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宗道：《上当道乞减马平县余田加征状》

路

	计宗道：《上当道乞减马平县余田加征状》 　　马平土田经兵燹后多为猺獞所据，民存如晨星落落。国朝洪武年间，贼势日炽，朝廷命都督韩公观捕剿之，玉石俱焚，地旷田荒。至永乐二十年，拉其残民，仅七里，较之前代，己亡十之八九。田之美者，民收出庸，次者拔作屯田，又其次者，皆野峒深山，草木交结，城郭远甚，民所不敢蹑，付诸猺獞耕者，名曰余田也。田虽余，粮则仍在。正统间，管田佥事王受分田为上、中、下三等，广募猺獞佃之。然不能必其足数，任其所出。民为输督粮者请兵深入催征，犹不能绝其侵渔，及致骚扰。景泰元年，其围城连攻七日束书于矢，射于城中，曰：“官给田我耕，本已安我，而追征严重，所以致此也。”虽托朝廷威福，幸城不陷，而四境之内，已被其残破矣。于是掌户部事太保金琏议之减田租之半，俯就夷情。自是以来，催科者率以为常例。今者不此之依，而依正统间旧册口征，岂以琏所奏者未之察耶？岂谓景泰以来荒田皆熟，而欲加征焉耶？若为荒田皆熟，何民于上田累告荒，而朝廷又为之蠲免也。大抵广西土田于猺獞代耕，非如中土，皆百姓自为也。以夷所耕者，民为代输。力强者则得之。力弱者，则目皮之。而况下田荒远者乎？今欲余田增粮，官必取于民，民必取于夷，赋赋于民，民纳于官，于国计得矣。倘所增数不足，官必责于民，民必责于夷，官责民逋，负系累之而己。民债夷欠，租岂得以拘哉？必请陈师鞠旅抵其村落，威慑之而后能尔也。倘或有一二强项持险拒抗负固不服，威又不能慑之，其奈之何？不但不服而已，我兵一退，或聚众俘劫，声言激变，责将谁归？且蛮夷之性，易动而难安。善抚之，仅制其侵暴足矣。有匹夫焉，或逞其一决，几何而不致其激变也。迩来幸获名将镇于上，德既足以绥怀，威又足以临制，所以黎民安于下，粟方得以循取于夷，租方得循完于官，疮痍方痊，生齿方苏，而边庭将晏然矣。兹复增数以征，又众而招之也。其不旋踵而背去者几希。故曰宽得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此又在仁民者所当恤也。或曰国赋为重，不能已而行之。余窃有一说焉。田或前荒而今熟，增之可了，或前熟而今荒，减之可也。于乎自洪武迄今，百有二十余年矣，所增者几何，而减者已过半矣。余稽版籍，洪武十四年编户，马平尚余十七里，而今则里半矣。继以水旱屡至，猺獞占据，而又无几矣。然此特姑举马平一邑论耳。若通一省究之，又不忍言也。夫民，户岂不欲加增，田岂不欲加辟哉，此又在当道者留心焉耳。于乎稍得其食，而又夺之官，民云何不穷也，户云何而不减也，田云何不就荒而资夷也。 计宗道：（1461—1519年） 字惟中，马平县五都都亳（今柳江县福塘乡寨上）人。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举人第一，是马平县历史上第一位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任常熟知县，衡州知府等职。英果有为，阔达持大体，为民请命，力争减免赋税。在常熟知县任上时，与诗文名流酬唱于虞山尚湖，筑雅集亭，建览翠楼。正德元年（1506年），主持重刻天文图、地理图碑。今存的《天文图碑》被称为“在我国古代天文历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还收藏“铜铸字”（铜活字），并亲自设计自动吸水机械桌，又校订宋人著作《诸史偶论》。 注解： 兵燹：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里：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在全国实行户籍制度,户籍由政府保存,户帖发给住户。这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政府发给徽州府(今安徽省 县)祁门县江寿的户口卡。户帖是明代户籍制度的一部分,明初为保证国家赋税儒役的征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清丈土地,编绘成"鱼鳞图册",是征收税粮的依据;并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正式编制成"赋役黄册",成为征调摇役的依据。编制户籍时由政府发给各户表格,住户据实填报,称为"清供长单",内容包括姓名、籍贯、性别、年龄、住址、职业、产业状况等。政府根据各户填报的清供长单,正式填写编造成册,每册四份,分别收藏在县、府、布政司及中央。由于送中央的用黄纸作封面,故称"黄册"。发给各户的称为户帖。黄册每十年更造一次。明政府依据黄册,在地方卖行里甲制,每110户编为一里,每10户编为一甲。 庸：即（土地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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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短短一篇文章，可以洞晓当时很多状况。

土著虎尾

	英果有为，阔达持大体，为民请命，力争减免赋税——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啊？

路

	QUOTE: 以下是引用土著虎尾在2009-4-26 22:19:10的发言： 英果有为，阔达持大体，为民请命，力争减免赋税——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啊？ 从计宗道的《上当道乞减马平县余田加征状》一文看，其应该不失为一个好官，只不过，和当时所有的士大夫一样，华夷之辨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所以其对“猺獞”歧视也无可避免，表露无遗。

shanshe

	很明显的民族、阶层歧视

路

	短短一文，却反映了当时广西社会的许多情况，趁着有空，试将该文剖析一下，想到哪就写到哪，慢慢来。 --------------------------------------------------------------- 原文：“马平土田经兵燹后多瑶獞所据，民存如晨星落落。国朝洪武年间，贼势日炽，朝廷命都督韩公观捕剿之，玉石俱焚，地旷田荒。至永乐二十年，拉其残民，仅七里，较之前代，已亡十之八九。 原文直译：马平县的田地经过（元末明初的）兵灾后大多数被瑶民獞民所占据，剩下的居民(汉民)寥寥无几。洪武年间(1368年 ——1398年)，瑶獞贼民的势力日趋坐大，朝廷命令都督韩观将军对瑶獞贼民进行清剿。瑶民獞民及当地的居民(因受战事波及)都受到重创，地上看不到村落，田地也都荒芜了。到了永乐二十年(1422年)，组织那些战火过后余下的居民，仅有770多户，比前朝减少了八九成。     马平县(今柳州市)，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析桂林县置马平县，县治所设于今柳州市柳北区雀儿山附近“双山”，属象州；自唐朝时开辟渝州(今重庆)经牂柯(今贵州境)至柳州线路及开凿桂柳运河后逐渐成为桂中地区的政治及经济中心；明时为柳州府府治。关于马平县的历史人口状况，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料，按《壮族通史》中所录《元史》卷63《地理志》六及《柳州市志》所载，至元十六年(元1279年），柳州安抚司改柳州路总管府，领柳城(今柳城县)、马平、洛容(今鹿寨县)三县，有户19143，口30694。这个人口数不知是否包括“瑶獞”在内，但柳州所处广西腹地，人口一向以壮族人口为多，直至明中后期的《殿粤要纂.柳州府图说》中仍载：“郭以外，绕地率瑶獞矣”。如按《上当道乞减马平县余田加征状》一文所言，柳州至1422年的汉民人口770户，较前代少了八九成，大约可以推算元代时马平县的汉民应该有3000-5000户。又按《元史》载柳州府有户19143，马平县为府治所在地，人口应该较其它两县多，估算应该有8000-10000户。用《元史》推算的马平县人口数(8000-10000户)和《上》文推算的汉民人口数(3000-5000户)相比较，我认为《元史》中所载的人口数应该包含了“瑶獞”的人口，并且汉民与官方登记在册的“瑶獞”人数应该相当。但是我们知道，壮族作为广西的土著民族，广西一向为被中原王朝视为未开化的南蛮之地，在明朝对广西实行殖民式的军事移民政策以前，中原的政权是很难深入统治的。因此，不服官府统治，不在官方统计的处于“野峒深山”的“瑶獞”人口应该远比列入统计的为多。 从人口的地理分布情况看，广西原为“瑶獞”所居，后来逐渐移居的汉民其所居住范围仅仅集中于城郭及附近的范围，或者是官道、交通线上的村落， 呈点线状楔入“瑶獞”的分布范围之内。因此，每有战乱，交通要地自然成了战略要地，居住在城镇及交通要道上的汉民往往会首选受到战火的波及，而处于“野峒深山”的“瑶獞”则相对要稍微幸运些。于是，每每战乱后，居于交通要道及城郭的汉民往往“亡十之八九”，而“瑶獞”则“贼势日炽”。 ------------------------------------- 今天累了，先到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22 22:01: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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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观，（？—1414）明初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字彦宾。韩成子。《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 此人平素即喜杀人，实属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明史有其在广西“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上》文中所提韩观“剿捕”一事发生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韩观时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正是因为此次“剿捕”，“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此后，此人因不断平“蛮”有功，一路迁升，不断用僚人先民的鲜血铺就了他功名之路。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其后，韩调离广西，但永乐初，韩观再任征南将军，镇广西，节制两广官军，指挥贵州、两广部队扑灭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起义，其中的一次战斗，“斩首万余级，擒万三千余人”，可谓“战果累累”。     明朝对广西的殖民统治，可谓惨烈。广西各少数民族对明朝殖民统治的反抗，自明建立以来直至明朝灭亡，从未停止。明朝征剿广西的刽子手，即有韩观这样杀人如麻的武夫，甚至还有王守仁这样的一代大儒。 广西本就是南蛮之地，世为僚人先民所居，汉民从来就是寥寥无几，如“晨星落落”，瑶獞“贼势日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纵观秦汉至宋元，虽然中央政权对僚人先民的镇压，历朝历代皆为常态，甚至常设什么“平越中郎将”之类的专司镇压岭南越人的官职。但镇压的原因也还说得过去，如秦帝国是为了扩大疆土，汉晋是为了收括财富、镇压越人起义，唐宋更不用说，僚人的祖先想独立嘛，自然是打啰。唯独这个明朝，对这个“瑶獞”的“剿捕”理由很无厘头，是因为广西汉民少了，而“瑶獞”多了，“贼势日炽”。呵呵，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明王朝要对广西的“瑶獞”不惜“玉石俱焚”地进行“剿捕”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23 22:08:50编辑过]

路

	QUOTE: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10-6-2 14:00:14的发言： 这样的文本细读是有志于历史研究者的必由之路。路贝侬在僚人家园开此风气，难能可贵。 建议更多贝侬关注并参与讨论，共同进步。 我打算先学习完路贝侬的见解，再发表自己的看法。 原来也打算完整细读下去的，但三分钟热度一过，加上在明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块，自己没什么涉及，说不太清楚，所以也就放在一边了。季人贝侬多提供点资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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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贼势日炽”。

称最

	学习学习

Mfm1992

	王阳明旋风　 王阳明，原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故得名。官至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是新儒家"心学"的主要创始人。其学说影响深远，近世为蒋介石等人所激赏，亦曾风靡日本。这次，王阳明应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再次引起轰动，刮起所谓"王阳明旋风"，其演讲文如下： 一、我的一生 先祖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我，从小聪明好学，善射能骑。11岁时随祖父王天叙赴京师，途经金山寺，赋诗曰：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又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次年，我在京师就读，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答："惟读书登第耳！"，我却近乎狂妄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27岁时，我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转兵部主事。34岁时，因上疏营救被奸臣刘瑾迫害的戴铣等人，被责打40大棍，贬为贵州龙场驿臣。其时，大悟"格物致知"之理，提出"知行合一"说。44岁时，我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平息了谢志山、池仲容、陈日能、龚福全、詹师富等部农民暴乱，因功升为右副都御史。从剿寇的实践中，我悟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47岁时，我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但反遭诬陷，甚至被认为是朱的同党。明世宗即位后，虽封我为新建伯，但未授实职。此时，我始揭"致良知"之教。55岁时，思恩、田州酋长卢苏、王受造反，朝廷始起用我总督两广兼巡抚。我定计招抚，仅把投降的卢苏、王受打了一顿棍子后便释放了，被招抚的群众多达7万人。广西八寨断藤峡瑶、侗族暴动，范围达三百余里，数十年未被平定，随后也被我平息。虽立了大功，但我却未得到皇上的奖赏，直到57岁因病去世后，桂萼等人仍不肯罢休，弹劾我擅离职守，说我"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请求皇上"禁邪说以正人心"。 二、我的心学 我的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与补充。朱子注重"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天理"与"人欲"等范畴的对立、分二，而我则强调他们的和谐、统一；朱子以"理"作为客观精神，来构筑他的哲学，而我则以"心"作为主观精神，来形成我的体系。此心不是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思维器官，而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内在于人的日常伦理。在我这里，"心"与"理"是可以合一的，"心即理"，应"求理于吾心"。因此，学贵得之于心，不应以"圣贤经传"为是非标准。 在对待"心"与"物"的关系上，我认为"心外无物"，"心"是"物"的主宰，而人是物的创造者，是一切是非价值的标准；并且，人心都是自足的，愚夫与圣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满街人都是圣人"。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主张"不行而知"，程朱主张"知先行后"，而我则首倡"知行合一"，这为我"破心中贼"、"致良知"奠定了基础。我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去除货、色、名、利等私欲和闲思杂虑，就是我之"为圣之功。" "良知"说亦是我的哲学核心内容。"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即"天命之性"、即主体意识。因此，"致良知"就是通过内圣之自我道德修养回到明洁之本心，进入超越现实的自由之境；我认为，只要透明本心、体认良知、胸中洒落、充满生机，即可达圣贤气象。 纵观我的为官为学，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破山中贼"，二是"破心中贼"，我为冲破死水一潭的理学秩序竭尽了心力。 王阳明的演讲在电视电台播出、在报上发表之后，引起广泛的争议，参加讨论的有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一日本共产党员指出："王氏大谈自己镇压农民起义的'功劳'，实乃屠夫、刽子手！"一汉学家指出："王阳明破心中贼，是当代中国'大公灭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潮的先声，也是现代以来中国空想主义、浪漫主义、准宗教主义思潮的先声。"一名中国留学生质问："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不能容忍人欲、私心，而西方人却利用它来发展市场经济，却致力于完善法制来保护隐私、私产？"一学者认为："王阳明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否定权威，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东京新闻》评论员指出："王阳明致力于'内圣'之时，正是西方人寻求'外王'------寻找新大陆，扩张殖民地，探索自然，醉心发明之年代，可以说，悟心穷理使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发展机遇。" 在褒与贬的旋风中，王阳明回到了北京，与孔子、荀子、胡鱼等人会合，众人感慨良多。胡鱼道："我教的天眼隐身功的功法有效期一个月快到了，若想再看看花花世界，只能回去以后重新练功再来。"大儒们与胡鱼约好再会的日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到了隐物质世界。 摘自网络作品《中国臆谈——批判传统中国》（http://www.oklink.net/a/20013/14170931.htm）。

Mfm1992

	王阳明自述：从剿寇的实践中，我悟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 后人把王阳明的话精简为“山贼易治，心贼难防”、“山贼易除，心贼难绝”、“山贼易破，心贼难解”、“撼山贼易，撼心贼难”等。 近现代俺们国家不少官员、文人仍致力于破除人民之心中贼。

季人

	这样的文本细读是有志于历史研究者的必由之路。路贝侬在僚人家园开此风气，难能可贵。 建议更多贝侬关注并参与讨论，共同进步。 我打算先学习完路贝侬的见解，再发表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