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南粤孤客

	作者：任崇岳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4-25 0:00:34发布)　　阅读1986次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一、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炎、黄二帝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远古两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黄帝打败炎帝，两族便进一步融合。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华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就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商汤的西毫、殷墟、东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内。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夷、狄等少数民族，如东周都城洛阳附近便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形成的。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来源于一个祖先，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把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种发端于远古而历久弥新的观念，成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三、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⒐ハ萘憾伎�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四、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出处：学说连线

北姑

	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yanbuke/tongshi/x01/Cankao/shizuchuanshuo.htm 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 关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情状，依据考古材料，很难推知。在史书中，除一些神话、半神话式的传说外，虽然也记录了夏代以前的一些传闻，但是非常简单，而且还没有得到任何地下资料的物证。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氏族部落林立。《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有万诸侯。”就说明当时中原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氏族或部落存在。所有的部落名称、活动范围和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们现在大多无法全部了解。下边只打算将他们分为四大族属集团略加说解，作为以后论述商周史实的出发点。 　 　　【炎黄族属集团】 　 在传说中，炎黄部族最早发祥于渭水流域。《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个传说，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少典、有蟜、炎帝、黄帝，都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所以《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司马贞释“少典之子”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史记·秦本纪》说秦之祖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虽然少典与大业都是原始社会人物，但在传说中，少典与大业所在年代，则相距甚远，大业何得能娶少典氏女？所以这里所指少典也是国号，非人名也。以此类推：炎帝、黄帝两氏族，是少典、有蟜两氏族之后裔，并不是说，炎帝、黄帝是少典氏个人的儿子。炎帝、黄帝两个氏族由于居地不同，因而姓氏各异。 （二）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中国很早的原始社会的“人物”，实际上，它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已越过血缘群婚阶段而发展到族外婚制阶段。传说中的炎、黄事迹，更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已发展到父仅制，并明显地向对偶婚及一夫一妻制发展。但中华民族的历史，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其中原始社会很长很长，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仅仅反映了原始社会最短最近的一个阶段。 （三）由于炎黄族属都把炎黄奉为祖神，故建以庙陵予以崇祀。在渭水上游姜水（今岐山东南）的清姜堡有神农（实即炎帝）庙。姬水在何地不详，但渭水支流北浴水中部（今称黄陵县）有黄帝陵。北宋以前诸书均谓黄陵在汉阳周��今子长县，这些传说未必可靠，但也反映了炎、黄两氏族的居地及其活动区域。大体言之，炎帝氏族以姜水为发祥地，渭水下游有邵为姜嫄居地，因而可以推定炎帝氏族以渭水流域为最早活动中心。黄帝氏族以姬水为发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 黄帝的传说同空同山也很有关系：《庄子·在宥》篇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山。《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桐”。《新唐书·地理志》云：原州平高县下有空同山，其地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属于渭水支流径水上游，因而可以推断黄帝氏族以今之陕北与陇东为最早活动中心。 由于炎黄族之繁衍，也由于中原沃野气候温和，宜牧宜农，并临近其最早活动中心区域，因而他们逐渐向中原扩展，并在中原建立其氏族、部落。姜姓在中原所建部落，多在今河南黄河以甫地区，在殷周之际或以前，已发展成强大部落。其重要而可考者，如： 　　申：在今河南唐河县境。 　　吕：在今河南南阳市境。 　　许：在今河南许昌市境。 　　厉山：在今湖北随县，临近河南省。 但也有的分布在黄河以北，并散见于今山东境内者，如： 　　共：在今河南辉县境。 　　齐：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县境。 　　州：在今山东城阳。 　　向：在今山东莒县南。 姬姓族属向东发展，大体上在黄河以北及河北大平原区域。例如传说黄帝居于涿鹿，曾与炎帝战于阪泉，蚩尤、黄帝相“争于涿鹿之阿……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又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照前说涿鹿在今北京西南的涿县境内，照后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徐旭生以为蚩尤既为九黎之君，“如果从九黎的地望猜测，或在河北南境今钜鹿县一带。……钜、涿古音虽不同部，但音近，可互转”。中冀不知何在，“《山海经》有‘冀州之野’，为黄帝与蚩尤战地，那末，此中冀或是指冀州中部”。 从以上传说中涉及的地点来看，阪泉、涿鹿、钜鹿，中冀之野，虽所指地点不同，但黄帝的居地及其活动，都在今日之河北大平原区域。 黄帝族最初活动中心在陕北、陇东，后来扩展到河北大平原，它向东扩展的路线，文献不足，难以说明，但从殷周以前的传说，及文献上简略的姬姓分布的记载，可以推测其大概：黄帝氏族在陕北的黄陵，在北浴水下游的芮（今陕西大荔），再向南有渭水下游的俪戎（今陕西临潼）等。芮早在西周以前即已存在。《汉书·律历志》说：“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骊山女在殷、周间曾是一个强大部落，而且是一位女子做领袖。这两个氏族都是黄帝族的分支。 从陕西向东沿黄河两岸（大部分在黄河北岸）姬姓建国的很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虞、唬、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此外见于《左传》的还有芮、有荀、有贾、有狐、有耿。虞为“大王之昭”，虢为“王季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五年，且虢在黄河南岸，霍为“文之昭”，韩为“武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狐氏出自唐叔，见于《国语·晋语四》。焦、滑在黄河南岸。“这杨（今洪洞）、魏（今芮城）、荀、贾（皆今新绎）、耿（今河津）的晋南小国，全不知道它们为何时所封。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 其在河北大平原的“封国”，有鲜虞（正定）、蓟（今北京），也都是黄帝之族属。 如果以上推测可以成立，则黄帝氏族之扩展乃自陕西渡河，沿中条山、太行山边，主要在黄河以北，向东北行而至河北大平原。打败量尤以后，黄帝族又从河北大平原而扩展至中原地区。 在黄帝族据有中原地区以后，他的后裔有的向东部扩展，颛顼在濮阳与夷族杂居。稍后，在中原西部伊洛流域有夏后氏。黄帝与夏后氏是史前时代炎黄集团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夏禹又是其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各氏族分布，据有文献可考者，除夏后氏以伊浴为中心外，其在西方者： 　　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 　　褒氏：在今陕西勉县。其在中原或东方者。 　　斟寻氏：在偃师。 　　辛氏：即有莘氏，在旧陈留县东。 　　杞氏：今河南杞县。 　　斟戈氏：今山东范县北观城镇。 　　缯氏：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 根据以上所列，夏禹及其后裔之分布，除少数在陕西境以外，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并向东扩展至山东南部地区。 炎黄族，是中国远古时代文化发展较早的集团。所以它的族属把史前的发明创造多归功于炎、黄，但其最大事迹，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史记·封禅书》引《管子》：“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但汉代以后，人们却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从此，在传说中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 炎帝（或神农）氏族最早发明并发展了农业，已被历代学者所承认，而且尊之为农业之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其他文献称颂神农教民农耕，教民粒食者很多。从传说看，黄帝氏族在周弃以前，还停留在游牧阶段。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但在周弃时代（当在夏末）也进入了农业阶段。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农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在农牧以前，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一个时期。”农业牧畜，“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一个时期”。 另外一个突出的事迹，是与洪水搏斗的故事。它是以炎黄族为首并由其他族共同协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最后胜利的。 共工氏族居地，正是洪水泛滥的地方。所以共工必须经常与洪水搏斗。《国语·周语下》说他“壅防百川，堕高堙庳。”这就是说，他铲平高地，以其土堙塞池泽，后人解释为筑堤防。这种办法，并非无效，因而以后鲧禹治水，仍然吸取他的经验。可以说在传说中，共工是治水最早的英雄。后人又通过神话的方式，夸大了他的英雄形象，又把他看做是能翻天覆地旋转乾坤的神人。例如《淮南子·天文训》说：“怒而触不周”的结果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此日月西逝，江河东流。原来的天在、地维不合理的状态，由于他的一怒而天地改观，为日月星辰开辟了道路，替江河泥沙找到了归宿。“治洪水”是传说，“触不周”是神话，但两者都认为共工是改造自然的英雄。 共工治水以后，叉有鲸禹的治水。神话传说以夸张的渲染，说洪水造成了遍及天下的灾害，但也形象地描绘了鲧禹治水的功绩。鲧继承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筑堤堙塞洪水，后人把堤叫做鲧堤，但遭到失败。禹又继承了鲧的事业而以疏导为主，终于治眼了水患。禹治洪水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人们重视客观实际并积极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前车之失，后车之鉴。只要能认识失败教训，就是走向胜利的开端。在生产斗争中，前人的失败，往往并非斗争的结束，而是后人走向胜利的起点。 大禹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精神，是感人肺腑的。他亲自率领群众，手里拿着橐耜耒臿，疏导河川。他的手上磨去了指甲，腿上磨去了毫毛，生了偏枯之症，但他仍在大风暴雨中不停地工作　　①。十年没有见着妻子，三次路过家门，听见儿子哭也不进家门　　②。他为人民受尽了辛苦，但他终究治平了洪水，所以他死了以后，成为社神��主持山川的神抵，受着人们的崇祀。在神话传说中，炎黄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以及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都处在一个先进的地位。 　 　　【夷族属集团】 　 东夷族属集团的分布，在中原的东方，其活动地区非常广袤。东至海滨，南抵大江，向北可以延伸到东北。其中最重要的氏族、部落有蚩尤、太昊、少昊等等。在史前时代，他们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密切。 (一)蚩尤：在中原之北部，即今日之鲁西南，接连冀南、晋东南的狭长地区，有一个黎族，也称“九黎”。它最早的氏族长，称为蚩尤。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举出四大论据，推定它也应该属于东夷族属。其主要的四个论据是： 1.蚩尤寓于少昊，其地望应在鲁西南。 2.后人对蚩尤的事迹传说，全在山东西部：蚩尤祠在济水上；其冢在今寿张县，肩髀家在今钜野。 3.东汉学者承认蚩尤为九黎君长。九黎地望在今鲁、冀、晋接壤处，故蚩尤死后即葬于其所属地区。 4.根据《盐铁论·结合篇》：黄帝战啄鹿，杀两吴与蚩尤而为“帝”，在涿鹿之战中，太昊、少昊二族都与量尤协同作战，证其同属一个集团。 徐氏所根据资料比较丰富，分析亦较透辟。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徒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罔有‘黎民’的名称”。 由于蚩尤战败，后人在记载中，遂多贬辞，实际上黎族在当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氏族，他善造锐利兵器，也发明了不少兵仗。他率领其氏族对黄帝作战，在初期曾取得很大胜利。 特别是后人为他各处立祠，并奉之为战神。“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对蚩尤的祭典，最初可能为黎族崇祀并限于黎族居地，但战国时代以后，已扩展到各地。秦朝所祀东方八神，“三曰兵主，祠量尤。”刘邦起兵，“祠黄帝，祭量尤于沛庭”。汉初，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词（《史记·封禅书》）。 蚩尤在战国以后，冲破“民不祀非族”之界限，成为华夷共同祟祀之神抵，反映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太昊： 风姓，其遗虚在陈（今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昊之虚也。”其后裔分支最著者，有任（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东平）、须句（在今东平县境）、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大体上都分布在济水流域，因而他们“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三）少昊： 赢姓，传说居地在曲阜，《说文》：“赢，少昊氏之姓”。《左传》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左传》定公四年）。其支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东至山东沿海，《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大荒东经》）。北至山东北部，西至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南至河南南部及安徽中部。 其重要分支： 郯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曰：少昊氏，“吾祖也”。《汉书·地理志》云：“郯，故国，少昊后，盈姓”《按：少昊氏后裔有赢、盈、奄、偃姓，均为一音之转）。其地在今山东郯县。 莒氏在曲阜之东，早在殷商以前，即已居山东东部。《春秋经》隐公二年《正义》云：“……《谱》云：莒，盈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舆于莒”。所谓“周武王封兹舆于莒”之说，只是说明在周武王克殷之后，由于富国对周采取降服态度，因而得到周王朝的承认，让莒国继续存在下去，并不是说莒的建国是从周武王时开始的。《世族谱》云：兹舆都计，即计斤；即春秋时之介根，约在今胶县附近，后迁莒。从殷商直至周代，为山东东南部一大强国。 莱夷 古代文献，多不知其姓氏，但其为少昊氏之后裔，则无庸置疑。少昊氏以乌名官，其中有�桂�。吴大澂曰：“《尔雅·释鸟》：‘鹰，耒鸠。’释文本作‘’。樊注：‘耒鸠，爽鸠也’”。“兹以鸠之，借莱夷之莱”（《愙斋集古录·祖乙侯叔敲》），是知莱为氏族名称。鸠，正反映其原始时代以鸟为图腾的标志，也证明其确为少昊氏之族属。莱夷居地，东至海滨，西部则似乎已达临淄一带。《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首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都临淄）”，管仲也说：“齐，夷莱之国也”（《管子·轻重戊篇》）。是知远在殷周以前，齐国本为莱夷氏族居地，直至周初始为太公所据。而且太公至齐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经过一番斗争，大公胜利后，才在莱夷的部分地区建立其“封国”。 至于莱夷所居中心，有的以为在黄县，或云在东阳（今临胸附近）。两者都有可能，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善射。《禹贡》云：“莱夷作牧。”这是说：在原始时代，东方夷人，以猎、牧为其主要的生产手段，也说明他们不但采取天然产物为其生活资料；而且也已进入“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 在猎牧阶段，人们经常随山林草地之变化，而在生活上迁徙无常，可东可西，居无常处。虽然居地有其中心，但也不一定限于一处。大致言之，莱夷活动区域是在今胶东一带，不会有多大错误。 皋陶 偃姓。《说文》：赢：“《地理志》作盈……伯翳赢姓，其子皋陶偃姓，偃、赢，语之转耳。”伯翳与皋陶的关系，“这是段玉裁偶然错误倒记，只有伯翳为皋陶子的说法，并无相反的说法”。“皋陶与少昊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如果它的说法有根据，那曲阜本为‘少昊之墟’，皋陶氏族出于少昊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皋陶，一作咎繇，活动点在曲阜，相传虞舜时，曾任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著称。其后裔在江淮之间建立英、六（今六安）、群舒等小国。 皋陶、伯益与夏族有着特殊的密勿关系。尧舜时期在与洪水斗争中，以夏禹为首，但也有东夷的皋陶、伯益等人参加。传说洪水泛滥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焚烧山泽，不但兔除凶兽猛禽对人们的伤害，而且扩大了农耕面积。《吕氏春秋·勿躬》云：“伯益作井。”这当然又是对原始社会的一大贡献。因为远古人们居住，总离不开江河湖海之滨，伯益“烈山泽”，不但使被洪水淹没过的山泽之滨，成为农耕地，而且又进一步“作井”，使离江河湖海较远之处，也可凿井饮水，使人们的居地大为广阔了，这是与洪水斗争胜利的扩大战果。伯益参加了与洪水的斗争，反映了大灾大难中，两族间相互协作患难与共的关系。 政治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与东夷似乎已到了结成部落联盟的阶段。尧、舜、禹禅让，是部落联盟选举领袖的故事。禹曾推荐东夷的皋陶为他的接班人。恩格斯曾指出：“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绪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禹对皋陶的推荐，固然是受当时“天下为公”的制度所制约，但也反映出两族的关系是相互信任友好的。 夷羿 有穷国君。有穷所在，不知何地。或云在河南，或云在鬲县（《水经注·河水下》），或云在安丰。按“少昊之虚在今曲卑。而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系。《左传》说：‘后羿自�壳ㄓ谇钍�’”，《括地志》说：“故�砍窃诨�州卫城县（卫城县系卫南城之误）东十里。……卫南在今河南滑县境内”。夏都经常迁移，或东或西，但未出今日之河南。夷羿既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则羿之居地，应与夏都不远。有穷（或在曲阜）接近河南，钒城地在河南，因而夷羿居地可能在山东河南一带，这个推测，似乎合于情理。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后羿亦称夷羿，夷为族名。《路史》注说：“‘羿以女偃出皋陶’，不知道有根据否”，如《路史》注说，可以成立，则“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昊氏族的人”。 东夷与华夏长期接触，友好相处，但有时也发生偶然的短期冲突。除黄帝战蚩尤外，在夏代又有羿代夏政的事迹。 在神话传说中，羿有两个。一个是尧时的后羿，为人民除害，后为逢蒙所杀，但死后受到人们的崇祀。另一个是夏代的东夷族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他不恤民艰，以射猎为乐，最后为寒浞所诛。前者是神话，后者是传说，虽然两人的名字相同，又都被人所杀，但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神话中的后驿“能御大灾，能悍大患”，“以死勤事”，因而人们视之为英雄，尊之为神抵。传说中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说明两族间的一次斗争；也说明太康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夷羿不恤民艰，又终于被杀。这些神话与传说，有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其余如山东的费（在今费县）、河南的葛（在今宁陵），也都是少昊后裔所建立的很早的国家。 淮夷 淮水流域有淮夷。郭沫若《卜辞通篡考释》说东夷应包括淮夷，虽系推测之辞，但淮夷之名，未见于卜辞。因而李白凤对郭之推测提出商榷：“因为古籍与金文凡称淮夷，大概都称东南夷或东淮夷的”（《东夷杂考·奄族考》）。意思是说淮夷不应放在东夷范围之内。但根据其他文献，从广义言之，把淮夷放在东夷共同体，还是可以的。《禹贡》在徐州部分说：“淮夷�讨轸哂恪薄！队砉薄肺�晚出之书，淮夷为周代以后通行之称呼，故不能见于卜辞。从《禹贡》所言，淮水流域不但有淮夷之族，而且也指出其地方之产品，反映了淮夷之族的经济发展阶段。�讨椋�珠名。孔颖达说：�淌前鲋�别名，�坛鲋椋�遂以�涛�珠名。可能由于淮水为多水区域，故淮夷人仍以渔猎见长。淮夷或称徐夷。《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古之徐国，即淮夷也”。史称徐为赢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赢姓”。可见淮夷应属东夷共同体，因而郭沫若之推测，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关于淮夷在史前情况，文献绝少，我们很难了解，但它在四周之初已是一个强大力量。《费誓》：“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但这篇文章与事实有矛盾，《史记》和《书序》都在伯禽于鲁即位后所作，认为当时“管蔡之乱”，淮夷徐戎也跟着叛乱。但管蔡和淮徐叛乱在伯禽即位之前，所以孙星衍提出疑义，说伯禽封鲁，据《洛浩》，则在七年为政之时，此云即位之后，殊不可解。如果孙星衍提出的疑义，可以成立，则淮徐夷人至晚在西周之初，已成为一个强大力量。 其他少昊氏后裔分布在淮水流域者，尚有黄（今河南潢川县）、江（今河南正阳县）、终离氏（《史记·秦本纪》说它是赢姓，在今安徽凤阳县）。 东夷除以上所举中原东部地区居地外，其范围似应向南扩展至大江以北，向北扩展到河北东部及东北区域。这两部分，不一定与少昊氏有关，但它也被视为东夷之列。 《禹贡》两言岛夷，一在扬州，一在冀州。其所指范围扬州之夷在苏北，冀州之夷则在河北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汉书·地理志》引《禹贡》则均作鸟夷。颜曰：“善捕鸟者也”、“搏取鸟兽”，夷族均善射属实，但以善射而得鸟夷之名，妄也，鸟夷之名可能与他们以鸟为图腾有关。 《后汉书·东夷传》将夫余、挹娄、句丽、沃沮、�瑁ㄊ椅ぃ�、貊均列入东夷之内。如果将《禹贡》、《后汉书·东夷传》所列各族均纳入东夷范畴之内，则在中国东部，南起扬州之夷，北至东北，沿海各地诸族均属东夷之族，这些夷族，大多数都有以鸟为其祖先的传说。虽然，图腾相同，不一定都是同族，但以上诸族，不但居地相联，而且其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彼此关系亦较密切。所以应该说，从大江以北直至东北沿海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区。 （四）商族： 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相传契是有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的。 契称玄王，可能含有北方之王的意思。《世本》：“契居番”。番、毫同音。“契居番”即契居毫。其地最早在燕，故《左传》昭公九年云：“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契子昭明居砥石，其地可能在今河北省中部殷都之北。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傅守商祀”（《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云：“邶，以封纣子武庚”。《帝王世纪》云：“殷都以北为邶”。《说文》云：“邶，故商邑”。可知商族部落在其灭夏建国以前，已自其发祥地燕毫逐渐向南扩展至殷都以北地区。由于殷都以北为商族旧居之地，所以武王克殷以后，仍封殷之后裔于邶，以守殷祀。 昭明之于相土又迁于商，其地在今豫东商邱（其中曾一度徒居泰山下之东都）。是商族部落除在殷都以北外，又扩展至中原东部。《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则商族部落在相土时代，其中心虽在商邱，但其声威已播及远方。殷墟卜辞屡见祭土之贞卜，土即相土，说明其后裔一直对他予以隆重之崇祀。 在商族部落的经济生活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传说相土造车，“作乘马”，“王亥始作服牛”（《国语·周语下》）。他们驯服牛马拉车，以帛及牛羊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为了保护其贸易，其后裔上甲微曾联合河伯灭掉了抢夺其牛羊的有易之君绵臣。 商人食物，牧产品中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可达数百之多，足证其牧业之盛。 但商人经济生活，并非限于牧业产品，在史前已进入农业生活。治水是发展农业的需要。契的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传说冥为夏之水官，由于勤其职而死于水。殷之先公先王，自上甲微后，凡六世，都以日干作名号，远比夏代为早，可见其农业知识比夏进步。殷之农业、牧业、商业各方面盛于夏朝，因而造成代替夏朝的优越形势。 到了天乙（汤），征服了附近许多小国，国力越益强大，终于灭了夏而代有“天下”。 东夷各氏族部落分布很广，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直到汤建立了商王朝以后，其统治范围比夏更大。商继承了夏代文化继续发展，并把奴隶制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当时，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 　 　　【苗蛮族属集团 】 　 苗蛮，古称苗，也称蛮，他们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地区。 《战国策·魏策一》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今鄱阳湖；洞庭，今洞庭湖。汶山所在，多有纷歧，但衡山并非今日江南之衡山，其地望应在江北，似指今日江淮分水岭之桐柏山、大别山一线。 苗族得名，其说各异，“自周迄唐，通谓之蛮……称苗自宋始”（《章太炎文录·别录》）。实际上“苗”与“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由于时代不同，对同一族名的称呼，常有变化，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苗与蛮，从字义上所包含的内容看，有其相同处。但历史上的蛮，常常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其范围远远超过这里所说的苗、蛮。吴起所说的“三苗”，似乎是指“衡山”以南，长江中游地区若干苗蛮氏族或部落的总称（“三”是多数的意思），并非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三苗是“帝鸿氏之裔于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于饕餮三族之芭裔。”这种传说未必可靠，但可反映“三苗”包括着一些不同的氏族。又如《山海经》中所说的骤头，也称��兜，是一个有名的氏族。《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扑鱼”。南方多水，此氏族大约在尧舜禹时代，仍以扑鱼为生。《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日炎融，在��头，��头……食海中鱼……惟冝芑、苣、穋、杨是食。”这又证明他们除渔业以外，还从事农业生产。《大荒北经》云：“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这里所说苗民氏族出于��头，就可以证明��头与苗民同族。 炎黄族进入中原以后，逐渐向南扩展，遂与苗蛮接壤，并屡次发生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吕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吕览》上条引文又说：“舜却亩民”。《墨子·非攻》也有禹征三苗之记述，足见炎黄与苗蛮屡次发生冲突。战场主要是豫西南地区，在与三苗冲突或战争中，据《礼记·檀弓》、《山海经·海内南经》、《淮南子·修务训》、《史记·五帝本纪》均载丹朱及舜死葬苍梧，这个“苍梧”应在丹水一带。 旧说夏族击败三苗，三苗被迫迁到三危（据说在今敦煌西）。《尚书·尧典》云：“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荷干三危”，是否属实，疑莫能定。可能是三苗失败以后，有的避居高地。三为多数的量辞。危：《说文》：“危，在高而惧也。从广，人在压上”。厓与崖通。这只是说，三苗在最北一部分受到打击后暂退山地，而多数仍居故地。 在传说中，与苗蛮关系最深者为祝融氏，它最初虽不属苗蛮集团，但它的后裔在这个集团中却处于异常显赫地位，祝融氏为颛顼后裔。他们的居地最初也在中原地区。如颛顼居地在帝丘。祝融居地在郑。 祝融之后裔有八姓：己、苳、彭、秃、妘、曹、斟、。每一姓氏又繁衍成为几个氏族。这八姓各氏族之分布，最初大体上以河南北部之卫郑为集聚地。其后始扩展至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至商、周时，才有较大迁徙。 祝融后裔南迁，成为日后楚国王室之祖先。楚人进入荆州（苗蛮区域），大概始于周公返政成王之后。据《史记·楚世家》：其时楚熊绎方受封居丹阳。丹阳地望，据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谓：“丹阳在商周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浙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浙。鬻熊（熊绎）所封，正在于此。”《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楚自荆北丹阳进据江汉，乃为以后之事。直到春秋初年，熊绎后裔熊通（武王），在荆楚开辟疆土，“大启群蛮”，并“开濮地而有之”，才奠定了强国的基础。 祝融为颛顼之后，在史前传说中，颛顼为炎黄联盟重要领袖之一，号高阳氏，虽无显赫武功，但农业发展也较早，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有其特殊地位。世代相传，对后世影响颇大。在北方，从唐虞到夏商，巫史的职守（当时在文化领域中，最受尊重的职业），都由重黎之后掌握（《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重黎是他的远祖，并说他的祖先（重黎之后）在周代作史官。 祝融氏徙楚，与楚地人民原有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楚地特点的高度文化，例如在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即是在学习楚地民歌基础上所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可与北方的《诗经》媲美，甚至超过《诗经》。屈原自称他是“高阳之苗裔”（《楚辞·离骚》），即也是颛顼祝融之后裔。他也是掌管巫史的职守的。 江汉之间，古代又为濮人分布之域。《尚书·牧誓》所载牧野之战中，即有濮人参加。《左传》文公十六年云：“百濮离居”。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由于“离居”及“各以邑落为聚”，是以外强之来，即“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因而其江汉居地，即渐为楚人所据。但它在楚之西部，仍为其聚居之邑落。当楚有内乱衰弱时。周宣王初，熊霜卒，三弟争立，“叔熊（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国语·郑语》），以资掩护。《左传》文公十六年云：“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可见濮在春秋时代，已成为楚国西部的强大力量。 濮人分布地区甚广，自湖北西延至于巴蜀。嘉陵江之合川至北碚，旧称濮江，亦以濮人居地而得名。晋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賨，百濮所充。”意思是说在大江支流涪江地区，绵阳一带，旧为百濮聚居之地，今则为巴賨分布之域。 《华阳国志》所称之南中，包括今之云南、贵州，虽不在江汉地区，但也有濮人散居其地。建宁郡有濮、僚，永昌郡有闽濮、裸濮。《尔雅·释地》云：“南至于濮铅。”铅应即今云南之元江（元江古称濮水）。 在荆地有长沙武陵蛮，相传有“槃瓤”的神话，以犬为其族徽，并为其图腾的信仰。他们以后向西发展，主要居于今之贵州，散居于湖南、云南、两广及湖北。 苗族以伏羲为其祖先。清初陆次云的《峒谿纤志》里面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蜗、伏羲位’。……按他们的传说，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蜗。他们本为兄妹（或姊弟）……配为夫妇，绵延人类。”这个神话传说的内容，应该相当古老，它既反映了远古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猜想，又反映了我国远古曾存在着的血缘家族制度。在传说中，女蜗的事迹比较丰富，她被苗人尊之为祖神，其所受崇拜之地位，也高于伏羲。《淮南子·览冥训》又单独阐述了女蜗事迹：说她补苍天、断鳌足、杀黑龙、积芦灰等等，这些事情都与治水有关。这种神话是不是又反映了远古时代，女蜗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这个神话在战国末期以后，才显著流传。旧说以伏羲即为太昊，那是齐鲁学者综合把他们拉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的。 槃瓠即盘古，盘古开天辟地，女蜗兄妹配为夫妇绵延人类及女蜗治水事迹等的流传，如果不是苗族受汉族的影响，就是汉族受苗蛮的影响。这种流传，不但丰富了我国神话的内容，也反映了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的交互影响。 　 　　【百越族属集团 】 　 《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楚、越在古代不但各为一大部族，而且其所居地区，亦各有别。 越，泛称古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曰“越有百种”，说明它所占地区很广，族属也很众多。 《禹贡》两言岛夷，其在南者，即扬州之夷。扬州之南，古称扬越之地，亦即百越之北境。 《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于吴（苏州），越居今浙北，都会稽（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然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相刺》）。然吴、越人民的语言则相同。 吴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相同，而且其风习亦相同。但其与华夏则大不相同。 《史记·吴世家》说太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这就是说：断发文身，非华夏之俗，太伯、仲雍奔吴，也是从民俗也。《越世家》育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也是说禹之后裔到越以后，从民所俗。 吴、越两国接壤为邻，且“两国之语言、习俗既皆相同，侧其人民宜为同一民族也。虽其玉室……出自华夏”。吴、越之南，有闽越，亦越人之一支，西以武夷山与江西为邻。但其族人之分布并不仅限于令之福建，在今江西赣江流域东部，亦有越人分布。《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徐旭生指出两点，很重要：其一，“夷下列越，足以证明它为一种族的名，并非国名。”其二，“楚的南境，大约不出今湖北界内，无缘超过江西、安徽。”并指出：“这个越就是《楚世家》里面的越章”。 春秋时代，楚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既曰越章，则其地应与“越”及“章”有关。说明楚地有夷、越之族，但这里只能说明在楚所统治范围内有夷，越之族、并非所有夷越之族均受楚所管辖，因为当时楚的南境，“无缘超过江西、安徽”。 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仅限于熊渠所取扬越之地，其范围主要在汉代的丹阳郡；其地既为古扬越之地，又为章山所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三天子鄣（章）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注《山海经》、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并以三天子鄣山在丹阳郡”。“丹阳郡北，西与九江（郡）、庐江（郡）接，西南与豫章（郡）接，东南皆与会稽接，略当今皖南、苏南及浙西之地”。是今武夷山之东为越族居地，在武夷山之西，也有越族之居地。 在浙南有瓯越，闽北有闽越。闽、瓯之名早已见于周世。他们也是断发文身，并与吴、越同族，两者语言亦大同小异。 南岭之南，谓之南越。贾谊《过秦论》云：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云：“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这里秦所“取”或“略取”者，都是岭南之越人居地，他们的风习是“椎髻”，与东部沿海越人风习不同，但仍为百越之组成部分。 百越除分布于岭南外，并向西散居于今之云南南部。云南是一个民族复杂地区。“元谋猿人和各地旧石器遗址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原始人群活动。遍及全省的多种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居民族属复杂的反映”。 越族在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南部和濮人交错杂居在“闽濮之乡”。“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文面’、‘黑齿’等族有密切关系”。 “越”之族名，由于春秋时代勾践之强大而越名始著。是越本为国名，后遂沿用力族名，于是东南沿海各族亦均冠以“越”族之称。由于越有百种，种姓各异，因曰百越。在历史上多年沿用不改。 楚越地区，是我国水稻主要发源地。越地河姆渡出土骨耜很多，制作精良，结构完善，其中更发现稻谷和堆积很厚的稻壳。 ·夏官·职方氏》职云：扬州、荆州，“其谷宜稻”。《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记载，特别是河姆渡出土实物，说明百越早在七千年前，即有稻作物种植，反映其文化之悠久绝不亚于黄河流域。 另外，在南方沿海的深圳古墓以及云南的耿马、元谋、宾川、剑川、曲靖等地出上的远古炭化古稻，其中有很多是人工栽培稻，年代均在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云南出土炭化古稻，正是远古百越、百膜聚居地区。稻米在今日已成为主要食物之一，他们在三四千年以前，即在极端困难之自然环境中，最早地栽培了稻米，这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百越居地，大部濒临沿海，内地河道纵横，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由于其地理形势，越民常在水中活动；所以有的“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越绝书·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则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些记载，都把他们在水上活动的娴熟，描绘得栩栩如生。 越人很早即擅长造船。造船的历史，先有独木舟，后有木板船。木板船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在三千年以前，只有独木舟。在解放后，江苏武进、福建连江，都在地下发掘出远古时代的独木舟，都说明越人在远古时代，即有造船的历史。吴越由于其地理之特点与生活之需要，早在远古时代，即以舟楫浦鱼，渡水猎兽，并进一步跨越水域，开拓新天地，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 到了春秋末年，吴越已能造大木板船以供战斗之用。吴王北上争雄于中原，因而开运河沟通江淮，主要是为了战船水师之便利的。闻名世界的中国大运河，南端的开凿，首先归功于越族劳动人民。 云南北部有羌人，它向北与川西直至青海连成一片。它不属本文涉及范围。但从古史相传可以反映我国大西南各族间的关系。传说黄帝后裔昌意自黄河流域南下，“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彝族称黑为“若”，“若水”即黑水。雅砻江、金沙江（沪水）、澜沧江（兰津）、怒江等，都有黑水的意思；司马迁、扬雄都说夏禹是羌人。这虽都是传说，但它似乎可以说明大西甫与中原的各族，在历史上很早即有某些相互关系。原始社会的几个族属集团，虽然在文化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形成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长远的历史，在推动祖国社会发展上，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许多族属集团，在史前时代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但它们却是不断有所接触。这种接触有冲突，也有友好交往，在冲突与友好交往中，逐渐彼此融合，特别是在原始社会进入国家以后，更加速了这种融合过程。 汉代，这是我国较早，也是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它统一了全国。在这以后，各族相互融合，有了汉族的名称，实际上它是国名，又成了族名。它的范围，已包括从原始社会直到汉代统一全国以前所有的炎黄、东夷、苗蛮、百越等族属集团。这些族属集团逐渐融合，界限也逐渐消除，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汉族。 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但同时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已独有的特点，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也是中华民族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２册

北姑

	所謂的”專家”，也只是這般水平而已，只可以跟北姑去混，連北姑這個”無賴”、”潑婦（佬？）”也不能說服耶，還要在此耍賴。 不過言論自由，北姑也不理會了，繼續轉貼。

北姑

	http://www.gzwh.gov.cn/whw/channel/ztlm/yjj4/fbpl/index20.htm 岭南文化的特点及粤剧的转型 何梓焜 　　在2000年举行的第三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学术研讨会上，会议的主持者作总结报告时强调：粤剧需要研究。四年来粤剧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纵的方面研究粤剧的源流，研究粤剧的形成、发展的进程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另方面是横的方面研究粤剧的表演技艺，研究粤剧的唱念做打，研究粤剧的唱腔特点和表演程式。我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如何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的现实问题，直接地说，都面临转型问题。以前我不敢直接地谈粤剧的转型问题，因为容易引起误解，以为转型就是变种，变种就意味粤剧的消亡。我觉得如果把视野拓宽一些，超越就粤剧论粤剧的局限，就有可能更清楚地认识粤剧艺术的发展规律，就不会对转型问题引起误解。既然粤剧是岭南文化的瑰宝，就应该把粤剧研究放在岭南文化研究的范畴内进行，或者说，提高到岭南文化研究的高度来研究粤剧，才能明确粤剧传统的继承和改革在把广东建成文化大省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一视角来看，粤剧的转型是必然的，只有转型，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能繁荣和发展。 　　文化研究本来就很热，近来由于领导人提出要把广东建成文化大省，岭南文化的研究者越来越多，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值得关注的是有一批自称是“新客家人”的学者，他们比较多地从广东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考察进而概括出岭南文化的特性。他们认为，岭南文化具有实用性、开放性、兼容性、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享受性、市井性、世俗性等特征。有人认为，岭南文化产生时没有本土文化，是在外来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天不足结构畸形，重经济利益，轻文教科学的短视文化比较突出。他们对岭南文化的历史，对传统岭南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的关系，对传统岭南文化与当代岭南文化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因而对岭南文化特征未能作出准确的概括。笔者认为，要把岭南文化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作出科学的概括。 　　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对广东文化的历史作了比较具体的研究，他追溯到舜帝开发南方探究岭南文化的起源，继而叙述秦以来岭南文化从形成到发展的过程，把广东文化归结为珠江文化，从而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相并列，说明珠江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当中的地位。笔者觉得黄老师把岭南文化或称珠江文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对他得出的结论，我却不能完全接受。第一，岭南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地域文化，并非盘古开天地就存在，上溯时间不是越早越好。当然，从广义来看，有广东人存在就有广东文化。然而，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第二，传统的岭南文化吸取了传统的中原文化的基因，传统的中原文化是河流文化，而传统的岭南文化则有海洋文化的特色，把广东的岭南文化归结为珠江文化意义何在呢? 　　中国古代的中原人称五岭以南的地区为岭南，又称岭外。岭南地区开发较迟，长期处于蒙昧时期，尽管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作为地区的本土文化大都属于原始文化。《新唐书·李靖传》提到，“岭海陋远，久不见德，非震威武，示礼义，则无以变风。”被学者尊为岭南文化哲圣的唐代佛教禅学的创始人惠能，当他投拜五祖宏忍学佛时，宏忍对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猖獠，那能作佛?”(猖獠是古代中原人对岭南人的贬称)惠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猖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正是这位不识字的僧人惠能，由他的弟子记录，著作《坛经》，创立南派禅宗。正如主编《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的丁宝兰先生所说，“岭南地区在我国古代虽然开发稍迟，但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个地区和全国各地区一样，也是人才辈出，以思想深邃著称的，代有其人”。 　　至于被誉为南国红豆、岭南文化瑰宝的粤剧，形成时期则更晚一些。有论者认为，南宋末期，南戏传入广东成为最早的粤剧。如果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巫傩 ，它对粤剧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缺乏根据。到了明末清初，大量的北方戏曲流传到两广，江苏的昆曲，江西的弋阳腔、秦腔、汉调，尤其徽班来粤，对粤剧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些北方戏曲与本地的民间曲调结合起来，又吸收西洋音乐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梆黄、小曲、粤讴三为一体的唱腔和别具一格的表演程式。传统粤剧的曲调以梆黄为主，梆子来自秦腔，二黄来自徽班。梆黄曲调与广东民间曲调结合起来，形成传统粤剧的唱腔，又吸收西洋音乐的成分(例如伴奏乐器吸收小提琴、吉他、色士风等)形成传统粤剧音乐的基本格局。粤剧的形成还有一个语言地方化的过程。早期粤剧唱的是来自北方的“舞台官话”。后来逐渐改成广州白话，使语言的声韵与音乐曲调和谐地结合起来。广州方言声调低、平声多，鼻音重，音调也比较丰富，北方话只有四声，粤语有九声调。因此，即使唱梆子腔也没有原来秦腔那么高亢。声调比较平和的二黄曲调则被艺人较多的采用。结合广州方言的声调特点，又不断创作了许多新的曲调、新的唱腔。由于曲调与语言的声韵和谐结合，使观众感到亲切，产生共鸣。 　　从粤剧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岭南文化是在传统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旦形成又具有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特点。岭南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它具有中国文化的共同本质，同时，它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征。岭南文化就是具有岭南特色的中国文化。岭南的地理环境就是岭南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岭南文化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产生和发展，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当代，粤剧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这是偶然的吗?岭南文化作为有鲜明特点的地域文化，它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何关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俄国历史学家梅奇尼柯夫在《文明和伟大的河流》一书中，详细地考察了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长江和黄河等河流的状况、考察了这些河流对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随着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由古代河流文明时期进到近代海洋文明时期。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写了《评列·伊·梅奇尼柯夫的书》一文(译文载《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过程。如此说来，黄伟宗老师把具有海洋文化特点的传统的岭南文化归结为属于河流文化的珠江文化，其意义何在呢?无非是要论证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三足鼎立，并驾齐驱。这样的论证，只不过是表明中国文化的发展仍在河流文化范畴内兜圈子。这符合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吗? 　　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包括土壤、气候、动植物区系、地表特性、矿产资源、河流系统、海岸线等因素。这些因素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生产力每向前发展一步，社会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变化一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会越来越变成间接的和复杂的，其作用可能日益缩小，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不过以河流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地理环境因素作为区别文化特点的名称就不一定再合适了，历史上曾用过的名称也许成为过去，亦可能继续使用。因此，在信息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代，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别，不管是作为河流文化的传统中原文化，还是作为海洋文化的传统的岭南文化都面临着一个转型问题。当代文化如何继承传统，又如何改革创新，如何转型?如何给当代岭南文化定位，又如何预测岭南文化的发展趋势。这一系列问题摆在岭南文化研究者的面前。笔者认为，对岭南文化转型问题的研究，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岭南文化的特点，认识岭南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关系。文化发展的过程往往是渐进式的，而不是跳跃式或爆发式的。由传统岭南文化转变成当代岭南文化仍然保留岭南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特点。文化的全球性不是取消文化的多元性，也并非要消灭地域文化的特点。由传统粤剧转型为当代粤剧，在内容上注入时代气息，形式上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改革创新，但它仍然是粤剧，而不是后粤剧或非粤剧。转型不是变种，而是创新，它仍然姓粤。 　　有人以为，新型粤剧就是演现代题材的粤剧。我看未必。粤剧的转型不是粤剧题材的转换，而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如果表演现代题材的粤剧，而在形式上完全照搬传统粤剧的演唱技巧和表演程式，例如女声的发声方法仍然唱假嗓音为主，让扮演现代人的演员仍然在舞台上压扁喉咙、高声尖叫，又如扮演现代人的演员仍然在舞台上走八字脚迈方步，这样的粤剧则未必是新型的粤剧。同理，如果演有新意的历史题材的粤剧，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也应该属于新型的粤剧。在粤剧转型过程中，传统粤剧与新型粤剧是同时并存、互相促进的，她们都姓粤，都具有地域文化的特点。应该鼓励创新、勇于探索，及时作出概括和推广。新型粤剧不能像某些工业新产品那样先设计定型再投产，而是在演出实践中进行探索、积累新质，逐渐成型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四届羊城国际粤剧节组委会 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北姑

	古越語只是表現在粵語的詞彙方面？到底有沒有看清楚原文呢？非常清楚的說明是底層，就是語根啦，可以說成只是詞彙？呵呵，選擇性失明真是有趣耶。 粵語是以古越語為底脯，經過歷代中原語的影響而演變出來的，雖然吸收了不少中原詞彙，但也保留了不少古越語本身的。 即使認為方言同屬漢語之下的，都同意語音系統都是不同的耶。 說粵語跟北方話一樣的，根本就不知道粵語為何物，笑死人了。 我又轉貼一篇啦，文中也說嶺南文化是建基於中原文化耶，不過又說，地區本土文化都屬於原始文化，為何？就像某些人所謂的自相矛盾，又或者自我反駁乎？ 很多人都有所謂中原情意結，不過又不能否認地域民系跟中原有不同之處的現實，就變成所謂的矛盾，思想鬥爭啦。

yjk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4-20 18:17:55的发言： 編寫維基百科的業餘人士，都已經說明粵語的底脯就是古越語啦，還有人可以瞪著眼去吹大炮的，I 服了 U 耶。 你这话说明你同样也看不懂关于粤语的那篇文章里所提及的具体内容，看见个皮毛，就当成了真货。这跟你根本看不懂你那些关于商代的转帖中的具体内容是一样性质。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你，因为对于一个不具备考古学知识、历史学知识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内容的。对于一个连语言学的基础知识也不具备，而态度又正的人来说，要理解“语音、词汇、语法”对语言的影响，以及理解什么是决定语言演变的本质、什么才是判断语言的源头的材料，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闹出这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而闹事者竟然浑然不觉，还说别人在“瞪著眼去吹大炮的，I 服了 U 耶”的现象。 行了，你还是看看你自己转的粤语文章吧。该文明确说了现代粤语保留著大量古汉语的成分，而且“这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至于“南越语”成分，则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跟现代粤语中的外来词是一个性质的。 即现代粤语是古汉语演变过来的，源头就是古汉语。何况“南越语”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到底有哪些词汇真是它固有的，因为没有能反映当时“南越语”的任何资料，所以，也还是属于推测阶段。这跟现代粤语吸收外来词汇都不能相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0 19:03:14编辑过]

yjk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4-20 18:17:55的发言：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即使是黃綠專家也可以發言的，沒有所謂耶。 你认为答非所问，自言自语，文不对题，凭空捏造，蛮不讲理，逻辑混乱都是你的自由，我也管不了你。就连你自己反驳你自己，也是你的自由，我也管不了你。 既然你说我另外发帖你仍继续转，那就跟现在一样了。我就不准备多此一举了，反正你的转帖不但是在批驳你的那些可笑说法，而且还能让人们了解一定的真相。

北姑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即使是黃綠專家也可以發言的，沒有所謂耶。 編寫維基百科的業餘人士，都已經說明粵語的底脯就是古越語啦，還有人可以瞪著眼去吹大炮的，I 服了 U 耶。

北姑

	http://www.gg-art.com/history/hcontent.php?dynastyid=8 商朝 （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过渡。 　　契之孙相土在位时，商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把附近的许多部落征服或纳在它的控制之下。约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都于毫。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四方征伐，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商朝统治逐渐巩固。 　　据载，从成汤至盘庚，商人“不常厥邑”，曾五次迁都，盘庚迁殷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发展，特别是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武丁在商代诸王中颇负盛名。 　　但是到商朝末年，江淮之间夷人强盛，征战连绵。尤其到了纣王统治时期，滥施酷刑，荒淫侈糜，残忍自大，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历经17代30王（不包括汤长太乙）、存在约500年的商朝终于灭亡。 　　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商朝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约前1551年成汤灭夏建商 　　约前1551年，汤的军队攻占了都斟鄩（今伊洛地区），至此夏王朝灭亡，汤建立了商王朝。汤，又名成汤或成唐，甲骨文称他为大乙。商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力量逐渐壮大起来，至汤时，迁居于毫（今河南濮阳），进行灭夏的准备。成汤于前1551年左右联合各方国和部落征伐夏桀。出发前，汤发表誓师词，即今天保存在《尚书》里的《汤誓》。夏桀面对汤的进攻，毫无准备，不战而逃，在南巢被囚而死，夏灭。商汤在三千诸侯的拥戴下登上天子之位。宣告商王朝的成立。商汤汲取了夏桀的教训，以身作则，勤政爱民，受到各地诸侯的欢迎。商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 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之一。 　　商盟诸侯于景毫，即天子位，大城于毫。 ========================= 有娀氏二女始作北音 　　相传有娀氏长女简狄、少女建疵建九重之台, 居住于其上，每当饮食时，必以音乐相伴。帝喾颇觉奇怪，便派燕子去探察究竟。燕子飞到台上，鸣叫不止。二女见而爱之，争着去抓，最后用玉筐将它罩住。片刻后，轻轻移动玉筐，想看燕子，燕子立即从缝中飞走，但留下二卵。他们欣喜地作歌唱道：“燕子飞啦！”是为古代最早的北国音乐——北音。 ==================== 玄鸟生商 　　商是黄河下游的古老的夷人部落，帝喾高辛氏后裔。相传有娀氏女简狄与二女行浴，有玄鸟（燕子）飞过堕其卵，简狄取而吞食，因而怀孕生契，契为商人始祖，是商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第一位男性首领。 相土作乘马 　　相土是契之孙，殷人先公之一。上古之初，人们尚不知驾马拉车驮物，牧马则是用群放散养之法。相传相土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驯服，再加训练，于是马能拉车驮物，成为重要运输工具之一。可见，相土时商族巳从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进入定居畜牧和农业种植时代。相土用武力向东方发展势力，达于黄海之滨和附近海岛。 王亥作服牛 　　王亥是冥的长子，殷人先公之一，甲骨文称“高祖亥”或“高祖王亥：，古代文献或将亥字写成该、核、垓、胲、振、冰等。冥死后，王亥继位为商侯。相土驯马虽是一大发明，但难于发展，因为马主要产于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不多，马的饲养较麻烦，繁殖率也较低。于是，王亥将相土驯马之法用于驯牛，让驯服的牛拉车驮货。牛动作较慢，但负重能力强，繁殖率也比马快。因此，王亥很快驯服大批牛群，弥补了马力运输的不足。由于王亥在商族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殷人祭祀时，用人牲多至十人，牛牲多达三百头，极其隆重。 上甲微杀绵臣 　　相传王亥与兄弟王恒赶着牛群，驮着货物，向北跨过黄河，到易水流域有易氏（今河北易县、徐水一带）之地贸易，有易氏首领绵臣设宴欢迎。宴饮时，王亥兄弟有失检点，激怒绵臣。绵臣派人杀死王亥，扣下牛羊和全部货物，将王恒等人驱逐出境。王亥之子上甲微决心为父复仇，他向河伯申诉王亥被杀经过，得到河伯同情，答应出师帮助他讨伐有易。上甲微自己也组织起武装队伍，与河伯共同出征。双方在易水之侧激战，有易氏被彻底击败，绵臣在混战中被杀。上甲微与河伯瓜分了有易氏的财产和人口。上甲微继承祖契的事业，振兴商族，死后受到殷人隆重祭祀。 殷人屡迁 　　从契到盘庚的几个世纪中，商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阔平原上频繁迁徙，居处无常，以成汤建国为界，其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契至汤的八次迁徙是：1、契自商迁蕃（今河北平山县）；2、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3、昭明又迁于商（今河北南部漳河地区）；4、相土迁于泰山下；5、相土复归于商丘；6、上田微迁于殷（今河南安阳）；7、上甲微复归于商丘；8、汤迁于毫。汤至盘庚的五次迁徙是：1、仲丁自毫迁于嚣（今河南荥阳）；2、河亶甲自嚣迁相（今河南内黄）；3、祖乙迁庇（今山东定陶）；4、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5、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殷后商人再未迁都。 汤灭葛 　　汤是契十四代孙，商朝开国君王。汤又名履，古书称他为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甲骨卜辞中称作唐、成、大乙、天乙、金文和周原甲骨文中称作成唐。汤即位之初，商族羽翼未丰，臣服于夏。汤目睹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便图谋灭夏。为逐步削弱夏王朝势力，扫除灭夏障碍，同时壮大自身力量，汤先后十一征于天下，页首先功灭葛。葛在汤都豪地附近（今河南睢县北），为夏桀忠实盟国。葛伯不祭祖先，不祀鬼神，汤以此为借口，派人前往质问。葛伯推说无牛羊做牺牲。汤派人送去牛羊，葛伯将牛羊杀光吃掉，依然不祭不祀。汤再次派人质问。葛伯又推说无祭祀之粮。葛伯不仅不知错改错，反而派人抢走商族老弱妇孺给种地人所送饷饭，甚至杀死一名送饭儿童。汤忍无可忍，率军灭葛，杀死葛伯。灭夏战争序幕由此拉开。 桀囚汤于夏台 　　汤即位后，表面上臣服于夏，暗中则积极作灭夏准备。他擢拨伊尹仲虺为左右相。伊尹是有莘氏陪嫁奴隶，有莘氏与夏同姓，仲虺祖先奚仲为夏朝车正，两人都成为汤的股肱之臣。汤与伊尹、仲虺谋划征伐豕韦，被桀察觉。桀假召汤入朝议事，将他囚禁于夏王朝监狱——夏台（又称钧台，今河南禹县）。伊尹、仲虺闻讯后，在国内搜集珍宝美女贿桀。桀便下令放回商。桀囚禁商汤一事，引起诸侯普遍反感，相传一天之中叛离夏桀，投奔商汤的诸侯多达五百。夏朝统治基础趋于分崩离析。 汤伐韦顾昆吾 　　韦、顾、昆吾是夏王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韦即豕韦（今河南滑县东）；彭姓，顾为已姓（今河南范县，一说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是已姓（今河南濮阳西南一说在今河南新郑），相传是祝融后代封于昆吾所建方国，势力较大，国君被称为“夏伯”，与夏关系密切，是桀心腹之国和东部屏障。三国都执意与商为敌，严密监视商汤言行，死心塌地为桀效力。汤决心除去此心腹大患，打击桀之羽翼。他与伊尹、仲虺商定征战计划，诸侯纷纷响应，四方人民犹如大旱之盼云霓，期待汤的仁义之师出征。汤和伊尹率领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灭豕韦，然后挥师东向，乘胜灭顾。夏伯闻讯后，仓促应战，同时向夏桀求援。桀命令九夷这师前往讨商。伊尹认为夏商兵力之比，仍较悬殊，灭夏时机尚未成熟，不如先稳住桀，再从长计议。汤采纳伊尹之谋，收兵回国，同时遣使于夏，入贡请罪，臣服供职。桀下令罢九夷之师。次年，夏伯率兵攻商。汤师经过一年休整，士气旺盛。在汤的号令下，一鼓作气击财昆吾，再战而杀夏伯，尽占昆吾土地、人民、财产，取得重大胜利。 伊尹以鼎烹说汤 　　伊尹是商初重臣之一，原名伊挚，尹为官名，甲骨卜辞中称他为伊，金文则称为伊小臣。相传伊尹生于伊水边，成年后流落到有莘氏，以耕地为生，地位虽卑，而心忧天下。他见有莘氏国君有贤德，想劝说他起兵灭夏。为接近莘国君，他自愿沦为奴隶，充任有莘国君贴身厨师。国君发现其才干，提拔为管理膳食之官。经长期观察，伊尹终于发现，有莘氏与夏同姓，均为夏禹之后，血缘联系难以割断，况且有莘国小力弱，不足以担当灭夏重任。只有汤才是理想人选，决定投奔汤。其时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自愿作陪嫁缕臣，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以烹调、五味为引子，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汤由此方知伊妖有经天纬地之才，便免其奴隶身分，命为右相，成为最高执政大臣。伊尹不仅是辅佐汤夺取天下的开国元勋，还是后来三任商王的功臣，因此，伊尹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受到隆重祭祀，不仅与汤同祭，还单独享祀。 汤委仲虺为左相 　　仲虺是奚仲后裔，族居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因不满夏桀暴政，带领族人投奔商汤，详尽陈述治国之道与灭夏大略，显示出非凡才干，汤深为赏识，任命为左相，委以灭夏重任。 网开三面 　　商汤在野外见到一农夫于东南西北四面张网，祝告说：“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之鸟都飞入我网中！”汤认为这会将鸟捉光捕尽，便让人把网撤掉三面，只留下一面，并告说：“欲往左飞者，往左；欲往右飞者，往右。不从命者，入我网中。”汤以“网开三面”来隐喻其宽厚待人的方针，诸侯见汤对禽兽都如此仁慈，认为汤的道德至高无上，无以复加。归商诸侯随即增四十。 汤都于毫 　　汤灭夏后，建都于毫。毫有南毫（今河南商丘东南）、北毫(今河南商丘北)和西毫(今河南偃师)之分。汤所都之毫为南毫。 汤迁九鼎屋夏社 　　相传涂山之会时，夏禹将九州地方长官所贡之铜，铸成九个大鼎，鼎身各列九州物象，象征夏统治下的天下九州。汤建立商朝后，将夏人镇国之宝九鼎迁至毫都，象征着权力更替，又准备将夏人祭土地神的土坛--夏社也迁往商，大臣觉得不妥，认为亡国之社不如留作夏桀虐失国之见证，并作《夏社》陈述不宜迁社之社。汤采纳众说，下令砍去坛上之树，又盖一屋，将夏社封于其中，就不使用，而在毫都另建商社。 汤祷于桑林 　　汤即位之初，商王畿之内连续五年大旱，骄阳如火，河井枯竭，田地龟坼，草地枯萎。汤命史官在郊外燃烧积积薪，以牛羊豕作为牺牲，祭祀上帝。汤祈祷时引咎自责，列举六条自己可能犯的错误，哀求上帝赐福降雨，但毫无效果。大旱延续到第七年时，汤又在桑林之地设坛，祭天求雨。史官占卜后说，要用活人作牺牲，上帝才肯降雨。汤认为，祈雨本是为民，岂可再又残害于民？便决定由自己充任牺牲。他剪去头发指甲，沐浴洁身，向上天祷告：“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勿因我一人之过，而伤害春民性命！”祷毕便坐到柴堆上。正当巫祝要点火燃柴，大雨骤然而来，万民一片欢呼，作歌颂扬汤的德行，乐曲取名为“桑林”，又名“大”，后人称其为“汤乐”。 四方献令 　　商汤即王位后，仿照夏朝制度，定期巡守天下。所到之处，诸侯纷纷前来朝拜、进贡宝物。汤认为，所贡物品大同小异，于王室也未必适用，而且诸侯互相在贡物价值上攀比，势必造成过重负担。汤命伊尹制定四方贡物种类的规定，要求各地只进贡本土所出产品。伊尹根据汤的旨意，制定定了“四方献令”，颁行于天下，规定：东方各国滨临大海，贡物以鱼皮制品、鱼酱、剑为主；南方各国盛产珍禽异兽，贡物以犀牛角、象牙、珠玑、玳瑁、翠羽为主；西方各国山地众多，贡物以龙角、神龟、各色颜料为主；北方各国草原广袤，贡物以骆驼、野马、良马和弓箭为主。四方献令颁布后，四方诸侯备办贡品不仅便宜，负担也大为减轻，王朝府藏应有尽有，受到各地诸侯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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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4-20 16:11:33的发言： 呵呵，若果找到新文章時，北姑會繼續轉貼的，笑罵由人，總之不會像一些人那樣，不學無術的。 呵呵，你的转帖除了告诉别人你连你转了些什么内容都不知道，不但转些离题千里的东西，居然把批驳你自己的话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多次转来外，还有什么呢？ 就说你现在转的粤语文章吧。该文明确说了现代粤语保留著大量古汉语的成分，而且“这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至于“南越语”成分，则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跟现代粤语中的外来词是一个性质的。”即现代粤语是古汉语演变过来的，源头就是古汉语。何况“南越语”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到底有哪些词汇真是它固有的，因为没有能反映当时“南越语”的任何资料，所以，也还是属于推测阶段。这跟现代粤语吸收外来词汇都不能相比。 人都有一张嘴，谁都能说别人不学无术的，但只要有点廉耻，就不会拿不出半点根据就那样说，因为那就是泼妇骂街了。泼妇骂街嘛，笑骂就由她了。

北姑

	http://www.historychina.net/qinghistory/research/Index.aspx?id=911&articleid=1802 帝 喾 并 非 商 之 始 祖 王震中 说到商族的始祖，有人以为是契，有人以为是帝喾，而主张帝喾为商之始祖者，自古迄今，为数不少。如《礼记·祭法》说：“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殷出帝喾，子姓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卨所封也。”近人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殷墟卜辞中称“夒”为高祖，“则夒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胡厚宣先生认为契“父为帝喾，亦即太皡”，属于东方之族。曹定云先生也认为：“在古代，‘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殷人既禘祭帝喾，说明帝喾确为殷人之远祖。”又说：“卜辞中既有先祖夒（合集1025等），又作高祖夒（合集33227）；而又有‘大夒’（合集376反）。经笔者考证，此先祖夒（高祖夒）即殷之始祖契，亦即‘少皞契’；而‘大夒’（太夒）即殷之远祖帝喾，亦即传说中的‘太皞’。” 上述说帝喾为商族始祖、殷商出于帝喾者，主要是依据《史记·殷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大戴礼记·帝系》曰：“帝喾卜其四妃，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 訾氏，产帝摯。”在《史记》和《大戴礼记》之前，《楚辞》中也有一些有关帝喾与有娀氏简狄以及高辛氏之关系的说法，如《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注：“简狄，帝喾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坠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九章·思美人》：“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骞兮，见有娀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 在这里，说帝喾是商之始祖，首先是与商族的古史传说中以玄鸟为图腾的始祖诞生神话相矛盾。关于商族的起源，古典文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玄鸟生商的传说，但在比较早的文献中，讲的是较为单纯的玄鸟生商的始祖诞生的神话故事，而在稍晚的文献中，才在玄鸟生商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契父帝喾这层关系，前者可称之为较为“原生形态”的始祖诞生神话，后者可称之为“次生形态”的始祖诞生神话。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曰：“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商颂·长发》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吕氏春秋·音初》亦曰：“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謚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由于在商人部族诞生神话中，其始祖商契来源于玄鸟，故商契又称为“玄王”。如《诗·商颂·长发》云：“玄王桓拔”，毛传曰：“玄王，契也。”《国语·周语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韦昭注：“玄王，契也。”朱熹《诗集传》说：“玄王，契也，或曰以玄鸟降而生也。”这些都属于较为原生形态的商始祖诞生神话，其中关于《商颂》，《国语·鲁语下》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说明至少在春秋初年，以《那》为首的《商颂》已成篇。《吕氏春秋·音初》虽成书于战国末年，但其所述的玄鸟神话，内容单纯，保留了这一神话的较为原生的形态。而上面提到的《天问》、《离骚》、《九章》诸篇以及《史记·殷本纪》，虽然也有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契的神话故事，但又加有契父帝喾这层关系。如《殷本纪》在说叙说简狄吞玄鸟卵而“因孕生契”的同时，也说她“为帝喾次妃”；《楚辞·天问》也是以“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发问，将简狄、帝喾、玄鸟三者联系在了一起。《楚辞》的年代晚于《商颂》，《史记》更是晚至汉代。所以，从成书年代的早晚而论，把帝喾说成殷契之父，把简狄说成是帝喾次妃的说法，显然是在玄鸟生商神话传说产生之后附加上去的。 从图腾的角度讲，那种把简狄、玄鸟、帝喾三者捏合在一起的说法，也应该是后起的、次生的形态。这是因为在图腾起源中恰恰是不承认其父亲作用的。依据笔者的研究，图腾崇拜的核心观念是：根本不认为怀孕生育是男女性交的结果，只认为是图腾物进入或作用于母体的缘故。例如，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即认为，怀孕与性交及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图腾精灵进入母体的结果”，因此，“当一个阿兰达人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混血儿的时候，他并不感到任何惊异或忧虑，而可能认为这仅仅是由于她吃了由欧洲人那里获得的面粉的缘故。”商人的始祖诞生神话正是这样，《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若剔除商周时期加进去的“天命”思想，则可以看出，商人自认为商族是因玄鸟而衍生的。对于《史记·殷本纪》，若剔除其中的简狄“为帝喾次妃”的说法，那么，《殷本纪》所说的商族始祖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种因其女祖先吃了某一动植物或同其有过接触而生出其后裔的观念，不正是现代原始民族图腾崇拜中最基本的信念吗？这一观念，一方面反映了人类最初并不知道性交与怀孕的关系，一方面又反映了远古先民曾存在过“原（前）逻辑的互渗感应思维。”我们知道，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其最初只是在本能上有性交方面的生理要求和感情冲动，而并不知道这类行为所带来的怀孕结果。所以远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氏族组织和制度尚未出现的时期，人类尚不具备关于性交与怀孕关系方面的知识。这一方面是男女性交这一受孕行为和怀胎的现象（如初次明显的胎动等）距离太远；另一方面，他们性交关系十分随便，而且性交未必皆生子，所以，认为性交与怀孕生子没有关系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人类的求知欲又促使他们力图对怀孕生子现象做出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那种“原逻辑”的“互渗思维”机制的作用下，妇女们很自然地会将母体胎儿明显的胎动与当时所看见、所接触或所吃的东西联系起来，构成原始人的因果推理，从而认为怀孕和生育是这一动植物或自然现象进入或作用于母体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图腾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也是原始人在不了解性交与怀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对人类自身来源的一种解释，它受原始思维中人与自然、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都可以互渗感应转化这样一种思维机制的支配，它在原始人祈求人丁兴旺、绵绵不绝的要求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崇拜形式。只是商族在契时，其图腾崇拜已不是图腾崇拜起源时期的形态，而属于氏族制长足发展后的图腾崇拜，它要解释和说明的是氏族部落始祖的诞生而不是族内一个一个个人的出生，但作为图腾崇拜的核心观念，依然是不承认父亲在怀孕生子方面的作用。所以，很难通过“鸟图腾”这一现象来直接判断与有娀氏通婚的、商契的父亲乃至父方支系氏族是谁。以往的学者每每通过商族与海岱地区的少皞、太皡族中都有鸟图腾这一现象来论证商族起源于东方或东北方，现在看来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帝喾不能作为商的始祖，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是《史记·殷本纪》虽说简狄为帝喾的次妃，但在《周本纪》中说“姜原为帝喾元妃”，在《五帝本纪》中还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 訾氏女，生摯。”《大戴礼记·帝系》说得更明白：“帝喾卜其四妃，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 訾氏，产帝摯。”据此只能说帝喾是四个部族的始祖，而非仅仅为商族一族的始祖。更何况在《史记》和《大戴礼记》中，姜原为帝喾的元妃而简狄仅为次妃。 在这里，要提到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在论述帝喾为商族的始祖时，曾将帝喾与《山海经》中的帝俊，以及甲骨文中的“高祖夒”联系在一起。他把殷墟卜辞中的“高祖夒”说成是帝喾，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但相当多的古文字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如丁山认为：“简狄，一名娀简，即卜辞所常见的“高祖夒”，此商人原始的图腾。”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说：徐仲舒、容庚、唐兰、杨树达都不相信王国维的这一说法，“而徐、容、杨均以为是‘禼’字，徐氏说‘以形观之，与禼为近’。”卜辞“高祖夒”之夒，最早王襄即认为是“古禼字，段茂堂先生云：殷玄王以为名，见《汉书》。俗改用偰契字。”饶宗颐先生释此字为“页”而谓读为禼，他考证后也认为是殷之先祖契。《史记·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都将殷始祖契写作禼。卜辞中称为高祖者，有高祖夒、高祖河、高祖王亥、高祖乙。高祖即远祖。笔者认为从上引较早的玄鸟生商的文献看，商族的始祖实际上只能从契算起，而不能从帝喾算起，假若以卜辞中的高祖夒为商的始祖的话，那么这个夒就只能是契，而不能是喾。 王国维说《山海经》中的帝俊就是帝喾，也不能证明帝喾为商族的始祖。王国维举出帝俊即帝喾的证据是：一、“夋者帝喾之名。《史记·五帝本纪·索引》引皇甫謐曰‘帝喾名夋’；《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并说这个夋就是《大荒经》及《海内经》中的帝俊。二、“帝俊之子中容、季釐，即《左传》之仲熊、季貍，所谓高辛氏之才子也。‘有子八人’又《左传》所谓‘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也。”三、“《诗·大雅·生民》疏引《大戴礼记·帝系篇》曰‘帝喾下妃 訾之女曰常仪，生摯’，《家语》、《世本》，其文亦然。”王国维因此说常仪即帝俊妃常羲。又说：“曰羲和，曰娥皇，皆常仪一语之变。” 郝懿行也举出过类似的证据。 帝喾有可能确实是帝俊，但这也不能证明他是商族的始祖。在《山海经》中，帝俊虽有人帝的一面，但更具有上帝的性质。如《大荒东经》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说：“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帝俊显然在日神月神之上，并含有自然神的性格。徐旭生先生对帝俊曾有过专门研究，他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烜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頊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鴻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 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根据这些记载，笔者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实际上就是商代“上帝”的化身，是上帝的人格化，帝俊的下友“五采之鸟”就是卜辞中的“帝使凤”。大概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把商代的上帝人格化、人性化过程中，将其称为帝俊，而且对他的所谓“妻”以及由他分出的许多氏族并没有区别所谓“元妃”、“次妃”的等次。帝俊就是帝喾，帝喾之喾，《管子·侈靡篇》、《史记·三代世表》和《史记·封禅书》亦作俈，《集韵》：“俈，通作喾。”喾与俈都从告声。太皡的皡，《楚辞·远游》作皓，《淮南子·览冥训》作浩，皓与浩也都从告声。太皡，《世本》和《帝王世纪》亦作太昊。所以，喾、俈、皓、皡、昊可以通用，表达的是日月昊天的意思。帝喾的出现，大概是周人把商代的上帝转换成周人的昊天，并加以人格化的结果。周王称作天子，不也是把皇天上帝人格化的做法？由于这一转换工作是周人做的，所以在人为地给帝喾配的四妃中，只有周人的姜原为元妃。这种转换工作也是对古史或古史传说、神话传说的一种新的整合、综合，但由于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其整合或综合亦略有差异，如《山海经》中的帝俊与儒家典籍中的帝喾就是同中略有异。前者反映了东部地区的民族在把商代上帝人格化为帝俊时，尚保留有较多的自然神的性格，而后者则反映了周人的这一转化所含的伦理化程度更高。 从祭祀的角度而论，有人因《礼记·祭法》记有“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并依据《左传》中“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之类的说法，也主张帝喾为殷商之始祖。可是，类似《礼记·祭法》的记载也见于《国语·鲁语》：“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对于《国语·鲁语》与《礼记·祭法》这两种记载，若从成书年代的早晚看，当然是《国语》比《礼记》更可信。此外，据张永山先生研究，先秦文献“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的说法，是春秋时期先贤们为维护当时的祭祀族规而提出的主张，将之验证于殷墟卜辞（例如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属于商王或其王族之人祭祀异姓的伊尹及其配偶的刻辞）可以看到，伊尹不但享受到同商的先王、先妣一样的祭祀，而且还具有甚为崇高的地位；伊尹的神主既有长期同商先王的集合庙主陈列在一起的情形，也有为他专门立庙的场所；在卜辞中还可以看到商王命令异姓族长代商王祭祀其先王，总之，在商代并没有“民不祀非族”的规则。据此，很难用上古时期尚不存在的这一规则以及《礼记·祭法》这条较晚出的材料，作为帝喾为殷商始祖的证据。 帝喾的出现既然是周人将商人的上帝转化而来的结果，那么，在一些较晚出的文献中“帝喾高辛氏”的说法，也即成为问题。实际上，关于帝喾与高辛氏的关系，徐旭生先生早就指出，除颛頊之为高阳、帝尧之为陶唐、帝舜之为有虞，无大问题外，太皡之为伏羲、少皞之为金天、帝喾之为高辛等，在古书中全未考出证据，均属可疑，二者之间的连名，“全是作综合工作的人工作的结果”。结合上述关于帝喾是由商代的上帝转化为帝俊又转化为帝喾的考证，笔者认为大概高辛氏是原有的，帝喾乃后人追加的尊号。帝喾并非商的始祖，而高辛氏与商族的起源很可能有渊源关系。若把有娀氏视为商族起源过程中的母方支系的话，高辛氏很可能是商族的父方支系。 前引《楚辞·离骚》、《九章·思美人》等已讲到商与高辛氏的关系。《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这里的阏伯与高辛氏是否真为具体的父子关系，不必拘泥，但它表明二者应有氏族间的分化衍生关系。阏伯居于商丘，用大火星定时节，商人沿袭这种历法，除二者有居地相因袭的因素外，是否还有族属上的渊源关系？又据《左传》襄公九年，居于商丘的高辛氏之子的阏伯，当时担任陶唐氏之火正，“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辰为商星”。这样，因袭阏伯的是商先公相土。若再联系《楚辞·离骚》、《九章·思美人》等所讲到的商与高辛氏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说，商人、商先公相土之所以能因袭阏伯来祭祀大火星和以大火星纪时，固然有居地的原因，但也不排除有族属上的渊源关系。若推测当时的情形应该是：有娀氏来到漳水流域的番地亦即商地之后，与来自东夷集团的一支人们因通婚而融合，形成了契及其之后的商族，而这支东夷集团的人们很可能就是高辛氏，先商文化的初期，既含有冀南漳河流域的因素，又含有的东方海岱文化的一些因素，大概也是由此而形成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帝喾并非商族的始祖；在以往的一些著述中，那种或者以“契父帝喾都亳”而论述商的起源、商的亳都所在者；或者认为契“父为帝喾，亦即太皡”，属于东方之族者，亦即凡是用有关帝喾的材料来作为商族起源于某地的证据之一者，都是不太靠得住的，故而都需重新予以考虑。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1964年。 曹定云：《商族渊源考》，《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1年，第28页。 关于“原逻辑”的互渗感应思维这一概念，可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 王震中：《图腾与龙》，载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第二十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第41页。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38页。 《类纂》正编第十四，第62页。 饶宗颐：《贞卜人物通考》第272～273页。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郝懿行疏云：“《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言其名曰夋。’疑夋即俊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审何据。《南荒经》云：‘帝俊妻娥皇。’郭盖本此说。然《西荒经》又云：‘帝俊生后稷。’《大戴礼记·帝系篇》以后稷为帝喾所产，是帝俊即帝喾矣。但经内帝俊叠见，似非专指一人。”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67页。 学术界一般多认为卜辞中的“帝”是商代的最高神或至上神，然而，晁福林先生认为，“帝只是殷代诸神之一，而不是诸神之长。”（《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晁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以为卜辞中的帝比较特殊，说它是殷人的至上神，有些特征又不太完整，它处于正走向至上神的发展的途中。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另《左传》僖公十年也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张永山：《从卜辞中的伊尹看“民不祀非族”》，《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71页。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为之八元”，其中之一为“季狸”，而《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俊生季狸”；此外，《海内经》说：“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与高辛氏八子之说也相合，这样，似乎可证帝俊也是高辛氏，连起来不就成为“帝俊高辛氏”？再结合“帝喾高辛氏”的说法，这一方面可证帝喾即帝俊，另一方面也与笔者所说的帝俊帝喾均为商代至上神上帝转化而来的考辨相一致。 王震中：《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迁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待刊。 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待刊。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丁波

北姑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zgnwh/463378.htm 上甲微创建禓五祀 据《山海经》记载，夏朝帝泄十二年，在华北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商族首领亥，赶着牛群去有易国（地当今河北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有易国王绵臣杀死。亥的儿子微，“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最后消灭了有易国，杀了绵臣。 微，又叫上甲微或上甲。也说微是名，上甲是字。他与夏帝泄是同一时代人，约在公元前19世纪初叶。从商族始祖契到汤建立商朝前共14代，微是第8代，处在当中。他是商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袖，消灭了有易国，替父报了仇，为商争了光。为祭祀亡父又创建了“�Ｎ屐搿敝�礼。 (禓，shang ),一是鬼名，指非正常死亡之鬼，称为“强死鬼”；二是礼名，禓礼；三是行祭，动词。五祀，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五祀，《说文解字》示部说：“禓，道上祭”，要将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也有一个“道上祭”的过程。而微创建的是“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在当时，禓五祀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仪典，因为�９硭赖迷�，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堂屋）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强死鬼被遗漏。可见，禓礼比傩礼更细、更费力气。后代则把禓和五祀，分成两类仪典。 创禓五祀本来祭祀亡父，但其深层意图或许是为增强国力，以征服邻国，并夺取夏王政权。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不断壮大。甲，是天干之始，殷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应当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 商禓，就是商傩。饶宗颐说:“按昜即禓，与傩字同”。商族本是东夷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与当地原住民多有交流，显然在礼俗方面也受过不少影响。 东汉学者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禓》说：“禓，或为献，或为傩。”这样说来，实际上它是一礼三用。你看：第一，傩，驱赶一般的鬼疫，是定期的。第二，禓，不定期。因系驱赶強死鬼——非正常死亡之鬼，所以要比傩礼更激烈，更复杂，需要将门、窗、井、灶和屋檐(或堂屋)等处都要搜索驱赶干净。第三，献，上甲微祭祀亡父亥，必有献。 中国网2003年10月

北姑

	呵呵，若果找到新文章時，北姑會繼續轉貼的，笑罵由人，總之不會像一些人那樣，不學無術的。

yjk

	北姑，像你这样连自己的转帖内容都看不懂，连自己所转文章是在批判了你自己那些的说法都看不懂，又不听他人的好言相劝，却依然对他人多次提供的文献学、考古学证据视而不见，依然自言自语，还用大幅转帖淹没自己出丑的方式来无理取闹，在学术界内实属罕见（当然，网上激情青年的争吵则另当别事）。还能让我说什么呢？你就继续转吧。我还是把我对你的回答另外贴出，让真正有点道德和水平的人们看看。希望你不要再用大幅转帖的方式冲掉。

北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5%E6%96%B9%E8%A8%80 粤语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粤语，汉藏语系汉语语族的一种声调语言，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等省份及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还有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使用。它的名称来源于中国古代对南方的称谓“越”或“粤”。在语言学分类上中国与西方有分歧注1。中国学者多数主张将粤语归为一种汉语方言，而西方学者多数则主张将它跟官话汉语（以普通话为代表）并列划分为独立的一种语言。 目前全世界粤语使用人口大约为7千万。这个数目在中国国内语言使用人口排名中处于第三位（第一位是官话汉语，约8亿；其次为吴语，约8千万），在全球则排在第十六位。虽然使用人口比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官话汉语少，但粤语的使用地区非常广，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一直占统治地位，并且支持著以香港文化为中心的璀璨而强势的粤语文化，这使得粤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可以说粤语是目前世界上有较强生命力的主要的语言之一。 广州话口音是粤语的公认标准口音。但是随著近年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湧入，广东境内一些城市出现外来人口远远多于本地人口的现象，与之相伴的是普通话使用人群大增（主要是外来人口），不断排挤粤语的使用空间，加上广东省政府对粤语和本土文化不够重视，粤语文化的中心城市事实上已经渐渐由广州迁移到了香港。另外，1949年以后，广州地区的广州话与普通话相互影响的机会增加，而香港粤语受普通话影响较少，保存有较多1949年前的用词和习惯，跟原来的语言更为相近。这使香港粤语成为另一个公认度较高的标准。但是总体上香港粤语跟广州话差别还是很小的。 粤语的主要特点 保留著大量古汉语的成分 这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在语音方面，粤语保留许多古老发音，例如粤语中“我”和“饿”两字有舌根鼻音声母 ng-（保留中古疑母的原始发音）。在声调方面，粤语完整保留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调类格局，而且还从阴入中衍生出一个中入调，是保留古汉语入声最为完整的语言。粤语包含-p、-t、-k、-n、-m、-ng六种韵尾，没有北方方言所具有的卷舌音、儿化、轻声等现象(这些北方方言特征都是在中古以后发展形成的，粤语并没有跟随北方方言发生这些变化)。在词汇方面，粤语保留较多古词古义，措辞古雅。在北方方言中，这些古词已被废弃不用或很少用。如粤语中“粘”说“黐”，用“差人”来表示“警员”等等。粤语的许多词语——包括语气助词，都可以直接在古汉语的典籍中找到来源。在语法方面，修饰成分后置、在人名前加“阿”表示亲昵、“公鸡”倒置成“鸡公”等等，这些都是古汉语特征的遗留。 保留较多古南越语底层成分 古代南迁到岭南地区的汉人与“南越族”土著长期杂居，彼此间语言、文化、习俗等各方面不自觉地相互渗透。粤语既有古汉语成分又有古代南越语成分，正是两个民族相互融合的结果。现代粤语中也仍然含有许多古代“南越语”的成分，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如在粤语中“呢”表示“这”，“唔”表示“不”，“虾”表示“欺负”，“边”表示“哪”等等。这都是“古越语”底层词的遗留。古越语底层在粤语中非常重要，若抽去则粤语会严重“残废”，无法正常实现表达和沟通的语言功能。 吸收了较多的外来词 粤语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香港粤语中吸收外来词特别多，强烈影响著广东境内的粤语。这些外来词很多是普通话没有吸收的，如“士多”，普通话中说“商店”；有的是普通话吸收了但译法不同，如普通话中的“沙拉”在粤语中译为“沙律”。从1980年代开始，不少粤语外来词随著香港及广东人北上发展，渐渐进入了普通话，例如“巴士”、“贴士”等等。有时，这些词甚至乎与原来的普通话组合成新的词语，例如：“打的”就是由“的士”转化而来的新词(在香港不叫“打的”，而叫“搭 的士”或“截的士”)。香港粤语口语中还经常直接使用英文单词，比如，“档夹”通常用 file(读若“fai-lo”，有文具店会写成“快劳”)代替，“感觉”用 feel 代替，警员或老师称作“阿sir”（女警叫“Madam”、女老师叫“Miss”），工作加班称为“开OT”，等等。经常被夹用的英文单词通常会转变为粤语外来词。这种夹用英文单词的用法在广东境内的粤语中也在逐渐增 拥有大量特有词汇 粤语在变化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特有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沿用至今，成为粤语的另一特色。日常用语中粤语不同于普通话的词汇可多达50%以上。在科学技术领域两者不同的词汇比较低，小于10%。 独特的句式和语法 粤语语法中有许多修饰成分倒置现象，此外还有许多很特殊的句式。 发音系统较复杂 粤语有相当复杂的声调系统，这与普通话（官话方言）差别非常大。在粤语中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而且还由阴入、阳入分化出中入。标准粤语有九个声调，分别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关于粤语的发音和拼写，详见粤语罗马化方案（粤语拼音或粤语罗马字）。 粤语的书写系统 现代粤语在正式场合普遍采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汉语白话文书写系统，其语法、词汇根普通话书面语相同。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套民间流行的粤语白话文书写系统，其词汇、语法、句式跟粤语口语相吻合，使用大量的“粤字”（香港增补字符集 HKSCS中收录了扩增粤字约5000字左右），如“啲”、“嘅”、“攞”、 “揸”、 “嘢”、 “冚”等等。在最新一版的增补字符集中，进一步收录了一些所谓的“粗口字”。此做法备受质疑，因为粗口乃社会的一般禁忌，虽然低下阶层在日常对话经常使用。但谈到学术层面，始终“粗口”不被普遍认同。香港政府方面则表示收录“粗口字”乃方便警方录取口供时使用。姑勿论谁对谁错，借著这套增补字符集，大部份粤语特有的发音，都几乎可以被书写出来。 注释 注1：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若两种话语间不能直接通话，则这两种话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若两者间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可以直接通话，则两者属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方言。根据这一分类标准，粤语跟普通话是完全无法通话的，应分别归类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不过，一般认为，鉴于某些政治上的因素，中国语言学家大多将粤语归类为汉语的一种方言。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严格按照传统标准，中国就要多出许多种语言。总的来说，随著粤语的标准化，其真正独立城一门语言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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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bject.skhlkyss.edu.hk/chist/hkcee/2006_hkcee_01_06.htm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關於黃河流域各族大融合的論述 　　黃河流域或者說黃河南北兩岸的中原，是漢族生息的中心地區。由於大戰亂的推動，一方面，漢族從中心地區出發，向邊遠落後地區流亡，在那裏擴展了漢文化的面積，也給落後族以漢文化的影響；另方面，落後族得到漢文化的幫助，憑藉武力，向中心地區遷移，接受更多的漢文化影響，到後來，陸續融化在漢族裏。隋唐時期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實際是十六國以來北方和西北方許多落後族與漢族融化而成的漢族。 　　漢族人大量流亡，落後族大量內遷，是從西晉末年正式開始的，到隋文帝滅周才告結束。這中間相隔將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連不斷的戰亂，實質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許多落後族在“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個歷史底永恒規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區進行融化運動。這種融化運動必然要經歷著一個痛苦的過程，十六國和北朝，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居住在長城內外的落後族，政治上一向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他們有必要進行反抗，生活上他們要求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文化上他們樂於吸收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漢文化。因此，他們和漢族有敵對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當他們在政治上得勢的時候，爲了統治漢族，必須促進本族的文化，當他們失勢的時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區生存下去。歸根說來，各族發展的總趨勢，不能不是與漢族融化成一體。 　　各族分兩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國時期，更重要的是後一段的北朝時期。自秦漢至北朝，許多邊塞舊族，幾乎全爲後來新出現的各族所代替，舊族基本上都成了漢族人。 （選自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黃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高詩敏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的大動蕩時期，也是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大遷徙、大融合時期。當時，融合的規模之大、民族之多、人口之��，是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各族人民經過這一時期將近四百年的長期雜居、通婚和接觸，逐漸和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漢族融合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不僅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還使進入中原的各少數民族，加速了向封建社會轉化的進程，也促進了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所以，研究這一時期各族人民大融合，對瞭解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魏晉南北朝各族人民大融合，僅僅是我國北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其實還應包括遷徙到黃河流域的南方蠻族人民在內。蠻族原來居住在湖南、湖北一帶，是我國古老的兄弟民族之一。西晉末永嘉之亂以後，蠻族乘機向北方遷移，"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北魏建立後，蠻族遷往北方的規模更大。如宣武帝時，有大陽蠻兩萬八千戶內附。李崇還將魯陽蠻一萬多家，遷至河北諸州及六鎮。這樣，大河南北都有蠻族與漢族雜居，並互相融合。 　　從東漢到西晉，住在我國北部和西部地區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也紛紛湧進黃河流域，和漢族人民交錯雜居。其中匈奴在東漢初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依附東漢後，入居塞內和漢人雜處；後來，他們進一步向南遷居到並州汾水流域。進入中原的羯族，很多人則徙居上黨武鄉一帶。十六國與南北朝進，鮮卑族的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後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北魏等政權，這樣鮮卑人遂大規模地進入黃河流域，與漢族雜居，也逐漸與漢族融合了。 　　氐人、羌人從東漢以來，就不斷遷入關中和西北諸郡。西晉初，侍禦史郭欽上疏說："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但到了西晉末期，《徙戎論》的作者江統竟說："且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氐人、羌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佔有關中人口的半數，可知他們在西晉內遷的數量已相當大了。 　　上述各族遷居中原後，由於和漢族長期雜居，接觸日益增多，因而在經濟與文化上互相滲透和影響，遂為各族大融合準備了條件。 　　內遷各族通過雜居互相融合時，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但最後都同經濟、文化發展較高的漢族融合了。原來以蓄牧為生的各族，遷入中原後經濟生活發生變化。逐漸從事農業為生。如鮮卑拓跋部遷至代北後，已有了農業，所以拓跋珪使東平西元儀率��在五原屯田，又下令"息��課農"。他還將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三十六萬人遷到代郡附近，給他們耕牛，計口受田。其大臣和跋曾囑咐家人，要在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為業"，把佔有土地作為積聚財富的手段，說明拓跋部受漢族影響，已開始重視農業了。氐人苻洪部��遷往枋頭後，其子苻健"課所部種麥"，自然也進行農耕了。內遷各族在文化方面受漢族的影響更深，匈奴人劉淵自幼師事上党崔遊，學習毛詩、尚書。其子劉聰究通經史，侄兒劉曜善屬文，工草隸。羯人石勒雅好文學，在軍旅中常使儒生給他誦讀史書。他兒子石弘曾受經于杜嘏，侄子石虎也"頗慕經學"。所以《晉書》作者評論石勒說："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顯然羯人也受了漢文化的影響。氐人苻堅八歲就師學習，對經學造詣很深。他即位後，"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最有趣的是其家人受晉朝玄學影響也很深，其弟苻融"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其侄苻朗"每談虛語玄，不覺曰之將夕"。又如鳩摩羅什到後秦講說佛經，發現漢譯舊經錯誤很多，就由他手持胡經，姚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如果姚興沒有高深的漢文根基，又怎考校佛經呢？由於同漢族雜居，各族的風俗習慣等也受到影響。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至於服飾、死亡殯葬等，也逐漸與中原相同。到北魏孝文帝時，興禮樂，"變華風"，將鮮卑複姓改為漢姓，規定在朝廷上都要講漢話，禁止士民穿胡服，還在洛陽光極堂引見群臣賜予漢式冠服，並使從南朝來奔的王肅負責制訂各種制度。由於制度與風俗習慣等一系列的漢化，又由統一政權推行，從而大大加速了與漢族融合的步伐。 　　雜居在中原的各族，互相通婚，也加速了融合的進程。三國時蜀國名將馬超，其祖父遷到隴西後，與羌人雜居，因為"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了他父親馬騰。西晉阮孚的生母，是"胡婢"。北魏拓跋燾的母親是漢人。各族上層分子通過婚姻關係，來加強政治聯盟的現象也很普遍。如西晉末，幽州刺史王浚，為了取得鮮卑的支援，就曾將女兒嫁給鮮卑貴族。東、西魏為了爭取柔然貴族的幫助，競相與柔然主阿那�勍ɑ椤Ｎ魑何牡墼�娶阿那�勚�女為後，東魏實力人物高歡也娶阿那�勚�女做妻子。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更是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通婚，他親自娶盧、崔、鄭、王四家女以充後宮；還讓他弟弟咸陽王禧等，也娶漢族著姓的女兒做妻室。各族互相通婚，加強了聯繫，為大融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遷居到中原的各族人民，作為貴族地主的佃客與奴隸，或是政府的編戶，在一起共同生為，加強了經濟上的聯繫和來往，也促進了各族大融合。西晉時，太原地區的地主，"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行"。北魏時也有大量的各族奴婢在一起勞動，如拓跋珪就曾將俘獲的各族人民，多做為奴隸賞賜給臣下，他一次就賜給長孫肥奴婢多達數百口。魏世宗元恪時，高陽王雍有"僮仆六千"，尚書令李崇"富傾天下，僮仆千人"。這些田客和奴隸，來自不同民族，受著同樣剝削和奴役。同時，北魏統一中原後，隨著拓跋部社會的封建化，其統治下的各族人民大多成了政府的編戶。魏孝文帝實行三長制、均田制以後，北方各族人民進一步被編制在同一的地方組織中，都在所分得的一小塊荒地上耕墾，這樣共同的經濟生活，將他們聯結在一起，也便於他們逐漸融合。在畜牧業方面，各族人民也是共同勞動的。北朝就有很多大的牧主，象爾朱榮有馬數萬匹，色別為群。婁昭的祖父婁提，"家僮千數，牛馬以穀量"。佔有這多牛馬，自然要由各族僮仆來放牧。又如西晉末羯人石勒起兵時，推馬牧牧帥汲桑作首領，另有王陽、支雄、呼延莫等十八騎參加。其中王陽是胡人，支雄"其先月氏胡人也"，呼延莫則是匈奴人，可知政府牧場中有各族牧奴在一起勞動。他們在發展畜牧業的過程中，也加速了融合。 　　內遷的各族人民，為了反對封建貴族地主的殘酷壓迫，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在鬥爭中他們聯合作戰，譜寫了互相支援、共同戰鬥的壯麗詩篇。西晉惠帝元康六年，匈奴人郝度元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起義，攻打北地郡，殺死太守。緊接著秦雍氐、羌紛紛回應起義，並推氐人齊萬年為領袖，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七萬人。這次起義有匈奴人、盧水胡、氐人、羌人互相配合戰鬥。十六國時，劉曜的前趙統治殘暴，氐、羌、巴、羯聯合起義，人數多達三十余萬。北魏初，盧水胡蓋吳在西元445年於杏城起義後，關中和西北地區各族人民踴躍參加戰鬥。河東的薛永宗也率領漢族人民回應起義，並接受蓋吳的領導，"受其號位"。第二年，秦益二州雜民，和氐、羌、屠各也在上邽起義回應蓋吳軍。北魏末年的六鎮起義，更是一次由各族人民參加的大規模起義。如起義領袖破六韓拔陵是匈奴人，回應起義的高平鎮酋長胡琛是敕勒人，其部將萬俟醜奴是匈奴別種。在定州左人城率領六鎮流民起義的鮮於脩禮是丁零人。至於起義的基本群��，有北魏初遷於沃野、柔玄、統萬諸鎮的敕勒人，淪為府戶的鮮卑人以及漢人。因此這次波瀾壯闊的大起義，有匈奴人、匈奴別種、敕勒人、鮮卑人、漢人等各族一起戰鬥。在共同鬥爭中，各族人民增進了友誼，加強了團結，從而促進了各族人民融合。 　　綜上所述，雜居在黃河流域的各族人民，經過魏晉南北朝長期的共同生活、共同鬥爭，逐漸互相融合了。梁將陳慶之從洛陽返回建康後，曾對人說："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這說明南北朝後期，黃河流域各族在文化方面已與漢族融合，中原地區的文化已趕上南朝了。到隋、唐時，遷居中原的匈奴、鮮卑、羯、屠各、盧水胡等，已不再見於史冊。他們和漢族融合後，已形成為新的漢族。如唐代前期，掌握軍政實權的宰相長孫無忌，原是北魏鮮卑貴戚長孫嵩的後代；于志寧則是北魏貴族于栗磾和北周八柱國之一于謹的後裔，他們都是唐朝關隴地主集團的顯赫人物，再沒有人把他們看做少數民族。至於和白居易齊名的唐朝著名詩人元稹，其先世是北魏宗室，但後人也把他視為漢人了。由於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大融合，吸收了各族的長處，因而給繁榮的隋、唐帶來了新的活力。同時，內遷各族在中原地區的經濟影響下，加速了向封建社會的轉化，從而又促進了我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選自《歷史教學》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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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bject.skhlkyss.edu.hk/chist/hkcee/2006_hkcee_01_01.htm 西周初年分封諸侯 　　《史記·周本紀》載武王滅商以後，“追思光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于陳，人禹之後於杞”。這類“褒封”的著眼點在於興滅國、繼絕世。說武王此舉是在實施分封制，毋寧說它只是一種招徠天下諸侯的姿態。戎馬倥傯之中，武王所注目的是滅商的大業和政局的穩定，並沒有真正把分封諸侯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逸周書·度邑》載武王滅商以後曾經夜個能寐，所擔心的是“維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大。弗顧亦不賓滅，用戾於今”，考慮如何對待殷商遺留勢力。史載表明，武王所走的仍然是商工朝的老路子。商代社會結構的特點是以商王朝爲核心的方同聯盟佔有顯著地位，它使儘量多的方國、部落聚集在商王朝的旗幟之下。武王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後，義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史記·殷本紀》），也是以方同聯盟領袖的形象出現的。周初的政體、祭儀甚至曆法都一仍殷商舊制，這是周文化對於殷商文比的繼承，也爲穩定時局所需要。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武王的那些分封，並不屬於周代所特有的分封制度的範圍，而是殷商舊制的延續。 　　需要研究的是《史記·周本紀》所載武王的另外幾次“分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太史公稱這些爲“封功臣謀士”。管叔、蔡叔的受封並沒有舉行授民授疆土的儀式，而是命其率軍駐守，所以不久即發動反對周公的叛亂。《史記·管蔡世家》所載“封叔振鋒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於霍”，其性質疑皆與管、蔡之封相同。另外，齊、魯的立國不當在武王之時。武王時曲阜爲奄地，營丘爲蒲姑之地，奄和蒲姑均爲參與三監之亂的東方諸侯國，在周公東征平叛之前，齊、魯在此立國絕無可能。《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定公四年皆謂魯之封在周公成王之時，與《史記》之說不同，就周初形勢而言，應爲《左傳》是，而《史記》非。《左傳》僖公四年載“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所謂“召康公，即召公奭，他這段話應爲分封齊國的時候所言。《史記·燕世家》雲“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由此看來召公奭受王命而封齊，即當在其列入三公之時，這也就說明齊之封必在周公攝政或成王之時。《詩經·悶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此爲成王對周公之語，“元子”指伯禽，是魯之封必在成王時。燕國之稱在銘均作匽，論者或以爲燕之初封在今河南偃師，周公平叛以後召公子才遷封經營北方。說當近是。近年發掘的偃師商城原爲商的毫都，召公封此地當即偃毫，召公子赴今北京一帶立國，將偃毫名稱帶去，所以後來周人謂“燕毫”爲其“北土”（《左傳》昭公九年）。武王封召公于偃（燕）、義爲讓其駐于殷之毫都，亦和管、蔡受封性質相同。武王滅商以後僅二年就染病死去，所以，周王朝在武王時期並沒有真正實行分封制度。 　　分封制度的真正實施，是在周公東征平叛並營建成周以後。《尚書大傳》有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的說法，分封制度或許就是周公所制之“禮”的一個組成部分。《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周大夫富辰語，謂：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定公四年載衛國太祝子魚語，謂：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 　　周代的分封制實際上是自周公成王開始的。直到厲宣時期仍有分封。周代所封諸侯國的數目不詳，《呂氏春秋·觀世》謂“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荀子·儒效》謂“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周代所分封的主要諸侯國，見於《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載的文王子輩的諸侯國有： 管。武王滅商後，命叔鮮駐于管，爲三監之一。周公東征，殺管叔。《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述周公所封文王子輩諸侯國，“管”列其首，蓋周公曾封管叔子輩。管在今河南鄭州。 蔡。周公東征，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將蔡叔流放（見《左傳》定公四年），後任其子蔡仲名胡者爲魯卿士，複封之于蔡。初在今河南上蔡，後遷于新蔡，又遷於州來（今安徽鳳台）。《尚書》逸篇有《蔡仲之命》，爲封蔡之命辭，《左傳》定公四年“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即爲《蔡仲之命》裏的文句。 郕。周公之弟叔武被封于成。周原甲骨有“宬叔”。1975年在陝西岐山董家村發現有《成伯孫父鬲》，疑郕本封于周王畿之內。後遷於今山東鄆城一帶。 霍。周公之弟叔處所封國，在今山西霍縣西南。傳世器有《霍鼎》、《霍姬匜》。 魯。周公子伯禽所封。據《左傳》定公四年所載，封賜之物有旌旗、玉器、弓矢、服物、典策、器，此外有土地和殷民六族，以及祝、宗、卜、史等官吏。記載封賜的誥辭稱爲《伯禽》。魯在今山東曲阜，此地多出土西周時代魯國青銅器，可與史載印證。因魯尊周公爲始祖，所以列魯爲“文之昭”的行列。 衛。周公弟叔封所封國。叔封初被封于康，爲畿內國，故又稱康叔紂。周公東征以後，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地，衛都在今河南淇縣。據《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封賜給康叔的有車、旌旗、鍾和殷民七族，劃定了其受封區域。《尚書·康誥》即封康叔時周公對他的誥辭。衛國之封在周公當政時期。 毛。文王子毛叔鄭所封國。毛叔鄭曾隨武王伐紂（見《逸周書·克殷》），成王時器《班簋》裏稱其爲“毛伯”，《尚書·顧命》裏稱其爲“毛公”。宣王時器《毛公鼎》的“毛公”爲王朝卿士，應是毛叔鄭後人。《毛公鼎》出自陝西扶風，則毛初當爲畿內封國，東周時蓋遷至今河南宜陽。 聃。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季載最少、周公封之于冉，即聃。其封地或謂在今河南開封，或謂在今湖北荊門東南。聃季曾被周公任命爲周之司空（見《左傳》定公四年），蓋未就封。 郜。初封者爲文王之於。《左傳》桓公二年杜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地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 雍。相傳爲義王子雍伯所封，相傳其地在今河南修武武縣西。 曹。周公弟叔振鐸所封國，在今山東定陶。 滕。受封者爲文王子錯叔繡，在今山東滕縣。《春秋經》隱公七年有滕侯，蓋爲其後。 畢。文王子畢公高所封國，在今陝西咸陽西北。其後裔畢萬被晉獻公封于魏，爲現魏國之祖。 原。受封者爲文王子，在今河南濟源西北。 酆。受封者爲文王子，在今陝西戶縣東。相傳在周成王時酆侯以酗酒被黜。 郇。受封者爲文王子，在今山西臨猗西南，《詩經·下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此郇伯當爲其後。傳世銅器郵作筍，有《伯筍父鼎》、《伯筍父盨》等。 　　屬於武王子輩的有： 邘。周武王第二子邘叔所封國，疑即康王時器大、小《盂鼎》之盂，兩鼎皆出陝西郿縣，故邘當爲畿內之國。康王曾命盂協助榮管理周王朝的政治、軍事，盂還兩次討伐鬼方，多有俘獲，可見其爲王室重臣。另外，文王時曾伐邘，此邘在今河南沁陽，或許與邘叔有些關聯。 晉。成王弟叔虞所封國。初被封于唐（今山西翼城縣西），稱唐叔虞。叔虞子燮徙居，因其南臨晉水，故改稱晉。 應。相傳爲武王第四子所封國，在今河南平頂山市陽鎮。傳世和出土的應國銅器有《應公鼎》、《應侯鍾》、《應侯簋》、《應監甗》等。 韓。受封者爲武王子，其地或謂在今陝西韓城，或謂在今河北固安。 　　屬於周公子輩的有： 凡。受封者爲周公子。地在今河南輝縣西南。《詩序》謂《詩經》的《板》、《瞻卬》、《召旻》皆爲凡伯所作，此凡伯當即周公子受封于凡者的後代。 蔣。或謂爲周公第三子伯齡所封國，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北。 邢。相傳爲周公第四于所封國，在今河北邢臺。。邢在銘中作“井。”《井侯簋》謂“作周公”。即邢侯爲紀念周公而作器，足證邢爲周公之後。 茅。受封者爲周公子，地在今山東金鄉縣茅鄉。春秋後期邾大夫茅成子居此（見《左傳》哀公七年），當爲其後裔。 胙。受封者爲周公子。或謂其地在今河南延津具北。 祭。相傳爲周公第五子所封國，在今河南中牟。春秋中期的鄭大大祭仲，蓋爲其後。 　　以上這些諸侯國皆爲文王、武王或周公的子弟，封國地望多在今關中地區和今黃河中下游一帶，這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周王朝統治的核心地區。所謂“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在這些諸侯國的分封上表現得最明顯。此外的姬姓國還有芮、息、隨、賈、沈、密、鄭、部、虢、滑、原、樊等。它們的分封應當延續了很長時間，並不都在周初，例如鄭國之封就已晚至宣王二十二年。 　　對於原有的許多方國、部落，只要其擁戴周王朝的統治，周王朝便承認其存在，並加以分封。如，姜姓的厲、呂、申、向、許、萊；嬀姓的陳；贏姓的江、黃、紀、莒、葛、梁；偃姓的蓼、六、貳、軫、舒；姒姓的鄫、越；子姓的宋；風姓的任、宿、須句、顓臾；曹姓的邾、鄒；曼姓的鄧；允姓的都；祁姓的杜等。子姓的宋國是周公最初分封的重要國家之一，封宋的目的是爲了穩固周王朝對於殷遺民的統治。異姓諸侯國裏最顯赫的是齊國。周公東征平叛以後，曾派召公奭冊命太公望，“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齊都營丘（今山東臨淄），“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史記·貨殖列傳》），使其成爲東方大國，確實起到了“夾輔周室”的作用。除了齊國之外，對後世有頗大影響的異姓諸侯國還有羋姓的楚國。雖然早在周文王時楚先祖鬻熊就“子事文王”（《史記·楚世家》），但正式的分封卻是在成王之時。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同上），在今河南淅川縣，一說今湖北秭歸縣東。其後。楚的勢力迅速發展，以致使周昭王“南征而不復”（《左傳》僖公四年），成爲南方的強大勢力。 　　分封制度可以說是與周王朝相始終的，然而以周公、成王、康王時期最爲集中。進入西周中期以後分封制度所�顺傻恼�治格局已經形成。在中原和周邊區域的廣袤土地上，姬姓和異姓的諸侯國交錯並列。宣王時期的太史史伯曾經這樣概述東都成周附近的情況： 　　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 　　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 　　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 　　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國語·鄭語》） 　　這個分佈情況表明，成周東西以姬姓諸國爲主，其南北則異姓諸國居多。 　　在我同古代政治結構的形成發展和演變中，分封制是連結方國聯盟制和君主郡縣制的關鍵。 　　商代是實行方國聯盟制的典型時期。以商王朝爲核心的方國聯盟對於商代政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商王朝末期雖然王權有所發展，但方國聯盟這一基本政治格局並未改變。諸方國、部落雖然對商王朝有一定貢納，然而基本上是獨立的，它們對於商王朝並沒有多少依附。這些方國部落的向背對商王朝有極大影響。所謂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並非佔有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而是指多數諸侯國投向周的陣營。殷周興亡，這是最主要的原因。武王時期，興滅繼絕，試圖走殷商老路，靠天下諸侯的擁護實現周王朝的統治。然而武王死後，三監和東方諸國即發動大規模的叛亂。這個事實表明商代以來的聯盟制已經不能適應周初的形勢發展，周公制禮，不再循規蹈距，而是開創了分鐘諸侯的新局面。 　　春秋時周大夫富辰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二叔”指管叔、蔡叔，爲周公的同母兄弟，正在所謂的“親戚”之列。假若武王已經封建了二叔，那周公何以要懲戒二叔的教訓而“封建親戚”呢？富辰的話證明武王並沒有行封建之制，所以才有管蔡之亂。周公才因此總結教訓而“封建親戚”。這裏的關鍵在於“封建”。封建諸侯的詳細情況見於銘者有康王時器《宜侯矢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或（國）圖。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遷侯於宜。錫〔〕鬯一卣、商瓚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錫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錫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錫奠七伯，厥〔廬〕〔千〕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銘文義謂，康王在四月丁未這天閱看武王、成王伐商圖，又看了東國的地圖，深感有必要加強對東方的統治，於是通過占卜決定在宜地建立封國。康王命虞侯名矢者遷國於宜，並厚予賞賜。賞賜的重點是民��和土地兩項。銘所載“厥川三百”，郭沫若先生認爲川就是甽，同畎。唐蘭先生認爲川“應指山下肥沃的土地”，“三百”之後可能是“田”字。李學勤先生認爲‘川即河流，有三百餘條，足見這片土地水道縱橫，正合于蘇南的自然風貌”。簋銘“在宜王人十又七裏”，李學勤先生認爲“裏”即邑裏，指王人的居邑組織，郭、唐兩先生則釋裏爲生，讀爲姓，並舉《左傳》定公四年的“懷姓九宗”爲證。按，“王人”當即王族的普通民��，皆姬姓，不當稱‘十又七姓”，故當以李說爲是。另外，古代文獻關於封建諸侯情況的記載，以《左傳》定公四年最詳，其中記魯國始封情況雲：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小昊之虛。 　　賞賜雖然多種多樣，但其中最主要者仍爲民��和土地兩項，亦即“土田陪敦”和“殷民六族”。“土田陪敦”和《詩經·悶宮》“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及《琱生簋》“止公僕庸士田”所述相近。陪、附、仆音近通假；敦爲庸字形訛。附庸之義，或謂如《孟子·萬章》下“不能五十裏，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之說，指小貴族；或謂指附著于土田的民��。按，周代分封，土地和民�齼身梺K列，井且更爲重視民��，銘和文獻均記有所封賞的民��的細目，故此附庸不當指民��，更不可能是小貴族。郭沫若說附庸指“周圍附有墉垣之上田”。此說較勝。“附庸土田”即封田。此處的封爲附庸的合音。甲骨文有封字，表示作上壟爲疆界。《左傳》襄王三十年：“田有封洫”。杜注；“封，疆也。”“土田陪敦”、“附庸土田”等即“封畛土略”，指經過墾殖整理後的有封疆的田地。和封魯相類似的有《左傳》定公四年所記封康叔于衛的情況，其中除了賜予“殷民七族”和許多器物以外，還詳細劃定了受封的地域和在王畿及其它地區的封邑：“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競。取于有閻之上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在封康叔的儀式上，“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可見“授土”、“授民”二者確爲分封的首要內容。此外，作爲分封信物的是命圭。《周禮·玉人》：“命圭九寸。”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國語·吳語》：’“命圭有命，固曰吳伯”。可見吳國初封時曾受有命圭。《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這裏所說的珪即命圭，文獻中或稱之爲介圭（即大圭）。成王“削桐葉”之事或出自小說家言而不盡可信，然分封叔虞時有命珪，則還是可信的。康王繼位的儀式上，“太保承介圭，（《以尚書·顧命》），是爲王權的一種象證。宣王分封申伯，“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詩經·崧高》），韓侯朝覲之時，“以其介圭”（《詩經·韓奕》）而行禮，如果說授民授疆土是周王朝在經濟上對諸侯的主要賜予，那，授予命圭則是從政治上對諸侯的任命，其作用和後世的符璽相似。 　　通過“封建”所形成的諸侯國具有兩個方面的特徵。首先，大部分諸侯國，特別是姬姓諸國，是經過周王朝的冊封所建立的新的國家。它和夏商以來舊的諸侯國不同，其建立和鞏固不僅與周王朝息息相關，並且和周王朝有主從關係。這跟夏商時代的方國、部落聯盟裏，諸侯國和夏商王朝之間基本上處於平等的聯合狀態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這些諸侯國有自己的國君、官吏、土地和疆域，對於周王朝來說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質。這和後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裏中央對地方靠郡縣制直接管轄的情況，也不可同日而語。分封制是周初統治者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一項創舉，它的實施是繼聯盟制以後加強中央與地方關係所必不可少的步驟。 　　周王朝分封諸侯並非無償的單方面的奉送，而有其深刻用義在焉。賞賜和受封都是主從關係的體現。春秋時期，周景王說王室對於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左傳》昭公十五年），如果忘記了，那就是數典忘祖而被視爲非禮。周天子到諸侯國視察，稱爲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孟子·告子》下）。周天子可以召見天下諸侯，所謂“成有歧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左傳》昭公四年），皆爲其事。周天子征取貢賦，即春秋時子産所說“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左傳》昭公十三年）。諸侯對周天子有各種義務，他們朝見天子稱爲“述職”（《孟子·告子》下），一般是春秋兩次“受職于王”（《國語·周語》上），或謂諸侯“五年之間四聘于王”（《國語·魯語》注引賈待中語），也有說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的，大概在不同的時期朝見的次數和時間有所變化。按照《國語·魯語》的說法，諸侯國的軍隊要聽命于周天子，即“元侯作師，卿率之，以承天子”，形成“上能征下，下無奸”的局面。諸侯討伐戎狄，要向周天子獻俘，“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左傳》莊公三十一年）。周天子和諸侯間的主從關係已經超出了夏商時代那樣聯盟的範疇。王國維在《殷國制度論》中曾談到“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的情況，並進而指出，“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爲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複諸侯之長，而爲諸侯之君”（《觀堂集林》卷十）。他敏銳地注意到了在分封制度下“天子之尊”的飛躍發展，這是很正確的，儘管同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君臣關係跟秦漢以降的君主郡縣制下的君臣關係尚有相當差距。但無論如何，分封制畢竟前所未有地強化了中央與諸侯國的關係，它在政治制度的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春秋時期，周襄王曾說：“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國語·周語》中）。他正確地說明了周王朝封建諸侯的情況，但將周天子的分封說成是完全利人而不利己的措施，卻未免有些偏頗。 　　西周初年，諸侯國的範圍是比較小的，孟子講“周寶班爵祿”的情況時說，“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孟子·萬章》）。然而，後來許多諸侯國卻迅速發展起來。這固然是諸國各自努力的結果，但也與分封諸侯時周王朝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有關。《左傳》定公四年述分封魯、衛兩國的情況以後說，“皆�靡陨陶�，疆以周索”。杜注：“皆，魯、衛也。�茫�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封魯、衛時的誥命之辭稱爲《伯禽》、《康誥》。前者亡佚，後者存于《尚書》，可從中窺見“商政”“周索”的內容。《康誥》說：“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義民。”“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汝陳時臬事，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這些都是周公對康叔的誥誡，中心意思是要利用殷代先哲聖王的經驗採取殷代的合理刑罰，以安定殷民。魯、衛本殷商舊地，強調在這些地區貫徹商代以來的合理的統治措施，顯然是正確的做法。在分封晉國時，誥誡唐叔“�靡韵恼�”（《左傳》定公四年），即用夏的舊法處理政事，這是因爲晉南地區爲夏人居地的緣故。無論“�靡陨陶�”或“夏政”，都是因地制宜的明智之舉。可是這些做法卻有一個大的範圍界限，那就是“疆以周索”。“疆”有界限之義，“周索”即周法。“疆以周索”意指新分封的諸侯國不管借用“商政”或是“夏政”的經驗，都不能逾越周法的範圍。總之，周王朝在實施分封制度時既貫徹維護周王朝統治這一總的原則，又採取因地制宜的變通措施。例如，西周初年對飲酒有很嚴格的限制，周公就說過要將酗酒者“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但又採取變通辦法，“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惟姑教之有斯明享”（《尚書·酒誥》）。這是康叔封衛時所受的誥誡之一，周王朝政策的靈和性於此。見一斑。周王朝的分封措施對於推動各諸侯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對於各族的融合，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諸侯們在各諸侯圖亦仿效周王朝，採取類似措施，形成了不同層次的貴族等級，爲周王朝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選自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北姑

	http://subject.skhlkyss.edu.hk/chist/hkcee/2006_hkcee_01_06.htm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關於黃河流域各族大融合的論述 　　黃河流域或者說黃河南北兩岸的中原，是漢族生息的中心地區。由於大戰亂的推動，一方面，漢族從中心地區出發，向邊遠落後地區流亡，在那裏擴展了漢文化的面積，也給落後族以漢文化的影響；另方面，落後族得到漢文化的幫助，憑藉武力，向中心地區遷移，接受更多的漢文化影響，到後來，陸續融化在漢族裏。隋唐時期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實際是十六國以來北方和西北方許多落後族與漢族融化而成的漢族。 　　漢族人大量流亡，落後族大量內遷，是從西晉末年正式開始的，到隋文帝滅周才告結束。這中間相隔將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連不斷的戰亂，實質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許多落後族在“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個歷史底永恒規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區進行融化運動。這種融化運動必然要經歷著一個痛苦的過程，十六國和北朝，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居住在長城內外的落後族，政治上一向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他們有必要進行反抗，生活上他們要求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文化上他們樂於吸收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漢文化。因此，他們和漢族有敵對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當他們在政治上得勢的時候，爲了統治漢族，必須促進本族的文化，當他們失勢的時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區生存下去。歸根說來，各族發展的總趨勢，不能不是與漢族融化成一體。 　　各族分兩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國時期，更重要的是後一段的北朝時期。自秦漢至北朝，許多邊塞舊族，幾乎全爲後來新出現的各族所代替，舊族基本上都成了漢族人。 （選自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黃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高詩敏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的大動蕩時期，也是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大遷徙、大融合時期。當時，融合的規模之大、民族之多、人口之��，是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各族人民經過這一時期將近四百年的長期雜居、通婚和接觸，逐漸和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漢族融合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不僅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還使進入中原的各少數民族，加速了向封建社會轉化的進程，也促進了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所以，研究這一時期各族人民大融合，對瞭解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魏晉南北朝各族人民大融合，僅僅是我國北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其實還應包括遷徙到黃河流域的南方蠻族人民在內。蠻族原來居住在湖南、湖北一帶，是我國古老的兄弟民族之一。西晉末永嘉之亂以後，蠻族乘機向北方遷移，"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北魏建立後，蠻族遷往北方的規模更大。如宣武帝時，有大陽蠻兩萬八千戶內附。李崇還將魯陽蠻一萬多家，遷至河北諸州及六鎮。這樣，大河南北都有蠻族與漢族雜居，並互相融合。 　　從東漢到西晉，住在我國北部和西部地區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也紛紛湧進黃河流域，和漢族人民交錯雜居。其中匈奴在東漢初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依附東漢後，入居塞內和漢人雜處；後來，他們進一步向南遷居到並州汾水流域。進入中原的羯族，很多人則徙居上黨武鄉一帶。十六國與南北朝進，鮮卑族的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後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北魏等政權，這樣鮮卑人遂大規模地進入黃河流域，與漢族雜居，也逐漸與漢族融合了。 　　氐人、羌人從東漢以來，就不斷遷入關中和西北諸郡。西晉初，侍禦史郭欽上疏說："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但到了西晉末期，《徙戎論》的作者江統竟說："且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氐人、羌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佔有關中人口的半數，可知他們在西晉內遷的數量已相當大了。 　　上述各族遷居中原後，由於和漢族長期雜居，接觸日益增多，因而在經濟與文化上互相滲透和影響，遂為各族大融合準備了條件。 　　內遷各族通過雜居互相融合時，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但最後都同經濟、文化發展較高的漢族融合了。原來以蓄牧為生的各族，遷入中原後經濟生活發生變化。逐漸從事農業為生。如鮮卑拓跋部遷至代北後，已有了農業，所以拓跋珪使東平西元儀率��在五原屯田，又下令"息��課農"。他還將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三十六萬人遷到代郡附近，給他們耕牛，計口受田。其大臣和跋曾囑咐家人，要在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為業"，把佔有土地作為積聚財富的手段，說明拓跋部受漢族影響，已開始重視農業了。氐人苻洪部��遷往枋頭後，其子苻健"課所部種麥"，自然也進行農耕了。內遷各族在文化方面受漢族的影響更深，匈奴人劉淵自幼師事上党崔遊，學習毛詩、尚書。其子劉聰究通經史，侄兒劉曜善屬文，工草隸。羯人石勒雅好文學，在軍旅中常使儒生給他誦讀史書。他兒子石弘曾受經于杜嘏，侄子石虎也"頗慕經學"。所以《晉書》作者評論石勒說："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顯然羯人也受了漢文化的影響。氐人苻堅八歲就師學習，對經學造詣很深。他即位後，"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最有趣的是其家人受晉朝玄學影響也很深，其弟苻融"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其侄苻朗"每談虛語玄，不覺曰之將夕"。又如鳩摩羅什到後秦講說佛經，發現漢譯舊經錯誤很多，就由他手持胡經，姚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如果姚興沒有高深的漢文根基，又怎考校佛經呢？由於同漢族雜居，各族的風俗習慣等也受到影響。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至於服飾、死亡殯葬等，也逐漸與中原相同。到北魏孝文帝時，興禮樂，"變華風"，將鮮卑複姓改為漢姓，規定在朝廷上都要講漢話，禁止士民穿胡服，還在洛陽光極堂引見群臣賜予漢式冠服，並使從南朝來奔的王肅負責制訂各種制度。由於制度與風俗習慣等一系列的漢化，又由統一政權推行，從而大大加速了與漢族融合的步伐。 　　雜居在中原的各族，互相通婚，也加速了融合的進程。三國時蜀國名將馬超，其祖父遷到隴西後，與羌人雜居，因為"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了他父親馬騰。西晉阮孚的生母，是"胡婢"。北魏拓跋燾的母親是漢人。各族上層分子通過婚姻關係，來加強政治聯盟的現象也很普遍。如西晉末，幽州刺史王浚，為了取得鮮卑的支援，就曾將女兒嫁給鮮卑貴族。東、西魏為了爭取柔然貴族的幫助，競相與柔然主阿那�勍ɑ椤Ｎ魑何牡墼�娶阿那�勚�女為後，東魏實力人物高歡也娶阿那�勚�女做妻子。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更是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通婚，他親自娶盧、崔、鄭、王四家女以充後宮；還讓他弟弟咸陽王禧等，也娶漢族著姓的女兒做妻室。各族互相通婚，加強了聯繫，為大融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遷居到中原的各族人民，作為貴族地主的佃客與奴隸，或是政府的編戶，在一起共同生為，加強了經濟上的聯繫和來往，也促進了各族大融合。西晉時，太原地區的地主，"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行"。北魏時也有大量的各族奴婢在一起勞動，如拓跋珪就曾將俘獲的各族人民，多做為奴隸賞賜給臣下，他一次就賜給長孫肥奴婢多達數百口。魏世宗元恪時，高陽王雍有"僮仆六千"，尚書令李崇"富傾天下，僮仆千人"。這些田客和奴隸，來自不同民族，受著同樣剝削和奴役。同時，北魏統一中原後，隨著拓跋部社會的封建化，其統治下的各族人民大多成了政府的編戶。魏孝文帝實行三長制、均田制以後，北方各族人民進一步被編制在同一的地方組織中，都在所分得的一小塊荒地上耕墾，這樣共同的經濟生活，將他們聯結在一起，也便於他們逐漸融合。在畜牧業方面，各族人民也是共同勞動的。北朝就有很多大的牧主，象爾朱榮有馬數萬匹，色別為群。婁昭的祖父婁提，"家僮千數，牛馬以穀量"。佔有這多牛馬，自然要由各族僮仆來放牧。又如西晉末羯人石勒起兵時，推馬牧牧帥汲桑作首領，另有王陽、支雄、呼延莫等十八騎參加。其中王陽是胡人，支雄"其先月氏胡人也"，呼延莫則是匈奴人，可知政府牧場中有各族牧奴在一起勞動。他們在發展畜牧業的過程中，也加速了融合。 　　內遷的各族人民，為了反對封建貴族地主的殘酷壓迫，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在鬥爭中他們聯合作戰，譜寫了互相支援、共同戰鬥的壯麗詩篇。西晉惠帝元康六年，匈奴人郝度元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起義，攻打北地郡，殺死太守。緊接著秦雍氐、羌紛紛回應起義，並推氐人齊萬年為領袖，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七萬人。這次起義有匈奴人、盧水胡、氐人、羌人互相配合戰鬥。十六國時，劉曜的前趙統治殘暴，氐、羌、巴、羯聯合起義，人數多達三十余萬。北魏初，盧水胡蓋吳在西元445年於杏城起義後，關中和西北地區各族人民踴躍參加戰鬥。河東的薛永宗也率領漢族人民回應起義，並接受蓋吳的領導，"受其號位"。第二年，秦益二州雜民，和氐、羌、屠各也在上邽起義回應蓋吳軍。北魏末年的六鎮起義，更是一次由各族人民參加的大規模起義。如起義領袖破六韓拔陵是匈奴人，回應起義的高平鎮酋長胡琛是敕勒人，其部將萬俟醜奴是匈奴別種。在定州左人城率領六鎮流民起義的鮮於脩禮是丁零人。至於起義的基本群��，有北魏初遷於沃野、柔玄、統萬諸鎮的敕勒人，淪為府戶的鮮卑人以及漢人。因此這次波瀾壯闊的大起義，有匈奴人、匈奴別種、敕勒人、鮮卑人、漢人等各族一起戰鬥。在共同鬥爭中，各族人民增進了友誼，加強了團結，從而促進了各族人民融合。 　　綜上所述，雜居在黃河流域的各族人民，經過魏晉南北朝長期的共同生活、共同鬥爭，逐漸互相融合了。梁將陳慶之從洛陽返回建康後，曾對人說："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這說明南北朝後期，黃河流域各族在文化方面已與漢族融合，中原地區的文化已趕上南朝了。到隋、唐時，遷居中原的匈奴、鮮卑、羯、屠各、盧水胡等，已不再見於史冊。他們和漢族融合後，已形成為新的漢族。如唐代前期，掌握軍政實權的宰相長孫無忌，原是北魏鮮卑貴戚長孫嵩的後代；于志寧則是北魏貴族于栗磾和北周八柱國之一于謹的後裔，他們都是唐朝關隴地主集團的顯赫人物，再沒有人把他們看做少數民族。至於和白居易齊名的唐朝著名詩人元稹，其先世是北魏宗室，但後人也把他視為漢人了。由於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大融合，吸收了各族的長處，因而給繁榮的隋、唐帶來了新的活力。同時，內遷各族在中原地區的經濟影響下，加速了向封建社會的轉化，從而又促進了我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選自《歷史教學》1981年第1期）

北姑

	1. 你只是一味推甲骨文出來就以為已經代表了一切，相信除了你自己之外，根本沒有人會知道你想說明甚麼，演譯甚麼耶。 2. 應該是你拿真正的證據證明商人源出中原耶，你根本沒有證據，甲骨文及商遺址又說明甚麼呢？ 古代的中原文化，一定只可以是中原土產的嗎？黃帝也是來自西方的耶。 基本上，全世界的語言及文化都有外來成份，都是融合而成的，沒有例外，只有極度自我封閉者除外。 白話只是從古代中原話演變，而非有南越成份？我又要轉一篇啦，呵呵。 3. 作為一名考古的”專業”人員，我是非常專重你的行業的啊，不過你個人的主觀性推斷，就不敢恭維了，至少學者們大部份，都沒有把商人東夷論的學說推翻呢，因為客觀資料都是支持的耶。 不管你說甚麼自相矛盾又或者自我反駁也好，隨便你啦，考古”專家”，我都仍然是相信商人是來自東夷的。當然，我不會走向極端的，不會全盤否定血統及族群，跟中原完全無關的，不過總之就是不同族群的融合，可能遠祖是一樣的，不過這個跟是否東夷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4. 真是搞笑耶，紅山文化在北方耶，你跟仰韶文化混為一談乎？又還是裝傻呢？ 5. 我轉貼的都是支持性的，有個別則是較為中性的，不過都不否認商人是東夷耶，你看文章真是有問題耶，只是過濾性的閱讀和演譯？ 6. 你知道”三監次亂”嗎？我不知道啊，說一次給我聽好吧？呵呵。 北朝乃鮮卑人所建立的，鮮卑人也融合成為漢人了，隋唐都是出自北朝，而非南人北伐的耶。 我又要轉貼了耶。 7. 又是無聊，商人入主中原時，是使用甲骨文，之前或其祖先用甚麼文有甚麼關係呢？ 8. 你表現出來的，就肯定不是一個考古專家應有的態度，而是像一個江湖郎中耶。 我不會鄙視所有考古人士的，不過你給我的印象就遠遠不如那些學者了，不論是新派又還是舊派。 9. 不管怎樣說也好，瑞頡及少昊都被學者同意為東夷耶，不知道你是怎樣把原文扭曲的呢？ 把人家學者的都否定了，然後搬出自己的一塌糊塗的出來，還以專家口吻來”指正”，不過可惜的是，劃虎不成反類犬。我也很想有新論據，不過可惜，連把舊派學者的論點推翻的論據都沒有，連我這個歷史的門外漢都不能說服，真是．．．．．．呵呵。

yjk

	1. 甲骨文及早商遺址都是證明商人居住在中原的證據，既然你至今都拿不出比甲骨文以及早商遗址（不是你讲的“甲骨文及遺址”，两者连时代都相差太远。这再次说明你确实对商代一无所知）更早的证据证明商人原本不在中原而在东夷，那么你那些所謂商人“入主中原”“原本东夷”的无根无据的“推論”确实就是太兒戲了。 有直接史料證明高句麗人出於扶餘，但没有任何史料，更无考古结果证明商人來自東夷，反而有大量相反史料和考古结果（包括你的那些转帖），均证明商人不但不是來自東夷，反而是东夷的敌对集团。你连選擇性的所謂證據都没有，却咬定商人就是东夷，呵呵。 2. 如果你能拿出商人来自东夷的证据，那么才能说“商人入主中原並不構成商人來自東夷的否定”，如果你能拿得出商人固有的语言不是甲骨文所表现的那种古华夏文，那么你才可以说“最古老的中原文是甚麼（对商人的来源------yjk为你补充）根本不重要，難道商人要去學結繩文不成乎？”懂了吗？ “商人只可以學古中原文，而不能以本身的去取代，又或者跟中原的融合乎？”你这话的意思是说甲骨文是商人不是学古中原文学来的文字而是商人本身的文字，还是取代了中原固有的文字？这么说你实际上就承认了商人确实是华夏人了，因为甲骨文表示的就是华夏语嘛。 既然你说甲骨文表现的是东夷语跟中原语的融合，那你至少该拿出东夷语是什么，比“融合语”甲骨文更早的中原语又是什么的证据吧。否则，只是你的幻想而已。幻想不是反论，你懂吗？ “諾曼人統治大不列顛，皇室說的諾曼語不也是後來融入成為現代英語之始嗎？”你这话就像你确实是汉越混合物，因此就“推论出”其他人都是汉越混合物的“推论”一样可笑。你这已经不是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专业知识的无知，而是连中学生都该有的逻辑知识都不具备的最基础的问题了。 “就說現代的北方話，是古代中原語演變出來的嗎？沒有阿爾泰系民族影響的因素乎？”这种突然性的跳跃，还不止这一次。这还是说明你没有逻辑知识。且不论现代北方话和现代白话一样，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过来为汉语语言学的常识，就算现代北方话有阿尔泰语系（其实有无这个语系，目前国际语言学界都存在着分歧）的影响，但也不能用作甲骨文就有东夷语的影响的证据，更不能用来作“商人就是东夷”的证据啊。 而且，至少蒙古语、满洲语、突厥语确实是存在的语言，可“东夷语”呢，别说它到底是什么语系，什么语族人们都不清楚，哪怕是它的一点痕迹，人们都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要说商人固有语言是东夷语，甲骨文有东夷语的影响，就断定商人就是东夷，难道还不觉得好笑？ 3. 作为一名考古学的专业人员，很遗憾地告诉你，考古学方面不但没有商人來自東夷集團的证据，最新考古成果反而证明了商人确实就是在中原，确实就是华夏人。而且继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在积极筹备考证自炎黄，尧舜禹至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而考察区域基本上都是在古籍所记载的区域内进行。即，中国的国家级考古工程也都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其他古籍资料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中国官方不但没有否定司马迁的《史记》等古籍中关于炎黄、尧舜禹乃至夏商周的记载，反而以这些古籍为国家级大工程的基础。 你不要再嘴巴讲什么“台灣博物館與及大陸官方的資料都是說商人是東夷，又是錯的？”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提供了商人就是东夷的证据，反而有商人不是东夷的大量证据，其中还包括你自己提供的证据，哈哈。 “古代的四夷，是相對於中原而言，正確啊，若果說東夷本屬屬華夏，那俄羅斯也本屬華夏乎？” 我的原话是：“当然，如果你非要说东夷也使用华夏语，那我也没办法，只好追认一下：如果只有东夷使用华夏语而不是别的民族的语言的证据，那只能说东夷实际上也是华夏，不过是居住地不同罢了。”看来，你的汉语理解能力确实不行。至于俄罗斯人的语言跟华夏语截然不同乃是确凿事实，跟东夷人讲什么语言都不知道的问题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的简单问题，更别希望你能理解了。 也难怪你老转贴一些文不对题，甚至批驳你自己的说法的文章。哈哈。 “只能夠說，東夷跟中原有相同源頭，至於是誰出自誰，也不正確，古代人口也會流動耶。”------你现在的说法，正好反驳了你一口咬定的“商人出自东夷而不是华夏”了。你怎么老是既卖盾，又卖矛啊。 4. 再次告诉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商人只是跟山東東夷同屬東夷集團而已，就好像百越集團一樣，商人是來自河北北面的紅山文化耶”，倒是有考古证据商人就在中原，就是华夏，还有学者根据红山文化的特点推论出那是黄帝集团留下的遗址呢。如果商人来自红山文化（你这句话不通！姑且不论，哈哈），那不也正好说明了商人就是黄帝集团的一员吗？ “陶器不代表甚麼，甲骨文就是聖經，這是甚麼邏輯呢？”陶器跟文字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没想到你连这点都不懂，这不只是逻辑混乱，根本就是无知了。无知却偏要胡说，这就是学风问题了。 5.“證據就是史料與及考古結果啦，再加上學者的推論，只是你不願意面對而已，誰耍賴，不用多說吧？”这话说的正是你自己。别说我提供的了，就连你自己提供的文献，提供的考古资料都证明商人跟周人一样，都是华夏人。 6. “周人就是害怕商朝遺民跟東夷集團其他部族聯合反抗，要加以防範耶。” ------哈哈，又是没根没据的幻觉。商人从早商直到灭亡前都把东夷看成是异类，都一直攻打东夷，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东夷这一世敌，周人还会害怕他们联合起来？要真害怕商朝遗民联合起来反抗，最害怕的也应该是原商朝人的联合，怎么是相反呢。让商人统治商人，封商人为诸侯，你说这是怀柔，不让商人统治让它灭亡了的世敌，却成了害怕它跟它的世敌联合起来反抗。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耍赖的。哪里还是讨论历史民族问题啊。 事实上，所有的考古学、文献学都证明商人原本就在中原。你要否定，要证明你不是耍赖，还是拿出商人本在东夷的证据，再来说话吧。 你转帖的“周人伐商的告天下書”正好说明周人跟商人是同一个祖宗的同族。这我都提醒过你好几次了。 姑且不论隋陈国时，是否有过“陳國指隋乃北方蠻人，非我漢類耶。”这一事实，就算有，那也只是陈国的一面之词，而且这话是在自己面临亡国危机的情形下，为了唤起南北汉人帮它抵抗“异类”，为了动摇隋军军心从而到达自存目的才说的。换言之，这话正好说明了陈国是把南北汉人，特别是隋军官兵看成是同族的。 这种无法考证，且属一面之词的一句话，跟鲜卑非汉类，其所建立的“北朝”非汉人王朝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你再说“北朝非我異類”也没有用。 其实，隋唐并没有把北朝看成是汉人王朝，更没有把鲜卑人看成是同族，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朝是汉人王朝，自己是汉人。当然，对汉化了的、只剩下个符号------姓的鲜卑人，他们是看成同类的，但也不是看成鲜卑人，而是认为他们也是汉人！ 但对南朝，却自始至终都认为是汉人王朝，南朝人是汉人，还极力引进南朝的汉文化以恢复被异族鲜卑毁灭了中原文化呢。 7. “呵呵，既然甲骨文如此厲害，更勝史記、漢書，與及大英百科全書的話，不如你把資料翻譯給大家參詳，好讓我給個當頭棒喝耶。”------你这就是太耍赖了。那不是甲骨文厉害不厉害的问题，谁也不会说它胜过史記、漢書，與及大英百科全書的話，因为它跟后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也说明你根本不懂得它们之间的有着质的区别，根本不懂得比较）。而是一直在说甲骨文是华夏文，甲骨文是商人所使用的文字，体现了商人的语言，因此，若没有商人原本不使用甲骨文而是东夷文的证据，就不能说甲骨文不是商人的文字，不能说甲骨文反映的不是商人固有的语言。 8.“ 甲骨文就是權威，學者都是流的，所以，以後歷史系都不用請學者了，用甲骨文就可以了。”------你这话再次证明你对考古学、对民族学确实太无知了，甲骨文在判断商人使用何种语言上当然是权威，但不等于它能取代一切。比方说，它就不但不能取代秦汉隋唐的历史，连周的历史都不能取代，也不能取代夏代历史、不能取代早商历史。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争什么？ “學者被你否定，為何論點還可以長久被引用至現在呢？似乎你的”正派”正論沒有市場耶。”------我否定的是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就一口咬定商人就是那样就是那样的说法。否定的是把非考古学、非民族学、非语言学专业的学者之言（还是没有证据的说法）当成金科玉律，却至今提供不了这些学者到底使用了哪些证据才得出那样的推论的做法。 “既然你是考古的，拿出一點科學的精神好不好呢？只是一味主觀的武斷，完全沒有考古客觀唯物辯證的精神耶。”------我一直都是在用证据跟你说话，倒是你，连你自己提供的资料都看不懂，拿出的居然是反驳你自己的资料。这就不仅仅是“只是一味主觀的武斷，完全沒有考古客觀唯物辯證的精神耶。”的问题，更不是专业知识欠缺的问题，而是需要回到中学，学好汉语、学好基本逻辑学的问题了。 9.“ 你又感情用事啦，轉貼一篇給你吧。”------你多心了，我一直在用事实跟一直提不出证据的你说法，怎么会感情用事？你现在的这转帖，虽然不是考古学证据，只是对文献的解释，但文中不但直接肯定了“秦族确为颛顼后裔”亦即黄帝后裔，还明言“少昊生在黄帝的国都穷桑”（如果少昊为东夷部落，那说明东夷部落也是黄帝集团的一成员了。同样还把秦祖先“按母族与禹同出颛顼，血缘关系至近。”即秦跟夏人一样都是黄帝后裔，而且血缘关系至近！ 所以，我不得不劝你：你不要用大把大把地转贴来掩盖别人对你的反论和指出你在耍赖的事实，这没用的，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转帖读懂了，再来发表高见。象你现在这样，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