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尽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繁荣昌盛,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仍然处于落后与贫穷的困境只中?”至今他们还没有能够找到令人信服的经济学答案。这个问题只所以给我们以特殊的冲击,是在几年前当我偶然看到加纳和韩国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统计数据,那时这两个国家几乎是同样的经济状况,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至主要行业的相对重要程度,如制造业、服务行业、出口的种类和接受外援的数量方面几乎一致。30年后,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有着高人均收入和许多跨国公司的工业巨人,成为汽车与电器设备的主要出口国,而加纳却依然是原来的加纳。怎样解释这种不同呢?毫无疑问,可以归结为许多原因,但我确信文化是其中主要的因素。韩国人崇尚节俭、储蓄、投资、苦干、纪律和教育,而加纳人却有不同的价值观。
别的学者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哈佛的研究中心就出版了劳瑞·哈里森的一本书,他曾经是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在拉美工作了许多年。这本名为《不发达是一种思想状态》的书,阐述了拉美文化是拉美发展的主要障碍。它曾在经济学家们和拉美人民引起一场抗议、愤怒和谴责的风暴,然而现在他们都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文化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流行议题。
文化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能够在那些已经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进步中看到。例如,正像你能够清晰看到的,对进步的评价因这些国家文明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显然,有许多因素会影响经济改革,但文化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波兰和乌克兰这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为例,乌克兰曾是前苏联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它现在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波兰,其重要原因在于乌克兰是个文化分裂的社会,东正教占据主导地位,而波兰则是一个西方社会。
文化会影响到经济组织的形式和不同国家的人际信任程度。弗朗西斯·福山认为,那些人际信任幅度很宽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美国,比那些人际信任仅局限于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中国,更能够发展大规模跨国公司。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因素对制约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许多研究依据腐败的程度对世界上的国家作了排序,但这种排列再一次被文化归类所打破。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或者讲英语的国家。腐败程度最高的是亚洲和非洲。然而这样模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外,这表明了重要的一点。新加坡与丹麦、芬兰、瑞典、加拿大、新西兰一样,是世界上最不腐败的国家之一。而它在亚洲的邻居,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则都是最腐败的。这该如何解释呢?答案当然是政治领导。统治新加坡几十年的李光耀下决心创建一个没有腐败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他做到了。他树立了一个关于文化的有远见卓识的榜样。对此,参议员尼丹·帕特里克作了一进一步阐述:“保守一点说,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一个社会的成功,宽泛地说,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且拯救文化。”这就是在新加坡发生的事实。
文化也在民主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今天世界上超过80%的民主模式是西方的或者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当然民主也存在于拥有其他类型文化的社会,日本和印度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我认为,说“一些特定的文化不可能造就民主”是错误的,但说“有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适宜于民主”则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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