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写的"
广西与农民起义"
广西与农民起义
http://www.dxpll.com/dengxiaopingzhuan.files/dxpzzpz.htm摘自<邓小平评传>
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共要执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要在中共领导下发动农民,要建立农民苏维埃,要把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29年4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省帮助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军阀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举行过一次农民起义的韦拔群,就这一点与历史记录极不一样,据胡华的回忆,邓通过越共胡志明的帮助到了广西。邓和胡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胡正住在上海,赶来帮助邓。他建议邓把自己装扮成商人,并告诉他如何对付途中的检查和盘问。在邓斌这个化名的掩护下,邓小平先乘船到
香港,然后在印度支那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下又乘船到了现在越南的海防,然后由陆路通过西南重折进入中国。虽绕了远路,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据邓榕所述,邓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后由陆路通过广州到了广西。(21)
广西的形势也很复杂,好几年来中共一直设法在此地开展
活动。(22)邓这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派往广西组织政治运动的中共干部,在两年前还派过于绍杰和张云逸去广西。中共的支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另一个是地方军官。
广西的汉人占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事实上他们是整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占到广西人口的大约35%,广西的壮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贫困边远山区的人们外,大部分经过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经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些剩余的壮族人和广西的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以韦拔群领导下的以右江北的东兰县为基地的壮族农民运动的爆发。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打败,韦到广州的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后回到广西再次发动农民运动,这一次运动开展得比较成功,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韦拔群对东兰县的控制。主要和韦打交道的那位国民党人也是中共的一个成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了韦和其他农民领导人,稳固地建立了壮族农民运动组织。就是到了1927年,当国民党矛头对准中共时,该组织仍然能够幸存下来。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军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广西境内。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不仅反对G.C.D,而且也不买蒋介石的帐,不过他的许多军官都带有“左”倾思想或者是中共党员,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动军官们背叛李宗仁投降到蒋介石那边,结果不仅使蒋打败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个G.C.D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广西掌了权。这就是邓小平于1929年到达广西省会
南宁市时所遇到的形势。在南宁,邓和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的中共老战士张云逸开始着手组建由原先的G.C.D士兵组成的两个派,继续贯彻俞作豫的向右江流域的壮族起义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宁举行了中共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红军部队并将农民武装起来。这个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进行了反对桂系新军的战斗,但是由于没有邓和张云逸所率的两个旅的支持,当时这两个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离东兰县的韦拔群不远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败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仍十分落后,因此它是全国六个接受特殊救济的最贫困县之一。(23)在百色,中共采用了一个组织动员农民运动的计划,很快收到了
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红军新战士接受政治教育,军队不仅要在数量上有所扩大,而且要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武装起来,要没收地主的财产,开展土地革命。到12月,邓、张云逸和韦拔群一起组织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很快在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二十多个县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24)尽管百色起义那天(1929年12月11日)邓好像没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义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龙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个苏维埃和红八军。国民党政府在两个月内镇压了龙州起义,红八军的残余部队向百色转移,但百色的形势也不如起义开始时好办了。右江苏维埃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它没有解除它的敌人和地方民团的武装;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严明的纪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军阀那样胡作非为的军队。——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地方观点——因为当地的壮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汉人那样反对汉人的共产主义者。当右江苏维埃努力发展壮大时,它发现一旦红军离开这里继续向前推进,地主们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新获得他们的统治地位,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邓2月份从上海返回广西,他似乎主要致力于右江苏维埃所属部分——东兰的农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国G.C.D采用了一个新的城市暴动的方针,命令红七军离开它的根据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广西)和广州进发,以致韦拔群领导下的当地壮族人和邓小平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韦想违背中央命令留下来,而邓尽管已发现这些命令极不切合实际,但仍觉得应该服从,结果邓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的大部分(大约7000人)在9月向柳州进发,让韦拔群带领一小部分兵力继续留下。苏维埃几乎马上就遭到了袭击,彻底被打垮了。10月,邓和张云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一致认为遭受损失后要重新组织军队,重新确定其目标。最后会议决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泽东建立的农村苏维埃进发,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行军;红七军先进入
广东北部,又返回到广西,在通过广东、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邓和张云逸失散了,并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1931年2月,红七军重新组建后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县城。
红七军到达江西时已经不到4000人了。
(2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8页,报导了与胡华的会谈。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01页。
(22)关于广西起义及其结果的资料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本杰明·杨《一位注重实效的G.C.D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百色起义》见《北京周报》1979年2月9日第6期;戴安娜·拉里:《地区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界的桂系军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02—108页的《壮族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袁任远:《广西右江的红色风暴》载于1978年2月9日《人民日报》和陈心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载于《党史通讯》第1期1986年第25—30页。
(23)《贫困地区接受中央的援助》见《中国日报》1989年12月29日。
(24)这里有一些历史争议,本杰明·杨在《一位注重实效的G.C.D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中对邓的红七方面军政委的任命可追溯到1930年9月,而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17页中说是1929年10月(大概他当时正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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