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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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松弟 撰 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5/05，108─113页 ［内容提要］：本文对客家家谱重新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南宋时期南迁的北方移民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客家先民以南方土著为主，北方移民主要是通过文化而不是血缘影响客家文化的观点。 　　客家是汉族中一个颇具特点的民系，广泛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港澳等地区，并是海外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客家研究日益受到世人的注目。但是，有关客家学的论著，仍以介绍为主，特别是关于客家源流的研究成果大体上仍未超出数十年前罗香林先生的论著水平。而罗香林先生的研究，现在看来不仅显得陈旧，且有不妥，需重新研究。笔者不揣简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大家。 （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人原先生活在北方，为避战乱迁到南方。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诸著作据家谱以为客家先祖东晋以后开始南迁，远者到达今江西的中部和南部，近者到达颍、淮、汝、汉诸水间，在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及五代时期再迁入闽、赣二省边的汀、赣二州，于五代宋初形成民系，宋元之际开始自汀、赣迁入广东［（１）］。长期以来，此说被视为客家源流研究的经典，反覆引用。但仔细琢磨，其中的漏洞委实不少。 　　笔者认为，客家先民和客家源流并不是一回事。客家先民是指客家人较早的祖先，客家源流则是先民中对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一部分，而客家人与汉族其他部分的区别完全在于文化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北方的语言和风俗）而不是人类学上的特点。客家先民自北方迁入南方以后，只有具备一定的移民的数量，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并直接从北方进入汀、赣二州这种相对封闭环境的移民，或虽不直接进入二州但进入以前在其他地区停留时间不长的移民，才有资格成为客家人的源流。东晋初年为四世纪初，唐末为十世纪，北方移民在到达汀赣之前已在经济不落后交通也不闭塞的长江南北居住了六个世纪，如何还能保持中原古音和风俗，令人费解。而一旦失去北方化的特点，无论自何代迁入都不可能对后世客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作用。因此，依照文化发生的原理，罗香林先生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唐代汀赣地区的经济文化仍相当落后，非汉民族人口较多，赣州有被士大夫称为“鬼类”的木客，汀州更是“山都，木客丛萃其中”［（２）］。陈元光于唐前期说漳州：“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３）］漳州早期县的建立时间介于赣州和汀州之间，据此可以推测唐前期赣、汀两州的非汉民族都应有一定数量，在汀州甚至可能占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县的建立往往标帜着一个地区获得初步开发，赣州邻近江西──广东交通线的县建立较早，靠近汀州的东部诸县迟至五代以后才建立，而汀州直至唐开元间始建立最早的县分［（４）］。在这种背景下，少量迁入的北方移民不仅无法保持自己的语言和风俗，而且完全可能会被非汉民族所同化。 　　客家人自迁入广东以后，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明代已布满广东东部、北部的不少山区，此后又向广东其它地区和外省迁移。但奇怪的是，在宋元文献中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在汀赣山区居住着一群具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的人群。南宋庆元年间（１１９５─１２００年）汀州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１２．５户，已接近福建路治所福州十余年前的水平（１３．４户）［（５）］。连汀州与广东梅州间“林木蓊翳，旧有像出其间”的武平县象洞，也获得开发［（６）］。赣州虽仍地广人稀，但位居岭南往长江下游的交通要道上。因此，宋元时代进出汀、赣二州的文人很多，留下大量关于这一地区的文献记载，但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这一地区生活着文化与众不同的群体。今存《永乐大典》所载南宋开庆《临汀志》以及《元一统志》、《图经》等方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风俗形势”、“户口”、“丛录”等门的内容，多次提到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逃入汀州畲民之中导致“时或弄兵”，却只字未提这一地区还有具有独特风俗和语言的人群。 　　宋元之际是汀赣地区客家人开始向广东大批迁移的时期，期间在这一区域发生了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复宋斗争和畲族锺明亮起义，两件大事都发生在以汀赣为中心的闽赣相邻地区，但有关文献记载，如刘壎的《水元村稿》（四库全书本）卷４《赵抚州传》、卷１３《汀寇钟明亮事略》，却都不曾提到客家人及其文化现象。《赵抚州传》载居住本县的南宋宗室赵岊抗元事迹：宋末参与抗元复宋斗争，进攻赣州失败后逃入汀州，在此“捐重赏募峒丁廖陈六等进取”，未能成功。在知汀州黄去疾降元以后，赵解兵隐迹于畲民之中，最后死于此。试问，如果汀州有大批的客家人，作为北方人后裔的赵抚州为何不捐重赏招募语言和风俗相同的客家反而招募峒丁，在失败后为何不隐迹于客家人之中反而逃入畲中？刘壎是邻近汀州的江西南丰人，记载耳闻目睹之事必不会有疏漏，客家人未能在文献中留下记载，只能表明他们人数过少，以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理由估计在宋末迁入广东梅州之前，汀赣地区的客家人决不至很多，至少不会超过四五万。 　　众所周知，今天客家方言中保留许多古代北方方言的特征，探明这些语言特征同于古代中原哪一时期的语言，对于解开客家源流之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遗憾的是从无有论著提到这一点。笔者１９９３年在中山大学拜访着名的古代汉语专家李新魁教授，就此问题向他请教时，多年的疑问始得解决。李教授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语言面貌，因此，说客家在南宋之后形成是成立的。笔者对此话的理解是：如果对客家语言形成产生主要影响的客家先民不是在宋代而是在此以前（唐代乃至东晋时期）南迁，客家话便不是接近元代的《中原音韵》，而是接近北宋的《广韵》和《集韵》。显然，语言的特征也表明客家先民主要是在南宋时期自北方迁入汀赣一带［（７）］。据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宋元之际在迁入广东之前，生活在汀赣地区的客家人不可能达到或接近四五万人，否则应在当时文献中留下记载。 　　第二，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迁入客区的时间不应该离宋元之际过远，否则北方文化便难以立足，也不符合其语言的历史特征。 　　第三，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在迁移时和迁入后要将北方文化保留下来，还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或具有一定数量的集团移民，或是在移民潮进行时的零散迁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零散迁移但合计在一起的移民人数仍很多），否则其北方语言便可能被南方方言所湮没。 （二） 　　由于缺少文献资料，历来研究客家源流都以客家家谱记载为基本依据。虽然不少的家谱记载未尽可靠，但在没有其他资料的前提下，则仍须利用之，只是需要采用新的视野重新进行审视。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第一支（香港中国学社１９６５年出版）、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香港奇雅书局１９２５年版）中所收的家谱是罗香林赖以研究客家的基本资料来源。近年来出版的《客家学研究》（主编吴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宁化客家研究》（宁化县客家研究会编）等刊物也引用了一些家谱资料。笔者依据上述资料和广东省图书馆所藏的部分客家家谱，整理出１２４个普在汀赣地区居住的氏族的迁移资料。其中，３４个氏族明确称祖先自长江以北地区迁来，占氏族总数的２７．４％。此３４个氏族，依照祖先迁入汀赣地区时间的早晚，又可分成两类。一类为自北方直接迁入汀赣，或虽先迁入江南但不到百年即迁入汀赣，可称为Ａ型；另一类为自北方先迁入江南数百年始迁入汀赣，可称之为Ｂ型。 　　兹将３４个氏族的祖先自北方南迁和迁入汀赣地区的资料整理如下： 　　汉代自中原南迁１支氏族： １．曾氏，曾据于新莽时自今山东迁入庐陵吉阳（今江西吉安市境），北宋政和年间曾惇复自江西南丰迁入宁化石壁［（８）］。属Ｂ型。 　　两晋自中原南迁１３支氏族： １．邓氏，西晋太熙年间自今山西迁宁化石壁［（９）］。 ２．赖氏，东晋安帝时自颍川郡迁今福建漳州，宋代自漳州迁入宁化石壁［（１０）］。 ３．赖氏，西晋永兴时自光州迁今浙东松阳，刘宋元嘉间赖硕自松阳迁入江西宁都［（１１）］。 ４．廖氏，廖从宪于西晋自洛阳迁今浙江境，唐末廖崇德自浙江迁入虔化（今江西宁都县）［（１２）］。 ５．刘氏，西晋末自北方迁江南，唐乾符间刘祥自江南迁宁化石壁［（１３）］。 ６．罗氏，东晋自北方迁江浙，唐末罗景新自江浙迁宁化石壁（一说汉代居南昌，唐末五代罗景新自江西吉丰迁入宁化石壁）［（１４）］。 ７．丘氏，东晋自河南迁宁化石壁［（１５）］。 ８．温氏，西晋末自河南迁江西石城［（１６）］。 ９．温氏，传温峤后，东晋南迁浙江，在约数百年后迁入江西石城县［（１７）］。 １０．巫氏，巫暹于西晋末自山西夏县迁福建剑津（今南平市），隋大业巫罗俊父子复由此迁入宁化［（１８）］。 １１．锺氏，锺贤于东晋元熙自河南许州迁赣州［（１９）］。 １２．卓氏，卓炜于西晋末自中原迁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县），南宋绍兴卓痒自莆田迁连城［（２０）］。 １３．张氏，张某随晋室南迁，隋唐间君政迁居韶州曲江，唐末张端自韶州迁宁化石壁（一说其祖先在东晋时迁居韶州曲江） ［（２１）］。 　　上述氏族中，１．３．７．８．１１属Ａ型，其余属Ｂ型。 　　隋和唐前期（安史乱前）自中原南迁１个氏族： １．锺氏，锺酉于唐高祖时自颍川迁金陵（今江苏南京），２６年后其子钟宝自金陵迁江西兴国［（２２）］。 　　钟氏属Ａ型。 　　唐后期至五代自中原南迁９个氏族： １．官氏，官膺于唐末自山西解县迁宁化石壁［（２３）］。 ２．何氏，何旦于五代自庐江迁福建武平［（２４）］。 ３．黄氏，黄天舆于五代初自光州固始迁入福建邵武，后代于北宋嘉佑时自邵武迁汀州上杭［（２５）］。 ４．凌氏，凌孜于唐代自河南迁今浙江余杭，宋代凌吉自余杭迁江西会昌［（２６）］。 ５．卢氏，卢富于唐中叶自范阳（今北京市境）迁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县）［（2７）］。 ６．沈氏，沈某于五代自中原迁汀州［（２８）］。 ７．孙氏，孙俐于唐末自中原迁今江西宁都［（２９）］。 ８．薛氏，薛某于唐末自河东迁宁化石壁［（３０）］。 ９．伊氏，伊文敏于唐乾符自开封迁宁化河龙［（３１）］。 　　上述氏族中，１．２．５．６．７．８．９属Ａ型，３．４属Ｂ型［（３２）］。 　　宋代自中原南迁８个氏族： １．陈氏，陈魁于南宋末自颍川迁入宁化［（３３）］。 ２．成氏，成勉于宋代自中原迁入虔州［（３４）］。 ３．郭氏，郭福安于宋代自陕西华州迁宁化石壁［（３５）］。 ４．华氏，华原泉于北宋靖康自河南开封迁无锡，南宋绍兴又自无锡迁福建连城［（３６）］。 ５．邱氏，三五郎于南宋末自河南迁宁化石壁［（３７）］。 ６．邱氏，三六郎于南宋末自河南固始迁汀州永定［（３８）］。 ７．伍氏，伍氓于北宋末自开封迁广东新会，南宋末伍昌自新会迁宁化石壁［（３９）］。 ８．郑氏，郑清于南宗孝宗时自中原迁入汀州上杭［（４０）］。 　　上述氏族，除７属Ｂ型，余辉均属Ａ型。 　　另有２个氏族自中原南迁时间不明： １．利氏，某朝自江北迁入江西上犹［（４１）］。 ２．周氏，某朝自河南汝南迁宁化石壁［（４２）］。 　　上述二族均属Ａ型。 　　综上所述，在祖先自长江以北迁入的３４族中，Ａ型有２２族，Ｂ型有１２族。在Ａ型已知时代的２０族中，唐后期五代和宋代迁入１４族，占７８％；汉代至唐前迁入的移民共６族，只占３０％，移民规模无法与前者相比。据此可知，在唐中叶以前从北方直接或不久便迁入汀赣的北方移民不多，有关客家氏族的祖先大多是先迁入江南过二三百年后再迁入汀赣，他们能否保持北方语言和风俗并带入汀赣地区是很令人怀疑的。此外，少数从北方直接或不久便迁入汀赣的北方移民，由于人数很少恐怕也难将北方语言风俗长期保持下来并给后来人以影响，某些移民甚至有被当地文化（包括语言和风俗）同化的可能。因此，只有唐后期和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迁入的北方移民氏族，才有可能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 　　唐后期五代江西、福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于北方人口的又一次南迁，北方籍人民在两省的分布更为广泛，自大庾岭道修成后赣州为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所经，汀州也设立若干州县，这些都有利于移民的迁入和北方文化的传播。宋代两省的经济文化更为发达，北宋靖康乱后至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数远超过前代。 　　南宋初期，当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因战争人口数量有所下降时，位于南部和东南部的赣州、建昌军（治今南城县），以及属于福建但与二州军毗邻的汀州，人口数量却有较快的增长。绍兴年间赣州户近１２．１万，淳熙年间为２９．３万，年平均增长率达２５．6［（４３）］。建昌军由于人口增长，绍兴八年析置新县城（今黎川）和广昌县［（４４）］　。汀州在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户数为１７４５１７，较元丰年间增加９．３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９．１［（４５）］。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外来人口的迁入。杨万里说：“豫章自建炎兵余，民多死、徒。”［（４６）］流徒的百姓，除一部分被金军强迫北迁，大部分人只能迁入邻近的山区。绍兴年间，邻近三州军人口稠密的抚州也发生了严重的战乱，宜黄一带人口数量显着下降［（４７）］，不愿坐以待毙的人民完全有可能向邻近山区迁移。 　　除了来自江西的移民，二州军还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四部分人，即：南宋初期迁入的北方人民；南宋中期从金国迁入的归正人；南宋后期自江南其他地区迁入的北人后裔；驻守当地的由北方人组成的军队。 　　汀、赣二州虽位于今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群山耸立，环境闭塞，但仍有交通线经过。通过赣州的广州──大庾岭──洪州大道自唐后期以来即为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汀州也有道路南通广东北经建昌军入江西平原。南宋初期江南和江西的平原地区大乱，一些北方移民便顺这些道路迁入汀、赣二州避乱。李明和晁端规、周虎臣便是高宗时分别迁入汀州和赣州的北方移民［（４８）］。周虎臣为开封人，有家丁数百，很可能是率大家族迁入赣州。建炎年间（１１２７─１１３０年）隆祐太后率大批官民南奔赣州，也可能会有若干人留居于此。 　　南宋初期赣州一带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动乱，主要参加者是当地人民，但其背景也和北方移民有关。当隆祐太后逃至吉州太和时，护送的将领傅选、司全、胡友、马琳等九人叛变，悉去为盗，投附赣州当地反宋武装集团，全军万人皆溃［（４９）］。赵鼎报告说：“臣访闻虔州（赣州原名）自从卫军民交变以来，凡十县之间，失业之民，率聚为寇”［（５０）］。据此可见，不仅护送军队叛变，跟随南迁的移民也叛变，而且“失业之民，率聚为寇”与“从卫军民交变”有着因果关系。次年司全、傅选等人受朝廷招安，由于缺乏资料无从得知随他们一同叛变的军民是否离开赣州，或许一部分人会留此。 　　绍兴以后，赣州和汀州是朝廷安排自金朝南迁的归明和归正人的地区之一。乾道元年（１１６５年），建康府军队中的一批归正人军官退役，安排在江南居住，正将１员、指使２４人被安排在赣州［（５１）］。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年），宗子赵汝舟自山东密州南迁，一家被安置在汀州［（５２）］。 　　其实，前后迁入汀州的归正归明人或宗子还远不止汝舟一人。汀州仅宗子便至少有五人，三人居住在宁化，二人居住在长汀，除赵汝舟系嘉定十二年自山东迁入，其余四人分别是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宝庆二年（１２２５年）和嘉熙二年（１２３７年）进士［（５３）］。赵汝愚在《论汀赣利害奏》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居住汀州的“养老归正等人”和“宗室、忠顺官”［（５４）］。既然有来自北方的归正官和宗子，便不可能没有北方的平民迁入，只不过文献一般不予记载罢了。 　　元军灭宋以后，南宋残部退至闽粤。赣州和汀州是文天祥部集聚力量抗击元军的根据地，约为时二年，最后失败也在此一带［（５５）］。文天祥部和其他抗元武装的一些人在失败以后进入汀赣二州避乱，例如原住宜春的宗子赵希洎，在吉州失败以后“遂与从子必向避地赣州”，局势平静以后才返回宜春［（５６）］。也有一些人定居于此，如抚州知州赵戊岊在抗元失败后隐匿在汀州，直至死去。 　　南宋时期汀州和赣州多次发生过主要是私盐贩子领导的起义，为了保持当地的统治秩序，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高宗诏神武右军选精锐军马三千前往虔州守戍［（５７）］，此后直至南宋灭亡汀赣地区均驻有重兵。绍兴十五年起由周虎臣和陈敏家丁组成的殿前司左翼军又长期驻在赣州，周虎臣部即为北方移民。南宋中期赵汝愚《论汀赣利害奏》提到汀州的一次军民冲突，就是“秦兵以捕私盐为名，杀死百姓叶陶之子”而发生的［（5８）］。南宋后期又自淮西调来３５００名军人镇压农民起义［（５９）］。南宋的军队多由北方人组成［（６０）］，且驻戍部队一般都带家属，不少军人往往就地安家，如居住在赣州北面不远崇仁成岗的夏氏祖先便是宋代“领众守戍（当地），因家焉”［（６ １）］，也应有一些军人定居汀赣二州。 　　综上所述，靖康乱后迁入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人数颇多，其中一部分无疑会成为客家人的祖先。据上述客家家谱的分类整理结果，宋代迁入的Ａ型氏族７族，在数量上同于唐后期五代而超过其它时期，其中６族均在靖康之乱以后南迁。而且，南宋移民几乎都是直接自北方迁入客区。另外，家谱记载的集体迁移，也多发生在宋代。南宋末陈魁率族众９３人自河南迁宁化和上杭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次［（６２）］。唐后期五代迁入的Ａ型氏族也有７族，表明期间移民氏族也是客家源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据上述，南宋移民规模很大，很可能超过唐代。而且，南宋移民距宋元之际汀赣客家大批迁入广东时间较近，完全可能会把北方的语言和风俗带入汀赣地区，并直接影响迁入梅州的客家先民。虽然南宋时期汀赣二州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未必都是客家的源流，但客家的源流主要来自此则无问题。 （四） 　　在笔者整理过迁移资料的１２４族中，有９８族已知迁入地；其中，称祖先从北方迁入的不过３４族（包括Ａ、Ｂ两型），仅占３４．７％。另６４族分别来自：福建２７族，江西２５族，浙江７族，江苏和广东各２族，湖南１族。换言之，即使依据客家家谱记载，早期曾居住在汀赣地区的客家祖先的大部分也是南方居民而非北方移民。广东是元代以来客家人的主要生活地区，据笔者在另一研究中引用的２１４个广东客家家谱材料［（６３）］，１７１族已知迁出地，它们分别来自：汀州９６族（其中宁化６１族）、赣州１４、江西（除赣州）２４族、福建（除汀州）１８族、浙江３族、广东２族、江苏２族、湖北１族、湖南４族、南方其它２族、北方５族，来自汀赣的氏族占１７１族的６４％，另有３３％的氏族迁自南方，３％的氏族迁自北方。据此，广东的客家人除迁自早期客家人生活的汀赣地区，也迁自南方的其它地区。 　　这不能不使人认为，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来自北方，大部分人的祖先则是闽浙赣粤等省的土著。事实上，不少的客家氏族，无论是依据史料还是他们的家谱，都不可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而只能是当地的土著。例如，岭南冼氏，不管是史书和家谱均记载是六朝以来的高凉土姓。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一些遗传学家调查了中国２４个民族、７４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Ｇ［，ｍ］、Ｋ［，ｍ］分布，得出了中华民族分别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３０度为界，南北两大地区的汉族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与同一区域内少数民族的差异。调查人在以客家人为主的广东梅州市的汉人中提取了９２个样本，似乎未出现不同于南方群体的独特性［（6４）］。这一结论和移民史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６５）］。即北纬３０度以南的汉族主要来自南方的土着民族，北方移民虽然对南方汉族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人数上并不占主体地位，客家也不例外。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来自北方的祖先对于客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统。先民迁入汀赣地区以后，虽然人数不很多，但他们附载的北方文化比迁入地的土著文化先进，当地的居民（其中少数人可能是早期零散迁入的北方移民的后裔）受影响并接受了这种文化，从而成为南方汉族内部具有北方语言和风俗特点的民系（这一时间大致在宋末）。客家人在宋元之际迁入广东东部，明清时期已在广东山区具有相当大的势力，零散迁入山区的南方移民为了要站住脚完全可能会接受客家人的语言和风俗，最后自称或被称为客家人，从而使客家队伍日趋扩大。那些自汀赣以外地区迁入的氏族之所以成为客家人，无疑主要出于这一原因。清代广东土客斗争严重，生活在客家居住区的人也有可能被看作客家或参加进去，因为客家人和其他汉族人民的区别仅仅在于语言风俗方面，况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接受的，并无人类学方面的差别。《光绪嘉应州志》卷７说粤东一州十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知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即是对上述情况的很好的说明。换言之，那些住在客家生活地区的人民，不管是原住此地的客家人还是非客家人或新迁入的移民，只要讲客家话都可能被看作客家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客家先民中可能有些氏族很早就从北方南迁，但将导致今日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带入汀赣地区从而成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迁自南宋时期。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但他们带入比较先进的北方文化，影响了周围的居民，因而大约在宋末开始形成客家民系。 　　第二、客家的大部分氏族是南方人，他们或在宋之前迁入汀赣而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或在广东依附于客家人采用客家文化从而加入到客家人。 ------------------------------- 注： （１）《客家源流考》三，《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第１５、１６、２０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再版。 （２）（４）乐史《太平寰宇记》卷１０８、１０２，金陵书局。 （３）《请建州县表》，《全唐文》卷１６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５）见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历史地理》第七期，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 （６）（５３）《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１；卷７８９４。中华书局影印本。 （７）此段话在本文投稿之前又蒙李教授审阅并慨允发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８）（１１）（１８）（２２）（２４）《客家史料汇篇》第２６８页《客家曾氏源流》；第３６４页《蕉岭赖氏族谱》；第２６４页《巫氏迁徒源流考略》；第２２５页《梅县松口钟氏谱钞》；第１０２页《客家何氏源流》。 （９）（１０）（１５）（１６）（２３）（４２）《宁化客家研究》第１期第４６页，引《梅县邓氏族谱》；第５０页，引台北《西盛赖氏族谱》；第１９页，引《梅县丘氏族谱传序》；第４７页，引《兴宁温氏族谱》；第５２页，引台东《官氏族谱》；第４８页，引《汝南周氏族谱》。 （１２）（１４）（２０）（２６）（２８）（３０）（３３）（３４）（４０）（４１）（６２）《崇正同人系谱》卷２。 （１３）《兴宁刘氏族谱》和《潮梅刘氏族谱》，载《客家史料汇篇》第２４４页和２２８页。 （１７）《兴宁温氏族谱》，载《客家史料汇篇》第３６６页。《崇正同人系谱》卷２又说：东晋温峤家洪都（今南昌市），后代唐末迁上杭。 （１９）《紫金锺氏系谱》，载《客家史料汇篇》第２２３页。《崇正同人系谱》卷２载：锺贤于东晋元熙自颍川迁赣州，其子锺朝自赣州迁宁化。按在隋之前，福建县均设于闽江干流和通浙江、江西的支流上，汀州并不当入闽要道，朝为何要迁入宁化，殊难理解。此说较为有理，故取之。 （２１）综合《崇正同人系谱》卷２和《梅县张氏世系》（载《客家源流汇篇》第１１３页）。二谱所载张氏始祖自北方南迁时间不同，前谱载东晋时南迁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从之。 （２５）（２７）（２９）（３６）《客家史料汇篇》第１８８页蕉岭程官部黄氏家谱》；第３５４页《始兴卢氏五修族谱》；第４６页《宁都南门外孙氏族谱》；第１２７页《始兴华氏族谱》。 （３１）引自《宁化客家研究》第１期第５０页。 （３２）另有古氏和李氏未列入唐后期至五代南迁的氏族。原因是：按古氏虽曾在赣州居住，但此后即迁出赣州，长期生活在非客区。李氏。按：深港《葵冲李氏族谱》（引自《客家学研究》第５７页）却不提李孟，只说唐肃宗时避安禄山乱火德流寓江苏宜兴，唐末避黄巢之乱复迁宁化石壁。修撰于明永乐四年的《陇西李氏族谱序》（载《客家史料汇篇》）却说李孟为宋季人，生李珠，移居宁化石壁，珠有金木水火土五子。《兴梅源远李氏谱钞》、《兴宁仁本李氏族谱》均主此说。笔者莫知所从，有待考证。 （３５）《客家姓氏渊源》，引自《宁化客家研究》第１期第５２页。又《崇正同人系谱》卷２载：郭暄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第七子，因出守汀州，生子福安。福安遂家于汀州郭坊村，此为郭氏一世祖。按据新、旧《唐书郭子仪传》，子仪八子，并无一人名暄，其第七子名曙亦非暄，疑有误。 （３７）（３８）《南雄河南堂邱氏三修族谱》，迁出地和迁移时间据《崇正同人系谱》卷２补入。 （３９）陈白沙《族谱序》，载《广东伍氏合族总谱》，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４３）据《嘉靖赣州府志》卷４。书未载户口系年，计算时各取绍兴年间和淳熙年间的中间年分，即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至淳熙八年（１１８１年）。据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附表三，南宋户年平均增长率，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为０．２，绍兴三十二年至乾道九年为１．３５。 （４４）《宋史》卷８８《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４５）户数据《郡县志》和《临汀志》，载《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０“汀”字。 （４６）杨万里《诚斋集》卷１１９《张奭行状》，四部丛刊本。 （４７）孙觌《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２１《抚州宜黄县记》载：“宜黄县，抚州为大邑，比屋万余家。绍兴初残于盗，民之死于兵者大半。” （４８）《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４“汀”字；周必大《文忠集》卷５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１８《殿前司左翼军》。 （４９）（５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２９，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卷７６，绍兴四年五月甲戌。 （５０）《忠正德文集》卷２《乞曲赦虔寇》，四库全书本。 （５１）（５２）《宋会要辑稿》兵一六之一；兵一六之一六。 （５４）（５８）《历代名臣奏议》卷３１９，四库全书本。 （５５）（５６）《宋史》卷４１８《文天祥传》；卷４５４《赵希洎传》。 （５９）真德秀《西山文集》卷２５《福建招捕使陈公生祠记》，四部丛刊本。 （６０）（６５）参见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五节。 （６１）吴澄《吴文正集》卷７５《乐安夏镇抚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６３）《中国移民全史》宋辽金元卷第七章第五节附《客家系移民档案》，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６４）赵桐茂、陈琦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载《遗传学报》第１８卷第２期，１９９１年。 来源 有待补充

LOOK顶公

	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thread.php?tid=6635&page=1&sid=OytsVqIL#NO.31417

LOOK顶公

	从族谱上，也可以看出罗香林学说的不足，歪说其他。

nonme

	呵呵，罗香林成了一架风车，欲倒之而后快；有人认为推到了他，就推到了客家人主要为南下汉人后裔说。 吴松弟同志是持客家南宋源流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从该文的论述来看，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论证客家源流本于南宋，只是不知其为何在第四节把重点又落在了大部客家原是本地郎的结论上。吴先生用客家先民和客家源流的区别把两个主要结论串起来似乎也能圆其说，可惜总给人的感觉第四节单薄了点点。可惜不知这是否为删节本。 “另６４族分别来自：福建２７族，江西２５族，浙江７族，江苏和广东各２族，湖南１族。换言之，即使依据客家家谱记载，早期曾居住在汀赣地区的客家祖先的大部分也是南方居民而非北方移民。” -- 之间的论证暗含一个重要条件：家谱的记述都是从最早的祖先开始记载。点到为止，没点到的又止向何方？实际上，许多家谱的记载都是从本房的始祖开始，更远的或有语焉不详。如我们家保留的一套家谱是1998年新修的，我们这一支乃是二房，（就是四兄弟中老二的后代）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位曹二哥的爸爸，他老人家就是200多年前从郴县迁来，来龙去脉，支系旁孙，俱有载录，更早点的老祖宗从江西迁来，却寥寥数笔，叙于前页；不过我猜长房的记载或有不同，郴县曹氏的记载或者更为详尽，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表明我的祖先就是南部的原居民。只能存疑了。 宁化石壁，南雄珠玑巷，山西大槐树这些地名常见于许多族谱，却是变化中的中转站，转捩点，值得纪念的地方，不是发源地。 族谱这东西这是有趣，顾颉刚把它同方志一起列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两大有待开采的金山；谱牒学的研究也不乏其人。网络上有人却也有人对其嗤之以鼻，质问“山东，这什么可能呢？”。呵呵，去伪存真难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6 18:38:59编辑过]

nonme

	客家南宋源流说，也是其他许多学者所主张的： 家形成于南宋论 ［ 张天周 客家网 2003-09-23 01:44:58 ］ 客家人口众多，分布范围极广。由于它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特别是随着客家人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因而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晋宋说、唐末说、唐末至宋初说、五代至宋初说，以及宋末说、清代说等。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从“六说”中可以看出，其中有四种说法都与宋代有关。对此，笔者颇感兴趣，现就客家形成于何时及一些与客家的形成、发展相关的问题，作些分析论述。 一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因此，研究客家的形成，应该从民族共同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考察、分析。比如，“客家”与历史上汉民族中的“客户”有何关系。唐代的主户、客户之别和“两税法”对“客户”纳税的规定，以及宋代户口统计中对“客户”户籍的认可，一再表明移自中原的汉人、流人、流民，皆纳入与汉民族原所共存的封建经济范畴后，才可能获得“客户”或“客民”的资格。“这当是汉民族共同体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民族要素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的集中体现”。 　　在客家人中，大都乐道自己的祖先原是“中原望族”或“中原士族”，他们或因官留居客地，或“衣冠避难”而来。鲜有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佃客”或“客户”。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在客家先民中的确有不少是属于士族官户或贵族之类者，但说客家先民绝大多数曾充当过佃客也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有的佃客、客户，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就拿宋代的“佃客”而言，其因无土地，只好依附于主户（即有土地的税户），或佃种官田、学田。然而，其不但拥有“一定的迁徙权”，而且封建国家还承认他们的“户籍权”。他们虽然靠租佃为生，但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自然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其获得土地途径：一是在劳动力增加和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获得土地。例如宋政府在出卖绝户田时，往往让佃户优先买，“标示见佃户，依估纳钱买充永业”，“若见佃户无力收买，……方许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二是部分官田，因佃种“岁久，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业”，按期向官府交租税就是了。实际上已转化为私有。三是通过垦荒获得土地。宋初，政府已允许佃农对其所垦的土地有永业权。南宋政府更明确规定：佃户佃耕荒田，满三年或五年而不拖欠租税者，“与充己业”，并在地契上盖上官印，办理“割移”手续。因而，这些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客户”也就上升为“主户”了。弄清有关“客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客家的形成。 　　我们说佃客、客户，对客家的形成很有关系，是“因客家先民大多数为佃客之故”，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佃客”、“客户”都能成为客家先民。“客户”也不是“客家”的代名词。 　　清代是粤东客家地区的客家人向外播迁、发展时期，当时政府的簿册已不分主户、客户，客家势力已相当强大了。但从嘉庆元年所编撰的《增城县志》来看，当时仍有不少客家人因缺乏土地，或自己没有土地而离开家乡，去当佃客，他们被靠近广州的本地人称为“客民”。如该县志载称：“客民者，来增（按：即今广州东边的增城县）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叠见，民多弃田不耕”，康熙初，“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龙川等县的人亦稍稍至。由于来这里的佃民较容易得到土地，因而“益引嘉应州（即梅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这些“客民”大都是从客家地区梅州及英德、龙川等地播迁而来的，他们当然属于客家民系的范畴。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据光绪《嘉应州志》所言，“梅地古为畲所居”，那末这个原先属于畲族人所居的地方，从何时起成了客家人聚居的天地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有的论者见北宋初所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中载称：梅地之民“主为畲瑶，客为汉族”，便把这一史料当作客家形成于北宋初的一个重要依据。笔者以为这里的“主”与“客”，是指土生土长的当地民族与外地来的汉民族相对而言。从有关史料来看，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畲民，而不是汉民。因为该地区很偏僻，自然环境又恶劣，非不得已外地的汉人不会迁往此地的。据《宋史》记载，宋初，梅州“人稀土旷”，是宋政府明文规定的安置被贬官员、流放罪犯的“远恶州”。宋廷考虑到该地区“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可见，该地环境之恶劣，足令官人望而生畏。 　　由于这里土旷人稀，因此自古生活在该地区的畲族人民大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山林。而那些从外地迁进来的汉民，起初他们人数较少，一般靠租种当地土著的土地为生。这也是宋初梅州的“主户”比“客户”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六十及光绪《嘉应州志》所载，宋初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也反映了宋初这里的主、客户的实际情况。与梅州相连的循州，也是主户多、客户少，“人多蛮僚”（按：此是当时对畲族的贬称），两地情况相似。再者，当时该地区的畲民专门从事农业者很少，大都以林业为主，兼营农副业，而且一般都是粗放式经营，因而史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这与以农为本的汉人社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说明当时该地区的汉人还很少。如果汉人占大多数的话，就不存在“业农者鲜”的社会状况。可见北宋初，梅州地区还未成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天地。但是，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这里的民户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梅州总户数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二户，其中主户为五千八百二十四户（有者是由客户转化而来的），客户为六千五百四十八户。客户已超过了主户。就“客户”而言，他们大都是从外地迁进来的汉人，这从有关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 　　南宋时期，移居梅州从事农耕的客民就更多了。这从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０二《梅州》中可以看出来。其曰：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王象之是南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进士，年轻时曾宦游四方，亲临江淮荆闽等地，见闻甚广。该书是他广集资料，参订谬误，吸取精华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巨著。其所记述的有关‘梅州”方面的内容，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因为梅州土地宽阔，而以往从事农业的人又很少，所以才吸引了众多的客民来此地营生。北宋末，特别是到南宋时，梅州的客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几乎完全垄断了当地的耕地。他们凭着自己人多、有先进的文化、先进的耕作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但改造了自然，而且还在这里创建家园，繁衍生息，使梅州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客家人的生活区域。因此，我们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符合当时的客观历史。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上面所言梅州土地“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汀赣地区来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汀赣地区、尤其是汀州宁化在客家形成发过程中，曾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当时，客家先民有者留居汀赣，有者向粤东等地转迁。特别是从北宋末到南宋时，这里的客家先民更是纷纷迁入粤东。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从有关资料来看，宋以前“北人南迁，多至闽西汀州府，大多数经宁化石壁，而入粤者此时尚少。这时赣州、汀州人口较少且闭塞，正适避难移民安居，是移民安生之乐土”。据《旧唐书》所载，唐玄宗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６年），汀州只有四千六百八十户，到北宋末徽宗崇宁年间（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则达到了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户，而到南宋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竟增至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户。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自天宝至崇宁历时３５０余年，和原有户数相比才增长了七万六千七百多户；而从崇宁到隆庆２年（１１６４年）不过５０年左右，户数和原来相比竟增长了九万三千多户。由于汀赣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因而又有许多人转到粤东，于是梅州的客户亦大增，并超过了主户。这些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北方人口的迁入。 　　如所周知，北宋末至南宋是我国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的时代。特别是靖康至绍兴和议１７年间，随着北方的沦陷，宋室南渡，北方士族百姓，被迫离开家园，像潮水般地涌向南方。正如史籍所言：“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这些被卷进流民队伍涌向南方的士民百姓，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有的土地财产，为了生存，抗击金兵的南侵，有相当多的人便走上了应募当兵的道路，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人，经过一番奔波后，又重新依附在土地上，靠种田维持生活。当时，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带，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士民，因而这次从中原迁入该地区的士民，其数量之多，自然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上述北宋末至南宋隆兴年间有关汀州户数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北宋末至南宋迁入该地区的北方移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此，笔者无意否定宋以前中原迁入该地的士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相当的关系）。这块三角地带，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交通闭塞，形成相对安定的地域，因此，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获得立脚、生息、发展之地，并在南宋时期，形成了具有客家特点的稳定的群体——客家民系。 　　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在客家民系形成后，梅州境内仍生活着为数众多的畲族人民。他们为反对官府的压榨，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元末，畲民“啸聚”攻打州城梅塘。在元兵的血腥镇压下，众多的畲民被迫由梅南之畲坑向丰顺、潮汕地区及闽南漳州地带迁移。从此，他们离开了梅州地区。而一部分幸存的畲民被迫改族改姓保存下来，如“畲族蓝姓，改为汉族邓姓”，其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久而久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客家融合了。有极少数隐居深山避过屠杀的畲族，鉴于全境已为客族，他们怕遭世人岐视，更主要的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因而不敢公开自己本来的身份，这样，他们在长年月久中也成为汉族客家了。而客家民系在发展过程中也就增加了新鲜的血液。 　　二 　　客家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即客家话。那么，客家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呢？其有何特征呢？　　客家先民本是中原的汉族人，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迫使他们向南迁徙。特别是北宋末至南宋，北方人口大批大批地涌向南方逃避战乱。北方不少地方竟是“州县皆空”，乃至数百里不见人烟。在南迁的汉民中，有许多人到了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区。他们在这个交通闭塞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地区生产、生活，并以自身所拥有的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优势，影响着该地区与他们相邻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当然，汉民在某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畲瑶民族的影响。这样，在这个特殊环境地带就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生活区域和客家方言。客家话尽管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着它的主体性。就是说，其源于中原，保留着中州音韵。 　　这时北方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统治者随着征战的需要，在与宋达成“绍兴和议”之前，金熙宗就把大批女真人从东北迁到河北燕山等地，与汉人杂处，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绍兴和议”后，金统治者又将契丹人渤海人等迁至燕山以南、淮河以北中原地区，有的汉人则逐渐北移。海陵王完颜亮夺取金统治权后，迁都燕京，实行全盘汉化的政策。这样汉文化在女真人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女真人汉化的过程中，汉族方面也增加了新的血液，吸收了许多女真文化”。因而汉人受女真人文化习俗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正如南宋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年）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南宋后讲到，淮北金占领区的居民，由于久习女真风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唐括安礼讲得更融洽，他对金世宗说，女真与汉人，“今皆一家”。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各地的语言难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被迫入闽粤赣边境三角地区的中原移民及其后裔，却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保留着中原汉语音韵，并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方言。 　　刘佐泉在《客家方言》中，认为“客家话的入声系统，和《洪武正韵》完全符合……。总之，在客家话里，虽然有若干部分，包含了自上古至元明的语言，但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却在宋代”。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这里面说的“若干部分”，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它却反映了客家话的形成有其渊源。这从下面事例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在客家方言中，拥有最远古的语音。《诗经》中的用韵，如用现代普通话来念，其中不少字简直无法押韵，也无法分解，但在客家话音系里却可分得清清楚楚。如《诗经》里的：“双、庸、从”三个字是押韵的，但现在的普通话却不然，“双”是尢（昂）韵，“庸、从”二字是ㄥ（亨）韵。而客家话，“双”读作ｓｅｎｇ（ㄙㄥ），它与“庸、从”二字，同属ㄥ（亨）韵。 　　《韵书》产生于汉朝，其用反切的方法，逐字注音。有关汉晋时期的诗词歌赋用韵的情形，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测一二。《苏武与李陵诗》中，“因、人、身、辰、秦、新、宾、亲”等字押韵。客家话，“因”读ｊｉｎ，“人”读∏’ｉｎ，“身”与“辰”均读ｓｉｎ，“秦“读ｔｓ’ｉｎ，“新”读±ｉｎ，“宾”读ｂｉｎ，“亲”读ｔｓ’ｉｎ，全部都读ｉｎ（因）韵。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诗中“窟、骨、卒”三个字押韵。客家话“窟”读Ｋｉｕｔ，“骨”读“Ｋ’ｕｔ，“卒”读ｔｓ’ｕｔ，全部是ｕｔ韵。总之，“汉晋时的语音系统，有许多是和客家音系相同的”。 　　其次，在客家话的词汇中保存着许多古代词语。日常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如：索（蝇子）、禾（稻子）、樵（柴）、乌（黑）、面（脸）、食（吃）、颈（脖子）、朝（早晨）、昼（中午）、行（走）、吾（我）、其（他）、若（你）、日（太阳）、箸（筷子）、镬（锅）、莫（不）等等。这些都是古代正统文学常用的词语。如《韩非子·喻老》中有云：“昔日纣为象箸”，“象箸”即用象牙做的筷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到刘邦逮捕蒯通后，怒问蒯通曰：“若教淮阴侯反乎？”这里的“若”就是你的意思。《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谢病……莫能来”，“太后怒，不食”。“莫”即“不”，“食”即“吃”。《周礼膳夫》有“朝食”语，《白虎通》有“昼食”语。客家话称吃早饭为“食朝”，吃午饭为“食昼”，吃晚饭为“食夜”。 　　客家话还夹杂着古代北方某些地区的方言，因篇幅所限在此就不罗列事例了。以上的情况反映了客家话与古代词语、语音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时候客家音系还未形成，它只能说明客家话是由中原音系一脉承接下来的。 　　前面说到，刘佐泉先生根据客家话的有关声调与《洪武正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客家话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是在宋代。而中山大学古代汉语专家李新魁教授却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语言面貌”。 　　上述观点虽各有各的倾向性，但彼此间亦有共同点，即均与南宋有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着眼于两者之间，即客家话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基本语言面貌。就今天客家话中不少字的读音来看，其与南宋时人的读音完全一样。这从《集韵》所注的音韵中可以反映出来。《集韵》是南宋丁度等人修订，并参考当时的读音更订反切，是研究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列举一些字词略加解释。 　　“心”，按《唐韵》息林切，并音为“新”。而《集韵》注音为“思林切”。在客家话中这个字的读音为“ｓｉｎ”，与《集韵》同。 　　“江”，《集韵》古双切，音“杠”，水名。《释名》江共也，小江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客家话“江”（ｇāｎｇ）与《集韵》注音“杠”同。这个字的读音，是承袭《唐韵》《广韵》而来。客家人把“江、杠、光、岗、缸、刚、扛”等，都读作ｇāｎｇ。 　　“大”，《集韵》他盖切，音“汰”，与“太、泰”同音。在客家话中“太、大、泰、汰”同音。 　　“粄”，《广韵》博管切，《集韵》补满切，用大米面制成像包子或饼一类的食品。客家人称之为“米反”（音ｂǒｎ）。其读音与《集韵》所注相同。 　　“扌送”，《集韵》损动切，音扌双（ｓǒｎｇ），推也。客家话称“推倒”为“扌送倒”。该字只在《集韵》中有释。客家人一直使用这一方言。 　　“揢”，《集韵》乞格切，音喀，用手把住也。即用手的虎口卡住。客家人称“卡住”为“扌客（音ｋā）住”。如把“他差一点把人卡死了”，说成“其差一点把人家扌客死了”。 　　“揔”，《集韵》呼骨切，音忽。击也。该字作为方言流行于一些客家地区，其读音与《集韵》同。如把“用巴掌打他”，说成”用巴掌揔其！” 　　“掇”，《集韵》都括切，音哆。意指拾取、采也；用双手拿或搬。客家话把“搬石头”、“搬花盆”，说成“掇石头”、“掇花盆”。 　　“噍”，《集韵》承《唐韵》才笑切，音悄，嚼也。客家人称“嚼”为“噍”（音ｇｉǎｏ）。如把“你嚼什么呀”，说成“你噍吗介”（ｇàｉ，与芥、盖，音同）。 　　“讲”，《集韵》承《唐韵》，古项切，音“港”！与客家读音同，普通话读音为ｊｉǎｎｇ，客家话读音为ｇǎｎｇ。属客家话常用语，如讲（ｇǎｎｇ）故事、讲论，等等。 　　“揿”，《集韵》丘禁切，钦去声，按也。客家话把“别按住他”，说为“莫揿其”！ 　　“揇”，《唐韵》奴感切，《集韵》乃感切，并南上声。搦也。意指用手把握住或把持住、抱住。客家话把“抱好”说为“揇好”。 　　“扌亥”，《集韵》下改切。有担的意思。属客家常用语。如说：“挑担子”为“扌亥担哩（ｌｉ）”。 　　“姉”字，按《康熙字典》注释，有的地方令人费解。但只要结合客家方言作些考查，就很容易把问题弄明白，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客家地区所使用的某种方言，是从宋人那里一脉继承下来的。 　　据该书所载：“姉”《集韵》蒋兕切。《正韵》祖似切，姐本字。《释名》女市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诗邶风》途及伯女市。宋之天子“呼嫡母为大姉姉，妻之于嫡母亦然”。“姉”为姐本字，就当今而论，一般称与自己同辈的亲属而且年龄比自己大的女子为姐姐（通常不包括可称做嫂嫂的人）。因此，当儿子的称生母为“姉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那么，说宋朝皇帝称生母为“大姉姉”，此言是否可靠？从有关史料来看，确有其事。据《四朝闻见录》所载：宋高宗即位后，见德妃吴氏既勤劳又贤惠，多次想立她为皇后，但因“太后（笔者按：即徽宗的韦妃、高宗的生母，当时其与徽宗一起当了金国的俘虏）远在沙漠不敢举行”。高宗怀着内疚的心情安慰德妃吴氏说：“朕甚有愧，俟姐姐归（按：原注谓太后），尔其选已。”吴氏听罢拜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思之，肚子泪下”。绍兴十二年（即绍兴和议后的第一年）八月，高宗的生母从金国回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宫中。次年，高宗拟立吴氏为皇后，有一天，他为此事去见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对高宗说：“这事由在尔！”于是高宗“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按：一作“后”）之命……德妃吴氏可立为后”。从中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姐姐”，显然不是前文“就当今而论”中所指的意思。她还包有别的含义。今又查，“姐”古作“母也”，按《集韵》“母也”子野切，并同女市。《博雅》释曰：母也者母也。可见高宗所言之“姐姐”，是对母亲的一种称法。从南宋初到今天，历时八百多年，虽然时过境迁，但据调查在客家一些地区仍保持着这种俗称，如梅州五华、大埔等县众多姓氏中，有称自己的生母为“阿母也”（āｊｉｅ）者，也有称自己的岳母为“阿母也”（阿姐）者。像这样特殊的称谓，以往无人去考查，总以为这是地方上一种习惯的叫法。从现有资料及有关情况来看，客家地区的这种称谓，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其所以没有消失，当与北宋末至南宋时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带的相当数量的客家先民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语言的载体，这种叫法也随着他们的后裔世代相传。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客家话源于中原。它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言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客家话当然也不例外。而客家话形成南宋，又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客家的有关建筑及一些族谱来考察客家的形成与发展。　　客家人的乡土观念特别重，这大概与客家人的家园来得太不容易有关。他们弃家迁徙，每迁徙一次，建一个屋村。起初，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的房屋比较一般，当然也有少数人经济实力较强，建筑房屋也特别考究。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以及受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讲究居室建筑的人越来越多。客家民居大型建筑在宋代时较少，而到了元、明、清时期逐渐增多，正反映了客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客家的屋室有围龙式、棋盘式、四角楼、五栋式、围楼、围村等名目。粤东现存的典型的客家民居大型建筑，兴宁县有“龙兴寨”、“仙人寨”；丰顺县有“建桥围”、“紫荆围”、“永庆楼”及拥有１５０个房间的“沙田四角楼”；蕉岭县有“石寨围楼”、“九栋古屋”、“笃庆堂”；大埔县有“维新楼”（３层７２个房间）；梅县有“联芳楼”（全楼有１００多个房间）等等。这里面只有“龙人寨”为南宋建筑，是一座三层二街螺旋室建筑，围内有水井（泉水不绝）等生活设施。整个寨占地３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能住二百多人。除此之外，其余大多是明清时代所建。　　闽西客家大土楼建筑更多。其建筑特点：坚固、高大、封闭式，自成天地。其中永定县的“大楼厦土楼”，据考证属宋代的建筑物，是一座大方楼。其余的土楼建筑年代就比较晚了。而且大多数是大方楼，大圆楼极少。永定的“承启楼”是一座高头圆形的大土楼，高１２－４米，面积５３７６－１７平方米，全楼有房间３９２个，居住人数最多时为８０户、６００余人。是一座极为壮观的客家大土楼。　　客家大型土楼由少到多，反映出客家人的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同时也反映出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客家人的凝聚力得到了更大的加强。如粤北韶关曲江灵溪乡“翰亨围”，建于明末。《黄氏族谱》记此事曰：“无奈后期转朝换国，普省额外加征，强盗大贼，搜杀人命，各处修造围寨，诚惶诚恐，……遂集众商议，请来湖南工匠，筑墙围村，自得安能。”关于“修造围寨”的原因，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也是客家的大土楼、大围楼、围村、围寨，自宋至清，逐朝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粤东之五华是纯客县，居民建筑有四方土楼、围寨，等等，且大多建于明清时代。全县姓张的客家人就有十多万。他们的先辈是从福建上杭移居过来的。而且公认张化孙为客家张氏上杭之始祖。五华张氏，从张化孙为一世算起，至今也不过３４代。他们大都保留有族谱，辈分分明，《五华张氏源流溯考》（下称“溯考”）均有记述。张化孙之先辈，本居中原，“北宋末，中原遭靖康之乱，张端遂携子孙南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其玄孙张扬德，配巫氏，生三子：长子化龙、次子化孙、老三化凤。据“溯考”记述：张化孙于孝宗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年）出生在汀州宁化石壁村，在宁宗、理宗时期，曾任知州等职。并由宁化迁往上杭。配陈氏、阙氏，生十八子，派衍十八大房，九十八孙。化孙卒于度宗咸淳二年（１２６６年），葬于上杭西洋村。从张端到化孙的孙子，整整八代人。张端亦是“携子孙”入闽的，若减去三代人，其后裔五代人出生在石壁村或上杭。若一代按３０年计，五代为１５０年。张端的后裔有多少？其玄孙张扬德的二儿子化孙这一宗支就有一百余人，其老大、老三亦“财丁两旺”。张化孙迁往上杭，与这个家族人口膨胀很有关系。后来化孙的一些子孙又从这个纯客县迁往梅州兴宁五华。五华客家张均称自己是化孙公之后裔，他们“不忘祖宗言”，讲的是客家话。　　当然，北宋末至南宋从中原迁往汀赣地区的氏族为数众多（学术界不少论著都列举过这方面的许多事例），而并非张端一族。这里以张端为例，主要是他的情况较详。再者从石壁迁往上杭的还有其他姓氏。据丘复编撰的福建《上杭县志·氏族志》载：“上杭氏族自石壁村所迁至的计有丘、江、朱、伍、官、陈、袁、范、张、黄、曾、詹、谢、严、罗、龚等十七姓（笔者按：实际不止这些，还有廖、温、李等），迁至年代多在宋朝”。后来，他们中的一部人也迁往粤东客家地区。他们迁居，有者举家而来，有者家中部分成员外迁，或氏族中的一个宗支外迁。留或迁，根据情况而定，这也是自然的。正因为这样，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区，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前面已经提到，客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宁化石壁村起过中转站的作用。粤东的客家人很多都是从该地区转迁而来的。据考察“石壁村至今仍为客家人居住区域。其语言、饮食、农田耕作、民情风俗、生活工具等，都与粤东客家基本相同”。这说明石壁村是众多客家人的祖籍地，从客家民系形成之日起，粤东的客家人与他们一样一直都保持着客家人的社会文化传统。 http://www.zhengzhou.org.cn/phpweb/ShowContent.php?aid=337&tid=26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6 18:29:5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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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先民迁入汀赣地区以后，虽然人数不很多，但他们附载的北方文化比迁入地的土著文化先进，当地的居民（其中少数人可能是早期零散迁入的北方移民的后裔）受影响并接受了这种文化，从而成为南方汉族内部具有北方语言和风俗特点的民系（这一时间大致在宋末） --- 不多的人数能在百来年间在经济落后，地理封闭，山壑纵横，林密草深的闽粤赣一带彻底同化大多数的人，试问这些人有何能耐，用的又何手段？布道没有传教士的忠诚，先进富庶没有西方殖民者之于非洲土著（反而他们也是逃亡者），统治权威时间没有之于罗马人之于高卢人；相对封闭环境下的原居民有何强烈客观需求有何强烈主观愿望来被同化。不解中。 如果真这样，那这些与客家源流不同体的祖先先民主体又是谁呢？ 畲族人？据说畲瑶同源，都自认是盘瓠的子孙，先祖从湘北南迁，在大瘐岭“分手”，西走的大部后为瑶族人，东奔的为畲族人。瑶族全国人口不过214万人，而东往的兄弟却繁衍出了超过5000万的大群体，难以置信。那么越人？这就回到了白越汉化的老问题，从语言习俗等各方面至少我还看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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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生与人合著的<中国移民史>自然是部洋洋大作，我还没幸通读；刚才从网上看到一篇读后感，贴来同飨： 评《中国移民史》棗 以辽宋金元时期为中心 虞云国 一 移民研究历来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中国历史绵长，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杂处，这诸多因素的结合，造成中国移民史研究必然是规模庞大、层面复杂、进程艰巨的，遂使一般学者视之为畏途。但是，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人口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翘首期待着一部详赡准确、科学权威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由葛剑雄教授主编的六大册《中国移民史》，是迄今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史专著。这部二百余万言的煌煌巨著的问世，终于使中国史及其相关的专门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了可资直接借鉴的移民研究的成果。 移民史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研究，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的较高素养，而且需要有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口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学识。而《中国移民史》的作者们不仅具有这一方面的最合适的学术素养，而且有着相关领域的最充分的学术积累。葛剑雄教授早就以其《西汉人口地理》的力作驰名学界，对谭其骧先生移民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切的了解与把握；其后，中国人口史、移民史始终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还著有《中国人口发展史》，承担了“近两千年来主要自然灾害对中国人口变迁的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撰写的该书《导论》，洋洋洒洒十余万言，视野开阔，理路明晰，体现了他作为主编对全书的理论指导与总体设计，成为全书的核心和灵魂。该书的合作者吴松弟是隋唐五代和辽宋金元时期移民研究的承担者，对宋代经济和南宋移民有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的专著，从事过“宋代南方人口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另一位合作者曹树基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移民研究的承担者，在农业史、经济史、人口史以及计算机运用和数理统计方面均有良好学养，发表过《湖南人由来新考》的移民史论著。这样一个学术群体，继承了谭其骧先生20年代末以来的关于中国移民史的拓荒性的成果与方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先后出版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移民与中国》等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提高，十年磨一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 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移民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并立政权此消彼长；靖康之乱后移民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移民史上堪称为最；而耶律大石西迁立国，中亚西域色目人东迁海隅，在迁移距离之辽绝，移民类型之特殊上，恐怕也是空前的。试图对六大卷《中国移民史》作出全面深入的评价，既不是这篇短文篇幅所能容纳，也不是笔者学力所能胜任的。故而笔者就本人专业方向所及，仔细阅读了该书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尝鼎一脔，以管窥豹，希识者勿罪。 二 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开拓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个一个地区，或一个一个时代逐步进行，搞清楚当前各地人口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他的后继者们正是依据这一要求，从事移民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和考订的，每一断代移民史研究在资料工作的溶繁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而史料的赡富，考证的精详，处理的得当，正是这部《移民史》的特点之一。 据粗略统计，辽宋金元卷共征引正史、政书、杂史、类书、笔记小说、方志、宗谱、诗文集等各类文献近400种，在此基础上编制了40个统计表，其中篇幅最大的统计表长达35页。研究移民离不开传记资料，宋人传记资料网罗最繁富的当推台湾昌彼得、王德毅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本书作者不仅将该索引所载属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约1400名南宋人物一网打尽，还从宋元笔记小说乃至明清文献中搜罗了300余人，共计1702个移民的个案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量化处理，按移民迁入地区，分江南、江西、福建、四川、两湖、淮南、岭南及迁入地不明等分类，每表每个个例均列以姓名、迁移时间、迁出地、迁入地、资料来源、备注等栏目，披阅这些细行密字却又井然有序的统计表，令人不能不对作者认真扎实的资料工作肃然起敬。 在缜密的史料工作基础上，作者再通过合理抽样和数理统计，得出的结论就令人信服。例如，作者对《宋元学案》北方籍传主115人的迁移与分布作了统计，有力支持了他所提出的北方移民在理学中心南移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又例如，靖康之变后，宋金、金蒙、宋蒙之间屡有大规模战争与政权攻灭，举其大者，依次有靖康之役( 1126一1141)、海陵南侵( 1161一 1164)、开禧北伐(1206一1209)、宣宗南侵(1217一1224)、宋蒙灭金(1232一1234)、蒙元攻宋(1235一126o)、蒙元灭宋(1274一1279)，以上每一阶段无不有移民南下，但各次移民的情况究竟如何，研究宋金蒙元史者都不甚了了。作者将1006个南宋移民的始迁个例，按上述各时段进行数理统计，科学地得出结果：除5％始迁年代不明，靖康之役阶段虽然只占移民发生年数的四分之一弱，却是移民始迁人数最多的阶段，占总个例的89％，其他六个阶段仅占6％，因而无可置疑地指出：“靖康之乱阶段的北方人口南迁，其规模之大、迁入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无疑超过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阶段”(第4卷第273页)。 三 《导论》指出，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必须掌握而综合运用的。重视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正是这部《中国移民史》的特点之二。试举数例。 其一，将遗传学的假说与历史学的研究相印证。1991年，科学工作者’赵桐茂、陈琦通过对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以北纬30度为界，此线以南的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属于同一集群，而此线以北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属于同一集群(详见《遗传学报》18卷2期两氏论文)。吴松弟先生通过自己对辽宋金元时期移民史的研究，认为北纬30度线恰与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后的密集分布区大体吻合，从而科学地推断：“今日的人口分布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人口迁移的结果”，但“这种分布格局显然是在南宋时期最后奠定的，它充分说明了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南迁对我国现代人群分布的巨大影响，也印证了本卷关于北方移民分布的研究是大体正确的”(4卷4110、411页)。 其二，将语言学的成果与历史学的研究相结合。客家研究中，探明客家方言中保留的古代北方方言的子遗究竟接近古代中原哪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特点，对于解开客家移民时代之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向古汉语学家李新魁请教，借用了客家话接近元代《中原音韵》而反映宋末元代北方基本语言面貌的研究成果，令窖家移民的研究获得了语言学上莫大启示与佐证。故而，作者有充分理由认为：“语言的特征也表明窖家先民主要是在南宋时期自北方迁入”的(4卷356页)。 其三，将地名学的方法与历史地理学的考证相参证。作者根据《辽史·地理志》研究渤海族移民时，发现《辽志》记载辽地今名的渤海国旧称时，往往与历史实际无法契合。对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作者从地名学的方法上得到启悟，认定《辽志》追述辽地今名在渤海国旧称时，并非指该旧称的旧地所在，而是指渤海国旧地的移民被强迫迁移后的迁入地。这样一捅破后，《辽志》匪夷所思处便豁然可解了。 类似现代科学方法的借用，全书所在多有，例如第5卷对明代湖南移民研究就运用了线性方程和增长模型的新方法。 四 一部中国移民史，头绪纷繁，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又有着各自的不同的特点。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移民史第三阶段秦朝至元末的完成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最终彻底完成，又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战争频仍、民族融合加强的关键时期。作者全局在胸，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和大势。而把握每一时期移民史的大趋势，正是这部《中国移民史》的特点之三。 本书研究者对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移民运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除了辽朝的契丹族、金朝的女真族和蒙元的蒙古族等立国的少数民族的迁移，在论述辽金时期东北移民时，还对莫族、渤海、突厥、回鹘、吐浑、党项、高丽、室韦、乌古、阻卜、兀惹等少数民族移民的迁移过程、影响与特点也分别进行了探讨。至于对蒙元时期非汉民族的内迁，其中尤其对色目人的迁移，更是化了大气力，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描述，涉及的色目人种不仅有西夏人、汪古人、吉利吉思人、畏兀儿人、哈刺鲁人、康里人、阿儿浑人、啰哩人，还包括蒙元及其汗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南亚人、钦察汗人、斡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从而展现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徒的全景图卷。不仅如此，作者还浓墨重彩，专辟一章，从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非汉民族内迁对蒙元社会带来的新变化，使这一时期移民史的民族大融合的特点更为凸现。 紧紧抓住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对南宋社会变迁的重大影响，是作者把握宋金元时期移民史大势的卓见所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第四卷最为精彩的章节。作者运用大量统计材料，究明了北方移民南迁的迁移过程、分布地区、移民数量、迁移路线等，而后酣畅淋漓地分析了靖康大移民对南宋政治与南方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的深刻全面的影响。作者同意“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的前贤论点，并以自己的研究证明：“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大规模南迁的北方移民无疑起了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4卷525、526页)。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本书从大处着眼的宏观识见。 五 由于全书既有把握大势的全局眼光，又有扎实可靠的资料功夫，还有科学方法的借鉴运用，放而时有新见卓识贡献学界，启发读者，而这正是《中国移民史》的特点之四。 例如，关于客家人的源流与形成，学界众说纷坛，尤以罗香林的旧说最具影响力。作者凭借语言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和方法，认为：只有从北方直接迁入的大规模移民或虽非直接迁入但在其他地区滞留不久的大规模移民，迁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才有可能保持自身原有的语言与文化。他通过对209个广东容家氏族家谱资料的统计研究，发现客家人的祖先主要是在宋元之际和元代这八九十年中迁入广东的。针对罗香林主张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客家说，作者进一步通过对历史时期汀、赣二州移民的区域环境和客家家谱的分析，认为唐末以前两地经济文化落后，且主要是非汉民族土著居住区，少量迁入移民不可能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而靖康之乱后，大量迁入此地的北方移民才是客家先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客家民系即由他们并加入了大量南方士著民族构成的。作者提出的客家南宋源流说是言之有据的新见解，为容家研究提供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新思路。 又如，在讨论辽金时代人口迁移对东北民族影响时，作者指出两点：其一，汉人成为东北第一大民族，正是在辽金时期；其二，导致了东北民族分布格局的改变和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这一令入耳目一新又令人由衷折服的见地，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再如，蒙元时代，随着大移民中蒙古贵族代表的落后经济方式的南渐，社会经济明显较之宋金时代倒退，对此，学术界几成定论。但作者指出，蒙元时代移民的民族之多、距离之远、分布之广是空前未有的，而蒙元时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空前广袤的时期，由于大移民的浪潮，这一时期又是“边疆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来自殊方异域的文化在此交汇，中国文化较前五彩滨纷、绚丽灿烂的重要时期。”(4卷609页)这一见解把元代大移民放到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辩证地考察，就很有说服力。 类似新见，全书六卷所在多有。 六 当然，正如主编指出的那样， 《中国移民史》的问世只是给这项研究“标上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 l卷7页)。该书还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 其一，作为全书的总体设计，第一卷除《导论》外，还刊有《大事年表》，这确使该卷具有工具书的功能，然而辽宋金元部分偶有移民史大事失载。例如据《宋史·高宗纪》，绍兴七年( 1137年)宋将 bp琼率所部4万余人(《金史》本传一说步骑10余万)从淮西叛降伪齐，其迁徒人数不可谓少，似可列入大事年表。此外，倘能从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中择选一些关系到每朝移民大势的历史地图，精印彩版附于《大事年表》之后，则该卷工具书的价值将会更高些。 其二，西方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在谈到国际移民时，认为有必要从移出国与移入国的不同立场，从双方的官方决策与社会舆论的不同层面去探讨对移民的态度与政策(参见《人口通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章)，而本书在这一方面似有所欠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移民固然不存在这一问题。但是，诸如辽宋金夏蒙诸国政权并立期间移民研究，就有必要注意讨论阿尔弗雷·索维提及的问题。作者对此也不是全未涉及。例如，该卷提到：“辽宋对立时期，两国政府一般情况下都禁止人民的互相迁移”(24页)，即已注意到迁出、迁入国的官方态度；而靖康之乱后大移民时，南宋大臣吕颐浩、张浚曾商议，拟将中原人民尽徒于东南(253页)。但这种点水式的论述总嫌不够深入。实际上，在宋、辽、金三方史料中时有关于敌国土庶徒叛附的官方决策与社会舆论的记载，细加钩稽，列为专章，将有助于这一政权并立时期移民史研究更为全面深刻。 其三，卷四第33页说，徐铰之弟徐错北迁后同样声名卓著，考订似误。据《十国春秋》本传，徐错卒于开宝七年七月，而次年十一月北宋始攻灭南唐，本传还说他临死前谓家人道：“吾今乃免为俘卤矣”!则徐错未及北迁。而该卷作者所据似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徐铰双溪院记》所云“及宋兴，违命侯来朝，二徐得为王臣”，此当欧阳氏一时误记。 尽管有些许不足，但白壁微瑕，不减连城之价。《中国移民史》作为本世纪90年代重要史学成果之一，是值得高度肯定和热情推荐的。 (《浙江学刊》1998年第 l期) http://www.booksir.org/books/wenxuepinglun/pinglun/shuping/7pzg.htm

南粤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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