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选

西域都护

	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选           冼恒汉（1911-1992）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十年文革   （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罢西山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想。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301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好好瑟

	可惜了一代豪杰.....

粤西土著

	不平等、不公平！ 在一个好的社会里，坏人常常要干好事；在一个坏的社会里，好人常常要干坏事。

贝马

	冼老赤胆忠心,落得如此结局。 郁闷！ 宋平的秘书能为冼老主持公道吗？ 更郁闷！ 壮族革命老前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