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是蜀人的梦魇,自公元296年始,秦、雍两州的大批流民蜂拥入蜀,占山为王,残杀蜀人,成汉政权建立后,对蜀人的屠杀逐渐演变为一种国家行为;蜀人仓皇出逃,大多沿水路南入宁州、交趾,东下荆州、湘州,然而,这里却并非蜀人的天堂,南下的蜀人难以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东下的一支遭遇兵难,数万蜀人客死他乡;蜀人向外迁徙,蜀地荒芜,大量僚人入蜀,蜀地遂成为了僚人乐园。
僚人的两大危机
魏晋时期,僚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人口众多、支系繁杂。其中有一部分生活在南中牂牁郡(今贵州省)的僚人,从公元四世纪初开始,就处在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
危机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昆明人的入侵。早在两汉之际,原居住在云南洱海地区的昆明人东移,进入今滇东、黔西、川南一带。史料记载,“昆明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住,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昆明人在不断东移的过程中,逐渐侵入了僚人的势力范围。僚人心中不甘,遭遇战自然难免,双方的冲突时常发生。昆明人骁勇善战、凶悍无比,他们步步蚕食,每到一处便肆意掠夺。僚人不是他们的对手,苦不堪言。
二是长期战乱。从公元302年南中大姓起兵反晋开始,这一地区便长期处在战火硝烟之中,饱尝战争之苦。南中大姓、晋王朝、成汉政权三方为争夺此地,你来我往,大打出手,僚人深受其害。
自汉末以来,四川地区兵祸连绵。境内居民大量死亡和流失。蜀汉亡国后,司马氏为了防止蜀人反叛,不仅把蜀汉的皇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迁出,甚至还把一些豪强地主、普通百姓也强行迁往异地。据统计,共计有三万余家,约十五万人左右。公元四世纪初,关中流民入蜀。随着流民政权的建立,数十万蜀人纷纷逃往他乡,造成了这一地区“夜无烟火”、“城邑皆空”的荒凉景象。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和流失,造成了土地荒芜,粮食不足和经济萧条,蜀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有记载称“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直至成汉建国三十年以后,仍然是“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丝毫未见改变。
而此时,好不容易通过篡位当上皇帝的成汉新皇李寿,正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实力雄厚的东晋王朝的讨伐。如何阻挡大兵压境,保住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王朝?李寿深知粮草不足、人口锐减、兵源缺乏是自己致命的软肋。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牂牁僚人发出了入蜀的邀请。
五十万僚人入蜀
这时的僚人,面对战乱和昆明人的入侵正无计可施,李寿的邀请自然得到了僚人的响应,从公元四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个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便由此展开。在短短的数年间,几十万牂牁僚人浩浩荡荡,穿越崇山峻岭、渡过急流险滩,踏过川黔交界地带,涌入梁、益二州(今四川、重庆)。
据李膺《益州记》载:“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晋书》、《通鉴》为‘三丁’),以充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人迅速在巴蜀地区蔓延开来,他们散布在平原、河谷、山区和丘陵。据《晋书.地理志》载,今四川、重庆范围内的晋代行政区属共有十五个郡,除新都郡外,其他十四个郡都有僚人的踪迹。其中以岷江、沱江中下游和渠江上游地区,即晋代之犍为、巴西二郡最为密集。不仅如此,僚人还深入到了蜀的中心地区,如成都附近的邛崃、大邑、蒲江等地。
僚人来到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后,他们并未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丝毫不比牂牁逊色,加上又摆脱了与昆明人长期征战以及南中战乱那段梦魇般的日子,他们更是心满意足。从此僚人便在巴蜀地区扎下根来,种粮食、织“僚布”、凿盐井,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究竟有多少僚人来到四川?大多数史料记载均称有十余万“家”或“落”,“落”是指部落、村落,有时又有家和户的含义,据多数学者认同的意见,这里的落即是家和户,那么以一家五口计算,入蜀的僚人至少不低于五十万人。当时整个巴蜀地区汉人的总人口尚不足五十万,也就是说,入蜀的僚人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汉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刘琳先生认为,一次迁徙达到这样的规模,这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以鼻吸水的风俗
进入巴蜀以后,僚人仍然沿袭了他们以前的生活习俗。
僚人有崇拜竹王的风俗,随着他们的迁入,巴蜀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竹王祠”和有关竹王的传说。僚人对竹王的崇拜,既与他们周围环境有大量的竹有关,又同他们生活中离不开竹紧密相连,僚人的住宅都是用竹子搭建的两层干栏式竹楼,至今仍然可以在僚人的后裔傣、壮、布依等族聚居的地方,见到这种极具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竹木小楼。
僚人的衣饰极有特色,为“短衣左衽”,女子衣下还着“通裙”(桶裙)。至今僚人的后裔傣、布依、黎等族的妇女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僚人还时兴一种奇特的成人仪式,就是在男女成年时拔去上齿,称之为“凿齿”,有的还加以狗牙,作为装饰。“凿齿”之后的男女即可谈婚论嫁,传宗接代了。
僚人长期生活在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求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僚人练就了一些特殊的技能和功夫。《北史.僚传》称僚人“能卧水底持刀捕鱼”,这是一种高超的水下功夫,这种功夫的练成,可能与僚人的一种“鼻饮”习俗有关。据《北史.僚传》记载僚人“其口嚼食并鼻饮”,这是仅见于僚人的极为独特的一种饮水方式。
古代各民族尤其是社会发展处在早期阶段的民族,大都拥有象征权力和维系民族精神的礼器,僚人的礼器就是铜鼓。每当有祭祀活动和战争发生,铜鼓都是要派上大用场的。在历史记载中,僚人的铜鼓更多的用于战争。历史上不乏僚人击铜鼓举兵的记载,如明万历年间,明朝军队镇压被称之为“都掌蛮”的僚人时,僚人大败,一次就被明军缴获九十三面铜鼓。其被俘的首领阿大悲伤已极,痛哭流涕地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至。今毕矣!”铜鼓在僚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除此之外,铜鼓还是僚人的乐器,僚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这在他们的后裔傣族、布依族等身上就可见一斑。在四川各地,凡是僚人聚居之地,不仅常见以铜鼓命名的地名,还常有铜鼓出土。
木笼僚起义
僚人入蜀后,由于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等等原因,与当地汉人之间不时也有矛盾、磨擦。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对僚人实行“压獠”政策,不仅出动军队抢劫僚人的粮食、人口,还将掳掠而来的僚人充作官、私奴婢,“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隋朝时,文帝之子蜀王杨秀更是“多捕山獠,以充宦者。”隋朝宫廷之中也有专门的“獠婢”。社会上买卖僚人的风气也很盛行,这些僚人被贱称为“獠口”,境遇十分悲惨。
在残酷的掠夺和**下,僚人的反抗几乎从未间断过。据统计,从东晋到五代时期,仅见于记载的规模较大的反叛事件,就达四十余次。西魏恭帝三年发生的陵州木笼僚的起事,就是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公元557年,陵州(今四川仁寿县)僚人不满西魏的“压僚”政策,奋起反抗,西魏朝廷派遣江州刺史陆腾前往镇压。僚人据山为城,官军久攻不下,狡猾的陆腾突生一计。召来一些艺人,在城下表演歌舞和杂技来麻痹僚人。憨厚的僚人不知是计,纷纷放下武器,有的还携妻带子临城观看。陆腾趁其不备,密令官军发动突然袭击。在官军的突袭下,僚人惊慌失措,一败涂地。官军趁势追击,大破僚人,残酷地将一万僚人斩首。正是这个陆腾,随后又镇压了资州(今资中、资阳一带)僚人和铁山(今荣县北)僚人的反抗。
正如陵州僚人一样,僚人的反抗和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僚人的命运除了被杀害便是被当作奴隶,一部分僚人就伴随着激烈的冲突而灰飞烟灭。
由于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僚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和**。但各地区僚人的**进程参差不齐。分布在秦岭以南的部分僚人,与汉族接触早,**的速度也最快,唐代时已基本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岷江、沱江中下游地区的僚人,大致在两宋时期完成了融合。而居住在长江以南偏远山区的僚人,与汉族之间的交流较少,**的速度和过程也较缓慢、复杂,有的直到清代时才融合到汉族的大家庭之中,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