌芽中的原始壮文后来夭折了，导致它夭折的原因就是壮族人受汉文“方块字”的影响。第二阶段是新壮文阶段，也称“拼音壮文”阶段，“拼音壮文”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使用，是一种拉丁化的音素文字。壮文推广指的就是这种文字的推广。壮文推广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其中曲折起伏，有高潮有低潮，有经验有教训，目前处于低潮期。要摆脱这种局面，除了持之以恒地高举民族语文的大旗，坚持不懈地进行民族语文工作，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放弃，我们别无他法。就像冬天之后是春天，黑暗后面将迎来黎明一样，我们深信，有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有广大壮族群众的大力支持，有民族语文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壮文推广工作肯定能够再次展现它的勃勃生机，大放光彩！
主要参考书目：
1．《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
2．《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3．《文字与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4．《民族语文信息》 广西区语委“内部工作通讯”一、二、三期
（作者单位：广西区民语委研究室）
［原文发表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4年第1期2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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