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歌圩研究》（潘其旭 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导 言
各个民族，在她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都创造并享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塑造出该民族的民俗信仰，构成其生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信仰植根于民族的生活土壤，受到民族经济生活、民族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制约，又从物质生活反映的民族精神生活中，成为物质文化的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现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民族民间传承文化的事象。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族民间传承文化的事象，包括整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各种习俗惯例，千差万别，风格迥异。例如：生产劳动，居住饮食，婚生寿丧，岁时节庆，文体游艺，信仰禁忌，社交礼仪等的各种约定俗成的活动仪规，都以特定的形式代代相传，成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形态。它从纵横诸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的生活风貌、信仰观念、心理感情、审美情趣和历史传统，成为民族基本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风俗犹如虎纹豹斑、龙鳞凤羽，是某种特定的质的外化，为区别民族的一种特有的标记。可不是吗？当提起“那达慕”、“火把节”、“泼水节”、“盘王节”、“花儿”、“跳坡”、“玩表”（“浪哨”）、 “坐妹”这些活动形式，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蒙古族、彝族、傣族、瑶族、回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的生活习尚，并且，往往是由此而从感性上和在一定的范围内去认识这些少数民族的。同样，许多人也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歌圩”来开始认识壮族的。
所谓“歌圩”，原是壮族群众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节日性聚会唱歌活动形式。在壮语中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崇左、宁明一带叫“窝坡”，意即“出到坡地上去相会”，或“歌坡”，意即“坡场上会歌”，德保一带叫“航端”，意即“垌场圩市”；靖西古时叫“窝岩”，意即“出岩洞相会”，来宾、横县一带叫“圩逢”，意为“欢乐的圩日”；邕宁一带叫“还球”，则是对歌赛歌活动的一种形式，等等。在汉文古籍中，有称之为“浪花歌”（明代《赤雅》）或“跳月圩”（清赵翼“镇安土风”诗）的。由于这种活动是以相互酬唱为主体，“每场聚集人众不下千人”，“唱和竟日”（《龙州县志》），犹如唱歌的集市，后来人们把它统称之为“歌圩”。如清道光宁明壮族诗人黎申产就写有“岁岁歌圩四月中，欢聚白叟与黄童”的诗句；光绪《镇安府志》“风俗”条中，也出现“歌圩之风”的记述。它是壮族及其先民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经过长期衍变而逐渐形成的一种重要的习俗，自唐宋以来的史籍中就屡有记载。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变化发展，至今仍久盛不衰，并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歌圩”已成为壮族人民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的代表性形式，并为世人所关注而蜚声中外。
“歌圩”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形成、演变、发展和传承的过程，都与壮族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相联系。壮族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与“歌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歌圩”活动，为壮族男女老幼的特殊爱好，成了他们普遍的文化心理需求，凝结了较为统一的民族审美意识，从而充分体现了他们审美的心理。它不仅是壮族歌唱社会化生活的集中表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壮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因此，透过“歌圩”，可使我们了解壮族文化历史、思想状态、信仰意识、心理素质及审美观念等等。
但对于“歌圩”这种壮族民间的聚会唱歌活动，过去在社会上也存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的认为它是旧时代的产物，视之为迷信落后和黄色陋习，以至在“文革”期间被当作“四旧”遭到禁止，山歌也几乎销声匿迹。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的“歌圩”活动又活跃起来。对此，有人尊重、支持、引导，有人不知所措、任其自流，有人则否定、反对、歧视。应当如何对待“歌圩”，这确是一个关系到怎样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正确认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问题。《民族团结》杂志曾于1979年就壮族“歌圩”问题开展了有益的讨论，当时对统一大家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按照大多数地区传统歌圩活动的节期，根据广大壮族群众的热切愿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3年正式决定；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壮族歌节，并于当年在自治区首府南宁隆重举行首届歌节盛会。自此，壮族人民有了法定的统一的歌唱节日，传统的民间歌圩活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得到了健康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以崭新的面貌、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开放在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文化的百花园之中。
对“歌圩”的研究，近人的一些著述（如刘锡藩《岭表纪蛮》等）已有所及，五、六十年代也陆续见著文于报刊或书中章节（如《壮族文学》等）。本人亦早有涉笔，有拙作《广西壮族歌圩调查》（见《民族文学》1965年第4期，署笔名潘依笋）和《壮族歌圩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的探讨》（见《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等数篇，但属应时之作，见解浅陋。近年来，“歌圩”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专家学者相继发表了有关专论，或在有关专著中专章论述（如：胡仲实《壮族文学概论》、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史》等），成果累累，各有千秋。笔者从中深受启发和教益。但觉得论者多侧重于“依歌择配”，似尚缺乏整体感。有的观点（如关于“歌圩”的起源问题、“歌仙刘三姐”其人及与“歌圩”的关系等）还值得商榷，对“歌圩”文化现象的许多方面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研。为此，在吸取诸家成果的同时，据掌握的资料并集原有的论题加以阐发，拟构成本书的现在章节。欲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美学等角度，力图对“歌圩”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的轨迹，进行较全面的探索，分析其历史性、传承性、变异性和民族性的特征，阐述“歌圩”在壮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壮族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关系。藉此，让读者对“歌圩”的历史面貌及其性质特征有个大体的了解，并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促进壮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以为借鉴。
发表于 2003-3-28 22: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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