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雄 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国家“八五”社科重点课题资助项目。］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2，98─107页。
转帖自：三苗网
内容提要
根据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中国移民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就是这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与地区开发重点的转移互为因果。
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历史分期，是中国移民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践和理论意义都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极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移民史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学术界迄今尚未就此展开讨论。笔者不揣冒昧，愿抛陈刍议，以期引出美玉，并敬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分期的标准：主流移民
在讨论分期标准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对象略加分析。
所谓“移民”，是指因各种原因长久离开原居地在别外居留下来重建家园的人口。这是一般人口学科所下的定义。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来说，这个定义就过于宽泛了。首先，历史时期出现的人口移动数不胜数，中国移民史不可能对发生过的所有移民都进行整理研究（也没有这个必要）。其次，移民有群体和个体之分，作为一种人口现象都蕴含有一定的意义。比如历史文化名人李白、苏轼、朱熹等的个体迁移，对认识其作品的内容、风格以及思想的变化非常重要。而在以探讨历史时期人口迁移规律的中国移民史研究看来，舍去这样一些并不反映一个时期移民趋势的个体移民，不会削弱其研究的价值。它只研究群体移民行为。第三，也不是所有的群体移民都可以纳入中国移民史的研究范围。历史上有些群体移民只发生在同一地理区（或平原或丘陵或山地）内县与县之间，迁移距离不长。它们可以成为地方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因此，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对象作进一步的界定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移民史所说的“移民”应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1〕。
经过以上界定后，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运动的数量仍然很可观，它们是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
分期，是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众多移民运动的比较分析，寻找时代的特征，并从其变化中把握中国移民史的发展脉络。在这个任务面前，各次移民运动的地位并不是均等的。有的能够反映一个时期人口迁移的趋势，是所有移民运动的主干；有的只是枝蔓，使移民运动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罢了。这样，要着手分期的研究，就需要进一步对“移民”作“主流移民”和“非主流移民”的划分。主流移民的特征将其所处的时期与其它时期区别开来，是分期的依据。
那么，什么是“主流移民”呢？换言之，划分主流移民和非主流移民的标准是什么呢？由于分期研究尚未受到重视，这个问题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笔者以为似乎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时间。任何移民运动都有一个兴起、发展、结束的过程。主流移民运动在同时期的所有移民运动中，持续的时间最长，而且高潮起伏，迁移潮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迁入地。
第二，规模。在同时期的移民运动中，主流移民的数量最大。不排除在某个阶段主流移民数量比非主流移民小的可能，但是移民过程保证了主流移民在总量上的领先地位。
第三，空间。主流移民都是在大地理区之间迁移，如流域与流域之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与辽河、松花江流域），或流域内上中下游之间。因此也是跨大行政区的迁移，距离长。此其一。其二，主流移民的主要迁移方向突出而稳定，非主流移民缺乏主要迁移方向。
第四，影响。移民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任何移民运动都会引起现有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由于迁移时间、迁移规模、迁移空间的不同，主流移民和非主流移民引起这种变化的大小存在明显的差别。主流移民对人口分布和经济地理格局的改变，具有全局的意义，十分重大，非主流移民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第五，有些非主流移民可能具有以上某一项特征，但是主流移民必须同时具有上述四个特征。这也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如果以上标准是合理的，我们就可以对“主流移民”下这样一个定义：在一个时期内的所有移民运动中，迁移时间最长，迁移规模最大，在大地理区之间展开，其影响也最显着的那部分移民就是主流移民。它们所具有的特征反映了那个时期人口迁移的规律。
二、从时间、空间、规模看移民的分期
本文所指“中国移民史”的时间上下限，采用葛剑雄先生上起有确切文字（甲骨文）记载的商代，下至本世纪前期的意见。〔2 〕这并不是说商代以前就不存在移民了。事实上移民是与中国历史同时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移民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表明，在氏族公社时期，今中国范围内有几大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化共存。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同类文化地域性的形成，移民所起的作用不可否认。问题在于，移民有多大规模，什么时候进行的迁移，一次迁移的距离有多长等等，都不可能从目前的考古成果中找到答案。何况还有很多目前考古工作尚未揭示的移民运动不为我们所了解。因此，目前将中国移民史的上限确定在商代，是合理可行的。
从商代以来的三千多年间，中国移民运动的发展波澜壮阔，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极有规律。
1、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多向移民
从一些零散文字简略而间接的记载中，我们对秦统一以前一千三百多年间的移民运动的了解，较商代以前要具体丰富得多了。商、周的迁都，西周分封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战所导致的疆域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认识那个时期移民运动的一些线索。因为这些政治、军事行动必然引发移民运动的出现。虽然这些只是当时实际存在的移民运动的一部分，要依此谈论主流移民的特征、迁移的规律，条件尚不充分。但是，它们毕竟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首先，黄河中下游是移民最频繁的地区。商王朝立国后的六次迁都，西周分封的燕、鲁、齐、卫、宋、晋、蔡等绝大部分诸侯国，都是在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林立的诸侯国同样以黄河中下游为多。即使可与中原诸国争雄到战国时疆土最辽阔之南方楚国，其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在靠近黄河流域的江淮之地。不论是与同处长江流域之吴、越争战，还是战国后期都城由郢迁陈，迁寿春，都反映了这一战略态势。上述政治、军事斗争引发的移民运动主要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区进行，应是不证之事实。
其次，这些迁移大多具有一定规模。迁都实际上是宗族、臣民的人口大转移，分封也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绝不是几个贵族到封地去轻松的接管。因为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比如周武王封太公于营邱建齐国，以控制山东半岛东部最大的敌对势力莱夷。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几经较量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3 〕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同族人为后盾，恐怕不少异地受封者只有愧对周王了。
第三，移民由甲地到乙地的迁移时间比较短。如楚国都城由郢迁陈，就是在公元前278年这一年完成的。同时，迁都、分封的迁移距离又比较长。姜太公就是由黄河中游的关中“东就国”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4〕。楚国迁都也是由长河中游到淮河上游。
第四，在这一千多年间，上述移民不像后世移民那样存在一个持续、稳定的主要流向。
另外一些未被文献记载而又实际存在的移民的情况，虽然目前我们对之极不了解，但是从如下两个前提可以作点合理的推断。（1）到战国中期，人口约在二千万以上。（2）他们分布在北起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5）地旷人稀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当然，在此地域之外肯定还有人类活动存在，但人口密度只会更小。从商、周都城以及绝大部分诸侯国地理位置来看，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为又一突出特点。那么，在人口分布比黄河中下游稀疏得多的其他地区内所发生的移民运动，因人口规模小，空旷地更多而谋生容易，其迁移规模、迁移距离理应比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移民要小要短，而且更为繁杂无序。
2、秦统一到宋朝由北向南的移民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社制度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户籍管理制度，首次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加强了对人口这种最基本的战略资源的管理。于是，有关人口运动的记载，秦及以后各朝日益丰富、详细，移民运动也随之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到两宋的一千多年间， 移民运动频繁而复杂。
在西汉，关中地区有关东迁入关中和关中向外迁移的移民，西北地区有汉民族的徙边屯戍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内徙，东南、西南、东北也都有移民运动发生。〔6〕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中原民众纷纷外逃，大致有七个迁移方向：益州、荆州、江东、幽州、辽东、鲜卑、交州。而河陇一带的羌族则内徙关中等地，参与逐鹿中原。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魏、蜀、吴为了巩固其政权，相互掠夺交界地带的汉族和羌、氐等族民众，强制向冀州、江东、益州迁移。〔7〕
西晋统一时期，中原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慕化”降附，请迁内地，与部分从南方返迁的汉族民众一道，为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魏晋时期，东北的鲜卑族一批又一批迁到了西北地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8〕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推动了北方人大批涌向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南移潮一直持续到刘宋。在北魏与齐、梁、陈南北对峙之世，江、淮一带民众又多被掠北迁，孝文帝的改革也促使一些避难江东的中原士族相率慕化北归。〔9〕北方和东北边外的匈奴、鲜卑、高车、柔然，西北的氐、羌等族一批又一批迁入中原。而已居内地多年的各族民众又由于种种原因，在内地来回迁徙，或返迁边疆。〔10〕
唐朝前期，因隋末动乱而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11〕“安史之乱”使中原大地再次成为主战场，人口大量迁出。“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12〕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一次又一次促成北方民众南迁。〔13〕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从上述列举中，已经可见这个时期移民次数之多。那么，哪些移民是主流移民，代表了时代的特征呢？谭其骧先生在总结“永嘉之乱”以后的人口迁移特点时明确指出：“南渡乃是正流”〔14〕。其实，不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人南迁为主流移民，被虏北迁和慕化北归的移民难以与之相比，就是秦汉和隋唐两宋的所有移民中，北人南迁也是“正流”，其他移民都只是支流。此为学术界之共识。
由北向南的迁移，是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基本结束于南宋，持续了一千多年。其中，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的南迁，两宋之际的南徙，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三次。每次又可分为若干阶段，高朝起伏。移民规模之大，可从西晋永嘉之后九十万人南迁、南方六人中有一个为北方移民〔15〕，以及靖康之乱造成五百万人南下〔16〕窥见一班。移民迁出地几乎包括今北方各省，又以黄河中下游之河南、山东、陕西为多。这些移民在一千多年里沿着相同的迁移路线，迁入了上至四川盆地，下至江东的长江流域，下游的江东又为主要迁入区。还有一些北方移民一直南迁到了岭南。〔17〕
3、元明清时期由东向西的移民
较之此前和以后的移民运动，有关这个时期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一些着名的移民运动（如两湖移民）因官方文献的严重缺载，研究进展缓慢，已有的成果与其实际地位很不相称。因此，这里不得不较多地引述文献来考察主流移民的特征。
（1）《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记载了明朝十几次移民的情况。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18〕洪武四年（1371）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19〕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20〕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徙泽、潞民无产业者垦河南、北田。”〔21〕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徙江南民田淮南。”〔22〕洪武年间，还曾“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23〕“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以实京师。 ”〔24〕永乐元年（1403）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 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25〕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26〕永乐三年（1405）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27〕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28〕永乐年间还“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29〕从这些记载看，明代移民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向南北二京和朱元璋故乡凤阳迁移的内聚型移民，一类是自狭乡到宽乡的开发型移民，一类是戍边卫所移民。其规模在数万和数十万之间。
其中，“洪洞移民”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它实际始于金朝天辅年间。金太祖定山西后就曾徙其实上京。而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为其高潮所在。前述洪武九年、二十一年、永乐二年、三年、十四年之山西移民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山西移民多出自晋中与晋南的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汾州、沁州等府，主要迁往北京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由于政府的移民机构设在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在此办理迁移手续，出发前往各地，于是相沿成语，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目中故乡的商标。〔30〕永乐以后，“洪洞移民”便基本结束了。从其高潮看，持续了近五十年。
向云南的移民也较突出，主要形成于洪武年间，以卫所军人及其眷属的身份出现，移民数量近百万。〔31〕
（2）当明朝政府有组织地进行上述移民时，以今湖南、湖北为轴心，也在展开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民间广为流传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谚就是对它的称誉。一个“填”字突出了它的地位。由于这场移民运动的主体为社会下层民众，迁入地也非京畿重地和重要边陲，故《明史》、《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对其严重阙载。族谱和地方志成了我们认识这场移民运动基本情况的主要依据。笔者据此进行的专题研究获得如下认识。〔32〕
这场移民运动分迁入两湖和迁出两湖两个部分。
迁入的过程发端于唐代，真正形成声势则是在元末，结束于清中期。其间高潮迭起，元末明初的移民最为壮观。民国二年《胡氏族谱》卷一五分合修谱总序有这样一段描述：
洎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雄案：西陵峡〕，其奔流放肆大〔雄案：原文如此〕，南合湘、沅，北会汉、沔，其势益涨。而其源则固同发于岷山也。
永乐到明末农民起义之前的两百多年迁移比较平缓，持续不断。明末农民起义后，再次把迁入两湖推向高潮。魏源在其《湖广水利论》中言：
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
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迁出两湖的过程比魏源的了解要早得多，两湖在元代就有了向四川的移民。魏源了解的只是迁出过程的最大高潮期。另据民国十九年《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功亮公传记载：
四川经明季流贼之乱，杀戮惨酷，居人死亡殆尽。川东各属尤空旷，草蓬然然植立，弥山满谷，往往横亘百数十里无人烟。康熙中，地方既敉平，大吏乃招两湖商农实之。荆楚间人前往懋迁及占籍者，所在多有。
同书卷首序又称：
清雍、乾间，湖南北人率溯江西上，徙家受田，不数传蔚为大姓巨室者，所在皆者。
到道光、咸丰年间，迁出也进入了尾声。从迁入和迁出最大移民高潮的时间看，两个过程存在明显的相继性。
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非常鲜明。迁入今湖南、湖北的移民来自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贵州、山东、河北、河南、内蒙、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十四个省区。黄河流域和岭南的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10％，长江流域占90％。而上游四川、贵州移入者也不多，绝大部分长江流域移民来自中下游的江西几省。其中，江西又占长江流域移民总数的90％。这些江西移民集中迁自开发程度高的赣江中下游和鄱阳湖区。两湖向外移民其迁入地有四川、陕西（陕南汉中、安康地区）、贵州、云南、广西、江西、安徽、江苏等八省。向长江下游三省的移民只是一种回流，规模很小。上游的四川、陕南、贵州、云南才是主要迁移方向，四川迁入的移民又最多。因此，两湖移民运动在地理上主要表现为长江流域内的由东向西迁移。如果再考虑到两湖向四川等省移民的同时，江西、安徽等省移民也向西延长了迁移路线，而且在迁入四川的十几个省移民中，以两湖为主体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些背景因素，完全可以说，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反映了长江流域内的迁移大趋势。
（3）在清朝不仅长江流域移民频繁，关东、口外、台湾等边疆地区也开始成为移民的热点区。
清顺治年间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民众到辽东耕垦，到康熙七年（1668），又以东北为满族“龙兴之地”废止了招民开垦例，推出了封禁政策，以保“圣地”之纯洁。乾隆、嘉庆年间又多次重申前禁。虽然仍有汉人冒险闯关外，封禁政策还是发挥了约束向关外移民的作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吉林、黑龙江地区长期维持着人烟稀少的状况。〔33〕
直隶、山西等省长城口外的蒙古族游牧区在康熙年间有十余万山东移民前往耕垦。〔34〕其后，山西、直隶民众也加入了开垦队伍。这些人多春去冬归，定居者为少数。乾隆十三（1748）清廷始限令汉人将所典蒙古地亩归还原主。三十七年（1772）又限止口内汉人到蒙地。嘉庆十二年（1807）申令不准私行耕种租佃撂荒。一系列措施也使向口外的移民受挫。〔35〕
向台湾的移民始于明后期。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移民被严厉查禁。解禁后，福建、广东的移民才又不断迁入台湾西部平原。乾隆年间台湾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36〕到嘉庆年间，台湾人口已接近二百万，大部分当为闽、粤移民。〔37〕
清朝的这些移民运动相对它们后来的发展，还只是一个序幕（台湾除外），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综观元明清时期的主要移民运动，两湖移民的地位十分突出。
论时间，两湖移民运动持续最长。明代的其他移民多在洪武、永乐年间，“太祖时徙民最多”〔38〕。即使“洪洞移民”从金朝起算也只有三百年。显然它们是无法与持续不断、高潮迭起的两湖移民运动相比的。清代出现的沿边移民同样如此。
论规模，两湖移民的数量最大。明清时期其他移民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远比两湖移民逊色。两湖移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目前尚难弄清。不过可以通过家族作一间接的估测。湖南、湖北有92％为移民家族，那么其人口的90％左右也当为移民和其后裔。明万历年间两湖人口不少于一千二百万〔39〕，其中的一千万应是非土着籍居民和其后裔。虽然尚不能把原始移民和后裔析离开来，做进一步估算，但是从人口规模上不难看出迁入两湖的移民队伍之庞大。而长江上游四川几省接受的两湖籍移民肯定在百万以上。康熙年间，两湖仅宝庆、武冈、沔阳几地迁入四川的移民，就“不下数十万”〔40〕。如果把雍正、乾隆移民高潮的移民也包括在内〔41〕，保守地估计迁入四川的移民就在百万以上。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几乎是移民的社会，这种现象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论地域，元明清时期的主要移民运动都存在跨大地理区的现象，两湖移民与其他移民不同的是，来自主要迁出地的移民的主要迁移方向很突出很稳定。江西移民绝大部分迁入两湖，而湖南、湖北移民又主要迁往四川。合而论之，由江西而湖南、湖北，由两湖而四川这由东而西的迁移，表现了极强的惯性。相反，如洪洞移民则缺乏这个主要的迁移方向。
因此，应该说两湖移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移民，它所表现的由东向西的迁移特征其意义超出了本流域的范围，具有全国性，即改变秦汉以来由北而南的主流移民方向。
4、近代沿边多方向的移民
随着内地人口的迅猛增长，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的缩小（两大流域的平原、丘陵已很少开发的余地），城镇经济的发展，边疆局势的紧张，清道光以后，向关外、向外口、向海外、向山区、向城镇的移民形成了潮流。
在东北，由于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松驰。光绪年间，东三省全部开禁。一时间络绎不绝的移民似潮水般涌向关外，东三省人口迅速增长。奉天咸丰初年的人比乾隆后期增长了三倍多，吉林增长了二倍多。〔42〕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奉天人口又由咸丰十一年（1861）的2827万增加到4957 万， 吉林由33万增长到779万。东三省人口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已达1445万，四年之后（宣统三年，1911）又上升到1841万。〔43〕这惊人的变化主要靠移民来实现。到了民国时期，“闯关东”之潮有增无减，而且多向北部之吉林、黑龙江扩散。如黑龙江在民国七年到国民十一年间，迁入人口706万；民国十二年到十九年间，又迁入187万。〔44〕在民国十二年到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移入东三省的人口有三百万。〔45〕东三省的总人口也由民国十年的2，315万增长到民国十九年的2，919万。〔46〕“闯关东”的移民以山东籍最多，其次为直隶，再次为河南、 山西。
口外蒙地也以同样原因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也迅速跟进。与“闯关东”相比，走口外的移民规模要小得多，中西部广大蒙地招垦成效很小。这与自然条件不如东三省和东部蒙地优越，经办官吏的巧取豪夺都有关系。走口外的移民以山西、河北、陕西为多。〔47〕
向海外的移民自秦代以来不乏其人，但是在近代以前规模都很小。随着清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压力加大，东南沿海之福建、广东过剩人口纷纷向外寻求生路，嘉庆以前多迁往台湾。到嘉庆末年因台湾租赋太重，向台湾的移民进入了低潮〔48〕，闽、粤移民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同时，十九世纪初奴隶贸易的废止，使南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和矿场主们把目光转向了中国。〔49〕这也导致了向海外移民高潮的到来。鸦片战争后，闽、粤出洋华侨的人数剧增。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废除了实施两百多年的歧视性禁律，允许华侨回国谋生置业并随时出洋经商。从此华侨受到了保护和重视。〔50〕清政府政策的转变，间接反映了向海外移民形成的气势，也必然进一步促进华侨队伍的壮大。光绪前期全球华侨有300万，到宣统三年（1911）达到63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洋再掀高潮，民国二十七年全球华侨已有920 多万。〔51〕
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区（如闽、浙、赣间的封禁山区，川、陕、鄂间的大巴山和南山老林等）也成为移民的目标。从明代到清乾隆年间，这些山区就有“棚民”存在，嘉庆以后至近代继有迁入，其规模比上述方向的移民相比就小得多了。迁往山区的移民多为邻省或本省民众。
此外，西北的新疆也曾招徕内地民众前往耕垦。
近代移民与以前的移民运动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呈多向性。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移民“闯关东”和闽、粤移民走海外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移民。
三、从人口分布和经济地理的变化看移民的分期
历史时期主流移民特征的改变，在人口分布和经济地理上打下了远比非主流移民深刻得多的烙印。
1、先秦时期对黄河中下游开发的贡献
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最大，地区开发程度最高，是公认的事实。这种格局的形成，当然不能仅仅归因于移民，同时也不可否认黄河中下游地区那远较其他地区频繁的人口移动为此做出的贡献。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除了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以外，还分布着农业落后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立国前后在黄河下游地区进行的十几次迁移，同时也是农耕经济的传播和转移。周人得关中平原之地利，选择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并加以发扬光大。《史记》卷四周本纪就记载：“（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经过周人先王的迁居，关中不仅建设成为重要的农耕区，灭商后的大批分封还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中下游的其他地区，促进了当地农耕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农耕区域。这里仍以齐国为例。姜太公所封之齐都营邱一带原为东夷蒲姑居地，“少五谷而人民寡”。太公定居后，一方面与莱夷进行军事对抗，争夺地盘，另一方面则积极发展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52〕。齐国经过七八世之努力奋斗，最后战胜莱夷，控制了山东半岛东部地区，与其说是军事斗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农耕经济发展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部分源出于西周分封而林立的诸侯国以及它们相互间对边境隙地的争夺，同样反映了人口的增长和农耕区的拓展。
2、由北向南移民加快了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自秦统一到两宋时期，中国人口分布和经济地理最重要的变化恰恰发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即，唐宋时期南北户口之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北多南少成为历史，长江下游之江东成为新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经济重心也移向了南方。国家财政收入由秦汉以来对关东的依重，转而“常转漕东南之粟”〔53〕。“国家根本，仰给东南。”〔54〕太湖和宁绍平原变成了米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
面对这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千多年间那一批又一批南下的移民。
人口分布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南下的移民似一块块法码不断增加着南方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东汉时期各郡国户口较西汉普遍减少，只有38个郡国例外。这38个郡国有15个在黄河中下游，另23个在长江流域和岭南。〔55〕西汉末年移民的南下是一个关键因素。“永嘉之乱”南下的九十多万人南迁，至少使南方增加了六分之一的人口。唐贞观十三年（639）南北户口之比首次出现6：5，南方超过北方。到天宝元年（742）北方又占了优势，北南之比变成了6：5。这一拉锯变化到南宋初年以南方最终超过北方而结束，南北户口之比为6：4。〔56〕对此，应充分肯定唐“安史之乱”后“四海南奔似永嘉”，“衣冠南避寓于兹土〔雄案：太湖平原之吴县〕， 参编户之一”〔57〕；和北宋靖康之乱后那500万北方移民南下对人口分布格局的最终改变所做的贡献。
唐宋时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技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大批北方移民的迁入则提出了加快开发的要求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太湖平原塘浦圩田系统在唐末五代的形成绝非偶然。北方衣冠“参编户之一”的吴县在五代时为吴越之地，吴越又是太湖塘浦圩田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北方移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难设想。北人南迁还促进了南方耕作制度的改变。麦、菽旱作的种植较以前广泛，南宋初得以普及。这一进步既源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粮食产量的动机，也有满足北方移民饮食习惯的愿望。庄绰《鸡肋编》卷上就言：“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长江下游平原被建设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和国家财赋重地，移民功不可没。
3、由东向西移民与“湖广熟，天下足”
元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主要是流域内的调整。长江中游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则是经济地理变化的一件大事。
在流域内的人口调整中，长江上中下游之间的调整占有重要地位。“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改变了本流域内的人口分布格局，使之趋于均衡合理。从人口统计数据的一般情况看，今湖南、湖北作为迁入地其人口增长幅度在明代并不大，人口密度仍较低。如果把接受移民数量很少的广大湘鄂西山区排开来看两湖平原、丘陵地区的人口变化，结论就不一样了。以江西为主体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鄂东、江汉──洞庭平原、湘中，清前期两湖由人口输入转为人口输出，迁出地又集中在这几个地区。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两湖平原、丘陵地区的人口密度因“江西填湖广”运动而提高的幅度比目前看到的要大得多。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使四川在道光末年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人口大省〔58〕，其人口密度由乾隆五十年代的1667 ／公里
上升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4022／公里。乾隆年间，湖北人口密度和人口数量占全国总数之百分比就都超过了江西，湖南逼近江西。〔59〕长江上中下游的人口差距得以大大缩小。
继“苏湖熟，天下足”之后，全国第二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天下足”殊荣的地区，便是两湖。“湖广熟，天下足”的真正实现是在明代中后期。大量商品粮的输出程度不同地缓解了黄河、长江流域和岭南十几个省的粮食供需矛盾。主要输出方向又在长江下游，“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60〕。其政治、经济意义最大之处在于保证了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继续作为国家财赋基地的地位。同时，还保证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江浙地区的产生和缓慢发展。移民与这一重大经济地理现象的联系是明显而紧密的。“湖广熟，天下足”之产生的重要内因之一，是江汉──洞庭平原在明清时期的大开发。江汉──洞庭平原的自然条件与下游平原相似，大开发的技术条件在唐末五代也已成熟，为何到明清时期大开发才得以实现呢？原因就在明以前劳动力的缺乏。〔61〕“江西填湖广”正好解决了这一困难。江西等省移民的迁入，使两湖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新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将平原湖区改造为粮产区。“湖广熟”就是指的鄂东、江汉──洞庭平原、湘中这几个地区的丰收。〔62〕移民分布区与此在地理上的完全重合，指示了移民与两湖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因果关系。清前期四川大量商品粮东下在沙市、汉口集散，同样是移民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四川商品粮产自盆地区，两湖移民恰恰分布在其中。〔63〕移民最大高潮与商品粮输出在时间上的先后相接，也是一个明确的指示。
4、多向移民与中国人口分布东西对比格局的形成
中国沿边地区土地辽阔，原有人口基数低，近代的沿边多向移民运动唯“闯关东”对东三省人口状况的改变最为显着。
东三省人口原以辽河中下游的奉天为多，北部的吉林、黑龙江人烟更为稀少，主要活动着以渔猎为主的满族和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闯关东”的洪流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咸丰十一年（1861），奉天与吉林的人口之比为1：86。光绪二十三年（1897）缩小到1：64，到宣统年间又进一步缩小到1：2弱。〔64〕黑龙江的人口由嘉庆年间的16万，增加到宣统年间的185万。〔65〕所有人说本世纪20─30 年代向东北移民的狂潮“其规模之大，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66〕东三省因之成为当时中国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之一，与内地的人口差距在明显缩小。这一变化还改变先秦以来中国人口分布南北对比的传统格局，开始呈现出东多西少的分布特征。
同时，东三省的地区开发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移民使关外尤其吉林、黑龙江地区原来大片的围场和闲荒地变成了农田。近代以前，东三省的农田面积很小，在全国没有它们的地位。经过近代移民的开垦，到民国22年，都跨入了全国十大农业省的行列。辽宁耕地731，834顷， 居第七位；吉林782，790顷，居第六位；黑龙江611，385顷，居第十位。〔68〕仅黑龙江就形成了松嫩平原克山、海伦、绥化、拜泉产粮区，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双城、五常以及三肇地区产粮区，与三江平原和以牡丹江为中心的产粮区。东三省初步成为中国又一个商品粮生产基地，其大豆、小麦等粮食还大量出口国外。〔69〕村镇、城市也随之大量出现，肇州、泰来、巴彦等城镇原来就是蒙古、旗人的屯田之地。黑龙江绥化、巴彦、呼兰“三城相望，粮产富饶，商贾因之麇集，汉民居户不下十有余万。”〔70〕同时，采矿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也有所进步。东三省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区正在形成。
以闽、粤移民为主体的华侨则促进了中国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了解，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政治的联系。19世纪80年代每年1，400万两侨汇〔71〕已成为平衡清政府外汇收支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同治元年（1862）到民国38年华侨投资国内建厂25，510个，投资金额累计632，716，382元人民币。〔72 〕从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城镇的兴盛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对中国移民史的分期似可作如下概括。
1、根据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中国移民史可分为四期：
（1）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
（2 ）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
（3）元明清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移民期。
（4）近代沿边多向移民期。
从地理角度看，第一期是在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展开，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北重南轻的格局。第二期在黄河和长江两大中华文明发祥地之间进行，改变了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状况。此后南北之间的移民很少出现。第三期长江流域内人口分布的调整，巩固了全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态势。第四期不仅使中国移民运动成为了国际移民的一部分，而且“闯关东”使东北人口速增，中国人口分布传统的南北对比格局逐渐向东西对比转移。这四个时期构成了中国移民史发展变化的基本轮廓，为现代人口分布奠定了基础。胡焕庸先生在30年代提出的着名的中国人口瑷珲──腾冲分布线（东多西少），就是四个移民期逐步展开的产物。
2、四个时期主流移民迁移的方向，持续的时间，展开的地域虽各不相同，但是表现出了一个由人口密集、经济开发程度高的地区向人口稀疏而开发程度低的地区离心状转移的共同特点。促使主流移民特征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地区开发这一经济因素。主流移民与区域开发互为因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时期的主流移民都是开发型移民。
3、主流移民的特征并不是待前一个时期结束以后才形成，它往往在上一个移民期就萌发了。如由东而西的迁移在唐宋就已出现〔73〕，“闯关东”在清前期也已发生。换言之，历史时期的离心状人口迁移绝不是待中心区饱和以后才进行，人口密集区的形成和向外扩散可以共存；而形成过程中的主要扩散方向，可能正标示了下一个人口密集区的所在。这似为主流移民运动的又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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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发凡》（载《历史地理》第九辑1990年）。
〔3〕〔4〕《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
〔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四章第一节，107页。
〔6〕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五篇人口迁移。
〔7 〕钮仲勋《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载《地理学资料》1959年6期），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章，17页。〔8〕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第一章，22、23页。
〔9〕〔14〕〔15〕参阅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
〔10〕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第六章，223页。
〔11〕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五章第三节，280页。
〔12〕《全唐诗》卷167李白《永王东巡歌》。
〔13 〕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第一、二、三节。
〔16〕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五章第一节，136 页。
〔17〕〔37〕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十五章第一节。
〔18〕〔19〕〔20〕《明史》卷2太祖本纪。
〔21〕〔22〕《明史》卷3太祖本纪。
〔23〕〔24〕〔29〕〔38〕《明史》卷77食货志。
〔25〕〔26〕〔27〕《明史》卷6成祖本纪。
〔28〕《明史》卷7成祖本纪。
〔30 〕参阅郭豫才《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载《禹贡》半月刊7卷10期1937年）。〔31〕有关明代云南移民有三、四百万，百万多说。笔者以为不到百万，另有专文详考，此不赘述。
〔32〕〔63〕参见拙作《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唐以来两湖移民过程的时空特征》（《中国史研究》特刊）。
〔33〕〔43〕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八章第三节，206、208页。
〔34〕《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51年5月：“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35〕〔47〕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八章第三节。
〔36〕《清高宗实录》卷845乾隆34年10月。
〔39〕这个数据是根据葛剑雄先生关于明代人口年均增长为5 增长率的意见，以洪武十四年（1381）湖广4，593，070口数为基数， 推算所得。
〔40〕道光《南部县志》卷28艺文载李先复《楚民寓蜀疏》。
〔41〕雍正年间两湖移民四川的规模，可从道光《夔州府志》卷24政绩志所载：“雍正五年，楚省饥民入川觅食者， 日以千计”窥见一斑。
〔42〕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甲表83。
〔44〕〔66〕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章，一，民国时期黑龙江移民的主要阶段。
〔45〕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河北省人口编委会1983年铅印本）第五章第一节，102页。
〔46〕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十章第一节，258页。
〔48〕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九章第六节，247页。
〔49〕〔澳大利亚〕颜清湟着、粟明鲜等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二章第二节。
〔50〕〔71〕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第六章第一节。
〔51〕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第六章第二节，141 页。
〔52〕《汉书》卷28地理志。
〔53〕《新唐书》卷53食货志。
〔54〕《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5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甲表9。
〔56〕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十四章第二、三节，342、 343
、345页。
〔57〕《文苑英华》卷804〔唐〕梁甫《吴县令厅壁记》。
〔58〕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附录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
〔5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甲表83、87。
〔60〕《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38年6月。
〔61〕参见拙作《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1期）。
〔62〕有关“湖广熟，天下足”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载《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4期）、 《“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载《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4〕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甲表86和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附录测算。
〔6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甲表86、88。
〔67〕《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转引自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257页）。〔6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80，356页。
〔69〕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第三章；四，移民的作用与影响。
〔70〕光绪《黑龙江述略》卷2建置。
〔72〕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1期）。〔73〕据《宋史》卷174食货志记载：“自荆南安、复、岳、 鄂、汉、沔、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卷88地理志亦言：“（荆湖）南路有袁、吉接壤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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