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概念

临尘居士

	转自网上，比较学术语言，仅供参考： 民族是斯宾格勒的形态学（Morphologie）概念。形态学取自研究有机体的生物学领域，斯宾格勒把形态学引入人类历史和文化研究，便是试图把人类的组织和文明也视为有机体来考察。形态（Morphose）这个词本身就关联到变形（Metamorphose），听说过奥维德《变形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一定对变形这个词印象深刻。形态学也可看成是变形学，它研究人的生命、文化、历史的动态过程，恰如生物学研究昆虫从卵、幼虫、蛹到成虫的过程。我们观察叶子和花朵形状，以区分植物类别，这是当下时间点上的横断面知识；而我们若能从种子、嫩苗到成熟植物，并考察它的岁月枯荣以及演化来历，那才能获取对植物本身的完整认识。人类历史上的横断面知识，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某事”的实证知识，而人类历史上的形态学知识只能把实证知识当材料，而不是当结论。斯宾格勒认为，不同于实证知识靠因果推断，形态学需要直观的相术（Physiognomik），靠宏观鸟瞰和平行类比。 如果我们仅仅把蝴蝶作为博物馆标本、美学对象或药用材料来理解，是永远无法理解蝴蝶本身的。人也一样。我们需要从人的整个生命线段上考察人本身。个体的人有生老病死，而人与人所结成的组织也有生老病死。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所谓“埃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德国人”、“美国人”，它们如何出现，是否衰亡，为什么？归根结底，斯宾格勒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人”（Volk, people）或“民族”（nation）？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里民族是集体概念，是个体的人所结成的组织或共同体。什么是“人”？这问题其实就是问，到底什么使得希腊人成为希腊人，罗马人成为罗马人？传统的回答是，民族乃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或者共同的发源地，或者共同的人种，或者共同栖居的土地。斯宾格勒对此一一做了反驳，他发现，语言、血统、土地等等对于维持一个民族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民族实际上是“灵魂的统一体”，“历史的所有伟大事件，不是说有了民族才完成，而是说，由于这些事件才产生了民族”；“以某种文化为标志的民族，从其内在形式和整体现象来看，他们并非原创者，恰相反，民族其实是这些文化的产物。”（参见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DTV 1923, S. 751, 760.）攻占了罗马的西哥特人，绵延几个世纪迁移到不列颠的萨克逊人，他们作为民族毋宁看做是这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先有这些民族才有这些事件。用斯宾格勒的例子：“并没有‘美国人’从欧洲迁入。”（同上，S. 751）换句话说，最初的欧洲人迁入美国，才成了“美国人”。 民族根源于共同的精神事件。精神事件是使得一个民族诞生的文化。在文化中所包含的象征一代又一代地鼓舞着这个民族中的个体，延续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奋斗决心。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即在民族的文化上，产生了各种民族在形态学上的差异。斯宾格勒根据在文化之前、在文化之中和在文化之后的标准，划分了原始民族（Urvölker），文化民族（Kulturvölker）和费拉民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中，“文化民族”是正面形态，而其它两种其实都是这种形态的破碎形式。原始民族的文化还有不足，而费拉民族则文化衰退。根据斯宾格勒，“原始民族的例子有塞琉古王朝时期的犹太人和波斯人，迈锡尼时代的‘航海民族’，美尼斯时代的埃及人行省。后文化时代的费拉民族的最典型例子，就是自罗马时代开始的埃及人。”（同上，S.760）这种文化形态的划分以各个自成一体的文化圈为基础，因而即便上述埃及人时间靠前，它也早已步入费拉民族的行列。 文化民族才可以真正地称为“民族”（nation）。唯有民族才具有历史性。文化民族是历史性民族，是在历史之中的民族，是“历史之人”，而原始民族是“史前之人”，费拉民族是“史后之人”。所谓拥有历史性，意味着民族的天命在这个民族的少数人中惊醒，民族的生存成为“世界历史”。斯宾格勒注意到：“任何民族在前历史时期总是被少数人所代表。”（同上，S.764）只有原始民族和费拉民族才会有“全体”，原始民族因为尚未发现民族的命运而被判为全体，费拉民族则是因为失去了民族的命运而变成了“人口”的全体。对于民族而言，“它不仅仅具有关于‘我们’的强烈情感——这个‘我们’从内部将一切重大联合中最重要的东西都团结起来。民族以理念为基础。”（S.761） 正是在这样的形态认知上，斯宾格勒说，“公元前1500年生活在迈锡尼和梯林斯周围的还不是一个民族，而生活在米诺斯克里特岛上的人已经不是一个民族。”（S.762）在原始民族和费拉民族中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民族的自我发明过程。民族的“发明”总是这样发生的：原始民族中的少数人自认为他们代表了新兴的“文化民族”。“公元1000年，那些重要人物到处开始感到自己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国人，而在不到六代人之前，他们的祖先在内心深处还感觉自己是法兰克人、伦巴第人或者西哥特人。”（S.772） 当斯宾格勒说在原始民族和费拉民族那里只有“无计划的事件”（S.762）时，我们应该知道，原始民族乃是因为尚未发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无计划”，而费拉民族是因为自认为目标都实现了所以“无计划”。费拉民族是生活在“世界城市”的“最后之人”。这“最后之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贪婪地吞食文化民族的文明成果，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费拉民族的主导词是和平主义和世界公民。“那些系于世界和平和民族和解的天生的世界公民和幻想家们——在战国时代的中国、佛教的印度、希腊话时期和今天的西方——都是费拉的精神导师。”（S.781） 从某种观点来看，费拉就是要消灭文化民族间最后的边界，从而在世界帝国式的永久和平中永远文明下去。而斯宾格勒看到了其中的危险：如果要让民族退出舞台，最后得益的也不是世界和平，而是让另一个民族趁虚而入。如果整个世界只有唯一一个帝国，那就相当于将世界变成了专供豪强任意直达每个人身边的屠宰舞台。（S. 782-783）这一点我们在今天欧洲的多民族融合尝试及其危机中，已经越来越可以看到：一种出于争取本民族的独立的恐怖主义（北爱尔兰共和军、库尔德工人党）和另一种出于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报复的恐怖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世界主义的结果，决不会是永久和平，而只能是出卖自己，这恰是斯宾格勒在“费拉民族”的形态“观相”中早已预见的。 斯宾格勒并不反对和平，它反对的是晚期文明“宁做和平的奴隶，也不作战争下的自由人”的和平主义。事实上，恰恰是文化民族结束了史前民族的战争状态。而费拉民族尝到和平的甜头，就希望永久地占有它。斯宾格勒说过，在民族形态的转型中，个体其实可以并没有多大改变。（S.760）原始民族、文化民族和费拉民族所揭示的，其实就是民族的“精气神”的不同。文化民族找到了共同体的“我们”的感觉，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开创历史，因而其个体就会勇于团结和牺牲，这就有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与之同一时期的清朝，也开始了洋务运动，但是清-日各自维新和西化的结局却大大不同，原因很明显，清朝治下并无文化民族，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所率水师所受掣肘就可窥见一二。 费拉属性奠基于斯宾格勒的形态学，而不是这个词原本的词源学含义。一个民族进入费拉状态，意味着它进入文明的晚期。从民族形态而言，意味着它结束了自己的“文化民族”状态。斯宾格勒曾有言：“我确信，周朝初年在黄河流域中游成批涌现的中国各诸侯国，……它们在内在形式上，比较起来更类似西欧的民族，而不类似古典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S.772）结合他将战国知识分子视为费拉民族的精神导师的观点，华夏民族的历史形态分期也是清晰可辨：先秦大致属于文化民族，而秦开始的吏治帝国则属于费拉民族。 吏治帝国的费拉性质从未被怀疑。但溯及具体的史实，则还可进一步澄清。汉初儒学虽然整体上已无力回天，但是东汉时因儒学重孝道而兴起大家族，及至魏晋开花结果，门阀士族庶几凝聚起了一点战斗力，才不至于在北方蛮夷入侵中彻底断送华夏血脉。而隋唐“关陇集团”的军事制度，也让吏治帝国的专制版本稍显歧异。但历史插曲的多样，并未改变秦以后吏治帝国的费拉性质。从形态学视角来看，秦与六国原本是争竞的文化民族，但是在秦灭六国后有意识地建立的，乃是取消一切国族意识的永久帝国模式。而这正是费拉性质的根本点。 费拉概念并不等同于“国民性”的批判。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特色，不管它表现如何，总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民族特色正是文化民族在自我成长和展示中自然流露的。费拉概念所批判的毋宁是“无国民性”。费拉帝国其实只有人口，没有民族。人并非切身地生活在自己的共同体城邦中，而是赤裸地生活在帝国官僚的行政权力下。费拉帝国害怕地方性，因而它把首都之外的地区变成行省，用郡县制来格式化地方。费拉帝国不再有自身的秩序生产力，它只能消费过去时代所积累的秩序资源。自秦至清，上层统治秩序每况愈下，明显劣质化，宰相制度下的君臣关系还能看见共同体中君相共治的肝胆相照，而军机处制度下的皇帝就只能把大臣整治成特务来治国了。费拉顺民是费拉文化的产物，而非反之。 一个民族在费拉文化中浸淫日久，他所遗忘的原始德性也就越多。从这一点看来，费拉概念也必然导致对国民的德性的批判。然而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种德性批判的立足点在于“无国民性”。费拉的失德的根源在于，它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民族。费拉个体不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个体，而是孤立的个体、无聊的个体、等死的个体。 费拉概念，是“部落野蛮-封建自由-文明启蒙-平等专制-福利帝国-费拉顺民”这个文明自身发展和衰落链条上的最后环节。费拉顺民意味着，由于长久地生活在绝对权力的保障和压迫下，他们自愿或被迫地将自己直接暴露在整体意义上的官僚权力之下，因而变得脆弱而温驯，暴戾而不安，不再有自身与之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也就没有共同体所涵育的勇敢和信任；没有勇敢和信任，一切便都不再可爱。

evewei

	壮族最可爱的人梁大岭先生出来冒下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