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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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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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3 23:02:00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一、客家人的迁徙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 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1.6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黄巢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天佑元年，朱温弑唐昭宗，越两年受禅为帝，终于篡夺了唐朝政权，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据志载：后梁时（897年），王审知被朱温封为闽王。王审知为了顺时应人，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折节下士，开门兴学，以育才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来者，皆厚礼延纳，筑‘招贤院’以馆之。”于是中原士大夫纷纷携带家眷，不避艰辛，爬山越岭，分路入闽为王审知效力。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故汀城建有白马庙，奉祀王审知。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第三次大迁徙。在此期间，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凡巨族分居，乃散处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陈氏就是宋代入汀的。当时的汀州，地广田多，人口日殷，竟达成10万之众，可谓盛矣。据史志记载，自东晋以来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涌入闽、粤、赣三省边区的时期，因为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活，气候温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对稀少，迁来的中原流徙民众到这里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黄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从《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谱”和客家姓氏渊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据《百家姓辞典》及“族谱”初步统计：晋代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入汀州宁化石壁寨的有：卓、罗、郭、詹、邱、何等姓。唐朝安史之乱先后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迁至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县的有：廖、郑、温、陈、王、蔡、杨、古、吴、沈、薛、钟、周、刘、卢、李、苏、张、阙、曹、罗、邓、伍、江、梁、谢等姓。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谢、邹、欧阳、胡、孙、赖、游、兰、魏、邓、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据《上杭县志·氏族志》载：自汀州宁化石壁经长汀迁上杭县境的计有：丘、江、朱、伍、严、李、官、罗、陈、袁、范、张、龚、黄、曾、詹、谢十七姓，所迁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据永定县调查：唐末五代迁徙入永定的现仅存阙氏一姓，南宋迁入的有：卢、廖、郑、胡、江、巫、林七姓。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赵宋王朝很少过几天安静的日子。100多年以后，金灭辽复又侵宋，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宋高宗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以后，政治一天天腐败，国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灭金，并吞中原。接着，元军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向日居住在这里的客民失败后，大批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有的战死于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于岭南海隅。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江西、安徽迁汀大量客户，一是避差役，二是顶军、奉例屯田的新客户。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一代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来汀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峰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朝祚已衰，无可挽救。石头城内福王昏庸，马、阮掌权，结党营私，诬谄忠良。清兵南下，大军压境，大臣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国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郑芝龙受清统帅的贿赂，并许以“闽粤王”，竟尽撤仙霞关的驻军，清兵入闽。客家群众奋起抵抗。然而清兵连骑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难，随臣殉国，汀洲、赣州文臣武将，自刎、自缢、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 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家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二、客家民系的形成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总的说来： 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州、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县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人界定初论　作者:李逢蕊何谓客家人？至今众说纷纭。我是梅县籍的地道客家人，过去人知道李姓来源于陇西（即今兰州），原为汉贵族，祖号为陇西堂，经过魏晋以来多次的历史性的迁徙，才到梅县。李氏高祖为李火德公，系李世民后裔。部我何谓客家人，我只能回答：从陇西南迁至梅县的汉族人，或叫做客他乡的汉族人，就是客家人。很多客家人就像我一样用这种习惯性的说法来回答，而且沿用至今，甚至连专门研究客家人的学者，如著名的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也持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准确吗？显然是不准确的，或说不科学的。汉人由陇西、陕西、河南一带南迁历时二千余年，大的迁徙就有五六次。到福建、广东等地的汉人，实际上有的形成客家人，有的则形成福老人，还有的广州人、海南人等等。如后唐农民起义将领之一的王审知，在河南洛阳失利，作战略转移至福建，最后割据福建，号称闽王，变成福老人了。宋代朱熹，祖籍河南，定居徽州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讲学，为著名的理学家，却又成为真正的客家人。所以，界定客家人，要有一个科学的尺度，不能只从源来确定。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也能解释我们姓李的南迁梅县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殊异，就值得学者深入研究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曾对客家源流、语言、文化等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但对客家人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人从民族学角度，说客家人是南蛮东夷未被开化的少数民族；有的说是蚩尤一族的后代；有的外国学者竟恶意贬称为　犭客　人，不属汉族；有人从户籍角度，把客家人与客籍等同起来，中原南徙到闽粤的汉人，托庇于大姓，乃出现所谓给客制度，即所谓“客籍”、“客人”，这种户籍概念的客，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客家人的源由和界定。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总之，我觉得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家客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系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做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在实际生活中能得到有说服力的验证。　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分几个方面阐明。　客家人是汉族中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罗香林所著《客家源流考》一书，论证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南迁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次东晋“五胡乱华”；第二次唐末黄巢事变；第三次为宋朝受金人入侵；第四次为明末满人入侵；第五次为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国事件影响。台湾中央大学范绮教授则认为客家人来源有三：第一批来自秦朝；第二批为东晋南渡；第三批则为南宋南迁。特别提出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曾派遣大军驻守广东北部大庾岭，防止南蛮入侵，秦传二世亡国后，那些军队不愿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可见，罗香林大师所说五次，再加上范绮指出秦朝一次，应算六次为宜。李松庵先生所写《客家人几次南迁初探》一文（见《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一期），就汉民族六次南迁形成家客民系的历史，作了简明概述，可看成是客家源流论的综合。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三点：一是客家人是流民族的一支重要的民系；二是客家人是汉民系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三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应视为赣南、闽西、粤东这块三角区，这里有二十九个纯客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宁化是宋末以前客家人南迁的集散中转站；嘉应州（现梅州市）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　客家人所以成为汉民族的重要民系，是因为客家人原本就是中原汉族人，因防范和开发“南蛮”、宫廷内哄受贬、战乱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形成了六次大南徙，与南方的百越族（主要是畲、黎、瑶等族）融合而成一支独具特色的民系。所谓独具特色，就是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意识特点，显示为一支独特的汉族民系，即闽、粤、赣系，也就是客家民系。有的国内外学者，常把客家人说成是“汉族”或“中华民族”，这是把“民族”、“民系”混为一谈所致，显然是不妥的。客家人所以能成为汉民系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是因为漫和的南徙历史都是大批移南方定居，取得“客籍”、“客户”资格的人，才能称为客家人。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因为汉族人南迁，不论几次，只要原来确是中原汉民族人，以具备客家人的其他共同特征，包括语言、习俗、精神等，就能称为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只抓住源流这一历史事实，加以绝对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都是经历五次南迁的汉人，有的成了客家人，有的就成不了客家人，却变成其他汉民系的人。须知，汉民系有五大民系，即：越海系（江浙系）、汀赣系、南海系（两广本地系）、闽海系（福霰老系）、闽粤赣系（即今日之客家人）。由此可见，闽粤赣系和以后扩展出去人，才能称之为客家人。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东南亚研究专家许云樵教授在《客家话音韵研究》一文中说：东南亚华人的方言，常被分为闽南、福州、客家、海南及外江等七种方言。外江帮除外，“其他六帮中有两大派系：一派是粤音（广府话）；一派是闽音，包括闽南话、潮州话和海南话。福州话则是介于吴语和闽语之间的一种方言。而以客家话最特别，和粤、闽二方都无关系，与中州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这里讲的最特别主要指两点：一是保留了中州音韵；二是不同于粤、闽方音，也和粤、闽二方都无关系。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客家人原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实在是一种官话，像中州河南的话。”所谓中州音韵、中州话，就是郑州土话，与现在的客家话非常相似。清陈兰甫著《均韵考》一书说：“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音韵大师章太炎又在《客方言字》中说：“广东称客籍，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以上说明中外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客家话源于中原，保留河南中州音韵，是河南的官话，也是土话。以梅县话为标准的客家话更接近官话，又证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还证明这种客家话是独特的，而且是较稳定的。尽管和少数民族（如百越族等）长期交融，形成客家话的多样性，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黎等少数民族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客家话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客家人具有独特汉民系稳定群体的历史渊源，特别是闽、粤为岭南山脉所阻隔，所受影响渗透较少，才有可能保存着一些较古的方音，形成客家话的特色，而且世代相传至今。客家形成于南宋论作者：张天周客家人口众多，分布范围极广。由于它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特别是随着客家人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因而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晋宋说、唐末说、唐末至宋初说、五代至宋初说，以及宋末说、清代说等。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从“六说”中可以看出，其中有四种说法都与宋代有关。对此，笔者颇感兴趣，现就客家形成于何时及一些与客家的形成、发展相关的问题，作些分析论述。一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因此，研究客家的形成，应该从民族共同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考察、分析。比如，“客家”与历史上汉民族中的“客户”有何关系。唐代的主户、客户之别和“两税法”对“客户”纳税的规定，以及宋代户口统计中对“客户”户籍的认可，一再表明移自中原的汉人、流人、流民，皆纳入与汉民族原所共存的封建经济范畴后，才可能获得“客户”或“客民”的资格。“这当是汉民族共同体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民族要素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的集中体现”。　　在客家人中，大都乐道自己的祖先原是“中原望族”或“中原士族”，他们或因官留居客地，或“衣冠避难”而来。鲜有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佃客”或“客户”。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在客家先民中的确有不少是属于士族官户或贵族之类者，但说客家先民绝大多数曾充当过佃客也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有的佃客、客户，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就拿宋代的“佃客”而言，其因无土地，只好依附于主户（即有土地的税户），或佃种官田、学田。然而，其不但拥有“一定的迁徙权”，而且封建国家还承认他们的“户籍权”。他们虽然靠租佃为生，但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自然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其获得土地途径：一是在劳动力增加和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获得土地。例如宋政府在出卖绝户田时，往往让佃户优先买，“标示见佃户，依估纳钱买充永业”，“若见佃户无力收买，……方许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二是部分官田，因佃种“岁久，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业”，按期向官府交租税就是了。实际上已转化为私有。三是通过垦荒获得土地。宋初，政府已允许佃农对其所垦的土地有永业权。南宋政府更明确规定：佃户佃耕荒田，满三年或五年而不拖欠租税者，“与充己业”，并在地契上盖上官印，办理“割移”手续。因而，这些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客户”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弄清有关“客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客家的形成。　　我们说佃客、客户，对客家的形成很有关系，是“因客家先民大多数为佃客之故”，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佃客”、“客户”都能成为客家先民。“客户”也不是“客家”的代名词。　　清代是粤东客家地区的客家人向外播迁、发展时期，当时政府的簿册已不分主户、客户，客家势力已相当强大了。但从嘉庆元年所编撰的《增城县志》来看，当时仍有不少客家人因缺乏土地，或自己没有土地而离开家乡，去当佃客，他们被靠近广州的本地人称为“客民”。如该县志载称：“客民者，来增（按：即今广州东边的增城县）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叠见，民多弃田不耕”，康熙初，“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龙川等县的人亦稍稍至。由于来这里的佃民较容易得到土地，因而“益引嘉应州（即梅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这些“客民”大都是从客家地区梅州及英德、龙川等地播迁而来的，他们当然属于客家民系的范畴。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据光绪《嘉应州志》所言，“梅地古为畲所居”，那末这个原先属于畲族人所居的地方，从何时起成了客家人聚居的天地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有的论者见北宋初所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中载称：梅地之民“主为畲瑶，客为汉族”，便把这一史料当作客家形成于北宋初的一个重要依据。笔者以为这里的“主”与“客”，是指土生土长的当地民族与外地来的汉民族相对而言。从有关史料来看，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畲民，而不是汉民。因为该地区很偏僻，自然环境又恶劣，非不得已外地的汉人不会迁往此地的。据《宋史》记载，宋初，梅州“人稀土旷”，是宋政府明文规定的安置被贬官员、流放罪犯的“远恶州”。宋廷考虑到该地区“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可见，该地环境之恶劣，足令官人望而生畏。　　由于这里土旷人稀，因此自古生活在该地区的畲族人民大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山林。而那些从外地迁进来的汉民，起初他们人数较少，一般靠租种当地土著的土地为生。这也是宋初梅州的“主户”比“客户”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六十及光绪《嘉应州志》所载，宋初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也反映了宋初这里的主、客户的实际情况。与梅州相连的循州，也是主户多、客户少，“人多蛮僚”（按：此是当时对畲族的贬称），两地情况相似。再者，当时该地区的畲民专门从事农业者很少，大都以林业为主，兼营农副业，而且一般都是粗放式经营，因而史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这与以农为本的汉人社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说明当时该地区的汉人还很少。如果汉人占大多数的话，就不存在“业农者鲜”的社会状况。可见北宋初，梅州地区还未成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天地。但是，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这里的民户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梅州总户数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二户，其中主户为五千八百二十四户（有者是由客户转化而来的），客户为六千五百四十八户。客户已超过了主户。就“客户”而言，他们大都是从外地迁进来的汉人，这从有关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　　南宋时期，移居梅州从事农耕的客民就更多了。这从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０二《梅州》中可以看出来。其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王象之是南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进士，年轻时曾宦游四方，亲临江淮荆闽等地，见闻甚广。该书是他广集资料，参订谬误，吸取精华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巨著。其所记述的有关‘梅州”方面的内容，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因为梅州土地宽阔，而以往从事农业的人又很少，所以才吸引了众多的客民来此地营生。北宋末，特别是到南宋时，梅州的客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几乎完全垄断了当地的耕地。他们凭着自己人多、有先进的文化、先进的耕作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但改造了自然，而且还在这里创建家园，繁衍生息，使梅州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客家人的生活区域。因此，我们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符合当时的客观历史。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上面所言梅州土地“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汀赣地区来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汀赣地区、尤其是汀州宁化在客家形成发过程中，曾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当时，客家先民有者留居汀赣，有者向粤东等地转迁。特别是从北宋末到南宋时，这里的客家先民更是纷纷迁入粤东。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从有关资料来看，宋以前“北人南迁，多至闽西汀州府，大多数经宁化石壁，而入粤者此时尚少。这时赣州、汀州人口较少且闭塞，正适避难移民安居，是移民安生之乐土”。据《旧唐书》所载，唐玄宗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６年），汀州只有四千六百八十户，到北宋末徽宗崇宁年间（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则达到了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户，而到南宋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竟增至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户。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自天宝至崇宁历时３５０余年，和原有户数相比才增长了七万六千七百多户；而从崇宁到隆庆２年（１１６４年）不过５０年左右，户数和原来相比竟增长了九万三千多户。由于汀赣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因而又有许多人转到粤东，于是梅州的客户亦大增，并超过了主户。这些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北方人口的迁入。　　如所周知，北宋末至南宋是我国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的时代。特别是靖康至绍兴和议１７年间，随着北方的沦陷，宋室南渡，北方士族百姓，被迫离开家园，像潮水般地涌向南方。正如史籍所言：“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这些被卷进流民队伍涌向南方的士民百姓，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有的土地财产，为了生存，抗击金兵的南侵，有相当多的人便走上了应募当兵的道路，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人，经过一番奔波后，又重新依附在土地上，靠种田维持生活。当时，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带，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士民，因而这次从中原迁入该地区的士民，其数量之多，自然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上述北宋末至南宋隆兴年间有关汀州户数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北宋末至南宋迁入该地区的北方移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此，笔者无意否定宋以前中原迁入该地的士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相当的关系）。这块三角地带，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交通闭塞，形成相对安定的地域，因此，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获得立脚、生息、发展之地，并在南宋时期，形成了具有客家特点的稳定的群体——客家民系。　　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在客家民系形成后，梅州境内仍生活着为数众多的畲族人民。他们为反对官府的压榨，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元末，畲民“啸聚”攻打州城梅塘。在元兵的血腥镇压下，众多的畲民被迫由梅南之畲坑向丰顺、潮汕地区及闽南漳州地带迁移。从此，他们离开了梅州地区。而一部分幸存的畲民被迫改族改姓保存下来，如“畲族蓝姓，改为汉族邓姓”，其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久而久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客家融合了。有极少数隐居深山避过屠杀的畲族，鉴于全境已为客族，他们怕遭世人岐视，更主要的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因而不敢公开自己本来的身份，这样，他们在长年月久中也成为汉族客家了。而客家民系在发展过程中也就增加了新鲜的血液。　　二　　客家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即客家话。那么，客家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呢？其有何特征呢？　　客家先民本是中原的汉族人，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迫使他们向南迁徙。特别是北宋末至南宋，北方人口大批大批地涌向南方逃避战乱。北方不少地方竟是“州县皆空”，乃至数百里不见人烟。在南迁的汉民中，有许多人到了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区。他们在这个交通闭塞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地区生产、生活，并以自身所拥有的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优势，影响着该地区与他们相邻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当然，汉民在某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畲瑶民族的影响。这样，在这个特殊环境地带就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生活区域和客家方言。客家话尽管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着它的主体性。就是说，其源于中原，保留着中州音韵。　　这时北方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统治者随着征战的需要，在与宋达成“绍兴和议”之前，金熙宗就把大批女真人从东北迁到河北燕山等地，与汉人杂处，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绍兴和议”后，金统治者又将契丹人渤海人等迁至燕山以南、淮河以北中原地区，有的汉人则逐渐北移。海陵王完颜亮夺取金统治权后，迁都燕京，实行全盘汉化的政策。这样汉文化在女真人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女真人汉化的过程中，汉族方面也增加了新的血液，吸收了许多女真文化”。因而汉人受女真人文化习俗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正如南宋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年）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南宋后讲到，淮北金占领区的居民，由于久习女真风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唐括安礼讲得更融洽，他对金世宗说，女真与汉人，“今皆一家”。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各地的语言难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被迫入闽粤赣边境三角地区的中原移民及其后裔，却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保留着中原汉语音韵，并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方言。　　刘佐泉在《客家方言》中，认为“客家话的入声系统，和《洪武正韵》完全符合……。总之，在客家话里，虽然有若干部分，包含了自上古至元明的语言，但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却在宋代”。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这里面说的“若干部分”，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它却反映了客家话的形成有其渊源。这从下面事例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在客家方言中，拥有最远古的语音。《诗经》中的用韵，如用现代普通话来念，其中不少字简直无法押韵，也无法分解，但在客家话音系里却可分得清清楚楚。如《诗经》里的：“双、庸、从”三个字是押韵的，但现在的普通话却不然，“双”是尢（昂）韵，“庸、从”二字是ㄥ（亨）韵。而客家话，“双”读作ｓｅｎｇ（ㄙㄥ），它与“庸、从”二字，同属ㄥ（亨）韵。　　《韵书》产生于汉朝，其用反切的方法，逐字注音。有关汉晋时期的诗词歌赋用韵的情形，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测一二。《苏武与李陵诗》中，“因、人、身、辰、秦、新、宾、亲”等字押韵。客家话，“因”读ｊｉｎ，“人”读∏’ｉｎ，“身”与“辰”均读ｓｉｎ，“秦“读ｔｓ’ｉｎ，“新”读±ｉｎ，“宾”读ｂｉｎ，“亲”读ｔｓ’ｉｎ，全部都读ｉｎ（因）韵。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诗中“窟、骨、卒”三个字押韵。客家话“窟”读Ｋｉｕｔ，“骨”读“Ｋ’ｕｔ，“卒”读ｔｓ’ｕｔ，全部是ｕｔ韵。总之，“汉晋时的语音系统，有许多是和客家音系相同的”。　　其次，在客家话的词汇中保存着许多古代词语。日常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如：索（蝇子）、禾（稻子）、樵（柴）、乌（黑）、面（脸）、食（吃）、颈（脖子）、朝（早晨）、昼（中午）、行（走）、吾（我）、其（他）、若（你）、日（太阳）、箸（筷子）、镬（锅）、莫（不）等等。这些都是古代正统文学常用的词语。如《韩非子·喻老》中有云：“昔日纣为象箸”，“象箸”即用象牙做的筷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到刘邦逮捕蒯通后，怒问蒯通曰：“若教淮阴侯反乎？”这里的“若”就是你的意思。《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谢病……莫能来”，“太后怒，不食”。“莫”即“不”，“食”即“吃”。《周礼膳夫》有“朝食”语，《白虎通》有“昼食”语。客家话称吃早饭为“食朝”，吃午饭为“食昼”，吃晚饭为“食夜”。　　客家话还夹杂着古代北方某些地区的方言，因篇幅所限在此就不罗列事例了。以上的情况反映了客家话与古代词语、语音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时候客家音系还未形成，它只能说明客家话是由中原音系一脉承接下来的。　　前面说到，刘佐泉先生根据客家话的有关声调与《洪武正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客家话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是在宋代。而中山大学古代汉语专家李新魁教授却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语言面貌”。　　上述观点虽各有各的倾向性，但彼此间亦有共同点，即均与南宋有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着眼于两者之间，即客家话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基本语言面貌。就今天客家话中不少字的读音来看，其与南宋时人的读音完全一样。这从《集韵》所注的音韵中可以反映出来。《集韵》是南宋丁度等人修订，并参考当时的读音更订反切，是研究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列举一些字词略加解释。　　“心”，按《唐韵》息林切，并音为“新”。而《集韵》注音为“思林切”。在客家话中这个字的读音为“ｓｉｎ”，与《集韵》同。　　“江”，《集韵》古双切，音“杠”，水名。《释名》江共也，小江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客家话“江”（ｇāｎｇ）与《集韵》注音“杠”同。这个字的读音，是承袭《唐韵》《广韵》而来。客家人把“江、杠、光、岗、缸、刚、扛”等，都读作ｇāｎｇ。　　“大”，《集韵》他盖切，音“汰”，与“太、泰”同音。在客家话中“太、大、泰、汰”同音。　　“粄”，《广韵》博管切，《集韵》补满切，用大米面制成像包子或饼一类的食品。客家人称之为“米反”（音ｂǒｎ）。其读音与《集韵》所注相同。　　“扌送”，《集韵》损动切，音扌双（ｓǒｎｇ），推也。客家话称“推倒”为“扌送倒”。该字只在《集韵》中有释。客家人一直使用这一方言。　　“揢”，《集韵》乞格切，音喀，用手把住也。即用手的虎口卡住。客家人称“卡住”为“扌客（音ｋā）住”。如把“他差一点把人卡死了”，说成“其差一点把人家扌客死了”。　　“揔”，《集韵》呼骨切，音忽。击也。该字作为方言流行于一些客家地区，其读音与《集韵》同。如把“用巴掌打他”，说成”用巴掌揔其！” 　　“掇”，《集韵》都括切，音哆。意指拾取、采也；用双手拿或搬。客家话把“搬石头”、“搬花盆”，说成“掇石头”、“掇花盆”。　　“噍”，《集韵》承《唐韵》才笑切，音悄，嚼也。客家人称“嚼”为“噍”（音ｇｉǎｏ）。如把“你嚼什么呀”，说成“你噍吗介”（ｇàｉ，与芥、盖，音同）。　　“讲”，《集韵》承《唐韵》，古项切，音“港”！与客家读音同，普通话读音为ｊｉǎｎｇ，客家话读音为ｇǎｎｇ。属客家话常用语，如讲（ｇǎｎｇ）故事、讲论，等等。　　“揿”，《集韵》丘禁切，钦去声，按也。客家话把“别按住他”，说为“莫揿其”！　　“揇”，《唐韵》奴感切，《集韵》乃感切，并南上声。搦也。意指用手把握住或把持住、抱住。客家话把“抱好”说为“揇好”。　　“扌亥”，《集韵》下改切。有担的意思。属客家常用语。如说：“挑担子”为“扌亥担哩（ｌｉ）”。　　“姉”字，按《康熙字典》注释，有的地方令人费解。但只要结合客家方言作些考查，就很容易把问题弄明白，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客家地区所使用的某种方言，是从宋人那里一脉继承下来的。　　据该书所载：“姉”《集韵》蒋兕切。《正韵》祖似切，姐本字。《释名》女市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诗邶风》途及伯女市。宋之天子“呼嫡母为大姉姉，妻之于嫡母亦然”。“姉”为姐本字，就当今而论，一般称与自己同辈的亲属而且年龄比自己大的女子为姐姐（通常不包括可称做嫂嫂的人）。因此，当儿子的称生母为“姉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那么，说宋朝皇帝称生母为“大姉姉”，此言是否可靠？从有关史料来看，确有其事。据《四朝闻见录》所载：宋高宗即位后，见德妃吴氏既勤劳又贤惠，多次想立她为皇后，但因“太后（笔者按：即徽宗的韦妃、高宗的生母，当时其与徽宗一起当了金国的俘虏）远在沙漠不敢举行”。高宗怀着内疚的心情安慰德妃吴氏说：“朕甚有愧，俟姐姐归（按：原注谓太后），尔其选已。”吴氏听罢拜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思之，肚子泪下”。绍兴十二年（即绍兴和议后的第一年）八月，高宗的生母从金国回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宫中。次年，高宗拟立吴氏为皇后，有一天，他为此事去见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对高宗说：“这事由在尔！”于是高宗“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按：一作“后”）之命……德妃吴氏可立为后”。从中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姐姐”，显然不是前文“就当今而论”中所指的意思。她还包有别的含义。今又查，“姐”古作“母也”，按《集韵》“母也”子野切，并同女市。《博雅》释曰：母也者母也。可见高宗所言之“姐姐”，是对母亲的一种称法。从南宋初到今天，历时八百多年，虽然时过境迁，但据调查在客家一些地区仍保持着这种俗称，如梅州五华、大埔等县众多姓氏中，有称自己的生母为“阿母也”（āｊｉｅ）者，也有称自己的岳母为“阿母也”（阿姐）者。像这样特殊的称谓，以往无人去考查，总以为这是地方上一种习惯的叫法。从现有资料及有关情况来看，客家地区的这种称谓，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其所以没有消失，当与北宋末至南宋时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带的相当数量的客家先民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语言的载体，这种叫法也随着他们的后裔世代相传。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客家话源于中原。它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言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客家话当然也不例外。而客家话形成南宋，又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三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客家的有关建筑及一些族谱来考察客家的形成与发展。　　客家人的乡土观念特别重，这大概与客家人的家园来得太不容易有关。他们弃家迁徙，每迁徙一次，建一个屋村。起初，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的房屋比较一般，当然也有少数人经济实力较强，建筑房屋也特别考究。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以及受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讲究居室建筑的人越来越多。客家民居大型建筑在宋代时较少，而到了元、明、清时期逐渐增多，正反映了客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客家的屋室有围龙式、棋盘式、四角楼、五栋式、围楼、围村等名目。粤东现存的典型的客家民居大型建筑，兴宁县有“龙兴寨”、“仙人寨”；丰顺县有“建桥围”、“紫荆围”、“永庆楼”及拥有１５０个房间的“沙田四角楼”；蕉岭县有“石寨围楼”、“九栋古屋”、“笃庆堂”；大埔县有“维新楼”（３层７２个房间）；梅县有“联芳楼”（全楼有１００多个房间）等等。这里面只有“龙人寨”为南宋建筑，是一座三层二街螺旋室建筑，围内有水井（泉水不绝）等生活设施。整个寨占地３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能住二百多人。除此之外，其余大多是明清时代所建。　　闽西客家大土楼建筑更多。其建筑特点：坚固、高大、封闭式，自成天地。其中永定县的“大楼厦土楼”，据考证属宋代的建筑物，是一座大方楼。其余的土楼建筑年代就比较晚了。而且大多数是大方楼，大圆楼极少。永定的“承启楼”是一座高头圆形的大土楼，高１２－４米，面积５３７６－１７平方米，全楼有房间３９２个，居住人数最多时为８０户、６００余人。是一座极为壮观的客家大土楼。　　客家大型土楼由少到多，反映出客家人的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同时也反映出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客家人的凝聚力得到了更大的加强。如粤北韶关曲江灵溪乡“翰亨围”，建于明末。《黄氏族谱》记此事曰：“无奈后期转朝换国，普省额外加征，强盗大贼，搜杀人命，各处修造围寨，诚惶诚恐，……遂集众商议，请来湖南工匠，筑墙围村，自得安能。”关于“修造围寨”的原因，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也是客家的大土楼、大围楼、围村、围寨，自宋至清，逐朝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粤东之五华是纯客县，居民建筑有四方土楼、围寨，等等，且大多建于明清时代。全县姓张的客家人就有十多万。他们的先辈是从福建上杭移居过来的。而且公认张化孙为客家张氏上杭之始祖。五华张氏，从张化孙为一世算起，至今也不过３４代。他们大都保留有族谱，辈分分明，《五华张氏源流溯考》（下称“溯考”）均有记述。张化孙之先辈，本居中原，“北宋末，中原遭靖康之乱，张端遂携子孙南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其玄孙张扬德，配巫氏，生三子：长子化龙、次子化孙、老三化凤。据“溯考”记述：张化孙于孝宗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年）出生在汀州宁化石壁村，在宁宗、理宗时期，曾任知州等职。并由宁化迁往上杭。配陈氏、阙氏，生十八子，派衍十八大房，九十八孙。化孙卒于度宗咸淳二年（１２６６年），葬于上杭西洋村。从张端到化孙的孙子，整整八代人。张端亦是“携子孙”入闽的，若减去三代人，其后裔五代人出生在石壁村或上杭。若一代按３０年计，五代为１５０年。张端的后裔有多少？其玄孙张扬德的二儿子化孙这一宗支就有一百余人，其老大、老三亦“财丁两旺”。张化孙迁往上杭，与这个家族人口膨胀很有关系。后来化孙的一些子孙又从这个纯客县迁往梅州兴宁五华。五华客家张均称自己是化孙公之后裔，他们“不忘祖宗言”，讲的是客家话。　　当然，北宋末至南宋从中原迁往汀赣地区的氏族为数众多（学术界不少论著都列举过这方面的许多事例），而并非张端一族。这里以张端为例，主要是他的情况较详。再者从石壁迁往上杭的还有其他姓氏。据丘复编撰的福建《上杭县志·氏族志》载：“上杭氏族自石壁村所迁至的计有丘、江、朱、伍、官、陈、袁、范、张、黄、曾、詹、谢、严、罗、龚等十七姓（笔者按：实际不止这些，还有廖、温、李等），迁至年代多在宋朝”。后来，他们中的一部人也迁往粤东客家地区。他们迁居，有者举家而来，有者家中部分成员外迁，或氏族中的一个宗支外迁。留或迁，根据情况而定，这也是自然的。正因为这样，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区，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前面已经提到，客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宁化石壁村起过中转站的作用。粤东的客家人很多都是从该地区转迁而来的。据考察“石壁村至今仍为客家人居住区域。其语言、饮食、农田耕作、民情风俗、生活工具等，都与粤东客家基本相同”。这说明石壁村是众多客家人的祖籍地，从客家民系形成之日起，粤东的客家人与他们一样一直都保持着客家人的社会文化传统。客家分布地域考客家到底分布在哪些地域？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全面的实地调查。但在目前情况下，似乎完全实地调查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因此，目前研究者们多只能通过采集各地调查的资料，加以分析统计，进行大体上的估计。调查客家分布的结果大致如下：１、福建省　　纯客住县：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永定，将乐，沙县，南平　　非纯客住县：清流，连城，龙岩，明溪，平和，诏安，崇安２、江西省　　纯客住县：寻乌，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南康，安南，崇义，上犹　　非纯客住县：赣县，兴国，于都，会昌，宁都，石城，瑞金，广昌，永丰，万安,遂川,吉安，万载，萍乡，修水，吉水，泰和３、广东省　　纯客住县：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始兴，英德，翁源，陆河，赤溪　　非纯客住县：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县，阳山，惠阳，海丰，陆丰，博罗,增城,龙门，宝定，东莞，花县，清远，佛冈，开平，中山，番禺，从化，揭阳，饶平，信宜，潮安，河源，丰顺，鹤山，徐闻，阳春，三水，惠来，化州，潮阳，新丰，罗定，台山，连山，惠东，封川４、海南省　　非纯客住县：临高，陵水，广宁，儋县，定安，崖县，澄迈，万宁５、广西省　　非纯客住县：防城，合蒲，钦县，桂平，贵县，苍梧，平南博白，玉林，北流，藤县，贺县，武宣，象县，横县，武鸣，陆川，宜山，柳州，融安，鹿寨，昭平，平乐，宾阳，邕宁，钟山，荔蒲，三江，罗城，柳城，来宾，阳朔，蒙山，崇左，东兰，南丹，信都，金秀，凤山，马山，环江，扶馁，宁明，河池６、湖南省　　非纯客住县：汝城，郴县，浏阳，平江，宜章７、四川省　　非纯客住县：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双流，灌县，会理，新繁８、贵州省　　非纯客住县：榕江９、台湾省　　非纯客住县：台北，彰化，桃园，新竹，台中，高雄，花莲，屏东，苗栗，南投，云林以上调查结果，有一些已为今天的研究者所置疑。事实上，由于目前条件之局限，研究者们也只能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一些考证性工作，实地调查仍没能实现。或许这有赖于各地（尤其是客家分布地区）研究者共同努力，步调一致地集中进行调查。就现在来说，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客家人的分布地域，恐怕远远不止已知的省份和地区。 ? 来源：客家风情客家文化客家话的形成及其特点俗话说，“入境问俗，方言为先”。客家人讲的客家话，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客家民系的主要标志。 ·客家话的形成· 客家话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关于客家话的形成，研究者认为，这与客家人历史上的几次大迁移分不开。客家先民，原本主要是河南一带的中原士族，那时他们讲的是中原汉族的北方官话——河洛话。西晋以后，他们渐次南迁，先是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恪守中原文化的客家先民，在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同生活的几百年间，既保留了自己的中原官话，又吸收了当地的吴楚方言，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次方言“江淮官话”——这就是今日客家话的源头。唐代末年，客家先民再次南迁，进入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居住。他们在南迁过程和定居之后，与操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的人们交往中，又吸收了这些方言，不断丰富自己。到了宋末、明初，他们在闽、粤、赣边区定居以后，随着这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汉族新民系客家人形成了。同时，作为这个民系的共同交际工具客家话，也在这时基本形成了。客家话称我、你、他为“涯、你、他”，其中尤以“涯”最为特殊。于是，一些操粤语的人称客家话为“涯话”。由于客家话称“什么”为“脉个”(或写作“么个”)，又被戏称为“脉个话”。那么，客家话有什么特点呢? ·客家方言的语音· 客家话有17个声母，74个韵母，和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6个声调。与广东的另外两种方言粤方言、闽南方言相比，客家话是最接近普通话的。特别是用客家话来念书面文字时，北方人也能基本听懂。客家人虽讲共同的客家话，但是，由于他们广泛分布在粤、闽、赣、湘、桂、川、琼、台、云、贵等省区，各地客家话在语音、词汇等方面也有所差异。为此，客家方言便以梅县话为标准语音。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客家话广播，也用梅县话播出。这不仅因为梅县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人口集中，文化发达，而且，在第四次、第五次客家人大迁移和移居海外的华侨中，大多数也是从梅县地区迁出去的缘故。 ·俗语、谚语、歇后语· 客家话中，有许多形象、生动的俗语、谚语、歇后语。俗语，如“软脚蟹”、“共笼贷”(一路贷)、“神神经经”、“弄古弄怪”(搞名堂)、“打卵见黄”(形容性急)、“养蛇食鸡”“天晴防落雨”、“狗瘦羞主人”、“一尺风三尺浪”、“男人百艺好随身”、“讲得三国来，豆腐做哩一锅”。谚语，如“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人心高过天，想哩皇帝想神仙”。“唔读书，瞎眼珠”。“读书爱专心，一字值千金”。“你有春风，涯有夏雨”。“相骂莫帮言，相打莫帮拳”。“坐成懒，睡成病”。“单丝唔成线，独木唔成林”。“白日喊打虎，夜晡怕老鼠”。歇后语，如“花钵种树——难成材”，“满塘鲫鱼——么锂”(么，无；指无理)，“黄牛食草——吞吞吐吐”，“哑吧讲话——指手划脚”，“船头上跑马——走投无路”，“排骨炒豆腐——有软有硬”，“擎伞戴笠——多余”，“黄连树下弹琴——苦中求乐”。 ·吉祥语· 在客家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世代相传的吉祥语。其中，有不少是借助客家话的同音或谐音，以求取得“好兆头”的。例如，婚嫁中要用柏树枝、藕、枣、草、万年青、灯盏，其含意皆为祝福吉祥幸福：柏枝——百年和合、百子千孙，藕——良缘佳偶，枣——早生贵子，草——长命草、长寿，万年青——永葆青春，灯盏——添丁生子。办喜事的筵席菜肴也有讲究。例如，蚝豉生菜——好事生财，肉圆——团圆、圆满，猪红(血)——鸿运、大展鸿运，豆腐——富。 ·避讳语· 客家民间还有种种禁忌和避讳，因之在说话中便得用其他词语代替。例如，直呼“猪血”不吉不雅，借其颜色，改称“猪红”，既好听吉利，又贴切。“舌”与“蚀、蚀本”同音，便反其意，改“猪舌”为猪利”。“伞”与散伙、离散谐音不吉，用其遮风挡雨的作用，改呼“遮”。竹笋的“笋”与损、损失相谐，借“雨后春笋节节高”之意，改称“节节高”，鸡卵的“卵”与“乱”谐音，改称“鸡春”(春与“存”相近)。客家民间对人生的“生老病死苦”，最忌病、死。因而，生病改称“唔自然”、“唔自在”、“唔舒服”；找医生治病，得改为“看先生”等等。甚而连“药”字也得小心避讳了，于是，将开药方改称“开单子”，抓中药改称“捡凉茶”或“捡补药”。对死的避讳更多。言谈中涉及到死，得改称“百年以后”或“百年归仙”；老人去世，俗称“过身”、“走撇哩”(走了)或“老撇哩”(老了)，雅称则曰“仙游”、“过世”。甚至于还要反其意，把向亲友报丧说成是“报生”等等。 ? 来源：岭南百粤的民俗与旅游客家传统民居的特点以土楼、围龙屋、殿堂式围屋为代表的客家传统民居，类型不一，风格有异。然而，其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以及合族聚居性，则是它们突出的共同特点。一、坚固性　　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的圆形、方形土楼，一般都有200－300年乃至500－600年的历史。它们历经风雨洗刷，强烈地震，台风袭击，至今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在丛山峻岭之中。　　如此坚固的民居，与精心选择屋址，科学的设计，用料及施工方法分不开。现仅从土楼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作一些说明。　　土楼的墙壁，下厚上薄，厚处有的竟达1.5米。夯筑时，先在墙基挖出又深又大的墙沟，夯实在，埋入大石为基，然后用石块和灰浆砌筑起墙基。接着就用夹墙板夯筑墙壁。土墙的原料以当地粘质红土为主，掺入适量的小石子和石灰，经反复捣碎，拌匀，做成俗称的“熟土”。一些关键部位还要掺入适量糯米饭，红糖，以增加其粘性。夯筑时，要往土墙中间埋入杉木枝条或竹片为“墙骨”，以增加其拉力。就这样，经过反复的夯筑，便筑起了有如钢铁混凝土似的的土墙，再加上外面抹了一层防风雨剥蚀的石灰，因而坚固异常，具有良好的防风，抗震能力。据《永定县志》记载，1918年发生大地震，白天柝柝有声，历时20分钟，夜里继续震动，但土楼始终挺立无恙。二、安全性　　历史上，客家本是中原汉人，他们南迁至闽粤赣边区山区后，为防止土著和盗匪的打劫及猛兽的袭击，他们建造的土楼、围屋，皆防范严密，甚为安全。　　例如，宛如古城堡似的土楼，一、二层不设朝外的窗子，或只开设枪眼似的细长石窗，三楼四楼和每个房间都有朝外的大窗，既利于采光，流通空气，又成了了望敌情和向外射击的枪孔。土楼大门的门框，门槛都是条石，门板厚约10厘米。有的大门上斜挖了几个嵌有竹筒的护门孔，倘有土匪攻门，可往下射击和浇开水。有的土楼大门还安装了防火水柜、水槽，若来犯之敌放火烧门，只要一按开关，水便顺门而下，以灭火护门。土楼本来已坚固异常，但为防万一，有的土楼还夯筑了夹墙。万一外墙被炮火轰开，土楼仍有夹墙支撑，安然无恙。土楼内有各种齐全的生活设施：设于天井的深水井，是被围困时的水源，楼内有砻、碓等加工粮食的设备。这一切都使匪敌久攻不下。至于那些四角建有高耸碉楼的“四点金”，更是领盗匪望而却步。三、封闭性　　客家民居，不论土楼还是围屋，五凤楼，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厅堂，天井，都以走廊，巷道，楼梯相通，住户生活方便。然而，它们对外则是全封闭的。土楼一般只开一个正门一个后门，或一个正门两个侧门，围屋，围龙屋的各横屋，半环形围屋，皆设有门楼。万一有盗匪打劫，只要把门一关，便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四、合族聚居性　　客家土楼，围屋，五凤楼等，一般都规模庞大。永定“承启楼”有300多个房间，面积5376平方米。“遗经楼”有五层楼，面积10336平方米，光是厅堂便有51个。难怪日本一位建筑学教授看了永定土楼后写道：“这动人的客家土楼，与其说是一幢庞大的住宅，不如说是一座小城市”。　　如此庞大的民居，正是为了适应聚族而居的特点。“承启楼”最多时曾住80户，600多人。家乡罗氏围龙屋，有300多个房间，为罗氏50户人家，350人所共居。住户虽多，但由于房间、厅堂、天井也多，能以厅堂及天井和若干房间组成一个个生活小单元，又令住户各各得其所，显得幽雅，舒适。　　值得一提的是土楼、围屋的“心脏”——祖宗祠堂。这里是族长聚集各户家长议事的地方。逢年过节，合族的每家都挑着各种供品，到这里祭祀祖先。男儿娶亲，须在祠堂拜天地，叩祖先，宴宾客。闺女出嫁，向列祖辞行后，方可罩上盖头，踏着象征团圆的大圆匾出阁。老人谢世，祠堂成了举哀发丧的灵堂。就这样，一座祠堂将合族融洽地凝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 来源：岭南百粤的民俗与旅游客家围屋及其源流在梅州地区多种多样的民居，往往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古城堡似的圆形、方形土楼，殿堂般的围屋，宛若巨龙环抱的围龙屋，以及被客家人称之为“堂字屋”、“五凤楼”、“四点金”、“走马楼”、“锁头屋”等，无不令人称奇叫绝。这里仅重点介绍最具梅州特色的客家围屋。围屋有殿堂式、围龙式两种，这是梅州一区七县客家人常见的传统民居。围屋布局严谨，讲究坐向、主次、对称，外观均衡、堂皇，格调典雅、庄重，表现了儒家正统文化的审美旨趣和高度的建筑水平。，例如，广东蕉岭县蓝坊乡的钜美堂，是一座“二堂二横”的殿堂式围屋。进了围屋大门，沿中轴线依次是下厅堂、天井、上厅堂和后室。上厅堂左右各有一条巷道，分别穿过侧厅(俗称南厅、北厅)，通向左右厢的楼房(俗称左右横屋)。就这样，借着这些厅堂和房间的外墙，把楼上楼下40多个房间和厅堂、天井、廊道都围在一起。为了安全起见，一层外墙的窗户较小，而且多有花岗岩石条做窗棂，采光较差，因而多用作厨房、老人卧室和杂物间。二楼窗户较大，采光、通风较好，多为青壮年夫妇卧室及库房。这是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大都是对殿堂式围屋的扩展。当子孙繁衍要扩建屋时，倘围屋后面地基开阔，便从左右厢房接着往上厅堂的后面建造半环形的围屋。例如蕉岭县广福乡的罗氏围龙屋，是“三堂四横三围”的大围屋，第一围建于170多年前，1943年建第二围，1954年建第三围。围龙屋因宛若游龙围护厅堂，故名。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龙的文化传统。围屋——不论是殿堂式还是围龙式，那一条条天井，晴天晒物，雨天排水，既可采光，流通空气，又是万一失火时的隔火巷。围屋门前大多是晒物的禾坪和一口半圆形的池塘——有趣的是，围龙屋前的半圆形池塘，正好与半环形围屋，组成了一个圆形的太极图一般。池塘既接纳围屋天井的排水，又可养鱼、浇菜园，还有了消防用水。围屋后面的山林或果园，则可保持水土，防风挡沙，调节了小气候。围屋最能适应客家聚族而居的传统心理。特别是设有祖宗牌位的上厅堂，是整座围屋的“心脏”。平日，族长在这里聚集各家家长议事；逢年过节，合族家家挑着供品到这里祭祖；男儿娶亲，须在这里拜天地，叩先祖，欢宴宾客；闺女出嫁，在这里向列祖辞别后，方可罩上盖头出阁上轿；老人过世，这里则成了族人共同举哀发丧的灵堂……就这样，一座祠堂，将合族一二百口人融洽地凝聚在一起，共享亲情之乐。难怪外地人将这种集居住、贮存、晾晒、加工、防盗、防火等设施于一体，又让人和谐地生活在一块的围屋，说成是最有“客味’的客家人住宅。那么，客家围屋之布局和居住习惯，源自何时何地呢? 相传，宫室、殿堂皆源起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管子》说：“黄帝有合宫以听政。”作为中原各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须有宫室以召集各部落长议事，这不足为奇。只是这5000年前的黄帝“合宫’，今已不可考。然而，在西安半坡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6000年前的原始村落，不论是方形的半地穴房屋，还是圆形的地面房屋，皆面向村中心的一座方形大屋——这是用于氏族议事、祭祀等活动的公共场所。离西安半坡不远的临潼姜寨，也发掘了6000多年前的原始村落。村中心是用于械斗誓师、欢庆丰收和其他重大活动的广场；四周围绕着五个房屋群落，分属于五个不同图腾，但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每个氏族房屋群，也都有一个用于氏族集会、祭祀和游乐的方形大屋子。这些原始村落布局，与客家民居皆围护着围屋中心的祖宗祠堂，一个个房门朝向祖堂，均甚为相似。同时，客家祠堂作为宗族议事、祭祖、娱乐和举办婚丧大事等公共活动的功能，也与半坡、姜寨先民相同。至于它们所体现的氏族村落的聚族共居习俗和团结向心的传统，亦是一脉相承的。上古称房屋为宫室，后来将高大而向阳面敞开无门的正房称堂。汉代将堂改称为殿。唐代，殿成了专指帝王宫廷及寺院的大殿，百姓民居的称堂。于是，唐代以后，古籍、诗文中所记的堂号甚多。诗圣杜甫客居四川成都，筑有成都草堂。白居易曾作“七叶堂”诗，称羡绿树掩映的“宜人七叶堂……可以消百疾”。宋代苏东坡赋诗，赞称四壁藏书的“万卷堂”…… 有趣的是，客家围屋的堂号，或直书阿祖故土，如“陇西堂”(李氏)、“河北堂”(徐氏)、“河南堂”(丘氏)；或言志明义，如“忠恕堂”、“敬德堂”……这些堂号的命名习惯，也与唐宋古俗相承。客家传统民居，皆用版筑法建造。这是先挖墙沟，夯实，埋入大石为基，再用石块、灰浆砌筑墙基。然后，在墙基上用木墙版相夹，填入捣碎筛净的红土和石子、石灰，举杵舂实为墙。最后在内外墙壁抹上石灰，既防风雨剥蚀，又洁白美观。这种生土版筑的房屋，坚固异常。客家地区现存许多土楼、围屋，都有二三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历史，它们虽经风雨洗刷和强烈地震、台风的袭击，至今巍然屹立。版筑是中国古老的建筑方法，古人用它筑城垣、造宫殿、建民居。考古发现表明，属于3500年前的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乃用版筑而成。它四周总长6960米，采用分段版筑逐段筑成。墙体下宽上窄，一般夯层厚8～10厘米，夯窝圆形，直径2—4厘米。今天能看到的最早宫殿遗址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初期的殿基。据研究，这是在夯土台上建的面阔八间、进深二间的土木结构建筑。夯土台周围还有一圈围护的廊庑。它由堂、庑、庭。门组成，主次分明，布局严谨，开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而在陕西岐山等地发现的西周初期的宫殿式建筑基址，更表明了它与客家围屋的渊源关系。这座3000多年前的对称封闭建筑，进了大门是门道(客家称下厅堂)，门道两侧是东西门房。门道与前堂之间为中院(客家称天井)，前堂有廊道通向东西两侧对称的东西厢房，等等。其建筑布局，与客家殿堂式围屋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客家人在夯土舂墙时，每筑一版土墙，都要往墙中间放入水平方向的杉木枝或竹片做“墙骨”，以增强其拉力。这种方法古称“纴木”，据考证始见于汉代长安城的建筑。综上所述，客家传统民居围屋，不论其外观形制、内部布局、建筑方法，还是居住习俗，与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传统文化，皆是一脉相承的。 ? 来源：岭南百粤的民俗与旅游石旗杆和风水林在广东客家地区旅行，不时可看到一种在外地罕见的景象：在围屋门前，耸立着一座座“华表”似的巍峨石柱。这就是客家人称之为“石旗杆”的特殊建筑物。石旗杆一般高约五六米，先用精选的花岗岩条石凿成一段段圆形或方形石柱，每段下面有一块四角或六角、八角形的石底座。然后，再把它们一段一段地衔接起来，竖立在家族祠堂门前。石旗杆的石柱和底座上，皆雕有盘龙、翔凤、祥云一类的吉祥图案和其他装饰物。旗杆上还雕刻有立旗杆人的姓名、生平和主要业绩。原来，石旗杆是客家人的旌表之物。古代，族中倘有人考取进士，除在祠堂大门或厅堂上高悬“进士及第”的匾额外，还要在祠堂或围屋门前竖立石旗杆，以示荣耀和激励后人读书仕进。清代，除了进士，凡举人、贡生、监生、秀才等有功名的人，也可竖立石旗杆，只是底座以八角、六角、四角形相区别。近代，那些高官、富商以及旅居海外对家乡建设做过重要贡献的人，族人也为之竖立石旗杆，以示留芳铭念。由于山区觅石不易，加之聘请石匠雕石和竖立沉重的石旗杆，花费也甚为惊人。于是，有人便代之于高大笔直的大杉木，并在上面雕龙刻凤。竖立后，两边再用两块石柱镶夹固定。高耸屹立的木旗杆，虽无石旗杆的雄伟、凝重，亦颇显气势，同样起着激励人们建功立业和造福乡梓的作用。客家民居，不论是背靠山坡峰岭，还是坐落在田畴平地上，村民必在屋后栽种林木或果树、竹丛。它们郁郁葱葱，少则几亩、十几亩，多则百亩。这些屋后树林，不少是当年创建围屋的开基祖所栽种，流传至今，已是百年乃至几百年的古树了。对于这些林木、果园，后世子孙皆精心管理、养护，视之为能福荫家族风水的宝林，由是人称“风水林”。客家人极为爱护“风水林”，不仅宗族立下了严禁砍伐、采樵、放牧的条规，违者将严惩不贷。同时，人们还赋予种种神秘传闻，借以养护风水林。例如，他们把古树作为族中老人的象征，倘有那棵古树因年久枯朽而被大风刮倒，族人皆甚为惊惧，以为这是不祥之兆——族中某位老人将不久于人世了。有这种世代相传的心理民俗，谁人敢动风水林的古树呢] 客家人这般重视“风水林”，首先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当年，客家先民从中原渐次南迁，来到广东偏僻山区落户时，他们正是靠着山林才得以隐蔽安身，并用树木、茅草搭起简陋的茅寮栖身的。后来，他们虽然有了立脚之地，但还是从山林中获得了衣食之源……于是，人们怀着感恩戴德之情，将门前屋后的古树奉为树神，并视之为家族兴旺发达的根源而备加养护。其次，客家人珍爱“风水林”，也有着实用的功利目的。在多雨的南方，用生土夯筑的客家民居，最怕山洪的冲刷。为此，人们除了在屋后陡坡挖出一级一级俗称“阳断”的梯级外，还在屋后栽种树木、果树和竹丛，以涵养水土，防止洪水冲刷和山崖坍塌之虞。此外，“风水林”也有防风挡沙，冬暖夏凉之效，调节了居住环境的小气候。 “风水林”给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客家人带来了一些生活的乐趣。例如，在蕉岭县蓝坊乡中村丘氏祠堂背后的一片“风水林”里，参天古木，树身披着青苔绿衣，灌木、藤蔓丛丛蓬蓬，遮天蔽日，宛如原始森林。这片“风水林”成了族人共享的乐园：夏日雨后，村姑孩童，手提竹篮钻进林中，用手扒开那厚厚的枯枝败叶，可采到金黄鲜嫩、美味可口的蘑菇；秋后，那悬吊在野芒果树上的芒果，垂挂柿树的小灯笼似的山柿子，都在呼唤着它们的主人；冬天，待北风把野栗子吹裂落地时，村童拾得一颗颗珍珠似的圆栗时，真是乐趣无穷。 ? 来源：岭南百粤的民俗与旅游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经过漫长而动荡不安的生活，客家人终于能在异地开基，重建家园。他们根据所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按照自己传统生活方式和需要，采用从中原传承而来的建筑工艺，修建出神奇的土楼住宅建筑物，并蔚然成风，使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类型的客家土楼。客家土楼不仅以其恢宏奇巧的建筑构造引起世人瞩目，而且以其深刻的土楼文化内涵发人深思。　　每一座土楼，从整体到各个不同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它独立的作用和功能，整座楼具有通风采光、防潮保温、防风抗震、安全自卫的特点。　　以其整体功能而言，坚固厚实的土围墙，如一道天然屏障，既维护全族人聚居凝结的向心力，也为全族人在社会出现各种矛盾斗争，或与大自然拼搏中，有效地保护族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土楼尤其圆方楼形同城堡，易守难攻，防御性能极强。土楼不论大小都设厅堂，作全楼活动中心。在此可以进行宗族议事，或婚丧喜庆，或接待亲朋好友，或宴请宾客及其他关系全楼人的大型活动；土楼天井是楼人工余休闲的好场所；大多数土楼有门坪，作晾晒稻谷和楼人与村民室外节日活动之地；楼内设学堂，体现了客家人重教兴学好传统；其他附属建筑如浴室、砻谷间、厕所、牛栏、猪舍等一应俱全。功能齐全的土楼如同一个小社会，折射出客家社会的风貌。　　当你参观土楼时，可以感觉到土楼以其坚固封闭，高大对称，自成一体的建筑风格，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第一、蕴含着客家同宗血缘凝聚力，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的凝聚中心。客家土楼集体聚居的特殊性，反映了客家人的强烈的家族伦理制度。土楼的建造，一般都是在同宗血缘家族的最高大的楼体和坚固的墙基稳重存在和发挥作用。同宗聚居的土楼里，一楼之内乃“一公之孙”。楼内数十、数百人中，有父母、兄弟、叔侄、妯娌、婆媳等宗亲关系，多代同堂，拥有共同的祖辈，最高长辈具有绝对权威，同楼人聚居共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等人在考查了土楼后曾感慨地说：“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制度在中国是自上而下就可见的习俗制度，但象客家人那样，至今保持了富于共同协作的家族观念的大家族制度，想来是非常罕见的”。土楼的造型结构亦体现了客家伦理制度的不可动摇性。五凤楼的构造最是层次分明，等级不可逾越。其上、中、下中轴三堂厅、中轴厢房和后楼及横屋房间，按伦理等级分定，中堂为核心，后堂辈位最高，下堂厅次之，朝南靠后为大，朝北靠前为小。家族长居后楼或中堂两侧正统间，长房或家长居朝南，其余依辈分排定。方楼圆寨简单看似乎一切明确平等，家长制不明显。实际上客家方楼圆寨平面布局中隐藏着三堂屋轴线意识，强调聚族而居所应遵守的尊卑秩序。方楼圆寨均在中轴线中心位置建一高大厅堂，作全楼的中枢和向心点，楼内每环每层每间房屋朝向中枢，体现了客家人的家族向心力和统一性。　　第二、八卦土楼包蕴了道家深刻的哲学思想。八卦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化符号，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医学、文学、宗教、建筑、养身等方面，都产生极大影响。不夸张地说，八卦自古至今深深渗透于中国人社会物质精神生活之中。客家人肇自中原汉民族，承继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中，毫无例外地或多或少体现出道家八卦的哲学因子。在客家土楼建造中，八卦的运用可谓精彩绝伦，不仅八卦土楼完全以八卦精髓为建楼指南，而且其他类型的土楼建造亦多用八卦择地定位，镇宅禳邪，出煞保安。现存有名的八卦土楼是：在田楼，西陂天后宫塔楼，振成楼，八卦堡，葸茅围屋等。在田楼，建于樟州市诏安县官陂乡大边村，其建造完全按八卦精义进行。主楼共分八卦、八大部分，每卦八开间，合六十四卦六十四开间。八卦八等分匀称，每等分之间从一层直起泥墙作防火墙。八卦楼内门户讲究，每家的家门都有门楣和堂号。门框悬帖各种八卦平安符，楼上楼下除精美镂雕花窗外，还有特殊的八卦保安厌胜吉符意义的门窗彩画，全楼洋溢一派典型的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心理文化气息。踏入楼内，尤置身于古老民众信仰的氛围中。广东翁源县江尾镇的葸茅围屋，据说是唐相客家人张九龄后代所建，是典型的八卦围屋。围屋的中心场地与四围街巷，房间组合按阴阳八卦图形施工修建，整幢围屋有乾、坤、兑、巽四门，象征天、地、风、泽四种天象，昭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八卦土楼数量不多，却为土楼文化写下精彩的一页。　　第三、土楼内设学堂、题对联诗文，使土楼深具浓厚的文化性。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在中国山区农村中早已形成一种特别的风气。尊师重教的传统，使许多土楼内专设学堂或以祠堂祖堂兼作学堂，供本楼及邻近子弟学习文化。如永定遗经楼内大型的私家学堂、永定下洋胡氏汤子阁私塾、南靖县怀远楼斯是室私塾、永定高陂镇裕隆楼的学堂楼等等。在土楼成群的永定，兴学之风极盛，以至一座土楼，往往能培养出几个至几十个成功成名的人才。土楼家族有一习俗，族中有人中了秀才以上科场功名之后，都在祠堂前池塘外沿两边竖石笔一对。石笔，古称“谤木”，即后来的华表，它是功成名就、地位荣耀的象征。石笔是一种华丽而壮严的石雕物，依中举级别、品位高低和文武不同，石笔长短、底座式样和笔身雕刻均各不同。在客家地区，不少土楼门前竖有石笔。一些开基数百年经二、三十代的家族，其土楼前的石笔成林。如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胡氏家庙前，原有石笔25支，现存15支耸立祠堂前。这些石笔与客家土楼交相辉映，不仅组成了绝世人文景观，而且成为客家重教的物证，更是后代学子的楷模。　　土楼家族还很注意“兴诗立礼”，楼内随处可见的对联无时不在激励后辈学子求上进。土楼明珠振成楼，除具独特的八卦建筑风格外，楼内一幅幅对联和题词，就是前辈期望后辈知书识礼成大器的家训，深具典型意义。如：大门联“振纲立纪，成德达材”；二道门临摹明代海瑞书法“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内厅堂四大石柱联：“振乃家声好就孝弟一边做去；成些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能不息患挫志，自不为安乐肆志；在官无傥来一金，居家无浪费一金”。正厅正面是“言法行则，福果善根”；“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这些自勉或勉后人的家训，是土楼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客家土楼文化内涵丰蕴的极好写照。第四、土楼由封闭式向半封闭开放再到开放式的转变，反映了客家人作为一个民系由弱而强，反客为主的历史变化。当年，客家先民被迫由中原南迁，辗转来到南方的荒郊野岭山区落居。面对丘陵盆地，灌木丛林，野兽出没，强悍土著，他们既需要聚居又受地域限制而各族散居，不得已在建族楼时，采用高大，坚固，封闭的土楼形式。有资料证明，较古的客家村落，最初仅一座或几座土楼，随历史推移，才逐渐出现了当代人看到的多座或一群土楼，说明客家村落的形成是由最初的几族为村到人口繁衍、族群增多，土楼比邻而建，其中固然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客家人逐渐站稳脚跟，由“客人”向“主人”转变。民系的强大反映到住宅风俗上，即较古的土楼封闭性极强，以后逐渐半封闭到半开放、到全开放。 ? 来源：客家风情关于客家精神的探讨独特的客家精神，是鉴别客家人的四要素之一。客家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为汉民族中优秀的一支。美国学者韩廷敦在《种族的特性》中说：“客人这族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传教士肯贝则说：“客人确是中华民族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南迁是不顾屈辱于异族的统治，由于他们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所以养成他们爱国爱种族的爱国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中华民族前途的贡献，将一天大似一天，是可以断言的。”英国学者布肯顿在《亚细亚人》一书中，一连串举出客家人的勤劳、耐苦、节俭、慷慨、团结、爱国、敢作敢为等优点，赞美客家人是“牛乳上的乳酪”，最后认为“客家人的精神就是亚细亚精神”。　　外国学者如此高度评价客家人及其精神，那么什么是客家精神呢？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情绪、意志、良心等。客家精神应是指客家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客家人自觉的心理状态。关于客家精神的课题，前辈及学者们已多有探索和论述。他们从客家历史发展及演进中分析客家民性、民风的特点，指出客家精神的特质，如客家学大师罗香林先生提出七点客家特性。张奋前先生指出客家民性有七点特征。李开仁先生指出客家人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有杰出的表现，光耀全球，举世同钦，是由于客家人具备了八项民风。客家先贤胡文虎先生根据客家人的传统特征，指出四点客家精神。前辈学者贤人的论述都有相当独到的见解，但有关客家人的特质则是意见大体一致的。综合而言，客家精神其核心是团结与革新，开拓与进取。　　客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关系密切。客家精神是在客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为客家社会的人文发展起引导作用。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汉民族，北方粗犷豪爽的性格特征，煅造出客家人的乐生迈进、刚强弘毅，勇敢豁达，客家人是“北方强者的血统与遗传”。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支民系，其形成和发展，经历数次大迁徙，颠沛流离，世事多艰使客家人养成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的特性，客家人是“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影响或选择下的适者”。客家人经过历代长期艰苦奋斗使民族性格得到考验和磨炼，使客家人自始至终带有一种浩然正气的民族节操，他们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的凛然自傲之气，使他们成为“民族心理发展中的一群勇者”。客家先民是中原华胄，他们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虽经辗转流徙，其文化气质不变，他们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客家人深重的文化气息使他们成为“优者的遗业与涵儒”。客家民系最值得称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客家妇女的地位不同一般。客家女无缠足怯弱之习，她们能躬操耕作，主持农计，她们朴素节俭，勤劳洁净，崇敬丈夫，热爱儿女，任劳任怨，牺牲自我，维护家庭，她们以坚强和聪颖，在世界妇女中占有重要地位。客家妇女的特性充分体现出客家精神的精髓所在。　　客家人普遍存在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这是由于客家民系是在迁徙流移中形成。客家先民饱受战乱和压迫带来的痛苦，因此客家人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日本人山口县造高度赞扬客家人，认为“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之气，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至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竹越三郎则认为“客家是台湾最开化，最坚强和最富民族意识而不易统治的民族，他们的团结力尤为惊人，以致统治当局，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居住地区，使其不得聚集在一处。”。在客家先民从第一次迁徙开始，近千年的历史中，客家社会涌现出不少爱国爱乡的民族英雄。如南宋末的爱国英雄文天祥，他是江西客家人，起兵勤王所率之队伍多是粤赣边区的客家人。明末东莞客家人袁崇焕为抗清护明，竭尽忠心；清中叶发动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及其部将，大部分为客家人。清末勇敢抗击日本海军进攻的丰顺客家人丁日昌，抗日保台的民族英雄蕉岭客家人丘逢甲，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是客家后裔，其助手廖仲凯，邓仲元，姚雨平则是客家人，北伐名将叶挺，张发奎，抗日战争中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国民党抗日烈士谢晋元，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朱德，叶剑英，刘亚楼，萧华等，都是客家人氏，他们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爱乡民族意识，成为客家人的杰出代表。　　客家的爱乡观念，还体现在留居海外的客家人身上。这些客籍华人大多深切关心祖居地故土的社会发展和家乡建设，往往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乡情怀。客家精神是革命的精神，客家精神也是一种激励人向上的精神，客家精神还是和睦亲邻、繁荣社会的精神。发扬客家精神，于社会进步，于民族发展，于家庭和睦，于个人上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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