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云破雾走云南（3）

南粤孤客

	[这个贴子最后由南粤孤客在 2004/01/08 04:01pm 编辑]                             南诏故里寻百越      洱海是南诏古国的统治中心。今天来到南诏故地，走马观花地到大理苍山的清碧溪、感通寺和大理古城转了一圈儿，约傍晚七点半钟才到达丽江古镇。      然而，西双版纳原始丛林的自然景观却在我脑中不停地回放。大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景观都不能把我的游魂唤回。我很渴望到傣族的社区中好好体验他们的文化生活，深入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世界。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分离了，我们布依族与傣族到底还有多少是可以相通的？我们各自都在守卫着什么？为什么有的东西能够守住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变异？我们都各自放弃了什么？为什么放弃？我们都同时向其他民族吸收了什么？为什么吸收的对象会有差异？我们各自的将来会何去何从？有没有重新整合在一起，重构一个族群的可能？……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婀娜多姿的民族，恐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那幅少女裸体壁画——欢乐的傣族泼水节。在举国民众刚刚走出毛泽东专制集权禁锢大众思想的黑暗时代，人们天天都在期待着生活奇迹的不断发生。经邓小平“解放思想”春风沐浴的艺术家们，大胆地创作了这幅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出格”的美术作品。它的出现，不但狠狠地震撼了中国人的灵魂，也震撼了全世界，以至不久，就被行政当局用布帘密密实实地给遮盖了。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谁也说不出这幅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极为难得的艺术精品到底身归何处！      再认真地追溯，准确地说我最初认识西双版纳自然环境的机缘，是一部反映上海人在版纳捕猎大象的电影记录片。就当时的观念，那些深入热带雨林捕猎的人都被当成是英雄来反映的。随之，到处印发的相关连环画册，更加被那个年代的少年儿童传阅。儿时，家中长辈常向我们叙说传说中的大象形象。“xiaangx”这个与汉语极为接近的布依语词汇，让我从小就魂牵梦萦。这种世上躯体最庞大的动物，相传在我的家乡就曾有过。据史书记载，唐宋时期川黔交界的綦江和桐梓仍然有大象出没，到有明一代，今贵州北部绥阳一带也还有印度犀出没。据此推测，至迟于明代之前，贵州黔南——我的家乡应该还有大象的足迹。      大象、孔雀和热带雨林，以及一马平川的田坝，构成了傣族人生活的乐园。就云贵高原而言，一直以来傣族的生存环境应该是最优越的。他们也没有辜负上天赐予的厚爱，借助佛教文化的力量成为西南地区百越族系中发展程度最高的民族。当然，与百越族系的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与身俱来的忠实厚道导致他们不事扩张，不喜掠夺，在历史上长期与邻居民族和平共处，极少发生征战，少有血与火的熔铸，以至缺乏氐羌族人的勇猛和刚性。于是，就被大约最晚于战国中期开始南迁的氐羌族人及其随之而来的中原华夏民族或同化，或驱出金沙江南岸的滇中地区，与今天贵州境内的越人脱离，偏居于滇南的热带丛林里，与同一族系的原住居民相融合，发展成今天的傣族；或继续南迁至中南半岛，与百濮（孟高棉语族）族系相接触，发展成今天老挝和泰国的主体民族。      有史学家认为，今天主要居住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洱海沿岸的白族，就是南下氐羌族系中的一支与傣族先民相融合，之后再与汉族融合的结晶。百越族系在新石器时代（约公元4000至1万年前）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彩色印纹陶等器物。近几十年来，云南的考古工作队就曾在洱海周围发掘出这类新石器时代的百越文化典型器物，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这里曾经是越人的生活区域。王懿之先生在其新著《云南上古文化史》里综合各种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也证实了今天的滇西保山、大理至昆明、滇东北的昭通以南地区，远在新石器时代曾经是百越民族在云南的主要活动家园。再综合其他史学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长江以南地区，西起云贵高原，东至江浙一带，南到东南沿海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唱主角的就是百越民族了。      在滇中、滇北和滇西北的横断山系余脉南端的众多谷地里，自战国中期就开始有一支民族迁来，他们以游牧为业，发源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湟水（又称西宁河）流域，属古史中记载的氐羌族人。南迁的初期，与原住民族——越人接触，他们明显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从云南的青铜文化考古发掘中可以寻找到一些信息。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云南地区的青铜时代大约是在春秋末年到西汉末年。迄今发掘的众多青铜器中，有的器件就镌刻着反映氐羌人与越人之间冲突的图像，而氐羌人是被当成战败者来描述的。如滇池地区的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的器盖上就有一组铸件：22人5匹马。冲突双方，一是有明显的“椎髻”特征的越人形象，另一是有明显的“辫发”特征的氐羌人形象。还有晋宁石寨山13号墓也出土一件雕刻着“猎头”图像的铜牌饰，反映的是越人猎杀氐羌人的残酷场面。滇池地区的越人（史称“滇人”）在青铜时代发展成云贵高原西部最有势力的部落联盟，并建立了与夜郎相匹敌的滇王国，初来乍到的氐羌人还不可能成其对手。      滇王国灭亡，越族被从统治地位掀下的转折点是战国末期楚国将领庄蹻率军入滇事件。可别小看了这位庄先生，他凭着楚国的强大后盾，为达到占领云贵高原与已经占领了蜀国的强秦抗衡的目的，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前280年之间，受楚威王的命令，“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一路横扫夜郎，长驱直入滇王国领地，武力降服了滇王，接着平定周围的越人各部，“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取滇王而代之，建立了以中原华夏族为首的新的滇王国。      据历史传说，华夏民族是因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融合而形成。许倬云先生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当在西周之时，以其包容各种族群的气度，熔铸为一个有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西周史（增补本）》）。综合各种历史文献资料，我以为黄帝部落是由北方南迁的游牧民族的主力，炎帝部落是由南方北上的农业民族的劲旅，他们大约是在黄河中游相遇，并经过上千年的互相征伐才最终融合，并共同创造了黄河中下游文明。直至今日也不难发现，华夏民族就兼有游牧民族的粗犷豪爽和农业民族的平和细腻。经过上千年血与火的生存锤炼，这个民族在东亚地区成了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民族。正面地说是个既有大勇又有大谋的民族。      尽管楚国上层统治贵族是华夏族（黄帝之后祝融部落）的后裔，但是事实上楚国还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因此，庄蹻所率领的“王滇”之众，也不可能单纯全是华夏民族，他们当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一支军队，这样的军队是难以结成以华夏族为单一民族的文化整体的。千里之遥西征入滇，尽管凭借武力成了滇王国的上层统治者，面对“夷多汉少”的越人强大的文化势力，他们也不得不“变服从其俗” （《史记•;;;;;;;西南夷列传》），而最终竟被越人同化了。      这可能是云南越人与华夏民族的首次大规模接触，并首次将其同化。这次接触，在政治上，越人是明显的失败者，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应该是最大的得益者。这支楚国军队各类人才应该不少，楚国相对发达的农耕技术和先进文化靠着这些智勇双全的强健士卒传播到了云贵高原的腹地。他们还依靠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优势，娶越人妇女为妻，结成“楚父夷母”的家庭，在越族人种的发展史上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优化。这次民族融合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融合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细查该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物上那些丰富多彩的精美图像，不难发现当时的社会情景是安定有序，民众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各民族和睦相处、歌舞共乐。      再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在越化的汉人或汉化的越人群体中，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豪门大户，如爨氏家族，就是越化的汉族；而被诸葛孔明“七纵七擒”的孟获，就是汉化的越人。历史上称这些豪门大户叫“南中大姓”。其著名的还有霍氏、雍氏、吕氏等。与此同时，得益的当然不只是越族，氐羌族人趁着“越华相争”的机会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更大空间，开始学习农耕，过起聚族定居的农业生活，并逐步强大起来。      秦汉以后的云贵地区，社会并不很安定，民族间的冲突不断，反抗中原专制王朝统治的民族起义也时有发生。中原汉族与云南越人冲突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恐怕是在西汉的王莽时代（公元9年至23年）。在两汉专制王朝统治的约三百年里，统属“西南夷”的整个云贵高原和川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居统治地位的汉族南下官民就不说了，其中尤数百越族系的夜郎、滇、鸠僚等发展程度最高，已经从事农业，聚族而居，中心地区还发展成了城镇；氐羌族系的昆明、笮、摩沙等次之，主要是随畜迁移，有部分是兼营农牧；百濮（孟高棉语族）族系的苞满、闽濮等则最次，很多还处在原始社会中。随着汉王朝施行“移民实边”的强硬措施，有组织地不断将中原汉民向这个地区迁移，人口遽然增加，于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被激化。到王莽统治时代，专制王朝对该地区实行更加严厉的统治措施，民族冲突达到顶点，反抗汉族统治者的起义此起彼伏。于是，王莽派20万大军武力镇压滇中的民族起义。      这也是有史记载的汉族首次大规模征伐“西南夷”地区。它对越人造成的社会动荡与心灵创伤尤其深刻。傣文史书《帕萨坦》里就有相关的记述。说在强大的东方民族（指中原汉族）来进行掠夺奴隶的战祸前夜，傣泐部族内部发生了内讧，名叫南召的著名女王被杀害，遗体被草草埋葬在“勐少本”（洱海地区）城郊。整个部族共12000人，在另一位王族女领袖南罕棒的带领下，顺着澜沧江向南迁徙。经过多年的展转跋涉，才最终来到“阿腊维”（指西双版纳）地区安居。此后数年，又有5000多傣泐人从“勐少本”和“勐浓傣”（指滇池、洱海地区）迁来。自此以后，再经历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政治柔道术的多次翻云覆雨地玩弄，至少自新石器时代起就世世代代居住在洱海—滇池一线地区的越人，从此就犯上了“恐汉症”，在近两千年的民族交往中，一直是被动地采取“汉到夷走”的退让策略。南迁，再南迁，以至到了中南半岛，成为老挝、泰国的主体民族。      当然，逃亡的也并非滇中越人的全部。仍然有一些部族坚守家园，直至700多年后的公元8世纪中叶，氐羌民族后裔“乌蛮”（今彝族）和“白蛮”（今白族）统一了洱海的各个部族，建立南诏国时，南诏朝中还有越人“茫蛮”（今傣族）首领如赵龙细利等任“大将军”……。直至今天，在大理地区的白、彝、汉民族的长者口中还认为本地曾有大量的傣族先民与他们相邻而居，云县、华坪、弥渡、云龙、洱源和漾鼻江一带是他们的聚居地。而且，该地区今天仍然有傣族人聚居。      好了，到此打住！我不厌其烦地将散见于各种史书中的史料片段串联起来，叙述这些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史实，不避别人笑我拾人牙慧，做文抄公，也不敢抱怨百越民族的懦弱，独有艳羡北方民族的勇猛！

南粤孤客

	     我认为还是李辉先生依据人类遗传基因编制的那张百越民族迁徙图比较能说明问题，即中南半岛大约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是越人的主要居住地。傣族的南迁很明显是北方民族南迁导致的。他们前往的南方仍然属于同一民族的居住地，只杂有少量的孟高棉语族。当然，就整个云贵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说，都不可能说自古以来就只有越人居住，其他民族也是有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秦汉以前越人是最大的民族。

侬氏春秋

	侬智高——我的先人，在壮族人民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领袖，所谓的大理国将他的首级献给了北宋，并不是信使，他后来转辗到了东南亚，现在的泰国和老挝，都有英雄侬智高的传说。

侬氏春秋

	好羡慕南粤孤客贝侬，可以和傣族贝侬亲密接触。

luomaren

	[这个贴子最后由luomaren在 2003/10/14 06:03pm 编辑]     据称侬智高兵败后撤往大理国，而后者迫于压力将其家人交给宋王朝，那当时广西的僚人部落和大理国有什么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呢，仅仅是语言相通吗？泰国的泰族自称是元军攻入大理后被迫迁徙至中南半岛，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和泰族同源，语言相近，而且老挝和泰国的王族也有来自云南文山一带，专家说泰族老族壮族布依族这几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用语有60%~80%是相通的，那么在当时的战乱年代，能够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不发生长期的民族冲突，原因是不是僚人部落战斗力强于当地土著居民，要不然就是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越人的世居地呢？

红棉树

	通过这篇游记，我也看到了南粤贝侬比我渊博得多的西南民族史知识。在以往的僚人史研究中，我没有重视滇越以及西南地区其他僚人的相关历史，而比较注重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僚人史的研究，而这篇《南诏故里寻百越》使我反思有必要结合历史记载、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知识，来详细比较研究一下华南与西南的僚人史以及各地僚人，这样才能够将扑朔迷离的僚人迁徙史疏通开来，这样做对僚史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