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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庄蹻王滇二千二百八十年祭》(我老爹黄懿陆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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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6 23:51:0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文为转载而非原创,因此修改类别。建议灵新尔贝侬不要再次在标题冠于如此唐突的名称以及一长窜感叹号——管理员) 新华网云南频道2004-03-10 稿件来源:云南省政协报

没有庄蹻,也就没有滇国的建立。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千古不朽的名著《史记》里就是这样说的。汉武帝时代以来,人们认识古代云南,就是从认识滇国开始,而滇国的缔造者,也就是滇国的开国之王,就是庄蹻。公元前276年,庄蹻接受楚顷襄王之命西征收复失地--巫、黔中郡,其后归路被秦所阻而在西南夷地之一部分建立滇国,至今已经已有2280年的历史了。 一、庄蹻王滇的前因后果

(一)《楚世家》揭示《西南夷列传》中庄蹻王滇之秘。庄蹻王滇事件,记录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该传记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一段话,把庄蹻王滇的年代放在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认为庄蹻是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0年)苗裔。而秦国对楚国巫、黔中郡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主要发生在楚怀王末期到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就在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把楚王诱骗至秦软禁起来,声称楚国不出让巫、黔中郡,就不放楚王回国。如果庄蹻在楚威王时代王滇,其到秦楚争夺巫、黔中郡之前,之间有数十年时间,为什么庄蹻不回楚国?况且,庄蹻王滇事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之甚详,而在《史记·楚世家》中只字不提。《楚世家》所记的是楚国的历史,庄蹻西征是楚国大事,《楚世家》为什么没有记载?古往今来,很多学者对庄蹻王滇之事产生了疑问,认为司马迁距庄蹻王滇百年有余,道听途说亦有可能。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滇池区域出土了大量青铜文物,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而司马迁说庄蹻是楚将,由是,否定庄蹻王滇之说甚嚣尘上,司马迁记载的庄蹻王滇事件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到底有没有庄蹻王滇事件,透过《史记·楚世家》的内涵来分析和研究,庄蹻王滇是绝对真实的历史事件。 《史记·楚世家》记述了顷襄王时代与秦国对巫、黔中郡的拉锯战,其中有一次战斗记的非常独特: 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其上,司马迁讲了作战总指挥为楚国军政最高统帅顷襄王,作战原因是“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作战时间是“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作战方向是“西取”,行军路线是长“江旁”,作战效果是“复”收回“十五邑”,作战军种为“东地兵”,作战兵力有“十余万”,作战目的是“以为郡”。既然是“以为郡”,那就是楚东地兵所收回的“十五邑”,只是楚巫、黔中郡的一部分,而非两郡之全部。诸家在记述此事时,信手拈来,都说是有10几万“东地兵”助楚收复了黔中郡的一部分。但“东地兵”为何组成,为什么楚国有部分军队称之“东地兵”,则无人考证。其实,只要认真核查史料,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有史料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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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6 23:51:00 |只看该作者
1.《宜侯  簋铭》:“······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这里的省即察视之意;东国,指的则吴国。古代战争使用战车,故作战必须察看战车驰骋的通道。《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载晋巫臣请使于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阵”,足见吴王寿梦之前吴国还不会车战,只会水战。故在此之前,东国其地没有车道,作战之前需要察看可不可以通车。这里的东国,指的是以越人为之主体的吴国。
    2.《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逾诸夏而图东国····以服吴、越”。
    3.《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纳·····东国水,不可以城”。
    4.《墨子·非攻》:“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
    5.《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
    6.《战国策·楚策三》:“五国伐秦·····杜赫谓昭阳曰:······‘东有越累’”。
    7.《史记·楚世家》:“是时越已灭吴,而不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楚王业已欲和于秦·····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
    8.《史记·正义》注《田世家》:“东国谓下相、僮,取虑也。”
    9.《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第四》:“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
    其上“东地”或“东国”,指的应该就是越人或有越人聚居的区域。百越民族后裔之一的壮族,其最早在史籍中一直以“僮”见称,并且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方用“壮”字取而代之。对于“僮”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的解释之一为:“僮……我国西南少族民族,今作壮族。”壮族之“僮”,即《史记·正义》中的“僮”。《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中的“东国水,不可以城”,即指吴、越之地。越人多居“东国水,不可以城”,交通工具多为船。“越人谓船为须虑”, 《史记·正义》中的“取虑”,亦即《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第四》中的“须虑”,指的就是越国。
    其上种种史料,无不指证“东国”或“东地”就是越人组成的吴、越之国。因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吴越之地均归属于楚,几乎占了楚境一半,被称之为“东地”或“东国”。越人归降之兵,因而被称之为“东地兵”。楚将唐蔑(昧)战死之后,越人东地兵因反对楚当权者割让世居家园于齐,在领袖庄蹻率领下举兵反楚,就是《战国策·楚策一》说的:“昧(蔑)之难,越乱”。再想想《韩非子·喻老》“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的记载,“庄蹻为盗于境内”的背景也是越人之乱。可见来自楚国的庄蹻并非楚人。因越灭于楚,其国籍为楚,而民族成份为越。庄蹻其实是来自楚国的越人!
    (二)唐蔑死后,必然有庄蹻起。《荀子·议兵》说:“唐蔑死,庄蹻起”就是唐蔑死后楚国东地的越人举事。据《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伐楚,齐将匡章斩杀楚将唐蔑。第二年,齐、秦联盟,准备进攻楚国。楚则使人贿齐东地六城,离间齐国退出齐、秦联盟。唯恐齐国不信,楚还派出太子入齐作为人质。尽管齐秦联盟不成,秦国举一国之力,仍把楚国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楚将景缺战死,兵士死亡二万。随后,楚怀王应约赴秦议事而中奸计,不答应割楚巫、黔中郡于秦,就不得归楚。楚怀王宁死不屈,决不让地。于是被秦拘留,再也没有返回楚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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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被拘,太子质齐,当时楚国局势十分恶劣。太子之弟子兰欲想登基,但遭到昭睢、屈原等大批正直大臣的反对,呼吁赶快赴齐索回太子归国理政。眼见王位难保,急于回国的太子与齐国草签了割让楚国东地六城于齐的协议,归国登基,是为顷襄王。
    就在太子登基之前,也就是公元前299年,齐、韩、魏联盟,以大军压境,威逼楚国兑现割让东地诺言的同时,发兵欲夺楚国东地。东地驻有土著军队30余万,对于楚国当权者割让家乡于齐的举措非常愤怒,举众起兵,背叛楚国,据地自治。这起兵的东地军队的族属,《战国策·楚策一》说:“昧(蔑)之难,越乱”,指的就是其上《荀子》说的:“唐蔑死,庄蹻起”。
    (三)庄蹻起后,楚必“分为五”。《商君书·弱民》说:“唐蔑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楚太子熊横自齐归楚,尚未登基之前,知道齐国很快就会尾随追来,索要楚国东地。便马不停蹄召集群臣商议,如何了结此事。《战国策·楚策二》讲到:“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计……’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此事,《史记》中的《楚世家》、《孟尝君列传》亦有载。在是否割让东地与齐的问题上,为楚王建言献策的谋臣当中,同意者有子良,反对者有昭常,认为楚守不住东地,主张向秦求助者有景鲤。其中昭常反对的理由就是给齐“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商君书》说庄 举兵反楚之后,导致″楚分为五″,也就是说楚国丧失了一半领土,与《战国策》所说一致。可证齐国出兵索要的东地有楚领土的一半之广,正与庄蹻起兵反楚后所占的楚境面积吻合。
    (四)既有庄蹻起,就必然有庄蹻王滇。历史上有“庄蹻起”,就必然有“庄蹻王滇”。这一已经发生了的有着前因后果的历史事件,已被现今当地众多的出土文物所证实。既然如此,历史文献有楚国“东地兵”起,其后有没有“东地兵”西征到达楚巫、黔中郡的记载呢?
    《史记·楚世家》说: “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楚都),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史记》说的“东地兵”,就是公元前299年造反起兵的越人军队。他们“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的“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其后,“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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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6 23:52:00 |只看该作者
由此可以看出,《战国策·楚策一》说的:“昧(蔑)之难,越乱”正确无误。《韩非子·喻老》中“为盗”的庄蹻,就是所谓“越乱”队伍中的领袖。楚将唐蔑被齐将匡章斩杀之后,庄蹻在之所以率领越人东地兵造反,是因反对楚国割让东地予齐而不得不起兵自治。过了23年,庄蹻又率领越人东地兵接受顷襄王收编招安,从“盗”摇身一变成为楚国将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庄蹻王滇事件”的真相。事实上,历史上只有一个先将后“盗”,“盗”后又将的越人庄蹻。庄蹻不仅领导了越人东地兵据地自治,而且,庄蹻作为楚国将军,还领导越人东地兵进行了西征,其行走路线是司马迁说的“循江上”,而不是《后汉书》说的“溯沅水”。
    (五)庄蹻是东地兵领袖。 “东地兵”这一名词的提出,首见《战国纵横家书》。楚国的“东地兵”,则见之于《战国策》。其书《楚策二》载: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馀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其所言“东地”“ 三十馀万,弊甲钝兵”,是从属于五尺以上青年计算到60岁老年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在过去的越国——东地,几乎是全民皆兵了。其后,《史记·楚世家》讲到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国攻拔楚巫、黔中郡。第二年,顷“襄王乃收东地兵,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拒)秦”。既然“西取”,那就是循长江而上征伐至黔中郡一带;收复的是被“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肯定是上一年失守的“巫、黔中郡”;而仅仅是“江旁十五邑”,那就是失守的“巫、黔中郡”之一部分;“以为郡,距(拒)秦”,说明“巫、黔中郡”对楚国很重要,原楚怀王被秦拘留至死,宁死不屈而不割让。其子顷襄王在兵散力弱之际,仍然收编了“东地兵”,拼命夺回其一部分后“以为郡”。当笔者考证出“东地兵”是越人军队之后,自然想起滇国故地出土文物呈现出鲜明的百越文化特征:既然攻打收复被秦侵占的楚“巫、黔中郡”一部分失地的军队是越人,他们到了黔中郡地,自然到了夜郎地区,而这十余万越人肯定与滇国故地具有百越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有关系,也与傣族南迁的传说有联系。如此,其首领必然是庄蹻。于是,“庄蹻王滇”的故事便浮出水面。接着,笔者想到有越人东地兵到了夜郎地区,其首领是庄蹻,而史书上有“唐蔑死,庄蹻起”的记载,现在的事实是有东地兵王滇,历史上有没有“东地兵起”呢?从其上笔者的论述考证中,历史有“东地兵起”已经不成问题。其东地兵起,也就是“庄蹻起”,也已经不是问题。昭常是东地兵首领,昭常是庄蹻的同音异写,应该也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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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6 23:52:00 |只看该作者
二、滇国定都及其庄蹻的建国思想
    (一)滇国定都古呈贡地
    人们一般认为晋宁石寨山出土金质“滇王之印”之后,滇国的都邑自古以来就应该在此。其实不然。因为接受“滇王之印”的滇王尝羌的时期,是滇国政权没落衰败的时期。在尝羌之前,还有若干代滇王在延续着滇国的历史,铸造着滇国灿烂辉煌的文明。况且,庄蹻王滇的时间在公元前276年,尝羌受印的时间在公元前109年,时间隔着167年。滇王国始自庄蹻在王滇,而不是始自尝羌受印。庄蹻王滇之后,建国于今呈贡天子庙之地,其后裔又迁至晋宁。其间风云变幻,滇国都邑有过迁移,总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古代王国,其都邑并不是一成不变,商代多次迁都,战国时期楚国也迁过都城。周文王时代,楚都为郢。后来又迁了多次,新迁之都仍沿用旧名称为郢。因此,今湖北的宜城县、钟祥县、江陵县都有郢,河南淮阳县、安徽寿县境内也都有郢——易地而不改名,并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延续,是古代帝王之都地名迁徙的传统。
    按照古代有过迁都的客观事实,庄蹻后裔迁都,并非没有可能。滇国的开国之王庄蹻建都呈贡,死后葬于呈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之所以有此推测,是因为呈贡天子庙一些墓葬年代上属于战国,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年代则在西汉,可以肯定,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属于滇国的早期文化。在墓葬年代方面,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既与庄 王滇有连续性,也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有连续性;在文化方面,呈贡天子庙战国墓葬出土的文物与庄蹻来自楚国越地的文化和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文物也有传承关系。呈贡天子庙M41墓应是庄蹻墓
    1.从代判断看庄蹻墓葬。在“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系列中,缺了战国中叶这一环。……李家山、石寨山古墓群的可信年代则为‘早期从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晚期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兴盛约在西汉中叶汉武帝开‘西南夷’之际。天子庙古墓群正好补了这个缺环”。据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测定:M41墓木椁为2290±70年,兵器木柲为2800±120年。发掘报告修正年代定为“战国中期”,正好与庄在王滇的时间吻合。
    (1)M41墓木椁为2290±70年。该木椁如加70年,则年代为2360年;如减70年,年代为2220年。此一年代断代为发掘的1979年末,跨年为1980年。从1980年往上算,到庄在王滇的公元前276年,共2256年,与加70年的2360年相比,木椁年代距庄蹻王滇之年是104年;与减70年的2220年相比,木椁年代晚于庄蹻王滇之年36年。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庄蹻建立滇王国,仍执政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并未马上死去。况且,其木椁的年代测算,也仅限于参考。特别是木椁年代距庄蹻王滇之年是104年的参考数据,可证其墓木椁原木有上百年的生长期,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只要年代接近,本身就具有参考价值。
    (2)M41墓兵器木柲为2800±120年。该木柲如加120年,年代为2920年;如减120年,年代为2680年。从1980年往上算,到庄在在唐蔑死后于公元前299年率领东地越人起兵,共2279年,与加120年的2920年相比,木在年代距庄蹻起兵之年是641年;与减120年的2680年相比,木柲年代距庄蹻起兵之年是401年。对于木柲的年代测定,1985年第四期《考古学报》发表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说:“据测定人员黎兴国先生介绍,兵器柄易为铜锈染,测定时无法清除,会偏高达500——600年。……我们认为,天子庙41号墓的断代不可提得过早,也不会太晚,年代大体定在战国中期偏晚是可信的。”根据这个推算,从木柲年代距庄 起义的641年中,减去偏高的500-600年,则庄蹻使用的兵器木柲原木有数十年到百年以上的生长期,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
    1998年10月,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大学米歇尔·皮拉左里在昆明召开“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她的论文《滇文化的年代问题》。“通过对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石碑村出土青铜器上纹饰的比较研究,得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50年之间的结论,这一年代比较符合实际,与国内学者的推论也吻合,目前已为广大学者所接受。”应该说,此一结论上限仅与庄 王滇的年代相差26年,是与历史事实十分接近的结论,为M41墓为庄 墓葬提供了强硬有力的依据。
    2.从出土文物看庄蹻墓葬。天子庙古墓群中的M41墓“墓口面积相当于同一墓地中、小墓的4—10倍,随葬品占全部墓葬出土量的60%以上”。仅仅是装饰品玛瑙器,就出土了900件。特别是铜鼎与铜鼓两种国家重器同时出土,更是墓主为王者之尊的证据。其“青铜鼎规格:口径50厘米、底径38厘米、通高32厘米。为云南青铜文化出土物中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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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1墓葬出土的青铜鼎,是权势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一簋。春秋战国时期,鼎一直是国家重器。特别是天子庙古墓群中的M41墓出土的铜鼎,其三足均铸有巫师浮雕,其巫一手持法器,一手持兵器,显然突出巫师上通天神,下助国家军队战无不胜的作用。古代,巫术是国家的精神力量,军队是国家的物质力量。如此说来,其鼎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当时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战国策·秦策一》载张仪与司马错在是否攻伐蜀郡的争论中,主张攻取新城、宜阳的张仪认为:“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在这里,鼎代表着国家。《史记·秦本记》记载“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可见鼎确实是国家重器。古代,一个国家消亡的象征,就是其鼎转入了战胜国。而战胜国拥有战败国的大鼎,就是拥有了战败国的一切。庄 自楚王滇,鼎代表滇国重器,是庄 继承汉制;而铜鼓与鼎同时出土于该墓,是来自楚国的庄蹻“从其俗”的真凭实据。滇国建立之前,铜鼓是当地土著越人代表政权的重器,其作用与中原鼎的作用一样。汉武帝时代,庄在后裔尝羌被授予汉武帝依据民族特点铸造的“滇王之印”,尝羌死了,“滇王之印”即随之殉葬。庄蹻死了,把他视为权力象征的铜鼎随之殉葬,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天子庙古墓群中的M41墓出土滇葬青铜器唯一的巫师纹铜鼎,其所代表的统治权力和威望,不仅不亚于“滇王之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呢?因为在庄蹻至尝羌之前的这一时期,汉人尚未进入,滇国大事小事,除了神灵,都是滇王说了就算,用不着再向他人请示报告。而接受了“滇王之印”的尝羌就不同,没有汉王朝在当地所置官吏的同意,除了造反,滇王就很少有什么主动权。在M41墓葬处还出土一把铁削,放铜鼓内,实心柄,直刃弧背,通长22.6厘米,为全部文物中所仅见。墓主极为珍视而置于铜鼓之中的惟一铁器,本身就足以说明此物非滇池地区所产而必自外地输来。墓主身为国王之尊,如此钟爱这一铁削,只能视此物当时极为稀少而显得珍贵,系墓主生前珍爱之物,否则就不会置于重器铜鼓之内,与墓主同葬。要说“此物非滇池地区所产而必自外地输来”,那就是随着王滇的庄蹻来自已经开始生产铁器的楚国。
    呈贡天子庙墓群(含M41墓)还出土不对称器形铜钺。据周芙都2001年在云南民族大学的硕士生论文《滇楚古代青铜文化比较研究》介绍:“这些不对称器形,銎部多有半环形纽,均出土于战国末到汉代墓中。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南方不对称形器的尾声阶段·······那么,滇楚不对称形器有何关系呢?从时间上看,楚地的不对称形器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趋于衰落。据傅聚良先生研究,不对称形器来源于对称形器,湖南是不对称形器的发源地。由此可以推断,古滇文化的不对称形器是由楚器演化而来,如湖南BII式钺,倘若去掉靴尖,便与云南江川李家山钺别无二致”。M41墓出土不对称器形铜钺,既可证这浓郁的楚文化与庄蹻来自楚国有关,又为该墓是庄蹻墓葬提供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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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墓葬叠压看庄蹻墓。呈贡天子庙M41墓中部出现叠压现象,其叠压者为M44墓,此外,M18墓打破M41墓北壁,M22墓打破M41墓西端。其叠压、打破的都是小墓,且年代距M41墓比较久远。这就说明,西汉前期M18墓、M22墓、M44墓主的后人已经不知道埋葬于战国中晚期M41墓的主人是谁。或者说,M41墓的主人原本就不希望后人知道其墓葬地,留下的希望是一座疑冢!
    有学者说:“天子庙位于滇池东岸,南距滇池东南岸的石寨山三四十公里,两个古幕群分别为两地最高统治者的安息地。这就说明,仅仅在滇池东岸一线,就存在两个统治中心,相应的也就有两个统治范围或者说两个小国。”笔者认为,此说有两个疑点。
    (1)如果滇池东岸一线对峙着这样的两个政权,怎么解释M41墓中心其上M44墓的叠压,又如何看待M18墓、M22墓对M41墓的“侵略扩张”?况且,M41墓“年代属战国中期”;石寨山M6墓的主人尝羌接受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其间有百余年之遥,石寨山M6墓的主人与叠压在M41墓之上的M44墓主有可能是同一时代人,但与M41墓的主人绝对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
    (2)如果滇池东岸一线对峙着这样的两个政权,那么滇池东岸政权的后裔就不会允许M44墓、M18墓、M22墓触犯“龙颜”!而且,M44墓、M18墓、M22墓主为该政权的子民,他们决不会作出对不起先王之事,冒着诛灭九族的罪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骑在老祖宗的头上!
    那么,呈贡天子庙M41墓出现墓中心被叠压,墓壁被打破的情况,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滇国迁都的时间较早,由于庄 之墓原本就没有封土,以至后人不知道先王墓葬于何处,只是见到一块空地,且风水极佳,M44墓主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M18墓、M22墓的墓主对这块风水宝地也是垂涎三尺,无奈极佳之处已有人捷足先登,只好在旁边掘地切入,以致打破了M44墓的北壁和西端。这个客观存在,证明人了滇国古代从呈贡其地迁都至晋宁是铁的事实。
    4.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说明滇国都邑最初就在呈贡。今呈贡县城边上有一个天子庙。关于天子庙名的由来,当地有一个传说,记录在庙内清光绪十一年立的《重修景帝功德碑》)里。该碑的大意是:汉代以来,为纪念先帝,当地人在此建造过景帝宫。其后斗转星移,该庙也历尽沧桑,几经兵燹,明代重修即更名土主庙。清末,当地农民化炳文打着景帝宫旗号进行起义动员,庙宇遂更名“天子”至今。
    《重修景帝功德碑》里说的先帝是谁?汉代之前,此地只有古滇王国,其建国之王为来自楚国的越人庄蹻,而没有他人。滇国的先王或先帝,唯有庄蹻其人。汉王朝建立之后,挥师西南,力图开辟通往大夏国的道路,庄蹻后裔尝羌举国降汉,被授予“滇王之印”,此时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距庄蹻王滇167年。当地人纪念先帝,必然不是降汉的享有“滇王之印”的尝羌,自然也不会是汉武帝。因为汉人进入滇国时,百越民族的滇王尝羌、汉人的武帝刘彻都还在世,况且他们也不是什么先帝或先王。因为尝羌之前有开滇的庄蹻,刘彻之前有汉高祖刘邦。所谓当地人纪念先帝,并且是汉代就举办有纪念活动,建筑有纪念场所--景帝宫,说明所纪念的先帝是汉代以前有重大贡献的帝王,而汉代之前此地没有汉人进入滇国,所纪念的先帝只能是在当地称王者,那么,此地为王者,且又能称之为先帝的,只有一个庄蹻!民间传说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当地人的主观想象,而是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庄蹻王滇事件。
    《蛮书》卷六载:“柘东城,……东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汉城,土俗相传云是庄蹻故城。……晋宁州,汉滇池故地也。在柘东城南八十里晋平川,幅员数百里”。如果说唐代的柘东城范围比较大,但是将晋宁州作为参照物,柘东城大约就在今天昆明城的呈贡、官渡一带。柘东其城“东北有井邑城隍”,指的显然就是汉代当地祭祀先帝的“景帝宫”,现在的呈贡天子庙;“土俗相传是庄 故城”,则是天子庙M41墓为庄 之墓最切合实际的注释。《蛮书》记载的是南诏国时事,反映时间为唐开元二十六(公元738年)至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距今1600年左右,也就是说,一千多年前,今昆明市区的老百姓已经世代“相传云是庄 故城”在当地,而不在今出土“滇王之印”的晋宁。因为“晋宁州……在柘东城(今昆明市区)南八十里晋平川”,所以,庄蹻故城与今晋宁亦相距“八十里”,大体相当于今天昆明市区到晋宁县城的距离。庄蹻故城,其实就是滇国最早的都邑。2080年前,庄蹻建立滇国,都邑在呈贡而不在晋宁,这是考古文物、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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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6 23:53:00 |只看该作者
(二)庄蹻的建国思想
    滇国依赖神权统一意志,凭借军权强国扩疆。庄蹻之所以王滇,是凭据“以兵威定属楚”。这就说明依托军队发动战争夺取政权,是庄蹻王滇的重要手段。《史记》说明,庄蹻“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是为了 “巨秦”。其后,由于归路被秦断,方以“其众王滇”。从出土文物和民间传说分析,可证实司马迁记述的正确无误。从对出土文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庄蹻的建国思想主要通过三大军事战略来体现:
    1.东防西进战略
    (1)从考古文物看:曲靖八塔台出土铜鼎一件,有三足蹄饰绳纹腹部有弦纹和铺首。通高23.3厘米腹最大径21厘米。此鼎与呈贡天子庙M41墓出土的巫师纹越式铜鼎不同是一件地地道道的楚式鼎?M203∶7还出土陶鼎三十余件夹砂黑灰陶。鼎身侈口,高领,鼓腹。尖锥状足。有豆形器盖。通高23.3厘米。王大道先生认为:“曲靖自古为全滇锁钥,是入滇的交通要道,珠街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中,具有较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例如陶鼎的流行,这在典型的滇文化中和云南其它类型的青铜文化中,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一现象正好说明在先秦时期曲靖地方就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孔道”。“曲靖八塔台恰在滇的政治中心晋宁之东北,其先秦、西汉时期的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文化内涵与滇文化大体一致,属于同一考古文化类型,故这些墓葬的死者应是与滇同姓的近亲部族,也就是说劳浸、靡莫的聚居地应距八塔台不远”。曲靖在滇之东,“其实在秦统一前,从东和北边来的外来文化就是楚文化。八塔台从葬制(如封土堆)到出土器物(如陶鼎、豆等)都表达了楚文化的直接影响”。考古文物说明,庄蹻王滇是从夜郎地区进入曲靖,然后再到达滇池区域的。曲靖之所以遗留明显且较多的楚文化,一是庄蹻“欲归报”使然,把精锐部队都布防在面对秦国势力、等待时机攻秦归楚的第一线阵地上;二是东地兵思乡心切,都要打回老家去,自愿担当攻秦归楚的重任;三是当地土著越人固守本土的观念根深蒂固,前线的防守重任只能由东地兵主力承担。由于东地兵从楚本土西进而来,因而带来了较浓的楚文化。
    (2)从民间传说看:明代刘文征《滇志》载:“姚安府:战国时,属楚。汉置弄栋、青蛉二县,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周小卜墓,在府城西北。小卜,楚庄 将,战死于姚,蒙人立祠于墓”。《滇志》所载,当是古代民间流传。这是庄蹻所率东地兵分出一部,西进征战以扩大滇国的势力范围的旁证。本书把“万家坝古墓群″列入滇文化范畴,就是基于这一考虑。杨帆先生″将以万家坝为代表的墓地资料同以石寨山为代表的墓地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大型器物上两者共同点一致,只是万家坝器物显得简单和原始,种类上较石寨山简单。锄在万家坝已有一个从方到圆直至尖叶形的发展过程。”为此,杨帆先生认为:“万家坝为代表的墓地是滇文化的一个较早类型,从众多的铜鼓研究上亦证明了这点。万家坝墓地的墓葬形制与羊甫头一样,有腰坑、二层台、垫木、填塞膏泥等等,这与滇西北氐羌系统的葬制显然不同。万家坝、羊甫头墓地的这些葬制是本地土著民族自身发展而来的吗?显然不是。它是楚文化典型的做法”。“汉置弄栋、青蛉二县,属益州郡”时,当地仍聚居着不少越人。此地出土“越归义青蛉长”汉印一枚,就说明了其地与滇文化同源异流的内在关系。有此依据,把万家坝为代表的墓地归为滇文化较早类型的观点可以成立,它为庄蹻王滇后的西进战略判断提供了考古上的支持。
    2.中心政权战略
   庄蹻王滇之后,东在曲靖布下重兵防秦进攻,西进到达楚雄扩大滇国地盘,其势力北抵东川联合同种同族的僰人,南达蒙自结交滇东南的土著越人,自己则在呈贡建都立国,是形成中心防守之势,坐以观望八方,以静待动,巩固滇国政权。呈贡天子庙M41墓、M33墓为什么出土青铜鼎,M41墓出土的青铜鼎为什么有巫师浮雕,M33墓和曲靖出土土的铜鼎、陶鼎为什么素面无图,且不说其墓形状大小、出土文物多寡;仅仅是以铜鼎进行比较,其份量孰轻孰重,其地位谁高谁低,这一比较不就出来了吗!可以说,雄才大略的滇王庄蹻系以铜鼎之威在国都坐镇指挥,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胸有成竹地实施着他的东防西进、中心政权战略。羊甫头、天子庙、子君村、小松山、石碑村等滇文化墓葬呈一线排列在滇池东岸的事实,也是对庄蹻中心政权战略的考古支持。
    3.迁都立国战略
    滇国初期政权在呈贡立国,是为了回救楚国,对秦实施防守战略。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当然也就不排除一旦楚强秦弱峁涌梢陨备龌芈砬梗橄缰哪康摹6鹎匦郏映使鼻ǘ冀目康岢氐谋乘徽轿劳械岢刈骰こ侵烊黄琳嫌肭乜购猓伤闶堑嵬醯南孪轮摺?BR>    在庄蹻统治滇国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呈贡其地一度成为滇王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直至滇国因为楚灭秦兴的原因,都邑迁往古晋宁其地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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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6 23:53:00 |只看该作者

[转帖]《庄蹻王滇二千二百八十年祭》(我老爹黄懿陆的论文!!!!!!!!!!!!

三、庄蹻王滇的意义 越人庄蹻王滇,是古代云南改革开放史上最早也最辉煌的一个篇章。正如《滇云文化》所指:当时,“正是‘滇’国兴起,逐渐走向繁荣的时期,他率领的二万余士兵,都是男性,要在滇池定居下来……这样……加速了滇池地区的社会发展。灿烂的‘古’滇文化与庄在王滇,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庄在是第一个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人物,功不可没”。庄蹻不仅带来了古越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加强了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心地带先进的百越文化的联系,而且也为云南考古学界解除了滇国出土文物没有楚文化,而是百越文化乃至否认“庄蹻王滇”的困扰。正像司马迁《史记》中汉武帝颁发的“滇王之印”已经得到出土文物的确认一样,古滇王国呈现百越文化特征的青铜文物,既是对《战国策·楚策一》“越乱”记载的肯定,更是越人庄 自楚王滇历史事实的印证。 越人庄蹻王滇,其所率领的东地兵有十余万人,当时是楚国境内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地兵攻占“江旁十五邑”后,除去守军和伤亡外,进入云南的应不少2万人。这十余万东地兵离开楚国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从根本上直接动摇了楚国的立国之基,客观上起到了加快协助秦国一统天下的步伐的作用。可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成功,间接上有越人庄蹻及其东地兵囊环莨汀#ㄍ辏ɑ栖猜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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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27 12:29:00 |只看该作者
此帖8楼的最后一段,9楼的最后一句字符不明啊!

有容乃大 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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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27 12:37:00 |只看该作者
黄先生的文章立论大胆,求证小心,试图澄清历史研究的困惑,值得一读。如果说有什么叫人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就是行文的风格是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的流行做法:先下结论再找论据。如果是建立在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去推理出结论,那就会得出更多的铁论了。

有容乃大 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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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28 00:00:00 |只看该作者
偶家爸说他会改进呢请大家继续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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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4-11 23:43:00 |只看该作者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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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4-13 23:17:00 |只看该作者
正在拜读中,灵新儿贝侬辛苦了

对于未来,我们无可预知!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自以为预知了未来所发生的事,而放弃了我们本应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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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4-16 20:49:00 |只看该作者
不辛苦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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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5 13:07:00 |只看该作者

昨天在书城偶尔看到黄懿陆先生的《滇国史》,才知道黄懿陆先生原来是研究百越文化方面的专家。

呵!说实话,我们家园里的大部分人不是民族方面的专家,又大部分都是广西人,不是很了解云南方面的情况。可惜灵新儿贝侬只粘贴了黄懿陆先生的学术论文,却没有对先生做进一步的介绍。呵呵……,当然也许是浪人见识少!

黄懿陆先生的《滇国史》,值得一看。


土地 民族 家园 母亲 http://blog.163.com/gaisi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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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19 22:37:00 |只看该作者

近日购得《滇国史》,全书内容详尽,理论大胆,颇具一格。但是尚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全书多次引用《战国策·楚策一·楚王问于范环》“昧之难,越乱”。此篇全文如下:

楚王问于范环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环对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少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如事君,小不如处贮,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好谮,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于越矣,而忘之于秦,臣以为王钜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乎?若公孙郝者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

此时,楚能在秦立相,则秦楚必处于友好状态,所以大约就是秦昭王初立,与楚王通婚的时候。太史公将此事录在《甘茂列传》中,“范环”又作“范蜎”,“公孙郝”作“向寿”,“南察濑胡而野江东”作“南塞历门而郡江东”,“纳句章,昧之难”作“内行章义之难”,当另有所本。不管司马迁的版本是否正确,但是此事置于前305年至前303年之间当没有问题。而唐昧之死在前301年,范环何得前人说后事乎?故此,“昧之难”不当解释为唐昧被杀于垂沙一事,或以太史公的版本解释,或以昧与句章都为越地名,蒙文通先生认为可能是“大末”。另外,“越乱”当为越国内乱之意,而不是楚国的越人暴动,因此楚国才能因越国内乱而“灭之”。所谓“越乱而楚治”,黄懿陆先生译作越人暴乱而楚国去治理(平定);但是从上下文意来看,理解为越国内乱而楚国内部安定似乎更为妥当。

这里黄先生对史料理解有误,所谓白璧有瑕也,在此商榷。

另外,《史记·张仪列传》中有以下文字: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舃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舃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富贵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愿子为子主计之余,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剌虎闻于王者乎?庄子欲剌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剌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剌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剌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克之。此陈轸之计也。

越人庄舃曾在楚国为执珪,则也可支持黄先生认为庄蹻可能为越人的说法。而不必说庄蹻便是召滑也。

以上乃我初步意见,如果灵新儿网友看到了烦请转达给黄懿陆先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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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灭越不是在公元前333年吗?既然前333年越已为楚所灭,怎么会在前305-303(301?)年发生内乱呢?理解为越人造反是不是更确切一点?

《滇国史》没能买到,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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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33年越国灭亡的说法出自太史公的《史记》,但是太史公也没有说那时越国已经灭亡,只是说越国破败而已。我看了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明白一直到楚考烈王时越国还作为一个国家与楚国斗争着,有着自己的国王,而且曾参与过联合抗秦的活动。越国的真正灭亡是在前222年,被秦将王翦灭去。在越王无疆以下还有之侯、尊、亲、孙开几代。

详细可阅读《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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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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