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桂中壮汉杂居区壮族人语言使用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以桂中两个壮族村庄为例
［摘 要］ 壮语与汉语有着悠久的接触历史，壮汉杂居区的壮族人很久以前就处于双语的环境下，汉语一直影响着壮族人，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度和深度都是不同的，甚至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缓慢的。到了现代的新时期，这种影响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及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广西桂中地区这一典型的壮汉杂居区的两个壮族村落的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去了解在新的时期里，壮汉语的关系以及新时期的社会特征对壮汉杂居区壮族人语言生活的重大影响，并对壮汉双语状态下，壮族语言的保存和发展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字］ 新时期；壮汉杂居区；壮族；语言
Abstract：(略)
Key Word: (略)
一、引言(节选)
.......(略)
选中的两个调查村落分别属于象州县和合山市行政区内.文中分别称A村、B村。
文中将要提到的几个概念，有必要先予以界定。
新时期，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历史时期。在具体的时间表现上，主要指80年代至今，并包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本文概括了新时期所具有的几个明显特征，即经济建设的市场化和优先性、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国内民族的融合性。
壮汉杂居区， 民族杂居区和聚居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我国各民族都或大或小的拥有自己的聚居区，而在一个特定的民族聚居区中，又往往杂居或聚居着其他民族，形成了杂居中有聚居，聚居中有杂居的分布特点。
壮汉杂居区，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壮汉两民族交错聚居或相互杂处，那么就将这一地区称为壮汉杂居区。如果要确定一个壮族村落或壮族聚居点是否处于壮汉杂居区，本文的界定是，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该村或聚居点步行30分钟范围内必须至少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汉族聚居点，若是在交通较方便的情况下，坐摩托车20分钟范围内，也必须拥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汉族聚居点。因为只有这样，壮汉之间的交往才有可能比较密切，语言的影响也才可能比较强烈些。若以直线距离来界定则不太妥当，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村落和另一个村落隔着一座大山，或一个位于山里一个位于山外，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会不是很密切。
桂中地区，指的是现在的广西柳州市和广西来宾市。
二、两个村庄语言使用历史和现状
（一）两村基本情况 (略)
基本情况的介绍将会突出新时期的几个特征。
A村：A村所属村民委下辖5个自然村，4个为壮族村落，一个为客家村落，但该客家村落已经全改操桂柳官话。A村与该村落离得最近，地域上连成一片，房屋也紧挨在一起。A村离乡政府和圩市所在地有30分钟左右的步行路程。前几年由于该乡修筑了至县城的柏油路，乘车到县城只需要25分钟左右，原来为土石路，需要1个小时。该乡的壮族占70%多，余下的为汉族，而汉族中讲桂柳官话的住街上或街周围，主要从事商业，客家人主要居住在乡村，以农业为主。A村，有陈、韦、罗、胡四姓，人口300多，其中胡姓，为客家人，有5、6户，30人左右，为最后到达的一支，与其他壮族三姓隔溪而住，该姓客家人50岁以下的已经全部改操壮语而忘记或只听得懂一点客家话。A村地势平坦，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现在种蔗业和养蚕业为该村主要经济来源，养蚕业发达，被象州县定为养蚕示范村。该村16至30岁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做生意的有40人左右，占青壮年的60%，村民的收入也呈多元化趋势。曾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完全被打破。村中在1986年才拥有第一台电视机，现在电视已经在村民中普及，少数家庭安装了电话或拥有手机。村中45岁以下的90%都具有小学文化，70%有初中文化，九年义务教育在1996年开始得到全面落实，因而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村文盲率将会趋于零。在通婚方面，该村的通婚范围主要以本乡农村为主，但近10年来婚姻范围在扩大，跨乡、跨县、跨地区、跨省区的都有，这部分婚姻占10%左右，另外还有 4、5户为入赘婚，从家庭的民族构成看，有近20%的壮族家庭存在壮汉通婚的情况（以未分家的家庭算）。
该地族群意识还是比较明显的，壮族自称布壮，称客家人为布哎，称讲桂柳官话的汉族人为布客，但在风俗习惯上差别也不是很大了，该村每年春秋两季，都分别有一个叫社日的节，就是祭拜村中的土地神，这是整个村落的节日，客家人也一样来参与。当然，如果与乡里的其他客家村落比较，一些节日在内容上或是重视程度上还是稍有不同的，如农历7月14日为壮族祭祖节，很隆重，客家人虽过，但不是很隆重。还有冬至节，壮族人只把它看成小节，而客家人则有“冬至大过年之说”。在族群关系上，可以说该村壮族和汉族或是与隔壁村的汉族从历史至今几乎没发生什么大的纠纷，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B村：该村为所属村委会管辖下的8个自然村中的最大村落，是村委会所在地。该村位于合山市郊，柳州至南宁的322国道旁，距离合山市区两公里左右，走路15分钟即到。B村方圆二十里内除合山市区外，还拥有几个外来人口规模很大的矿区和几个规模不等的客家村落。其中一个叫那娥的客家村落为该委管辖，人口300多。B村主要有廖、覃、谢三大姓，人口2000稍多，除少数外来媳妇和上门女婿外，全为壮族。相传为廖氏于清朝嘉庆27年跟当地土司花下巨资买下土地而始建。村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种菜业发达，为合山市区第二大蔬菜供应基地，村中外出经商、务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也有300多人，另外，还有不少村民在农闲季节通过各种途径从事其他工作以获得收入，如到附近农场为老板挖树坑等。村中在几年前电视机已经普及，不少村民家中也拥有了电话或手机。该村在90年代中期也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仍然很少。 B村通婚范围主要是合山市内各乡镇的壮族村落和客家村落，附近县市的壮族农村亦有不少，与矿区工人通婚则较少，在新时期里该村通婚范围有扩大趋势。村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和其他合山市壮族农村一样，该村入赘婚盛行，入赘婚达30%，区外山东、四川、安微等好几个省的男子也有来此入赘的，当问及村中为何许多姑娘不愿外嫁时，该村支书说，一来是因为传统，二是因为当地农村生活不算很差，通常比附近县市农村生活好些。仅从该村的地理位置和通婚情况看，该村已不是闭塞的壮族村落。
合山市壮族则自称布蛮，称客家人为布客，称讲桂柳官话的汉族人为布官。当地各族群族群意识虽然明显，但在问及差异时，除普遍认为语言为根本差别外，其他的各方面是大同小异，B村壮族认为在节日上客家人端午节比较隆重，而当地壮族则不很重视。在性格上，他们认为壮族人比较豁达乐观，热情好客，汉族人比不上壮族人勇武。在族群关系上，总体上是融洽的，特别是世居于此的各族群，更由于婚姻的关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与几十年前迁到合山的矿区工人，因为土地等原因，只是偶有纠纷，但和平交往还是主流。
（二）两村壮族历史上的语言使用格局
两县市壮族的语言生活，地方志曾有所记载。关于象州县历史上壮族的语言，清代象州文人郑献甫在他同治年间主编的《象州志》中有一段关于那时侯该县壮族人语言情况的描述：“壮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
(P233)对合山市历史上所属的来宾县民国时期壮族的语言情况，来宾旧县志亦有记载：“县境语音虽分土、客、侬、闽、粤五种，……平日往来交通，苟非不出户庭，即妇孺亦皆通官语（指桂柳官话）”。
(P269)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两县壮族人的双语状况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但是从以下情况看，虽“语言则已通矣”，但“不出户庭者”的数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也是不少的。
A村：该村由于紧靠一个汉族村落，且该汉族村落往北还有好几个客家村落，加上该村历史上就存在壮汉通婚，所以历史上该村就存在一定数量的双语人，但一般而言村中人讲的汉语是桂柳官话，他们把桂柳官话当作与各支系汉族交流的族际语，对于客家话他们不怎么学习，反而往往是有些客家人主动学习壮语。由于当地壮族在人口上占大多数，在生活水平上，除住在街上的汉族经济文化优势比较明显外，壮族人和客家人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因而壮族人在当地而言还是有自我优越感的。当然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上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村民除了走亲戚或者赶圩外，很少走出村外。因而该村的双语人虽不少，但也主要发生在与汉族有通婚的家庭中，还有读书人或与汉族人有较多来往的人身上，壮语单语人也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尤其是女性，但很多的单语人往往是听得懂一些桂柳官话，但不会说。双语人的第二语言习得也主要是长大后在与汉族人的交往中自然习得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村中包括家庭中的交流语言几乎全是壮语，壮语有至高的地位，外来汉族媳妇是一定要学会壮语的，或者不会说也要会听，因为村中人一般只会用壮语和你对话。在改革开放以前除壮汉通婚家庭外，纯壮族家庭的子女，汉语不会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B村：解放前，村内全部操壮语，除读过书的人外，绝大部分都是壮语单语人，汉语听不懂也不会说。虽然客家村落和圩市与该村离得很近，但同样是以汉族人学壮语为主，一般的壮族人不会主动学汉语。情况第一次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是在1969年，当时柳州下来了一批30人左右的知识青年到该村插队，在共同劳动生活中由于交流的需要，各自相互学习，从这起，村中会桂柳官话的人开始增多，后来又从不同地方来了几批规模不等的下乡知青，使得桂柳官话在村中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双语人开始增多。但在周围矿区未大规模建起时，当地单语人还是占主体。自矿区大规模建立起来后，外来移民开始增多，外来移民主要是汉族人。村中人由于向矿区出卖农产品等，主要是经济来往的需要，对桂柳官话的需要开始迫切起来，后来又随着合山市的成立，外来人口不断大规模涌入，壮族人出入圩市、社会交往都日益感觉有学习桂柳官话的必要。因而时至今日，除了上了年纪的一些老人外，50岁以下的人基本上是不同程度的双语人。但是，和A村一样，该村家庭中长期以来纯壮族家庭是以讲壮语为主的，而且壮族家庭中出现双语现象也比A村晚。
（三）两村壮族语言使用现状
A村：壮语在村内仍然是主要用语，特别在16岁以上的人之间，壮语几乎是惟一语言。村中在开群众会议时也是用壮语。在7到16岁之间，主要是指上小学到初中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则有2种情况，第一种为在家里与长辈和兄弟姐妹交流或主要用桂柳官话，或主要用壮语，或两语兼用,但在家庭外的村中则主要用壮语，这一部分占多数。还有一部分他们在家庭内外都只说桂柳官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与各自小社区的语言环境有关，因为村中分为好几个巷或相对集中的聚落点，各自的巷或聚落点内的人们互为邻居，而各自小社区由于各种原因，语言环境是有所差别的。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一般都还有较好的壮语听说能力，只是在个人使用习惯和态度上存在差异。而到了村子以外的陌生壮族村落，他们一般都还是以讲壮语为主的，特别是初中生。而7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之间或者与他们的长辈，几乎是清一色的用桂柳官话进行交流，他们基本上都听得懂壮语，但壮语的说话能力则参差不齐，他们未来双语的使用天平现在还很难预测。由于该村委是以壮族村落为主，而整个乡也是以壮语为主的，所以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学校，很多学生都会壮语，且各村壮语都是一样的，所以课余时间壮语还是主要交流语言.因而到目前为止，学校倒是使该村那些壮语能力差或说得少的学生在壮语使用能力上得到加强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已经是大部分汉族学生学会壮语的最重要场所，不过他们说不说又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学校教学语言已经几乎全是普通话，而桂柳官话长期以来曾一直是主要教学用语。在圩市上壮语和桂柳官话仍然为功能并重的语言，到了圩市上,由于地域相近,来往密切,谁是壮族，谁是汉族大都相互能够认得出来，因而会因人而异的使用语言。该乡壮语的口音和某些用词上与该县其他乡镇的壮语存在一些差异，但不影响交流，因而到了其他乡镇如果是遇到会壮语的还是会使用壮语，但年轻人一般倾向于使用桂柳官话，但有时为了增进感情和认同感也用壮语。
B村：由于整个合山市的农村壮族村落占绝大多数，而且客家村落也基本上能用壮语交流，因而壮语从历史上至今在原住民中一直仍然是主要用语。B村也不例外，在村中，从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成人仍然是以壮语为主要交流语言。但学龄前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交流时有30%左右是用桂柳官话的，特别年龄越小越倾向于使用桂柳官话。据该村村支书介绍，该村30岁以下的夫妇，在家里一般都是和自己的子女用桂柳官话交流为主的，但村中的大语境是壮语。当地壮族语言分三大块，只是有一些细微差别，毫不影响交流，与附近各县市壮语在口音和某些词汇上也有细微差别，但也不影响交流，因而壮语在合山市内及周边邻近的其他县辖的乡镇中仍然是壮族中普遍使用的语言，如在附近忻城县的果遂乡、思练镇，宾州区的迁江镇、良塘乡壮语仍可作为第一语言用来交流。当然，由于该村周围人口民族结构的变化，他们使用桂柳官话的频率也高了。当地山歌、壮剧也是用壮语进行表达，但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年轻人中已经不太受欢迎。B村内有一所小学，500多学生，校内教学用语为普通话，壮语为辅助教学语言，桂柳官话在90年代末期前也曾经是主要教学语言。课余时间壮语仍是绝对的第一语言。但是村内有钱、有关系，或望子成龙强烈者都想办法把自己子女送入市内读书，这些学生群体在语言上是双语兼用但倾向于使用桂柳官话，某些低年级的还使用普通话。在该村中还有少数小学生不会桂柳官话，但普通话却说得较好。在该村委的另一个自然村由于更靠近市区甚至与市区交错，10岁以下儿童使用桂柳官话已经是很普遍，语言转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四）两村壮族人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
(P83)双语状态下，一个群体对不同语言的态度，对他们的语言行为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笔者无法对两村人的语言态度进行抽样的定量统计和定量分析，但是通过对家庭的随机访谈发现，两地壮族虽然分属不同县市，从历史至今也从无往来，但两村壮族人在语言态度上近乎相同，现在两村壮族人普遍认为学好桂柳官话和普通话是重要的，甚至也普遍认为学会桂柳官话和普通话比壮语更重要。在A村中，对桂柳官话的评价，老人们有一句话，那就是：“官话通天下”，可见A村很久以前就已经感受到桂柳官话的重要性和给予很高的评价。两地壮族在民族文化传统中也均没有要求决不能放弃祖言的祖训。对于第一语言是壮语的人他们大部分对自己的母语存在感情，就是第一语言为桂柳官话的人，到其长大后学会了壮语，他们大多对母语也是存在很深感情的，并且认为这才是本族的语言。但是对自己的母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评价普遍不高。在问及是否觉得自己的语言土气时，中老年人对此不很认同或者没有这个感觉，而对于年轻人和一些有文化的人觉得壮语比较土气，甚至有时觉得在外面讲壮语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对壮语的评价，大部分壮族人认为，壮语在当地还是比较有用的，但出了自己的土语区则明显感觉自己的语言的局限性。对于选择哪一种语言为第一语言对自己子女进行传授，现在两村的年轻夫妇已经普遍倾向于使用桂柳官话。对于是否担心自己的子女或者后代不会讲壮语的问题，大部分人是无所谓或者不担心，只是有一些老人或者语言感情强烈的希望自己后代两种语言都要学好。不过很多人的不担心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虽然不直接教自己子女壮语，但是他们的周围很多人都讲壮语，长大后自然会学会的，至于今后子女主要讲什么语言则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因而虽说很多人是无所谓或不担心，但不代表他们对壮语不存在感情。总的说来，壮族人对壮语的感情功能评价是很高的，但对其功能和地位评价则不是很高，虽然不少夫妇倾向于把桂柳官话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但是这主要是从实用出发的，感情许多时候只能让位给实用。
在对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态度的调查时，笔者发现村中有影响力的家庭他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生活对其他村民是有一定影响的。A村中非壮汉通婚家庭里，最早把桂柳官话作为自己子女第一语言的多是村中比较有影响的家庭，这些家庭一般都有些家庭成员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任职，或社会交往层次比较高。如A村的陈**家，该家庭是该村纯壮族家庭中第一家出现双语的，时间是1983年，该家庭祖父是退休干部，伯父在县政府部门任职。而B村那些有钱人家也主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市里的小学读书，也更希望他们能讲纯正的桂柳官话。由于这些家庭在家庭内部一直坚持对自己的后辈用桂柳官话，村中许多成人也多不好违背这些家庭主人的意愿也就主动用桂柳官话和他们的后辈进行交流。同时他们也确实从这些家庭身上看到桂柳官话所带来的好处。法国心理学家S．莫斯考维西的实验也表明，当群体中的中坚人物显示出意见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表明的强烈性之际，可以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可以改变群体已有的合意并形成新的合力。
三、新时期桂中壮汉杂居区壮族人语言使用特点和原因分析
新时期桂中壮汉杂居区的壮族在语言使用特点上，已经步入真正的双语时代，汉语强势方言在壮族中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壮族人对汉语强势方言的重视程度亦是前所未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年轻的壮族父母们有将桂柳官话当作自己子女第一语言的倾向，而壮语的功能和使用频率则出现萎缩的迹象。
壮族和汉族是各自拥有自己民族语言的不同民族。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民系（民族）生活在同一个社会或社区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语言竞争现象。(P234)语言的竞争也就是语言综合实力的竞争，一般包括政治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经济竞争力、人口竞争力、文字竞争力、宗教竞争力。而壮语在与汉语的竞争中除了人口竞争力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有优势外，其他方面都无法比及，因而壮语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虽然壮语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壮族在长期的历史时期里一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社会之中，大部分壮族人安土重迁，因而壮语在壮族社会的功能和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壮族的整个周边环境在发生剧烈变化，壮族社会的内部也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新时代的发展浪潮里。在这样的新时期里，壮族社会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都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迁，同时在新的时期里出现了许多历史上没有或少有的社会特性，即经济建设的市场化和优先性、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国内民族的融合性，这些变量因素在深刻影响壮族社会的同时也对壮语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力。在对以上两个村庄的描述中，这些特性也已经有所涉及。
两种语言的相互竞争，必然受到政治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为了简化关系，不对此作太多论述，而着重从以上所罗列的新时期所出现的几个社会特征对语言关系和语言态度的影响进行论述。
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市场化和优先性。新时期的社会开始打破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形态转向发展市场经济，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人们的经济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村庄的农业生产已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征，外出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人也有一定数量。对壮汉杂居区壮汉民族居住格局的描述，有一句话是比较恰当的，那就是“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壮族主要是住在农村地区，而汉族主要占据了城镇，从事商业，并控制商业资源和商业网络，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大领先于壮族，加上壮族传统上又是个轻商的民族，因而汉语在壮族地区就长期是经济领域的用语，在桂中地区，桂柳官话就是经济用语。社会语言学认为，一般来说，每一个城市的语言(方言)相对与它的乡下语言（方言）来说，都是强势语言(方言)；在一个较大的地区里，中心城市的语言往往就是强势语言。(P73)社会语言学还认为，人们对非语言因素的评价会转移到对语言的评价上来,富裕地区的语言因之会享有较高的声望,而高声望则会导致其扩张、流行,这也是世界语言的一般通例。如在广东地区，包括珠三角和香港在内的粤方言区的富裕改变了人们的语言心理，促成粤方言空前的高声望；现实的经济活动更加速了人们的语言习得与语码转换，粤方言扩张因之成了必然的结果。
在桂中地区桂柳官话之所以是强势语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讲桂柳官话的柳州市是桂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并且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在经济建设成为整个社会中心任务的新时期，桂柳官话的声望无疑又得到了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也开始摒弃轻商的传统，壮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经济来往开始增多，到城市打工的人也不少，那么对汉语的需要就更加强烈。如B村由于向矿区和市区出卖农产的需要，就得主动学习桂柳官话。语言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并且该语言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用语，那么这种语言也具有了经济价值。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的在他的行为主义交换论中认为“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某种行动得到的报酬越经常，这个人就越愿意从事这种行动。”
(P47)由于壮族人意识到汉语的经济价值，并意识到学会学好汉语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壮族人也有努力发展经济，获得更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如果不学会汉语，自己将无法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网络中，从而失去一部分经济利益。
新时期社会人口的流动性。我国在新时期里，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开放性。开放就必须实现流动的畅通，只有流动才能使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经济资源得以获得优化配置。新时期里，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桂中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大规模的，外出经商、打工的人很多，其中也包括内部的流动，而到壮族地区进行经商的外来人口也不少，壮族社会安土重迁的传统完全被打破了，壮汉两族真正实现了社会交往的大互动。如在A村，柳州和广东一样都是该村并重的传统流出目的地。流动性得以实现的原因还在于新时期里交通的便利，在A村80年代后期以前下广东打工主要还是到县城乘船沿柳江后转西江而下的，因而那时侯外出打工的人还不是很多。人口的大流动必然会对族际语和共同语产生需要，桂柳官话和普通话作为族际语和共同语在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人们之间起着交流的桥梁作用，因而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对壮族人语言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合山市矿区的建立和合山市的成立带来的大量外来人口，对本地壮族人的语言生活就有很大影响。这种情况下，既有利于语言的习得，也促进了对族际语的需要。流动性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壮族人婚姻范围的扩大，流动使壮族人的社会接触面变得广泛，婚姻不再主要限制在本乡本县，包括与汉族人通婚的机会也在扩大。壮汉通婚率的增多对改变壮族语言的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往人们往往只关注汉族嫁入对家庭语言结构的影响，事实上嫁到汉族地区的壮族女子，由于他们的子女操汉语，回到外婆家就只讲汉语，有时候娘家为了使亲属之间交流顺畅，对自家的后辈就可能采用汉语进行传授。如A村中有一户壮族家庭，当问及教自己子女汉语的动机时，原因之一是家中有几个女儿都是嫁给汉族人的，为了今后不使自己的子女和表亲在沟通上存在障碍，所以就教自己子女汉语了。
新时期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人类的传播活动一般区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
(P28)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电子信息时代，电视在壮族地区也已经基本得到了普及。电子传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P32)在信息社会里，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并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P120)信息社会在形式上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在事实上信息传播往往是不平等的。壮族虽拥有壮语，但是电视电影中以壮语壮文来表现的节目和题材确是很少的。以广西电视台为例，现在的广西电视台除了壮语新闻之外其他壮语节目很难见到，而以壮语为载体的原创节目几乎为零。直到2005年4月11日广西电视台才播出建台以来译制的第一部长篇壮语版电视剧——42集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因而事实上壮族人所接触到的对于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所播放的节目都是以汉语普通话为主的，而普通话是以包括桂柳方言在内的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因而电视使壮族人直接习得普通话的同时，也间接的有利于壮族人对桂柳官话的学习。现代传媒不仅使壮族人与汉语处于直接的接触之中，同时也直接地向壮族人传播主流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壮族人在收看汉语新闻、汉语电视剧，汉语电影，收听汉语音乐，获得愉悦、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使得壮族人对汉文化和汉语产生好感，从而使壮族人更乐于学习汉语。新的时期，主流社会的文化以汉语为载体以先进的电子传媒为平台以新的表现形式来传播自身的文化，而壮语则没有挤进这个平台，这不能不给一些壮族人认为自己的语言只是乡村土语，登不上大雅之堂，从而贬低自己的语言，甚至产生语言自卑感。
新时期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学校教育在新的时期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壮族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它使得壮族地区很多人摆脱了文盲。在学校教育未得到普及以前，壮族社会是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主的，壮族人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向自己的后辈传授本民族的语言、历史传统、价值观。壮族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所在的社区里度过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受到浓重的壮族文化和壮语环境的熏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成长以后，通过与汉族人的接触才自然习得汉语的。而学校教育的普及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壮族人习得汉语的时间提前，习得的场所改变，而且重要的是学会汉语已经是他们的必须了。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是以汉语教学为主的偏重现代知识和主流社会价观的教育，而壮族许多地区的壮文教育名存实亡，教学语言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双语制教育几乎不存在，再加上学校教育使得壮族学生自身与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也开始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特别是升到更高一层教育的时候，因而学校教育使得壮族学生了解到更多的主流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也往往削弱了很多壮族学生对自身语言文化的了解和关注。而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壮族人认识到教育对改变自己命运和未来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汉语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分量也进一步增强。在桂中地区母语为壮语的学生在讲汉语时往往存在“夹壮”现象，相对汉族学生而言学习普通话困难一些，而且往往会用壮语进行思维，一般来说壮族学生在学习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知识时，确实比汉族学生存在更大的障碍，因而许多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今后到学校学习后少走弯路，而在其未上学时就教其汉语，这是很多纯壮族家庭选择汉语为自己子女第一语言的重要原因。但有时候这种手段未必就有效，因为尽管是教汉语了，但由于许多父母自己讲汉语也“夹壮”，教给自己子女的汉语一般也存在“夹壮”现象，因而自己的子女如果上学后还没意识到这点而主动努力改变的话，往往也仍然是难于改变“夹壮”的状况。因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学校教育使得壮语的竞争力在下降，而汉语的声望在获得提高。
新时期国内民族的融合性。这里的融合性是指，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对立的瓦解、民族歧视政策的废除，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已经是趋于缓和，和平友好交流成为主流，少数民族普遍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出现了高度的融合。民族融合在壮汉关系史上，就一直存在着，但是这种融合从总体上看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到了新时期，这种融合的趋势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壮汉杂居区。而“只有当两个民族集团就整体而言达到相当的和谐与融合，大规模的民族通婚才成为可能。”
(P774)而通婚对语言结构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以前面两个村庄为例，他们与附近汉族的关系总体上是融洽的，相互认为各自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且乐于相互通婚，使壮汉之间的同质性增多而异质性减少。融合性减少了壮族人学习汉语的障碍和阻力，但同时也使自身的民族特性出现模糊化的趋势。在语言观上有时候自然也会出现模糊化。
以上各个变量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们之间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从以上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许多壮族人对自己的语言评价不高，而更偏重于汉语的学习和使用，甚至把自己的母语当作第二语言，而把汉语当作第一语言。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理性选择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
(P69)壮族与汉族相比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自身地位的愿望，希望能够挤进主流社会里，而在面对语言选择时，他们不可能把具有有巨大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汉语放在一边不予重视。同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是按优势出现的先后或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的。
(P188)对于壮族而言他们目前对于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改变自身的需要是自己首要考虑的，而对于自身语言的关注度则属于次要的。
四、壮汉杂居区壮语的保存和发展
壮族是中国的第一大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壮语，壮语从历史上至今一直是壮族人民内部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壮族人成片而居，壮族人口的主体部分在居住地域上基本是连成一片的，但自秦汉以来，汉族人民开始不断南迁至广西和其他省份的壮族地区，在形成壮汉杂居格局的同时，壮语与汉语开始进入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接触时代，使得杂居区的壮族形成了双语或者多语的局面,在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之下，汉语也就在竞争中获得强势语言的地位，部分壮族人连同语言一起同化于汉族之中或者虽为壮族但语言已转用汉语，当然也有汉族同化于壮族中或汉族人改操壮语的情况，但这毕竟为少数。这种趋向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但他的发展变化也是缓慢的。但是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这种进程有一种加快的迹象。
那么壮语在壮汉杂居区功能和使用领域的萎缩，甚至使用人口出现减少的趋势，会不会使壮语在该地区发展成为一种濒危语言呢？徐世璇在她的《濒危语言研究》一书中认为，有濒危迹象的语言往往会出现以下特征：1、语言使用人数减少；2、语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升高 ；3、语言的使用范围缩小；4、语言的结构系统退化。
(P88-94)由上看来壮汉杂居区壮族语言有成为濒危语言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双语状态下本族语的留存取决于以下条件：1、语言群体的意愿；2、语言群体的语言态度；3、语言濒危的忧患意识；4、语言的使用程度；5、语言观念：“语言纯正”和“语言宽容”；6、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项目的实施。(P246-267)而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发展趋向还是不确定的，而其中本民族的意愿和语言态度对语言的保存和发展影响最大，但在时间上，群体的意愿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如美国阿拉斯加东南部的语言群体的第一代人为了确定新的社会地位而努力获得新的语言，他们顾不上关心自己的本族语，而第二代在获得新语言和好得多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随着对自己特性的关心，开始反省失去的文化遗产，曾经令人羞愧的本族语，现在被看成自豪和特性的标志，对老一代丢失本族语心怀不满、抱怨和斥责。(P250)因而我们不能把壮族人现在的意愿和态度看成是将来的意愿和态度。
新时期的特性对壮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它也会带来一个肯定的事实，那就是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语言文化的关注，如2002年一位大学毕业的广西壮族青年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叫壮族在线的网站，这是网上第一家专门介绍壮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性网站，该站的宗旨就是，“促进僚人（壮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促进僚人（壮族）现代语文的规范和统一工作。”
现在该站已经由原来的门罗可雀，发展到现在的拥有超过5000注册会员，和平均每天近500篇发贴量以及每天的上网高峰期都有至少200人以上同时在线访问的网站。这种部分壮族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壮族语言文化价值的宣传，对未来壮族人语言态度的影响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这样的一个群体今后在不断扩大的话它对壮族人未来的语言生活影响会更大，一个群体的态度对该群体语言的保留是有重要意义的。
笔者认为，要保护和发展壮语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壮族人文化的自尊和对自身语言的热爱。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壮语为载体以新的形式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去征服壮族观众。壮语相对与汉语，它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是壮族人自己的语言，壮语比汉语能更准确更生动更原始地记录和表达壮族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壮族人对于自己语言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肯定更有亲切感。拥有了优秀的文化产品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个好的平台来表现，那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传媒的力量。如果以壮语为载体的文化产品挤不进现代电子媒介的舞台，那么壮语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有竞争力，壮语也只能被认为是一种乡村土语。壮族地区只有设立壮语电视频道，壮语广播，把以壮语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直接送到壮族人的家中，壮族人在电子屏幕上欣赏到以壮语来表现的壮族传统山歌、戏剧的同时，壮语流行歌曲、壮语电视剧、壮语新闻、壮语广告也会同时撞进他们的生活。当壮语登堂入室，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大量搬入现代电子传媒的时候，壮族人至少不再认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只是一种乡野语言和文化了。
只要壮族人获得了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壮语言的保存和发展将不会是个问题。也只有获得了这种热爱，学校的壮文教育才可能发展起来，只有壮文教育发展起来了，壮文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才可能有需求的市场，而当这一切获得良性循环的时候，壮语也就肯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韩国语之所以在中国变得热起来，除了韩国经济的发达之外，还在于其来势凶猛的“韩流”文化征服了中国观众，中国人在喜爱其文化的同时也喜欢上了它的语言。因而发展壮语就必须发展壮文化。语言与文化是共生的，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如果得不到很好的继承和创新的话，它就难于与其他文化竞争，最终也影响到语言本身。
而要创造大量的优秀文化产品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作为省一级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广西自治区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壮语是少数民族语言，它不同于汉语方言，在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定上，各少数民族有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包括在学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权利，因而壮语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法律保障和法律支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从这一规定上看，保护和发展壮语也是广西自治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壮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但真正要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往往是需要投入一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果光靠壮族民间的力量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是道路是艰辛的.政府除在文化建设上应给予支持外，还应通过政策配套提高壮语的地位和实用价值。如规定报考壮族高度聚居地区公务员的报考者必须会壮语，到壮族地区任职的领导干部应以会壮语者优先。在一些场合提倡使用壮语。壮文教育的没落的重要原因就是壮文的社会实用价值太少。
同时组织专家做好壮语文的规范化工作，壮语内部有方言之分，各地方壮语由于受到不同汉语方言的影响也各有不同的汉语借词，因而使不同壮语方言区的人们在用壮语交流时产生了一定的障碍。壮语的规范化在确定某一方言为标准音的同时应该广泛吸收各方言区所创造的词汇，壮语内部有的词汇就应该优先使用而不应该一味大量的吸收汉语词汇作为借词，因为大量吸收汉语借词的结果，就可能导致壮语结构系统退化，而最终使壮语由于无法实现创新而被同化。
五、结语
在新的时期里，由于出现了经济建设的市场化和优先性、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国内民族的融合性的社会特征，而对壮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一些人放弃壮语而转用汉语不可避免，但是壮语还拥有庞大的并且高度聚居的使用人口，因而它还有它存在的广阔土壤，虽然目前壮汉杂居区许多壮族人对壮语评价不高，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壮语土气和低等，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对壮语存在感情的，并且壮语事实上在一些领域是汉语无法取代的，随着壮族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对弱势文化和弱势语言价值的认识和关注，反过来也可能会使壮族人意识到自己的特性和对自己语言文化的关心，今后壮族努力争取有利于本民族的语言政策并付出实践也是可能的，这些因素同样也对未来壮语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
在新的时期，壮族人汉语水平不断提高，壮族人对汉语的重视也日益增加，将会是一种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壮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是有利的。但是，壮语未来的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认定壮语在壮汉杂居将会迅速走向消亡也是不正确的，它将取决于如前所述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当然，壮语部分功能的萎缩和部分壮族人发生语言转用将是不可避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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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23 1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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