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壮学体系刍议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昆明)1997年01期,第55-64页
张声震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1991年广西壮学学会成立以来,对壮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并呈现系列化趋势,看来,一个壮学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当今壮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和希望了解壮族的人们的关注。在这个热潮中,人们自然地提出了种种问题:什么是壮学?壮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壮学能否成为一个科学体系?什么是壮学体系?建立壮学和壮学体系有什么意义?以及怎样建立完备的壮学体系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亟应开展讨论,以集思广益,共展壮学之鸿图。本此,笔者不避浅陋,谨结合近十年来致力从事整理壮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新知,主持编撰《壮族通史》的思考,通观国内外对壮族研究的心得,撰写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谨就教于中外壮学者。
一、建立壮学体系是历史的必然
(一)壮族研究是历史的自然发展。
壮族乃古越人后裔。在古代,越人生活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南,是庞大的民族部落群体,有众多互不统属的支系,史称百越。西瓯、骆越乃为其中两个支系,为壮族先民。从先秦的西瓯、骆越演变为壮族,大约经历一千多年。壮族之称始于宋,沿至今也有一千年之久了。可见,说壮族是古老的,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确非虚言。而壮族又是人口众多分布辽阔的民族,现代壮族人口1500多万,聚居于广西、云南省东部、广东省西部,散居在毗邻湖南、贵州、四川等省。是我国人口位居第二位、在少数民族中人口位居第一的民族。由于壮族先民在未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之前便为秦始皇统一了,所以壮族及其先民的历史,多半靠汉文史籍记载。我国正史中记载越人事迹最早要算西汉时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它正式为“南越”、“西南夷”立传,此后,世代承传,不论是在典史、官书、地方志以及私家著述中,不但记述汉族王朝的事迹,也记载壮族先民瓯骆、俚僚、俍人的活动,其所记载的史实,对于今天正在兴起的壮族研究,无疑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国内外研究壮族比研究蒙古诸族、藏族、苗族等都滞后得多,中外学者研究壮族大致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期,外国人研究壮族。
西方的学者研究壮族问题始于19世纪末叶,其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侵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他们出于侵略的目的,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人文习俗,以适应帝国主义利益所需,有些殖民机构的官员、传教的牧师和一些学者,先后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作考察研究。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研究壮族。
本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政府面对外国对我国边陲的侵略,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这个时期,我国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边疆国土沦丧和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广西永福县人刘锡藩(刘介)到少数民族地区作实地考察调查,广泛收集资料、历史文献,著有《岭表纪蛮》,(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迷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全面。在上海任史地教授的徐松石可誉为研究包含壮族的岭南民族历史文化的著名先驱。他写的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日本民族的渊源》、《百越雄风岭南铜鼓》等。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族研究,壮学体系雏形逐步形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8年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随之,壮族研究也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
1、对壮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历史、语言、习俗作了全面的调查,对壮族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收集整理。
1951年,费孝通先生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
1956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壮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出版《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至第七册。
2、壮族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研究的层次日益加深,研究的质量日益提高。
195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师范学院黄现璠教授编著的《广西壮族简史》,这是壮族学者写的第一部壮族历史书。
1958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臧苏编写的《广西壮族历史和现状》一书。
1958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着手搜集资料,研究编写《壮族简史》。
自80年代至今,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壮族研究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呈现出空前兴旺繁荣的景象,发表了有关壮族历史的论文计200多篇。
3、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人员日益增多,逐渐成长,壮族研究的国际交流日益开展。
1959年广西省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建立。在1956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基础上,1963年建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1980年,广西区语委壮文研究室成立。199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成立。1991年,广西壮学会成立,各种学会员总人数约千余人。
壮族与东南亚各国的壮侗语诸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受到有关国家学者的重视,其中尤以泰国、日本学者为多。壮族研究真正走上了世界。
(二)壮族在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地位的确认,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促进壮族研究繁荣的原动力,开阔了壮族研究的新时代。
壮族研究的繁荣是壮族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而壮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最根本的源动力是壮族取得了民族平等地位与享受民族自治权利。国内学者们的许多关于壮族研究的论著,许多从事壮族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及一些民族研究机构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产生、涌现出来的。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所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和她一贯奉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尽管目前民族区域自治还不够完善,少数民族自治权在实践中还遇到种种问题和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与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所奉行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强制同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三)改革开放是推动壮学研究全面深入发展的机遇。首先是人们已摆脱了思想上的禁锢,冲破了种种研究上的禁区,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大大扩大了壮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比如左江流域崖壁画的考察与研究、铜鼓系统研究、《古壮字字典》的出版、壮族巫经《布洛陀经诗》的出版、壮族民歌古籍集成首卷《嘹歌》的出版等等都是在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现的。宇宙间的事物常常是相辅相成,人们渐渐认识到,所有这些优秀研究成果都为热心于壮学研究的中外学者所欢迎和想了解壮族的中外人士所需要。有的研究成果已直接为对外开放服务,作出贡献。比如对左江流域崖壁画的考察与研究,促成了“花山崖壁画”获得国家保护单位的地位,现被视为广西民族旅游的珍宝。而铜鼓系统研究的新成果,则更为中外学者所关心注目,使今年在桂林举行国际铜鼓学术研讨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众趣所归。
(四)壮学研究成果系列涌现,是建立壮学体系的必然。世界上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都是人们社会活动规律或是人们对自然界自身活动规律的探索、认识、概括与总结。壮学既然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内容自然要涉及有关壮族的各个方面。建立壮学体系,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壮学领域中相对独立的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形成具有系列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的深度与广度纵横展示壮族的社会历史文化面貌及其发展、演变轨迹与规律。
壮族研究,只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也已经历数十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果,初步形成了壮学体系的雏形。
1、壮族史研究成果
壮族史是壮学体系的核心之一,它涉及到壮族的历史渊源、流变、形成、分布、族称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是壮学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徐松石教授(广西容县人)先后出版了蜚声学术界的《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百粤雄风岭南铜鼓》对壮族的族源辨识、族属分布和音义探源、地名研究考证法;以及对传世铜鼓的族属、制作、类型、纹饰、功能作了精详的论证,他开创了壮族史研究之先河,他的许多论点和研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专著可以说是治壮族史所必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壮族自治区的建立,国内学术界曾经对壮族的民族称谓、族源、历史等问题,进行十分热烈的讨论,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论文,经过长期的探讨,终于在壮族族源为土著的古西瓯、骆越人上取得共识。壮族为土著民族,是壮族研究的重大成果,她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壮人明了本民簇的根由,从而恢复了已处朦胧状态的、甚至于湮灭了的民族意识,提高了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并赖此取得民族自治的权利,恢复了她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新中国成立至今,壮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出版的有黄现璠教授撰写的《广西壮族简史(初稿)》(1957年)和黄臧苏先生的《广西壮族历史与现状》(1958年)。认为壮族是土著民族,此基本观点,勾划了壮族历史渊源的脉络,至今仍为多数壮学者们所采纳并深化之。
进入八十年代,壮族中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广西民研所编撰的《壮族简史》(1980年),充分吸收了前期的研究成果和多数学者的意见,对壮族历史的发展脉胳作了较为清淅的论述,观点明朗,史料也较丰富。1982年出版的广西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写的《壮族历史人物传》,以人物为主干,论述了壮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壮族简史》的一个补充。翌年,又出版了黄现璠教授的《侬智高》一书,对侬智高的生平国藉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98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的《壮族通史》(70万字),该书篇幅宏大,史料丰富,论述全面系统。李富强、朱芳武的《壮族体质大类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从体质人类学方面对壮族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作了论述,是对壮族土著说的有力佐证。
由张声震主编33人合著的《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正在排版)将是一部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壮族史巨著,该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集壮族史研究成果及壮学精英智慧之大成。(2)对目前尚有较大争议的“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作了多次深入的讨论,直至基本取得共识后才分工撰写。(3)对壮族社会历史的分期、编写体例不是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朝代序列来划分,而是根据壮族历史发展轨迹,分为壮族渊源、氏族部落时代、郡县划一时代——奴隶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秦至隋)、羁縻制度时代——奴隶制发展时期(唐至五代、东部封建化)、土司制度时代——封建领主时期(宋至清初)、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旧、新桂系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社会主义时期。这样的历史分期法更符合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故而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壮族史研究和编写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4)对壮族的源流、奴隶制、羁縻制和土司制度作了更加充分和深入的论述。认为壮族的主体是土著居民,是由古代的西瓯、骆越发展而来,但其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经过了演变、分化和重组后形成的,并融合了其他的一些民族。其论述更客观。(5)史料丰富翔实,取之严谨、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民族调查资料,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6)篇幅宏大,论述全面系统,全书达100万字,内容涉及壮族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观点明确,论之有据。可以说,《壮族通史》的出版,是壮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构成了壮学体系的基本骨架。
至于壮族史研究的论文就更多了。壮族史研究是壮学的核心,其研究成果的系列出现,使壮学体系的核心自然形成起来,至于壮族研究其他领域,亦同样产生了系列的研究成果。
2、壮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
对壮语研究的创始者是李方桂先生。他在三十年代就到壮族地区调查,发表了《龙州土语》、《武鸣土语音系》、《天保土歌—附音系》等文。七十年代出版《台语比较手册》。
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教授率队到广西调查壮族语言,为创造拼音壮文作准备,历经数年制定了壮文方案。1957年11月,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随后在壮区实行推广,受到广大壮族人民的欢迎,从而结束了壮族无统一民族文字的时代。
利用这次普查资料产生的科研成果主要有《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壮汉词汇》、《武鸣壮语语法》等一批壮语学术专著。
《壮语词典》是第一部解释性的单语词典,《古壮字字典》(初稿)收集了一万余个古壮字,给予注音释义,并做了大量的字形规范工作。
壮文一经创制,即在广大壮乡进行群众扫盲教学,并推广使用。高潮期间,曾先后有四十几个县近三百万群众和基层干部学用壮文。后来壮文逐渐进入中小学,成为双语文教学的重要工具。为配合教学工作,科研、教育、出版部门编写了《农民课本》、《干部课本》、中小学以及大中专的系列配套教材,这些课本教材为培养壮族人才、为提高壮族人口素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壮族民俗的研究成果
有梁庭望《壮族风俗志》(1987年出版),刘映华《壮族古俗初探》(1994年出版)。张有隽主编的《广西民俗志》。即将出版的《壮族泰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240万字),将更加全面系统地揭示壮族传统习俗的历史面貌。这些研究成果,使壮族传统习俗的面貌得到了整体性的揭示。
4、壮族文学的研究成果
1960年出版了《壮族文学》,对壮族民间文学的形式,内涵、特点及作家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评价。欧阳若修等编著的《壮族文学史》(共三册、1986年出版),进一步对壮族民间文学进行分类、分期和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还有韦其麟的《壮族民间文学概观》一书,胡仲实《壮族文学概论》、韦苏文《壮族悲文化》(1994年出版),黄绍清的“当代壮族文学引论”等等。
5、壮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成果
1958年起,刘三姐舞台剧、刘三姐电影,获得了中外的赞誉,引起了海内外对壮族的关注。关于壮族传统艺术的研究,有蒋廷瑜的《铜鼓艺术研究》(1988年出版),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1987年出版)、王克荣等《左江岩画》(1989年出版),覃彩銮等著《左江崖壁画艺术寻踪》(1992年出版),韦苇、向凡合著的《壮剧艺术研究》(1990年出版),郑超雄《壮族审美意识探源》(1991年出版),玉时阶、蒙力亚《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1992年出版),蒙光朝《壮师剧概论》等等。
6、壮族宗教研究成果
壮族宗教信仰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而后又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内容,信仰多神。廖明君《壮族生殖崇拜文化》(1994年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丘振声《壮族图腾考》(1995年),对壮族图腾崇拜的起源、种类、内涵及其功能等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潘其旭、覃乃昌主编的《壮族百科辞典》(1993年出版)中,对壮族信仰的神祗、寺庙、祭祀、巫术、师公及法事仪式和经书、道教、佛教等作了详细叙述。关于壮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就个别专题研究而言,可说已经比较深入,并取得显著成果。
7、壮族与近邻各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
壮族与近邻民族关系的研究课题,其范畴是很广阔的。在国内,其研究对象为壮族与汉族、壮族与壮侗语诸民族的关系,在国外的研究对象为壮族与泰族、老族、岱族、侬族、掸族、京族等文化比较研究。有陈金源《广西古代汉族文化对壮族文化的影响》(1985年),范宏贵《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古今关系》(1989年),覃圣敏《秦至南朝时期岭南民族及民族关系刍议》(1987年),冢田诚之《广西壮族、瑶族与汉族政治及文化关系的对比研究》(1991年),覃彩銮的《历代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及其历史作用》(1989年)等。覃圣敏等20多人参加研究的《壮族泰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即将出版)是壮族与国外近邻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开端。此书篇幅宏大,是壮族与泰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壮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8、壮医壮药的发掘整理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推广使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经过六年的全面普查,基本摸清了包括壮医在内的广西民族医药的历史和现状,撰编了《发掘整理中的壮医》、《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广西民族医名录》、《壮药选编》等著作,《中国壮医》也即将出版。
诸多领域研究成果的系列出现,使建立壮学体系,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研究壮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规律,是壮学研究的范畴,是壮学体系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建立壮学体系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壮学体系的形成、诞生有它自己客观存在的时间、空间与条件。就总体而言,众多的人口,聚居地域辽阔,悠久的历史,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无论是其形态、内涵、风格或是发展过程都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已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便是壮学体系形成的主要客观条件。为了阐明这个道理,兹分述如下:
第一、壮族及其先民,自古就生息繁衍在我国岭南这块土地上。根据考古发现,早在73万年以前,百色盆地已有古人类活动,他们制造的大型石器著名于世。在壮族生活的地区发现有距今10万年的“马坝人”化石和距今5万年的“柳江人”化石,有距今1万年的桂林甑皮岩洞穴人类骨骼和生活遗址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经现代科学手段测定发现,这些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继承了“马坝人”和“柳江人”的特点,与现代壮族人相近而与其他民族有较大的区别。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流行独特的蹲式和屈肢葬法,与壮族至今仍保留的捡骨葬法基本相同。壮族体质人类学比较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古人类当中的一部分应是壮族的祖先。壮族的直接来源是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部族。他们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壮族,从血缘上来说,主体是土著民族,同时融合了其他民族成份。壮族是百越族群历史和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因此全面研究壮族,建立壮学体系,是深入研究百越族,以及百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作过重大贡献的基础。
第二、壮族是最早栽培水稻、创造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从事稻作农业是壮族的主要经济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是壮族主要的文化特征。如妇女不缠足,是稻作的主力军,可谓一大特征。壮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稻作文化找到它们的渊源。
第三、壮族有自己的语言。壮语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和构词方法。壮语词汇丰富,许多词汇反映壮族文化深邃的内涵,是了解和研究壮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材料。例如自唐代以来出现的模仿六书构字方法及汉字音、形、义构造的并在壮族民间广泛流行的方块壮字,不仅是继承壮族文化遗产、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壮汉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材料。
第四、壮族民间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有秦以前的古歌谣和神话,也有汉代以来各种民歌、长篇英雄史诗和传说故事。壮族自古能歌善唱;壮族民歌形式独特,种类繁多;壮簇歌圩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壮族民歌肥沃土壤中产生的壮族多声部音乐独具特色,著称于世。以反映农耕生活和崇蛙意识为主的壮族民间舞蹈丰富多彩而源远流长。被称为世界崖画奇迹之一的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反映了远古时代壮族先民雄健,热烈的舞蹈场面,其具有粗犷、浑厚、阳刚之美的蛙型舞姿和动律特征,构成了壮族传统舞蹈的主体风格。
第五、壮族具有独特的宗教文化。壮族宗教经历了由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到多神崇拜的发展过程。晋代以后,随着佛、道教传入壮族地区,壮族开始形成了以本民族宗教为主,兼容了道教和佛教内容的巫教,俗称“师公”。壮族巫教具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特点,用方块壮字抄写的大量的巫教经文保存了丰富的壮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六、壮族具有独特的民俗。如节日文化,有蛙婆节、开耕节、开秋节、牛魂节、尝新节、糍耙节、南瓜节、罢田、收镰节等,随着农耕的劳作周期和生活节奏来举行,具有典型的稻作文化特征。通过壮族节日文化研究,可以了解壮族以稻作为本的民族生活文化风貌。她古有以壮锦为主要特征的服式文化;以干栏建筑为主要特征的居住文化;以依歌择偶为主要特征的婚姻文化;她的丧葬、礼仪也别具一格,她的饮食文化有许多与汉族不尽相同。
第七、壮族还有以铜鼓铸造和陶瓷制造为主要代表的工艺文化。
第八、壮族有以本土药物和独特诊疗方法为特征的医药文化。
第九、壮族有在土酋制度基础上形成并延续了近千年的封建领主性质的土司制度文化。
第十、壮族及其先民具有保守性和进取性、宽容性双重的民族品格和文化心理。这是由于其是农耕民族和地缘上与中原民族广泛接触等因素决定的,这种二重性品格远自西瓯、骆越时代就形成,并承传下来。其表现的规律大致是:在秦汉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封建化”的逐步推进,在汉文化占优势的地方,越人进取宽容性呈优势,对汉文化的趋同感逐渐占主导地位,其结果是部份的越人和汉族融合了,但融合后的汉人就其文化面貌而言,特别是在语言、生产、生活习俗方面,已不是原来“中原型”汉人,而是“岭南型”汉人。而在越人、壮族文化占优势,汉文化占劣势的地方,情况则不同,一般是越人、壮族的保守性占优势,也呈现一定程度的进取性、宽容性,其结果是:越人、壮族既保持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主要特征,又吸收了汉族先进文化成份以丰富自己,求得民族的进步发展,这是壮族传统文化得以保存、承传和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少数进入壮族中心区的汉人,也被壮化了,深入、系统研究壮族及其先民的二重性民族品格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征,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十一、壮族有抗暴御侮的光荣传统。自秦汉至民国时期,壮族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生存、国家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她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为祖国的统一、为新中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牺牲和不朽贡献,壮族史自成体系,自然也是中华民族史的组成部份。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复合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六)建立壮学体系的重大意义。壮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壮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和正在逐步完整地建立起来。它是壮族物质文明建设的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辉成果。它的诞生,标志着壮族人民也已跻入科学世界新时代,再也不是历史上曾长期被人污蔑为“壮‘性喜撞突,故曰撞’”之“夷蛮之邦”了。壮学的建立,应被视为壮族崛起的划时代的创举。
壮学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壮族民族意识的复苏,提高壮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壮学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祖国各兄弟民族对壮族的了解,从而增强民族团结,特别有助于壮族人民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壮学体系,即包涵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也包涵民族现代化研究,它的形成和建立,本身首先是体现了壮族科学界精英智慧力量的凝聚,体现着壮族的子孙正为壮族的复兴与繁荣而凝聚起来,体现了以弘扬壮族文化为已任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莘莘学者对壮族人民的深厚情谊。
壮学体系的建立,特别有助于作为壮族亲近的壮侗语族诸民族对壮族的了解,从而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增强,而且透过壮学体系将能更好地了解壮侗语各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壮侗语各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壮学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世界各民族、特别是东南亚与壮族有亲缘关系的各民族对壮族的了解,从而有利于壮族与国际各民族特别与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经济交流合作。与壮族同源的民族,除国内有布依、侗、傣、黎、仫佬、毛南、水等族外,国外有泰、佬、掸、阿洁姆、岱、侬等民族,人口约七、八千万;越南学者认为京族也是古骆越族的后裔,加上京族,人口达1亿多。建立壮学体系,全面深入研究壮族,不仅为国内学者所重视,也早已为外国学者所重视。如上所述,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学者就注意到华南民族,主要是壮族历史和文化,对壮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现在,外国学者研究壮族已不局限于单独研究壮族,而是把壮族和泰、佬、掸、阿洁姆、岱、侬、京等民族一起研究,并从中寻找他们之间的各种内在联系。现在东南亚已逐渐形成包括中国壮侗语各族,主要是壮族泰、老、掸、阿洁姆、岱、侬、京等民族的壮泰共同文化圈。因此,建立壮学体系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进入80—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壮学研究已逐步走向世界。世界各国学者竞相到壮族地区考察、研究壮族的传统文化,壮学学者到国外作文化交流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壮学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如泰国学者撰写的《壮族:泰族古老的兄弟》、《从广西、云南到兰那》、壮学学者房英教授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巴尼博士合作撰写的《壮泰词典》、广西壮学研究中心学者李甫春、岑贤安、潘其旭撰写的《中国壮族的历史与风情》已译成泰文在泰国出版,壮学专家潘其旭撰写的论文《从语言上看壮、老、泰的历史文化关系》译成英、泰、老文介绍到国外。壮族语文专家蒙元耀与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专家白丽珠、梅恩德博士合作编纂的《壮、英、汉对照大辞典》正在进行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贺大卫已将张声震主编的《布洛陀经诗译注》译成英文出版,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学者冢田诚之多次到壮区考察,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壮族历史研究论文在日本发表,日本东洋大学教授谷口房男近年来每年到壮族地区考察土司制度问题,对广西土司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进行长达四年的《壮泰传统文化对比研究》巨大项目即将完成,将分别以中文和泰文出版,1996年10月在泰国曼谷召开了“壮泰传统文化国院学术讨论会”,这是壮学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我们预期,随着壮学体系的建立与壮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壮族与东南亚有亲缘关系诸民族传统文化对比研究的开展,壮学体系的国际意义与地位就会更加突显于世人面前。
二、为建立完备的壮学体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建立完备的壮学体系,是长期的、艰巨的、光荣的事业。它之所以是长期性,是因一些客观条件所决定:第一、壮学基础资料的积集,包括历史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地下考古出土文物的增加,壮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出版,等等,只能逐渐积累,因而壮学者的深度研究一般也只能随资料积集同步发展,不能一步登天。第二、壮学人才的成长与提高需要一个长过程。一代人的培养成长要数十年;一个学者由初出茅庐到成熟其经历的岁月就更长了。第三、如上所述,完备的壮学体系绝不是人们的主观臆造,“它是壮族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而壮族现代化将是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而建立完备的壮学体系,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应有“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精神和勇气。今后,壮学研究应在“雏形”的基础上前进,发展的总方向应该是把壮学体系完备起来。为此,主要应从四个方面去努力。
(一)要更加重视、用更大气力建立壮学基础资料库。在壮学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实现“三化”——全面化、系统化、科学化。壮学既是研究壮族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与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任何具体课题的研究,都必需占有大量的资料,否则便是无米之炊的伪科学,这是常识范围的道理。这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由于壮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她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民族政权,也没有形成过统一的规范的民族文字,由于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壮族的前人没有系统收集积累过自己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方面和藏族、满族、蒙古族相比,大在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首先强调收集整理文化遗产的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与壮学研究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考古出土文物资料的积累出版方面,民族调查资料的积累出版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取得巨大的成绩。改革开放后近十年来在壮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应该视为已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时期,我们作了开拓性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正由于有了这个基础,就为我们创造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实现“三化”的条件。关于全面、系统化问题,主要指在收集、整理壮族文化遗产资料方面。其内容,应包括下列十四项
1)古壮字的补充收集整理:将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近年来收集到的许多有别于广西收集整理出版的《古壮字字典》的古壮字作为增补本出版;(2)五省区(广西、云南、广东、贵州、湖南)协作共同完成“壮族民歌古籍集成”伟大工程(含口头流传的优秀民歌);(3)壮族巫经;(4)壮族民间神谱;(5)壮族土官、土司石刻碑刻文物;(6)壮族族谱、家谱、土司世系;(7)壮族古代艺术(崖壁画、铜鼓、壮锦、建筑、雕刻);(8)壮族服饰;(9)古壮戏、师公戏唱本;(10)壮族医药(含口碑流传的秘方、编方);(11)壮族墓葬出土文物;(12)壮族历史人物资料;(13)壮语地名资料整理(尚有约六万多条壮语地名资料未整理);(14)随着电脑技术的应用,壮语语料库要建立起来。科学化主要是指整理方法既要规范化,又要保持民族古籍的原貌也就是保持固有的民族性,去掉民族性就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科学整理方法。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三化”和十四个方面去做,我们就能在原有基础上建立内容十分丰富的壮学基础资料库。民族古籍整理机构、各个民族研究机构、博物部门、文管部门应是这项事业的责无傍贷的承担者。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当支持,没有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与帮助,要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就必定受到局限,因此为着振兴壮学,我们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二)壮学研究的系列化。系列与体系是同义词。壮学系列包涵两个部分:一是壮族传统文化系列研究,一是壮族现代化系列研究。上述已初步形成的壮学体系“雏形”,很明显是属于壮族传统文化研究系列。至于壮族现代化研究系列的形成,看来将要经历一个更长远的过程。我们应实事求是,切忌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我认为对于我们壮族而言,民族现代化研究的起点,从现实、整体上说,首先还是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即扶贫问题。然后才能进入真正的民族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的内涵,从狭义的范畴上说,国家早有明确定义,即工业、农业、国际、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若从广义的范畴即包括社会现代化而言,目前无论是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定义。狭义的现代化标准不是民族性而是国际性。即通常说的“国际水平”。这和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系列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有本质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早已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无论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已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水平。至于壮族现代工业、农业、科技也都有了一些了,但目前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东西还很少。如制糖业,从产量上说,广西现已跃居全国首位,崇左县的壶城牌白砂糖已获乌兰巴托国际博览会金牌奖,但能否说已夺国际制糖之冠?尚是未知数。目前,以壮学传统文化系列与壮学现代化系列对比而论,壮学传统文化系列研究已形成“雏形”,而壮学现代化系列研究实际上还在起步的阶段,两者间有一个很大差距。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决不是人为的现象,不是以人们的意志可以转移的现象,而是壮族的历史与现实,涵盖国家社会环境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在壮学研究上的必然反映。大家都知道,壮族传统文化遗产,已经积淀了几千甚至上万年,它是前人创造的文明的积淀。而壮族现代化的时间尚很短,有待人们去长期创造。总之,我们应该认识产生这个“差距”的必然,切莫为发现这个“差距”所惊讶。当然,就壮族整体利益而言,进行这两大系列研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废的;任何偏废的观念,厚此非彼的观念都是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壮学传统文化系列研究的功能主要在于使壮族人民认识自己民族特征的存在,认识本民族的根由和发展,从而有助于民族意识的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增强;同时,也在于使兄弟民族尤其是汉族了解壮族的特性,从而有助于人们消除所谓“壮族已汉化”的观念,并在思想上确认壮族在祖国大家庭中享受平等、自治权利的地位,以巩固民族团结。而壮学现代化系列研究的功能则在于概括物质文明建设的经验与规律,从而有助于引导本民族能与兄弟民族一道早日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三)壮学研究的深化。所谓深化,是说对某个问题,我们过去虽然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深度还不够,今后应向深度研究发展。例如壮族史学方面。近十年来,我们新的贡献主要是出了两部《壮族通史》。我想今后向深度研究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搞各种专史。内容可以包括
1)壮族民族源流的研究;土司制度史的研究;壮族土官谱系考证等。(2)壮族经济史研究(含壮族农业考古)。这是一个最基础、难度最大的课题,目前仍是空缺着;(3)壮族军事史研究。不论是古代军事史、或是近现代军事史、尤其当代军事史、边疆军事史都有丰富的内容,并有异常光彩的特色。(4)壮族文化史研究。无论是文学史(含古代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艺术史,都有丰富的内容和独具一格的特色。(5)壮族教育史研究。(6)壮族历史人物研究,可以分类立传,如壮族土官列传,壮族文人列传,壮族将领列传,壮族名医列传,壮族英雄人物列传,壮族女杰传,壮族科学家列传等等。(7)壮医药史研究。(8)越汉、壮汉民族融合研究。看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特别是岭南民族关系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为壮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创造条件。壮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依靠广大壮学研究者代代不懈的努力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支持,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因此,积极为壮学建立完备的体系创造条件,是建立壮学体系事业中重要的一环。笔者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第一,要办好壮学学会。广西壮学学会是为适应和推动壮学研究发展而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现有二百多人入会。这些会员多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热心于壮学研究者。我们应因势利导,努力做好会员的扩充,健全学科机制,制订科研规划和研究课题,组织和协调各项科研活动;加强与国内外民族研究、人类文化学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而网罗各方面的研究人才,把热心于壮学研究的民族精英、壮学精英吸收到学会中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壮学研究队伍,是为最迫切的任务。第二,建立壮学研究基金。壮学研究的发展和壮学体系的建立,是庞大的精神财富的总汇。鉴于目前国家所能提供的科研经费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壮学研究的需要,我们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为壮学研究筹集资金。除了向政府申请支持外,还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争取企业界的支持和帮助。在当代中国,“借商兴研”、“借工兴研”,新兴的、生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其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服务已是时代的必然。第三、做好“壮学研究丛书”的规划与出版。为适应壮学研究发展需要,1992年经与广西民族出版社商定,创办“壮学研究丛书”,它是为建立壮学体系服务的一个重要阵地。今后,需要出版的著作必将日益增多。据此,我们将有效地运用壮学研究基金,统筹规划,分期分批出版《壮族研究丛书》系列,使确有真知灼见的壮学科研成果得予出版问世,籍以鼓励广大壮学研究者,从而推动壮学体系的建立和壮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