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制造」为何如此成功?康有为从几个方面思考了德国工业崛起的原因:「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完全之教」和「专门之学」都关乎德国的教育,而且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德国学之尤有实效者,尤在实业,职工学业。其政府专奖励工商,凡有一工业,即设此业之专门学校,使学问之理论与实业之练习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学之知识而创新改良,学人皆有实测之试验而不蹈空泛论。
康有为通过与英国的比较,凸显出德国在教育上的竞争优势:「英人昔无工商专门学,故以百年工艺先进国骤为德国争长,近亦师德而增立矣。」就是说,在工学和商学的教育上,德国人「逆袭」了英国。
英国为什么没有「工商专门学」呢?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英国的正式教育体制贵族气很重,牛津剑桥的富家子弟看不起厂里的工匠——康有为在其英国系列游记中,对牛津剑桥学生的风气也有劣评。 另一方面,英国企业里的工匠们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到一定程度,难免碰到原理上的瓶颈,但英国正式教育体制不回应企业所提出的问题。产学研一脱节,进入19世纪末化学与电气工程时代后,英国虽然能有个别优秀的工业企业,但难以产生优秀的工业企业集群。
相比之下,德国打通了校园和工厂,实现了产学研一条龙。不仅大学里大兴工学教育,上大学无望的穷人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成长为有一定理论修养的技术人员。就此而言,康有为对德国工商教育的判断,完全立得住脚。
就「劳动之力」而言,康有为注意到德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普法战争时德国人口是2700万,到20世纪初,已经繁衍到6200多万,翻番不止。德国人口不断向外迁徙,扩展德国的工商影响。康有为说,荷兰人与瑞士北方人基本上是德裔,比利时德法各半,奥匈帝国有一千两百万德裔,「最富贵多才而有权」;伦敦六百万人中,德裔占到一百万。美国纽约、芝加哥德裔都超过百万。德国人在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等国的工商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欧洲德裔总人口过亿,远超拉丁与斯拉夫民族。
康有为指出,1840年之时,法国人口过于德国,但到今日,法国人口不到4千万。 就出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则三百零七人,德则三百七十八人。」法国之所以人口增长缓慢,除了康有为所认为的制度和道路劣势之外, 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闻法妇女,皆尚自由,不乐有子,故以隳胎为事。」堕胎盛行是妇女自由性解放的结果,在这方面,法国走在英国和德国的前面。然而在「国竞」之世,女人不愿生子,国家人口衰老凋零,竞争力就会衰败。
因此,如何防止「抑女过甚」,同时又对当前的妇女「独立之势」有所协调,是令康有为十分纠结的问题。但无疑,在他看来,德国恰恰得益于较保守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人口能繁衍众多。
除「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之外,德国的工业成功还得益于产业的组织化,康有为称之为「工业连合之法」,上下游产业经常抱团,一起做大本国产业,挤垮外国同类产品。康有为提到了造船业与铸铁业的联合,而铁路部门也尽力为这种联合减少运营成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确实抓住了德国工业体系的一个核心优势。
英国本土的工业体系受到帝国扩张的影响,很多产业是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其投资活动受全球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而这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英国企业可以从全球许多地方汲取利润,但本土产业的相互整合程度较低,一旦帝国事业出现波动,其产业受影响也很大。德国在事业上是一个晚来者,没有广阔的海外空间可供产业布局,德国企业还要和英、法、美等国的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恰恰促成了德国工业的组织创新,各产业实现更为紧密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
德国人还形成了成熟的通过交流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他们很善于搞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甚至让制作器物的技师和学者亲自来现场推销,一是看别人的反馈,二是看同行的创新进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较而得进化焉。」 这种竞争和交流机制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加快工业的转型升级。
这样一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既善分业以专而致其精,又能合业以核而省其费」。康有为已经贬损过英国,在此不忘把法国人连带着批评一通,说法国人善于搞理论,但不善实业,社会中人人争当医生和律师,这一倾向对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相当不利:毕竟一个国家实力要上台阶,还是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
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康有为观察到:「德政府主干涉,而德人甚愿之。盖国争之世,虽有私人之发愤、大群之协力.更必有政府保护,三者合而后事业成:若开矿、河,铁路、航路,皆赖政府之力。有谓德异于法,不好民权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盖凡事皆贵调和。 当民权自由盛极之世,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岂能合而与外竞争? 故德人上下合力。适以收效。」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旅欧时阅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但这一段论述,可表明康有为极其重视政府对于经济的组织作用。而这也正是其《物质救国论》中潜藏着的倾向——因该论提出的种种改善中国物质生产的提议,都有赖于政府去牵头组织。
柏林技术博物馆 摄/海裔
当然,康有为最后的反思还是落在中国上:「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绌。」 康有为批评主事者目光不够长远,满足于购买外国舰艇、枪炮,却没有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起成型的军事工业,而外国的技术不断进步,今日购买的武器装备,到明日就变得陈旧,不堪大用。 而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技术、人才和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获得,第一靠留学,第二靠延请欧美名匠。
就留学而言,康有为提出「职工学宜往德」。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最为完整和成熟,而且物价比英、法、美各国便宜,中国应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学习。 同时,在国内大兴物质学,开设实业学校,聘请外国名匠前来讲学,小学教育增设机器、制木二科,大兴博物院、型图馆、制造厂,开设分业职工学校,多举办赛会(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最后,要用好海外华侨力量,与内地形成工商上的相互呼应。 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中国可以较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增强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
用我们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康有为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业党」。以往的论者多突出康有为的经学、政论的成就,而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投资家。他掌握着保皇派的资金,投资遍及地产、交通、出版等多个行业。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托雷翁市炒房地产,又开办一家华墨银行,吸收墨西哥华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和交通。1913年回国之后,又在上海炒地皮大赚了一笔。尽管他没有真正在制造业投资,但对于制造业的运作原理,了如指掌。没有这些从身体力行中获得的「物质学」修养,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在分析问题时,能如此清晰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