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侬智高事件之初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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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宋 侬 智高 事 件 之 初  探 与 分析   摘要：   于北宋皇佑年间发生的侬智高战争，是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中间地带地区紧张情势的爆发。本文分析侬智高在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两大强权之间，运用广源州丰沛的资源与其父亲建立下来的地方性政权基础，在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面，不断进行独立建国的策略，并且在实质独立政权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东亚国际政治的认同。 北宋与安南中间地区情势的紧张，由来已久。本文提出『利益总和的零界点』来说明北宋帝国对于统一领土的概念，进而说明两大强权之间型成了一个实质上独立的地方性政权，侬智高战争的爆发不仅仅牵涉到北宋帝国、安南李朝、侬智高之间三者的外交关系与策略，甚至牵涉到这三个政权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北宋帝国方面：重文轻武导致军心士气不振、纪律败坏；武将集团相互斗争、急于争功建立个人权力；北宋政治文化不信任武将导致守内虚外的一贯政策。 侬智高无法有效的统整邻近各部落的地方势力，使得战争后期腹背受敌、无以为继，更加因为无法取得战马的来源，在决定性的最后一役，宣告败亡。 安南李朝是越南史上向外扩张领土最多的朝代，故安南李朝运用各种策略欲意将领土向北推移，虽然在侬智高战争中，安南李朝并未如愿，但却也种下了北宋帝国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对安南的战争。 狄青一直是这一场内政、外交、军事交战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击败了侬智高阻止了侬智高独立建国的梦想；但也因为胜利的毒酒，搅乱了宋仁宗欲意藉狄青整军图治，富国强兵的计划；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利用侬智高战争占据岭南的意图。   关键词：侬智高，狄青，宋仁宗，安南，广源州。   北宋侬智高事件之初探与分析 前言：研究动机 第一章：侬智高事件始末记事 第二章：北宋政局与背景   北宋帝国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建立在上下关系模糊且对立紧张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东亚国际政治   北宋帝国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策略—茶马贸易和册封朝贡体系。   第四章：瘴气对岭南民族的影响   第五章：侬智高事件分析与结论   历史与生存策略 最大利益总和的权变策略 五代第十一国 侬智高政权的独立性与争取东亚国际认同 东亚国际外交战争 军事战争的关键人物：狄青 两大强权之间的侬智高 虎视眈眈的安南李朝 战后岭南局势   北宋侬智高事件之初探与分析   一、研究动机：   前言： 从中国朝贡贸易体制来看，可以将亚洲分为几个区块。就北宋王朝西南方与南方而言，以京畿路为北宋王朝的中央地区，向外扩张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地方政府区；再向外则是，位于长江上游的川蜀地区，长江中游的荆湖地区和位于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为北宋王朝的羁糜体制区；西南的大理，南方的越，为中国南方的主要藩属国。这样的区分法主要以中国政权的势力强弱远近，和与邻近地区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区分依据。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一元的，纵使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元的统治机构下。如果用区域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一块面积广大的土地上，每个地区都有着多采多姿的发展历程，并非位于帝国中心的黄淮流域地区每项发展都比较其它地区进步。因为自然环境和族群集团，将中国区分为好几个区域，以中国西南为讨论中心可区分为：川蜀各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虽然长久统治在一个政权之下，但这三个地域的政治经济与中原王朝的却有不同的发展和互动，国内学者对于这区域已经有对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加以探讨过。 宋朝国际局势与安南独立背景： 长久以来，以亚洲国际中心的中原政权而言，北宋王朝面临了相当严峻的国际局势的考验，北有辽王朝，西北有西夏王朝，西南有大理，中南半岛有安南李朝，都是牵动着当时整个亚洲的国际局势变动。就军事力量而言，安南趁唐末中国动乱，渐渐独立于中国以外，加上北宋因为面临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也承认其独立的地位。对于安南这一块土地，中国王朝自秦汉设郡以来，一直认为是中国的版图，故从安南独立于中国之外后，历代王朝都有意将安南再次纳入版图之内，当然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也包含的经济其它方面的因素。 五代十国的时候，越南脱离中国的统治而取得独立，建立封建王朝，李朝是越南第四代封建王朝，它在前三代（吴、丁、黎朝）奠基和发展的基础上，经40余载，至11世纪中叶，开始步入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制的强国。前黎朝末年（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黎龙铤暴虐无道，荒淫过度，「是年冬，终于为其下属所杀」，幼子方10岁，其弟明提、明昶发兵争位，交趾一时大乱。在前黎朝旧臣陶甘沐和万行的策划下，权臣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乘前黎朝嗣主冲幼，遂杀明昶，篡夺王位，101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元顺天元年，定都升龙，建立了李氏王朝。李公蕴即帝位后，遂即向宋真宗上表请求册封。于是在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封李公蕴为静海军留后、检校太傅、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交趾郡王，同年三月，李氏遣使入贡，宋再次进封李公蕴食邑3千户、实封1千户、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特赐推诚顺化功臣，赐予袭衣、金器、钱币等。送如此进封新王朝帝王的一系列封号以及珍贵赠品，不仅可以大大提升李氏在国内的统治威望，而且在东方封建国际关系上得到了公认。但是李朝在建立政权之后，即大力的向外扩张领土，于是屡次侵犯宋朝边陲：1014年，借口追捕逃犯举兵入侵钦州如洪镇。1022年，李公蕴下令诸子所属官兵，率「王师深入宋境如洪寨，焚其仓而还」。1028年，李公蕴令其子弟及婿申承贵，率众内寇。1036年李德政发兵大举入侵广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宋代，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宁，国外强敌入寇，故实行「抚宁荒服，务令静谧」的方针。可是李朝对中国的寇边逐步升级，最后酿成了11世纪下半期，北宋与安南李朝的大战。 从海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的东南方的「华南海域」，由北而南概可区分为：第一个水上世界，包含江苏浙江两省沿海地区，以及淮河河口与长江口，往南延伸到杭州和宁波的路上地区，在这里人们的出海活动主要趋向日本和琉球。第二水上世界，从浙江温州往南延伸，通过整个福建，包含广东东部的韩江流域和台湾岛。第三水上世界，亦即「南中国海的广东水上世界」，从广东中部的东江盆地，往西延伸到越南沿海。这些水上世界，整个来说，代表一种William Skinner 所界定的中国沿海大型自然自然地理区域的离岸延续。每个水上世界代表一个永恒的宇宙，在那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生活形态和生态调适系统都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各自有其生态的动力和节奏。要探讨宋朝与安南的关系，我想从海洋发展史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水上世界来看，因为在第三水上世界有着相同的生活形态和生态调适系统，宋朝因为航海技术的发达，开启了海上贸易，而在中国岭南地区，因为自古靠近南洋，所以多海上贸易，在华南海域的第三水上世界里，包含了珠江流域，西江流域与红河流域三个区域，因为历史的演变，而造成东南亚贸易中心不停的转移，本来在汉唐之际，红河流域的交州担任着西南地区〔主要指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外贸港和出海门户的重任，但是到宋代被西江流域的博易场所取代，在贸易中心的转变下，当然也牵动了宋朝对安南政策的改变以及安南政权对岭南地区的觊觎和战争。 宋朝治下的广南西路： 岭南地区倚着天然屏障五岭与中原政权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加上岭南地区多为非汉民族的少数民族，岭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王朝的边远地区，对于长久以华北地区为政治中心的王权政府来说，中央王权政治力量一直是无法直接达到岭南地区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唐宋时代的羁糜制，元明清的土司制等等，都是中央政府间接统治岭南这一块由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区域。 介于这两个封建王权之间的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就是壮族。壮族是中越边境地区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的跨境民族。今天，中国与越南的交界的地方主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西、云南与越南交界的十几个县市里，壮族都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同样，国境的另一侧，即越南的北部各省，也是壮族（越南称为岱族、侬族）的聚居区。壮族跨境而居的原因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壮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南部边疆，壮族地区首当其冲成为中国与越南的缓冲地带。 在岭南的羁糜州大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来主导地方政权，名义上是隶属于北宋王朝，宋廷与蛮人之间，仅靠着朝贡关系、形式上的任官仪式，建立起疏离的政治关系。蛮人社会与汉人社会，就如同两个独立的个体，实质上宋朝并不能将政治力贯彻到岭南地区的最底层结构，所以羁糜州地区常发生叛乱。在此同时位于岭南地区南方的安南政权，亦致力于对岭南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实施羁糜政策，甚至将女儿嫁给部落首领，藉以拉拢和巩固其政权。故属于北宋羁糜州的岭南地区，与安南李朝之间的政治活动就显得自主性强。所以要探讨宋朝与安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不可以忽略位于两个王权中间的岭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势力。 侬智高反宋事件： 北宋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政务和军事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越南人趁此机会大举北侵，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是李朝逐渐控制了南部壮族的一部分山地州县。在北宋王朝和李朝之间发生了岭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叛乱—侬智高反宋事件。宋皇佑四年（1052年）农历五月初一，广源州壮族首领侬智高率兵五千攻下邕州（今南宁），建立大南国，改元启历，称“仁惠皇帝”。侬智高颁布赦令，释放囚犯，焚烧府库，杀知州、都监，接着挥师沿郁江东下，围攻广州，未克，返邕。被宋将狄青率重兵击败，次年元月，退出邕州，撤往云南。在这一场席卷岭南地区的叛乱中，宋王朝，岭南少数民族羁糜州和安南李朝这三个政治力之间互相角力着，从政治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都是值的探讨。 宋朝对安南政策的改变：   南宋因为政治中心南迁，对于岭南的统治与对安南的政策都产生的变化。值的注意的是，因为南宋在军事上需要马匹。在北宋马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有茶马制度的形成，甚至透过对马匹输出的控制，平衡安南与占城的武力均势。正是宋朝一贯联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而南宋在岭南邕州建立起一个贸易和国防的重镇，除了军事国防，还肩负着向云南买马和卖马的重责大任，所以广南东西路就中国与安南王权而言，正好处在缓冲地带。安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政治的角度可以区分为宋王朝，岭南少数民族羁糜州和安南李朝这三个政治个体，甚至大理，占城亦影响着整个东南海域历史的发展。 在未来的研究里，从宋朝对广南西路少数民族的羁糜政策，从东南海域的经济贸易，从越南李朝对外的扩张政策，从宋朝中央政府对越南李朝的政策等五方面，来探讨广南西路的历史地位，及政治角色。   第一章：侬智高事件始末记事 唐代，在今岭南西部(包括今越南北部和西北部) 曾存在一个由众多越系僚人部落组合而成的部落联盟，这就是“生僚国”。所谓“生僚”就是“山僚”。迄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年) ，邕州左右江三十六洞各个姓氏的僚人首领仍持有“山僚古铜印”。唐时“山僚国”所属诸部落介于岭南道邕管、安南都护府与南诏国之间。唐朝在这一区域设置了众多的羁縻州。这些羁縻州的首领常视敌对双方势力的消长情况及其本身的具体利益而决定向背，游离于唐与南诏二国之间。“安南土蛮”，所指的是不堪安南经略使李琢盘剥的红河中上游林西原之地的僚人。 至五代时，基于政治地缘关系及他们本身的具体利益，各部落的僚人首领或归属南汉或臣于大理，或首施两端双边讨封，如广源州首领侬民富，既接受南汉刘氏的任命，又接受大理国“坦绰”的官封。 入宋以后形成三个走向：一臣属于大理国，如宋前期的特磨道和白衣九道；二成为宋朝邕、钦二州及界外山僚区；三归于交趾。 宋初丁部领、丁琏父子继“十二使居”称藩于交趾后，其领地仅局限唐代交、爱、演诸州境内。自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 黎桓纂夺丁氏政权，宋太宗认为其不义，兴兵讨伐，无功而还后，宋朝历代皇帝心里便蒙上了阴影，唯恐引来“疆场生事” 。黎桓于是乘机攻占峰州，出兵征讨位于今越南河宣省中南部的都金、渭龙等州，向北占领今越南北太省、谅山省和广宁省的僚人区。不过，除了黎桓偶尔派遣水兵偷袭如洪镇(在今广西东兴市) ，劫掠居民、牛畜和粮食外，宋与交趾未发生边界纠纷，因为二国间还存在着邕、钦二州“界外山僚”这样的缓冲带。 大中祥符三年(1010 年) ，李公蕴取代黎氏建立李朝，于七年(1014 年) 在芳林州(治今越南永富省越池) 打败大理国军后，除了向北向西北扩张，最终占领今越南永富省、河宣省及北太省等地僚人区外，并以其女嫁与甲峒首领甲承贵，封他为谅州知州，在宋邕、钦二州界外山僚中木契入橛子，用他作为马前卒，不断骚扰、蚕食、侵吞宋邕、钦二州溪峒及界外山僚之地，挑起严重的边界争端，并进而觊觎广源州所属诸州峒，大有尽取宋邕、钦二州溪峒为其属土之势。 侬存福所长的广源州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是侬智高形成走仕途之路以统摄诸部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广源州，即唐代的平源州。《新唐书》卷43 下《羁縻州》载:“平原州，开成四年(843 年) 析都金州之平源馆置。”唐时我国西南以“馆”称名的，其它地都是在交通要道上，即后来通称的“驿站”，是专供传递文书的人、官员、行旅、客商落脚歇宿的处所。广源州在唐没设州以前称为“平原馆”，明白地告诉人们其位居于古代交通道上。 蛮俚降者二万八千户”。由此可知唐代从四川入贵州，走广西邕州属田州至交州，平源馆是途经之道。迄今广西德保县尚残有“于越古道”的石刻，即古代由田州(治今广西田东县西祥周) 入德保县，经“平原馆”至交州一道的路标。“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交易绫、锦、罗、布而去”这话虽出自宋人周去非之口，可是名香、犀、象自秦始皇以来就是中原人垂涎、畅销而能牟大利的名贵商品，绫、锦、罗、布等也是交州人日以仰给之物，所以宋时如此，唐代也当是如此。布可以是广西左右江所产，绫、罗、锦等却是川蜀的特产。唐中后期以后，四川经云南入交州之道已经被南诏隔绝，川蜀商人将绫、罗、锦等名产贩入交州以换取名香、犀角、象牙等名贵物品，舍“川蜀———田州———平原馆———交州”一道已无快捷方式可行。无疑，在唐朝的时候，广源州已是内地与交州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商贾的往来，促进了该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源诸州峒地居偏僻也不形其偏僻。这就为侬智高自小能够接受较好的汉文化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 入宋以后，周去非说:“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由溪峒首领们的豪富奢侈，可以概见当时左右江诸溪峒的盛产黄金。此中，尤以广源州为著名。据《越史略》卷2 载，通瑞六年(宋宝元二年，1039 年) 春正月，李德政袭虏侬存福作人质后，其年五月，侬智高曾被迫献给交趾“生金一块，重一百十二两”。见斑见豹，由此可知其地产金数量之多。鉴于广源州“地产黄金，一两值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富产黄金，必有众多的淘金者。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等弃文从商，是个淘金者，“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这说明其时的广源州，已成众多淘金者趋往之地。淘金者的蜂涌而来，进一步使广源州变闭塞为开通，大大促进了广源州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既使侬存福富甲诸峒，又使他父子日益觉悟到打破溪峒间壁垒，统一各部，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市场乃至民族统一的政治实体的紧迫;否则人各异向，峒自内耗，力量分流，交趾就可以利用宋王朝“恐疆场生事”的心态和屈志外交、割地求安的行为目的，不断楔入橛子，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将山僚各个群体全部吃掉。 各族人民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广源州及沿边溪峒僚人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但是，自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 征黎桓无功而返后，宋朝历代皇帝每每怀惧于南方战事又起，忍让交趾坐大，对其蚕食侵吞界外山僚乃至邕、钦二州溪峒不仅坐视不问，甚而拱手相送。景德三年(1006 年) 六月，广南西路缘海安抚使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图》。这本是关系边防大事，而宋真宗随手交给近身太监，不屑地说:“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举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谨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 宋仁宗继位后，于天圣八年(1030 年) 底或九年(1031 年) 初同意广南西路转运使章频罢遣侬存福，将广源道划宋朝界外，并且严封隘路，阻断交通，禁绝广源道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宋王朝对广源道实行“不受其地”的措施，对沿边溪峒实行禁锢政策， 以广源道与内地经济、文化上的休戚关系，以广源道所属诸州峒长期隶属于南汉及宋朝的传统关系，以侬存福招纳的都是“中国及诸峒民”，以侬智高所受的教育以及所交往的人群和层次(如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等) ，侬存福、侬智高父子深切地知道广源州等僚人诸部要统一，要发展，离不开内地，特别是僚人诸部被交趾日侵月吞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天圣八年(1030 年) 以后，侬存福遭罢遣，一怒之下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31] ，并“常寇交趾”[32]，试以自己的力量统一诸部，自图发展。从此，可以窥见他此时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目的。侬存福孤身奋斗，力量有限，不能园梦，成了早就在窥伺广源州的交趾的阶下囚。家园板荡，父仇不共戴天，侬智高对交趾之仇有增无已。不过。他自庆历元年(1041 年) 于傥犹州起兵反交趾失败后，即行韬晦之计，明里接受交趾“郡王”、“太保”等的封赠，称臣纳贡，暗里却在使劲，网罗人材，蓄积力量，以求报杀父之仇，雪失地之耻。邕州知州萧注说侬智高“朝于交趾，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33]，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侬智高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因“事觉，逃归”，所以在庆历八年(1048 年) 便在广源州再度树帜反抗交趾的入侵。此次反交趾，侬智高不仅吸取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而且有了黄玮、黄师宓等一批汉族高级知识分子为其谋主，与敌巧相周旋，所以交趾也莫能奈其何。广西经略使余靖说侬智高“走乔勇善用兵”，“交趾不能制，南方亡命多归之”[34]。所谓“南方亡命”，就是宋朝南方逃亡在外的国民。 但是，侬存福毕竟已遭罢遣，怎样才能拨转宋仁宗之心，让他收回成命? 侬智高吸取其父遭罢遣的教训，开始不敢贸然提出求附于宋，而是拟议通贸，藉以打破宋朝对广源州的“禁绝”政策。皇佑元年(1049 年) 十二月初五日，陈珙到邕州做知州，侬智高很高兴，以为新官上任会有新的认识、新的举措，马上致书陈珙，“乞于界首置榷场(集贸市场) ，以通两界之货”[35]。谁知陈珙唯恐任内有事误了他的前程，因此他接到侬智高的求附信后，不上报也不答复。 皇佑二年(1050 年) ，侬智高又派人奉表贡物，“乞补田州刺史”。这一次仍没见什么回馈。三年(1051 年) 初，萧固出任广西转运使。他派“遣邕州指使丌　往刺候(侦察) 。而　擅发兵攻智高，为智高所执，因问中国虚实。颇为陈大略，说智高内属；乃遣使还，奉表请岁贡方物朝贡”[36] 。二月，广西转运使萧固奏言”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争而畜也”。“愿赐一官以抚之，且使抗交趾“[37]。但宋帝国命令萧固以广西路转运司的名义答复侬智高：“广源州本隶交趾，若与其国同贡奉，即许!”[38] 侬智高道:“今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自容，止有反耳!”皇佑四年(1052 年) 知制诰胡宿上《论征蛮》说:“今者，邕土蛮贼尽率反党远弃巢穴，屯于广州坚城之下”[39]。知成德军的宋祁上《蛮夷利害议》也说:“邕溪之蛮最脆弱者，今乃离去巢窟，略地千里，弄兵安行，无一能拒，虻飞蝇营，拿而不散，此官烂吏庸，招其所侵也!”[40] 侬智高自皇佑四年(1052 年) 五月初攻下邕州后，即率军沿江而下，连破横州、贵州、浔州、龚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端州，二十二日进围广州，势如破竹。当侬智高攻邕州时，“城中人皆应之”[41] ；进围广州， “亡命归之者万余人”[42]，同时广州附近“十县人皆反”[43]，韶州[44]永通监的士兵也杀死知监邓骧以回应[45]。“向者，从智高东下皆广源州蛮及中国亡命者，不过数千人”[46]。 皇佑四年(1052 年) 连连任命杨田文、曹修、孙沔、余靖、石全彬等“经制岭南贼盗事”均告无功，而九月侬智高又上书朝廷，提出“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的条件，于是宋仁宗决定答应侬智高提出的条件，“将受其降”[47]。 皇佑四年(1052 年) 九月，侬智高上书言降，宋仁宗准备授予他“邕、桂七州节度使”。但是，一者由于枢密院副使梁适的反对；二者由于庞籍建议由狄青帅军出征，史载狄青于庞籍推荐之后“上表请行”:“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兵数百骑，益以禁兵，羁贼至阙下!”[48]所以，他便一改其初衷，拒绝了侬智高的请降。 皇佑四年(1052 年) 九月二十七日，宋仁宗以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经制广南贼盗事”，调鹿延[49]、环庆[50]、泾原[51]三路“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随狄青南征，趁冬季天凉“瘴未发时”、“疾驰”邕州”。同年十二月，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余靖奏言:“交趾今岁当入贡，属侬智高叛，道阻不通。累移文乞会兵讨贼，而朝廷久未报。观其要约，甚诚。令(今) 许令助讨除，纵未尽灭其党，亦可使益相离贰。已于邕、钦州备万人粮以待之”[52]。 宋仁宗在接到余靖的奏言后也不稍加考虑，马上令人下诏:“安南静海军给缗钱二万，令起兵。候贼平，更以三万缗赏之”[53]。当时，狄青正在行军途中，并未悉知其情其事。待他率军来到广西，知道其事，迅即:“檄余靖无通使假兵”于交趾，并上奏说:“李德政言将兵五万、骑兵一千赴援，非其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 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 请罢交趾助兵!”[54] 宋仁宗接受了狄青的观点，下诏:“广南西路转运司比交趾李德政上表，愿发兵助讨侬智高，缘已遣宣抚使狄青行，令移文止之!”[55] 后因狄青拥有骑兵，而侬智高无法取得战马的来源，于是在狄青与侬智高两军交锋快速的决定胜负，决定了侬智高的败亡。

南粤孤客

	侬智高起来，北边的北边是很高兴的！

沙南曼森

	http://bbs.cqzg.cn/thread-336273-1-1.html 春秋中文社区 ?历史回声 ?[分享] 北宋儂智高事件之初探與分析 [分享] 北宋儂智高事件之初探與分析 北宋, 安南, 台北, 初探, 李朝 作者：台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梁欣渠 摘要： 於北宋皇祐年間發生的儂智高戰爭，是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國與安南李朝中間地帶地區緊張情勢的爆發。本文分析儂智高在北宋帝國與安南李朝兩大強權之間，運用廣源州豐沛的資源與其父親建立下來的地方性政權基礎，在外交、軍事、經濟、民族等方面，不斷進行獨立建國的策略，並且在實質獨立政權的基礎上，積極爭取東亞國際政治的認同。 北宋與安南中間地區情勢的緊張，由來已久。本文提出『利益總和的零界點』來說明北宋帝國對於統一領土的概念，進而說明兩大強權之間型成了一個實質上獨立的地方性政權，儂智高戰爭的爆發不僅僅牽涉到北宋帝國、安南李朝、儂智高之間三者的外交關係與策略，甚至牽涉到這三個政權內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北宋帝國方面：重文輕武導致軍心士氣不振、紀律敗壞；武將集團相互鬥爭、急於爭功建立個人權力；北宋政治文化不信任武將導致守內虛外的一貫政策。 儂智高無法有效的統整鄰近各部落的地方勢力，使得戰爭後期腹背受敵、無以為繼，更加因為無法取得戰馬的來源，在決定性的最後一役，宣告敗亡。 安南李朝是越南史上向外擴張領土最多的朝代，故安南李朝運用各種策略欲意將領土向北推移，雖然在儂智高戰爭中，安南李朝並未如願，但卻也種下了北宋帝國於宋神宗熙寧年間對安南的戰爭。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狄青一直是這一場內政、外交、軍事交戰中的關鍵性人物。他擊敗了儂智高阻止了儂智高獨立建國的夢想；但也因為勝利的毒酒，攪亂了宋仁宗欲意藉狄青整軍圖治，富國強兵的計畫；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利用儂智高戰爭佔據嶺南的意圖。 關鍵詞：儂智高，狄青，宋仁宗，安南，廣源州。

僚园星火

	南太祖----侬全福 南太宗----侬志高

广州贝侬

	顶,侬高祖.

EWEI

	顶我大南国！

僚园星火

	大南国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越南。

僚园星火

	比《侬志高--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客观全面很多，解析也比较透彻。 值得各贝侬传阅。

wenliqan

	第四：瘴气使得中原政权的统治力量无法有效的到达岭南地方，而成为为数众多的羁縻州县 戊申，诏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方今瘴起，戍兵在边者，权徙善地以处之。 甲寅，上谓辅臣曰：「蛮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此地僻远瘴重，流官畏瘴久不屡其地，诸酋不袭而自冠带。 北宋中央政权对于岭南少数民族的叛乱，感到相当头疼，因为军队往往死于瘴气，尤其瘴气有流行季节性，于是到了瘴气流行的季节，北宋军队不得不暂且休兵，所以北宋军队要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弭平往往是相当不容易且旷日废时，于是北宋希望用和平的羁縻政策控制住少数民族，而产生了许多的羁縻州县。 综观以上对于瘴气的分析，可知瘴气的确影响了岭南的人文结构，举凡战争，部落组织，分裂民族文化性格，到经济的开发等等，无不受到瘴气的影响。 第五章：侬智高事件分析与结论 历史与生存策略 时间的转轮不停向前，人类的生活也不断改变。人类所有活动根源来自于人性，就像最近有一句广告词：『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人性是相当复杂的，我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想要过着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于是朝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来做改变。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欲望，想要温饱的欲望，想要生存下去的欲望，想要心灵安详的欲望，想要身体享受的欲望，想要权力的欲望，想要精神提升的欲望。 人性的欲望没有对错，也没有是非，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认定什么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权力运用自己所能运用的手段来努力追求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华人世界所讲究的中庸之道，正是在每一个人彼此之间，欲望与欲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因为每个人一直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如影随形，当欲望满足的时刻也就是不满足的开始。生产方式的改变，交通运输的改变，医疗卫生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文化知识的改变，政府组织的改变，政治政策的改变，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改变，都是人类在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做的改变。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不是在叙述是非善恶对错，而是记录人类为了追求欲望的过程与痕迹，也记录下人类在追求欲望的成功与失败。人的生命有限，无法每一个人都从头开始去尝试任何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历史的价值在传承与传递前人尝试过的经验，让后人能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追求更好人生的方法与路径。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所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可是该如何解决时代的生存需求，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来解决呢？于是中国的非统一时代是人民选择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每一个地方政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有一个政权能够解决当时代的生存问题，则中国就会进入强盛时期。秦汉帝国解决了春秋战国诸侯林立，战争不断的生存问题。隋唐帝国解决魏晋南北朝民族对立的问题，也解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经济上落差与互通的问题，而北宋则是解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动乱不安的生存问题。这些政权的崛起绝对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之间权力的斗争，而是时代的需求，时代对于生存下去的机会与意义的需求。 北宋是一个对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反思年代，走在北宋前面的汉唐帝国，一直是北宋以史为鉴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北宋帝国的政治钟摆效应。为了避免重蹈汉唐帝国衰败的覆辙，所以有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而为了重建汉唐帝国往日的光辉，于是有进行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新党。这两股势力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代表着北宋帝国正处在面对新世界新问题的关键点上，产生了两种对帝国的未来不同发展方向的趋势。北宋前面三个皇帝，鉴于避免唐末灭亡的危机，于是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在稳定中求发展。到了宋神宗时代，则是对过去六七十年的政策再做一个反思和调整，于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媲美汉唐帝国光辉的北宋王朝，于是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开疆拓土，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但是神宗的末年，又兴起了反动的趋势，渐渐的又趋于保守，于是北宋帝国就在汉唐帝国的光辉与毁灭之间摆荡，汉唐帝国光辉的历史对北宋帝国来说，就像一杯醇美但易醉的葡萄酒，想一饮而尽，却害怕不省人事，想细细品尝，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就在大口与小口之间喝着属于北宋帝国的美酒。 最大利益总和的权变策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当中，中国的统一概念的发展和型成其实是很明确但也很模糊。 明确的是，经过周天子分封天下形成诸侯林立，到春秋战国的互相征伐，这一段征伐的历史教训，让中国人体认到只有在一个政权之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达到资源共享目的。其实进行统一的军事行动背后最大的动机就是资源的不平衡，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无不为了抢夺资源而发起战争，是想如果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都能富足安逸，那么何必轻起战端惹得生灵涂炭呢？这并紧紧只是历史台面上的几个政治人物个人的喜恶，更重要的是背后所代表当时代，当地人民的一种思想和感受。中国第一次成功的统一军事行动完成在秦始皇的手中，耐人寻味的是在秦灭六国之后引起了一段争议，究竟统一的天下该不该如周朝一般分封诸侯呢？这样的争议甚至引起一场政争。但是秦始皇确认为前车之鉴不远，怎可重蹈覆辙，难道还要在几年之后再一次春秋战国的战争吗？秦朝的统一是历史的反省，对周朝分封诸侯而导致征伐不断的一种反思，战争的确让人民流离失所，战争的确使人民生灵涂炭，广大的人民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于贵族的优渥其实是不敢奢望，但是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被危及的时候，为何而战？这样的思考渐渐的在中国人的心里萌芽，秦朝的统一不是偶然，只是历史的经验与反省带着秦朝统一了中国。秦朝与汉朝初期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武』。止戈为武，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战争而发动战争』。虽然秦朝灭亡的很快，灭亡的原因是多面向的，但是继续的汉朝却仍然执行着秦朝所遗留下来未完成的统一工作，例如修筑长城对抗匈奴，统一文字独尊儒术，郡县制，严刑峻法，黄老治术等等，无不与秦朝的政策相谋合，只是统治集团更替而已，大的方向却没有改变。因为这是整的时代思想的潮流方向。 战争的最简化就是抢夺，所要抢夺就是生存下去的资源与条件。楚汉相争时，画鸿沟为楚河汉界，但是刘邦为何迫不及待的弃约追击项羽呢？因为鸿沟以东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物阜民丰的关东足以让项羽自立，但是政治中心的关中其经济力并不足以供给太多的人口，关中仰赖关东粮食供给已是明显的共生发展，所以刘邦不得不毁约袭击项羽，为的就是取得关东这一块粮食供应地。所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 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离得越远，统一的趋势就越加明确。相对的，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近，分裂独立的可能性越高。隋唐帝国以前，华北的经济生产力仍然是高于其它地方，于是南北的统一并没有那么的迫切，只要华北的统一就足够了，因为战争是要付出相当多的代价，如果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大于统一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那么又何需战争呢？但是隋唐帝国以后，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到江南地区了，经济中心的南迁，导致拥有政治中心的政权迫不及待的要统一江南地区，因为没有了江南经济中心的供给，华北的政治中心将无以为继，在这样的压力下，使得中国对于南北的统一有着迫切性和必须性。当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小于统一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那么战争将无可避免。 所以中国明确的统一概念，为的就是追求所有利益总和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中国统一概念模糊的地方却是，究竟该征服多少地方才叫做统一？例如韩国，韩国是不是中国统一大业里的一部份呢？如果不是，为什么隋炀帝，唐太宗，等历代君王都有征伐之举？又例如越南，如果越南不是中国统一的部分，那么为什么宋太宗，宋神宗，等各代君王要征伐越南呢？但是如果韩国与越南是中国统一的一部份，是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为什么历代中国政权会轻易放弃统一韩国与越南呢？ 我认为中国统一概念的明确与模糊是互为表里。因为利益总和的零界点就是中国统一疆域的界线。 在中国的观念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包括韩国与越南，中国长久认为除了长城以北的区域之外，其它都是属于政权所能支配的合法领土，甚至当游牧民族衰弱时期，中国亦理所当然的认为整个东亚都是在自己的支配下，于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形成了所谓东亚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究竟朝贡体系是中国固有的内政问题还是东亚的外交关系呢？其实这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中国一直到清末并没有所谓外交机构，而是理蕃院，『蕃』有多重的意义，具有非汉族意义的『番』，也有『藩镇』的意思。藩镇在唐代本是为了巩固中央，保护王权，但是却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因此藩的意思有屏障、保卫。如：「屏藩」、「藩卫」。在古代称诸侯王的封国、属地为藩属、藩国。古代分封宗室保护天子称为藩国，而唐代分绶军权，节制一方保护中央王权称为藩镇，由以上可以得知『藩』具有内政上的意义，是属于中央王权分封出去的领地，其最高的统治者还是属于中国的天子。一言以蔽之，天下所有的领土都是属于中国天子的合法领土，于是中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治理，这是内政，那来的外交呢？ 因此在这样的认知底下，韩国，越南，日本这些国家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是中国政权依照至高无上的天子权力，分封这些国家的首领代替中国镇守边疆，因此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是属于中国的藩镇，名义上亦是任职于中国的官职。 五代第十一国 北宋所面临到的外交问题，是中国十世纪之前所不曾面临的棘手问题，西夏和辽一直是北宋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唐代天可汗体系到北宋承认国与国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之间相隔不到五世纪，但是却有着和隋唐决然不同的自我认同，外交态度，国际政策甚至于文化思想。北宋是否积弱不振，我想这一个答案是值得一再商榷的，强与弱之间是相对性的，北宋所面临的敌人并不是像汉唐帝国所面临的匈奴和突厥，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夏，辽，和金在某种相当程度上已经是农业社会帝国，不是像匈奴或是突厥是一个游牧社会，所以北宋所面对的敌人是较汉唐帝国的敌人还来得强盛，而北宋可以相抗衡将近两个世纪，严格说起来国力和武力与汉唐帝国相去不远，只不过是对手实力不同罢了。 生活在公元两千年左右的我们，常常拿现在的观点和看法，来叙述和解释生活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的想法，这样是不恰当的。例如越南的独立，现代的史学家都一致的认为越南是在中国五代十国的时期正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独立建国，但是我却认为在公元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概念里安南是五代十国的延续，安南也和其它唐末各地节度使一样是中国的割据政权，越南的实际独立应该是在近代摆脱法国殖民地统治之后，进行一连串的去中国化与去法国化的独立运动，才实际的让中国政权正式认为，也正视越南已经脱离中国控制的事实。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北宋帝国认知里，安南仍然属于中国的一部份，也就是说安南与五代十国的各地割据政权是一样性质的，所以如果依照北宋帝国的观点，五代十国应该改成五代十一国，多出来的一国正是安南。北宋结束位于岭南的南汉帝国政权之后，宋太宗便挥军南下想要灭掉位于越南的安南帝国政权，只是从北宋帝国之后，中国政权一直无法有效的征服以及控制越北这一区域，这是因为岭南与越北边境形成了中国统一概念里面的利益总和零界点，越过了这一个零界点中国政权的利益呈现负值，于是宋太宗，宋神宗，等皇帝都有对安南进行所谓统一大业的军事行动，其结果要不是铩羽而归，就是放弃已经征服的领土，由北宋已降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可知，中国政权一直不认为越南已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独立，越南只是短暂的割据分裂政权，因此无时无刻的想要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 由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国对安南的态度，我认为安南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未统一地区，只是因为利益总和的零界线北移到现今中越边境，于是中国一直无法对越南做有效的统一工作，于是在中国利益总和零界线之外的地区，便以册封来维持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类似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以屏藩宗主国，虽然各个藩国是独立的，但是名义上却受中国统治，于是中国在东亚这一个政治圈中，利用郡县制来统一利益零界线以内的领土；利用周朝的分封制度来统一利益总和零界线以外的地区，形成独特东亚政治圈。而位于中心的中国即是这一广大的东亚政治的最高统治者。 在国际局势丕变的北宋，研究北宋的对外关系，一直是相当热门的问题，但是历史学界在以往大部分都着重于西夏与辽对北宋的关系，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北宋与东南亚的关系和外交政策。 如果将北宋的地图粗略的分成黄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四川盆地，以及五岭以南的珠江水系，这是北宋具有区域特性的四大区域，黄河流域是北宋王朝的帝国政治中心，而长江流域靠着大运河漕运与黄河流域，虽然北宋的经济中心并未南移，但已经成为与帝国政治中心形成密不可分的帝国经济区域。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区，其政治经济和土地利用等等都与其它地区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和特性。五岭以南的珠江水系其独立性虽然不及四川盆地那样强烈，但是因为离中国的帝国政治中心相当遥远，而且北方据有五岭阻隔了南北的交通，加上岭南地区多山丘少平原，非汉人民族人口众多，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也和和民族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帝国官吏管理上对北宋来说是很困难的，加上北宋帝国的经济动脉大运河漕运，只到五岭以北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所以北宋对岭南这一块地区的经济依赖程度远不及江南地区那么的迫切。所以北宋王朝在管理岭南这一块地区上，采取的是羁縻的态度和政策，相对于岭南以南的东南亚，尤其是越南这一块土地上，北宋更是采取「抚宁荒服，务令静谧」的外交政策，虽然安南这一块土地上趁着中国唐末五代的割据政治而独立于中国之外，但是北宋初年却任其独立而不加以派兵镇压，当然跟北宋的国际局势有相当的关系，使得北宋无暇南顾，更何况岭南这一块地区对北宋而言是一块鞭长莫及但却是不愿意放弃宣示中国自古以来主权的地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的尊重和礼让甚至承认中国的主导权，都能让北宋帝国中心认为五岭以南这一块区域，就某种程度上放任这块地区有其它的政治权力存在，这种在帝国官僚体系下或是帝国官僚体系外的政治权力包括岭南地区的羁縻州以及在安南的李朝。 当越南这一个地方的文化水平，或是经济实力，或是军事实力，或是政府组织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和北宋帝国比起来是逊色很多，但是当安南拥有了能够反击的力量的时候，自然环境地形将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有几个例子：美国参加的越战失败的经验，苏俄和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不见得拥有强大的军力或是国力就一定可以打败任何一个弱小的政治实体，当这一个弱小的政治实体拥有某种程度的国力和军力，如果加上恶劣的自然地形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力量，安南的地形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丛林战，再来就是要面对看不见的敌人疾病，所以越南这一块地方在五代以前期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是军事武力相当的薄弱，弱到无法反抗中国军队的征伐和统治，但是如果说安南这一块土地上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则安南凭恃着自然环境和疾病将可以独立于中国之外，而这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可能仰赖于红河三角洲的农业发展。反观广西一带，石灰岩地形土壤贫瘠，无法发展农业，广东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无法独立，有可能是少了丛林战这样的天险，而且北宋帝国如果要平定珠江流域的变乱，其补给线可以就近从长江流域补给，但是要伐安南其补给线过长，而且广西地形崎岖不平，补给线困难，都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广南的变乱较难以成功，但是安南的独立却可以成功的。 侬智高政权的独立性与争取东亚国际认同 现代的历史学者，在处理侬智高问题时候，大部分都强调位于现今中越边境的广源州是北宋帝国的羁縻州，于是广源州是中国固有的土地，进而来强调侬智高的国籍是北宋人而不是安南人，并证明侬智高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北宋帝国的领土不被安南所侵略。 我认为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北宋帝国与安南的国界是相当模糊的，甚至可以说并没有所谓的国界，因为在宋神宗时期进行一连串的开边军事行动，可是宋神宗所开的边是在长江流域的两湖盆地，加上北宋对五岭以南是采取隔离政策的，由此可知北宋时期的岭南地区，虽然上层统治结构瓦解，但是下层的统治结构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另外北宋对于岭南羁縻州的设立与对安南的存在，在政治意义上是相同的。只是安南的国土比较大于是封为国，而广源州土地比较小所以编制为州，在北宋帝国的想法里，安南国的国与广源州的州其实代表的都是北宋帝国册封出去的藩属国，这个国的意义并不是近代国家的意义，而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国的意思。所以不能因为近代越南实际的独立于中国政权之外，广西还在中国的政权之下，而推论广源州是北宋时值管辖统治的领土，而越南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认为精确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广源州与安南对北宋帝国而言已经超出了利益总和的零界线，所以北宋帝国对这些地区的地区性领袖进行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广源州与安南在东亚政治意义上都是受到北宋帝国的统治；但是，广源州与安南实质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北宋帝国都无法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或管理这两个地区，因此我认为在北宋时期的安南与广源州都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独立政权，而国与州的编制应该归于东亚的国际政治里，而不是中国的内政。故，侬智高并没有国籍的问题，因为他不属于北宋帝国，也不属于安南，侬智高所统领的广源州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地方割据政权。侬智高缺少的只是东亚国际的认同，如果透过各种策略争取到国际上的认同，侬智高便是一个独立的完整政权。 东亚国际外交战争 在确立安南与侬智高都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之后，我需要将近代独立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与国家外交行为的概念，拿来做历史的解释。首先，我认为侬智高要求内附于北宋帝国，这是国际外交的考虑，而不是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当中，侬智高一心想要当中国人，一心为了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对抗安南的侵略等等。因为前面的论述可之，北宋帝国认为南方的边境是荆湖流域，而不是现在的中越边境，对岭南地区采取隔离政策，都市也停留在汉人聚集的交通点上，所以北宋的一些州县呈现点状分布，甚至北宋时广西在侬智高事件之前是没有城墙的，所以北宋帝国虽然名义上统治岭南这一区域，但是实际上在汉人人数相当少的情况下，北宋的政权并没有真正的伸展到底层。所以身为壮族的侬智高他真的已经有中国人的意识了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更甚者北宋帝国有所谓领土的完整范围吗？如前所述，一千年前的中国，天下尽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只是实质面的统治与政治面的统治差别而已，因此广西大部分的区域，除了点状分布的聚落以外（还没有城墙的建造），可以说不是北宋帝国可以掌握的。故，侬智高的请求内附于北宋帝国的行为，是在国际政治当中，一个弱小的国家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借着北宋帝国强大的政治力，来帮助侬智高自己这一个地方政权对抗安南的侵略。从北宋帝国的反应也可以瞧出端倪，北宋拒绝侬智高以个别的名义进贡北宋，希望侬智高将贡品随着安南的贡品一起朝贡。从北宋帝国的反应我们可以推知，北宋帝国间接的承认侬智高所属的广源州是一个独立的藩属政权，并不受北宋帝国的实质统治，而北宋也清楚的知道侬智高的内附是为了藉北宋帝国的力量赫阻安南对侬智高的侵略，换句话说，当时型成了三个政权实体，一个是东亚政治中心北宋帝国，一个是北宋曾经想要统一而无法灭掉的越北安南李朝，一个就是夹在这两个比较大国中间的侬智高。北宋帝国清楚的知道这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因为北宋帝国初期伐安南失败，再加上北方军事行动一直压力很大，内部武将集团的问题等等，使得北宋根本不想在南方进行军事行动，如果北宋答应了侬智高的请求，激起了安南强烈的反应进而侵犯中国岭南（安南李朝对北宋岭南一直有着相当的野心），那么将会演变成北宋帝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军事行动；再者，北宋清楚的知道侬智高的内附是希望北宋帝国正式授权让侬智高管理广西地区或是岭南地区，而不侬智高只身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由北宋帝国接管，然后到开封求得高官厚禄。侬智高如果经由北宋政治上的认定之后，迅速的在东亚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展，恐怕会有养虎为患的疑虑。北宋帝国的考虑不无道理，实际上历史的发展证实北宋帝国当初的考虑是对的。 安南李朝处心积虑的想要向北扩张领土。从安南曾有一度想改国号为南越，结果遭到中国的阻止，中国的理由是因为南越跟汉带的南越会有重迭的嫌疑，因为以前的南越国土包含五岭以南的地区，而安南亦一直的想要将疆土扩展到五岭以南，也就是就南越的领土，在安南的心里，五岭以南一直是他们心里的合理疆域，所以我认为广西和越南北部应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区块，不应该因为近代中国和越南的边界线而将其分割。再从安南会将女儿嫁给侬壮族首领这件事情看来，可见壮族一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实力，而且具有独立的政治实体特征，足以威胁到邻近的安南封建王朝，而安南的封建王朝亦一时无法用武力加以征服，所以用和亲政策加以怀柔和羁縻，所以我认为广西壮族的政治结构绝对不是没有组织的，而是有其根深蒂固而且无法一时之间加以摧毁的政治力量和组织。 三个政治实体之间型成了一触即发的局势，侬智高拥有了足以对抗安南的实力，进而想要藉由内附北宋帝国，利用北宋与安南李朝之间微妙的对立关系，而合法取得广西或是岭南的统治权；但是安南李朝也亟欲扩张领土，对于岭南更是野心勃勃，于是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侬智高利用对抗安南的名义，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广西的统治权呢？于是双方先启动了一连串的外交战争。安南李朝向北宋帝国表明了广源州侬智高是安南李朝的内政问题，不希望北宋帝国介入安南的内政；而侬智高却向北宋帝国表明安南向北侵略的行为日益明显，愿意请缨镇守广西来对抗安南的入侵。北宋帝国在不愿意有军事行动，又不希望广西的统治权轻易的落入侬智高的手中或是被安南李朝得逞之下，于是一方面否决侬智高的请求，一方面极力的安抚安南李朝并保证不介入安南内政问题。 北宋帝国以消极态度不希望引起军事纠纷，因为北宋内部的问题并未解决，保括武将集团之间的斗争，皇帝对武将的不信任，文武臣之间的对立，以及武将想要利用战争来建立功劳进而树立自己在北宋帝国的政治地位，这些问题都让北宋帝国的最高领导中心不希望在南方引起战争。安南李朝害怕侬智高捷足先登的夺得广西领土，于是亟欲除去劲敌而后快。另一方面侬智高面临了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危机，向北因为北宋帝国拒绝内附而无法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更糟糕的是将安南李朝打草惊蛇，正式的与安南李朝决裂，立即面临必须与安南李朝战争的可能性。 军事战争的关键人物：狄青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似乎已经是无可避免。 战争是所有一切的最后判决。当透过所有的交涉，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官方，民间，心里等各层面，都无法达成彼此之间的平衡时，战争就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吊诡的是：战争是这一次不平衡的结束，但是却也是下一次不平衡的开始。 历史的发展总是事与愿违，北宋无可避免的卷入这一场战争当中，也逐一实现北宋帝国所担心的每一件事情；侬智高最后亦以悲剧收场，没有实现独立建国的未竟梦想；而安南李朝也失去的将领土向北扩张的机会与可能性。 狄青是北宋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最关键的角色，狄青的存在、兴起与落寞说明了北宋帝国内部的很多矛盾与问题。狄青可以说是北宋帝国的最后一张王牌，非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起用狄青，甚至北宋宁可弃守岭南，封侬智高为岭南节度使，也不太愿意让狄青带兵前往。追根究底，因为北宋时期众人对于武将与军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绝对不是仅仅出自于皇帝对于自己权力的掌握，而是这一个时代的趋势与潮流，这一时代不愿意再见到唐末五代十国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对于武将极为打压。中国有句俚语：『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想这是相当贴切的形容，北宋时期世人希望武将可以打胜仗，但是又不希望武将拥有太多控制军队的权力。吊诡的是，武将没有管理和掌握军队的实权，虽然无法叛变，但是也无法打胜仗。北宋帝国一直致力于军队国家化的理想与目标，我认为北宋帝国的确做到相当程度的军队国家化，但是仍然有许多困难还未克服。就像前所述，满足是不满足的开始，当解决了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的，将是另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狄青的确让北宋帝国的宋仁宗是又爱又恨，在侬智高战争之前，狄青因为对西夏战争有功，所以担任枢密副使，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让一位武将出身的狄青担任枢密副使，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引起了相当高度的争议。宋仁宗愿意独排众议拔擢一位武将作国防部副部长，我想这是政治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希望藉由此举振奋军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凝聚军队对国家的向心力。但是枢密院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枢密使手中，在侬智高战争惹得沸沸扬扬之际，狄青竟不发一语，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在派狄青帅军前往之前，狄青有任何的奏议。只有在北宋帝国想要放弃岭南给侬智高的同时，由庞籍建议让狄青出征，同时狄青才跟着庞籍意见上奏愿意帅军前往，对北宋帝国而言这绝对是最后一张王牌，也是宋仁宗最不愿意走的一步险棋。 从宋仁宗的角度来看狄青，狄青是宋仁宗为了表现对军队和军人的重视，凝聚军队的向心力的象征。由一件事的纪录可以一窥宋仁宗与狄青之间微妙的关系。史载当狄青担任枢密院副使，宋仁宗恩赐狄青可以去除掉刺青，可是狄青却当场驳回了宋仁宗的好意。根据北宋的规定，进入军队当军人必须要刺青当作身份的表征，而且终身不可去除身上的刺青。由这一段对话可知，当时的风气相当的贬抑军人，能够上殿商讨国家大事的大臣们一定都不是军人出身的，狄青必定是唯一军人出身的大臣，所以狄青身上的刺青显得格外明显，而且当时风气不齿刺青的军人，宋仁宗基于爱护狄青的心，也基于保护自己对军队的象征意义不被众臣们非议和排挤，于是下令特准狄青可以除去原本一生都不可除去的刺青印记。怎知狄青不仅回却了宋仁宗的好意，却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因子。狄青回答道：『希望能够留着刺青以鼓舞士兵，让士兵知道只要努力报效国家，建立军功也可以做到大臣。』我认为这是相当不为妥当的说法，让狄青这一个军人当国防部副部长，宋仁宗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况且北宋帝国的政治氛围就是不可以有军人英雄的出现，如今狄青一番话，必定引起北宋帝国所有军人的景仰与拥戴，而一位受军队景仰与爱戴的武将就会触动北宋自开国以来最为忌讳的政治神经，狄青的处境益显惊险万分。 侬智高战争发展到北宋兵败如山倒时，北宋帝国求胜的意念成了狄青的尚方宝剑，也成为狄青的护身符。 就如前所分析，狄青的行前准备工作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许多狄青的作法要不是在北宋帝国亟欲战胜的意念下，是窒碍难行的，其中包括狄青是否专权节制问题，狄青是否可以选择自己亲信军队的问题，武将集团之间想要藉军功建立权力基础的问题，粮食补给的问题，这在当时北宋帝国的政治当中，简直是公然挑战长久以来的权威与风气。但是在战胜是最高指导原则之下，非常时期狄青的非常作法便勉强的被接受。当然由历史的结果可知，狄青的准备工作都符合的战胜的基本要求，可是一旦战争结束，狄青的尚封宝剑与护身符便自动被收回。 侬智高事件之后，因为有功所以狄青进一步做到枢密院枢密使，当然任用狄青为枢密使依然引起大臣的反对，但是宋仁宗迫于军心士气的问题，而且狄青的的确确为北宋帝国巩固了一片江山，于是狄青便当上了北宋帝国的国防部部长。可是上任不久，便掀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狄青做枢密使时，文彦博同平章事，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彦博借口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劝宋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宋仁宗认为狄青功高，不忍这样处置，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却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狄青被贬得不明就里，向文彦博询问命他出外的原故。文彦博他说：“无他，朝廷疑尔。”最后狄青病死，画下了北宋历史一个惊涛骇浪的句点。 狄青死后，狄青的旧部亲信，都受到宋仁宗的重用，而且都掌管了北宋帝国重要军事地点的军权，由此可知，宋仁宗其实是有意要对军队大加改革，并且扭转当时轻视武职的观念，希望藉由提高军人的地位来提高军队的素质。狄青是宋仁宗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人选，因为狄青是军人出身，而且战绩卓著，战略战术优异，行事严谨，狄青所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并且狄青受到军队的爱戴，这种种的原因让宋仁宗有意要让狄青来改变北宋军队的问题。可是政治是急不得的，侬智高的战争打乱了宋仁宗的政治布局，甚至宋仁宗愿意放弃岭南都要好好的保护狄青这一张王牌，狄青不仅是战胜侬智高的王牌，更是宋仁宗拿来整治军队，调整军队战斗力的王牌，宋仁宗清楚，如果让狄青去打侬智高，战败了狄青理所当然该死，但是狄青战胜也是该死，所以这是一步险棋，宋仁宗心里的如意算盘是狄青战胜了，但是也能抵挡得住战后蜂拥而至，对狄青功高镇主的各方压力。史书记载，宋仁宗在狄青凯旋归来时，带领文武百官到城门迎接，当先遣部队到城门口时，宋仁宗下令先遣部队在城门口进行征战侬智高的模拟演习，其实这一个举动是在展示给旁边的文武百官看，为的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宋仁宗提拔狄青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杜悠悠之众口，希望可以降低即将到来的政争风云。怎奈，狄青仍不免在北宋的政治中忧愤而死。 历史没有忠奸善恶对错，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个体，而是代表着无数的集体意识，作为历史人物的狄青已经不是狄青而已，而是代表着和狄青同样想法的群体，宋仁宗是，文彦博是，侬智高亦是。 两大强权之间的侬智高 北宋帝国虽然将岭南上层统治结构摧毁，但是下层的统治结构，保括土豪酋帅、地方势力，都仍然不能有效的控制，与其说是治理，不如说是妥协；与其说是内政，不如说是外交。 因为广源州是一个产金子的地方，聚集了很多的人在这里生活，加上广源州是在东南亚与东亚的交通要道上，侬智高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商人，所以侬智高的父亲可以凭借着丰沛的资源，号召同是壮族的群众建立一个国家，只是这一个国家立刻被邻近的安南李朝给消灭掉。如前所分析，安南李朝并不能够完全的征服广源州这一个地方势力，所以安南李朝对侬智高实施羁縻政策，而吊诡的是北宋也对侬智高实施羁縻政策。 侬智高的角色恰巧扮演着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之间的支点，也就是关键性少数。如果侬智高这一势力倾向安南，则北宋帝国的岭南将岌岌可危；但是如果侬智高倾向北宋帝国，则安南将无法进犯岭南地区。 侬氏一族与安南李朝的爱恨纠葛，史书记载并不多，但是在侬氏的发展历程当中，安南李朝屡次派军队打压侬氏，甚至侬智高的父亲亦为安南所杀。在情感上，侬氏集团对安南李朝已经是相当对立的。加上侬智高的势力范围紧邻着安南李朝，也因为紧邻着安南李朝，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故侬氏集团常与安南李朝有所征战，因此侬智高并没有办法向南增加任何一点生活势力空间。如果侬智高想要扩张势力范围就只能朝北发展。 我认为不能排除安南一直想要拉拢侬智高来侵略广西，可是如果侬智高愿意臣服于安南李朝，并帮助安南李朝侵犯广西，侬智高将失去自主的独立性，侬氏一族想要独立建国的梦想便无法实现，排除情感上的对立，现实的政治考虑是侬智高做决定的依据。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侬氏一族的目标，侬智高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争取建国的理想。原本侬智高名义上是在安南李朝治理之下，但是当侬智高越过安南李朝直接向北宋帝国输诚进贡时，便点燃了这一场战争的导火线。 侬智高的失败最大的问题在于，侬智高并未先将周边同种族但是不同部落酋长统整起来，也就是说在广西这一区域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部落权力实体，只是侬智高的势力是最大的。广西左右江流域因为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丘陵多山地形阻隔，石灰岩地质土壤贫瘠，气候湿热疾病瘟疫瘴气盛行，这种种的自然环境限制让这一区域部落林立，农业无法发展，第一级产业人口众多，没有太多的人口可以从事工商业的经济活动，所以无法型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政府组织。侬智高的广源州因为产金矿，而且位于交通要道上，所以工商业发达，形成一个最强大的地方势力，可是侬智高在未统整广西其它部落势力之前，就急于进行独立建国的工作，其内外夹攻，无以为继的局面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如果不拿结果来分析，假设北宋愿意接受侬智高的内附请求，绶与侬智高管理广西部分地区的权力与官职，那么侬智高便可以借着北宋帝国的名号来统整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势力，统整成功便可以进一步的向独立建国的目标迈进一大步。这也是为什么安南在外交上一再地要求北宋不能准许侬智高的内附，而且一再地声明侬智高原是安南所辖，希望北宋帝国不可以插手。侬智高在没有统整多数部落之前便贸然举兵，使得无法从其它有产马的区域里取得战争用的马匹，虽然侬智高已经知道自己没有战马的弱点，但是却无法再战败之前取得战马的来源，而成为失败的关键因素。 虎视眈眈的安南李朝 侬智高起兵攻占广西各地时，安南其实是按兵不动的，因为距离上次与北宋帝国军队交手的时间已经约有七十几年的时间，安南并不清楚北宋帝国的实力与反应是如何，因此当侬智高席卷整个岭南时，安南是持观望的态度，安南希望趁侬智高与北宋帝国两败俱伤时，再进兵岭南。史书上记载，当侬智高每战皆捷，大败北宋帝国军队后，安南立刻派使节向北宋帝国协议一起派兵平定侬智高，北宋帝国一听当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下令广西广东准备粮食给安南的军队，让安南的军队可以进入岭南向侬智高发动攻击。其实安南这一个时间点的选择真的是刚刚好，因为眼看着北宋已经没有能力收复岭南，而侬智高刚占据岭南还未站稳脚步，于是如果安南可以顺利的与北宋帝国合作将侬智高击败，安南便可顺理成章的占领岭南，到时候就算北宋帝国不答应，依北宋帝国处理侬智高已经是捉襟见肘，无以为继的情况判断，北宋帝国更无法派军队击败安南收回岭南。因此安南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准备以平侬智高为名，行占领岭南之实。 狄青一直是这一场内外交战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击败了侬智高阻止了侬智高独立建国的梦想；但也因为胜利的毒酒，让狄青不得不死，搅乱了宋仁宗欲意整军图治，富国强兵的计划；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所谓合击侬智高的协议。 当北宋帝国答应了安南的提议时，率领军队已经走出首都开封，来到了半路上的狄青，听到这一个消息立刻飞奔上书奏请皇帝，不可同意安南的提议，其陈述的理由即是安南心里打的如意算盘，宋仁宗大惊，立刻向安南下令停止协议，但是为了不与安南撕破脸而多增加一个敌人，于是赠与安南很多钱以慰劳安南想要为北宋平乱的好意。这才使得安南丧失了可以将岭南占据的大好机会。 战后岭南局势 一场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为广西地区带来和平的曙光，北宋帝国的军队全数调回北方，戍守广西也多由土兵代替，招揽侬智高的弟弟侬智会为北宋帝国的官，对于加强北宋帝国对这一区域的治理并没有起太大实质的作用，但是这一场战争的确让北宋帝国警觉到南方国防的重要性，也察觉安南对岭南侵略的意图。北宋帝国勉强的平息了这一场战争后，内部政治经历约三十年的演变，进入到宋神宗，王安石的时代，才开启了北宋帝国对交州的新里程碑。 随着侬智高的败亡，广源州起而代之的是刘纪，刘纪依然如侬智高一般摆荡在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之间，而北宋帝国依然在答应刘纪内附请求与安南的反对之间犹豫争论。害怕重蹈侬智高之覆辙。 在侬智高战争二十年后，有一段记载： 知桂州刘彝言，广源州刘纪帅乡兵三千侵略邕州，归化州侬智会率其子进安逆战有功。诏给智会俸钱，授进安西头供奉官，仍令经略司选差使臣，募峒丁于近便处札寨，以为声援。日给口食，如遇贼，每生擒一人、获一首级，依见行赏格外，更支绢十匹。初，彝奏曰：「智会能断绝交趾买夷马路，为邕州藩障，刘纪患其隔绝买马路，故与之战。」又曰：「智会亦不可保，使其两相对，互有胜负，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会能绝交趾买马之路，为我藩障，而又以为胜负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归顺，为贼所攻，而两任其胜败，则附我者不为用，叛我者得志，可谓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诚如圣谕，纵智会向化未纯，尤宜因此结纳，以坚其内附。且干德幼弱，若刘纪既破智会，乘胜并交趾，必为中国之患，宜于此时助智会，以牵制刘纪，使不暇谋交趾，乃中国之利。」上以为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 这一段的记载可知，广源州虽然易主，情势却依然没有改变，军事关键的战马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唯一改变的是北宋的政局，在宋神宗启用王安石等人之后，政治趋向激进，不管是在政治制度上，军事外交上都趋向激进的改革态度，这是一种时代的反省，对于宋朝开国至今将近百年间，保守政治主张的一种反省，甚至演变成北宋新旧党争的工具，因此对于二十年来纠葛不清的交州问题，宋神宗以及当时的政治氛围都想要做一个了断，甚至想要完成宋太宗未完成的统一大业。 『公元一千零七十六年，交州大举进犯北宋帝国，北宋帝国在宋神宗以及王安石的主导之下，开启了北宋第二次对交州的统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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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北宋帝国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策略—经济和册封。 分析以上的论述，北宋帝国的羁縻政策目的在于控制边疆少数民族不要寇边，侵扰境内，于是在这样的目标下，北宋的羁縻政策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归纳，那就是经济和册封。 经济方面： 广开榷场，虽然建立南方少数民族的榷场和开边政策造成北宋帝国财政上的支出，可是如果这样的支出可以换来少数民族在边境上安分，不需要让朝廷里的武将集团有借口带军队出去打仗邀功，造成皇帝的极大隐忧，何尝不是一个办法。 在经济方面有一项比较特殊的经济活动，北宋运用茶马贸易制度来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北宋与辽、夏分立对峙，战马来源十分贫乏，而西、北和战又是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始终大计，所以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马政， “岁于边郡市马”，在北、西各军州设买马场，“皆置务，遣官以主之”，成为定制;同时还有一种招马制度，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沿边长吏差牙校入蕃招买，给路券送到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价。仁宗时所定买马额高达29585 匹。 宋初并不是全部用茶叶来贸易马匹，例如四川救不行榷法，东南茶或官卖以实州县，或沿边入中粮草，用于易马的比例很小，而买马物资则以铜钱和布帛等为主，也就是说当时所施行的是铜钱、绢帛以及茶叶等物兼行的易马之法。但是，这种易马办法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用铜钱买马根本承提不起，而且钱币外流易导致钱荒;更重要的是“戎人得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钱荒和金属外流，将会造成帝国经济和军事上的极大威胁，）在经济上、军事上都会带来很大危害。用绢买马亦有入不敷出之患。这种买马办法不仅不能满足宋朝对战马的需求，也不能满足西北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因此调整政策，在互通有无、调济余缺的原则基础上重建易马制度便显得十分必要了。 茶叶正适应这种形势要求，不仅来源充足，而且备受西北吐蕃等族的欢迎，颇可获利，宋初就有茶商“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只有垄断西北茶利，以其所需，换其所有，才能达到保证马源、抚制诸蕃的目的，于是茶马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茶马贸易制度的复杂性绝非一言可以概之，甚至有几篇专题论文深入的去探讨个朝代与各个地区的茶马贸易制度。但是在本文，我想从，北宋运用茶马贸易制度来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这一个层面来探讨。 “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 前者主要是为了保障军事和边防需要;后者则主要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羁縻统治。 从这一个层面来分析，可以归纳出几点茶马贸易的意义： 1. 作为中原汉族农业区与西北少数民族游牧区经济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茶马贸易在客观上符合蕃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世代相袭，存在了千年之久。 2. 在军事方面，茶马贸易使宋朝军队有了战马的来源，从而为加强宋朝的军事防务，在与辽、夏、金对峙的局面中得以保持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充足的战马是获得军事胜利从而决定国之兴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宋代北、西方面始终面临着威胁，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北宋战马专仰熙河地区，每年一二万匹的战马补充进来，也是因为北宋仍然保有北方，所已有较充分的战码来源；可是反观南宋战马来自川、秦、广三边特别是川、秦地区，大约一万匹战马和羁縻马成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值的注意的事南宋的军马有部分是来在广西横山榷场的羁縻马，而羁縻马较为嬴弱，这也导致南宋的军事比北宋更加困难。也是因为透过贸易而宋代能取得军马，无怪乎贾大泉先生在《四川茶业史》中写道:“没有川茶同川、陕、甘、青等地少数民族进行的茶马贸易，也就没有宋朝的战马。没有战马，宋朝就在军事上丧失了同西夏、辽、金、元政权抗衡的力量。” 3. 在政治方面，广西，云南，四川地区的羁縻马交易本来就是为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保持边境安宁，正如南宋袁杭所言:“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其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直几马也。”宋朝在这里进行茶马交易，同时设羁縻州，封赏其首领，允许其朝贡，这些措施相互为用，从而使“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素效顺，捍卫边陲”。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南宋孝宗时黎州青唐羌因宋朝一度中断了茶马贸易，遂聚众扰边，以武力要求恢复互市。就连与北宋对峙的西夏，因元昊侵扰宋境，断绝经济交往，西夏人民得不到茶叶供给，激起不满，编成歌谣唱道:“食无茶，衣帛贵??”最终迫使元昊与宋议和，引进茶叶。因此，茶马贸易被明清两代统治者奉为“制西蕃以控北虏之上策”、“实我秦陇三边之长计” 4. 经济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力，也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因，如果吃得饱穿得暖，何必冒险去战争呢？也不必冒险侵犯中原帝国的领土，就其因就是因为生活经济的不足，如果经济是足以让少数民族不乱的话，北宋帝国当然愿意将钱大把大把的花下去，因为动用军队对北宋帝国的皇帝而言，是极为危险的一件事情，不仅仅要承担社会成本的付出，更要担心塑造出一个军事领袖英雄，反过来篡夺北宋的政权，或是造成地方割据的局面，所以北宋皇帝已经改变以往中国帝国的思考方向，更深的一层去了解为什么少数民族常常犯边或是叛服无常呢？究其因，就是吃不饱睡不暖，羡慕中国内地的优渥生活，南方少数民族的变乱性格通常志不在取代中原政权，而志在物资经济和割据一方，南方因为自然地形与气候的阻隔关系，而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政府组织，所以南方的少数民族的叛乱多志在割据的局面。这和汉民族的农民变乱想要推翻整个帝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也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反观北方民族，自然环境广大开阔，交通畅通，利于一个庞大的组织形成，加上北方式优良战马的来源，在军事上有极大的优势。而人种方面，北方民族因为气候关系，所以民风剽悍，人种也高壮强大。这些种种的条件与南方少数民族有相当大的差异。 册封朝贡体系： 在东亚包含东南亚这一个广大的区域，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贸易，文化各种角度来看，中国中原政权长久以来都是东亚的中心。而建立起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东亚政治体系，有赖于朝贡体系的确立。研究相关中国朝贡体系的论文相当的多，也些学者从政治结构体系来探讨，也些学者则从贸易经济的角度来分析。 而日本历史学者在东亚统一的政治理论上有些争议。日本的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贵族制度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认为贵族制是推行皇权政治的中国王朝内部的存在方式问题，与此同时，志在统治世界的皇权政治必然要面临与周围民族发生关系的问题。内藤湖南是把这种关系当作分期的又一着眼点来对待的。他认为，古代是汉文化向胡地扩展的时代，当这一扩展促进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时，就会形成一种向中国内部起作用的力量，而这种自内向外的扩展转变为反作用时，就形成了中世社会。不过，在转换方向时有一个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自后汉中期至西晋的两个多世纪。然后，才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而至于胡族色彩十分浓厚的隋唐时代。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设定出汉族的文明主义与胡族的朴素主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建立了以后者克服由前者造成的颓废的模式。谷川道雄叙述了胡族的部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改变性质并终于超越汉族社会的门阀主义而流入隋唐帝国的过程。吉川忠夫则指出，在这个时代曾发生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意识变化的情况。他们的视角虽各不相同，但都认为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已逐渐相对汉化了。 历史研究会派的倾向是东亚论，而从史实与逻辑两个方面作为学说提出来的则是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所谓册封，就是中国王朝将官号、爵位赐封各国君主，使他们成为外臣。于是，通过周边诸国和中国王朝结成的君臣关系，出现了可以称为“东亚世界”的统一的政治世界。西嶋定生认为，册封关系起源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推广到整个东亚，以后一直存续到唐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内藤湖南等人的观点是所谓的华夷关系运动论，而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则是华夷关系秩序论。两说之间似乎不存在正面对立的关系，但是，它们在构思上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所谓华夷关系的逆转，是和秦汉的政治原理遭受挫折而改变其倾向相对应的现象。与此相反，后者则认为册封是古代爵制的延长，因而也就是秦汉政治体制的延续。 在唐代，出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独特形式，即所谓的羁縻州体制。堀敏一认为，与前代的通婚政策和册封关系相比，这一方式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异民族的统治。他还认为，这已经不是前代以册封表示的君主与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系统的官僚体制。堀敏一是从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的侧面来观察施行羁縻州的州县制的。但是，从州刺史即族长这一羁縻州的特殊性质来考虑，反而倒可以把州刺史看作族长阶层自立的形式。京都学派虽然对羁縻州的体制没有提出积极的论点，但是，运用其观点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羁縻州体制是唐帝国与周边民族自立的调和的产物。这种调和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羁縻州体制垮台，而部分民族的自立性将因此扩张，并向着征服王朝的方向前进。 在本文，我想从中国政治里册封行为的意义来分析中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与政治结构。 第一：中国政治体系内的册封。 被册封者实质身处在在中国政治体系里，被册封者或是赋予政治上的权力，或是赋予荣誉的褒奖和肯定。 第二：东亚国际外交策略的册封。 册封，长期以来被中国以及东亚政治圈拿来作为一种外交的手段和策略，这样以册封拿来当作一个政治实体与另一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行为，并不仅仅限于中国与周边的国家，例如朝鲜，日本，韩国，越南，等等。而重要的是，甚至在中国境内一个割据政权与另一个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常常使用册封。例如孙权也曾接受魏的册封，但这并不影响其独立性质。而五代十国末期篡起的宋朝，因为占有大部的华北地区，成为当时政治实力是最强的一个割据政权，于是南唐李煜即位第一年起，就对宋廷奉表称臣，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得罪。到了开宝四年，李煜看到宋军连灭数国，非常恐惧，主动上表自去国号，只称江南国主，请宋册封，但被拒绝。另一个例子是南宋的绍兴和议中规定由金帝册封宋主为皇帝。 由上述分析，首先，册封并不一定会让被册封国失去了政治实体，册封只是在东亚国际上的一种外交行为，最主要的政治用意是在取得册封国在东亚国际上的肯定，进而希望藉由这样的政治上认可，取得独立政权的机会。最明显的就是李煜猜想宋朝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于是上表要求接受北宋的册封，希望藉由北宋对南唐的册封继续保持独立的状态。但是北宋却不愿意册封南唐，究其因就是北宋已经准备好要灭南唐了，如果在这一个关头册封南唐，肯定南唐的政治地位，那么将会出师无名，果不其然未几年，宋朝便灭了南唐。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册封国并不一定是中国汉人政权，绍兴和议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谁是册封国，谁是被册封国，完全取决于谁掌握了最强的政治实力和军事武力，在绍兴和议中反而要南宋高宗接受金国的册封才能称帝，这让时光倒转到五代十国，当初南唐李景崩，由其子李煜要继位，但是李煜却先上表请求宋朝的首肯之后，才继任为南唐的皇帝，并且要向宋朝朝贡。两相对照，清楚的指出，现实政治实力才是决定谁是宗主国的最大要素。 另外，册封官名也是牵涉到政治实力的大小。册封官位最大是在绍兴和议中，金册封南宋高宗为皇帝。而宋徽宗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 (即段和誉) 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等等，当然对其他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亦有册封相等的官名，所以对一个政治实体，如果宗主国无法兼并，则会采取册封为官的外交政策，名义上这一个政治实体是在大中国的架构下为官，但是这一个政治实体是独立的。 由册封的角度来看侬智高与羁縻州，我认为北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是一种类似册封的外交行为。因为一个羁縻州的范围以一个部落的地盘大小而定，而羁縻州州长更由这一个部落的酋领担任，并且是世袭制，只是因为这些部落的政治实力不大，所以北宋只是让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作州长，这种任命部落首领为官的行为，和任命大理国为云南节度使，封日本为王等等是相同的，甚至羁縻州的首领也和日本的王一样绶有金印，所以我认为北宋政府和羁縻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个政治实体和另一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是北宋的内政问题，如果羁縻州是北宋所能管辖的地区，那么就不需要宋神宗以后开边的军事行动了，况且在宋神宗时代所谓的边疆是湖广地区，以两湖为主要的开拓重心，因此在北宋时期，广西的羁縻州根本不能算是北宋的政府组织架构里的一环，较恰当的说法是，羁縻州是东亚朝贡体系里外交政治的一环。 一段史料记载广西羁縻州具有独立要素的政治组织实体： 忻城，宋庆历间置县，隶宜州．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洪武初，设流官知县，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后，瑶、僮狂悻，知县苏宽不任职．瑶老韦公泰等举莫保之孙诚敬为土官，宽为请于上官，具奏，得世袭知县．由是邑有二令，权不相统，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弘治间，总督邓廷瓒奏革流官，土人韦保为内官，阴主之，始独任土官． 由这一段明史记载广西壮族的故宫—广西忻城土司衙署，我们可以知道在广西宜州这一块地方，是一个具有高度独立自治的地区，洪武初要将在这里的土官罢去兵权，并且籍没家产，派流官加以管理，但是到最后的演变，却变成邑有二令，权不相统，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一叶知秋，其实广西莫氏家族的实力是远在中原王朝的帝国力量无法到达的地方，名义上一直是属于中国政权的郡县，但是政治结构上来看，其实实质上这一块地方是一个割据的政权。如果广西莫家从元末任八仙囤千户算起，历经元明清三代约550年，其间约有袭官17人，历二十三代。这样的一个世袭的地方首领，历经中原三个王朝而不灭，我认为可以将莫氏视为一个地方性的割据小王朝了。名带中国的统治力都无法贯彻到广西的最底层，更何况是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呢？ 如果把土司和帝国的关系拉到外交的层面来看，虽然名义上接受中国的册封（其实安南，大理，西夏，日本，韩国都是受到中国的册封的），所以册封名义上的政治统治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在这里具有实质的统治权力，并且册封和朝贡体体系一直是中国的外交策略，其它的正式实体亦欣然接受中国的册封得到国际外交上的认定，因为中国在东亚具有领导霸权的地位，类似现今的美国。所以我认为应将侬智高视为一个政治实体，而不应该只是一个少数民族或是农民的叛乱这么简单而已，而其册封的关系是外交关系，而不要用内政关系来看待。 而在侬智高的军事行动中，亦有请求北宋帝国封他为邕、桂七州节度使，来掌管岭南这一区域，我认为侬智高这一动作并不是要求内附于北宋，相反的侬智高是想藉由北宋的正式册封来稳固他自己的政治基础，最主要就是要在东亚政治圈里被承认，进而独立的建立自己的政权。其实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屡见不鲜，安南在五代时国的时候趁机独立，到了宋朝，宋朝亿封安南的国王当靖海节度使，或是安南王等等中国的官名，但是实际上安南在独立之后，对内都已经自称皇帝了，也就是说经过中国的政治册封之后，独立割据的型态就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在东亚的政治圈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扮演着盟主的地位。也是如此，史书上有一段话记载： 杨畋、曹修经制蛮事，既无功，改命孙沔及余靖等，上犹以为忧。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枢密副使梁适曰：「若尔，二广非朝廷有矣！」 如果北宋答应了侬智高的请求，封他做统领岭南的节度使之后，那么割据的局面就更加确立，便会有二广非朝廷所有的忧虑，由此可知，中国所封的官并不是都在中国的体制里当官，更多时候是一种政治实体与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策略，因此我认为侬智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在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治实体组织，并不是单纯的想要归顺于北宋，大陆的历史学者大都论述认为侬智高是中国人，并且他是诚心诚意的想归顺北宋，只是北宋的皇帝昏庸而不识忠臣，关于这样的说法我持保留的态度。 总归以上的论述，中国册封另一个政治实体为官，并不会影响其失去独立的主体性，甚至在东亚的朝贡体系下，册封成为在东亚政治圈里的外交策略，甚至成为国际政治地位的肯定，如果让东亚盟主的中国册封，那么就能够肯定这一个政治实体在东亚国际政治里的地位，因此基于东亚国际的政治局势，所有的边疆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的册封，但是并不是接受中国的统治。基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羁縻州郡也应该视为在东亚国际政治里的一环，因为中国在对待安南，日本，大理等国和中国对羁縻州的待遇几乎都是一样的，有官位，有金印，和中国无法直接统治等等，差别只在于羁縻州的政治实力太过渺小，经过长时间汉人的移民，慢慢的到了清末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所以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政治独立性，反观日本，越南等国，因为汉民族并无大量的移民到这些领土，再者这些国家的政治实力较强，因此演变到现在仍然维持其独立的主体性，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东亚，广西这一地区仍然是汉人少之又少的地区，故羁縻州是朝贡体系的外交而不是属于中国的内政。而侬智高的目的也是在建立起一个受到东亚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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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北宋政局与背景 中国的历史进程到了宋代，这是一个对千年一来历史的总思考和反动，由宋代史学的发达和发展，可知宋代的人一直想在历史的轨迹里找到一丝丝经验和法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为了北宋皇帝所写的，但是目的绝对不只是要教导皇帝如何领导统御，因为要说领导统御的技术在秦始皇时代（法家思想）以来就已经很发达了，资治通鉴的产生代表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一种反省，反省一个帝国兴衰的历程，尤其北宋紧接着唐末五代，对唐末五代的历史思考更是相当深切，当然对于走在历史前方的秦汉隋唐帝国，着墨相当的多，由此可知北宋的知识分子想要再一次建立起一个更辉煌于汉唐帝国的宋帝国，但是在建立起辉煌的帝国之后却更想要避免重蹈汉唐帝国灭亡的后尘，综观北宋帝国的历史可知，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的确让北宋帝国没有步上汉唐帝国相同的错误，而开启了与千年一来全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格局。 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北宋帝国最耀眼的辉煌成就，北宋帝国做到了经济发达的盛世，因为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不外乎食衣住行的经济生活，北宋皇帝相当的注重内政，提供了黎民百姓在生存上的依靠。甚至明知道冗兵所带来财政问题，但是却一直的无法有效的解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每当饥荒时候，军队招募中心就成了灾民救济中心，不断的灾民投靠军队以养家活口，不管北宋皇帝的动机和心里是如何，但是这样的机制的确让许许多多的灾民不会流离失所，甚至聚集作乱。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北宋帝国的政府是一个相当重视民生的一个时代，或许一些政策是受到争议的，但是却不能抹灭北宋帝国执政者想要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的努力，甚至是想要养活这么多人的努力。 宋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一点古今史学界都没有异议。宋代中央集权，包括皇权和相权两个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整体中互相依赖的一对矛盾。当双方的统一性占主导地位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的矛盾性被凸现出来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以削弱另一方为代价的。两者关系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责成”，即皇帝委治国重任于宰相，责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和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和行政权。在常态模式之下，相权的充分发挥，便是皇权的最好体现。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 因为北宋重文轻武的策略可以从很多面向来探讨，但是本文拟从北宋的军队的几个层面来一窥北宋帝国的建军思想和实际所面对到的问题。 北宋帝国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建立在上下关系模糊且对立紧张的历史背景 北宋初期的政治，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四朝，其基本国策和中心思想，就是建立起皇帝极权专制的政治体系。这样的政治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后，中国突显出来的就是武将（节度使）专权，使的帝国中央的号令不能下达到地方，甚至常有地方的节度使不听中央的指挥，加以抗拒或是阴奉阳违，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帝国灭亡，仍然没有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问题，而五代十国时期更是唐末的延伸，只不过将名义上的皇帝共主拉下历史的舞台，明目张胆的在东亚的土地上恣意奔放，先不论割据政权与统一政权的优劣，但是五代十国的最大特征就是武将叛变，窜夺皇位（有点类似日本下克上时期的政治局势），而北宋的建国者赵匡胤亦是掌握兵权的大将，利用陈桥兵变而取得政权，故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势的北宋帝国，对于如何矫正武将专权的情况再次发生，初期的几位帝王无不戮力于建立起一个皇帝总揽一切权柄的专制体系。赵匡胤为矫治前代将帅拥兵自重、割据分裂之弊，即进行军制改革。采取兵权集中于皇帝，臣僚分揽军政，中央萃集精兵，更番戍守边城要地。抑制将权，以文治武，内外相制，守内虚外等改革措施，对强化中央集权，开创宋代基业，起了积极作用。 宋太祖将首都建立在开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开封位于漕运的枢纽点上，可以将天下的经济物资透过漕运运送到首都，以资集结在首都、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庞大军队；为了要防止地方武将拥兵自重，进一步叛变，所以将天下精兵全集中到首都，直接接受皇帝的控管，但是这样一股庞大的军费，着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赵匡胤不得不选择在无险可守，却位于漕运点上的开封当作首都。当然首都要选择在哪里也成为北宋初期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早在宋太祖开宝九年，太祖曾提议迁都洛阳：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弊，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李怀忠为节度使，在太平兴国二年冬，此时但领富州团练使。三朝圣政录称节度使者，误也。晋王事据王禹偁建隆遗事，正史阙之。） 由这一段话可知，宋朝因为深惧军队的叛乱，所以将军队部属在帝国的中央和各交通要道上，而不是将军队囤守于国家边境上，这是北宋帝国开国的一大特点。 接着，宋太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户四百余口内附。上因谓近臣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宋太宗讲这一段话之前，是因为并州上报说有戎人内附，按照道理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因为不仅仅表示政治良好所以愿意内附，可谓百夷顺服解除了边境的外患；更表示帝国又增添缴纳皇粮的收入。但是为什么宋太宗不说别的，却偏偏接着说内忧甚于外患呢？不奖励解除外患之功，却表示内忧才是首要任务呢？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计，难道还没解决宋代初期武将专权的局面吗？还是在宋代的每位皇帝心中浅藏着深怕武将叛变的忧患意识呢？我想宋代初期的几个皇帝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深怕大权旁落，所以总揽权柄就变成了北宋历任皇帝的首要任务，反而外敌的入侵对皇帝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分析北宋皇帝的心理可知，对于外患的入侵只要能够守住就好，不必像汉唐帝国一样击败外敌；就算北宋皇帝希望像唐帝国一样击败外敌，但是在击败外敌的同时也就制造了一个功高镇主而可能叛变的武将，这可不是步入唐代灭亡的后尘吗？这可不行，所以北宋皇帝绝对不允许有武将能够带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或是击败西夏，就算真的要打也要御驾亲征，因为如此一来皇帝深怕创造出一个无法控制的武将英雄。可知，北宋的统治思想是建立在上下关系模糊而且紧张的历史背景上，防止武将的叛变是首要任务，而外患，只可固守不得有寸土之功，就算要有寸土之功，也要皇帝在场才行。所以北宋皇帝认为只有镇压住国内的政治局势，防止军队叛乱，就可以守住大宋江山，对于开疆拓土则认为是其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