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寇反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黄惠良奉命担任八路军第—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组织股长。
9月初,黄惠良所在的三四四旅渡过黄河,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于9月中旬抵达太原。当时,国民党军节 节败退,进攻晋北的日寇分两路南进,准备攻占太原,形势十分危急,第—一五师奉命奔赴晋东北迎击日寇。 在聂荣臻、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等率领下,三四四旅经原平、五台,穿过崎岖的山路,于9月下旬插到平 型关东南的上寨。部队开进途中,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还日夜挤在车站向八路军 送慰劳品,高唱抗日歌曲,而被日寇吓破了胆的国民党败兵则如潮水般地溃退下来。黄惠良目睹这些情景,心情十分激动,他向上级写了请战书,决心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9月23日,第—一五师决定在平型关伏击来势汹汹的日寇,打一个漂亮的歼灭仗。黄惠良参加了战前干部动员会,会上的战斗部署是:三四三旅两个团担任主攻,三四四旅两个团负责断敌退路和作师预备队,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阻敌增援。黄惠良所在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于24日夜跟随一线部队开进。漆黑的夜晚,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手拉着手胜过湍急咆哮的山洪激流,一些战士被水冲走了,黄惠良身上背着两枝枪,一边拉着战友的手,一边鼓励大家:“快过,一条小沟拦不住我们!”赶到目的地后,雨停了,穿着湿透了的单衣,战士们都冻得嘴唇发乌、全身发抖。黄惠良忍受着一夜风雨行军带来的寒冷和饥饿,主动请求带一个连抢运棉衣到前线。第二天,当他完成运送棉衣的任务时,已临近中午,担任主攻的杨得志率领的六八五团、李天佑率领的六八六团已将顽抗的日寇打得人仰马翻、死伤遍地,日寇残部正向北狼狈逃窜,黄惠良立即投入追歼日寇的战斗。由于阎锡山部队按兵不动,黄昏时分,日寇残部突破阎部防区的团城口阵地跑了。
这次战斗,第—一五师一举歼灭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火炮一门、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枝、战马50余匹,以及大批辎重物资。这是中国军队自“七七”事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人称之为平型关大捷。
战斗结束后,黄惠良在团首长领导下,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做了许多工作。10月中旬,三四四旅奉命向晋东北之繁峙一线进军。10月14日,黄惠良随部队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之敌汽车130余辆,激战终日,击毁敌汽车数十辆,毙敌100余人。
1938年1月,黄惠良被提升为旅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到职不久,部队在经正太路南移途中,发生了“张绍东事件”。张绍东是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团长,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他在思想上犯有严重的“恐日病”,暗地里参加了青红帮、哥老会等封建帮会组织,平时经常散布悲观失败情绪,这次乘部队南移之机,他带领数十名干部集体逃亡了。事件发生后,对部队影响很大。在旅首长的领导下,黄惠良积极参加整顿和健全党组织,在干部战士中开展以抗战前景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和调配干部等多方面工作。由于措施得力,很快就稳定了部队,巩固和加强了士气。通过参与处理这次事件,黄惠良体会到在紧急事件中的冷静沉着,分析和判明情况,有条不紊地采取有效的办法,是扭转局面的可靠保证,积累了处理紧急事件的经验。
同年4月9日,日寇集中3万多人的兵力,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等地,兵分九路进攻晋东南根据地。在第一二九师指挥下,三四四旅参加了反敌九路围攻战役,黄惠良随六八九团行动。4月15日,六八九团与一二九师各部,突然向由沁县进至武乡之敌第一○八师团的第—一七联队发起进攻,敌3000余人在我军的勇猛突袭下弃城仓皇逃窜。16日,敌第—一七联队被我军围攻于马家庄、长乐村一带由于敌大量援兵到来,我军在歼敌220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一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各路敌人纷纷回窜。我军旋于18日至27日相继收复武乡、榆社、和顺、辽县、沁县、沁源等多座县城,并歼灭南退之敌1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黄惠良在历时16天的战斗中,随六八九团连续作战,他既是团里政治工作的指导者、鼓动者,又是身先士卒、英勇顽强的军事指挥员和战斗员,表现得很出色。在围歼长乐村敌人的战斗中,敌人为解救被困之敌,向第一二九师七七二团之左翼戴家墒阵地猛攻,防守阵地的我七七二团第十连与敌激战四小时,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冲击,其中一个排在残酷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敌人攻占了阵地。在此紧急关头,黄惠良带领部队赶到戴家垴,他高喊着:‘同志们,决不能让鬼子突破阵地!冲啊!”战士们如同猛虎般冲向敌人,展开猛烈反击,迅速夺回了阵地。接着,他率部转入打击敌援兵的战斗。战后,黄惠良及时总结作战经验,他说:“认识到我军虽然装备不好,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执行了党的政策,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援,可以打败敌人,可以建立并坚持敌后根据地。”刘伯承师长曾在战后召开的参战于部会上风趣地说:“有钱人吃鸡吃鸭,没钱人吃青莱也有办法。”这个生动的比喻给黄惠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斗结束没几天,黄惠良便奉命调到六八九团任政治处主任。
1938年夏,第六八九团奉命进抵平汉路以东平原地区开辟工作,驻地滑县。这一带地区虽然尚未沦陷,但由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地方反动兵匪的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加上洪涝等自然灾害,群众生活极为贫困,时常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对此,黄惠良一方面要求干部战士树立开展平原斗争的胜利信心,另一方面把开展群众政治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教育部队要把密切联系群众放在重要位置,处处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发动群众,尽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干部战士协助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坚决打击敌、伪、顽和反动地方势力,稳定社会秩序,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时任三四四旅副旅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他1938年9月从晋东南到滑县会合六八九团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沿途我们经过的许多村庄,老乡们也都是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大人们躲着不照面,只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瞪着一双惊恐好奇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但是到六八九团驻地,情况却完全相反,群众们的衣着虽然也相当破烂,但情绪高涨。他们欢迎我们,送茶送水,问长问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一见面,杨得志就对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赞扬道:“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很好
呀!”并要求六八九团介绍经验。
1938年9月,在杨得志副旅长的指挥下,六八九团歼灭了由冀南地区逃窜的伪军扈全禄部,俘敌1400多人,解放了滑县县城。随后,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大片根据地。在战斗中,黄惠良不幸负伤。伤愈后,他随部队返回晋东南,在长治一带开展冬季练兵。这时,六八九团已由原来的1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
1939年1月,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六八九团了解工作,黄惠良汇报了团里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情况后,朱德总司令对干部问题作了指示。总司令指出,对于有错误或有缺点的干部,要耐心帮助,不要轻易“开展斗争”,对于实在不可救药者才应开展斗争,而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教育。总司令的指示,成为黄惠良此后在处理干部问题时始终不忘的指针。
是年2月,黄惠良奉调到新组建的晋冀豫独立游击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支队所在地区日、伪、顽军较多,顽军孙殿英、朱怀冰、鹿钟磷等部各据一方,各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正确地具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瓦解伪军、打击日寇,成为摆在支队面前的重要课题。黄惠良与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委谭甫仁一起,在道清路沿线派出武装工作队,向伪军开展瓦解争取工作,抓汉奸、筹粮款;在安阳水野、陵川、台头等地则连续作战,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土匪武装,逐渐打开了局面。随后,支队又开展了反摩擦战斗,先是西进,准备配合主力打击由晋城进袭的国民党顽军,后又回师林县,配合主力部队彻底打垮了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鹿钟麟部,全支队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五挺、步枪300多枝、盒子枪30多枝,俘敌200多名。
194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支队将原活动的卫河以南地区让给国民党军,奉命越过平汉路,东进冀鲁豫平原。在平汉路,支队与日寇打了一次遭遇战。不久,支队与一些地方武装合并,编为新三旅,黄惠良担任旅政治部主任兼第七团政委,指挥该团活动。6月,敌人在冀鲁豫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由于新三旅刚进入平原,缺乏平原作战活动经验,情况十分紧张。一次,由于侦察敌情的疏忽,旅部遭受了袭击,部队受到一些损失。面对这种情况,黄惠良与旅部其他领导同志镇定沉着,认真分析形势,决定组织小的战斗,争取打胜,不断给敌人以打击,从而提高部队的斗志,从实战中积累经验,坚持和巩固根据地。于是把部队换成便衣,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零为整,接连打了不少小胜仗,缴获洋马100匹、无线电台一部,击毁汽车三辆,并消灭了一批伪军和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军,对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镇压了一批,争取了一批,部队逐渐在平原站稳了脚跟。
8月,黄惠良奉调到延安学习。他途经八路军总部时,正值百团大战展开,便随总部一起行动了几个月,于12月抵达延安。翌年1月,他正式进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对于经历了三年多敌后战斗生活的黄惠良来说,延安的一切都使他兴奋、激动和热爱。在学院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广泛涉猎其他新知识,尽量开阔自己的视野。除学习外,他还担任了党支部委员的工作。1942年1月,他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在军政学院的学习生活,转到中共中央党校深造。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黄惠良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心情十分激动。他首先认真学习了当时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以求领会精神实质。他与同志们一起,采取先粗读,然后按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部分逐件精读,最后综合阅读的方法,在反复阅读中反复思考,写心得笔记。在个人学习之外,他还积极参加集体讨论和研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之后,又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自己的历史,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找批评,写出自己的思想总结,并在同志们帮助下反复修改。从对个人思想和历史的全面总结,又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工作的检查,进而发展到实事求是地研究、学习党的历史,充分认识党史上的各种错误路线尤其是“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当整风运动转入审查阶段时,他作为党支部委员,参加了具体的审查工作。在延安学习和参加整风运动,是黄惠良参加革命以来所接受的一次最重要、最全面、最深刻、时间也最长的教育,军政素质较前大大提高了一步。
1944年9月,黄惠良结束了学习生活,奉命到“抗大”第四大队任政委兼党总支委员,实际主持全大队的工作。这个大队在整风运动中掌握政策有些偏差,处理学员的一些问题时也不尽恰当,学员思想比较混乱,一些学员要求离队。他到职后,立即深入到学员中去了解情况,对一些过去未处理好的问题作了正确结论;对一些一时不能做出结论的问题,他一方面继续深入了解情况,一方面对学员进行个别帮助,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在稳定学员的思想情绪后,他又大抓文化学习,使学员们学有所获,生活充实。接着,他结合整风总结,召开了谈心大会,通过发扬民主,达到了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目的。最后,他整理了全大队的生产经济帐目,处理了几个贪污分子。在他的领导下,全大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1945年6月21日,黄惠良奉调到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部队已经出发南下,他来不及交待手中的工作,便匆忙出发追赶部队而去。到任后,他针对部队北方籍的同志多,不愿意南下的情况,运用各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当部队进抵河南,准备渡过黄河大踏步南进之时,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于是警一旅奉命停止前进。随后,警一旅先是奉命在豫西、豫北一带活动,继而接受了挺进东北的任务。
锲而不舍
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强调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1945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认为只要能控制住东北及热河、察哈尔两省,并有全国解放区及全国人民的配合斗争,就能保障全国人民的胜利。为此,中共中央抽调了各解放区的十余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名干部陆续到达东北,并抽调了20名第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政治局委员四人)担任东北的各级领导工作。
警一旅接到挺进东北的命令后,旅长、政委已经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黄惠良与副旅长研究后,召开了北上远征动员大会,然后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取道冀中,从冀东北出雁门关,再经承德、平泉抵达锦州。到达锦州后,警一旅并入冀热辽军区,黄惠良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党委委员。
是年11月26日,国民党军在连续占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葫芦岛等地后,又进占了锦州。当敌向锦州进攻之时,冀热辽军区各部队先于锦州以南女儿河一带以运动防御战阻击进攻之敌,但未能奏效,遂主动撤出战斗,后又配合抵达锦西的山东和华中部队,在千军寨附近杀了个“回马枪”,击溃敌第八十九师主力。
由于部队进入东北后迅速扩大,收编的地方武装和一些伪军,尚未很好地整顿、清理和加以训练教育,冀热辽军区所部便在北票一带作了短期休整。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2月25日,黄惠良与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在北票召开了军区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军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整编部队,进入战斗准备,注意巩固和纯洁部队,加紧开辟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不久,冀热辽军区部队奉命组建热辽纵队,黄惠良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兼纵队党委委员。
热辽纵队刚成立,敌人就向北票发动了进攻。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纵队主动转移,撒向赤峰,随即奉命担负保卫赤峰的任务。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内部的思想较为复杂。一些同志对国共和谈期望很大,对和平抱有幻想;一些同志则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埋怨情绪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黄惠良在部队开展了以讲清形势、解释时局、展望未来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6年5月初,上级决定撤销热辽纵队,仅保留一个独立旅,其余部队全部编到地方。黄惠良与纵队的一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不宜撤销的正确意见,但没有得到上级采纳。一个月后,全面内战爆发,黄惠良奉命参与指挥独立旅,在赤峰附近的黑山、孤山一带歼灭了来犯的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团,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同年6月,热辽军区成立,黄惠良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党委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配备,在建立起各级政治机构后,黄惠良因身体不好而离职休养。不久,热辽军区合并,黄惠良提出到东北工作的请求,获得上级批准。
10月,黄惠良由赤峰出发,赶赴东北。11月中旬,他途经哈尔滨时,经中共东北局同意,被西满军区留下,担任黑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翌年2月,黑龙江军区与嫩江军区合并,黄惠良奉命担任黑龙江军区第一分区政治部主任。1948年2月,黑龙江军区又与嫩江军区分开,黄惠良仍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直到同年12月。黄惠良在黑龙江工作的两年期间,军区的任务先是进行剿匪、发动群众、巩固后方,然后是扩大部队、建立二线兵团补充主力,办教导队,培训于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生产等等。围绕军区的任务,黄惠良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部队政治工作,他具体组织了巩固和纯洁部队的工作,提出整军与建军同时进行,在巩固中发展和壮大部队,思想整军必须与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生产三方面相结合;他还把诉苦运动和时事教育作为提高战士阶级觉悟的主要形式,在各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二线兵团上前线之时,他要求战士们都进行宣誓,使部队士气十分旺盛;与此同时,他对隐藏在部队中的坏分子也作了必要的清除,在部队中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随后,他还具体组织在部队中开展立功运动和“三查五整”运动。1948年秋,他与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一起,奉命将三个团带到前线移交给主力部队。他看到主力部队大举入关的情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曾
向上级提出入关参战的请求,但由于工作需要,未获批准。
1949年1月,黑龙江军区撤销,黄惠良被任命为整训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整训师接管了三个解放团和原军区警卫团及另一个团的架子,经过艰苦的教育和改编工作,将两个解放团输送到前线补充主力后,黄惠良奉命率领其余部队开赴辽东,于5月间组建陆军第一六九师,他仍任师政委兼党委书记。第一六九师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防,整训练兵,培养干部,开展生产和文化学习。师组建之初,部队思想较为混乱,黄惠良于6月间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通过发扬民主,检查工作,做出了关于全师工作的决议。至年底时,全师自下而上召开了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员会议,建立了各级党委,并在干部中开展了评干工作,全师工作迅速走上正轨。10月,黄惠良出席了辽宁省党代会,翌年3月又出席了全东北党的代表会议。
1950年7、8月间,第一六九师奉命改为救护师,准备参加抗美援朝。10月,又奉命解散,各团分别补充到第十三兵团各军,师直编入辽东军区。黄惠良在第一六九师的工作,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大家称赞他:工作积极肯干、细致,政治工作很有经验,虚心,有民主作风,接受群众意见好,思想意识和作风正派,能耐心团结干部,和下面打成一片。
11月初,黄惠良在移交部队之后,奉命赴沈阳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委,负责具体组织抗美援朝的后勤运输工作。12月,他赶赴朝鲜前线,到各汽车团、运输分部和兵站检查工作。他对保证前方的运输供应,如沿途建立防空监视哨和汽车掩体管理及修整公路运输线,使用各种运输辅助工具等问题—一作了指示和布置 。随即,他又到安东领导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驻安东办事处,组织各汽车团、运输团渡江。
1951年3月至1952年5月,黄惠良领导运输部开展了干部思想整顿、镇反运动、整党准备和“三反”运动等 项工作。1952年5月,正当“三反”运动进入结案处理阶段时,黄惠良因患严重的胃溃疡,突然吐血不止,被 送入医院抢救,胃被切除五分之三。由于手术后伤口化脓,出院后未能恢复健康,他不得不离职休养,于1954 年6月离开了运输部政委的工作岗位。同年10月,他的身体尚未痊愈,又主动要求到解放军第五十七速成中学 学习文化,他说:“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今后自 己所最需要努力的一点。”在速成中学里,他一直学习到1956年8月。
1955年9月,黄惠良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9月,他出任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黄惠良十分眷念故乡广西,时刻关注着广西的建设和发展。1965年,他被调回广西工作,担任自治区政协 副主席,致力于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75年4月.他在南宁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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