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减一星 将军当士兵----------韦杰中将下连当兵轶事
张治宇 车军光
韦杰(1914-1987),壮族,广西东兰人,曾任红军师长、八路军旅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军长,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我军著名的一代战将,也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高级将领。1958年总政做出军官下连当兵的规定后,时任军区副司令的韦杰中将立即带头下连锻炼,与基层官兵结下深厚情谊,本文记述的是他下连当兵的几则故事。
1958年初夏,韦杰刚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就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将军下连队当兵”的号召,来到驻重庆某团“红二连”当兵。“红二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历史上战功卓著。连里一听说身为军区副司令员的韦杰中将要到连队当兵,大家兴高采烈,犹如过年一般充滋着欢乐的气氛。
报到那天,连长、指导员向韦杰汇报连队的情况。韦杰听了个大概就挥挥手说:“好了,连长、指导员,我是来当兵的,咱们有的是时间,现在是不是给我先明确一下,我分到哪个班呀?”
“哦,韦副司令,我们研究过了,您去一排二班可以吗?”
“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这是连首长的分配命令嘛!走,咱们去二班。”
指导员慌了:“首长,首长,二班现在没有空床铺,住不下,我们就在连部给您准备好了房子,请您……”
韦杰觉得有点奇怪:“什么?住连部?你们大概还给我安排了公务员吧?”
“……嘿嘿,是安排了一个通信员照顾您。”
“我是来当兵的,分到二班就到二班去住,住在连部算什么当兵,再说班长怎么管我?”韦杰说,“将军下连队当兵可是毛主席和军委定的,我们落实起来可不能走样啊!”
韦杰说完,走到隔壁,见跟随自己下来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给他收拾东西,准备在连部住下,他不高兴了:“你们是来当兵的,还是来检查工作的?都下班里去!谁也不许住连部。”
在韦杰将军的坚持下,他带着随行同志分住在班里的通铺上。韦杰住到二班后,半夜起来小解,发现二班门前站有哨兵替卫。显然这哨兵并非为了警卫二班,而是为他这名二班特殊的列兵而设。
第二天,他不再找连长、指导员,而是直接找到团长。其实,团长主要考虑到这么大的首长住在班里不安全,才特地指示连队安排哨兵担负替卫的。韦杰见到团长,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是不是每个班门前都要派岗哨啊?”团长知道韦杰发现了秘密,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韦杰反问团长:“和自己的战士们住在一起,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团长想想也是,只得撤除了班门前的岗哨。
又过了几天,新列兵韦杰又发现了问题,他这回去找班长。
“报告班长,为什么别人都轮流上哨,单单没有安排我的岗?”
“这个……首长,您的情况毕竟不同……”二班长急得一个劲挠头。
“没有什么不同的,大家都是普通士兵,我请求按照规定,安排我的岗哨。”
班长可真没这么大权力,更没这胆子敢安排中将级别的岗哨,他把难题交到了连部。连长、指导员也觉得,这可是比让将军住在哪更头疼的事!研究来研究去,指导员眼睛一亮:“干脆,咱来个折衷的办法,既不为首长排岗,也给他找点事干,等到二班长查岗的时候,把首长一块儿喊起来查岗……”
连长、指导员把这个想法给韦杰一说,他倒同意了。“嘿嘿,我这个列兵说不特殊,还是特殊嘛,享受和班长一道查岗的权力,上士级待遇嘛。”
到二班长查岗的那晚,果然叫起了韦杰。两人出了门,二班长急忙抢到韦杰身旁,撼亮手电筒,一束光柱投在韦杰脚前。原来他怕韦杰年纪大视力差跌倒。韦杰忙要班长关闭手电筒,并轻声问班长:“你们平时查哨也打手电筒吗?”
“不打。我怕首长眼睛夜里看不惯,路又不熟……”班长忙答。
查哨的目的是什么?”韦杰又问。
“看执勤的人是不是坚守岗位。”
“我们老远打着手电筒,是去查人家哨兵呀,还是哨兵查我们?”二班长只好熄灭手电筒。这次,他走到了前面。他们的交谈声惊动了哨兵。走到哨位前,哨兵没有按规定盘问口令。
“班长,今晚的口令是什么?”韦杰问。
“东方。”
“哨兵同志,你为什么不问口令呢?”韦杰把脸转向哨兵。
“问啥子口令呀?远远的我就知道是首长和班长来查哨。”哨兵嘻嘻笑道。
第二天二班召开班务会,韦杰就岗哨问题发了言,令大伙儿心悦诚服。
韦杰虽然吃住在二班,但却成了“红二连”全连的客人。课余时间,他常分头到各班串门,坐下来和战士分烟抽,拉家常,碰到打扑克,他也上去摸两把。他去的最多的是炊事班,有时吃完晚饭,他就在炊事班宿舍里盘腿坐下来,等炊事班的同志收拣完厨具,就和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
一天,他又去炊事班,有人张罗着合影留念。这点不难,团里的新闻干事就有照相机,士兵们高高兴兴地来了,抢着挤到韦杰身边。
“不要挤,先等一下再照,”韦杰招呼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间题呀?我们着装上有什么不合乎条令规定的?”
大家面面相觑。韦杰的着装绝无问题,尽管炎炎夏天的重庆火炉,58式士兵夏常服仍穿得整整齐齐,扣着风纪扣,士兵的帆布腰带系得紧紧的,就连那顶苏式的船形帽,都一丝不苟斜扣在头顶,略向左倾斜。这下大家明白了,将军批评他们没有戴帽子呢!
原来,50年代我军学习苏军正规化,搬来了苏军的条令、编制,就连苏军的服装式样都搬得一点儿不走样。士兵对别的都还好说,惟有那夏季士兵帽无法忍受。大家谁都不愿戴“船形帽”,周末上街,出了营门,有人干脆就一把抹下帽子,塞进裤兜里。军帽问题在基层部队日益突出,可一时又不是哪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此时,韦杰在“红二连”却利用和战士照相的时机提出了“船形帽”的问题。“大家都说这帽子不好看,不愿意戴,依我看,只要是统一发的军用品,就无所谓好看不好看。”韦杰慢悠悠地说:“大家都戴了,就都好看,你们都不戴,就我一个人戴,就不好看,你们如果为了照顾我好看,就应该都戴起来。照相嘛,咱们都一样好看才行,不能光你们好看呀。”
大家赶紧戴起了“船形帽”,庄重地和韦杰中将合了影。
韦杰拿到照片后,高兴地审视着,他对战士说:“唉,两星减一星(中将为两顺星,列兵为一顺星),将军当士兵。你们看,还是戴上军帽精神些嘛。我们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走到湖南下大雪,部队没有冬装,打土豪分到一些布,什么颜色都有,自找裁缝做冬衣,穿出来一集合,花花绿绿的都有,那才叫不好看呢?部队嘛,还是要讲统一,统一了就好看。”
韦杰下连当兵后不久,正好遇上团里射击训练考核。连里考虑,韦杰刚到连队,就不参加考核了。于是,连长、指导员为这事征求韦杰的意见。
“首长,有件事想跟您请示一下。”
“一不要叫‘首长’,二不要说‘请示’,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你们下命令。”
“连队要进行第一练习实弹射击考核,首长是不是就不参加了?”连长小心翼冀地问。
“那怎么行,我是二连的一员,考核二连就包括考核我~”韦杰一口回绝。…
“首长参加考核也行,那就不算二班的成绩。”指导员脱口而出,显然是有备而来。
韦杰这下听住他们的意思了,很不高兴地说:“怎么,你们信不过我这个老兵,怕我拉下二班和连队的成绩,对不对?”
连长、指导员被将军点破心思,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二班是全连的尖子班,射击成绩评定从来都是在优秀以上,从没有谁打过“光头”的。
“放心吧,我在红军时期就当过射击教员,这几天又跟着练习过,打个良好问题不大吧。”
实弹射击考核那天,射击场上气氛十分热烈。百米胸环靶,9发子弹有依托射击,乒乒乓乓打下来,就轮到了韦杰。只见他熟练地卧姿装子弹、定标尺、举枪瞄准……
“红二连”的士兵将视线投向将军,充满好奇。连长、指导员更是紧张,说不清为了什么,百来号人的过硬红军连队,真正打出“光头”也没什么了不起,其他人成绩一带,只要总评达到90%,全连仍可以优秀。关健这是堂堂的将军啊,他要打不好,似乎于将军和全连的面子都不好看。就连团长,都亲临靶场观看。
其实,就是久经沙场的韦杰,又何尝不紧张?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这玩意儿了。“乒—”枪声响起来了。随着红色报靶杆一次又一次地横向晃动,一个10环,又一个10环!射击场上掌声雷动,有的战士激动得流出了泪水,简直比自己打了优秀还要过瘾!
报靶,韦杰成绩为86环,平均算起来,他必须打5个10环,四个9环,超级优秀!
韦杰沉稳地请报靶员把靶子拿过来,亲自当众点验,一个个数过黑黝黝的弹洞之后,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在场的团长乐哈哈地对韦杰说:“首长,你真是个神枪手啊!”
韦杰说:“从前在江西苏区当侦察员,硬是下功夫练过的,朱老总那时要求很严格,射击技术不过关,怎么能当侦察员?不过,好多年不练了,今天上靶场也有点紧张,怕真的打不好拉二班的后脸。我叫把靶纸拿过来看看,意思就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打上了。”
“‘红二连’能打出这成绩的战士都不多啊。”团长钦佩不已。
“我本来就是‘红二连’的战士嘛!”韦杰和红二连战士们的笑声响彻整个靶场。
韦杰在红二连当兵虽然仅两个月,但他那普通一兵、平易近人、言传身教的优良传统,却深深地印在了连队干部战士的脑海里。正如谭政在总结军官下连当兵时说的那样:“我们的干部下连当兵,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时也说明我们军队官兵一致,从高级军官到士兵没有距离。”韦杰的言行正是践行这段话的最好证明。
·军事史林·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