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在壮族的源生形成、文化特点、侬智高起义、中越边境的壮、侬、岱等少数民族“同根生”的族群关系、壮族之所以长存至今的原因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把军事与女性两个要素，视为壮族历史文化长流不息自成体系的关键。用他在原序的话说：
壮族历史大部分是军事战争史，他们曾为汉族和越南军队的雇佣兵，服役了两千多年。壮族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族群延续生存下来，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他们的这种军事战争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强有力地抵制了汉族的同化，而这也正是许多其他民族没能做到的。
壮族社会最全面和最有影响力的特点在其性别制度。壮族文化一直受其性别制度的支撑。在这种性别制度中，性别的作用，特别是女性的作用与汉族的迥然不同。它跟壮族其他某些文化元素一样，是经由对歌等艺术巩固下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壮族文化乃是以歌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当然，巴洛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言，他对壮族各种问题的见解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行内专家来细查明辨。这里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巴洛的认知和表述跟西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一样，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的成见、曲解和误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知道中国历史书写传统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即以文化主流和人口多数的汉族为中心来写中国史，很少呈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除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的成就，很少示出中国泱泱五千年丰富文化构成里除汉族之外其他各民族的独特传统。即使少数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也是按汉文化尺度和标准而被写的对象，是作为汉族眼里的“他者”，或者被丑化、矮化，或者被歌舞化、浪漫化。他也理解，中国的壮族研究者大都追求政治正确而忽略民族自觉，他们持着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与汉中心文化观却浑然不觉。他们宁可把壮族放在汉族中心的边缘地位，他们着意强调汉族统一岭南壮族成为中国大家庭一员后如何从汉族受益如何积极拥戴汉族，他们努力表现少数民族服从多数民族的一面，壮族与中原主流政治文化相通融合的一面，尽量避免少数民族政治历史文化中不同的、相抗的因素。
在这个背景下，巴洛和西方学者一样，特别关注“异端份子”及其言论，他的视线自然地落在了黄现璠教授身上。他对这位敢于傲视官方意识形态、敢于棒喝大汉族主义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壮族史学老前辈深怀敬意。巴洛对侬智高的研究，多处摘引黄现璠的观点，显然受到黄现璠的启发。不仅如此，巴洛还更进一步，提出侬智高是旨在建立壮族独立王国的英雄：“侬智高有志于建立一个国家，”“这位侬氏首领渴求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获得王权和完全的独立。”“假如侬王在对汉人和越南人的几次大战中获胜，他的臣民今天也许称为侬人，他们也许拥有自己的王国，其面积包括中国南部的若干地区和越南的北部。”“但是中国和越南都不会允许在其边境地区出现第三个独立国家。”“侬智高在昆仑关失败了，这意味着壮族最终被分成中国的壮族和越南的侬、岱等少数民族。”
关于侬智高的昆仑关之战，巴洛是这样评价的：
侬智高与狄青之间的昆仑关之战，堪称兵书上传诵千古的精彩战役。可惜西方历史学家太自大、太偏狭，他们对该战之重要性就像对东方诸多重大战役如1600年日本战国史上爆发的最大决战——关原之战一样茫然无知。就后果看，发生在今广西邕宁县与宾阳县交界处的昆仑关之战可与十二年后的黑斯廷斯之战相比。……一如黑斯廷斯之战产生了今天的英国人，昆仑关之战也产生了今天的壮族人。侬智高在昆仑关的战败使壮族文化大门敞开，从此壮族文化被侵略、被占有、被整体改变。
在第八章“侬智高起义”最后，巴洛对侬智高予以浓笔重彩、饱含悲情的赞叹：“侬智高‘侬王’谱写了壮族历史最辉煌的篇章，标志着壮族至高无上的荣耀。
发表于 2010-7-7 2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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