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和现代化制衡过程中的壮族文化的演进
玉忠烈
【内容摘要】 壮族先民创造了灿烂历史文化,但在长期的封建时代里,壮族文化遭到强势文化的同化和压制,以此引出当今社会的壮族文化正在失落的一些问题,并试着从民族根源、语言、习俗、教育等众多方面进行综合探讨。对于历史上及今天一些对壮族文化文过饰非的思想和行为提出疑问。最后得几点对于壮族文化发展的总结,即:只有让壮族文化振兴和发展,才能多元化、现代化的社会中使壮族得以更好发展,使1700多万的壮族人民,为国家建设、中华文化做出相称的贡献。
【关键词】多元化;现代化;壮族文化;演进
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等于一体化,全球化既强调一体化的一面,又不排除特异性的一面①。因而,全球化的同时也是多元化;而现代化则是要反贫困、反落后,去除落后的东西,要在科技、文化、思想、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社会各方面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现代化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结合这两点来反观壮族文化,我认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56个民族互相交流、影响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但对内而言,56个民族又有着各自的民族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壮族也不例外。但许多人,包括壮族人,都没能明白这独立的一面。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我们通常只看中一体,但各民族文化多元的一面,在我国来说,如果不是受忽视,那么就是处于一种幼稚或者失调的状态。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壮族人民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民族文化上却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更为严重的情况则是一些壮族传统文化正在被遗忘,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遭遇到了某种程度的失败。壮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在壮族内部中的失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一 、壮族文化演进的历史背景
居住在珠江流域的壮族先民,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如最早栽培水稻——“壮族对青蛙的崇拜与该民族对水稻的发明有着深厚的历史源源”,②铜鼓,花山崖壁画,壮锦,干栏建筑,神话传说,山歌等,无一不代表着当时人类发展的精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明文化体系的建立,与黄河长江流域(即炎黄部落)的文明,是并列的而不是从属或依附的关系。
随着近几年研究的深入,壮族自己的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文化遗址的发现,壮族的文化传说也得到证实,关于壮族先民在远古时期的生活生产的资料也越来越丰富。另外,一直被认为是汉族创世神的盘古,也被证明是壮族先民最先创作的[③],“只是由于岭南地区僻壤,壮族先民创作的盘古创世神话未能载入汉代以前的典籍中。”[④]而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壮族文化的遗憾与不足,是未能创造自己的文字,因而壮族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了文字记录,只靠世代的口耳相传,而用口语来传承文化,则容易遗失和错漏。
文化只有交流才会有进步和提高。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为壮族先民带来了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并在壮族中推广使用汉字。这种可以称为最早的有系统的、由政府主持的汉文化对壮族地区的传播,对壮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只看到秦王朝以及之后各封建王朝所代表的汉文化对岭南壮族的传播与影响,却极少看到壮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反作用影响,或者说看不到两者交流的一面,甚至忽视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战争、统治对壮族人民、壮族文化的破坏性的一面。而恰恰是所谓的“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传播与帮助”,打乱了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之中的壮族文化,造成了今天壮族文化的断裂与断层。在壮族神话《布伯》中,断裂与断层是这样表现的:布伯与雷王斗,最终以雷王取胜,布伯的毁灭作为终结。而伏羲兄妹则躲在一个大葫芦中得以幸存,于是兄妹在神(或布洛陀)的劝说下结合而再生和繁衍人类。[⑤]伏羲本是汉族神祗,到了壮族的神话故事中,却分开为一对兄妹,并相配而再繁衍人类。这种变化是以洪水为原因和背景的。按照对于神话传说中关于洪水的解析,洪水是战争的代名词,或者说洪水的原型是战争。那么可以推测,壮族神谱中以汉神为再生祖神,是在壮汉之间令壮族先民几乎濒临灭绝的大战之后。这种以艺术方式曲折再现遥远历史的,我们称之为“种族的记忆”。
因此,历史上中原强国与壮族先民系统(西瓯、骆越)是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同样表现在两种文化的关系上。壮族先民虽然建立了一定的社会体系,[⑥]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群体和国家,他们还处在部落时代,还来不及实现民族的统一及建立完善的国家机器,便在强大的外来武力和文化的冲击下,在随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钳制中,他们的文化便日趋灭亡,被引向了另外的方向。而唐宋开始的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更是以政权的力量来限制和切断各地壮民间的联系,致使壮族的民族的凝聚力逐渐削弱,逐渐淡忘了自己民族的“根”。直到近两年的广西田阳县敢壮山被确认为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文化遗址,关心壮族文化命运的壮族人(由于上述的原因,一些壮族人失去了寻找回本民族根源的欲望和动力)和非壮族人才猛然一惊:原来壮族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根源,有着自己的文化血脉和积淀,有着自己的民族心理和精神!
但是壮族文化失去的已经太多,这种文化上的失落,今天让在继续着。
二、壮族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作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今天的壮族人口有1700多万,在世界民族中人口总量排名第60位,这个数量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所以应当说,壮族文化应该有相当大的贡献和影响力。然而现实是:壮族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力是非常不相称的。壮族文化对壮族人本身的影响正在减弱,更不要说对中华文化或者其他民族的影响。长达两千年封建王朝对壮族文化的同化与笼罩、汉文化对壮族文化的过度影响以及“以夷制夷” 土司制度这一畸形的民族压迫政策,所有这些大都是竭力钳制壮族的民族文化发展、削弱壮族凝聚力为目的,从而以利于中央王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掠夺。壮族这个在心灵上受过巨大创伤的民族,一个失落了“文化个性”的民族,走到21世纪的今天,即使在先进的汉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更为强大的冲击下,也显得麻木和无动于衷,缺乏吸收优秀文化、改造发展本身文化的手段和欲望,在繁华多彩的的现代世界面前,愈显得缺乏生气。“在南之汉族之各族中,壮族的势力最为宏厚,此前此族对于中国向多贡献。其蜀山文化且为中国立国的基础。将来对于国家之继续贡献,无限量也。”“饮水思源,怎可忘记壮族的功劳?”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徐松石对壮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历史地位所做的评价。[⑦]遗憾的是,他的反省思想未能引起更大的反响,他的预言在过了数十年后仍未见端倪,现实中反而有“背道而驰”之意。走到了新世纪的壮族,手足无措地面临着现代化的滚滚浪潮,在继两千年前几乎令本族灭绝的秦瓯之战后,又站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政治上的弱势,文化上的失落,经济上的落后,民族凝聚力的微弱,都有可能把壮族推向被“现代化”的外衣所掩饰了的新的民族文化同化的高速公路上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自己的文化,成为世界民族中的“孤儿”。这种状况,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壮族在对自己的民族根源、文化根源这两个问题上模糊不清,摇摆不定。多数壮族人,尤其是接受了和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年轻人,认为壮族源出于炎黄,与汉族一样,壮族的人文始祖是炎、黄二帝。这一观点在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文化遗址得到发现、确认和公布前,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布洛陀文化遗址虽然得到确认,但要使壮族人明白本族源出于布洛陀文化,自己的根源与汉族根源是完全独立的,这需要长时间的纠正。在汉族人中持有同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由于大汉族主义的长期影响,许多汉族人认为包括壮族在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汉族的分支,都是源出炎黄文化。诚然,今天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炎黄文化(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但文化影响与民族文化根源是两个根本不能等同的根本命题。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他们的祖国是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点毫无异义,但这并不表示壮族文化从属于汉族文化,是汉族文化的分支(“中华文化=汉族文化”,这种否定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有重要贡献的看法,源自长期以来的汉族文化的统治和主导地位以及大汉族主义),在面对非中华民族、非华人系统的国家、民族和个人时,中华民族内的56个少数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自称为炎黄子孙,这么做在对外关系上是出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考虑,有利于团结中华民族内的各族人民。
但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却往往只偏重于“一体”而忽视了“多元”,表现在各个民族根源上也是如此。前些年黄帝陵建成之时,舆论传媒上的统一观点是:中华民族都应该去祭拜祖先黄帝。但人们却故意忽视了一点:“中华民族”的称呼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是不恰当的,因为除了正宗的黄帝后代的汉族,更有着不是其后代的其他少数民族,如壮族。假如政府对壮族人民说:“壮族人也应该去祭拜黄帝陵。”(事实上,由政府控制的舆论,也有意无意的这么说了)个别的壮族人去祭拜黄帝陵无可厚非,但要壮族文化去认同黄帝为祖先,严格的、严肃的、从尊重宪法和尊重民族感情的角度去说,这么做不仅毫无实际意义,而且甚至是欺骗和愚民的。因为宪法说既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但也说要尊重民族文化、感情和习惯。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使得壮族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源,也填补了中国三大流域中珠江流域没有始祖的空白,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一个早期文明的生长点。布洛陀遗址是壮民族远古的一个标志性记忆,它的文化地位是认同的问题而不是认定的问题。壮族的记忆和风俗,必须得到尊重。只有使壮族人明白自身的根源,才能增强壮族的民族凝聚力,在根本上阻止壮族文化的失落并重新振作,否则,一个连自身都无法取得共同认同的民族,又怎么能很好的去认同其他民族?同时,那种认为壮族如果增强起凝聚力将有可能引起民族分裂问题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壮族作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的一员,已有数千年的共同历史,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壮族只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才能更好的发展自己。正如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费孝通">费孝通ersonName>先生强调的“文化自觉”:通过对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本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方向,来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这样,才能使弱势民族文化在充满“主体民族”偏见的“普遍文化一元化”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前“医”好自己的文化心理危机。[⑧]
其次,壮族文化的失落,很鲜明的体现在壮语的失落的这个趋势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的失落是互相影响的。如同在对待壮族根源问题模糊不清一样,大部分的壮族人对壮语的归属问题也是模糊不清,许多人,包括壮族人和汉族人,都认为壮语如同白话或桂柳话一样是汉语的分支,是汉语方言。他们都不明白汉语与壮语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的系统。壮族人(这其中排除了那些生活在广西内汉族聚居地的,自己及父母甚至更老一辈的人都已经不会壮语的,周围也没有壮语环境的壮族人)的母语是壮语,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未能使广大的壮族人明白这一点,我认为是教育和舆论宣传的过失。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其原意是使各族人民能更方便的交流,促进少数民族的进步和民族团结以及国家统一,但政府并未表示要灭绝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表示汉语和少数民族的语言可以长期并存,并且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了各族人民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在广西的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却歪曲了中央政府的原意,把推广普通话跟杜绝壮语划上了等号,不要说发展壮语,就连壮语的地位和生存空间也都是岌岌可危。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没能使壮族人民明白自己的语言是一门独立的语言,不能使壮族人民为自己的语言而自信自豪,导致了壮语在壮族人心中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中的地位的下降,使得壮族人民及本地政府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保护和发展壮语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壮族人在日常中转向使用汉语(普通话),这既说明壮族更多的掌握了汉语这一现代社会的共同交际工具,但更说明壮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为什么人们会转用其他的语言?人们总是或多或少依附在其祖先的语言上,对多数人而言,他们对其母语的依附是十分强烈,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讲自己的母语,而不会无故想专用其他语言,可是由于社会压力、强势文化的歧视、经济因素等原因,人们会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其他语言。这便是弱肉强食的情况。我认为正是汉文化、汉语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强势地位,使得壮族人民不得不学习和频繁使用汉语,接受教育,到社会上去工作,无不需要汉语。久而久之,进入了汉语圈的人的后代便没有了壮语的环境,壮语圈越来越小。甚至于在一些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汉语交际的壮族乡村,年轻的父母们也开始用普通话跟他们的小孩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虽能让孩子较早的接触汉语,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但同时损失也是相当巨大的:等这些孩子长大后,便会看不起自己的母语,因为连他们的父母也是用汉语教育他们的。这是可悲的。另一种现象则体现在电视新闻的采访中。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藏族、维吾尔族等群众在接受采访时坦然、自豪的对记者说藏语、维吾尔语,而我们的壮族老乡,却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在公共传媒上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独特的民族语言却不用,是为可悲;普通话发音不准却偏偏要用,是为可笑。这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壮族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壮语的主人壮族人,在千家万户的电视观众前,自己放弃了标志自己民族的语言,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
说到壮族人的普通话,我们知道壮语发音中没有送气音和翘舌音,因而以壮语为母语的壮族人在初学普通话时,往往在这两个音上发不准,由于发不准便经常闹出笑话,成为别人的笑柄,被嘲笑之人便产生自卑心理,并可能由自卑转变为痛恨自己的母语壮语,以说壮语为耻,进而变为痛恨和否定壮族及其文化。壮族人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的语言,以此为耻,极力“发奋”的要融入汉语圈,试问,还能指望政府或者非壮族的人来保护和发展这门语言吗?
上面的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几乎每个壮族区的壮族人,都有这种体会或者见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伤害(不管是被伤或是自伤)。而前些年一些壮族地区(指纯壮族地区或者壮族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地区)的一些中小学,直接从壮族青少年身上培养了这种伤害的根源以及自卑的情绪。有些学校作出规定:在校园内不得使用壮语,必须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违反规定的人将受某种方式的惩罚。在课堂上使用汉语进行教学及课堂的交际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也是非常的必要的。但是在课余时间禁止使用壮语,可以说不仅有悖于壮族学生的意愿,也是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精神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壮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感情,是变相的民族歧视和语言歧视。这样的现象近年发生了变化,因为这已经形成了某种惯性,踏进校门的壮族学生,不用学校的硬性规定,便随波逐流的说起普通话来,并且把这种习惯带到了学习以外校门外的世界中。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其心理的阴暗面可想而知:壮语只能靠边站。
壮语的公共话语权非常渺小,这在电视和广播媒体中可见一斑。我国的其它的4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除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因为回族没有回族语,因而没有设立民语电视广播外,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都有各自的专门的民族语的电视广播频道,由此可见其民族语在当地的公共话语权相当的大,应用广泛。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几分钟的壮语新闻,不知道是面向谁播放的(近日广西电视台在周一至周五中午推出壮语版《射雕英雄传》,本文作者母语为壮语,但也只能靠中文字幕才能听出少许的壮语,并且感觉这突然的举动颇具搞笑成分,相当突兀);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应付说明壮语也在电视广播中应用了,少数民族语言并没有受到歧视而敷衍了事。壮语在公共传媒上的蒸发,可见壮语在广西、在壮族人心中的地位是相当的低下了,由此观察壮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还有人持乐观态度吗?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的时代,及时掌握最新的信息,不管是对具体的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或是其文化,都决定着其生存与发展。但是在广大农村,许多壮族群众是听不懂汉语的(有人戏称“普通话”为“不懂话”,可见其状况与其对普通话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汉语的环境。虽然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能听能说普通话的壮族人越来越多,但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人,会因为两种语言所隐含的文化的冲突而减少对自主掌握信息的积极性,而一旦与现代信息脱节,当地的发展状况与速度将是非常的缓慢的。壮族文化多集于乡间民间,一旦壮族民间文化大量失落,则整个壮族文化的大厦将面临崩溃。
幸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拯救工作。在广西田阳县县城(距离布洛陀文化遗址的敢壮山数公里)广场,有关部门设置了音响,在傍晚十分人们聚集于广场休憩和娱乐时,县广播电台使用壮语播送一些新闻、政策和农业知识等。这总算没有给布洛陀文化遗址故地蒙羞,但其实际效果和影响究竟如何,能否引起有关部门对壮语的重视,仍有待观察和研究。
壮族文化的另一个杰出代表,即山歌文化(或曰歌圩文化)也处在遗忘的边缘。这几年随着南宁国际民歌节地位的提高和其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挂钩,壮族民间山歌、歌圩长期处于的封闭状态得到些改变,山歌、歌圩活动有所增多,很多壮族人很高兴能够放心大胆的唱自己的山歌,而这些山歌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是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而被冷落的,歌圩在解放前更是被国民政府斥为是“有伤风化”的“风流圩”而被禁止,至今在许多地方的歌圩活动仍沿用“风流街”的称呼。但遗憾的是山歌和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经断代了,许多的壮族年轻人不要说会唱,听都不会听。他们在痴迷于现代音乐的同时拒绝自己的民族音乐,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壮族山歌,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门艺术。山歌如果不能在年轻一代中树立其原本的民族文化艺术的本位形象,进而使山歌得到传承,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看见它的消亡。壮族民族舞蹈的流失也不能不引人深思,花山崖壁画上那些生动的舞动的人群画像,证明壮族在历史上有着自己的悠久的舞蹈传统。但今天,对比《云南映像》中那丰富的生动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特色,广西的《妈勒访天边》、《壮族大歌》等所谓“大型民族歌舞节目”中,所体现的壮族民族舞蹈因素,少得实在可怜。套用一句话说:壮族民间不是没有优秀的文化艺术,所缺少的只是发现和挖掘,以及重视。
民间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变化中的壮族习俗,有些是与时俱进的,比如重视教育。但更多的变化则是消失性的,其原因有生活方式、环境变迁、生产进步等,但是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对壮族习俗的不肯定,使人认为凡是“民族”的必和“迷信、愚昧“等沾边。比如关于祭祀祖先、扫墓,壮族(至少是绝大部分)是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进行的,壮族扫墓的节日跟汉文化中的“清明节”没有什么瓜葛。就广西来说,清明一到,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必进行报道,而1700多万壮族人却是与此无关,壮族的“三月初三”几乎从没有上过新闻。铺天盖地的报道加上从小学课本就开始一直到大学课程仍在宣传的“清明扫墓”,使得许多壮族和非壮族的人相信:清明是全国各族人民扫墓祭祖的日子。许多壮族人虽然仍在三月初三时扫墓,但似乎已经变得麻木、程序化和惯性化。如果说处于弱势的文化群体应该接受强势群体的节日,那么很明显中华文化就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节日,因为当今的西方强国,不论是科技、经济或者是我们一直自认为的自己的强项——文化的影响力,确实比我们要先进强大得多。但是我们不可能用圣诞节取代春节,因为春节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文化只有多样才显得精彩和生动。而同理,我国个民族都有一些本民族的独特的传统习俗和节日,如果当地政府和传媒对此不闻不问,则有可能这些承载着民族文化精髓的习俗会被迫消亡。壮族文化历来的断裂性和分散性就十分的明显,要靠壮族自己来保护自己的文化,是很困难的。壮族的另一个重大节日——仅次于春节的农历七月十四的鬼节,也是鲜有报道。我们的媒体更热衷于报道圣诞节、情人节等等外来的节日,对于自己国土上的1700多万同胞的节日则近乎忽略。
在广西的一些地方(如百色),流行着一种叫“走”(意译)的仪式,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洗礼”,即为孩子做一个仪式,保佑他能平安成长。在过去,这被称为“迷信”而被禁止,因为这个仪式要由师公(或道公)主持。壮族先民历史上多居住于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加上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残酷镇压,壮族祖先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处于绝对的弱势,时刻面临着来自自然的和统治者的灾难。人们所能留给后代的只有祈祷了。人们希望通过这么一个仪式,保佑自己的后代能有着幸福、平安的生活。这其中也许有幼稚或者宗教或者甚至迷信的成分,但却是家长和家族们对自己的后代的一种美好的祝愿,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人文关怀”。人们常说今天的中国社会缺乏“人文关怀”,原因之一便在于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摧毁了这种关怀,使自己变得毫无信仰,陷入了信仰危机而无法自救,最终导致了许多的社会的心理问题。对于这个习俗,现在当地的人不再轻易的说成是迷信,但由于长期过度的和不分青白皂红的“打击迷信”,一些资料、程序等等都已经遗失。类似于这样的壮族民间的习俗,很多都是要靠师公操办的,他们也因此掌握了最丰富最原始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很多资料也丢失了。
与民族习俗相关的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观点认为壮族地区要摆脱贫困,则生活方式必须要实现现代化。诚然,这有助于传统壮族人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以便更好的发展自身。但现在的当地政府与部门,往往只注重于经济效益,以这个思维和手段对壮族的生活方式进行现代化改造,极有可能对其早成毁灭性的后果。与此鲜明对比的是,现代都市的人们都热衷追求“原生态”的事物,现代化和原生态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让一个传统的壮族家庭过着标准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未必是“脱贫”的成功。况且,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是他们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壮族之所以能在边远险恶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下来,这与壮族某些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尽管壮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有一些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因素,但同时也包含着许多与现代化发展不相矛盾的成分和优良传统,是一种原生态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先天的经济落后可以靠后天的发展补上去,而文化传统一旦失去,如同物种灭绝,是不能修复和重现的。我们的电视媒体很喜欢转播国外的《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探索时空》(Discovery)等节目中对一些土著或民族的原生态的传统文化的报道和研究,以为他们的多元的文化很有意义,充满着人性的关怀和自由(不然也不会这么乐此不彼的转播),但也正是这些媒体,没能从中得到多少的反省,进而为保护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做些有益的工作;相当程度上,现代中国的许多媒体,正充当着扼杀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帮凶。
壮族文化失落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壮族民族教育的极端匮乏。壮族地区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从而造成了壮族文化在传承上的断裂。壮族受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自古以来其民族教育和学校教育便相互脱节,布洛陀文化遗址所在地广西田阳县,据《田阳县教育志》载,当地宋朝以后开始有私塾,但所记录的最早的正规学校教育,始于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田州知府岑伯颜修德政,延师教诸子”,此时距离秦瓯之战已有1500年左右,其课程内容也无非“四书五经”等等。壮族学生从小上的就是汉式学校,从课本、教学大纲到教学参考书都和汉族学生一样的全国统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壮族地区建立了许多民族中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增加教授壮语(即以武鸣壮话为标准音的、文字为拼音壮文的“壮语”),广西各地的壮语有许多不同之处,许多以本地壮语为母语的学生,除了要学习正统的“第二语言”汉语外,还得接受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虽然也是壮语的壮语和壮文,等于是增加了两门外语,无疑的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而且,学习所谓的“壮语”,在生活中是没有用处的,拼音壮文的实际用处更值得怀疑,因为事实上没有哪种报纸刊物或者壮族的神话传说典籍等等是用这种文字来发行或者记录的。相当多的有条件的学生为了躲避这种无谓的负担,纷纷从民族学校转学到常规的不用学壮语的学校。另外,即使在民族学校,壮族学生仍和常规学校的学生一样,接受的是标准的汉文化教育,很少接触到壮族文化,并且如前述的某些在校内禁止使用壮族语言的做法,学生们没有接触到壮族文化教育便先拒绝了壮族文化。他们可能获得的壮族文化方面的知识的主要渠道是民间教育,具体说是家庭教育,然而这是非常狭窄和有限的。大部分壮族学生直至毕业走出校门,根本不知道壮族有个神话叫《布洛陀》,不知道花山崖壁画,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源归何处,以为自己和汉族差不多。另外,双语教学这种体现民族尊严、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方式,只能在一些边远山区得以微小的实现——当然,这种方式在我国来说还没有很成熟的理论和实际经验——要想在壮族地区普及(且不论其可操作性如何),简直是幻想。壮族历史上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用拼音壮文来进行普遍的课堂教学,除了增加负担,没有多少的实际作用。
如果说在课堂上只使用汉语和汉字还有很多的合理之处,壮族学生接受也未尝不是好事的话,那么要在教育中传承壮族文化,所剩下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课程中加以反映。壮族的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地理、科学、艺术等也应在课程、教材中有适当的反映。这样不仅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也有助于形成壮族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培养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在学会认识自己的民族的同时,认识和理解其他民族。但是就目前广西教育的状况来说,以上所说的可以认为没有很好的实现。一个壮族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长达12年的黄金般的受教育期间,在学校所得到的本民族文化的教育,是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多元一体化”在教育上同样的偏重了“一体”忽视了“多元”。国家的民族政策体现在教育上,除了扫除壮族中的文盲、保障壮族人的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壮族学生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外,在民族教育方面,可以说遭到了广泛的曲解、不作为以及失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掌握了现代知识,成为地方上的经济带头人,或者促进了本地的某项事业的发展,但是他已经根本脱离了本身的民族文化,成为生活在汉、壮文化间的不上不下的“中间人”,或者他还没有进入社会,便在现代化浪潮的学校教育中迷失了自我。
所以,壮族学生在学校中根本没有必要自卑,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他们还可以掌握两门语言(壮语和汉语)。壮族学生当然要虚心学习汉文化、汉语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但同样要正确面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要为壮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因为:自重者,方能得到别人的自重。而作为主导语言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汉语,也应该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与发展留出空间,因为汉语也有作为弱势语言的时候(尤其是面对英语时)。
三、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壮族文化作为独立于汉文化外的一面,受到长期的封建王朝与制度的同化与抹杀。唐宋至民国的土司制度,限制了各地壮民的互相联系,从而使壮族文化很早就呈现了断裂性和分散性,壮族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相对于其他民族,显得十分的微弱。而今天,壮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关于中华文明、文化的起源,人们多将视野集中于黄河流域,以此为中心,忽视了周边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客观事实。[⑨]正视壮族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和地位,有利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缺少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单调的,也是不真实的。
壮语对于壮族,其意义尤为重要。因为壮族没有统一的宗教,其内部凝聚力、认同感又很微弱,而且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唯一能够维系这个民族的,便只有壮语了。壮语的问题比较突出,壮族人如果不能掌握作为强势语言的汉语,在现代社会中会成为落后的、被动的一方,如何解决两种语言冲突的问题,一般认为有两个方法:一是把弱势语言的一方转化为使用强势语言,即壮族人尽量使用汉语。这个方法将会牺牲更大的利益,那就是壮族文化的灭绝。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一旦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其文化也垂垂危矣;这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每一种语言都反映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也反映该语族群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并从中表现出人类文化的多姿多彩。如果一种语言消亡,那么伴随着这种语言的知识和思想也会不可挽回的失去。语言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和生物学上的物种多样化,是一样重要的。第二个方法我认为是可行的,即令处于弱势地位的壮语提升到较合理的社会地位,使其在公共系统中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方法不仅具有相当的操作性,也能改变壮语不断失落的状况。
至于壮族的民族教育问题,我认为我国教育上缺乏多元化理念,也是根本原因之一。民族教育的重心,应该是保持和发展民族的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的现代文化水平。区域可以不平衡发展,但民族不可以不平衡发展。为此国家制定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在实际中往往只看到了民族经济繁荣的一面,而一样重要的民族文化繁荣则被忽视。文化繁荣不起来,其经济也是不牢固的,而文化一旦繁荣,则将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背景和促进作用。应该用中华整体文化和壮族本身的独特文化相结合,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在强调科学教育的同时,要改变轻视甚至忽视人文教育、改变以汉族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来束缚民族教育的发展的思想和做法。
“我国民族融合的取向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里的“一体”不仅是指国家层面上的一体,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层面上的一体;一体也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共同因素逐渐增多,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使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增强创新和适应的能力。”[⑩]这样的观点如果能落实,壮族文化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弊端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壮族文化才能在多元化、现代化的新时代和将来,得到生存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③覃彩銮:《广西来宾壮族盘古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及价值》,《广西民族研究》,20004年,第3期。
⑤蓝鸿恩编:《壮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
⑥郑超雄:《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⑦转引自罗勋著:《根问——壮族研究论文集》,129页,远方出版社,2004年7 月。(本文作者注:本人赞同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徐松石">徐松石ersonName>先生对于壮族的贡献的观点,但对这个三十年代的关于“壮族是汉族一支”的提法持保留意见,壮族是建国后才有的正式称呼,“壮族是建国后创造的”仍有极少数人争论。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⑧转引自王鉴、万明钢:《多元文化与民族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25页。
⑨郑超雄:《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60页。
⑩李景铭、切排:《民族国家的命运及其民族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8页。
[参考文献]
① 罗勋:《根问——壮族研究论文集》[C],129页,远方出版社,2004年7 月。
② 蓝鸿恩编:《神弓宝剑》[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
③ 王鉴:《多元文化教育:西方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周鸿:《论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反贫困意义》[J],《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覃彩銮:《布洛陀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J],《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部分材料引自“壮族在线”,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