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族蛙神銅鼓
上圖是廣西藤縣1964年出土的銅鼓(約為西元220--200年制)。上有太陽紋、羽人紋、鷺紋、船紋、绹紋、水波紋、圓圈紋、象眼紋、節紋;鼓面有4隻青蛙,兩對雙騎、一個單騎、一雙水鴨等,形象地反映了壯族人民的社會歷史、自然風貌和經濟文化生活的某些狀況。尤其是青蛙,更是壯族圖騰崇拜的標誌。這是目前珍藏銅鼓之中紋路、形象最多的一個,已被考古學者列為我國銅鼓中的特級珍品。
銅鼓是壯民族極具代表性的文化遺存之一。銅鼓和青蛙都曾是壯民族的圖騰物,都是壯族敬奉的神明;在許多場合出現過的圖騰物,蛀紋銅鼓尤其突出;它是壯民族各部落融合的產物,是蛙神崇拜的產物,是民族共同信仰的強化。
蛙紋銅鼓是一個綜合體,是蛙圖騰和銅鼓圖騰為中心的部落共同聯合體,也是壯民族先民圖騰意識、功利目的、審美價值、心理追求、巫術信仰的共同體。圍繞蚌紋銅鼓的描述屢見於古書,如唐劉恂《嶺表錄異》中記載:“有鄉野小兒,因牧牛聞田中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蠻酋冢也……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厥;其上隱起,多鑄蛀邑之狀,疑其鳴蛤即銅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於廣帥,懸於武庫,今尚存焉。蛙鑄於銅鼓,是鼓之精,精,謂神之至靈也。”氏族融合後的蛙紋銅鼓,成為民族共同事奉對象,是一種至尚的器物,“用之以戰陣,祭享”,蛙紋銅鼓不再是圖騰物,而是權威的象徵、神靈的象徵。
蛙紋銅鼓形式多種多樣,製作極為精美。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樂器門》曰:“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制正圓,曲其腰,狀若烘藍,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果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宋範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有雲:“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滿鼓皆細花紋,極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兩人異行,以手柑之,聲全似鼓。”明代鄺露亦有“錦紋精古,翡翠煥發,鼓面環繞作蛙龜十數,昂著欲跳”的描述。蛙紋銅鼓的蛙紋都是立體昂首蹲坐式,造型巧奪天工,這些銅鼓沉澱了壯族先民的智慧和才華;也沉澱了崇蛙之情。
縱使在鐵器傳人之後,生產力大力提高,但人們仍不能擺脫自然旱澇的影響,而僅僅依靠蛙圖騰的血緣依關係已經不能滿足當時人們的心理要求,他們需要更深層次的寄託,因而他們把蛙神形象具體化,把蛙神崇拜偶象化,蛙紋銅鼓綜合了蛙和銅鼓崇拜中心的多層信仰:代表對陽光渴求和仰慕的太陽紋、代表雨水和子孫繁旺的蛙紋、代表世世代代需以保護的銅鼓本身,這樣一面靜止的銅鼓便代表了多方面的祈求。而人和銅鼓結合而產生的靈動感應更是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的期望,喧騰的鑼鼓聲是蛙鳴的呼風喚雨,人的歡歌樂舞和激昂的銅鼓聲達到了神性與人靈的統一,人們在極度的亢奮和虔誠中,相信自己對神的頂膜禮拜可以通過鑼鼓為神所知,從而得到神的庇護。
蛙神銅鼓是蛙神崇拜和銅鼓崇拜不落痕跡的融合,蛙是鼓的神靈,鼓是蛙的寄身,兩者共同支 持著壯族先民的心理。蛙紋銅鼓揭示了壯族先民的社會生活及精神世界,追溯了蛙神崇拜的起源、發展、演變、軌跡,紀錄下壯民族各部落融合的歷史烙印。
冷水衝型銅鼓上的青蛙塑像
銅鼓上最大量的塑像是青蛙。除了早期的萬家壩型銅鼓、石寨山型銅鼓和晚期的麻江型銅鼓沒有青蛙塑像之外,其他和個類型的銅都毫無例外地有青蛙塑像。
冷水衝型銅鼓的青蛙塑像製作最精緻,每面銅鼓固定為四隻,形體碩大,空身扁腹,兩眼圓突,四足挺立,身披辮形紋帶,是最華貴、最美觀的青蛙塑像。
北流型銅鼓上的青蛙塑像
北流型銅鼓的青蛙塑像有兩種:一種是素面小蛙,一般每鼓是四隻,少數鼓面是六隻。其中廣西博物館藏 140號銅鼓鼓面有八隻青蛙,鼓胸側環耳上方還有一對小青蛙,是很少的例外。這種蛙的形象笨拙、呆板,表面無紋飾。它們的排列形式,或全部逆時針走向,或全都順時針走向,或者一逆一順,兩兩相對。另有一種“累蹲蛙”,所謂累蹲蛙就是指一隻大青蛙背上馱一隻小青蛙。1982年在博白寧潭鄉大車塘出土一面北流型銅鼓,腹內還有兩隻並列的小青蛙。
靈山型銅鼓上的青蛙塑像
靈山型銅鼓的青蛙塑像幾乎都是六隻,三隻單體蛙和三隻累蹲蛙相間環列。這些蛙的後腿並攏成一,變成三足蛙,背部飾辮紋、同心圓紋、復線半圓紋,後腿臀部起密線旋紋,顯得肥大厚實,造型和裝飾都很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