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对民族识别的抽样分析浅谈

南粤孤客

	—— 与一位日本同行的对话　 作者：龚永辉　 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总第82期) 　 接到松本抽印赠送的《“蔗园人”》,1相当高兴。不仅因为我们曾一起调查过一些“蔗园人”,更因为松本把这个问题当成“民族识别的一个片断”来进行研究。作为一个异国学者,以我国民族识别的某一片断为论题,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松本初读费孝通先生的报告而对“蔗园人”发生兴趣,到发表《“蔗园人”》研究报告之间整整相距了10年2。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松本对这一“剖面”中反映出来的被识别对象的自我选择,以及政府对这种选择的妥协倾向并未简单地用“科学性”标准来评判,而是着眼于对历史过程和现实环境的联系,着眼于这种主观选择的客观前提和社会条件,着眼于民族识别工作的目的和宗旨,从而获得正确的理解。 尽管如此,还不能说这份报告已臻完美。事实正如松本在引言所说:这仅仅是开了一个头,深入研究还大有余地。因此,把他对这一课题的继续研究与自己正在进行的对话思辨视为一个有机体,3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　 正如这份报告已提示的,“蔗园人”与“平话人”两个概念内涵不一,“蔗园人”的主体仅仅是“平话人”的一部分,而且“蔗园人”中也还有非“平话人”的成份——比如富宁自称“布红”的就是讲壮话的人。然而,这篇以《“蔗园人”》为题的报告所考察的,却是云南广西境内的部分平话人的民族识别。 报告中涉及的平话人无非两种民族成份:要么是汉族,要么是壮族。事实上,平话人的民族成份还复杂得多。不妨以80年代初期广西民委组织的补遗性民族识别中关于平话人的工作为例。那次识别中遇到的平话人,或自称“苗族”,或自报“黎族”、“瑶族”,或属“民族成份不详”。自报“苗族”的分布在灵山县沙坪公社的两个大队,他们的祖先是从南宁石埠迁去的,识别调查仍讲南宁市郊平话。在迁居地原住民对他们的辨异倾向作用下,曾有过“南宁猫”的称谓,50年代改称“苗族”。自报“黎族”的分布在宜山县矮山公社的两个大队,所操语言是平话中的“百姓话”,因为自认为来自“广东(时含海南),而且姓黎,就自报为“黎族”。自报“瑶族”和“民族成份不详”的,分布面较广:邕宁、钦州、防城等地都有,他们讲的就是平话,但往往被称为“山子话”或“山瑶话”,周围的群众往往称他们为“山子瑶”。通过民族识别,最后根据不同范围的平话人的具体情况对民族成份作了更改。其中,防城江山公社的自报瑶族直接改为汉族,4而宜山矮山公社的自报黎族则“尊重群众意愿,报壮族或汉族均可”。5至于灵山沙坪公社的自报苗族,却是确定为汉族后,还特别指出“其中有部分人与壮族通婚,可按政策规定确定其民族成份。”6 由于各待识别人群的具体情况不同,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的工作内容也不同,比如灵山自报苗族,原来无论灵山县属广西还是属广东的时候都一直按苗族登记,识别组考虑到“如果突然改变为汉族或壮族,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感情会一时转不过弯来,甚至会引起群众情绪的混乱”,因此在“建议”中还提到: ……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前往石埠老家或其他苗族地区参观访问,通过分析比较和听取老家兄弟的意见,提高思想认识,逐步解决民族成份问题。7 放眼整个平话人的民族识别,不仅涉及汉、壮、苗、瑶,还有黎、侗、仫佬;不仅涉及广西、云南,还有湖南、贵州;不仅涉及解放初期的主体工程,也还涉及后来的补遗纠偏……这些族别的、区域的、历史的、现实的特殊性,在不同的平话人民族识别过程中就会显现出各种差异来。因此,作为抽样分析必须确定取样范围:“蔗园人”就是蔗园人,“平话人”就是平话人。哪种定义的族称概念就是哪种人群,而且就得将那种人群的基本情况考察清楚,超出或未达到概念所指范围都不能准确反映抽样情况。　 　 二　 民族识别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基本环节或工程系统的基本要素有四:综合性的田野调查,多学科的专门研究,多层面的协商对话,共识后的行政确认。 和其他复杂的社会现象相似,人们对民族识别的看法也会因各自的社会局限而形成一定的偏见。学术界对民族识别的理解和认识往往容易重视其调查、研究等环节而忽视其协商、确认等环节。因此,在一些学者的著述里,常常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用自己认为是“科学”的而实际上是片面的理论去努力证明民族识别工作的“科学性”;另一种是将自己掌握的某种与民族识别实践不同的“标准”去检验民族识别的原有结论,凡与所持“标准”不相符者,就是“搞错了”。这两种倾向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将民族识别这一政府行为看成一种纯学术的“民族”划分。 但是,就算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在多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后,也必然要通过协商对话才能形成共识:无论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还是社会学、政策学,相互之间都可谓“隔行如隔山”,而且各学科内部观点也很难统一,要达成本学科乃至诸学科的共识意见,必然少不了商榷与争鸣。 学术界之外还有群众意愿。任何一个待识别的单位,都是由各种不同社会角色的人组织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于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宜山矮山自报“黎族”的平话人,在改为汉族或壮族以前的民族意愿就有几种情况:少数老人担心后人指责“出卖祖宗”,所以坚持要求登记为“黎族”;一些青年更考虑到民族优惠政策的倾向,为在入学、参军方面得到更多照顾而迫切要求登记为“黎族”;一些人则持无所谓态度,登记为什么民族都“随便”,也有一部分认为不该登记为黎族。8这样,要达成共识也需要协商对话。 学术界的看法与群众意愿常常不一致,在作族属结论之前也需要协商对话。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毛泽东主席就强调要尊重民族意愿,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9这个原则就是在双方充分协商对话而又无法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作民族成份的选择时用的。云南富宁“蔗园人”的民族成份与最初调查族属结论的差异,就是体现“名从主人’原则的历史印记。 在学术界、民族群众与政府有关部门多层面反复协商对话的基础上,一旦形成共识,对具体人群的民族成份作出了选择,就要按一定的行政程序进行确认。这种确认的过程,一般总是由基层组织将共识结论形成报告逐级上送,由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既定原则进行审核备案并批复基层组织具体落实。在民族识别实践中,协商与确认是一个必经的规程,它与调查研究环节相联相依,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在对民族识别的抽样分析中,应当像对待调查研究环节那样对待后面的环节。否则,不可能通过所取“剖面”获得对民族识别系统工程的正确了解。　 　 三 　 作为对民族识别的抽样分析,必须以具体事实为立论依据。因此,在确认好人群范围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民族识别工作的四个环节,逐一展开深入具体的观察。这样的观察,其实也就像民族学田野调查本身,越具体、越细致、越详实、越好。具体,就是要尽可能如实再现该范围的识别过程,要具体接触原始资料,譬如调查研究的笔记、报告、总结、协商确认的实录、公文、档案等等。细致,就是要全面、广泛地搜集并系统阅读这些资料,从一个个批文、一份份报表、一张张照片、一盘盘录音带、一个个学术报告乃至一封封私人信件中去观察当时过程的具体情况。详实,就是要在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吃准吃透这些反映了当时历史过程的资料,要弄清哪些记载客观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哪些资料与当时的客观实际有出入。 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具体民族识别过程的许多文献资料已经流失,唯幸民族民间、学术界和政府机构里的亲历者还大有人在。因此,要再现剖面的具体过程,必须在系统研究所见资料的同时,悉心寻访该过程各环节的亲历者,从不同的侧面核实资料,弄清详情。 《“蔗园人”》在利用原始资料和调查访问两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努力,其中也不乏比较精彩的例子。比如用林耀华等人撰写的《富宁“蔗园”识别小结》的具体材料,说明了“作为政府的见解,也把他们当成汉族”的情况;再如,用在邕宁五塘一个村里调查到的该村平话人50年代登记为“壮族”,而80年代却有相当一部分人想改成“汉族”,以及村民内部在“壮族”和“汉族”之间选择的具体心态,说明民族识别中一些主客观因素的矛盾在决定民族成份时的作用。这两个例子都是具体而详实的。然而,这样具体详实的材料毕竟太少了。譬如,在前引林耀华等人的报告之后,若能采用一些后来富宁“蔗园人”确认为壮族成份的档案材料,或者60年代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写的《云南民族识别综合报告》中的有关内容,说明根据他们的自愿,“地县党委已正式把他们归入壮族支系”10的情况,就会使得报告反映的事实更为明白、确凿。 这种具体细致而详实的求证工作本来是我们中国同行的任务,遗憾的是我们几乎还未来得及进行这样的工作。不过,以中国学者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也未必能够超越自我的局限,而凭着松本的文化人类学素养,加上对“蔗园人”及相关民族识别工作已有十多年的关注,是应该能够把这一课题做得更深、更好的。　 　 四　 具体入微是为了见微知著,抽样观察的目的在于深入本质。因此,对抽样人群具体识别过程进行细致观察之后,有必要联系整体,探讨民族识别的深层内涵。譬如,我们已经了解:同是讲平话的人,却确认了不同的民族成份。这表明抽样观察的民族识别具体过程并非以语言作为确认民族成份的标准。是否以语言以外的什么客观因素作为确认民族成份的标准呢?不是的,因为在一些政府文件里,就针对具体平话人而言:“其民族成份可尊重民族意愿,报壮族或汉族均可”。11那么,是否以平话人的“民族意愿”为确认民族成份的标准呢。也不是,事实上一些平话人的自报民族成份已被更改。 在我知道的“平话人”识别实践中,确认民族成份的标准就是一个:“共识”,即相关社会对具体平话人族属的共同认识。其中包括被识别人群的自我意识和愿望,也包括学术界以及相关各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倾向。在我的概念里,这种“共识”就是一种具体的内部矛盾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民族意识系统。12 这种作为确认基准的民族意识或者说“共识”是怎样形成的呢?从所见“平话人”民族识别档案资料来看,是在调查、研究、协商的过程中形成的。调查、研究就是要使人们的思想更为切合各支“平话人”的民族社会客观实际,协商则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无论调查、研究还是协商对话,都是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些环节都必然贯串着政府的指导方针。因此,在任何一个平话人族属共识系统内部,社会存在的具体差异总是客观基础,而政府的方针则是主导因素。 平话人是个多元一体的共同语集团,与壮侗语、苗瑶语人群系统有着上千年的交流与共生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平话人的群内客观差异,也造成了相对的异向群际同一。这种客观实际反映到民族意识内部,就会在平话人的自我意识中和壮族、瑶族甚至汉族的不同支系集团对平话人的认同与辨异倾向形成各具特色的组合。因此,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平话人”的概念里就已在不同的场合跟“汉人”、“土人”、“瑶人”、“苗人”……分别同一了。 新中国要给每个公民落实一个民族成份,平话人要作出选择,尽管参加民族识别的专家学者可以提供一些语言学、历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科学依据”,但各地平话人的选择还是以具体民族社会的传统认同模式为基准。当倾向于某种少数民族受到具体民族关系支持与认可时,不妨碍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大局,政府会尊重这种选择。于是,在对某些“平话人”的认同与辨异问题上,就达成了“壮族”、“瑶族”这样的共识;当倾向于某种少数民族的选择与具体民族关系不相符合,有关部门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对这部分平话人进行疏导,最终也会达成共识;当平话人的自我选择倾向于“汉族”,与专家学者提出的依据完全一致,即不需作更多调整也就已经形成共识,他们的民族成份只需依法登记就完成了确认。 至此,分析的思路已指向问题的较深层次:我们看到的平话人民族识别,其实是在政府领导下的对民族成份的选择,是政府施行的一项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社会调控。13 但是,还不能说已凭此揭示了民族识别的本质。为检验抽样材料的典型性,还有必要对民族识别的整体进行中距和远距扫描;为揭示民族识别的本质内涵,还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有关民族识别的具体文件及其在实践中执行情况。还有;如果能够联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背景,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与振兴大业来考察,再结合毛泽东、费孝通等人的有关论述进行思索,将会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　 　 五　 本文的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1)作为抽样分析,对所需片断应该明确概念,测定经纬——既以被识别的族群为基准,就应当为族称定位,按族称定义圈定抽样人群。 (2)作为抽样分析,还应明了分析对象的整体结构——对民族识别工作,应当把握整个流程,兼顾所有环节。 (3)作为抽样分析,必须拿出具体材料,让事实说话——任何观点都必须以具体识别工作的具体环节的具体事实为立论依据。 (4)作为抽样分析,应当见微知著,努力把握本质——通过对具体民族识别片断的观察去深入思考与此相关的民族社会的规律。 1刊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人文自然科学论集》第93号(1993年3月)。全文由引言、关于“蔗园人”、平话的分布和名称、甘蔗和平话的关系、迁徙传说、语言、民族识别和结语组成。 2　费孝通的报告,指《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松本于1983年读这份报告引发对“蔗园人”的兴趣。 3详见拙文:《也谈中国大陆的民族识别及其问题——与一位香港同行的对话)和《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2期。 4567811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编:《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识别文件资料汇编》,1983年,第185-187、206、158、163、211-212、206页。 9《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贡献》,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10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编:《云南民族识别综合报告》,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印,第15页。 12　参阅拙文:《民族意识的概念问题》,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13　参阅拙文:《民族意识的调控方略》,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6 13:37:12编辑过]

Is-peiq

	這文章有意思。感謝轉貼。

marsuncle

	呵呵,怎么所属的民族也能自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