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五色糯米饭 于 2014-12-19 20:36 编辑
从“粗线条”到“艺术画”
从岩画上,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当年的装束——大多数人像都有头饰,且形式多样,有椎髻形、双角形、独辫形,甚至还有倒“八”字形、“Y”字形、面具形、芒圈形等。少数人像腰间还佩戴有环首刀、长剑,有的则拿在手上。
这些形象与文献不谋而合。据记载,骆越人有“断发文身”、“项髻徒跣”的习俗。
花山岩画的创作持续了700多年,经历了兴起—成熟—简化—衰落4个时期。第一期约为东周中晚期,人物圆头细颈,上身呈柱形或三角形,画面构图简单;第二期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人物有长方形的脑袋,有“Y”字形头饰,还佩带刀剑,并且出现了“众星捧月”的宏大场面,艺术水平达到顶峰;第三期大致为西汉中后期,人物变成了细方头,宽胸细腰,头饰更为简单,人和动物都很瘦长;第四期约在东汉时期,岩画数量明显减少,人物线条纤细,画面组合单调,排列无序。
这些反复进行的祭祀和绘画,最终形成了壮观的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站在岩壁下方,很难欣赏到崖壁上的画面,颈部也会因为过度昂起而不适。然而溯河而行,或站在江对岸,就能与崖壁、岩画迎面相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古骆越人整个族群的大规模祭祀仪式,逐渐被个体家庭的小规模祭祀所取代。单个家庭再也无法承担攀登悬崖峭壁、绘制巨大岩画所需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花山岩画的传统逐渐式微,成为绝响。
人与自然对话延续
据介绍,目前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岩画遗产共有29处,中国在这方面的记录还是空白。
而花山岩画独创的岩画艺术语言,罕见的作画位置,巨大的画幅规模,无疑是中国岩画遗产中的杰作。
这一独特人文景观,自古以来就备受瞩目。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中,就有“二广深奚谷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的记载。“二广深溪”,很可能是指左江,如果此说不误,这便是有关花山岩画的最早记载。
到了明代,张穆在《异闻录》中也提及“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清康熙年间《思明府志》则记载:“花山,在府西八十里,其山近水,怪石嵯峨,现人形、马、象,执戈刀旗鼓之类,遇者观之,有所敬畏。”
2700多年岁月逝去,如今的广西人重拾花山岩画议题,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奔走努力。人与自然的对话再次延续,广西也有望获得一枚“世界级”的名片。
花山岩画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是什么?作画者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工匠?……这些都是申遗时需要弄清楚的问题。2013~2014年,广西考古所组织考古调查组,在龙州、宁明、江州、扶绥等地开展了左江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工作,为花山岩画申遗提供了有力佐证。
发现疑似绘画颜料
据考古发现,早在10多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左江流域已有人类居住生活。
考古专家选取了35处古遗址进行发掘。这些遗址多数位于岩画所在山峰的洞穴和岩厦内,部分分布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台地上,距离河岸较近。这个选择颇有讲究——河流转弯一侧的江岸,水流较缓,鱼、贝、蚌类资源丰富,适合人类生活。
在这里,考古专家有了重大发现——采集和出土了一些红色石料,它可能是岩画的原料!
左江流域遗址考古调查组负责人杨清平介绍,他们在棉江花山洞穴遗址、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下白雪岩画点等3处遗址,采集到了一些红色软石料;处于沉香角岩画点下方的沉香角岩厦贝丘遗址,也出土了几块同类石料。
这类石料呈赭红色,质软、轻,方便利用,不经研磨就可在岩壁上画出红色线条、图案,颜色与左江岩画类似,在岩石上的渗透效果较好,普通流水冲刷不易掉色。
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的微量元素分析仪器测试,这类石料含铁成分很高,并含有钡、锰、银等其他元素。如果这些软石料的各微量元素比例与岩画颜料的成分配比类似,就为岩画颜料来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
出土文物与岩画对应
花山岩画是谁画的?说是骆越先民,得拿出确凿证据来。
经过仔细勘察,考古专家找到不少证据。第一,岩画与附近遗址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约90%的古遗址周边均有岩画分布。从遗址中发现的遗物分析,岩画附近可能就是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
第二,岩画与出土文物相对应。花山岩画中,“环首刀”、格剑等器物的图像随处可见,而这类刀剑,广西战国中晚期至西汉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岩画中还可见羊角钮钟图像——这在广西也出土了3件。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铜鼓。花山岩画中有形式多样的圆形图像,目前尚能辨认的约有376个,绝大部分为铜鼓。而广西出土的铜鼓数量众多,纹饰和造型都能对应。
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使得左江地区史前文化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得以建立。它证明了从旧石器时代以来,花山岩画的中心区一直有古骆越人生活。古代先民的持续活动,为岩画的创作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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