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的前世今生

吴越文身地

	宁静的干戈弄 ■王福基 　　老红军马春元曾经长期住在干戈弄的支弄干戈里深处。他的每一天是从生煤饼炉开始的。清晨，他劈柴，煽火，炖开水，喝早茶。黄昏，他从干戈里踱出来，用他那爬过雪山涉过草地的脚板丈量干戈弄这一百七十米长、三四米阔的小巷，也不见得“胜似闲庭信步”。他总是偏仄在弄堂南侧墙边彳亍而行，躲着飞来飞去的摩托车、助动车和挤来挤去的小轿车，驱赶着它们屁股后面喷出来臭烘烘、热乎乎的尾气，斜低着头一路自言自语着什么……有人唤他，他会抬头含笑慈祥地应一声，再继续注视路面散他的步。几天傍晚不见马老，弄里的人就会说：“马老大概又住院了。”他有心脏病，发作了送医院，一缓解就出院，从不泡医院。1995年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任嘉兴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到陋巷慰问马老。不久，马老搬离干戈弄；再不久，传来马老仙逝的消息；再不久，马老的夫人也追伴而去。他们的几个孩子至今仍住在干戈弄深处楼房挤压下的平屋里。 　　不知马老生前是否清楚，他安度晚年的小巷，也曾是两军厮杀的古战场。这里原先是一个高墩墩，最早有多高多大，不详。到1949年前后，其坡底南达市图书馆，北到天宁寺河，东至现邮电局宿舍，西到倾脂河边（现商业幼儿园门口），有小石桥与肃穆的楞严寺相通。 　　据清末嘉兴秀才、名医陈仲楠先生（1880～1974）生前说，春秋战国时代吴越两国军队为争夺这块高地在此交战。后来，有人开发土墩种植林果蔬菜，在坡脚边筑小屋居住，形成小弄，因古时曾动过干戈而取名干戈弄，方志记载，元明时即有此称。直到上世纪50年代，高墩墩上的蔬菜还很茂盛，是市民的重要蔬菜基地，有蔬菜协会、合作社组织生产和经营。 　　清末，嘉兴府卢姓税务官在东边弄口北侧建起石库大宅门，世居于此。其子卢东海，名医、书画家，曾任嘉兴中医同业公会秘书长。其孙卢兆森，建国路大华药房老板，嘉兴西药同业公会主席。卢宅西边，几乎同时造起了徐家洋房，是一幢方形两层楼的青砖别墅，很精致。它的承建者是嘉兴当时有名的营造业主刘阿牛。洋房造好后主人并不在此常住，抗战时被日本侵略者中的军官占住。1949年以后，洋房作为敌产没收。东边弄口南侧，与卢宅相对的是国民党嘉兴镇镇长沈士模的洋房，有清水墙围住，里面的房子也很考究。沈士模，米行学徒出身，后入警界政界发家。因改造端平桥贪污，共产党执政后被镇压。 　　徐家洋房和沈家洋房1949年后一直是专区和县机关首长宿舍。徐家洋房内先后住过进城初期的专员张学义、陶振民，县委书记樊家禧、周平臣，县委常委魏玉伦（我曾见他掇个小凳坐在院子里悠闲地读《三国演义》），县财贸部长韩希观等。沈家洋房内先后住过地委书记李焕，县委书记徐永三、副书记张承贤等。 　　20世纪50年代初，干戈弄还是一条又短又窄且“瞒屁股”的小巷子。沈家洋房干戈弄一侧仅两户人家。一家于姓木匠；一家许姓小商，一门三吊闼的房子；西面就是高墩。 　　1953年，省立嘉中出动大批学生义务劳动，“愚公移山”，废了高墩墩上的蔬菜地，削平土墩，填满天宁寺河、倾脂河，拆去石桥，干戈弄也从少年路开通至今日的禾兴路。南侧市图书馆内明伦堂后面至商业幼儿园一片，至今残留着高墩墩的遗痕，比平地高出若干，与周边地面形成斜坡。 　　在平整后的土地上，陆续造起了平家弄一侧的地区卫生局，干戈弄一侧的商业局宿舍、邮电局宿舍乃至后来的乡企局宿舍、文化局宿舍等。再后来，卢宅及徐、沈两家洋房拆掉，造起了秀城区机关宿舍，扩建了市图书馆。 　　王洪合烈士的弟弟王连合曾住在弄内乡企局宿舍三楼，直到前几年逝世。女作家姚云在成名之前也居住在弄内的支巷深处，做着她改变命运的不懈努力。 　　干戈弄身处闹市而难得宁静。它没有现代化小区的门卫和花园，各种市井杂沓的音响和吆喝长驱直入，招摇穿过。远去之后，又复归于越发的宁静。夜晚，它也有夜生活悄然的躁动，但与大多数居民无有点染。它更像一座城中的古村落，住着许多沧桑老人，和平又从容。相互间没有麻将哗哗的烦扰，没有杯觥交错的热烈，也没有香车宝马的浓艳，倒常见在阳台上晾衣晒被侍弄盆景花卉时遥致微笑的招呼。老红军马春元过去之后，仍然有老干部和平民百姓一道，长年当街劈柴生煤饼炉。干戈弄的早晨照样常常是青烟飘绕，鸟语唧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 14:36:23编辑过]

北姑

	和坤在乾隆時期作威作福，最後由嘉慶來收拾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