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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福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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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12 18:44:00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福州人
                   ——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一


     作者:陈支平
     来源:福建社会科学院

  福州人一般指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闽江是古代福建与北方中原重要的交通要道。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迁福建,大多循着这一路线而来,而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农业环境优良。因此,当北方汉民千里迢迢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福州平原便是他们较为理想的最早聚居地之一。

  中原汉民入迁福建虽然可追溯至汉代,但一般的记载都比较模糊,从现存的族谱及地方志的资料看,汉、三国时期最先迁入福建的中原汉民,大多集中在福州平原一带。据《侯官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的记载,现在福州的一些重要姓氏,就是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入迁此地的。如郑姓,“三国郑胃仕吴,为建安郡太守,留闽而居。”詹姓,“汉末詹疆与吴将贺齐战死,族姓仍留居闽。”胡姓,“三国吴胡综,固始人,子孙迁闽。又东晋胡昶者,官闽,遭义熙之乱,偕族人晋安守胡方生皆家弗去。”何姓,“汉末何雄拒孙策战死。子孙留闽。”张姓,“汉末张雅拒吴贺齐,败死,后人仍留于闽。”赵姓,“东汉赵丙东阳人,来闽从徐登习为越巫疗病,初家霍童,后人迁省。”○1

    至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民入迁福州的为数不少,或定居于此,开拓发展,或以福州平原为中转站,继而分支转迁于兴化、漳、泉各地。如福建的林姓,往往称其入闽始祖为晋安郡王林禄,而林禄入闽后的最初立足点便是侯官,《林氏宗谱》载“晋安林氏,出自徐州下邳,晋黄门侍郎颖,随元帝南迁,初住在江左,生子禄为下邳太守,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为晋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晋安郡王,死后葬惠安岭九龙岗,是为闽、粤林氏始祖。”○2至今林禄之墓犹在,甚为壮观。陈姓亦是东晋南渡时随迁入闽的,其始祖陈熙,晋时守晋安,遂家于闽侯官一带。○3

    黄姓,“黄允,固始人,随晋南渡,辗转入闽,居于侯官。”邱姓,“六朝有邱祚者,随宋昌国郡守阮弥之入闽,后亦守郡,因家焉。”王姓,“东晋王导从弟彬来守建安,遂由琅琊迁闽,谥肃侯,子姓众多。齐王增自中原渡江居闽。”刘姓,“晋魏昌人刘琨与越石同姓名,继严高任晋安太守,爱闽山水,留焉。”李姓,“晋李崇于兴宁间为晋安太守,遂家闽中。”杨姓,“晋杨岱永安中守晋安,其子姓因居于闽。”吴姓,“梁吴惠觉为建安太守,其裔先居建宁,后迁会垣。”○4

    以上地方志的记载可能不尽翔实,但有关汉晋时期中原汉民入迁福建,以福州平原的记载为最多,却也说明了这里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聚居的地点这一史实。由于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大多聚居于闽江下游,故汉代在福建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县——冶县,便是在现在的福州境内。隋唐时期,中原汉民入迁福建的数量有所增多,闽江上游及兴化、闽南一带渐次开发,而这一时期移居福州平原的中原汉民,想亦不少。而到了唐末五代,王审知父子在福州建立地方政权,招徕四方人才,中原汉民迁入福州形成一个高潮。如地方志的记载,林姓,“唐林穆,光启初由固始随王氏来闽。”陈姓,“陈泳,光州司马,居固始,后人又随王潮迁福州。”詹姓,“唐会昌间布衣詹雄工诗,光启间詹必胜婺源人,从王审知攻福州,陈没,子孙家焉。同时詹敦仁亦随王氏入闽,不仕。”刘姓,“唐末刘存自固始随王氏入闽,仍号淮叟八贤,皆其后。又刘翱与弟翔、幽不仕伪梁,自京兆避居于闽。”张姓,“唐季张睦自固始随王氏官闽,子孙亦盛。”郭姓,“唐汾阳王子耀封代公,其支孙寓,于咸通中从王审知从弟新宁令想者入闽,迁长乐之郭坑,其后人询再迁福清。”范姓,“唐节度使范希潮之子元超,咸通进士,御史中丞,避朱温乱,家于闽中。”○5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福州怀安县凤岗。”○6

      经过唐五代时期中原汉民的大规模入迁,福州平原已经基本上得到开发,现在位于福州平原的9个行政县,几乎都是五代以前始设的:闽县、侯官县、连江县、长乐县始设于唐武德六年(623年),罗源县始设于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福清县始设于唐圣历二年(699年),永泰县始设于唐永泰二年(766年),闽清县始设于五代后梁乾化六年(911年),古田县始设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行政县的设立是以当地的户口数量为主要依据的。唐代制度,把天下州县定为望、紧、上、中、中下五等,以6000户以上为上县,30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3000户为下县。据《新唐书》记载,唐代福建共有24个县,福州占了9个县,达1/3强。其中上县共11个,福州有5个县,占全闽上县几半。由此亦可见在唐、五代之时,福州平原汉民的聚居与农业的开垦比起其他地方要先进一大步。所谓“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7。而福州平原的中心福州城,因其成为王审知父子的政治中心,繁盛一时。福州平原虽然是中原汉民最早迁入和开发的地区,但同操福州方言的闽东各县,汉民的入迁与经济开发却要迟缓许多。从行政县的设置上看,虽然早在晋太康三年(282年),中央政府就在现在的霞浦、宁德、连江一带设立了温麻县,但是汉民入迁数量比较有限,唐初靠近福州城的连江县从温麻旧县析出后另立新县,温麻改称长溪县(今霞浦县),一直到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才设立了宁德县。由于这一带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再过了三百余年即宋淳化五年(1245年),才又增设了福安县。而现在闽东的其余各县,则是迟至明清以后才开始设立的,如寿宁县,始设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福鼎县始设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屏南县始设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于周宁、柘宋二县,则是迟至民国时期的1945年才开始设置。中原汉民入迁闽东较为迟缓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是交通不便。福州闽东虽然地处沿海,但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福建与中原的交通,主要还是依靠陆路。福州北上江浙中原,本应取道浙江温、台,而经杭、苏、鲁直达北京,路程最近,但从福州至温、台,道路险阻,通行不易,《四明丰熙记》云:福州上通中原,早时率道浙西,由崇安历铅、信,取衢;或由浦城取道金、处。惟陡北岭陆行,取温、台之道最近,乃因路经连江、罗源、宁德抵达福宁,山高岭峻,林木深阻,自昔罕辟,下霄蔽口……而使一州诸县,几为荒服。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募民屏伐,开路设桥,沿途每隔五里再作一亭,道路方稍为通畅。8道路的险阻,自然使许多中原汉民望而却步。中原汉民放迁闽东较为迟缓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带山高林密,成为闽越古代土著畲族的最主要残余聚居地。

     自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福建古代土著虽然散处于全闽各地,但随着中原汉民的大量入迁以及经济的开发,一部分土著已经与北方南迁之汉民融合在一起,即使还有一些残余,数量也有限。但是在闽东则不同。由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汉民迁入者少,土著畲族受到汉民的压迫也相对少些,因此自唐宋以来,残余的土著畲民一直在这一带山区繁衍生殖,而到了宋代以后,福建其他地区的汉民日益向山区发展,一部分不愿同化于汉民的畲民,也逐渐向闽东畲族聚居地迁徙,到了宋代及明清时期,福建畲民的大部分,都集中在闽东山区。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汉民的大量入迁闽东。由于以上这两个因素,虽然汉民早在汉晋时期便有少量迁入闽东,但人口的增长及经济的开发一直比较迟缓,从族谱的记载看,现在闽东的许多汉民,往往是宋末以至明清时期才迁入的。如寿宁县的下党乡,沈氏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浙江省云和县迁居碑坑村,叶姓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由闽北政和县迁入屏峰村。吴姓于元至元丙子年(1276年)由浙江省举水村迁入。又一支吴姓于明洪武十年(1379年)由浙江省庆元县上标村迁居海坑村。王姓于明永乐年间由政和县西门迁居下屏峰村。还有范姓、胡姓等也是清代由浙江庆元等县迁入的。据90年代编修的《上党乡志》记载,该乡48个自然村按男性公民计算有王、周、陈、杨、沈、吴等17个主姓,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以后迁入的。○9

     再如犀溪乡现有居民的数十个姓氏,也都是宋代以后迁入的,较早的缪姓,北宋太祖年间由浙江绍兴迁入,叶姓于南宋景炎五年(1278年)由浙江泰顺迁入,张姓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由浙江年阳莒溪迁入,孙姓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由浙江龙泉县迁入,郑姓于元大德年间由浙江泰顺县迁入。至于明清时期迁入的就更多了,如胡姓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由浙江庆元官塘迁入,周姓于明代永乐年间由浙江庆元水寨迁入,魏姓于明代正统元年(1436年)由浙江泰顺县东溪头迁入,陈姓于清代乾隆年间由浙江景宁县半山迁入,黄姓于乾隆丙子年(1756年)由闽西上杭县迁入。甚至到了上半世纪,仍有一些姓氏从浙江一带迁入,如叶姓,于1942年从泰顺县南门迁入,魏姓,于1940年从泰顺东溪迁入。○10以上两个乡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但由此亦可见闽东的现有居民,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才迁入的。福州人的区域包括闽江下游及闽东,而汉民在这一区域内开发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因福州城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因此福州城对于散处在各地操福州方言的汉民,有着较强的向心力,福州人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也以省城及福州平原地带的居民表现的最具典型。如前所述,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定居的地点之一,中原文化传入的历史也相对比其他民系更为悠久。另一方面,福州城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心,这就使得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统教化的特征。具体地讲,福州人的性格比较平和舒缓,士习儒雅尚文,民风谨慎畏法,好修饰,重礼仪。宋代《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去:“(福州)得天之气,和平而无皿,燠为不瘴,寒不至 。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舒缓而能强力,善治可以久安。……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11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亦云:“福州,闽中,都会也……其气恒燠,厥土黑壤,厥田中下,亩岁获,田则夫妇并力而合用。……其俗尚文贵节,君子朴而守礼,然娴文辞。小人愿谨而畏法,虽负贩之夫,相逢衢道,举手若揖让。”12至于内地山区之县,民风比起福州沿海各县,尤为纯朴敦古,如古田县,“民务稼穑,鲜逐末之利。昔号力田近古,信其然矣。士君子敦本尚实,多以节概著,小人食勤啬用,率直尚气。尝得紫阳夫子之遗训,冠婚丧祭岁时习尚犹多醇朴之风”○13。

       福宁府,“福宁僻处闽北,椎鲁少事,尚节务义,秀者攻诗书,朴者勤耕牧,量习劳苦,女少嬉游,盖有蟋蟀山枢之风焉。”○14福州及其内地山区的民风习尚虽然比较追求传统教化,但福州人所居住的区域,毕竟有许多地方面临大海,海洋文化的熏陶,又造就了沿海地区福州人的另一面性格,即比较接近于闽南人的冒险进取精神,如福清人,明代何乔远称“福清背山面海,多卤,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15长乐、连江一带也是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16当明代中叶福建沿海商民冲破政府的阻挠,下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时,福州各属的下海通番,虽不似闽南人之甚,但也实繁有徒,福州各海口如琅琦、嘉登里等,居民往往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化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碗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17这种冒险远涉重洋的传统至近现代犹然,当明清以来闽南人纷纷移居海外之时,福州人的华侨人数虽然不能与泉州、潭州等沿海一带相比,但其足迹亦已遍布世界各地,艰苦创业,饶有成就,特别是福清人,其冒险进取精神与财富积累,均堪与其他地方的华侨华人相与媲美。正因为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与海洋冒险传统的融化,其反映在人文精神上,福州人的知识分子,比起福州的其他民系,更具有忧国忧民和居安思危而求变的作风。从文化教育的角度上看,出于中原汉民最早入迁福州平原,中原比较正统的文化教育传统,自然也较早在福州平原得以传播。在唐代,单闽县一县,中进士者就有20人,几占福建全省进士人数的1/3,福州方言区在唐代中进士第者近40人,占全省进士的半数以上。○18宋代以后,虽然由于兴化人与闽南人在科举方面的崛起,福州人在这方面不能保持绝对的优势,但这一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却被代代延续下来,地方志的记载称:“福郡……闽越一都会也。自唐相常衮以文诲后进,宋诸儒倡濂洛之学,号海滨邹鲁。明兴人文益盛,故其俗尚文词贵节操○19。“自唐薛令之、林嵩耀高科为一邑倡,厥后文人才士彬彬辈出。……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20因此自唐宋以至近现代,福州人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始终可以与兴化人、闽南人相伯仲,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福州人进入中央政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在明代,福州闽县林氏家族,有“三代五尚书”之称。明代周亮工《闽小记》详记其事云:“闽县林太守元美,永乐辛丑(1421年)进士,子泉山公瀚,谥文安,以大司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昂,大司空,庭机,大宗伯;庭楷,指挥;庭分,庆远守;庭步,湖州司理。庭昂子炫,通参,庭机子,大宗伯;烃,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门五尚书,而他荫叙及举孝廉友,又不下数十人,可谓盛矣”○21而万历、天启年间福清的叶向高,更是进内阁任首辅,柄国家之政要,并与宦官集团不相能,被时人称为东林党魁。

     福建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福建士子进入中央政要已属不易。唐代福建的文化教育刚刚起步,中进士者尚少,宋代福建籍士子在朝廷执政要者首推兴化人,而宋代以后,则应让于福州人。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福州士子固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面对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这里的士子们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远。当古老的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士子更为迫切的时代改革使命感。于是在这一时期,从福州走出的一系列著名人物,如林则徐、严复、林旭、林觉民、沈葆桢,以及一大批近代海军创始人,他们既敢于舍身取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又勇于面对挑战,开眼看世界,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清代中晚期以来福州籍的这一大批精英人物,其对于社会与民族的贡献,即使从全国范围来衡量,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当然,福建地处东海之滨,面对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剧变,福建的其他民系,也都有一批热血沸腾、献身国家的优秀人物,但从其历史影响的程度而言,则福州人的这一大批精英,不能不是其中最为突出者。而这一大批精英的出现,也正反映了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的人文性格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的相互融合。


注释:○1光绪《侯官乡土志》卷五,《氏族》。
○2《林氏宗谱》,《晋安世谱校正序》。
○3光绪《闽县乡土志》,卷《版籍略三》。
○4光绪《闽县乡土志》,卷《版籍略三》。
○5光绪《侯官乡土志》卷五,《氏族》。
○6同治《福州高氏族谱》,卷首,《世系源流考》。
○7冯登府:《闽中金石志》,于竞:《 琊王德政碑》。
○8林汀水:《对福建古代交通道路变迁的几点看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1991年6月编修:《上党乡志》,一、《大事记》;二、《姓氏》。
○101989年7月编修:《犀溪乡志》第四章,《民族户籍》。
○11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九,《风俗》。
○12○15何齐选:《闽书》卷三八,《风俗志》。
○13万历《吉田县志》卷一,《封域志·风俗》。
○14乾隆《福宁府志》卷十四下,《学校志·风俗》。
○16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土风》。
○17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谕嘉登文》。
○18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四六。
○19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土风》。
○20乾隆《福宁州志》卷十四,《学校志·风俗》。
○21周亮工:《闽小记》卷三。
收稿日期:1997-11-18(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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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7-25 11:04: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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