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那文化”
的现代性转换
巩 凌 王光斌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文山663000)
[摘要] “那文化”作为壮族物质文明的标志,必然成为壮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供选择的一种借鉴模式,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找出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承接点,采用可行的方式,弘扬其合理的内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 那文化;现代性转换;生态发展观;借鉴模式
[中图分类号] K28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303(2007)04—0026—04
壮族在精神信仰方面主要以“麽文化”为代表,而在物质文化方面则以“那文化”
为标志。(P28)“那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当然具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可以为现代社会所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那文化”还以原生态文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代壮族社会,具有借鉴模式的意义。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创新。任何实践创新都不是凭空创造,都离不开对现有的传统模式的继承。因此,挖掘、整理“那文化”
中具有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文化元素,为新农村建设所用,显得特别重要。新农村建设要求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为壮族“那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契机。如何对“那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这是壮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调查研究,结合西畴县鸡街乡壮族村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笔者认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炼原生态“那文化”的合理内涵,把直观经验升华为理论;转换“那文化”的表现形式,把宗教、巫术、迷信、俗信活动转换为科学、文化、教育活动:强化地域性和民族性,凸显“那文化”
的特色。只有找出传
统和现代之间的承接点,采用可行的方式,弘扬其合理的内容,“那文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内容的转换——从经验到理论
“那文化”是农耕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往往是精芜共存,因此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要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扬弃,把合理的感性经验提升为科学理论,厘清其中似是而非的东西,使之与现代文明承接贯通,才能激活生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譬如壮族“那文化”的生态发展观念就具有较高的价值: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助于生态保护;追求人际关系和谐,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讲究谦恭礼让的个体道德修养,有利于个人的和谐发展。这些观念虽然是感性生活经验,却也具有理性的基础,是可以升华到理论高度的。
1.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生态观
壮族人民从生活经验出发,具体、直观、真切地把天地万物当作生活、生命资源,与之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和谐,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朴素观念。这种观念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自然生态观。笔者通过对西畴县鸡街乡的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壮族相信“万物有灵”,具有“爱生命、爱万物”
的生态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壮族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形态;二是壮族生活中的生态伦理取向。
鸡街壮族村寨与山、林、泉、田、河结合得非常自然,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村寨坐落地点都在坝子与大山结合部,依山临“那” (水田)而建,既不占用良田,留出生存发展空间,还可以避免水涝之害。每个村寨都有山泉从村子旁边流过,引水人户或直接取水都比较方便。寨子的后山上都有保泉山林(俗称养山),可以保持水土,避免水源枯竭和山体滑坡,保证寨子的生命之源和自然安全,并且可以有效调节村寨的小气候。在炎热的河谷地带,这些村寨周围总有水清、树大的清凉去处。几乎是每个村寨都有几棵胸径在2米以上的大叶榕树,胸径在l米以上的小叶榕树(当地壮族称为万年青)更多。壮族村落优美的环境,典型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对自身生命以及其它生命的热爱和敬重,则表现出一种古朴的生态伦理意识。当地壮族禁止用牛马驴狗肉祭神,一般也不宰杀食用大牲畜,肉食的猪、鸡、鸭、鹅、鱼虾、昆虫等,多是稻谷的转化物。壮族一般不打猎,饮食禁忌较多,不少飞禽走兽、山珍海味是被禁止食用的。这样的饮食结构可以减少对生物链,特别是野生动物链的威胁,使生态平衡免遭破坏,表现出了可贵的“爱生命、爱万物”
的生态伦理取向。对秧鸡、麻雀等可食用的鸟类,当地侬人只吃其蛋,不食其肉;甚至对于被认为不吉利的老鸦,人们也任其在房前屋后自由飞翔呜叫;对于“人人喊打”的老鼠,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任其偷吃粮食而不采取防范措施。这种生态道德行为,正是壮族生态伦理取向的体现。祭龙是壮族的重要传统节日和宗教活动之一,其功利目的是祈求龙神保护人的生命,赐福于人。但把虚无的龙神具象化为村头的一棵大树,对大龙树虔诚膜拜,龙树不能砍,枝桠、叶片都不能带回家烧火。这种变形的自然崇拜,表现出的是人们对生命的普遍敬畏,所形成的习惯法,在客观上有效地保护了自然环境,维持了生态平衡。
2.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生态观
从生活常态来讲,壮族以谦恭礼让为处世准则,追求亲融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把人际置于浓浓的亲情之中。人缘亲和的礼俗文化,体现了壮族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生态观念。
在“那文化”的浸润下,鸡街壮族在社会关系中明显表现出温良恭谦让的处世准则,以谦恭礼让的姿态与人相处,与别的民族交往,不与他人、他族交恶,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地壮族的道德礼教主要表现为:谦恭礼让、互尊互助、尊老爱幼。当地汉人称侬人为“老弯”,意思是侬人说话爱绕弯弯,行事礼数多多。实际情形也确实是这样,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要说明的是,礼数多多似乎有繁文缛节之嫌,但从中体现出的谦恭和对人韵尊重,应该是值得提倡的。常言道“礼多人毋怪”,谦恭礼让的姿态可以维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根据当地公安派出所统计,解放以来,这些壮族村寨就没有发生过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壮族温顺的民族性格以及谦恭礼让的伦理和谐。亲戚不论远近,邻里不讲亲疏,
“一家有事百家忧”,相互帮助。不论是娶嫁、祝寿、盖房、丧葬等大事,大家都会前去探望,尽力支援,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有钱出钱。特别是丧葬活动,出钱、出力、出物,都是自愿的行为,也不管是不是亲戚,最能体现自觉互助精神。当地壮族的社会人际关系具有泛亲戚化的特征,这在称谓上最能体现出来。不论长幼,相互之间一般都不称呼你我,总是有礼貌地按辈分相互尊称(昵称),幼者尊称长者,谦称自己(“尒”
“小的”
“在下”);长辈昵称小辈(“尒”或奶名),按辈分和亲疏自称。这些称谓又往往以关系最亲近的一面称呼,营造一种浓浓的亲情氛围。一个姑娘出嫁后,就会自然而然称呼娘家寨子和夫家寨子的所有长辈女性为“妈”,这种称呼的改变,就是一种泛亲戚化的体现。不熟识的人碰在一起也总是先论亲戚关系,找出最亲近的关系相称呼;实在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一般也不直呼对方名字,而是习惯于以兄弟姐妹相称相待。在居住空间上,也能体现壮族对亲情关系的维护。当地壮族的住房布局有一个特点,就是兄弟之间虽然分家,但房屋往往是建在一起,连成一排,并且多数是共用一道闸门。紧密相连的住房,自然有利于保持亲密的关系。泛亲戚化的观念所维系的亲情社会关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人自身的和谐——和谐发展观
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壮族心理特征是:重农抑商,自尽其力,内向自足;注重亲情,守望故土,天人合一;丧失自我,人人和谐,社会稳定;道德自律,忠孝至上,死人为大。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保守落后。但是通过实际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虽然保守,却不一定就是落后,其中一些思想观念在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比如,
自足心态有利于心理平衡,注重亲情有利于社会稳定,天人合一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人和谐有利于社会和谐,道德自律有利于社会文明的提高,忠孝至上有利于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等等。在这里我们不做一一的论述,而只对壮族比较明显的心理特征进行简要分析。一是谦恭礼让的处世准则;二是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
壮族农业社会谦恭礼让的道德实践似乎已被工业社会当仁不让的法律实践所取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谦恭礼让的道德实践并没有过时。它可以使个体的人获得精神上的道德满足,进人伦理的和谐快乐状态。在这个“克己复礼”的自律过程中,人们的贪欲被克制,既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又可以避免生态破坏。道理很简单,贪婪的欲望,使人过度攫取社会财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必然引起社会矛盾,破坏生态平衡。满足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小农意识)确实阻碍人们积极进取,但不过多追求物质财富,不以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幸福生活的标准,知足常乐,有利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提高。比如,十元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已经很快乐,就没有必要去挣一百元。壮族的这种思想观念其实是拒绝变成经济动物,而强调人的心理快乐,固执地保持人的精神性。结果就是减少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存资源。西哲尼采说:适度的贫困有利于人们思想。中国先贤也说:饱暖思淫欲,无事则生非。太过丰富的物质生活会使人思想懈怠,道德堕落,走向灭亡。工业文明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潜力,也激发出人们的过度欲望,正在使人类加速走向毁灭,仿佛人类最后的狂欢,狂欢过后就是灭亡。古巴比仑文明就是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狂欢中走向衰落的,这是反面的历史教训;中国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道家)主张个人内心清净和谐的结果,这是正面的证明。因为太重的私心,过度的欲望就是使人异化的恶魔。所以,壮族满足于现状、谦恭礼让的思想道德观念具有合理性,它可以使人处于和谐发展的健康状态。
二、形式的转换——
从俗信到科学
“那文化”又往往以宗教、巫术、迷信、俗信等作为承载形式。不可否认,这些落后形式包含着“那文化”许多积极、合理的内容,但形式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也传达不少消极、不合时宜的因子。因此要对壮族生产生活常态中表现出来的“那文化”形式进行改造,把宗教、巫术、迷信、俗信等承载形式转换为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现代社会物质欲望对道德底线的屡屡突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意识的淡化。千年古树遭到砍伐,濒危物种难逃厄运,把孩子健全的肢体弄残去行乞等等社会丑行,就是对生命缺乏敬畏和尊重的结果。而“那文化”虽然以宗教、巫术、迷信、俗信等形式存在,但都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这就为“那文化”
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可能,二者之间是可以承接贯通的。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文化学者为了弄清文化的来龙去脉,总是强调保留文化的原样,而文化本身是要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现代性转换,化神圣规约为和谐秩序。否则,文化就只能是历史的标本,成为乐观的僵尸。
1.宗教、俗信形式的转换
从宗教角度讲,壮族没有同一的最高神祈,各地的壮族有不同的神灵崇拜,并且是多神崇拜——
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由此形成了壮族比较多的带有宗教和俗信色彩的生活禁忌。生活禁忌多,警示就多,对生命的敬畏也就多,自然有利于生态保护与社会和谐。只要强化这些禁忌的合理内涵,淡化其不合时宜的东西,就可以把神秘的禁忌形式转换成为合理有益的活动。
比如教小孩子不要面向大龙树撒尿,不能砍养山的树,虽然主观上是怕遭到龙神、山神的惩罚,但客观上却使孩子形成了敬畏神灵,尊重生命的意识,保护了对村寨非常重要的自然环境。又如“禁止吃本家犁田的水牛,甚至老死的牛也不准吃,而要将它埋在山坡上,否则就无法再养活犁田的牛”;
“禁止打喜鹊,因为喜鹊是给人报喜信的,否则喜事就会变成坏事”;“禁止打燕子燕窝,否则头发会掉光”。(P253)这些禁忌的理由似是而非,并不能令人信服,但禁忌的结果却保护了生态。只要把这些客观的道理告诉孩子,让孩子懂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就可以把这个日常生活禁忌形式转换成科学教育活动。祭祀“戈南”“迪厄” (水源和水神),是壮族独有的的宗教活动,这种宗教形式实际上可以转换成为保护水源的有效活动:有水才有生命——这也是敬畏生灵的教育形式。夏天烈日高照,炎热难耐的时候,看着悠悠流逝的河水,有经验的老人往往会发出警告:
“迪厄” (水神)要收人了。这似乎很神秘,但用现代常识是很容易解释的:天气太热,去河里游泳的人自然就多,溺水的几率就高。就像天气干旱发出森林火警预报一样,如此而已。谦恭礼让的道德俗信,只要注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观念,就能成为自觉追求和谐的伦理实践。
2.巫术、迷信形式的改造
民间信仰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核心,是当地社会和谐的文化基础,但却主要以巫术、迷信的形式存在。壮族民间信仰的心理基础是万物皆有灵,只有尊敬、顺从鬼神并虔诚地对其进行祭祀,感动神灵,才能祈福避祸。因此往往通过巫术、迷信的祭祀仪式求助于自然神灵,由此达到向自然界索取的心理平衡。如果不对这些巫术、迷信形式加以改造,民间信仰所形成的社会和谐就只是在愚昧、混沌中的和谐,缺少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所以,必须加以改造。比如,当地壮族社会神汉巫婆很多,驱邪避祸的巫术活动比较盛行,我们可以把求神祈福的巫术形式转换成为现代医学的心理治疗活动——因为巫术活动的心理安慰与现代医学的心理治疗作用是一致的,无非是巫术活动借助的是神灵,心理治疗用的是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基本方法却都是心理暗示。这也是有先例可以借鉴的: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忏悔对于维系教民的道德水平和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具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才会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欧美国家还如此的盛行,经久不衰,其秘密就在于心理暗示——我已经向神父忏悔了,上帝已经原谅我了,我仍然可以进入天堂。又如,还可以把娱神的迷信形式变成村民自娱的健康活动,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可以的。像壮族“弄娅歪”这样的祭祀性舞蹈,原本是祭祀牛神的,但其娱神性已经淡化,逐渐演变成为注重技艺表演的自娱性活动,只要加以规范和引导,就成为很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文体活动形式。再如,壮族的丧葬礼仪纷繁复杂,迷信色彩浓厚,是一种死人支配活人的文化。但讲究排场的丧葬活动也有“做给后人看”
的一面,只要简化其奢华的迷信仪式,淡化其争面子的目的指向,强化其道德伦理内涵,就完全可以改造成为实施孝亲观念、感恩思想教育的形式。
三、凸显地域民族性——从共性到特色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改变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经指出,目前“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P9) 我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目标的。工业化的一个特点是标准化生产,这也非常容易改变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学来讲,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工业文明正在以强势的力量改变弱势的农业文明,壮族的“那文化”也不例外。虽然从理论上我们都强调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但现代化的结果却与之背道而驰,总是创造出共性文化。“那文化”在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不断吸纳先进文化,也不断丧失自己的特色。因此,如何保持“那文化”的特色,又要可持续发展,是“那文化”现代性转换过程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凸显“那文化”
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才能保持壮族“那文化”
的特色,避免特色的丧失而导致整个“那文化”的消失。
文化的生成与地域有极大的关系,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与地域也有密切关系。“那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就离不开“那”这个物质基础,因此,保存和发展“那文化”
都只能在“那”这个自然环境中进行,注重地域性。同时,它又是壮族生活的反映,必须在壮族社会里发展,因此要强调民族性。中国文化中有“万物一体”
的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只是一般性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本体论上的依据,是一种具有玄学色彩的精神境界,却并没有为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找到一种具体途径及其理论依据(P37)。而壮族“那文化”作为物质文化,却是现实的一种实践模式,其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途径虽然不是完全科学合理,但是可以借鉴。你给予了别人生存的天堂,你才能享受到自己希望生存的天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这个道理。“那文化”和谐发展的根本,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在这里。这是“那文化”的实践价值所在。工业文明的标准化生产固然很先进,但其弊端就是遮蔽个性,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民族文化,需要特别注意凸显文化的特色。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较,前者的长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其弊端是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生活不丰富;后者的长处是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生产力水平较高,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但其弊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人与自然对立,与社会对立,变成了十足的经济动物。人本属于自然,但自然不属于人,人应该热爱万物,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也属于社会,二者是利益共同体,应该与社会合理进行利益交换。但人的贪欲,破坏了人自身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为金钱而透支身体(拼命挣钱),为财富而变卖自身的一切(名誉、地位、权力、青春、爱情、肉体都可以变卖),为战胜对手而不顾道德、公平、正义,实行“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总之,物欲的疯狂使人丧失了应有的精神性。而“那文化”注重人的主体精神,强调内心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这与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致的。这是“那文化”
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可以作为壮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种借鉴模式的原因所在。
工业垃圾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许多物种正在灭绝,危害巨大的新疾病不时出现,人为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地球的臭氧层出现空洞,毁灭性战争武器的出现,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以和谐作为现代性转换目标:把“那文化”的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科技交融起来,使“那文化”
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科技求真,人文求善,真善统一,美即和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P142)这就是我们要对“那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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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9—13
[基金项目]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科研基金项目(07WSY03)
[作者简介]巩凌(1971—
),女,山西高平人,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王光斌(1966—
),
男,壮族,云南西畴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的教学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
摘自:《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0卷第4期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