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学丛书》总序
张声震*
一、壮族的历史渊源及发展
壮族有1700多万人口（2001年），是现今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自治区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至北部湾，北达贵州省从江县，西南至中越边境的广大区域。
壮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他们的祖先就以瓯、骆越、乌浒、俚、僚等名见称。宋代始在局部地区出现“撞”、“僮”的称谓，明代又有“俍”称出现。这些名称，大都被封建统治者加上反犬旁予以侮辱和歧视。20世纪50年代以前，壮族有布僮、布依、布越、布雅依、布僚、布侬、布曼、布傣、布土、布陇、布沙等20多种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调查识别，并遵照本民族的意愿，统一称为“僮族”。1965年改为“壮族”。
自古以来，壮族及其先民就在华南——珠江流域生息繁衍。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它的西北部遍布着与云贵高原连为一体的崇山峻岭，北部有五岭山脉横亘，中部的两广丘陵和众多的弧形山脉时断时续绵延其间，山岭之间河流纵横，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左江、右江、柳江、漓江、桂江、西江并与北江相汇聚，雨热同季，有利于动植物的滋生繁殖以及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从而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根据考古发现，早在80万年以前，百色盆地已有古人类活动，他们制造的手斧等大型石器世界著名。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曲江发现的“马坝人”化石，是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和在来宾县麒麟山发现的“麒麟山人”化石，是距今5万年和距今2万——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在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发现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骨骼和生活生活遗址，这些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继承了上述三遗址人类的特点，表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已经形成。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邕宁县顶蛳山遗址进行发掘，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将该遗址第二、第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的以贝丘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址命名为“顶蛳山文化”，时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7000——8000年。这些遗址出土了大批石斧、石锛、石凿、石锤、石网坠等石器，及蚌刀、骨锛等蚌器、骨器和釜、罐、鼎等陶器。同时，在隆安、扶绥、南宁市郊等地也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石铲遗址。另外，还发现大批铜鼓、铜钺、铜剑等青铜器和斧、锄、刀、剑、戈、矛、镞、铲、刮等铁制工具，这些器具是2000~3000提前的文化遗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根据体质人类学研究，甑皮岩人的体质特征与生活在华南——珠江流域的现代壮侗语民族相近而与其他民族相去甚远。在甑皮岩洞穴遗址和其他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蹲式和屈肢葬法，与壮族至今仍沿用的捡骨葬（二次葬）基本相同，这些都说明今天的壮族与这些古人类的承袭关系。壮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这些古人类（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祖先。
1、壮族经历了先秦远古时代的自主发展、秦汉至民国时期在中央政府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处中生存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三个阶段
早在先秦远古时代，壮族先民处在自主发展阶段，其社会结构是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及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从出土的大量文化遗物看，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壮族先民就已使用石制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社会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代替。南宁市、扶绥、隆安等地出土的大石铲，桂西各地先后出土的石戈、石矛、石锄、石钺等，说明生产力有了提高，采集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畜牧农耕已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男子在生产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作为男性崇拜象征的“石祖”、“陶祖”的出现，表明壮族先民约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约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壮族先民已进入铜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灌阳、忻城、横县、平乐、恭城等地发现的青铜器物，其中具有地方色彩的铜钺、铜钟、铜剑等，显然为本地制造，说明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此时，原始社会已逐步解体，阶级已经出现，有了本民族的“君”、“将”等领袖人物。在秦始皇进军岭南时，遭到“西瓯君”领导的西瓯人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伏尸流血数十万”，主将屠睢亦在阵前毙命。“西瓯君”牺牲后，西瓯人又“相置傑骏以为将”，继续战斗，直到公元前214年才为秦军所败。西瓯人能坚持数年，抗击数十万秦军，说明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并有了相关严密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这样的准国家组织。
2、自秦兼并岭南，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及其先民地区推行不同的制度，壮族社会发展经历了秦至隋的郡县划一时代——奴隶制形成与发展时期、唐至五代的羁縻制度时代——奴隶制由发展到衰亡时期、宋至清的土司制度时代——封建领主制时期、清中叶至民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旧、新桂系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社会主义时期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兼并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纳入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同时迁来一批华夏族人“与越杂处”，对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秦朝灭亡后，秦将赵佗雄踞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实行尊重越俗、“和辑百越”的政策，越人贵族吕嘉在南越国中掌握实权、南越国实质上是以越人为主体的汉越联盟的政权。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在岭南设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郡下设县，岭南壮族先民社会发展已纳入封建王朝统治的轨道，但中央王朝对岭南仍沿仍袭赵佗的“和辑丰越”，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说”的特殊政策。东汉马援南征时，“所过辄为郡县”，“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但封建统治者仍“与越人申明旧制”，可见直至东汉时越人的社会结构仍大体依旧。秦至隋代，是壮族地区奴隶制形成和发展时期，封建王朝对岭南壮族先民采取两套统治办法：一是在其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行“采邑”制度；二是利用一些越姓大族的酋长，委他们以重任，使其雄长一方，占有奴隶和珍宝，对地方进行统治。但是壮族地区的奴隶制与中原汉族地区和奴隶制有所不同，属东方家庭奴隶制的性质。
唐代，岭南东部地区已逐步封建化。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设羁縻制度，实行“虽贡赋，版籍多不上吏部”的羁縻政策，仍任命当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
宋元时代，桂西地区社会的奴隶制走向衰亡，进入封建领主农奴制时期，这一时期是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宋仁宗皇祐年间派狄青率兵镇压侬智高领导的壮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官制度，分别授予壮族首领知州、权州、监州、知峒等官职，并给“文贴朱记”，世代承袭，以统其民。土官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土地的占有者，被称为“波那”[po6 na2]或“召那”[tcau3 na2]，意为“田地之父”、“田王”，即农奴主。他们把田地分给境内的“勤那”[lщk8 na2]，意为“田子”（即农奴）耕种，以获取劳役地租。元代，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正式建立土司制度，普遍设置道、路、州，使政区划一；设达鲁花赤，“普天率土皆臣妾”；同时阅籍溪峒，丈量地亩，设定赋税，实行土官世袭，功赏罪罚，使土司制度得确立。
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加强对壮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控制，还在一此地区增设土千户所、土百户所和土巡检司等军事机构；另一方面，对一些大土司则采取“众建寡立”、“分而治之”的办法，划成若干小土司，为其民族压迫政策服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于是从明代中叶开始实行改土归流，直到清代末年，壮族地区的土司基本改流完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清朝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涌进壮族地区，使壮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一些外国传教士深入到壮族地区的城乡，设教堂，发展教徒，收集情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至此，壮族地区也不同程度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结合起来，共同奴役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编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随之革命果实落 入北洋军阀手中，壮族地区的政权也为旧桂系陆荣延所把持。从此，军阀混战，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壮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同化政策，直至民国时期，壮族都不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只被当作“讲僮话的汉人”。
从秦兼并岭南到民国时期的两千多年时间，壮族及其先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从未间断，影响较大的有西汉末年句町王邯反王莽的斗争，东汉乌浒人起义，唐代“西原”僚人黄乾曜起义，宋代区希范、侬智高起义，明代韦银豹起义、八寨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前的会党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桂南多次起义，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等。壮族人民的这些反抗斗争，其基本性质是反封建的，但其中也有反抗民族压迫争取建立地方性民族统一政权斗争的性质，其突出者如唐代黄乾曜等领导的“西原”僚人起义和宋代侬智高领导的广源州起义，他们旨在建立地方性民族政权，依然维护国家统一，并非分裂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壮族被 承认是一个民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8年，在广西建立了壮族自治区，同年还建立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建立了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使壮族人民享有了民族平等的地位。从1984年到1987年，又分别在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省境内杂散居的壮族地区建立了壮族乡，使散居的壮族在乡一级行政区域也能享受到平等自治的权利。从此，壮族进入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时代。
二、壮族文化及其特点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是在于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 民族文化与民族同生共源。壮族是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壮族先民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特征。壮族处于中原与东南亚、华南与西南各省文化交流的交汇处，其文化在保持自主特征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模仿力和创造力相结合中和融化，使自身的发展充满了生命活力。当壮族先民处于氏族部落时代时，是壮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时期；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西瓯骆越纳入了统一的祖国版图，自此至民国时期，壮族由自主发展时代转入了在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碰撞整合中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具有以岭南越人文化为主体的多源结构。
（一）自主发展时期壮族先民的文化形态及特点
1、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话壮”[va6 cuэη6]（壮族）的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著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早在自主发展时期的先秦时代，壮族先民就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按照语言谱系树理论模式，把壮语划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词序和构词理据、认知思维方式等语言本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壮语所属的壮侗语集团与汉语缺乏同一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壮语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壮族[kai5pou4]（鸡公），汉语是“公鸡”；[no6mou1]（肉猪），汉语是“猪肉”；[ran2 kou1]（家我），汉语是“我家”；[piali3 kon5]（走先）；汉语是“先走”；等等。这表明壮语与汉语的词序结构逆向反差，认知思维逻辑南辕北辙，两者的关系不是发生学关系，而是接触关系。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人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
2、形成以“那”[na2]（水田，即稻作）文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体系
壮族先民适应江南主要是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化的民族之一。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壮族是稻作民族，他们称水田为“那”[na2]，冠以“那”字的地名遍布珠江流域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中的壮族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稻作文明类型，而且以其整体性显示出区域文化的个性特质。“那”字地名蕴藏的稻作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生息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共同体的鲜明标志和历史印记，故我们称之为“那文化”。
壮族先民居住的珠江流域属亚热带，地理气候环境适宜水稻种植。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典型的稻作文化区，野生稻分布广泛，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壮族先民在长期采集野生稻谷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水稻的生和规律，“从潮水上下”，垦植“雒田”，栽培水稻。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和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发现距今约1万年前的稻谷遗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就是壮侗语民族先民，汉、瑶、苗等民族是秦汉以后才陆续是入这一地区的，证明壮族先民是这一地区稻作文明的创造者。史书记载的“雒田”，实为越语的“麓那”[luэk8 na2]，意即山岭谷地间的一片田的半音半义的译称。至今在广西、广东等古越人居住的珠江流域广大区域，仍保留着大量的含“麓”（雒、六、禄、渌、绿、鹿、罗）的地名。含“那”[na2]字（壮泰民族语，意为水田）的地名则更是多得难计其数。此外，汉语古籍如《山海经》、《诗经》、《说文解字》中的“秜”、“秏”、“膏”、“糇”等字，是壮语称野生稻、稻、稻谷、稻米、稻米饭的汉字记音。遍布壮族各地的冠以“那”字的地名，大者有县名、乡（镇）名，小者有圩场、村庄、田峒、田块名，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性地名文化景观，构成了珠江流域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从华南到东南亚“那”地名分布的广大地域，则形成了“那文化圈”，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及“那文化”体系。
据“那”而作的生产性文化 主要表现为双肩石斧和大石铲文化。双肩石斧等新石器工具的出现，产生了原始农业，由野生稻驯化的栽培稻也产生了。为适应稻作农业的发展，壮族先民不断创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生产工具。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大石铲文化，就是壮族先民稻作生产方式及其功利目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邕江及其上游流域发现多处距今5000多年的颇具规模的大石铲遗址。大石铲通体磨光，棱角分明，曲线柔和，美观精致。特别是那种形体硕大，造型优美的石铲，成为一种艺术珍品，令人惊叹不已。大石铲是从双肩石斧演变而来的，是适应沼泽地和水田劳作的工具。随后演化为一种祭祀神器，它注入了古老壮族先民对大石铲的无比崇敬，对丰稔的虔诚祈求，对劳动的热情美感。大石铲的产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壮族先民生产办的巨大进步，稻作农业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壮族先民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稻作农业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标志着他们源于稻作生活的祀神意识、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凭“那”而居的居住文化 其主要表现为干栏文化。壮语称房屋为“栏”[ran2]，把在一个底架上建的住宅称为“栏干”[ran2kjan3]，或称“更栏”[kщn2 ran2]的汉字记音。壮族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水源丰富的田峒周围，其干栏则沿着田峒周围的山岭，依山势而建，其建筑形式是用木或竹柱做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再在底架上建造住宅，楼上住人，楼下豢养牲畜和贮存物件。这种建筑形式为适应南方山区潮湿多雨、地势不平的环境而营造，具有防潮、防兽害、防盗、利于通风采光和节约用地的特点。《魏书·僚传》记载，干栏最初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数”。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干栏从建筑过程到其整体和局部的结构及功能特征，都具在丰富的文化内涵。干栏建筑反映了壮族先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力，它是我国古代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建筑形式现在在我国南方城镇和乡村中仍在应用。
赖“那”而食的饮食文化 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在邕宁、武鸣、横县、扶绥等县沿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中出土了石杵、石磨棒、石磨盘、石锤等加工谷物的工具，在桂林甑皮岩人类洞穴遗址中出土距今9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片。根据遗传学遗料，当时这一地区加工的谷特主要是稻谷。因为麦、粟等是后来传入这一地区的，而根据民族考古学，陶器是适应食用谷物的需要而出现的，这表明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开始食用稻米，并发明了与食用稻米有关的杵、磨、锤、陶罐等加工工具和炊煮工具。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诗经》中的《大雅·公刘》中有“乃积乃仓，乃为裹糧”，其中的“餱”（又写作“糇”），源于古越族语言，与北方的“粮”同义，是米饭、干粮的意思，至今壮族仍称稻、稻谷、稻米、稻米饭为“糇”[hau4]或“膏”[khau3]。这就说明，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就懂得将稻米煮熟食用，而且随着稻的传播，这种食用方法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并被记录于《诗经》之中。壮族和泰族民间都有一句俗语：“[dci2nam4mi2pia1](水里有鱼类)，[dci2na2mi2khau3]（田里有稻米）。”这就是壮族先民“饭稻羹鱼”、“赖‘那’而食”、以“那”为中心的饮食文化的生动反映。古代，壮族先民适应自然环境，反复地筛选、培育糯稻，并广泛种植，使之成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食物，除以糯米为主食外，还用糯米做[hau4naη3dam1]（乌色糯米饭）、[ei2]（糍粑）、[faη4](粽子)等，形成了食用糯米的一系列民间习俗文化。
靠“那”而穿的服饰文化 壮族先民稻作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棉、麻纺织业及服饰加工业的发展。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石制和陶制的纺轮，是用于麻纤维旋转加捻的工具。《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颜师古注：“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我国古代时称布的主要是麻、苎、葛等植物纤维织品，《尔雅》记载：“麻（苎）葛日布。”说明壮族很早以前就能用麻类纤维织布了。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遗物中，男墓有兵器而无陶纺轮，女墓有陶纺轮而无兵器，反映了当时壮族先民男女自然分工，女子主要从事纺织的情况，并说明了麻纺织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尚书·禹贡》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的扬州是指淮河以南至南海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古贝当其音译。织贝、即用棉花制成的织品。壮侗语族的壮语、布依语、临高语、傣语、黎语，以及越南的岱——侬语，老挝的老语、泰国的泰语等分别称棉、棉花为[fa:i5]、[bu:i3]、[va:i5]等，是同源词，并与吉贝、劫贝、古贝的“贝”有关，说明这些民族在迁居于各地之前，种植和使用棉花已经是他们共同的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谙壮族先民是最早种植和使用棉花的民族之一。
因“那”而乐的节日文化 节日文化体现整个民族文化 的全民性、认同性。壮族节日文化和稻作农耕生活密切相关，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混为一体的表现形态，是稻作文明类型和壮族文化群体的象征。围绕着稻作农耕，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崇拜对象，并形式成了以祭祀这些崇拜对象为中心的节日活动；例如红水河一带从正月初一到十五过蛙婆节，举行祭祀蛙神活动；新年祭祀牛栏；春节过后举行开耕仪式；播身时举行祭祀禾苗和祭祀牛魂仪式；稻谷结实泛黄时过尝新节；十月霜降收获以后过糍粑节。每个节日都举行一定的仪式并有相应的壮歌，不少地方在插奂、收割时都举行隆重的峒场歌会，通过这些活动以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
3、以“咽”[nuen2]（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壮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发端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铸造的器物除了早期的钺、斧、镞、镦外，还有刀、剑、矛、钟、鼓、鼎、铃、人首柱形器、叉形器等，形制和装饰的花纹图案丰富，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铜鼓。
铜鼓壮语称为“咽”[nuen2] [nuen2]壮语原意为“可闻声”、“听”、“听见”、“听到”。由于铜鼓被打击时发出洪亮的声音，人们便以能听到的这种特有的声音来给它命名。铜鼓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铜鼓出土的分布，东到广东省的北江以西地区，西到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岛，其范围与“那”地名颁上即“那”文化圈的范围大体相同。中国是世界上出土并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壮族聚居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突出。一是分布密集。广西大部分县都有铜鼓出土。二是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中国八大类型的铜鼓在广西都有出土。三是藏量最大。全自治区馆藏铜鼓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1/3，其中仅自治区博物馆藏铜鼓就有360多面，为国内外馆藏之最，民间收藏的铜鼓，仅登记在册的就有1400多面。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的面径1.65米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为两千多年前的遗物。四是工艺奇巧。铜鼓高峰期的代表类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都是壮族祖先的杰作。铜 鼓用模型浇铸，鼓身鼓面镂刻船纹、鹿纹、水波纹、云雷纹、羽人纹等各种花纹，有的鼓动面饰以立体蛙。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赞叹铜鼓“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抄，实为奇巧”。据化验，其合金成分中，铜、锡、铝之比大体为7:2:1，与《考工记》记载的“钟鼎之剂”、“六分其金（铜）面锡居其一”基本吻合，同时，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其制造是壮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重器，它与中原的鼎具有相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和娱乐用的乐器。六是历代延续。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古籍办收集整理的《布洛陀经诗》中就有《铜源诗》，记述在氏族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发现铜、冶炼铜并铸造铜鼓。《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时“于交趾得铜鼓”，并称为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都老”[tu2la:u4]是壮语记音，“都”[tu2]含“人”义，“老”[la:u4]为大者、最长者。“都老”是“头人”、“大首领”、“大长老”的意思。壮族及其先民使用铜鼓的情况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铜鼓，一些地方每逢节日都举行打铜鼓、跳铜鼓舞、对唱山歌等活动。七是全民崇鼓。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观念中是神圣之物，一些地方称铜鼓为“乜铜咽法”[me6tη2nuen2fa4]，意即“天之大铜鼓”，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纹饰中太阳、雷纹、水波纹以及蛙纹等都与稻作农业有关。一些地方把铜鼓叫“蛙鼓”。著名民族学家罗香林说：“至谓铜鼓制作，并与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常铸立体蛙蛤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①壮族民间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拴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保的习俗，谓之“养鼓”。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铜鼓源于稻作，铜鼓文化是“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4、以岜莱[phia1la:i2]（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先秦时期西瓯、骆越先民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即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的崖壁画。在延绵两百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江畔耀达“岜莱”[phja1la:i2]（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最为壮观，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壁画采用概括、写实、夸张乃至变形手法进行创作，把举手顿足的人物舞蹈形象描绘得生动传神，富于艺术韵味。在下无立足之处的陡峭崖壁上，把一个个高大的人物形体画得左右对称，上下均匀，笔调刚劲有力，粗犷传神，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边。一些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所绘的是剪影式模仿立蛙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是壮族称民以祈雨为目的的蛙崇拜的再现，其源于稻作农业，是“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5、以《布洛陀》[pau5lo4to6]（智慧祖神）为代表的神话文化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想像力将自然力人格化，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的产物。壮族先民在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神话，它的起源、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发展、叙事能力的提高是同步并进的，是西瓯、骆越部族原始文化的结晶。其中，《乜渌甲》（又称《麽渌甲》）叙述了女性主神的生殖和为和人类的不源。“乜渌甲”，壮语的音义为：[me6]（母）[luk8]（孩子）[kja:p7]（合并），意为“母子合休”或“母孕子”，即孕育的祖母神。她是一位伟大的生育女神，孕育创造人类，为母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了男主神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布洛陀”，按壮族麽教解释，其壮语的音义为[pau5]（祖公）[luk8]（河谷）[to2]（鬼魂附身、法术、施法），意为河谷中法术高强的祖公，也可称为智慧祖神。他是一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创世神，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开始可能是只是部落 （鸟图腾部落）的祖神，由于其力量较强大，大部落联盟的形成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其所信奉的祖神也“联盟”化为民族统一的祖神了。
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孕育产生的长诗《布洛陀》，则是壮族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的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宗教、原始意识乃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开始分化，原始公社制逐渐瓦解，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逐步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岑逊王》、《莫一大王》等，就是这样的产物。布伯、候野、郎正和特康，他们的故事显示了父权时代男子的辉煌业绩，其中布伯是为求得雨水与天上的雷王作斗争的英雄，而候野、郎正、特康则是为消除干旱而与十一个烈日搏斗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壮族已进入农汪社会，人们需要风调雨顺。而岑逊王、莫一大王则是农业发展、阶段萌芽、国家即将出现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英雄。以《布洛陀》为代表的这一自成系列的“体系神话”，又可叫做“文明的综合的神话”。其以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壮族称民晚期原始社会逐步阶级化、秩序化的生动图景，渗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初记录，在前文字时代靠人民口头传承。这些神话标志着壮族先民在自主发展阶段已是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民族。
6、以“诺鸡”[dk7kai5]（鸡骨卜）和“麽”[mo1]（麽教）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
在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蓍占专书《易经》，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占星术也在殷周时期兴盛。而先秦时期南越瓯骆人则盛行鸡卜，即鸡骨卜。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通之乃言：‘越人谷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言之，越词鸡卜始用焉。”《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条胡三省注称，史记正义日：“鸡卜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有关鸡骨卜之术，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更详的记载。在壮族民间中至今仍流传有多种《鸡卜经》抄本，壮语自然数为[dk7]（骨）[kai5]（鸡），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收存的《鸡卜经》绘绘有壮语名称的鸡卜卦象多达480幅。可见曾为汉武帝所推骨卜自成体系，历史久远。
先秦时代的瓯骆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有火神、水神、树木神、土地神、山神、石神、雷神、太阳神等，他们把某些自然物升华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格化的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腾崇拜，如花图腾、蛇图腾、鸟图腾、蛙图腾、犬图腾、稻谷图腾等。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神话体系数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mo1]教形式。“麽”[mo1]意含喃诵经诗、通神祈禳。原始巫教无主神，由巫觋施法卜测吉凶。麽教则崇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传承的五言押腰脚的诗体的祝词，后来用古壮字记录传抄成“司麽”[θaω1 mo1]，即“麽教经书”，简称“麽经”，由“布麽”[pou4 mo1]，即“麽公”举仪祷请祖神，宣颂古观、禳灾降福。麽教属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反映了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寄托并借助神力来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祈求生存和发展。在麽教中，布洛陀由创世神变成宗教神，由自然神变成社会神。而其由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化，反映源于原始巫教的麽教，产生于壮族先民部落处于联盟与雏形国家逐渐形成的社会阶段，这在“麽经”中多处叙及壮族先民部落对十二种动物图腾的称谓即“十二国”[●●●]（十二个图腾部族）亦可印证。虽然迟至明清时期才出现书录的《麽经》抄本，从现在搜集到的30多种抄本来看，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一些道、儒、佛的神祗和观念，但其中的基础和主干，包括语言、内容、观念和功用，仍保持着原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拆射着壮族先民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母系制进入父系制，由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程，这对研究壮族氏族氏族部落时代及其后来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7、以宇宙“三盖”[θa:m1 ka:i5]，（三界）说和万物“波乜”[po6 me6]（公母）观为基础的朴素哲学思想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的产生和演变，逐渐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壮族神话《天地分家》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大气团，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三黄蛋，后来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为天空，一片沉到地下成为河海，中间一片成为中界大地，形成了“三盖”[θa:m1 ka:i5]，即“三样”自然界物体。基于这种思想，壮族先民构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结构观念，这就是著名的三界说。按照三界说，宇宙分为天上、大地、水下三界，天上是上界，住着神灵，由雷公管理；大地是中界，住着人类，由布洛陀管理；水下为水界，住着小矮人，由“图洈”[tu2 ●]（水神）管理。无论是在壮族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还是在壮族民间麽教经书《布洛陀》中，都以三界说来描述和解释世界。铜鼓的纹饰结构，也体现出三界的观念：鼓面表示上界，饰有太阳纹、云雷纹；鼓身表示中界，刻有羽人纹、鹿纹；鼓足表示下界，刻一两道水波纹与鼓身相分。直到现代，三界之说仍然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壮族先民还认为，中界大地的动植物和人类都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麽渌甲创造的，人类按照布洛陀的指点生产生活，遵从布洛陀制定的准则和谐相处，才使世界成为人类的美好美园。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人分为“波乜”[po6 me6]（即公母）两种，动物也分为“波乜”[po6 me6] 两类，便以自身类比来观察认为自然。在壮族先民看来，世界万物都区分为“波乜”（公母）两性类别，这两性类别互相对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万物“波乜”（公母）观。这在壮族神话、民间宗教、民俗事象及壮语蕴藏的思想文化世界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壮语中，称“天”为[po6 fa4]，意即“天公”；称地为[me6 dωn1]，意即“地母”；喻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把一天晴或热、一天雨或冷的天气，称为[ηon2 poηon2 me6]，意即“一天公一天母”。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天上至高的神灵是“波叭”[po6 pja3]即“雷公”，他派到人间的使者青蛙叫“娅圭”[ja6 kve3]，即“蛙婆”，天地呼应而降甘霖。在蛙婆节中，将抓到的第一只青蛙称为“天女”，获蛙者被封为“蛙郎”，并与之结缘相配，成为主持祭祀活动的头领。壮族祭祀的田神，称之为“波那乜那”[po6 na2 me6 na2]即“田公田母”。壮族民间宗教麽教崇奉的最高神灵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渌甲，仪式中必祷请他们降临主神位，双双为民间除赐福。这种万物“波乜”观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种种表现。如审美领域，将高音铜鼓称为[●po6]，即公铜鼓，把低音铜鼓称为[●me6]，即母铜鼓，在祭祀或赛铜鼓活动中必须以公母配对来敲击，认为这样才灵验和悦耳动听，如此等等，亦是壮族的“波乜”观的原哲学思维，与彝族的万物雌雄观相似，与汉族的万物阴阳观也具有相类的性质，只是后者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前者为形象性的类比思维，具有个性特征。
8、以“观敢”[● ka:m3]（岩洞歌）和“欢娅圭”[● ja6 kve3]（蛙婆歌）为代表的歌谣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楚国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欣赏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歌的起头句“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与北部壮族传统夜山歌中常用的起兴句[bam6 ni4 ham6 ka5 ma2? Fei2 a1 tok7 loη2 θω3]（今晚是什么晚上？乌鸦衔火落在社屋边）十分相似。可见壮族民歌与其先民越人歌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由此亦印证了清代李调元《南粤笔记》关于“粤俗好歌”，“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即为鄂君子晰唱《越人歌》的榜木世 越人女子）的记述。据游国恩《楚辞的起源》考证，“这首《越人歌》出世的时候，必在楚康王五十五年中，我定他们为（公元）前五五O（年）间的产品”。即早于屈原生活的顷襄王时代。越人的歌唱艺术在先秦深受赞誉并广泛流传的情景屡有记载。如《汉书·元后传》云：成才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楫濯越歌”，表明欣赏越歌曾成为长安贵族们的一种时尚。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节日活动，歌谣文化尤为发达。这当追溯到氏族部落时代的群体祭祀形式和族外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度阶段的社交活动，从现在遗存的两种古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之一斑。一是“欢敢”[● ka:m3]。“欢”即山歌，“敢”为岩洞。“欢敢”的意为岩洞歌。如在右江河谷田东县的仰岩和田阳县的敢壮，自古以来每年都举行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岩洞歌会的活动，流传有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敢》和《欢嘹》[● li:u2](译为《嘹歌》，均已翻译出版)。这种歌唱活动，缘于古代壮族先民“随山洞而居”（《隋书·南蛮传》）、“以岩穴为居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遂而崇拜岩洞并祭祀“敢卡”神的传统。所谓“敢卡”[ka:m3 ka1]，原意为两腿间的岩穴，喻指女阴，译为生育女神。显然《欢敢》和《欢嘹》为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活动的产物，后经历代发展而演变为以情歌为主干的传统歌式。一是“欢娅圭”[● ja6 kve3]。“欢”即山歌，“娅圭”即蛙婆，俗称蚂虫另。“欢娅圭”即“蛙婆歌”，为流传于红水河一带蚂虫另节活动的勒脚歌体的仪式歌。蚂虫另节实质上是氏族部落祭祀蛙图腾以祈求风调雨五谷丰登的节日。由于宗教节日举行隆重仪式，一个氏族部落或多个氏族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这就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择偶的机会。一方面，他们通过传唱仪式歌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生产生活和伦理道德等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对歌比试才智、倾诉心声而交谊结缘。这种祭祀性的歌唱活动，后来便发展成为以男女会唱为主体的“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场，译称“歌圩”。
9、以“依托”[jω1 to3]（土医、土药）为特征的医药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ω1 to3]。“依”[jω1]即“医药”，“托”[to3]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药物取自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以针疗著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发展，壮族先民的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到战国时代已较为流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据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其针形与九针之道——鋔针极为相似。壮医陶针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两枚精细的青铜针，据考证为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结合《内经》“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述，说明瓯骆地区是针剌疗法、九针的发源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壮族先民不仅具有较高的制针技术，而且从总体上看，其针剌疗法乃至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壮医药在痧、瘴、盅、毒、风、湿等病症的防治，以及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内病外治等方面，曾经达到了较高的医学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壮族及其先民文化的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南来“与越杂处”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文化碰撞与互相交融、整合，壮族及其先民文化的发展出现以下三种态势：
1、岭南东道包括今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北部地区的越人自唐代以后逐渐融合于汉族，但汉越融合后的汉人，保留了许多越文化的特征，他们已不是中原的汉人，而是岭南南化的汉人。
这种融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促进融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因素，如秦瓯战争、汉武帝平南越、马援南征，但从总体上说，主要因素是中央王朝（含南越国）的民族政策和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力。在民族政策方面，南越国实行的“赵佗变服”、“和辑百越”，汉代的“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对推动汉越民族融合作用巨大。岭南越族与中原汉族都是农耕民族，其不仅在前者以稻作为主，后者以旱作为主，其生产生活模式固有差别，亦有致。汉族先进的生产力如铁犁牛耕等随着汉人的到来而传入岭南，很快为越人所接受，对推动岭南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原汉族儒家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并与越人文化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越人社会的发展和越汉民族的融合。历史证明，军事征服，强力同化，其结果是激起越人的激烈抗争；而文化熏陶、自然同化、先进文化的影响，是促进民族融合的最根本因素。汉越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派对立，他们杂居共处，频繁交往，互相通婚，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是粤西、桂东、桂北汉越民族融合的基础。但是，融合后的汉人，保留了许多越文化的特征，以语言为例，粤西和桂东地区广泛使用的粤语就吸收了古代汉语和古代越语两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据专家研究，百越语词在现代粤语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0%，而且大多数是动词和形容词，通常作为“核心词”与其他语词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结构，充当句子的主要万分而在粤语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生活方面，除了城镇汉族以外，就总体而言，乡村的汉人已基本承传了越人的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由于汉人文化、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民族融合后的岭南汉人地区生产、生活水平一般比壮族地区高。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节日风俗等既保留不少中原文化因素，又吸收了大量的越文化的因素。他们已不是原来中原型的汉人，而是岭南化的汉人。
2、岭南西道包括今桂西南、桂西北、桂中南及滇东、黔南、粤西地区，这里的壮族及其先民形成了主体性与开放性、包容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特征。
桂西南、桂西北、桂中南及滇东、黔南、粤西地处边陲，山多险峻，交通不便，古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之东部迟缓，民族意识强固，与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时有恶化，唐、宋、明、清历代，反抗中央王朝封建压迫的起义不断。这个地区的壮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即主体观念较强，但对汉族文化不仅表现出积极的开放、包容意识，而且有善于吸收、融化和自我创造的精神，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保持民族语言本质的一致性，利用汉字及其构字方法构造表达壮语音义的民族文字。从氏族部落时代开始，壮族及其先民就不断努力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中原文化的南播，壮族开始接受汉族文化，其中包括汉族的文字。从唐宋时期起，壮族中的知识分子就利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构造出一种方块壮字，在民间广泛流传使用。如“田”，壮语称“那”[na2],写成“●（注：该字由上部那字，下部田字组成）”,由上音下义构成；又如“年”壮语称“卑”[pi1]，写成“卑年”，由左音右义构成。壮族用这种文字记录民歌、故事、传说，书写经文、契约和记帐等。唐永淳元年（682年）澄州（今广西上林县）刺史韦敬办所书刻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摩崖石刻中就出现这种方块壮字；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均有土俗字的记载。范称：“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至明代，土俗字已成为壮族民间的书面文学用字。清初浔州（治今广西桂平市）推官吴淇的《粤风续九》中，采录有俍、壮的“扇歌”、“担歌”和“巾歌”，即壮族男女把情歌写在扇面、刻在扁担和织绣在花巾上，以此为信物。有些地方用土俗字编写的歌本祭祀歌仙刘三姐，集数以箱计。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八《刘三妹》条称：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瑶、壮、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讫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流传于右江河谷一带的壮族传统《嘹歌》1.6万多行，就是以土俗字抄本传世的。刻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的广西宜州市安马乡古育村的廖士宽墓门诗碑，为用土俗字书写的五言体壮歌共120行，生动地记载了墓主的身世。明清以来各地的歌馆、师公馆，都是用土俗字抄录传授歌艺和经文唱本的，壮族麽经《布洛陀》亦以土俗字抄本传世。在壮族的社会生活中和文化发展史上，土俗字（古壮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方块字未能得到统一规范，只在民间有限的范围中流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收集到用这种方块壮字抄写的壮族古籍1000多部（册），1989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收入古壮字1万多个，其中常用的正体字4000多个，有相当一部分仍在壮族民间使用。20世纪50年代，国家帮助壮族制定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方案》，并于1957年国国务院批准在壮族地区推广使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吸收汉族宗教文化因素，形成了“筛”[θai1]（师教）为代表、信仰多神的民间宗教。壮族信仰多神，由于地理、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杂居等原因，壮族各地区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就宗教信仰而言，受道教正一派的影响较为普遍，但其传入后几经变异，可称为壮传道教。此教无道观，只有道士班，称为“坛”，一坛5~12人不等。在桂西一带，自古形成并自成体系的民族宗教——麽教一直在民间流行，但同时亦出现有些神职人员既是麽公又兼道公的现象。桂中一带是壮汉民族杂居和壮汉文化交融的地区，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壮族原始宗教和民间歌舞为基础，兼蓄道教、佛教部分内容的师教，俗称“师公”，壮语叫“筛”[θai1] ，含聪灵、先觉之意。其有较完整的经文唱本和教义、教规，并设有师馆传教授徒，入教者必须经过拜师受戒、背诵经文（唱本），习练舞仪、巫术杂技等本领，并见习三年方可出师。入教者被称为师公，均为半职业性的男性农民。师教崇奉的神祗众多，一般称为三十六神七十二相，但杂神有逾百个。其中，有本教主神梅山教派祖师神三元（即唐道相、葛定志、周护正）、三界公、土地、社王等；道教神玉皇大帝、三清（上清、太清、玉清）、张天师、真武、太上老君等；佛教神释迦牟尼、观世音、罗汉等；本地土俗神布伯、莫一大王、甘王等。它分成两个教派，茅山派经文为汉文，做法事以唱诵经文为主，称文师；梅山派经文多为古壮字抄本，用壮语唱诵，做法事以表演武功为主，称武师。师公的宗教职能，主要是为民间画符禳灾、驱鬼酬神、打醮还愿、超度亡灵等。师公有整套的法事仪式，一系列的舞仪，佩戴神灵面具进行演唱。师公唱本内容丰富，有宣扬祖师圣行，叙述民族历史、生产知识、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仪式集歌舞技艺于一体，既是壮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壮族传统文化发展升华的体现。到近代，在师公宗教歌舞的基础上又发展成师公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师公文化体系。
（3）以氏族部落“都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延续。壮族社会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基本细胞，家庭之上有家族，家族之上有宗族，其村落结构由于迁徙而与家庭、宗族形成等或不等的复杂关系。在壮族地区长期存在一种叫“都老”[tu2 la:u4]（头人、长老、大首领）或称“波板”[po6 ba:n3]（意为村寨之父即头人）的社会组织。“都老”、“波板”是壮族村寨的实际管理者，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壮族地区自唐代起实行羁縻统治，宋代起实行土官制，从明代起逐渐“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对壮族社会的间接统治形式。
（4）以民歌为主流和以歌圩为表征的文学艺术。壮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以传统民歌尤为著称，最具特色。从图腾歌谣、创世史诗，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从风俗歌谣、婚恋情歌，到生产时令和伦理道德等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民歌，世代传承，成为壮族传统文学的主流。民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它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艺术的大众。”壮族人民承袭其先民古越人“尚越声”、“作越歌”的风气。正如清人李调元《南粤笔记·粤俗好歌》所载：“东、西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有关壮族好歌之俗，自唐宋以来屡有记载。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造就了壮人“好歌”——“自幼习歌”、“倚歌择配”的习俗，“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①“善唱歌者，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②，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在长期没有本民族统一文字的年代里，人们只能用这种易于掌握和便于记忆的歌唱形式，按一定的惯例和仪轨来进行思维和感情交流，传播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并以此达到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从而构成了壮族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素质及人生观、美学观。诚如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说的：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其人生之首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择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猪之顽民”。壮族群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来审视自身价值及社会文化活动的功能的，从而促进了唱歌活动的社会化和思想意识的歌化，人们的生存意愿、理想追求、情感交流、生产知识、历史故事、道德规范、以至婚、生、寿、丧的礼仪等，往往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可谓逢事必唱，无处不歌，遂培养了壮族发达的诗性思维。而只有发达的诗性思维，都有如此发达的诗歌文化。“诗者，歌也。”歌唱是文学性与音乐性结合的民间艺术创造，它不仅成为壮族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其民族性的文化共同体的标志。而在这当中，又与一年一度的“歌圩”活动——壮族传统的歌节盛会，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故遂有“广西是歌海，歌圩是其集中的表现”之说。
所谓“歌圩”，壮语北部方言叫“圩蓬”[●●]，意即欢乐的圩场；南部方言叫“航端”[● ton6]，意为峒场圩市。是因其群集欢会酬唱，情如欢乐的集市而得名。歌圩的活动形式，类似《诗经》中记载的“溱洧之风”。它源于氏族部落时期群体祭祀活动的“欢敢”[● ka:m3]，即祭岩洞唱歌之意。从“欢敢”到“圩蓬”的发展过程，是从唱歌娱神到娱人的演化。据研究，歌圩形成于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刘三姐”是现实生活中歌才超群的歌师的化身，是以尊崇人的聪明才智、歌唱技艺及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为主体的形象塑造，从而将歌唱神圣化的表现，而同时，她又是壮汉两种文化撞击的产物。唐宋时期诗词歌赋兴盛，不少著名的文人学士被贬谪到广西任职，如唐代的柳宗元、李商隐、宋之问、元结，宋代的秦观、黄庭坚等，他们积极传播汉族文化，对壮族民间歌谣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壮族的传统民歌原以五言押腰脚韵的歌式为主体，唐宋以后出现了类似汉族律诗的七言押脚韵体的壮族民歌；一些歌师既唱壮歌又能唱汉语歌；将汉族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移植成民族化的壮语长篇叙事诗，如《欢英台》（即《英台歌》）、《欢唐皇》（即《唐皇歌》）等，在壮族民间广为流传。更富有意味的是，时值北方汉族有文人“诗圣”，岭南有壮族民间传说的纯属“下里巴人”的“歌仙”刘三姐，她竟能以鲜活犀利的山歌挫败载着满船歌书来对歌的三个秀才。而在一些文人撰写的《刘三妹传》中，她却变成通经史、识诗书的正统才女，与秀才酬唱为“阳春”对“白雪”，被视为“非下里巴人所比也”。这鲜明地反映了两种文化观念、文化风格及不同文化阶层审美意识的差异。而传世的刘三姐山歌多为七言四句体的汉语歌式，与唐代的竹枝词有一定的关系，虽然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当然，以五言押腰脚韵歌式为主体的壮族民歌至今仍保留，仍是壮族民歌的主体。如《布洛陀经诗译注》、《欢木岸 》（欢敢）、《嘹歌》等，便是它的代表作。
民歌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源流之一。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从《诗经》开讲的。数千年来，汉族历代不为民有丰富绚丽的民歌产生和流传，但由于历史原因，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人垄断文坛，把民歌视为“田夫野妇”之作，不屑于为之作文字记录，致使汉族民间流传 至今的民歌为数不多。而壮族民歌则以自主的文化精神经久不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和民族文化心理条件下形成的歌圩，既是一种民俗事象，又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场所，也是各种民族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带有深刻的历史性、社会性，壮族的传统民歌就是通过歌圩得以世代传承，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多彩，成为壮族文学的主流的。“歌圩”既集中反映了壮族文学的特征及其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又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壮族民间文学艺术的自然载体的社会功能。
（5）反抗封建压迫的民族精神的保持和发扬。从秦始皇统一岭南到民国时期的两千多年间，壮族及其先民反抗统治阶级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从未间断。影响较大的有西汉末年句町王邯反王莽的斗争，东汉乌浒人起义，唐代“西原”僚人黄乾曜起义，宋代区希范、侬智高起义，明代韦银豹起义、八寨农民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前的会党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到了现代，壮族人民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被毛泽东同志称为“读了半本马克思主义，红了半个中国”的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早在1921年就在东兰县武篆区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为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壮族人民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鼓舞着壮族人民在历史上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斗争史，从而迫使统治阶级作出种种改良、让步、推动历史的前进。
3、在桂西，有少部分汉人长期与越人杂居，融入越人中，这在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中是少有的现象
例如地处广西西部的靖西、德保、那坡等县，从古代到近现代都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因从政、从军、经商、开垦等原因迁入，但至今这些县的壮族人口仍占总人口的95%以上，其中靖西县壮族人口占99.4%，德保县壮族人口占97%，说明这些迁入的汉人绝大部分已经融入壮族之中。
（三）壮族文化与华南、东南亚及环太平洋地区诸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了“那文化”和“那文化圈”的概念，是有充分依据的。在珠江水系流经的地带，都分布着冠“那”的地名，其中又以左右江、红水河、邕江流域最为密集，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邦等东南亚地区，也广泛地分布着冠“那”的地名。“那”为侗台语地名，“那文化圈”的内涵，既含稻作文化，也含民族文化。“那”地名分布的地理范围，东至我国广东省中部偏东，西至缅甸南部和印度西部的阿萨姆邦，北至云南中部、贵州南部，南至泰国南部、越南中部和我国的海南省，从而构成一个“那文化圈”。“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那文化圈”即稻作文化圈。“那”文化圈是稻作起源地之一。创造这种“那”文化的是最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侗吧语族群，他们包括我国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和仡佬族，越南的贷一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等。这些族群具有语言同源、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居住干栏、使用铜鼓等共同的文化特征。壮族与这些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源异流的关系，珠江流域是他们主要的发源地。地处“那文化圈”东部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朝一个方向发展，而地处“那文化圈”西部的中国傣族和邻国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等，由于受到印度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以壮族和泰族为例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壮族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越人的后裔，那么，泰族就是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的越人的后裔。
“那文化圈”的民族及其文化又与东印度群岛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民族及其文化具有同质性，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这种同质性表现为：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绒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箭、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铜鼓、龙船、弩箭、毒矢、梭标、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鼻笛、贯头衣、衣著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长杵、楼居、点腊印花布、岩葬、罐葬、石板葬等①。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国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六大区系中，广义的北方中的大西北联系着中亚和西亚，大东北联系着东亚，东南沿海和中、西南地区则与环太平洋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有着广泛的联系。”②壮族文化与华南、东南亚及环太平洋地区诸民族文化的这种渊源关系说明了壮族文化的世界性，说明了她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壮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创造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其突出者列举如下：
首先，壮族及其先民适应华南——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把野生稻驯化栽培稻，是创造了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水稻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全世界约有一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水稻栽培的发明，无疑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壮族及其先民在水稻种植和食用稻米的过程中，形成了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造就了南方稻作文化与北方旱作文化和游牧文化相并列的生计模式和文明类型。
其次，壮族及其先民在其他物质文化领域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其中留存至今可以观察的有石器、铜鼓、花山崖壁画、干栏建筑、陶瓷工艺、棉麻纺织、医疗技术、水利航运、水产养殖、水果栽培等。石器中的双肩石斧是独具特色的石制工具，在双肩石斧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大石铲，更是世界独有，其体积之大，制作工艺之精美，在同时代的石器中堪称一流。陶器是人类将一种物质改变成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标志。桂林庙岩、大岩、甑皮岩和南宁顶蛳山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是至今世界考古发现中时间较早的陶器之一，距今10000年到13000年，比我国北方裴李岗等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陶器早2000~5000年。壮族是最早制造铜鼓的民族之一，广西田东县南哈坡和大岭坡出土的铜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是年代最早的铜鼓之一，以后铜鼓制造和应用在壮族先民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纹饰工艺，都达到了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同类工艺的水平。恩格斯说：“家畜的驯养和群畜的繁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并产生了全然新颖的社会关系。”①根据考古发现，甑皮岩人最早饲养家猪，年代距今9000年以上。
再次，精神文化方面，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语言，并利用汉字的形、音、义及构字方法，创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方块字——古壮字。壮族先民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时期绘制的花山崖壁画，扑朔迷离，令人惊叹不已，其精湛的绘画艺术，磅礴的气势，被誉为世界八大原始崖壁画之一。壮族及其先民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歌圩文化，创造了《布洛陀》、《莫一大王》、《传扬歌》等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本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哲理诗；在原始越巫的基础上吸收道教、佛教的内容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宗教——麽教和师教等。
壮族经历了来自自然界和其他族群各种力量的冲击，数千年来不绝如缕地延续民族生命的血脉，演化成今天拥有1700多万人口的民族，在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约占第60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一事实本身，值得从民族生命的繁衍以及人类与自然相适应的角度，予以系统研究，以进一步了解并确立她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壮学与《壮学丛书》
壮学产生的基础是壮族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壮族研究始于19世纪末叶，当时多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适应殖民主义侵略的需要而进行的。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m）及伦敦大学Tettien de Lacouperie 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m Race）是目前所见到的涉及壮族的最早的论著。此后，法国人Pierre Lefevre Pontalis 1897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sion Thaie Jndchine）、英国人H.R.Davis 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een India and Yangzi）、美国人W.Clefton Dodd 1923年在美国衣阿华出版的《泰族》（The Tai Race）、英国人W.A.R.Wood 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继西文人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称号的泰国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罗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
然而不论是西文人还是泰国人，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纯，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局限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畴。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族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
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面对西文殖民主义对我国边疆的蚕食，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富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到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之中。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发表了钟敬文的《僮民考略》等文章，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科学》、《新亚细亚》、《艺风》等又发表了一批研究壮族的文章。刘锡蕃《刘介》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早的壮族研究著作《岭表纪蛮》，徐松石先后于1935年、1946年、1947年出版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发行），结束了外国人垄断壮族研究的局面。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研究成果仅见于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936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作于1902年）中的部分指涉，以及河源正博于1944年第2期《南亚细亚学报》发表的《关于左、右江流域蛮酋的始祖》。此时的壮族研究，在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到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等问题。在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从学科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结出了丰硕成果。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徐松石，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创造了“地名研究考证法”以论证壮族的历史，而且以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对比法、风俗对比法，对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潜心壮族研究的学者较少，其贡献能与徐松石相提并论者，更是凤毛麟角，研究的深度还很不够，研究成果比较分散，未形成系列化，研究的基础资料缺乏，对古壮字文献的价值认识不足，利用不够。更重要的是，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即便是当时研究壮族最有成就的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僮佬也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等偏见，常使他们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随着壮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第一，是壮族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建立及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为壮族研究奠定了物质和人才基础。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20世纪60年代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到80年代，相继成立了广西民族学院世族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艺术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90年代相继建立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研究所、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等。这些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壮族研究。全自治区专门从事壮族研究的专家学者有60多人，兼职从事壮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大约有400人。同时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广东省等与壮族研究有关的学术机构也建立起来，对全面推动壮族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研究壮族的论著共107部，其中有101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占94%。此外 还发表了研究壮族的论文800多篇。壮族研究的领域不断开拓，涉及壮族的起源、社会发展史、语言文字、古崖画、青铜器、铜鼓文化、壮语地名、壮族宗教信仰、壮族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间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壮族医药、壮族风俗、壮族经济史、壮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领域。
第三，对外开放带来研究视野的拓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壮族研究领域的对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特别是从1991年起，“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使从事壮族研究的学者得以扩大视野，越出广西看壮族，越出壮族看壮族，经历十载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壮学者与泰国学者得出了壮泰民族“同源异流”的共识。同时，对与壮族同源异流的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渊源、演变与现状，有了清晰的认识。更可喜的，由于找到了民族同源的根据，发现了“那”文化共性的客观存在，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那文化”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人们能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壮族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特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壮族与壮侗语民族及其与东南亚及环太平洋诸民族的文化关系。这是壮族研究视野上的拓展，也是壮族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
第四，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壮学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过去对壮族的研究一般停留在民族学、历史学方法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语言学、文字学、文化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加盟，拓展了壮族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壮族研究的学术成果。例如随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加入，使广大学者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地名学等研究的基础上，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而壮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壮族自古就是一个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民族，壮族文化是壮族人民长期适应岭南生态环境的产物，其传统基本特征是“那文化”即具有民族性的稻作文化，是与中原汉族文化和其他地区稻作文化迥然有别的一种文化形态。秦汉以来，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历经重组再生，发展至今，枝繁叶茂，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共识是广大从事壮族研究的专家学者们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所得的结果，它打破了岭南“汉文化一元”史观，使壮民族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歧视、压迫而趋于淡漠甚至于湮灭的民族意识逐渐复杂苏，从而为壮学的提出、壮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1991年1月21日召开的广西壮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是壮学产生的重要标志。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发展并走向世界的标志。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壮族研究进入了兴旺发展的新阶段。研究领域大大扩展；研究成果丰硕并呈现系列化现象；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壮族研究的成就，为我们建立壮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个理念，1996年我写了一长篇论文《建立壮学体系刍议》，向壮学界提出建立壮学体系的建议，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云南社会科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研究动态》上，受到民族学界的关注，得到许多从事壮学研究的学者的支持，并围绕着“建立壮学体系”的论题，从各个领域和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广西民族研究》相继刊载了一批颇有建树的论文，如潘其旭的《以“那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壮学体系的理论构架》（1998年第1期）、覃乃昌的《那文化圈论》（1999年第4期）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99年4月在武鸣召开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了编纂出版《壮学丛书》的倡议，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热烈赞同，特别是得到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李兆焯主席的支持，为《壮学丛书》的创始和持续稳定地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壮学界同仁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中外众多壮族研究者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他们对壮族的长期研究探索中，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对壮学作一概括：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
壮学研究的对象，是壮族社会群体。壮族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壮族，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壮族，她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壮学研究包括这个群体独立的种的渊源特点及其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演变及其文化特征。壮学研究壮族的起源，古代、控、现代的壮族群体及其存在、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壮学研究壮族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是壮族群体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它的内涵、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吸收关系等。总之，壮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围涉及壮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包括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教育、人口、地理、民俗、心理、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现实生活等。
我们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指导壮学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含义，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把这两个含义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实质和精髓。我们“壮学丛书”编者与壮学界同仁要深刻领会、掌握这一精神实质，紧紧把握大方向、去指导和发展壮学研究，编好《壮学丛书》。
开展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壮学研究，使人们对壮族及其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系统的认识，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次，壮学研究可以增进壮族人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更加自觉地为壮族及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奋斗。由于长期受汉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加上壮族没有统一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壮族的文化认同心理比较淡薄，历史上，“汉裔”情绪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壮族已汉化”的观念影响深远，直到今日，仍有人说：“没有特点就是壮族的特点”。因此，我们开展壮学研究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猎奇和“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弘扬壮族文化，使壮民族认识自我，构建壮族的文化自觉，从而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第三，加强壮学研究，对促进壮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推动壮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壮学的终极目标在于继承和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接轨，使壮族在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里，赶上国内先进民族，最终实现壮族现代。一句话，壮学将是壮族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之一翼。我们正是以上述壮学的理论为指针，来编纂《壮学丛书》，以实现建立壮学体系的崇高目标的。
《壮学丛书》分研究资料和研究著作两大部分
壮学研究资料是壮学研究的基础。由于过去没有统一规范的文字以及历史的原因，壮族不像国内藏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有自己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料，为弥补这一重大缺陷，需要建立壮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这也是壮学体系与其他民族学的不同之处。在这方面，1985年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成果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系列主要搜集壮族的典籍，抢救和保存整理壮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供人们阅赏和研究。其中：第一，收集壮族最重要的古传典籍，加以影印、翻译、注释或点校出版。第二，收集壮族民间流传存藏的以及出土文物中有关壮族历史文化的资料，按学科归类，依历史顺序，汇编成集出版。第三，收集壮族历代各种著名人物的著作整理出版，这些著作代表了壮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水平，将这些代表性人物的著作结集出版，是保存壮族思想文化资料的重要方面。第四，壮族民歌古籍（含口碑）的收集整理。壮族民歌古籍（含口碑）内涵丰富，过去曾将某些古籍视为文学作品选择译成汉文出版，但未能保持壮族民歌文化原貌，反映它们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本丛书将广为收集，并按照保持原貌的科学的方法整理出版。
壮学研究专著部分大致分为壮族传统文化研究与壮族现代化研究两个系列。以往的壮学研究成果，多属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壮族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确认为一个民族，从此以后，壮族才真正享有民族平等地位，随着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行民族识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民族经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民族经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等，壮族传统文化研究便应运地开展起来。我们不能说壮族传统文化研究可以画句号了。正如上文所述，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对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使之成为科学体系，是《壮学丛书》所追求的远大目标。为此，我们将继续鼓励壮学者们致力于壮族各种专史，如壮族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土司史、艺术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体育史等的研究，致力于壮族传统文化的各种专题研究，如壮族支系、壮族服饰、壮族传统节日、壮族婚姻习俗、壮族丧葬习俗、壮族神话等的研究，同时致力于壮族历史人物的研究，如侬智高、岑毓英、岑春煊、瓦氏夫人、陆荣廷、韦拔群、韦国清研究等。《壮学丛书》专著部分的另一大系列是壮族现代化研究。壮族现代化必须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联系起来。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首要的奋斗目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加速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西部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壮族也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落后，真正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从实践的意义上说，壮族现代化研究较之壮族传统文化研究更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这是由壮族自身经济发展滞后的实际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从总体上说，壮族只是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要在二十年内建设小康社会，还必须作很大的努力。作为壮族现代化研究的起步，实事求是地设想，我们认为应该首先以壮族地区的扶贫脱贫作为研究的起点，接着是研究壮族地区如何进入小康社会。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实现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研究壮族地区如何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壮族现代化问题研究。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壮族的现代化与汉族的现代化必然有许多共性，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考察研究借鉴汉族现代化的成就和经验。当然，由于壮族毕竟有自己的地域和民族特点，历史和人文特性，其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鉴于壮族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现实的又是新全的大课题，为集思广，《壮学丛书》编委会乃于2002年7月在南宁举行了首次“壮族现代化概念学术座谈会”，提出了壮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性、壮族现代化概念、发展进程、特点和难点、途径和目标、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来探讨。壮族现代化与壮族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壮学研究面临的现实重大课题。纵观全球，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先进民族的现代化，都必然和它的传统文化相承传、相结合，就如现代化较早、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大和民族等都是如此。就我国主体先进的汉民族的现代化而言，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绝不能照抄他们的模式，但我们应该发扬壮族传统的对外来先进文化开放、包容、进取的品格，借鉴吸收他人的经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在保护、发掘、弘扬利用中华民族（含少数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方面开创了新兴的、日益欣欣向荣的旅游业，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中的学问，应被视为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结合研究的学问。同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应是民族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研究的重要课题。我认为，本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任何现代化建设，必须根植于民族这块土壤，才能有自己的特色，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任何民族文化，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为社会所继承和发展。基于此认识，本丛书把壮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研究纳入壮族现代化研究范畴。与壮族传统文化研究相比较而言，壮族现代化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愿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们，把握方向，发奋努力，脚踏实地地去回应时代的呼唤。
《壮学丛书》的诞生，标志壮学研究正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壮学研究的里程碑。《壮学丛书》诞生于21世纪之初，这绝非时间上的偶合，而是历史的必然，是各种积极因素凝聚的显示。回顾历史，如果说20世纪是壮族长期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而重新获得民族地位，享受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时期，那么，21世纪将是包括壮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共同繁荣、走向伟大复兴的时期。因此，《壮学丛书》的编者及众多的壮学界同仁，应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呼唤，肩负起历史的光荣使命，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去实现《壮学丛书》的崇高而远大的目标。
2003年3月9日
*注：张声震先生，原为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文字录入者注：“●”符号为暂时查不到的字、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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