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两天的校对，我已经校对完 《壮族通史》txt档1-120页的内容。我觉得这部史书非常不错，为了更好的传播与推广我们民族文化，加强我们贝侬的民族意识。我请了不少贝侬一起参加这部书的PDF档转换为TXT档后的校对工作。目前贝侬们参与校对工作已经870页了（总共1348页）。剩下的部分还期待更多的贝侬来参与。
因为这部书对于我们推广民族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才会不决定将其转为TXT档。至于版权问题，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商业目的。我们所作的宣传与推广本身也是对编著的一种肯定，也更大范围地帮编著推广这部书的价值。如果有版权责任问题，我愿意个人全部担当！所有自愿参与校对者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校对，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当然，我并不希望贝侬们都像我这样，毕竟有工作才能生存！如果有闲一点的时间的话，请你支持这一项活动。按目前的分工，第人100页，如果你一天能对上20页，那么5天就完成；如果你一天能对照10页，那么10天就能完成，如果每天能对上5页，那么就20天能完成。我们几个人的20天，可以省了很多人的20天，这是很值的！所以，希望更多贝侬积极参与。如果贝侬参与多的话，我们可以再分为每人50页！
下面是经我校对后的《壮族通史》txt档的前面120页内容：
序
很早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各民族
共同缔造了我们的伟大祖国，开拓了辽阔的疆土，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勤劳、勇取、智慧的壮族就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
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壮族就繁衍生息于岭南的广大地
区。壮族的先民是岭南最早的开拓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
以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许多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文
化成就,壮族是稻作民族，其先民对栽培水稻的贡献，在我国，乃至
世界的水稻栽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造船技米也为我国
造船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壮族的制糖业和纺织业在我国历
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尤其是制糖业，直到今日仍处于我国的领先
地位。壮族又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他们的歌墟和铜鼓、花山崖
壁画是我国艺苑中的奇葩，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宝库.壮族是一个富
于开放性的民族，最早接触和吸取了中原华夏文化，而且很早就开
辟了海上通道，共其精美的瓷器通过海路远销东南亚等地区。壮族又
是一个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震憾中
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壮族人民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本世纪
30年代，壮族人民投入土地革命斗争，在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领
导下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壮族为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也作出了重大
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上存在民族压迫制度的原因，壮族的光荣历
史却鲜为世人所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王席、顾问张声
震同志，近十年来从事壮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壮族历史的研究，
成效率著，以他任主编，有20多位学者参加，集体创作的《壮族
通史》，把壮族丰富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解答了有关壮
族史中的问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壮族通史》的出版不仅是1600多万壮族同胞的心愿，也是我
国民族研究战线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它对提高壮族人民的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海内外各族人
民了解壮族，增进国内兄弟民族的友谊、团结，增进民族间的友好
往来，都是很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本书编写的不仅有壮族学者，还有长期从
事壮族史研究的汉族专家。本书的编写过程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
合作的精神
张声震同志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篇序，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
民族工作的同志，十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写了如上的一番话。谨
以此表达我对本书出版的热忱祝贺
江平
1994. 5. 17
绪 论
现代壮族人口分布
现代壮族，是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一
员，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共有1600多万人口
(1991年统计数，下同)。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祖国的南疆，东起广
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至
北部湾、北达贵州省从江县一带、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辽阔的地
区，聚居着全国壮族人口的99. 73%。其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有1500多万人，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33. 6%，占全国壮族人口
总数的93.7%，主要聚居在百色、河池、南宁、柳州等四个地区和
南宁、柳州两个地级市，四地两市壮族人口占广西壮族人口总数的
91%，土地面积约占全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60%。分布在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有87. 1万多人，散居于云南省其他地方的
有12. 9万人;分布在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等地的有4. 8万
人；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有1. 57万人；分布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4453人;还有约5000多人散居在湖南省
江华瑶族自治县内；2976人散居于四川省宁南、木里、会东等县；
1000余人散居在陕西省柞水县(见图一)。
壮族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
壮族聚居地区，四周边缘多山。西部属云贵高原的边缘，有六
诏山脉纵横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并延伸至广西的那坡
县，海拔在1300-1500米之间；广西境内百色地区有金钟山、岑王
老山、青龙山等；北部是桂北边缘山脉，有凤凰山、九万大山、大苗
山、大南山和天平山等山脉，海拔平均在1300-1500米之间，越城
岭主峰苗儿山(又称猫儿山)海拔2141米，是广西第一高峰。东部
广东连山的壮族靠萌渚岭而聚居;中部偏东盘亘着大瑶山、莲花山
等山脉，海拨都在1000米以上，主峰圣堂山海拔1979米;西由西北向东南
走向的弧形山脉主要有都阳山、大明山等，大明山
主峰海拔1760米；南部和西南部边缘为十万大山、公母山、大青山
等，海拔也都在1000米以上。壮族地区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
一分田一片海”之称，山区、丘陵占土地面积的82%左右。丘陵分
布很广，主要在山地前缘或谷地、河流两岸、盆地周围，丘陵海拔一
般在100-400米，坡度较缓、土层深厚、气候炎热.雨水丰富，光照
条件好，适宜于农业、林业和牧业的发展，是壮族地区人口较为稠
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大约124. 62人(1986年数)，是农业和多种
经营较为发达的地区。壮族地区平原少，且分布零星，比较大的平
原有右江谷地，面积350平方公里;南宁盆地，面积238平方公里
宁明谷地面积114平方公里，它们实际上都属盆地。右江河谷地
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水热条件好，发展农业十分有利，是
水稻和甘蔗、芒果的生产基地，素有“桂西明珠“之称。壮族地区石
山面积大，且分布广。仅广西境内壮族聚居的河池、柳州和南宁三
个地区，裸露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别占三地区土地面积的66%、
63%,58%,喀斯特地貌是“九分石头一分土”，可谓是当代人类居
住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生产条件极差，连人和牲畜饮水都困
难，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喀斯特地貌区，由于久受
雨水侵蚀，形成了优美多姿的石笋、石洞、石峰等奇峰异洞，类似桂
林、阳朔的优美自然景观，在壮族居住区属喀斯特地貌处随处可
见。如文山州广南县有莲洞、白云洞、响泉瀑布，文山县有仙人洞
等；柳州市有闻名于世的白莲洞；武鸣有伊岭岩可与桂林的七星
岩、芦笛岩相媲美。这些天然美景都有发展民族旅游的潜力。广西
喀斯特地貌区地下矿藏很丰富，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非金属矿藏
储量居全国前5名的有28种，尤以锰、锡、锑、铝土、石灰岩的储量
著称;云南省文山州已发现的矿藏有11类48种，将成为云南省
锡、锑、锰的主要生产基地壮族聚居区南部有宽阔的海域，大陆海
岸线1595公里，北部湾为最大的海湾，是我国与越南共同的海域。
北部湾是中国重要热带鱼场，鱼类有500多种;湾内产著名的“南
珠”。沿海大小港湾48个，已开辟21个为港口，广西海域面向东南
亚，西连中南半岛，处于我国由海路通往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便
捷通道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壮族她区地处低纬，北回归线横穿中部的上林、德保、那坡以
及云南的文山州一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域。气温高、夏长
而炎热，冬短(或无冬)而暖和，春秋季相连，热量丰富，雨季长，雨
量充沛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因此生物种类繁多，资源十分丰
富。广西拥有植物资源6000多种，是我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区之
一，而广西的植物资源绝大部分分布在壮族地区。壮族聚居的柳州
地区就有5000多种，有乔木树种1800多种，药用植物有1000多
种，是全国热带、亚热带水果产区之一，土特产有数百种，素有“土
特产仓库”之称。动物资源种类很多，两栖动物、爬行类动物、晰蝎
类、鸟类、兽类等均分别占全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列入国家保护
的稀有动物有43种，占国家保护动物种类的3 0%
壮族地区河流众多，但分布不均。云南省文山州境内较大的河
流有盘龙江、大马河、清水江；广西壮族地区的河流大多属于西江
水系，主要有红水河、柳江、黔江、左江、右江、郁江等。由于河流众
多，降水丰沛，径流量大，地表水资源极为丰富，居全国第五位;水
电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752万千瓦，居全国第八位，红水河被誉为
全国水电资源“富矿”。至于喀斯特地区，地表河流相对贫乏，但地
下水资源极为丰富，约为440亿立方米，可惜地下水埋藏一般较
深，开发利用难度较大。
壮族研究概述
壮族系古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秦汉至唐代，其族
称又多有变化，见载于史籍者有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伶等。壮
人古来有自称，但很不统一，如布侬、布夷、布土、布泰、布曼、布沙、
布雅衣、布僮等等，这与壮族支系多有密切关系。“僮”见载于史籍
者始于宋。因此史学者多把宋以前史籍记载的百濮、百越、西瓯、骆
越、乌浒、俚、僚等等视为壮族的先民。汉文史籍的种种记述，虽说
不上对壮族先民的研究，但作为今天我们研究壮族的历史渊源，无
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秦汉统一岭南以后，我国大一统国家
形成，中央王朝在岭南设立郡县治理，大量汉人南下“与越杂处”，
壮汉族先民经济文化交往日渐密切，汉文古籍有关壮族先民的记
载就更多了。今见传于世而著称者如汉代袁康、吴平之《越绝书》，
司马迁的《史记》，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刘向的《说
苑.善说.越人歌》，杨孚的《南州异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吴)
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晋)裴渊的《广州记》，(晋)刘欣期的《交州
记》，(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等隋唐五代时期(唐)王范的《交广
二州记》，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孟琯的《岭南异物志》，莫休符的
《桂林风土记》，刘询的《岭表录异》，(南汉)《南汉刘氏兴亡录》等。
至北宋中叶，壮族首领侬智高起义被镇压以后，中原王朝在广
西壮区普遍设立土官制度加强统治，大批文武官员及文人进入壮族地区，
写了许多关于壮族地区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山川河泊、
物产资源等论著，尤以元、明、清三代著述最多，内容更加广泛，如
宋代郑樵《通志.南蛮上下》，李昉《太平御览.四夷部》，张田《广
西会要》，乐史《太平寰宇记.南蛮三四》，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
去非《岭外代答》，罗大经《桂林记》，膝元发《征南录》;明代邝露《赤
雅》，田汝成《炎徼纪闻》，欧大任《百越先贤志》,鄢棐《岭南诸夷
志》，魏浚《广西土司志》，无名氏《粤西诸夷土司考》，吴文华《粤西
疏稿》，马光《西粤梦游录》，羊复蠡《两广纪略》，郭应聘《西南纪
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西》，曹仁虎《续文献通考.广
西土司一二》，钱元昌《粤西诸图记》，林德均《粤西溪蛮琐记》，陆柞
蕃《粤西偶记》，张祥河《粤西笔述》，王考泳《岭西杂录》，朱椿《广西
郡县地理图册》，吴绮《岭南风物记》，李调元《南越笔记》，王甲荣
《徭侗僮苗述略》，汪森《粤西文载》、《粤西丛载》、《粤西诗载》，陆次
云《峒溪纤志》，张维屏《桂游日记》施闰章《使广西记》，徐延旭《田
阳纪事》等等。此外，还有专门论述岭南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社会概
况、地理环境、民族风俗、物产资源等等著作。他们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岭南少数民族的各方面情况。
这些著述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壮族问题的专门研究，且出自封建统
治者或封建文人之手，多受历史局限、民族偏见、阶级烙印之影响，
立场观点自有偏颇，难免用了许多歪曲、诬蔑、谩骂，嘲讽之词。但
是，他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壮族和岭南其他少数
民族的重要依据。
回顾中外学者研究壮族大约已有一百年的历程，大致又可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研究壮族。
西方学者研究壮族间题始于19世纪末叶，其时帝国主义列强
竞相侵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他们出于侵略的目的，需要了解
这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习俗等等问题，适应帝国主义
利益需要，有些殖民机构的官员，有些传教的牧师，有些学者，先后
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作调查研究。最早是英国人(1880年，
阿.柯奎翁;1909年，亨.理.戴维斯)，然后是法国人(1897年，
皮.勤.邦德里)，美国人(威.克.杜德)，他们从对缅甸的掸族、
泰国的泰族研究起，联系到中国的壮族、布依族，他们通过对泰国
泰族及广西、广东、云南文山壮族的实地调查，发现泰语与壮语的
词汇基本或大部分相同，应该肯定这是他们调查研究的成绩.但遗
憾的是，他们据此竟把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混同，并武断地说壮族就
是泰族，把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都称之为泰族;西方学者的这种
泛泰观点曾影响了泰国、日本学者，有些学者曾发表文章，把居住
在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称为东泰，居住泰国的泰族称为西泰.
1925年，泰国共丕耶达玛銮拉查奴帕亲王(丹隆亲王)在泰国朱拉
隆功大学讲授泰国历史，后将讲稿汇集成《暹罗古代史》一书出版，
因此赢得“暹罗历史之父”桂冠。他说“泰人在佛历纪元以前，早已
成为亚洲东部之一大民族。虽在今日，泰族除暹罗国以外，杂居别
地亦多，中国沿边各省、东京、缅甸以至于印度边陲之亚山省皆有
泰人，惟其名因地而殊，有呼为暹罗人者，有呼为老(佬)人者，有呼
为长人者，有呼为巉人者，有呼为（挠）人者，有呼为黎人者......而照
原名呼为泰。间亦有之，以上所列名虽各异，然其为泰族也则
一’，这位亲王虽已认识到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惟其名因地
各异"，但也与西方学者一样坚待“然其为泰族也则一"的观点。后
来暹罗政府总理銮披汶利用学术上的泛泰主义妄图推行政治上
的大泰族主义，他把语言作为识别民族的主要标志，又把国家与民
族混为一谈. 1939年6月24日是暹罗国庆日，銮披汶把暹罗改为
泰国，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泰族联邦”的主张，这个联邦包括我国操
壮侗语族语言的傣、壮、侗、布依、水、黎等民族，越南的岱、泰、侬等
民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姆民族;地
域包括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越南北部，老挝全部，缅
甸北部，印度的阿萨姆邦。这样，学术研究上的泛泰主义便演变为
政治上的扩张主义，理所当然为我国和有关各国所反对，我国《大
公报》等报刊曾发表社评，抨击銮披汶的扩张主义，挫败其阴谋计
划.
丹隆亲王在《暹罗古代史》中说:“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方
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泰人散处各地，
中国人称之曰番，至于泰人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佬、蛮等地之原
因，实由于汉族开拓领土”丹隆亲王的这段论述，道出泰、壮民
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为泰壮民族渊源研究指出了方向，无疑是一
个极大的贡献。但泰族的迁徙根源还应继续深入研究才是。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时代，中国人研究壮
族
本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边陲的侵
略，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应该肯定国民党政府在某些
方面做了一些有益于边疆少数民族的好事，如广西成立了“苗徭教
育馆”、“广西省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专门从事苗瑶人才的培训。
但它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在
理论上一贯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说什么“中国只有宗教之
分而没有民族之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中国所有民族
都是汉族宗亲".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学
说和主张，极力倡导大汉族主义，为其民族压迫政策制造理论根
据。在实践上，它们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
“设治局”，成立“风俗改良委员会"，派出武装军警实行镇压，强迫
少数民族改变服式和风俗习惯.这种强制民族同化政策，必然激起
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边疆国土沦丧和
少数民族的关心，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包括对壮族的调查
研究。1928年7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同时登载钟敬文
的《僮民考略》、石兆棠的《僮人调查》,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
丁文江《广西懂语的研究》,1931年《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登刊罗香
林《古代越族考》,1934年12月《艺风》月刊载石兆棠的《柳州僮人
片断的记述》等。广西永福县人刘锡蕃(刘介)利用长期担任广西
特种教育师资培训所所长之机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广泛搜
集资料、历史文献，著有《岭表纪蛮》(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家庭、
文化、交通等方面。可以说，这本书是系统研究壮族最早的著作之
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由于刘氏没有摆脱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
偏见，此书仍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观点与内容。
对壮族研究有大建树者首推徐松石，徐系广西容县人，后在上
海任史地教授，他撰写的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
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这几本书有如下特点
一)他多次
长期深入壮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把调查研究心得和历史文献记
载结合起来研究(二)他用“地名研究考证法”结合语言比较法、风
俗比较法、考古学等来论证壮族的历史。阐明壮族乃是岭南土著民
族，并论述壮族与古代百越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在考证上所用
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一个，乃从地理而推测历史，用地名以证实
古代的居民，”地名研究比较法“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西南部分的
研究确有特殊的价值”。(三)他能平等看待少数民族，与历代统治
阶级及封建文人对少数民族均好用“犭”字旁相反，在其著作中对
壮、瑶、苗均用“亻”旁或“彳”旁，足见他对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观点
与前人有别。尤其值得赞扬的是，他的著作充满了对壮族人民诚
挚、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他说“作者研究岭南古代史地愈深，
愈觉得僮人文化悠久，历史绵远，民性优良，力量宏厚，而以前对于
国家的贡献也极伟大。我不期然而自然的对撞族的同胞发生了一
种爱慕的心”.“作者祖籍粤东新兴而分居梧郡，因为女性祖系的
遗传藐躬有深浓的僮族血液流贯着，引为生平无上的荣耀.经
过长期考察研究以后，在《泰族僮族粤族考》“僮族的优点”一节中，
概括出壮族有八大优点，说“僮胞的隽秀”“值得我们欣欢".他预见
“将来中华民族国防建设上，僮族健儿必将有惊天动地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能如此正确对待和认识少数民族，是极其难能可贵
的。(四)他发现了壮族与壮侗语族诸民族即傣、布依、侗、黎以及泰
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有历史渊源关系。他的这一论
断已为今天民族研究证实是正确的。数十年前有此论断，确非易
事。〔五)徐松石在《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中把现代的壮族与泰
国的泰族区分开，他说“无疑今日广西的僮人，是泰国小泰人最近
的亲属”既看到壮族与泰族的亲近，又看到了他们的区别，不再把
两者混为“广义上的僮泰族”了。这无疑是对西方学者早就宣扬的
泛泰族说的否定。但是，徐松石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在其著述中仍
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既论证壮族为岭南土著，又说壮泰源出于古代
的九夷九黎八蛮的地区即自冀豫而至荆阳等州既论证了壮为一
个民族，又曾说“僮佬也的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在后来著的《泰
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就不见提此观点了)。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族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
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壮族被确认
为一个少数民族，是统一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享有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8年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给
壮族开辟了新纪元。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随之，壮族研究也成为
我国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壮族研究走上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一、对壮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历史、语言、习俗、现状作了全面
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
团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壮族的历史、语言、风俗和现状。广西分团
副团长费孝通先生就其调查所得资料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
的初步推考》，他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资料探讨壮
族的起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带民族偏见写出的第一篇公开发
表的研究壮族历史的论文。文中写道“壮族自称‘越伊人'，使我们
联想到古代东南沿海的‘于越人'，广西的壮族可能就是这古代民
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
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教授率队到广西调查
壮族语言，为创造拼音壮文作准备.1954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文
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经过数年的努力，1955年制定了拼音壮文
方案，1957年11月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随后
在壮区试行推广受到广大壮族人民的欢迎，从而结束了壮族无统
一民族文字的时代
1953年，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
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派出人员，到龙州、平果、龙胜等县的壮族地区
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写成长篇调查研究报告.
1956年，根据党中央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的指
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壮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参加调查的老一辈学者有杨成志、岑家梧、黄现藩、石钟健、汪明
瑀、刘介、唐兆民等，经过5年的努力，分别写出大新、凌乐、宜山、
环江、南丹、田东、东兰、天峨、那坡、西林、隆林、百色、都安、武鸣、
上林、马山、上思等县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有数百万字，现已
公开出版《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至第七册，为世人系统深
入研究壮族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些调查报告侧重政治和经济基础，
对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的调查较少。
198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
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1985年又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
碑文契约资料集》，所录碑文绝大多数与壮族历史有关，史料价值
极高.
1990年，广西民族研究所重点调查了壮族地区的龙胜、象州、
昭平、忻城、环江、天峨、平果、崇左、龙州、靖西、那坡、钦州等县以
及云南省文山、麻栗坡、马关、西畴等县的民族传统文化，填补了
50年代社会调查的不足.
1991-1992年，根据国家民委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布
置，广西民族研究所等联合进行边疆民族经济调查，取得了丰富资
料，写了调查研究报告，为国家实行沿边对外开放作准备。
二、壮族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研究的层次日益加深，研究的
质量日益提高。
自建国至70年代这段时期，随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
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拼音壮文的创制与推行，以及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壮族研究主要在壮族历史、壮语文、民间文学
艺术等领域得到较大的开展，尤其在壮族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进
行了深层次探索研究，产生了质量较高的成果。50年代至60年代
初期，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较活跃，史学界知名学者曾就壮族历史
诸问题专门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这无疑对推广和深化壮族史的研
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刘介在《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三篇
论文:《略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及壮族的伟大贡献》、《再论
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为什么说壮族名称可能起源于庆远
南丹》。刘氏疏通了壮族名称在历史上更迭的脉络，并谈到了与毗
邻民族的历史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从考古、历史文献资料论证
壮族是两广的原始居民，改变了在《岭表纪蛮》一书中提出的壮族
西来说的观点。
方国瑜教授撰《壮族—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发表于《云南日
报》1957年7月5日)一文认为“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以现在的
民族名称解说夜郎为布依族、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张以
北的卧漏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近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
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随后，说
“壮人是古越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
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
195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师范学院黄现藩教授编
著的《广西壮族简史》一书，这是壮族学者写的第一部壮族历史书
该书对广西壮族的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生活习俗，文化艺
术、语言文字都有简要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壮族起源
自上古的百濮.
1958年为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诞生，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
藏苏编写的《广西壮族历史和现状》一书，此书对壮族的称谓梳理
得简明扼要，首次公布了各种不同的壮族自称，阐述了壮族社会发
展的基础.
1958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着手搜集资料，研究、
编写《壮族简史》，为了解决壮族史上的三大问题:一是族源问题，
二是壮族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问题，三是侬智高起兵反宋
的性质问题，1962年，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南宁召开了有各省
学者参加的壮族史学术讨论会。1963年，全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
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著名学者范文斓、翦
伯赞、吴晗、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向达等出席了会议.这两次讨
讨论会，就上述三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22年断断续续的
努力，终于在1978年由广西民委召开第三次壮族历史科学讨论
会，再次对上述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第三个问
题意见趋于一致;第二个间题，有三种观点，未能统一(详见下
述)。《壮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上述诸问题的讨论成果，已基本
上反映到该书中.这本书对壮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写得更清晰、观点
更明朗、史料更丰富，是目前较好的一本壮族历史书.
1982年出版了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撰写的《壮族历史人
物传》，以人物为主干，论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壮族简史》的
一个补充。
198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现藩的遗著《依智高》，该
书史料丰富，正面论述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正义性质。
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欧阳若修等合著的《壮族文学
史》。
1988年黄现藩、黄增庆、张一民合著的《壮族通史》出版，史料
比《壮族简史》更丰富。
1989年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袁少芬主编的《当代
壮族探微》出版。
自80年代至今，随着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国
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壮族研究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呈
现出空前兴旺繁荣的景象.综观这一时期，发表了有关壮族历史的
论文计200多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对过去探讨过的问题，
加深了研究的层次。同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批新成
果，出版了大批专著，可以归纳为以下十多个方面一)百越史、乌
浒、俚人、僚人研究;(二)壮族图腾、风俗、婚俗研究;〔三)壮族文学
研究;(四)左江流域崖壁画研究、铜鼓文化研究;(五)壮族原始宗
教巫经的整理与研究;(六)壮族奴隶社会的研究;(七)壮族古代哲
学思想研究;(八)壮族称谓出现的问题;(九)土官(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十)壮族历史人物研究;侬智高、瓦氏失人抗倭等;(十一)壮
族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十二)壮族各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壮
族与太平天国、壮族与中法战争、壮族与辛亥革命、左右江革命运
动;(十三)壮族与旧佳系军阀;(十四)壮族语言文字:古壮字的整
理与研究、壮汉词汇研究、壮语地名的整理与研究;(十五)壮族传
统体育、舞蹈的整理与研究;(十六)壮族医药的整理与研究;(十
七)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其中论述较深，影响较大的专著已流
行中外，从而开创了壮族研究的新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来，台湾学者对壮族历史的了解研究甚少。有的
学者仍持旧有的观点，在有关壮族的著述中竟说“今日僮人早与汉
人同化，所谓僮人，只是历史上的名词而已。”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
的。
这段时期世界各国研究壮族的学者人数与成果较多者首推日
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有日本学者藤本光1952年著《关于南
宋的广马交易和西南诸国的状况》、《关于南宋的广马贸易和西南
诸县的情况》、《横山寨考》、《关于广马和广监的关系》.1953年著
《南宋广马考—关于其发端与结局》，还有河源正博1969年出版
的《关于宋代羁糜州、洞的计口给田》日野三郎1970年出版的《唐
代岭南的金银流通》，*田诚之1983年撰《唐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
的动向—重点考察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及1985年撰
《明清时期壮族佃户化的考察》。在迁徙方面的研究有河源正博
1955年撰《蛮酋的内徙》，坏田诚之1985年撰《明代壮族的迁徙与
生态—明清时期壮族史研究之一》。对唐代黄乾曜、宋代侬智高
起兵的研究有河源正博1959年撰《侬智高叛乱与交趾》，小川博
1965-1967年撰《宋代侬智高的事迹》、《关于依智高叛乱的几
个问题》.1963年撰《唐代西原蛮叛乱》、《华南少数民族史之一
瞥》，谷口房男1983年撰《嘉靖海寇扫荡和瓦氏夫人》松本光太郎
1989年撰《壮民族意识的“再生”—从“汉人"后裔到"壮族"》。在民族
关系研究方面有绫部恒雄著《泰族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把泰
族划分为两支:西支佛教徒各泰族，东支非佛教徒各泰族，把我国
的壮族、布依族，越南的侬族、土族都列为东支泰族。显然，他仍然
摆脱不了西方学者20年代泛泰族观点的影响.另外有谷口房男撰
《关于唐宋时期的“平蛮颂”华南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的一个断面》
越南与我国壮族地区相毗邻，在历史上关系密切，越南又有与
壮族起源相同的岱族、侬族，因此对壮族研究也较注意。我国学者
认为骆越是壮族、越南京族的先民，越南学者也认为骆越是越南京
族的先民。在越南北部聚居的岱族、侬族有数百万人口，越南学者
在论述岱族时说“岱族人与广西的壮人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更相
近岱人和广西壮人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现今在越南的岱人
和侬人与广西的壮人仍然把侬智高看成是本民族的领袖。”.该书
在论述侬族时说“侬人的根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据
初步了解，在谅山、高平、老街的一些地方，侬人移居到越南约七八
代人至四五代人之间(大约300年左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有
相当多的依人逃到越南躲避清朝封建者的迫害，有的人家移居越
南才三四代人。有许多还有亲属、亲戚在中国。侬人分为很多支，
仍然带有中国故乡的名字.如万承侬，故乡在广西的万承州;州侬，
故乡在龙州;崇善侬，故乡在祟善;英依，故乡在龙英;雷依，故乡在
下雷;归侬，故乡在归顺”.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说“在从高平至芒
街的越中边界两侧地方，虽已划入两国版图，但那里的居民都是少
数民族—最重要的是岱人和侬人〔以前为壮人)”.总之，他们
对岱人、侬人与广西壮人的渊源关系是明确的、一致的.但是，越南
学者在壮族与泰族研究方面，仍有受西方学者影响的，往往也把壮
族与泰族混为一谈，陶维英还说:“在大越和中国两国辽阔边界中
的一个地段一一广源地区周围散布着泰族的一个支系部落，俗称
侬人(中国方面)和土人(越南方面)”.越南民族学家吕文芦说
“广义的泰是指泰大种族，包括所有讲泰语的各族，如在广西、广
东、云南的壮人，在贵州的布依人，在海南的黎人(中国)。泰国泰
人，老挝人，在缅甸的掸人，在越南的岱人、侬人、泰人、热依人、摆
依人、土佬人等等。狭义的泰，在越南范围内就是西北的泰人.”
越南民族学家邓严万把泰族分为东西两支，壮族属东支，他说“根
据现今的情况可以分为两支1)东支，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两
广、贵州、湖南各省，越南北方和东北的各个集团。在中国南方包括
壮、布依、侗、黎各集团，在越南包括岱、侬、热依、高栏—山子等
集团.(2)西支，包括居住在中国云南省、越南西北地区和清义省山
区的泰，在老挝、泰国、缅甸联邦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各个集
团”.陶维英、吕文芦、邓严万的以上观点与20年代美国传教士
杜德著的《泰族》、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著的《泰族的社会与文化》观
点完全一致
三、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
人员日益增多，逐渐成长，壮族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开展
自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以后，广西
有关壮族研究机构亦先后建立。1955年，广西省(后改为自洽区)
博物馆首先成立，40年来，在古人类、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
化、古墓葬等方面，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壮族渊源、古
代社会历史发展、汉壮文化关系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56年
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1963年建立了广
西民族研究所，30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壮族社会历史研究的著
作和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广西区语委壮文研究室成
立，把壮族语文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4年，广西民族学
院在50年代建立的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研究所，
其中还特地建立了壮族研究室，把壮族研究摆在重要的地位上.随
着各高等院校中文系科的发展和增加，结合教学的需要,1978年
和1980年，广西民族学院和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建立了民族
民间文学教研室，1985年，广西师范学院将教研室改成民族民间
文学研究所，增加了科研力量，出版了壮族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丛
书。1979年，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室恢复。1984年，在广西
师范大学地方及民族史研究所成立的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语
言文学研究所、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广西区党校民族理论政策教
研室，广西区艺术研究所亦相继建立。199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壮
学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建立。至今，壮族
研究已由原来的一个研究所扩展到高等院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各地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也
相继成立。1980年，广西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内分民族史、民族学、
民族理论政策、民族语言等四个理事会。1984年，广西民族民俗学
会、广西师范大学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会先后成立，后者引导学生把
课堂知识和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85年，广西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成立的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会和广
西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也先后建立。1985年至1988年，柳州地区、
柳州市、河池地区、百色地区、南宁地区民族研究会相继成立;1986
年广西民俗学会、广西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1991年，广西壮学研
究会成立。参加学会的成员，有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
有大专院校的教授专家和学生，还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民族
工作者，各种学会会员总人数达千余人，大多数人员研究的课题都
与壮族有关。研究人员的业务和政治素质不断提高，获得高中级职
称的已达百余人，新的年轻一代民族研究工作者正在成长可以预
料，在不久的将来壮族研究将更加深入发展，取得更加光辉的成
就.
壮族与东南亚各国的壮侗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受
到有关国家学者的重视。早在1958年和1975年，越南的民族识别
调查代表团和古文字考察代表团先后访问我国，与广西有关壮族
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外国学者来华访问考察，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80年代有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访问广
西，进行了“壮族灰姑娘”故事的交流;日本白鸟芳郎和君岛九子教
授到广西进行民族文化考察;泰中友协教育委员会巴博.威猜团
长率领20人的代表团访问广西，了解壮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
言、风俗习惯等情况;新西兰《南华早报》专题记者访问广西，在该
报上发表了有关壮族社会历史和现状的长篇报道，向世界各国人
民介绍了壮族;墨西哥总统顾问迪纳斯先生和总统特遣代表达维
小姐先后访问广西，了解广西民族情况和民族区域自治情况;老挝
学者乌拉万，泰国作家代表团，泰国孔敬大学副校长施立猜，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巴妮博士等人及泰国艺术大学巴色、马哈教授等先
后访问广西，进行民族考察、学术交流.
9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壮侗语诸民族的学者专家到广西来考
察了解壮族者更加频繁。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威叻.讪差逢猜先
生率领代表团访问广西，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签订了“壮泰传统文化
比较研究”合同议定书;日本东洋文化大学谷口房男教授访问广
西，就壮族土司制度问题进行交流研究;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玛妮
萍.威格兰率领代表团考察广西壮族;日本学习院大学诹访春雄
教授到广西东兰考察研究壮族蚂蜗节活动;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的
松本光太郎，口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琢田诚之多次来广西
考察、研究壮族;越南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闭曰等教授和
范光欢访问广西，就广西壮族研究和越南岱、侬族研究互通情况;
泰国艺术大学董事长荃波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间广西就“壮泰传统
文化比较研究”交换情况.
同时，广西有关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亦先后组织壮泰族研究
人员出国访问考察。8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广西民族学院教授
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清迈山民研究院进行考察访问。广西民族
研究学会顾问张声震率领广西民族文化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
与孔敬大学的专家教授就壮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开
展了学术交流活动。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余达佳率领代表团访
问考察泰国，并与泰国艺术大学正式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壮泰传统
文化比较研究”议定书。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梁彬率代表团访问
考察泰国，并就“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进行情况交换了意见。广
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率领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泰国艺
术大学的专家教授就壮泰研究心得开展了学术交流。此外，有些学
者还参加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学术代表团和民族语文学术代
表团，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学术考察访问，有些还参加
了有关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总之，现在可以说，壮族研究已越来
越为外国学者所关注，壮族研究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壮族历史研究诸问题
一、关于族源问题
原来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壮族外来说；二是壮族土著
说;三是壮族是外来民族与土著混合而成说。经过长期深入探讨、
开展有益的争论，随着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日益增加，考古资料发
现日益丰富，研究方法上科学性日益提高，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
运用，持土著说的佐证愈来愈多，论据愈来愈充实;持外来说的学
者有的自已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如刘介(刘锡蕃)即如是，上文已述
及他在60年代发表的三篇论文，改变了在《岭表纪蛮》中壮族西来
说的观点，刘氏从考古、历史文献资料论证，壮族是两广的原始居
民。至今可以说在学术界，持壮族是土著民族，是从百越族群中的
西瓯,骆越人发展而来，这个认识已趋一致。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仍然可以随处遇到“壮族外来说”的说法。原因是人们过于轻信土
司族谱。壮人的族谱，多系从土官的族谱影响而来，而土官的族谱
就其渊源始祖是外来汉族而言，多属误传。因其流传已久，且为明
清以来历史文献承认与附证，后人不加稽考，以讹传讹，形成真伪
难辨，以假当真的态势.所以，要进一步澄清“壮族外来说“，看来还
必须从史学的角度对壮族的族谱尤其是土官的族谱加以科学的考
证，以求去伪存真，恢复本来面目。这个工作，过去已经有许多学者
做过并有研究成果。如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第十二章“壮人
的姓氏”中，推测壮族韦姓起源于牧牛业群体。罗尤在《壮族姓氏试
探》(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中，推测壮族韦姓起源于石祖
崇拜，即男性崇拜。龚永辉撰《壮族韦姓“汉裔”考》一文对韦姓是韩
信的后裔作了深入的考证，指出无论是“托孤之说”或“三公改姓”，
多属附会是不可信的。粟冠昌教授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
(1963年)、《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1981年)两篇论文中，通过
严谨的考证，指出了壮族土官族谱在族源上普遍不真实，多属附
会。他着重考证了曾被认为是土官族谱中最为“完整”的岑氏族谱，
然后旁及其他。他认为岑氏族谱所谓始祖“随狄青来”的说法纯属
后人附会误传，其他各家土官的族谱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认为:从
唐、宋、元、明、清历代广西各个土官家族势力的殖变情况进行考
察，也可以证明所谓广西土官是“随狄青来”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同
时也可证明广西土官绝大部分都是广西壮族的上层分子，土官即
土酋。
30年来曾经开展过多次讨论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自发表了
一些专门论著，但分歧仍比较大，主要是持不经过(也叫飞跃论)与
主张经过(也叫循序论)两种观点。主张“飞跃论”的以黄现藩教授
为代表。他在1949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国
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文其中提到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
观点，后在1991年出版的《壮族通史》第四章第四节《秦汉时代壮
族社会性质》中更有所发挥。其所持的主要理由是1)秦始皇统一
岭南后，设郡县，派官吏，“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他
们带来了汉族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逐步改变壮
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来的文
化，对自然条件优越的广西东北、东南壮族先民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影响更大，使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进一步瓦解，在农村公
社的废墟上建立起封建领主制度……”(2)根据恩格斯“历史常
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和列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规
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
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以及马克思在《资木主义生产以前
各形态》中所说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建立在部落制上的财
产的继续和发展”等论述，并引证了解放前我国五十个民族都没
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态中，解放
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例子，而得出了“跨越发展不仅在理论
上说得通......而且实际上也有例证”的结论.
主张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如
石钟健1961年11月27日在《广西日报》发表《略谈僮族古代的奴
隶制社会阶段》一文;江应梁1962年7月25日在《广西日报》发表
了《对僮族奴隶社会的看法》;粟冠昌《僮族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商榷》
(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王天奖1963年在《民族
团结》(2-3期)发表了《古代僮族社会性质试探》一文;李干芬
1982年在《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上发表了《壮族社会
的奴隶制问题探讨》一文；周宗贤撰《壮族古代奴隶制探索》;1981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壮族简史》以及1985年李炳东、戈德华
编著的《广西农业经济史稿》等论著，都主张壮族古代社会经过奴
隶制发展阶段。本书主编赞同这个观点，主要理由是:〔1)按照马列
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般进入
最初的阶级社会一即奴隶社会。岭南壮族先民在春秋战国末期
的社会状态，正由原始社会开始解体，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时期.便
有了“君”、“王”、“侯”、“将”等统治者和“民”被统治者;汉初赵佗建
立的“南越王国”，赵佗自称“蛮夷大长”，延续了近百年，这个政权
性质实际上是汉人与越人联合建立的奴隶制政权。还有大约汉初
西南建立的句町国、卧漏国、夜郎国等等.也属奴隶制政权。(2)壮
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战国末年，壮族先民社会
经济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农业与手工业两次大分工。按照恩格斯
说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产生第一次社会大裂变，分裂成主人和
奴隶-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接着第二次大分工酋长和氏族长成
了奴隶主贵族，奴隶制已成为社会本质的东西。正由于有了分工，
才可能创造出精致的青铜文化。壮区出土的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中，
不仅有生活用器，而且有生产工具、兵器。(3)大量史籍记载，说明
壮族地区有奴隶占有、奴隶掠夺、买卖奴隶的存在。如《隋书.食货
志》说:“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之饶，雄于乡曲者。”这里的
“生口”二字，即奴隶；《隋书.谯国夫人传》说冯氏“世为南越首领，
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新唐书.冯盎传》说“地方二千里，奴婢
万余人，珍宝充积”.“牧伯唯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
贵，如我希夷。”这里“奴婢万余人”实即奴隶。他把奴隶作为自己的
财产，正是奴隶占有制的特征。还有韩愈《孔巢父墓志铭》说“岭南
（窝）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世传为奴”等等，当时存在掠夺奴隶和买
卖奴隶的现象。(4)从壮语和风俗习惯中也可旁证。壮语中有
“愧”或“灰”(即奴)一词.这些都是奴隶制留下来的历史痕迹。
由于生产不发达，壮族的奴隶制还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所说的
“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而是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
段中，在壮族古代奴隶制中，奴隶主虽然占有奴隶的一切，但奴隶
仍然作为奴隶主的家庭成员而存在，奴隶主称奴隶为"子女"或“男
女”、“家奴”、“家丁”等他们既从事家务劳动，也从事田间劳动，还
要保卫奴隶主的安全，有浓厚的家长奴隶制特色，而且在这种不发
达的家长奴隶制中，还保留和残存着较多的原始社会残余，诸如
“峒长”和"寨老”制度的存在，农村公社的残存，原始婚姻家庭形态
残余，氏族公墓和某些集体劳功形式等等。这就是壮族奴隶社会的
特点.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发展类型。
二、关于侬智高的国籍、民族成分以及起兵性质问题
这是多年来壮族研究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1958
年至1962年在壮族“简史”、“简志”编写过程中，广西区民委、民族
调查组曾先后两次在南宁召开侬智高起兵性质评价研讨会。1963
年全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广西壮、瑶族社
会历史专题讨论会，侬智高的评价是其中的一个讨论专题，自此之
后，研究讨论仍然断断续续，以至今天.
综观30多年来对侬智高的评价，主要存在“否定论”与“肯定
论”两种意见。
持“否定论”的代表论著有王克荣等在《广西日报》发表的《略
论侬智高起兵的性质》(1961年7月31日)；黄国安在印支研究论
文集中发表的《也论侬智高起兵性质》认为侬智高统治时的广源
州，尚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进军过程中烧杀抢掠、“驱稚虏艾”
(掠夺奴隶)、野蛮落后，他要“据湘衡以自王”，“搞分裂割据，是对
历史的一个反动”等等。
持“肯定论”(包括基本肯定论)的专论较多。如黄现藩《侬智高
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和《侬智
高》(198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陈维刚等《侬智高起兵性
质问题的探讨》（《广西日报》1962年7月31 日 )；赵封帝《赵宋封
建王朝与广大壮族人民的关系——评价侬智高起兵反宋的一个重
要问题》(《广西日报》1962年9月5日)；韩肇明《略论侬智高起兵
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粟冠昌《试论
侬智高的国籍和他一生的活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
期);范宏贵《侬智高的国籍和民族成分问题》（《西南民族历史研究
集刊》1980年第1集)等等。其中以韩肇明论的几个问题和黄现藩
著《侬智高》一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
综合上述“肯定论”的主要论点有1)侬智高是广西壮族人，
其父侬全福初作傥犹州知州，在今扶绥县地，其母阿侬“本左江武
勒族也”，武勒今属扶绥地。其民族成分肯定是广西壮族。(2)广源
州在1052年侬智高起兵前300多年的唐宋两代，一直是邕管羁糜
州，至侬智高起兵失败20多年间，仍然属于宋朝版图。直至宋神宗
元丰四年(1081年)，交趾独立建国后不久，宋王朝才明文“割邕管
羁糜之广源州以赐之......。"(3)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性质。他在
既受交趾杀父质身、夺地掠财之害又受宋朝“三解不第”、屡求“内
附”不许的情况下，被迫起兵的。他建国称号，“据衡湘以王”，冲破
唐宋以来壮区羁糜州、县、峒“互不相统属”的局面从而有利于民族
统一，有利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而就其统一的规模
和性质估量，最多不过与当时的大理国一样，属于一种少数民族地
方性政权。
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研讨，以肯定论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本书主编者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壮族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持
“肯定论”的看法至于侬智高起兵过程中，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而
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问题，不致影响其起兵的性
质。
四、关于古壮字问题
这也是多年来有争论的问题。古来社会上多以为壮族有言无
文，其实不然，宋人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周去非著《岭外代答》，
都承认壮族有“土俗字”，“广西俗字甚多，如（嫑）音矮，不长也。
......”共举了十多个字为例。但不论官方或私人论著，都说这种“土
俗字”只不过是汉字壮读而已，不能算作一种民族文字。这个说法
难以令人信服。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根据1989年广西少数民
族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初稿)，共
收集了10700多个字，其中定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这些字都是
在上百年或数百年前手抄的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
件和碑文中收集下来的。这也说明这种方块壮字古时就在壮区民
间流行着。宋人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记载也说“边远俗陋、牒诉
券约，专用士俗字，桂林诸邑皆然"，确凿地证明了土俗字早在宋代
在壮区就流行了.至于说土俗字是汉字壮读的说法，是出于对土俗
字没有深入细致研究的误说，土俗字的造字结构，固是仿汉字的
形、音、义而来，受方块汉字的影响是无疑的，但是应该确认它们终
究不是汉字，因为无论就形、音、义来说，它们都是独立的壮字，并
非汉字，当然它们当中确有一些借用了汉字，但较之日文中的汉字
比例就少得多了。难道我们能因日文中有很大比例的借用汉字就
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字吗?至于方块壮字过去没有进行规
范，是由于壮族社会发育过程中遇到种种外来因素的制约，更重要
的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所致。《古壮字字典》(初稿)的
出版，便是对古壮字的规范，这是壮族古文字研究的光辉成果，它
雄辩地证明:古老的壮族，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也有与自己语
言相一致的文字。近年来，经广西科学院计算中心和自治区民族古
籍办的共同努力，古壮字电脑处理系统已取得成功，经国家技术鉴
定通过.这一成就，将为壮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创造更为广阔的
前景。
壮族史与广西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
编写壮族史遇到与广西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这个问题。对这
个问题，必须在编撰开始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
态度。否则，就可能产生把壮族史与广西地方史混同起来的后果。
本书编者认为壮族史与广西地方史的根本区别在于顾名思义，壮
族史的研究对象是壮族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广西地方史的
研究对象是广西地方的发展史也包括民族史在内，但研究的对象
不同，论述民族的角度不同因此，决定了各自研究性质的不同在
范畴与内涵方面起码有如下区别：(一)编撰壮族史理所当然地要
研究壮民族的源流，这自然要追溯至远古时代，并探寻其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演变。因此其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宽广，就不能只限于广西
地域的界限了；(二)壮族主要居住在广西，但毗邻的省份也有分
布，编写广西地方史就不能超出广西行政区划的范围，只有壮族史
才能担当这一使命。编撰壮族史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人
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四个发展阶段去研究，并力求在壮族发
展史上起码能够大体区分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四个阶段及其在各
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至于编撰广西地方史则可不必这样做了;
(三）壮族史涵盖的内容，除了民族源流外还需包含本民族在历史
发展长河中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这必然要与历代中
央王朝的统治政策及其民族关系息息相关。本书就是按此思路进
行探索编撰的。至于编撰广西地方史，则可不必对一个民族做如是
全面系统的研究；(四)在历史分期上，编写广西地方史可以参考一
般地方史以历代中央王朝纪年为期，如商周时代、秦汉时代等等。
而本书的历史分期则排除以上的方法，除必须遵循上述第(二)点
外，还必须遵循按历代中央王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共同特征去分期
的原则。
由于壮族是土著民族，世居岭南，聚居广西,她的先民是岭南
最早的开拓者，秦始皇统一岭南以来壮族纳入统一国家后仍然聚
居故地.因此，其民族的发展史，自然与广西地方发展史有密切关
系。值得注意的是:历代的古籍对民族问题无专门系统记载，对民
族历史人物、事件及各种经济文化、人口等等统计数字都是以行政
区划为单位记载下来的。因此，编撰壮族史，在引用史料时应注意
分析，极力避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地方史料去套证民族发展史，以
致产生名是民族史实是地方史的后果。
本书对壮族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在历史分期方面都遵循人类社会发展
的普遍规律循序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并以此为主线贯通历代各个中央王朝。中国通史基本上是反
映夏族——汉族的发展史，壮族通史则是反映壮族的发展史，考虑
到壮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夏族——汉族相比虽有一定共性，但
仍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历史分期上，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抄中国通
史。共性何在?编者认为，壮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
其社会发展长河中，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经历过的四个阶段，她也都
经历过了，这就是壮、汉民族发展史上的共同性。据此，在历史分期
上，本书竭力克服史料缺乏的困难.遵循四个阶段论来编撰壮族通
史。差异何在了？编者认为，夏族——汉族在中华民族中以其人口之
众多、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先进、力量之强大占绝对优势地位，她从
夏朝以后建立了数十代中央王朝。壮族则不然，她除了先秦远古时
代是独自地发展外，秦统一岭南后，她一直是在统一国家的中央王
朝统治下生活繁衍的。她与蒙古族、满族曾一度入主中原成为统治
民族亦不同，她从未成为统治民族，而一直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强
制同化，同化到甚至连民族称谓、民族成分也将要被湮灭了的民
族。这就是民族发展史上壮族与汉族最大的差异。壮族既然是一
个长期被统治、被压迫的民族，那么壮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
落与历代中央王朝的统治自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研究历代中
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上，找出各个阶段的共同特征
以确定历史分期，可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编者认为还在先秦远
古时代，壮族的先民是处在独自发展时代，其社会结构是原始氏族
部落社会或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自秦统一岭南、形成统一
多民族国家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含先民)地区实行的政策，
尽管各个朝代有千差万别，但仍然可以发现各个阶段的共同性:大
约可分为郡县划一时代——奴隶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秦至隋);羁
縻制度时代——奴隶制发展时期(唐至五代);土司制度时代——
封建领主制时期(宋至清初);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国民党桂系统
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清中叶至民国);民族区域自治时
代—社会主义时期(建国至自治区成立)。
教育与壮族发展史的关系
已出版的各家中国通史对教育都无专门章节设置，大都只是
将之与思想、文化科学等综合叙述。本书则不然，基本上各编都设
有专门叙述教育的章节。本书之所以特别重视教育问题是因为它
与壮族的社会发展、壮汉民族的关系、民族同化与融合有极为密切
的关系。本书述及的教育内容有两方面:一为社会教育亦即壮族先
民民间对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历史的传统教育，母(父)教子、子
教孙，代代相传。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壮族赖以至今仍保持其
特征的原因，也是在历史长河中有相当部分先民与汉族融合后在
其后裔的语言、习俗、生产、生活中仍保持某些越系因素的原因;二
为学校教育即官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其内容在封建王朝
时代主要是儒学的传播。儒学是中原华夏文化，汉朝以后外人称为
汉学，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文化思想形态，她是伴随着秦汉封建郡县
的设置与统治而来的。儒学在岭南越人社会传播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较先进的地方大约始于西汉末东汉初年，而荒僻的地方如迁隆
土司〔现属广西宁明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才建立有迁善书院，较
之苍梧落后了大约1800年。但如以苍梧比之中原春秋时孔子已教
化三千子弟，也是落后五百年左右的。儒学的传播是封建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谓封建化，对于壮族先民而言，就是把原来的奴隶制
或者部分地方仍保留着的原始公社制社会发展变革为封建制社
会。当然，在这个巨大变革中，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所有制的变
革是前提，是最基本的条件;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
重要方面，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儒学传播的扩大深入，天、
地、君、亲、师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逐渐居统治地位，从而取代了
“布洛陀”原始宗教信仰及奴隶主的巫文化，它就适应经济基础的
变革了。这是就社会变革的范畴而言。再就儒学与民族关系而言，
则又另有更深刻广阔的内容与意义。儒学为春秋时代孔子首创，传
至汉代大兴，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成为汉族
的正统思想。随着儒学在岭南的传播，许多壮族先民接受了汉文
化，读汉书，识汉字，使汉文，用汉姓，讲汉话，与汉人通婚，以儒学
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耳濡目染，天长日久，渐渐就改
变了自己的习俗.终于与汉族融合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融合
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两种现象:强制融合与自然融
合。强制融合出于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自然融合才是历史的必
然
正由于儒学传播是封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封建化的重
要标志。因此，她在封建化的发展进程中，一般是与生产力的发展、
所有制的变革同步的。人们可以从桂东壮族地区的封建化得到大
体的证明。
至于儒学的传播与壮族先民和汉族的融合是否也同步呢?那
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可以从桂东和桂中、桂西南的壮族社会看到
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桂东，随着儒学的传播，南来汉人的增多，社会
制度的封建化，许多壮族先民由不编户到编户，由“僚户”、“生僮”
到如“熟僮”变成“民”，逐渐与汉族融合了。但在桂中及桂西南则不一
样，随着儒学的传播生产力缓慢地发展，社会制度也缓慢地封建
化了，但壮人的民族特征仍保持着。可见封建化与汉化、民族融合
两者不是等同的、同一的，尽管有其内在的密切联系。其差别的原
因，当与地方偏僻，交通闭塞，南来汉人较少，儒学的传播迟晚且普
及的程度有限等有密切联系。
正由于教育特别是儒学教育的传播与壮族先民的社会发展以
及与汉民族的融合有如此密切关系，所以本书特别设置专门章节
予以叙述。
目 录......（略）
第一编壮族渊源
第一章瓯骆故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
广西自第四纪以来，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森林茂密，动物繁
多，各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原始人类理想的生活区域，人类很
早就在这里生息、劳动、繁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但是，广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晚。直到1935年，考古
学家裴文中、杨钟健和德日进等几位教授才第一次涉足广西，寻找
远古人类的遗迹。但此行没有重大发现，仅在桂林、武鸣县的几个
山洞里发现了一些石器。
广西地区的考古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据
统计，在瓯骆故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已有17处，为探
讨广西史前居民的种族类型和体质特征以及为当今广西诸民族
“寻根”觅祖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一节巨猿与人类起源
1 935年，荷兰古生物学家孔尼华在香港的中药铺里发现了属
于灵长类的巨大的牙齿化石.其尺寸超过最大的猩猩牙齿，是一个
新属新种，因而命名为“步氏巨猿”。1945年，德籍古人类学家魏敦
瑞认为，巨猿应属于人的系统.最早可能起源于印度，后来分为二
支，一支向东南延伸，经泰国、马来西亚而到爪哇，演变成爪哇猿人
以至现代人;另支向东北发展，经中国云南、广西、华中而到华
北，演变成中国猿人以至现代人。由于巨猿是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
的直接祖先，因此他建议称之为“巨人”。孔尼华同意魏敦瑞的意
见，认为巨猿确是巨人，但在人类进化系统下是一个已经特化了的
旁支，而不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由于巨猿涉及人类的起源问题因而引起了人类学家们的重
视，而孔尼华和魏敦瑞的意见是否正确，还需要更多的科学材料来
论证，其中最急迫的问题首先是要弄清巨猿的产地和原生地层。在
香港的中药铺中，与巨猿牙齿化石在一起的哺乳动物化石都是华
南洞穴堆积中常见的种类，如猩猩、大熊猫、巨貘、熊、犀牛、剑齿象
等。孔尼华根据这种情况，推测巨猿牙齿化石很可能产自华南的洞
穴或裂隙堆积之中，地质时代约为中更新世。
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了广
西工作队，由裴文中和贾兰坡教授率领到广西柳州、来宾、上林、武
鸣、扶绥、崇左、大新等县市，调查了200多个山洞，终于在原生地
层中第一次发现了3颗巨猿牙齿化石，具体地点在大新县榄圩区
正隆乡那隆屯的牛睡山黑洞。裴文中和吴汝康教授对之进行了初
步研究，认为巨猿属于猿的系统而不是人的系统，但为至今已发现
的和人类最相近的猿类。
1956年冬，裴文中教授再次来到广西调查。柳城县社冲村的
一个农民在楞寨山的一个高出地面约90米的山洞中挖“岩泥”作
肥料时，发现了一个巨猿的下领骨化石。裴文中闻讯后即赴现场进
行调查和发掘，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广西“巨猿洞”的发现经过。
此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1936至1960年
陆续在巨猿洞进行了发掘共获得巨猿下领骨3具，牙齿化石
1094颗(其中有37颗连在下领骨上)，至少代表88个个体，其中
雄性41个，雌性47个。此外，还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吴汝康教授对这些巨猿化石进行了专门研究，于1962年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巨猿下颇骨和牙齿化石》一书。在书
中他把人猿超科分为猿科和人科;人科又分为前人亚科和真人亚
科。真人亚科一包括爪哇猿人、中国猿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等，已经
能够制造工具，开始有社会组织，因而可称为“社会人”。前人亚科
包括山猿、巨猿和南方古猿等，已能直立行走经营地面生活，能利
用天然木棒或石块来获取食物或作攻击、防御之用，但还不会用石
块制造工具，还未有社会组织，因而可称为“生物人”。在时间上，前
人亚科的成员可能从中新世或更早的时期，直到早更新世为止，前
后2000多万年，后来，其中的若干分支都灭绝了，只有一部分发展
成为真人。在这一发现谱系中，巨猿属于前人阶段末期的一个灭绝
的旁支。
在广西继大新县和柳城县之后，武鸣县甘圩步拉利山和巴马
县所略弄莫山在70年代也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广西发现
巨猿化石的地点有4处，地点数和化石量均成为世界之冠。迄今全
世界发现巨猿的地点共有7个，其中印度、越南各1个，我国湖北
省1个其余4个则全在广西。广西既然发现数童如此众多的前人
阶段的巨猿，那么真人阶段的猿人、智人相应也应该在这里有所
发现。特别是在广西的西邻云南省发现了元谋猿人，南邻越南发现
了谅山猿人，东邻广东省也发现了早期智人马坝人，广西不应该是
空白地区。这种逻辑推理的力量鼓舞着人类学家们不辞艰辛，跋
涉于广西的山山水水之间。尽管直至今日，他们仍未在广西找到猿
人的化石，但他们的信心仍丝毫未减。
第二节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自1956年以来，广西地区先后发现了16处旧石器时代人类
化石，云南省文山州也发现了1处。这些人类化石，除少数为头骨
和其他骨胳外，其余都是只发现牙齿。它们均发现于石灰岩洞穴
中。从化石本身的特征和洞穴堆积及共生动物群等情况看皆为晚
更新世的晚期智人。下面按发现的时间顺序分别介绍：
一，麒麟山人
1956年发现于来宾县桥巩圩附近的麒麟山盖头洞的表层石
笋之下。人类化石仅有颅底部分.包括大部分上颌骨和腭骨、右侧
的颧骨、大部分枕骨，但三者不相连。上颌骨保留有右侧的三颗
齿和第一前臼齿，左侧的第一臼齿和两个前臼齿。臼齿齿冠大部分
已磨耗，前臼齿也已磨蚀到齿颈部分。据研究，这些人类化石同属
一个老年男性个体。
与人类化石共存的动物化石有鹿、猪、田螺和乌蛳等多是现
生种。综合分析的结果，麒麟山人的地质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考
古时代为旧石器晚期，在人类进化上属晚期智人。
二、柳江人
1958年发现于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中。人类
化石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领骨）、最下的4个胸椎、全部5个
腰椎、5段肋骨、骶骨、右髋骨及左右股骨各一段。化石的石化程度
中等，骨骼多呈灰白色，仅股骨颜色呈灰色并杂有褐色斑块。
柳江人的骨骼化石曾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测量，测量的项目和结果详见本篇第三章第一节。
与柳江人化石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大熊猫、中国犀、东方剑
齿象，巨貘、豪猪、猕猴、猩猩、獾、猪、熊、水獭、豺、牛类、鹿类等16
种均是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成员。其中东方剑
齿象、中国犀、巨貘为绝灭种，而大熊猫的骨骼比早更新世的小种
熊猫粗大，也比现生种熊猫略大。
从柳江人的体质特征及共生动物群判断，柳江人所处的地质
时代是晚更新世，它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早，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
发现的最早的晚期智人，代表了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见图
二)
三、灵山人
1960年发现于灵山
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
葡地岩和石背山的洪窑洞
等3个洞穴内。
在东胜岩发现一块颞
骨的鼓室部，两枚牙齿〔上
门齿及上臼齿各一枚)及
一段右侧股骨上段，约相
当于全长的1/3，石化程
度不深。两枚牙齿有磨损，
门齿舌面呈铲形。从保留
的部分股骨头和股骨体观察，与现代人基本相同。
葡地岩发现的人类骨骼，甚为破碎，可辨别出部位的有二三小
块顶骨、额骨的眶上缘及一块额骨的眉间部分。另外还有一块额骨
(额结节之间的正中部分)，其内面可见额骨脊的末端。
洪窑洞的人类骨骼有一块顶骨、一小块髋骨、半块髌骨及一枚
上臼齿、两枚门齿。牙齿磨耗相当严重，应是一个老年个体。
以上人类化石至少属于4个个体。各洞中堆积及其动物化石
也大体相同，有熊、中国犀牛、野猪、鹿、牛、貘等，都是第四纪晚期
的种属。由此推断，灵山人的地质年代可能属于晚更新世晚期 。
四、荔浦人
1961年发现于荔浦县两江乡苏村水岩东洞的黄色堆积层中。
仅有一枚人牙.为左下第2前臼齿，齿冠的咬合面在远中部分略受
磨蚀。由此估计，可能属12-15岁的小孩个体。这枚人类化石牙
齿与现代人的下第二前臼齿非常相似，但比现代人的粗大，具有一
定的原始性。
与人牙化石共存的动物化石有华南豪猪、大熊猫、野猪、鹿、牛
等，其时代可能属更新世晚期
五、干淹人
1972年发现于都安瑶族自治县加贵乡加图村干淹岩洞。人类
化石仅有两枚牙齿，为右侧上门齿和左下第一或第二臼齿。牙齿呈
黄白色，均石化。齿尖顶已磨耗，唇面二尖尤甚，约属青年个体。二
齿均不粗壮.原始性质不明显。
共存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豪猪、熊、大熊猫、沙獾、剑齿象、巨
貘、中国犀、猪、鹿、牛类共11种。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六、都乐人
1975年发现于柳州市郊都乐盘龙洞。人类化石包括一段股骨
和一枚乳齿。股骨半石化，远端和近端破损。乳齿为上第二臼齿。
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豪猪、熊、狼、沙獾、马、鹿、牛类、猪，无
古老的绝灭种，其时代约为更新世晚期口。
七、九头山人
1975年发现于柳州市东南约6公里的九头山的一个溶洞中，
仅有前臼齿化石一枚。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大熊猫、豪猪、狼、猪、羊、
鹿、牛等，时代应为晚更新世。
八、九楞山人
1977年发现于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乡东风村九楞山的一个
洞穴中。人类化石有四枚牙齿，其中三枚恒齿，一枚乳齿。恒齿左
上第一或第二臼齿、左上第三臼齿，右下第一或第二臼齿，均属中
年个体。乳齿为右下第二臼齿，从其远中侧存在一接触面和磨损的
情况看，属于一个7-8岁小孩个体。该乳齿表现了一定的原始特
征，但在一般形态上则与现代人的同种牙齿没有区别。
与九楞山人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华南豪猪、灵猫、古爪哇豺、貉、
鬣狗、中国黑熊、大熊猫巴氏亚种、似高冠剑齿象、亚洲象、巨貘、中
国犀、短吻腭等35种。其中绝灭种类6种，仅占全部种类的
17.1%。据此判断，它们生存的时代为晚更新世，应是晚期智
人。
九、宝积岩人
1979年发现于桂林市宝积山宝积岩的灰黄色堆积中，仅有两
枚人牙，为右下第二臼齿和左下第三臼齿。
与宝积岩人牙化石共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称猕猴、长臂猿、中国
熊、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竹鼠、巨貘、中国犀、野猪、剑齿象等
16种。其中仅剑齿象、巨貘、中国犀、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为绝
灭种类。由动物群的性质看，宝积岩人所处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
期。
十、老磨槽洞人
1979年发现于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乡老磨槽洞。人类化石包括头骨、
肋骨、椎骨和肢骨。头骨(含下额骨)呈浅黄白色，石化程度
中等。属晚期智人。
十一、定模洞人
1979一1980年间发现干田东县祥周模范村定模山宝模洞的
褐黄色砂质粘土中。人类化石有三枚牙齿，为左上第二臼齿，左
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一或第二臼齿。从臼齿的磨损情况看，左上第二
臼齿可能属于25岁男性个体，左下第一臼齿可能属于30多岁的
中年个体，右下第一或第二臼齿属于一个成年个体。
与定模洞人类化石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大熊猫、东方剑齿
象、巨貘、纳玛象、大猩猩、猩猩、中国犀、野猪、中国熊、虎、最后
斑鬣狗等，均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成员，其中绝灭种6
个。据此推定.定模洞人的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十二、白莲洞人
1980年发现于柳州市东南部12公里都乐村的白面山南麓白
莲洞的暗黄褐色的亚粘土中。人类化石仅有2枚牙齿，为左下第三
臼齿和右下第三臼齿，石化程度较深。左下第三臼齿，硕大粗壮，似
属一男性个体;右一下第三臼齿，体积较小，显得纤细，咬合面有一定
程度的磨蚀，颊侧磨蚀程度较大，似属一青年女性个体。这两枚人
牙在个别性状上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如右M3齿冠基部有齿带
的痕迹等，但在更多的性状上与现代人牙无异。
与白莲洞人牙化石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猕猴、大熊猫、熊、中国
犀、剑齿象等，其中中国犀、大熊猫、剑齿象等是绝灭种，由此判断，
白莲洞人的时代约为晚更新世末期。
十三、甘前洞人
1981年发现于柳江县土博乡四案村甘前山的一个岩洞中。人
类化石有9枚牙齿，其中左上内侧门齿1枚，左上第一臼齿1枚，
右上第一臼齿3枚，右上第二臼齿1枚，右上第三臼齿1枚，右下
第一曰齿1枚，右下第二乳齿1枚。至少分属5个不同个体，老年、
青年、幼年均有。
与甘前洞人类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华南豪猪、猩猩、猕
猴、中国熊、大熊猫巴氏亚种、最后鬣狗、爪哇豺、虎、剑齿象、巨貘、
中国犀等18种，其时代应为晚更新世。故甘前洞人应为晚期智
人。
十四、甘怀岩人
1981年发现于忻城县古蓬镇怀山甘怀岩，人类化石仅有一枚
牙齿，为右上第二臼齿。与人牙化石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熊、猴、野
猪、鹿、华南豪猪、竹鼠、剑齿象等，为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
群”成员。
综合甘怀岩人牙化石的性状、伴出动物群成分的分析以及人
牙和动物化石上的堆积物的对比，甘怀岩人的时代估计是更新世
晚期。
十五、那来洞人
1984年发现于隆林各族自治县祥播乡红岩山那来洞的黄色
粘土中。人类化石仅有两枚牙齿，为左上第二臼齿和左下第二臼
齿。这两枚人牙石化程度中等，磨耗程度大体相同，尺寸大小亦相
当，可能是同属一个25岁左右的青年个体。
与那来洞人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猕猴、古爪哇豺、中国熊、巴氏
大熊猫、虎、华南豪猪、中国犀、野猪、剑齿象等14种，其中绝灭种
类4种，占28.5%，应属更新世晚期。
十六、宾山下洞人
1985年于靖西县新靖镇宾山下洞的黄褐色砂质粘上层中发
现，有4枚人牙化石，为右下第一前臼齿、第二乳臼齿、外侧门齿和
右上第一自齿各一枚分别为幼年和青年个体。
与人牙化石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华南豪猪、猕猴、虎、大熊猫、亚
洲象、巨貘、野猪等18种，其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故宾山洞人为
晚期智人。
十七、西畴人
1965年和1973年发现干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
畴阳河源头的仙人洞内，主要有人牙化石5枚，分属2个以上个
体。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2万年以上。
伴生的动物群成员有鼠、虎、象、马、鹿、牛、熊、野猪等32种，
其中绝灭种有6种。由测定的年代及动物群体的性质看，西畴人为
晚期智人
第三节旧石器文化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应是木质工具。但
这只是一种推论，因为木器易腐坏，难以长久保存下来。现在所能
见到的，只是不会腐烂的原始人类加工制造的石器，瓯骆故地上发
现的旧石器(即打制石器)，绝大多数是以砾石制成的。人们选择大
小适中的砾石，直接用砾石石块进行捶击，制造出合适的刃部和尖
端，以便在生产和生活中用于砍砸、挖掘。
瓯骆故地上的旧石器，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现的，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有100多处。在广西的百色、
南宁、钦州、玉林、梧州、桂林、柳州、河池8个地区和云南省文山州
都有发现，其中百色地区尤多。从地理上看，这些旧石器主要发现
在靠近河边的山坡上或石灰岩山洞中。
在山坡上发现的旧石器，广泛分布于较大河流的阶地山坡上，
但也有的远离较大江河。它们大部分都是裸露于地表，只有少部分
发现于地层中。而且，石器都是单独存在，迄今尚米发现与之共存
的人类化石或哺乳动物化石。另外，这类旧石器，往往呈地带性分
布，其中有两个地带很值得注意:一是广西东部梧州市西南的西江
两岸，一是广西西部百色地区右江盆地中的右江两岸。
梧州市的旧石器:1963年进行文物普查时曾在市西南部的西
江两岸挂榜山、金鸡蛋山、娱蚣山、夜鸡山、上旺村背山等地发现了
一连串的打制石器地点，但迄今尚未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因而对这
些旧石器地点的地层及其内涵还不清楚。
右江盆地河流阶地上的旧石器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才发现
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地质、考古学家和人
类学家曾多次莅临考察。1982年，以广西文物工作队为主，组织各
地区各县的文物考古专业人员，到百色地区进行了文物普查，仅在
百色、田阳、田东和平果等4县境内的右江两岸的河流阶地上发现
的旧石器地点就有75处，并采集到各种类型的打制石器1100多
件。1993年3-4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广
西博物馆联合在百色盆地的百色市百谷、田东县坛河两个地点进
行试掘，在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石制品近500件以及共存的玻璃
质陨石。这些发现对百色盆地的旧石器考古有重大突破，但由于正
式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下面仅就过去做过调查和试掘的上宋村
和长蛇岭两个地点进行介绍。
百色上宋村：位于百色镇西大约11公里的右江南岸，附近为
剥蚀的丘陵区。当地沿着右江，发育有三级阶地。第一级阶地高出
右江河面7--10米，由灰黑色的含砾石沙质上堆积而成；第二级阶
地高出右江河面约15米.由灰色、灰褐色砾石层及砂质土堆积而
成。第三级阶地高出右江河面约35米，地层不整合于第三系地层
之上。石器发现于上宋村西南约300米的第三级阶地的堆积中。石
器地点的剖面自下而上分为7层，其中，第1层为上新统，2一7层
为下、中更新统，第7层之上为上更新统。石器发现于第7、5层中，
共有11件。均以细砂岩、石英岩砾石制成，器类有石核4件、刮削
器1件、砍砸器6件。
石核基本上是利用砾石的一侧或一端向一个方向连续打击。
其中一件是利用块扁平砾石，从同一端向同一方向打击，石片疤
较浅;石片剥落的边缘又有许多小疤，这可能是该标本曾作为砍砸
器使用或进一步加工为砍砸器所致。另一件的两面均有剥片痕迹，
一面的石片疤棱角清晰，另一面的石片疤则经受过不同程度的磨
损。
刮削器较厚，轮廓呈半月形，一面保留砾石面。加上集中在半
月形的弧边，向一面打击，石片疤短而宽，且多层重迭。
砍砸器的形状有2件略呈扇形，有4件近似三角形，均由一
面向另一面打击。呈扇形的，有件是在相邻的两边单向加工，形
成两直刃。呈三角形的有一件为沿着扁平砾石的两边单向加工而
成，其右侧边加工较多，石片疤多短而宽，左侧边的下端有许多小
块石片疤，上端则仅有大块石片疤；两边相交形成的尖端，未做进
一步加工，但有零星碎片剥落的痕迹，可能是使用所致。
新州长蛇岭：位于百色盆地中段的右江北岸，东距田东县城
14公里，在长蛇岭的坡脊上，到处可见石器。1978年10月，广西文
物工作队曾在该岭北脊上挖了8条探沟，将8条探沟的地层综合
起来看。长蛇岭石器地点的地层从上到下可见5层，石器见于属更
新统的第二层中，该层为棕黄色粘土，无层理。
长蛇岭的石器，在地表上采集的102件，在地层中出土的4
件，共106件，均以砾石或砾石石片制成。其岩质有:砂岩66件(占
总数的62. 2%，下同)，硅质岩22件〔20.8%)，石英岩9件
(8.5%)，燧石4件(3.8%),粗砂岩2件(1.9%),角砾岩2件
(1.9%),页岩1件(0.9%)。这批石器按其形状和用途，可分为砍
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三类，此外，还有一些石片。
砍砸器，数量最多，约占石器总数的45. 3%，而且个体硕大，
最大的长18、宽16、厚8厘米，重1926克；最小的长10、宽6,厚4
厘米，重159克;一般以重600-1000克为多。其加工方法主要是
锤击法，也有碰砧法。以单个砾石制成的，加工主要集中于砾石的
一端或一侧，多从较平坦的一面向隆凸的一面单向打击成刃缘;器
体大部分仍保留砾石面；有的刃缘经第二步加工修整。以砾石石片
制成的，是利用从大型砾石上落下来的大型石片的利刃稍微加工
而成，加工时多由背面向劈裂面敲击。加工的结果，形成侧刃、端
刃、尖刃等不同器形。如标本P79511，近似三角形，是从砾石的尖
端两侧向内交互打击，正面与背面中线各有一棱，使器体横截面呈
菱形。正面两侧的石疤宽大而浅，背面的疤痕浅而密，尖端扁平。
小形尖状器，以砾石石片制成，最大者重179克，最小者重26
克。例如标本P79529，器体呈三棱锥状，三锥体的一面为原砾石
面，另两面为劈裂面，两个劈裂面所夹的一棱似乎稍经修整，尖端
呈扁薄鸟啄状。标本P79599，有如乌龟伸头状，加工时沿两侧边缘
由劈裂面向砾石斜击，石片疤浅平，两侧边缘薄锐，于下端内收成
尖.正面(砾石面)一脊从基部连到尖端;背面(劈裂面)平整，几乎
未见向该面打击的石片疤。
刮削器，也是小型石器，多以砾石石片制成，个别用小块砾石
制成。未见修理台面。多以自然砾石面为打击台面，进行垂直打击。
大部分刮削器都有使用痕迹。其中P79523号标本由地层中掘出，
以一扁平的砾石石片制成，经过第二步加工.于刃部单面连续打
击.石片疤凹凸不平，呈梯状重迭。标本P79591，器形扁薄，略呈三
角形，有三边利刃，制作比较精致，凸面片疤重迭，有三条棱脊分别
延续到三个角尖，加工只在左右侧边缘进行，由平整的劈裂面向凸
面敲击.两侧缘显出内凹。
石片，形状不规则，大小很悬殊，小者重9克，大者重480克。
在打片时，多以砾石面为台面，少数以石片疤为台面，但未经修理。
许多石片的刃缘都有使用痕迹。
综观右江盆地各山坡上的旧石器，可将它们的特点归纳为如
下几点1)石器多以砾石石核制成，个体硕大，器身上保留较多的
砾石面;(2)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直接打击，少数为碰砧法。加
工时以单向打击为主，部分交互打击，制作粗糙.经第二步加工者
较少;(3)打击台面为砾石面或石片疤，没有“修理台面”，主要进行
垂直打击；(4)绝大部分有使用痕迹.
右江盆地山坡上的旧石器，由于尚未发现共存的哺乳动物化
石或人类化石，因而在判断其年代时缺少了生物学依据，只有一些
零星的第四纪地质学的材料可供参考。据广西地质局区域地质测
量队报道，在右江盆地高出河面60-70米的红色粘土和砾石层
中，含有白河丽蚌化石，证明此层应属中更新世;而右江盆地含旧
石器的第二级阶地堆积应属于此层。另外，广西水文工程地质队的
专家在对广西各地的第四纪地层和阶地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后指
出，百色附近上宋村一带含旧石器的三级阶地与南宁盆地的邕江
四级阶地相当。而南宁盆地的四级阶地在地层上以长岗岭组(Q2)
佛子岭亚组(Q2)为代表，与裴文中和黄万波鉴定的高出地面30-
50米或高出河面30-70米的中更新世洞穴堆积相当.
另外，1993年3-4月在右江盆地的网纹红土层中发现了与
旧石器共存的玻璃质陨石。据鉴定，这种陨石是在73万年前落下
地面的，有的学者据此推定，右江盆地的旧石器的年代应与陨石落
下地面的年代相同，即当在距今70多万年前。这类陨石落下地
面的年代已经经过科学鉴定，因而是可信的，如果这些陨石坠落地
面后即与石器一同进入地层。那么，石器的年代即与之坠落地面的
时间相同，因而瓯骆故地早期原始人类活动的历史也将向前推进
到70多万年以前。
除在山坡上发现有旧石器以外，在瓯骆故地的许多石灰岩山
洞里也有发现。这类山洞，一般高出地面3-30米，洞内的空间比
较宽敞，洞口大致朝南，洞外有缓坡便于出入，附近有水源便于生
活。例如桂林宝积岩和柳州白莲洞，就是这类山洞的典型代表。
桂林宝积岩宝积山位于桂林市区的中山北路，是一座海拔
219米的石灰岩孤山。该山溶洞颇多，但规模均较小，只有宝积岩
规模较大。宝积岩原来的洞口已崩塌，今所见洞口约呈三角形，高
约4米，方向为南偏西20度。洞口高出附近地面7一8米，高出附近
水塘的水面约12米，洞口有主洞和若干支洞。主洞进深长达44
米.高2--5米，宽6-22米，从洞口往里，为逐渐下斜的缓坡，坡度
11度。洞内的堆积物大多已被挖掘搬走，从残留下来的3处堆积来
看，其原生堆积物自上而下可分为3层石器、人类化石和哺乳动
物化石均出于灰黄色胶结层。在三处残存堆积中，均发现哺乳动物
化石。而人牙化石和打制石器仅见于第一处石器，共发现12件，其
中石核7件、砍砸器4件、刮削器1件，均以石英粗砂岩砾石用锤
击法单向打击制成。
石核的大小不一，长度7-13厘米不等，也没有一定的形状，
扁形、长方形、三角形、椭圆形均有。器身上未见修理台面，以砾石
面为台面直接用锤击法进行打片，因而在台面上留下宽浅的石片
疤，打击点及半锥体多模糊不清。砍砸器中，两件均近似四边形，有
一件近似三角形，有一件近似椭圆形。四边形砍砸器中的一件，两
端经过修理，砾石面较窄的一端至少打了三下，形成一个粗糙的凸
刃;另一端亦有打击痕迹，石片疤重迭，端刃较锋利。近似三角形的
一件，打击加工集中于自然砾石面的一侧，形成较直的刃部，刃角
82度；石片疤内凹，较宽大，长宽大体相等，并且呈阶梯状重叠，由此
看来，应经过重复加工，呈椭圆形的一件，是沿着砾石的周边单向
扫击而成，形成上小下大的弧形刃部，侧边锐，中部隆起，横截面呈
三角形;凸刃上有使用痕迹。刮削器是直接利用一块椭圆形的小砾
石加工而成，两面均保留砾石面，局部经过二次加工，形成半月形
凸刃。
柳州白莲洞遗址:白面山为一座孤峰，海拔为249.8米。白莲
洞洞口朝南，高出附近地面约27米，海拔高度为123. 3米，洞口高
5-6米，洞体宽敞，宽18米左右，分为外厅和长道两部分。长道位
于外厅的两侧，与地下河道相连。残留的洞内堆积物分布于外厅的
东部和西部。东部堆积物的剖面自上而下分为8层，而西部堆积物
则分为10层。东西两部分堆积的剖面层次虽有不同，但东部剖面
的第7层与西部剖面的第2层在后室中部接为一体，这就使东西
部堆积的对应关系清楚了.
由各层出上的遗物来看白莲洞遗址显然包含了旧石器时代
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其间的标志之一，就是东部7层和西部
2层相接的钙板。此钙板以上为新石器时代堆积，以下为旧石器时
代堆积。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西部5、7二层的石器共有81件，其
中砍砸器4件，刮削器9件，尖状器2件，砾石石核1件，燧石石核
31件，砾石石片6件，燧石石片19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9件。这
批石制品的特点，首先是砾石石器与燧石小石器的组合，这种现象
在广西的旧石器中尚较少见。其次，石器以单向打击为主，制造粗
糙，类型不分明，对它们划分型式比较困难。
对广西第四纪洞穴中堆积物的年代，已故的中国著名史前学
家裴文中教授曾在1966年指出，更新世早期主要是胶结坚硬的黄
色堆积；更新世中晚期可能为红色或淡红色堆积，胶结程度因环境
而不同，以含有大量的现代介壳为特点的胶结或不胶结的灰色堆
积，多半是新石器时代的堆积物。这种推断基本是正确的，以桂林
宝积岩而言，含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的文化层，也是胶结坚
硬的黄色堆积；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成员。其中剑齿象、巨貘、中国犀、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为绝灭
种。根据这些情况判断，该堆积层的年代应为更新世晚期.相当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
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该遗址出土的动物
化石中绝灭种或在当地已绝迹的种类如中国犀、大熊猫、剑齿象
等.仅见于下部堆积，而不见于上部堆积里。从石器制作技术来看.
西部5、7层均未见磨制石器，而仅见打击石器，到3层才出现件1穿
孔砾石。这种层次的关系说明，即使3层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而5、7层必属之无疑。
以上对广西洞穴类型旧石器年代的推断，得到了C14年代测定
和铀系法年代测定的支持。据北京大学考古系C14实验室对桂林宝
积岩和柳州白莲洞堆积不同层次的钙板和骨化石进行测定的结
果，宝积岩深4-6厘米的钙板的C14年代为距今24760士1000年，
深67-72厘米的钙板的C14年代为距今士2000年，第6层年代为
35600士1500年。而柳州白莲洞西部堆积第10层钙板表面的C14
年代为37000士2000年，第6层骨化石的铀系年代为28000士
2000年，第4层钙板的C14年代为26680士625年。看来，桂林宝积
岩和柳州白莲洞下层的年代大致相同，其石器应属于旧石器时代
晚期，距今约有25000-35000年左右。
综观瓯骆故地上的旧石器，可以粗略地看出其发展的概貌。山
坡上的旧石器，尽管其绝对年代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但其相对
年代应比山洞中的旧石器早。地理环境不同的两种旧石器，虽然有
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如以砾石石器为主，加工方法多为单向打击，
没有修理台面，等等。但总的看来，山坡上的旧石器和山洞中的旧
石器相比，前者个体比较硕大，加工比较粗糙，更多地显示出石器
的原始性。到距今2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不仅出现了骨
器、箭镞等较进步的工具，还出现了类似北方细石器的小型石器。
这类小型石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镶嵌在骨质或木质的把架上，
成为复合工具才便于使用。另外，这时的石器不仅是打制的，还出
现了刃部磨光和穿孔石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是相吻合的。
在经济形态上，在旧石器时代的前一阶段，瓯骆故地上的原始
先民主要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经济生活反映在旧石器文化上，就是
石器的类型较少，主要是用于挖掘、砍砸和刮削的尖状器、砍砸器
和刮削器。而到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出现了箭镞和穿孔石器，就使
狩猎的效益大大提高。另外，以往传统的采集经济，仅限于陆上的
森林中或山坡上，采集的对象主要是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块。但到
了旧石器时代末期，瓯骆故地上的原始先民们已经把采集经济的
领域从陆上扩大到水域之中，采集的对象扩大到水中的螺蚌。人们
轻易地采涝这些螺蚌，用火加热后剔食其肉，丢弃其外壳，因而出
现了众多的贝壳遗存。水中的螺蚌，数量众多，机动性远比陆土的
动物小得多，采捞它们比较简易。这样采捞水中的螺蚌，就成了贩瓯
骆故地上原始先民们的主要经济生活之一。
第二章瓯骆故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及其文化
大约跟今1万年前.瓯骆地区的原始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改善和进步，使社会生
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原始居民增强了与大自然、野兽斗争的本
领，经营的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从而使生活来源有了某些保障。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原始居民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其文化亦更为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由干亚热带地理气候
的特殊性，使所有这一切变化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第一节物质又化与精神文化进步的主要标志
综观瓯骆故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起前期的旧石器盯时代文
化有了明显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始居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其文化遗址比旧石器时
代明显增多.而且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目前壮族地区发现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已达四五百处，在广西桂林、柳州、梧州、钦州、玉林、 河
池、南宁、百色以及云南文山等地区，都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其中又以桂江、柳江、浔江、郁江和左右江下游流域发现的遗址
最多。
二、出现了原始村落。发明了杆栏式居住建筑，原始居民己过
着较为长久的定居生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先民们逐步脱离
了长期赖以栖息的天然住所一岩洞，在附近的河谷台地上乃至
丘陵一带劳作和居住。从壮族地区江河两岸发现众多的文化堆积
—厚达二三米的贝丘遗址以及横县西津、秋江、邕宁县长塘，扶
绥县敢造等贝丘遗址里发现的墓葬可以看出，当时的原始居民应
是以氏族为单位，在河畔的台地上“依树积木”构建寮棚定居。因为
当时上述地区尚是地广人稀，丛林茂密，野兽横行.加上炎热多雨
的气候，原始居民们要在这样艰险的自然环境里定居，必须建造离
地而居的房屋，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因此简陋的寮棚式干
栏，即如史书所说的“巢居”、“构木为巢”或“结栅而居”，便应运而
生。
三、发明了石器的磨光技术。石器的磨光技术是石器发展史上
的一次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即打制石器)进入新石
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也是原始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
要表征。因为石器磨光技术的发展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
中，经过不断地摸索.有意识地对传统石器工具进行改革的结果，
其优良性能是能加宽石器的刃部，增大其使用面，并使之扁薄锋
利，达到提高劳动效率的目的;同时还能使所制作的石器器形趋于
规范及其使用功能的定向化，它还开创了磨制抛光工艺的先河，为
后来的磨制抛光工艺的广泛运用奠定了基础。壮族地区原始居民
的石器磨光技术曾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遗址，如桂林l甑皮岩、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等遗址出土的磨制
石器有的仅为刃部磨光，而通体磨光者，也多保留有打击疤痕，反
映了磨光技术尚处在初创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其石
器的磨光技术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这一时期的遗址所出土
的磨光石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亦丰富多样，而且器形规整，制作精
致，特别是广西南部地区出土的大石铲，不仅个体硕大，造型美观，
规整对称.而且通体光滑如镜，其石器的磨光技术和制作工艺已发
展到十分精巧的程度，为国内外所罕见。
四、发明了陶器。在桂林甑皮岩和柳州鲤鱼嘴遗址的下文化层
以及南宁豹子头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里，都发现有陶器(片)，这
些陶器均为手制的红褐色或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尚较简单，只有
圆底的釜、钵、罐类.外壁饰有绳纹和划纹。遗址出土的木炭、兽骨
或螺壳标本经作C14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9000年左右.也就是
说，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片)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
代最为古老的陶器. 陶器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壮
族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结束和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是壮族先民富于
创造和勤劳智慧的结晶。因为在陶器发明之前，人们制造的各种器
物，虽有精湛的制作技巧，但都只是改变材料的形状，却没有改变
其材料的任何性质。陶器则不然，其泥质器坯经过烧制，使之发生
了化学变化，变成一种新的物质——陶。有了陶器.人们就可以用
它来炊煮食物和烹饪菜肴，有利子食物的消化，增进人体的健康
五、发明了原始农
业。新石器时代早期，壮
族先民的经济生活虽以
渔猎生产为主，但贝丘
遗址出土的各式石斧、
石锛，石棒、石磨盘、蚌
刀等耕作、收割和谷物
加工等工具，说明当时
已出现了原始农业，这
是妇女们在长期的采集
过程中，将野生植物进
行人工栽培和种植的结
果。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大石铲、石锄、石犁等新型工具的普
遍使用，壮族地区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耕作范围已由原
来的江河两岸逐步扩大到附近的丘陵地带，耕作方法也有了改进
------由刀耕火种发展为锄耕农业。
六、出现了家畜的饲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里，出
土有大量的牛、猪、鹿、羊类动物骨骼，仅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
骨就有67个个体。经鉴定，其中有一部分系人工饲养。①
七、丧葬形式已趋制度化。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横
县西津、秋江、邕宁长塘、扶绥敢造等贝丘遗址里，都发现有集体丛
葬的墓地，而且流行屈肢蹲葬，说明当时的丧葬已约定俗成。
八、发明了原始纺织。在壮族地区诸多的遗址里，出土有各种
形式和质料的算盘珠形或圆饼形纺轮，此外还发现了许多与原始
纺织有关的网坠、骨针等遗物。说明当时人们已懂得利用野生植物
纤维来纺线结网或织布。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是壮族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
要时期，是壮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上述
的诸多成就是壮族先民在与大自然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实践中，
不断开拓进取的成果，是他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壮族古代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并且对后来壮族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
第二节甑皮岩人及其又化
甑皮岩人避址位于广西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面。1965年考古
工作者在桂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作了试掘，发现不少石
器、陶片和5具人骨骼。1973年进行正式发掘，在厚达2.6米的文
化堆积层内，含有大量的螺蚌壳、兽骨、灰烬、炭屑等物，还发现埋
葬密集的人骨架和石器、陶片、骨器、蚌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在洞
内里侧的石板上还存放有一堆石器半成品和石料。经对不同深度
的木炭标本进行C14年代测定，上部标本的年代为距今7680士150
年，下部标本的年代为距今9000士150年。也就是说，甑皮岩遗址
的堆积可分为两个时期的文化层，下层的年代约距今9000年，上
层的年代约距今7500年左右。类似这样的既为居住地，又为墓地
和石器加工场，而且保存也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在
壮族地区乃至华南地区尚较少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甑皮岩人遗址的面积约2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60多平方米
的范围里，共发现人骨架18具。其中保存较为完整、葬式也比较明
显的有15具，其中10具为屈肢蹲葬；3具为侧身屈肢葬；2具为二
次葬;其余3具因骨胳散乱且残缺不全，故葬式不明。其墓葬均处
在松散的贝丘堆积之中，虽实行单个丛葬，但因贝丘堆积层结构疏
松，故未见有明显墓圹，也没有发现葬具。在一位老年妇女和一位
中年妇女身上撒有赤铁矿粉；一位老年男子身旁有2件蚌刀；另在
一个中年男子、一个老年男子和一位老年妇女的头部附近发现有
鹅卵石和青石板，其他未见有随葬品。经对14具人头骨进行鉴别，
其中有3具属未成年个体，5具属成年女性，6具为成年男性。在
11具成年人头骨中。有10具为中老年人，1具为壮年人。另外，至
少有4具成年人头骨上有人工挫伤的痕迹。其头骨特征表明甑皮
岩人属蒙古人种，与现代分布在华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
的南亚种族比较接近。其头骨上若干“赤道人种”的特征是继承和
发展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特征的结果。甑皮岩人遗
址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打击方法比较简单多单面加工，除了
石片石器中的刮削器略有修整外.其余多没有进行第二步加工，具
有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特点。其器形种类也较少，只有砍砸器、盘状
器、刮削器三种，与壮族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常见的打制石器，
无论在制作方法和器形上都有诸多相同之处。磨制石器较少，只有
斧、锛、矛、穿孔器、砺石等，而且以刃部磨光的居多，通体磨光的很
少，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石器的磨光技术尚处在初创阶
段，而且还保留着浓厚的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甑皮岩人还利用动物
的肢骨磨制成骨锥、骨镞、骨鱼镖、骨针、骨笄等;利用蚌壳制成蚌
刀、蚌铲、蚌勺和蚌饰等生产生活用具另外，靓皮岩人已会制作陶
器，其陶器均为手制的夹砂粗陶；胎厚达2. 6厘米，而且火候较低，
颜色不均，表明是露天烧造。其器形主要有敞口、直口或敛口的罐、
釜、钵、瓮等。陶器表面纹饰简单，仅有绳纹和少量篮纹、划纹和席
纹，反映了制陶工艺的原始粗糙。
甑皮岩人遗址的文化堆积以及内含人量的螺蚌壳及兽骨、灰
烬等物说明当时的原始居民曾在此岩洞里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出土的骨鱼镖、骨镞、石矛以及大量的螺蚌壳、鱼骨、兽骨来看，
当时甑皮岩人的经济生活仍以渔猎和采集为主。渔猎和采集的对
象除了江河沼泽里的螺、蚌、鱼、鳖类之外，还有丛林里的鸟兽类，
其中既有豪猪、鼠、鹿、鹿、羊、苏门羚、猴、山灵猫、食蟹蠓、鸟等较
小型的动物，也有牛、象、野猪、豹、貉等大到凶猛的动物，说明当时
人们猎取对象的众多和狩猎能力的提高，并且出现了可用于远距
离射杀或投刺的弓箭、矛枪、鱼漂等工具。特别是弓箭的发明，是甑
皮岩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因为“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
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
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当然，从民族学资料看，原始人
围猎大型凶猛的野兽，更多的还是使用一端削尖的长木棒。这种尖
木棒既可近刺也可远掷.狩猎效果优于石器。此外，甑皮岩人已开
始饲养家畜。据动物学家对发掘出来的40个猪个体的头骨或颚骨
进行鉴别，1岁以下的幼猪个体有8个，1-2岁之间者26个,2岁
以上者6个，而且像野猪那样既长且粗壮的犬齿少见，犬齿槽外突
的程度很差，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现象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
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说甑皮岩人在狩猎过程中，已
懂得将捕获的幼猪进行人工饲养。他们开创了瓯骆故地家畜饲养
业的先河，并且说明猪是壮族先民最早饲养的一种家畜，同时也是
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种家畜。甑皮岩人将野猪驯养成家
猪，增加了生活资料的来源，使人们因意外原因无法捕获猎物时，
可宰杀所饲养之猪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不使食物断绝。此外，
从遗址里出土的许多石斧、石锛、蚌刀等生产工具来看.当时，甑皮
岩人可能已发明了原始农业，即人们在采掘自然界中的各种植物
茎和果实的实践过程中，掌握了它们的生长规律，而后将之进行人
工种植。原始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为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定居以
及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丧葬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原始居民“灵
魂不灭”或“祖先崇拜”观念及其原始宗教的一种载体。甑皮岩人遗
址发现的排列密集、葬式统一的墓葬，说明当时的丧葬制度已经形
成。人骨架四周无明显坑迹和葬具，而且极少随葬品，又说明当时
生产力的低下，丧葬方法的原始和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平等。在
18具人骨骼中，唯有2具妇女的骨骸上撒有赤铁矿粉，这种特殊
的丧葬礼仪，似表明妇女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寓
含着深沉的原始宗教意义，显示着甑皮岩人对红色的崇拜和对生
命的渴望。
第三节鲤鱼嘴人及其文化
鲤鱼嘴人遗址位于柳州市南郊的大龙潭北面的鲤鱼嘴山岩
下，1980年调查发现，尚存面积6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1.5---
2. 1米，内含密集的螺蚌壳、兽骨、灰烬以及石器、陶片、骨器、蚌器
等新石器时代遗物.经发掘，发现该遗址堆积中存在两个不同时期
的文化层相叠压，即下文化层为粘结的黄褐色土，厚100---170厘
米，内含有密集的个体硕大、颜色发黄的螺蚌壳以及兽骨和一组人
骨架，同时还出土一批打制石器、石核、石片和一件刃部磨光的石
器以及少量的夹砂陶片；上文化层为结构疏松的灰褐色土，厚
14-40厘米.内含大量螺壳和兽骨，但螺壳的个体比下文化层小，
且颜色发白，出土汀打制石器、石核、石片、磨光石器、骨器、蚌器、陶
片等。自鲤鱼嘴遗址的下文化层的年代早于桂林甑皮岩人遗址的
下文化层.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上文化层的年代则为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中晚期阶段。鲤鱼嘴遗址是瓯骆故地迄今发现的具有较为
明确的两期文化层相共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它的发现，
不仅对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
示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已发掘的60平方米的范围内的下文化层上部，共发现6具
人骨骸.其中4具为仰身或俯身屈肢葬，其他2具因骨骼不全.故
葬式不明。人骨架四周未见有明显墓坑，亦无葬具和随葬品.说明
当时的丧葬制度虽已形成，但其葬法仍很原始。
鲤鱼嘴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的石器共47件，除一件为刀部磨光
的石斧和一件穿孔器外，其余45件均为打制石器，器形有砍砸器、
刮削器和尖状器，制作方法比较简单，主要采用直接打击法单向加
工，保持着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磨制石器不仅数量少，而且仅有刃
部磨光，其它部分仍保留着打击疤痕，反映当时的石器磨制技术尚
处在初始阶段。出土陶片仅有8片，皆为手制，除一片为泥质陶外，
其余7片均为夹砂红陶，而且火候很低，质软，胎壁厚薄不均，表面
饰粗、细绳纹，说明当时的制陶方法还很原始。所有这些，反映了新
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征，即石器仍保持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风
格，但又出现了少量的刃部磨光的石器和制作方法原始粗糙的陶
器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因素。其上文化层出土的石器和陶器，无论
是种类还是制作技术，都比下文化层有着明显的进步，其主要标志
是磨制石器的数量和器形增多，而且几乎均为通体磨光；其次是陶
器中除了下层所见的夹砂粗陶外，泥质陶的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胎
壁较薄，纹饰多样，除了下层所见的绳纹外，还有划纹和弦纹。此
外，还发现有下文化层未曾见到的蚌刀。
鲤鱼嘴人是柳州一带继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之后出现的一批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从遗址依山傍水的位置和遗址堆积中含
有大量的螺壳兽骨等情况来看，当时人们的生活仍是以渔猎和采
集经济为主，而且应是按照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妇女主要在大
龙潭一带的浅水中捕捞螺蛳、蚌类以及鳖、龟、鱼、螃蟹等，青壮年
男子则到附近的山林中狩猎，获取的兽类有鹿、猪、牛、豪猪、犀牛、
竹鼠、猴、熊等动物。由于大龙潭一带的天然食物资源比较丰富，也
较容易获取，加之有岩穴作为住所，所以当时人们已过着较为稳定
的生活，他们平时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劳动，死后也埋葬于自己的氏
族墓她里。
第四节西津人及其文化
西津人遗址位于广西横县南面约5公里的郁江南岸西津水电
站旁的丘坡上.遗址面积长58米,宽14米。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
南宁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1965年进行发掘。其文化堆积厚
1-3米.内含密集的螺蚌壳、兽骨、灰烬及人骨架等，还发掘出一
批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在已发掘的144平方
米范围里，共发现墓葬100多座，是壮族地区迄今发现的墓葬最多
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西津人的墓地实行单人集体丛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较有规
律，葬式也较规范，即位于墓地中心的14号墓为侧身屈肢葬，环绕
其四周者则多为屈肢蹲葬，但墓坑多不明显，亦未见有葬具遗迹，
普遍有一三件石器、蚌器、骨器或石块等随葬品并且还出现一些
特殊的葬法，如6、10、11、15号墓的人骨四周，有用小砾石围成的
整齐的长方形框;14号墓中除了人头骨旁放置一块大石头外，其
手和脚上各横放一个猪的下领骨，有的墓底垫有一层白胶泥，或曾
用火烧烤;还有的人骨架上撒有赤铁矿粉。此外还发现一座母子合
葬墓。所有这些，说明当时西津人的丧葬习俗已形成较为严格规范
的制度，显然要比桂林甑皮岩人、柳州鲤鱼嘴人和扶绥敢造人的葬
法进步，反映出西津人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观念、氏族观念以及
祈求祖先神灵庇护的功利意识更加强烈，更加明确。墓地里出现的
母子合葬墓，说明当时的社会形态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
期。此外西津遗址的墓葬如此众多，似又超出了一个氏族成员人
数及其正常死亡的范围，故其墓地性质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个氏
族世代在此定居，其死者不断地埋葬干其墓地中，天长日久，才形
成范围如此之大、墓葬如此众多的墓地；另一种可能是其墓地并非
是一个氏族的墓葬，而是两个以上的有亲缘关系的氏族大家族或
部落的墓地。墓葬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葬法，如用小砾石在尸体四
周围成方框，人体上放置猪的下领骨或撒赤铁矿粉等等，可能是当
时人们对于氏族中有过重要贡献或德高望重的死者的特殊葬法。
西津人选择贝丘作为墓地并且流行屈肢蹲葬，表明他们与桂林甑
皮岩人、扶绥敢造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可惜的是，西津人墓葬
出土的人骨骼标本虽已采集，但还来不及进行鉴别和测量，就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毁掉了，使许多科学研究与比较工
作无法开展，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西津人使用的石器为打制、刃部磨光和通体磨光三类，器形有
斧、凿、锛、矛、刀、网坠等，其中以斧类居多，并出现了大量的有肩
石斧，但磨制石器上多留有打击片疤的痕迹，表明其磨制技术尚较
原始粗糙。西津人制作的陶器均为手制的夹砂粗陶，胎壁厚重，火
候偏低，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的饰篮纹或划纹，反映出制陶方法的
原始性，但当时人们已懂得在陶土里掺和石英砂及贝壳粉等耐火
材料，使之作为炊煮器，受火烧烤时不易破裂。西津人还利用大蚌壳
琢磨成各种形式的刀、匕、网坠等器物，并且还以动物的肢骨琢磨
成锥、镞、笄、锛、鱼钩等器具，制作精致。但从其整个文化面貌来
看，还具有诸多的原始性质，其年代可能与桂林甑皮岩上文化层相
当，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偏晚阶段或新石器时代中期。
从遗址堆积中含有大量的螺壳、蚌壳、兽骨以及出土的石矛、
网坠、鱼钩、骨镞等渔猎工具来看，当时西津人的经济生活应是以
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这一带的自然食物资源非常丰富，
江河沼泽中有丰富易取的螺蚌和鱼类，山林里有众多的鸟兽类，
猪、牛、羊、鹿、麂、狐、獾、箭猪、竹鼠、猴等动物是西津人日常猎取
的对象，有时还捕获大象、虎、犀牛等大型凶猛的动物。但从发掘出
来的石斧、石锛、石刀、蚌刀、石杵和磨盘等农业工具和谷物加工工
具来看，当时很可能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但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经
济。
西津人遗址位于郁江河畔的台地上，距离郁江水面约20米。
遗址中螺蚌壳堆积之多，说明西津人曾在此定居了很长时间。在地
广人稀的原始时代，人们要在丛林茂密、野兽横行、炎热多雨、地面
潮湿、瘴气弥漫的自然环境中居住，就不能建像中原地区原始居民
所构筑的半地穴式房子，而需要搭离地而居的干栏式寮棚。这样的
建筑形式既干燥、通风、凉爽，又能防止毒蛇猛兽的伤害，确保人身
的安全。
第五节敢造人及其文化
敢造人遗址位于扶绥县城西南约4公里的左江南岸。遗址面
积约1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内含大量螺蚌壳、兽骨、墓葬
以及些打制和磨光石器、陶片等新石器时代遗物。1973年考古
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在6.2X1.6米的探沟里，共发现14
具人骨架。因这些人骨架均处在结构松散的螺壳堆积层中，故没有
看到明显的墓坑，亦未发现有葬具的遗迹，而且其骨骼多残缺不
全。从人头骨的位置和方向判断，其葬式有5具为屈肢蹲葬,3具
为仰身直肢葬，6具为侧身葬。有一仰身直肢葬者的上肢骨弯向胸
前，手端放在锁骨处，右手伸直.但被一块砾石压住;下肢叉开，似
是临死时作挣扎的姿态。另2具侧身屈肢葬者骨架相依，面部相
对，似为合葬。除一头骨旁有一骨笄外，其余未见有随葬品。遗址
的贝丘堆积及其发现的人骨骸，表明敢造人在这里居住很长时间，
并且还设置专门的墓地，形成了一定的埋葬制度，但其尸骨排列无
序，无随葬品，又说明其葬法的原始。
敢造人遗址的堆积物以及出土的石器和陶器的形制与制作方
法、墓葬制度等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生活习俗、宗
教信仰、社会形态乃至文化面貌及其年代等，都与桂林甑皮岩和柳
州鲤鱼嘴遗址的上文化层以及西津人遗址基本相同。
第六节小河洞人及其文化
小河洞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
栗坡县附近的畴阳河西岸。该洞穴遗址于1974年发现次年进行
清理。遗址文化层为80厘米厚的黑褐土堆积，里面含有熊、鹿、野
猪、虎、竹鼠等野生动物和家畜马的遗骸。底部含有大址螺蛳壳。出
土文物有数百片陶片和打磨精细的11件石器，其中有有段石斧、
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梯形石锛、三角形石刀、鱼形石刻装饰和正方
形纹饰的石印模等；陶片多为手制夹砂灰褐印纹陶釜、平底陶罐、
陶钵等器皿残片，主要纹饰为绳纹，另有划纹和附加堆纹等。以
上石器与广东南海西樵山、广西左右江流域出土的石器相似，陶器
组合及纹饰则与甑皮岩等地的基本相同。
小河洞新石器文化遗址应是西畴人古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在
西畴仙人洞和麻栗坡小河洞之间，沿畴阳河一带的塘房小独山、蚌
谷花子洞、海子狮子山、革机丁急洞、岔河小独山、岜基小独山、漂
飘曲家湾等地又采集到50余件石器和100余片夹砂红灰色陶片，
其石器也多为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最大的石锛长38厘米、刃口
宽8厘米;最小的长6厘米、刃口宽4厘米。最大的有肩石斧长18
厘米、刃口宽12厘米;最小的长5厘米、刃口宽4厘米。同时采集
到的还有石凿、砍砸器和刮削器，当地壮族群众称新石器时代的石
斧为“砍法”，意即天斧。至今仍将它作为可以降魔驱邪的圣物加以
崇拜。
与上述文化遗址并存的，还有蚌谷、海子狮子山岩洞壁画和麻
栗坡大王岩画等文化遗址，毗邻的广南八宝、邱北曰者和金平县等
地也发现有此类器物和岩画。另外，位于滇东和滇中的宣威尖角
洞，曲靖蝙库坑，晋宁石寨山，昆明官渡，安宁王家滩，江川头嘴山、
光山、螺蛳山，元谋大墩子、大那乌，姚安方家屯等地的洞穴遗址、
贝丘遗址和台地遗址也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
陶。泥陶内外壁和胎质中，还残留有清晰的稻谷壳和稻芒的印迹，
整粒的碳化稻谷也偶有发现，且稃毛俱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纺
轮、陶丸、陶网坠、骨铲、骨锥和有孔蚌刀等。这些文化遗址和小
河洞的一样，与我国长江以南的“百越文化”或“东南海洋文化”是
一致或相似的。
小河洞及其周围乃至滇中的新石器文化，其共同特征是：
一、都以热带、亚热带的江边河畔及湖泽之滨为共同生活的场
所。其遗址的种类一般是洞穴、贝丘和台地三种，大体早期多为洞
穴遗址，中、晚期多为贝丘遗址和台地遗址。
二、把江边泽畔的条块状砾石敲裂或劈开，制成单边刃口的有
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或者用灰黑色的角质岩及灰白色砂岩为原料，
进行精细打磨，使其肩部成直角形、刃端呈斜坡状，而且通体磨光。
与此同时，还制作有石铲、石凿、石刀及其它各种砍砸器、刮削器和
研磨器，并用其加工骨、角、牙、蚌等器物，加工竹木工具和木石并
用工具。
三、烧制的陶器以夹砂拍印绳纹粗陶最有代表性，晚期普遍生
产和使用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为适应纺织和捕捞业的需要，他们
还烧制陶纺轮和陶网坠。
四、用上述生产工具在江河之滨或湖泽之畔进行原始的稻作
生产同时捕捞螺、蚌、鱼、虾.猎取走兽、飞禽，并用陶釜、陶罐煮食
物吃。
五、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房屋建筑采用“干栏”式，并以棉麻
制品为衣。
小河洞人及其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
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原始精神文化。在
离小河洞不远的一座崖壁上，有他们用红、白、黑三种颜色绘制的
原始人群画像和动物，画面高达8米，宽有6米，其中最为醒自的
是两位3米高的裸体女人，此即著名的大王岩画。云南省博物馆专
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当地壮族则把它视为
女神或“咪弘”(意即母皇)，这也许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西畴
县蚌谷、海子中的狮子山上，有一组同时代的岩洞壁画，画中除有
裸体人物、太阳、月亮、水、火、水牛、狗等图案外，还将人牵兽、骑
兽、猎兽、驯兽的原始生活场面绘在洞壁上，这反映新石器时代的
人们已开始驯养各种动物。
第七节贝丘文化
贝丘文化是指原始人类以采集螺蛳、蚌类等水生软体动物和
捕鱼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文化遗存，亦即原始
人类把剔食过后的螺蚌壳和兽骨遗弃一处，经不断堆积，日久愈
多，形似小丘，故名“贝丘”，考古学称之为“贝丘遗址”，现在的当地
居民称之为“螺蛳山”，国外则称为“庖厨”，即原始人类的生活垃圾
堆。因而，贝丘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区出现的一种原
始文化遗存。这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南和东南亚等亚热
带地区的江河畔及其附近的山洞和滨海一带。壮族地区是贝丘遗
存的主要分布地之一，在桂江、西江、柳江、红水河、郁江、邕江、左
江、右江流域以及北部湾畔，都发现有贝丘遗址，其中桂林甑皮岩，
柳州鲤鱼嘴，防城亚菩山、马兰咀、较杯山，横县西津、秋江，邕宁长
塘，南宁豹子头、青山，武鸣岜勋，扶绥江西岸、敢造等遗址先后进
行了发掘或试掘，基本弄清了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年代。
贝丘文化是壮族地区原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其遗
存所处在的具体位置，又可分为洞穴贝丘、台地贝丘和海滨贝丘三
种类型,其中，洞穴贝丘和台地贝丘的文化内涵比较接近，其堆积物
主要由淡水中的软体动物硬壳组成.种类主要有乌螺、田螺、三角
帆蚌、环带丽蚌、多瘤丽蚌，背瘤丽蚌等，并且还有众多的兽类动物
遗骨。略为不同的是，洞穴贝丘遗址多处在距离江河较远的山洞
里，但山下附近有溪河和湖沼;台地贝丘则分布于江河两岸的一级
台地上。海滨贝丘则主要发现于北部湾畔的丘坡上，旁侧有由内陆
流入大海的淡水河，其堆积物主要是各种海生的软体动物贝壳，包
括牡蛎、文蛤和魁蛤等，也有少量的乌蜘蛳、田螺等淡水软体动物以
及各种兽类动物遗骨。
壮族地区贝丘遗址的共同特征一)堆积厚(一般多在1米以
上，最厚可达3米），面积大〔一般为200平方米，最大的达1000平
方米以上)。(二)墓葬处于贝丘堆积之中，台地和海滨遗址中只有
原始居民的垃圾场〔贝丘〕，但未发现其居住建筑遗迹。(三)出土的
石器多为打制，磨制石器相对较少，有的仅在刃部磨光;通体磨光
者器身多保留有打击疤痕，反映了磨制技术的原始性。(四)皆出土
陶片.而且多为手制的夹砂陶，火候偏低(经测定为680度左右)，
胎壁厚，质地粗软，且多饰绳纹，反映其制陶技术的原始性(五)贝
丘堆积物虽以螺蚌壳为主，但还有多种兽类动物骨骸，反映当时渔
猎和采集经济还很不发达。(六)出土有各式石斧、石锛、石刀、蚌
刀、石棒、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但
仍属一种辅助性经济。(七）墓葬制度已形成，流行屈肢蹲葬，但人
骨架排列无序，多种葬式井存，而且少有随葬品无葬具，反映了墓
葬制度的原始；(八)贝丘堆积庞大，说明当时人们已过着较为稳
定的定居生活。以上共同特点反映了壮族地区的贝丘文化属于同
一种文化类型，而且它们的年代、社会组织及经济形态、生产方式、
文化面貌、宗教信仰等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壮族地区贝丘
遗址的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中洞穴贝丘的年代相对较早，
即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前期，台地和海滨贝丘的年代则相对较晚，
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期，有的可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这
类文化遗存是原始时代渔猎和采集经济的产物其社会形态应为
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
壮族地区的贝丘
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已
经萌芽，到了旧石器
时代晚期已有了一定
的发展,来宾麒麟山
人、柳江思多岩、陈家
岩、柳州白莲洞人以
及其他山洞遗址的胶
结堆积层里，已发现
有许多螺蚌壳与兽骨
共存。到了新石器时
代早期，贝丘文化开
始进入高度发展的时
候，其遗存不仅数量
剧增，分布范围广，而
且堆积庞大，内涵丰
富。到了新石器时期
中期，随着原始农业
的发展，贝丘文化逐
渐衰落。贝丘文化是
壮族先民在生产力尚
较低下的条件下，因
地制宜，充分利用当
地丰富的水生食物资
源的结果，是先民们
在长期的实践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开创的一种有效的生
产生活方式。因为自古以来，壮族及其先民聚居地河网交织，湖泊
密布，土地肥沃，丛林茂密，加上温热多雨的自然气候，非常适宜于
各种螺蚌等水生软体动物乃至兽类的成长繁殖，其资源极为丰富。
原始居民们在长期的渔猎和采集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现这些丰富
易取的水生软体动物。不仅可以熟食充饥，而且味道鲜美。据检验，
螺蛳肉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磷、钙、
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等，而且还具有较高的食疗价值。我国传统医学
认为田螺性味甘寒，无毒具有清热利尿，消署解渴，滋肝养肝，治
黄胆等功效，故至今人们吃起来仍然津津有味，百吃不厌。当然，原
始居民们还不懂得其营养价值，只是采集它作为一种充饥的食物
罢了。而且居住地附近的湖泽河边浅滩上螺蚌十分丰富，无须特别
工具便可随手捡来，比起到丛林中狩猎，收获要稳定得多。从各贝
丘遗址发现的灰烬及陶片来看，当时人们极可能是用陶容器把螺
蚌煮熟后剔吃。与此同时，原始居民还从事狩猎和农业生产，以扩
大和丰富其生活资料来源。所有这些生产劳动，都是以氏族为单
位，按照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各个贝
丘遗址，应是一个母系氏族的聚落点，贝丘既是他们的垃圾堆，同
时又是埋葬本氏族死者的墓地，其居住地也应在贝丘旁侧，各氏族
成员平时在一起劳动生活，死后一同埋葬在本氏族的墓地里，从而
形成了别具地方特色的贝丘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日趋丰富，原始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并逐步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部门，渔猎和采集经济逐步退居次要
地位，贝丘文化亦随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浓厚农耕文化性质
和地方特色的大石铲文化。
第八节大石铲文化
大石铲文化是广西南部地区特有的以大石铲为主要特征的一
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出土遗物以各
种形体硕大、造型独特、平整光滑、制作精致的石铲为主要特征，故
名。
经多年调查弄清，这类大石铲遗址集中分布在壮族聚居的桂
南地区靠近江河湖泊的丘陵岗坡上，目前已发现130多处，在两广
地区的40多个县市都有发现，其中又以隆安县东南部、扶绥县北
部和邕宁县西北部交界处即左右江下游及其交汇处一带分布最为
密集，出土的石铲数量最多，器形最丰富，地理上也连成一片，而零
星出土石铲的地方北到柳州、河池，东到北流、贺县，西达德保、靖
西，南及合浦、海南岛;与广西相邻的广东省封开、德庆、兴宁等县
和越南广宁省也有个别出土。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
扶绥县的那淋、韦关、中东，隆安县的大龙潭，邕宁县的坛洛以及靖
西、武鸣等地的大石铲遗址进行了发掘，基本弄清了这类遗存的面
貌及其文化内涵。
从调查和发掘的资料看，集中分布于桂南壮族地区的石铲遗
址的内涵物非常单纯，除了石器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在出土的石
器中，除了少量的石斧、石锛、石锄、石凿、石犁、石祖(男性生殖器)
之外(约占出土石器总量的10-20%)，绝大多数是各种形式的大
石铲，有的遗址出土物几乎全部是大石铲，如隆安县大龙潭遗址共
发掘出石器233件，除了一件石凿和一件棱形石器外，其余皆为石
铲。各遗址出土的石铲，形制规范，造型独特，工艺精巧，为其他
地方所罕见。按石铲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其共同特征是上部皆
有一个小凸柄，双肩弧刃。各个类型的差异主要在于腰部和肩角所
呈现的不同形态，如I型为小柄.双平肩，直腰，弧刃。II型亦为小
柄，双肩(或平或斜)，弧刃，但腰间两侧略内弧呈束腰状；III型为小
柄，双肩或二重双肩，束腰，弧刃，但肩角出现三凹三尖的锯齿形分
叉。壮族各地乃至广东和越南等地所发现的石铲.其形制
都属上述三种类型之列。但其个体大小悬殊，最小者长只有5-7
厘米，宽34厘米，厚0.7厘米左右;最大者是隆安县大龙潭遗址
出土的一件石铲，高73厘米，宽43厘米，厚3厘米.可谓石铲之
王;一般石铲高25厘米，宽16厘米，厚1. 5厘米左右。其中以I、
II型石铲分布范围最广，在大石铲分布区几乎都有发现;但又以
II、III型石铲个体最为硕大，制作也最为精致，尤其是III型石铲，多
见于大石铲遗址分布密集的左、右江交汇处一带。在如此广大地区
出土的石铲形制如此规范,说明其具有同源关系，也就是说.左、右
江交汇一带应是大石铲文化发源的中心区，而后逐渐向四周传播
扩展。
大石铲文化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到发展以至衰落的演变过程。
大石铲是壮族先民为适应当地原始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发明的一种
新型生产工具。它们的不同形制，是原始居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
践中，为提高石铲的劳动效率而不断对之进行改造的结果。因而，它
们之间的演变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即I型石铲的祖型是本地区
常见的有肩石斧，所以二者的基本形制相同，只是为了便于耕作，
将石铲个体加大。因而可以说，I型石铲是有肩石斧的放大型。II
型石铲又是由I型石铲发展演变而成，所以二者的柄、肩和刃部形
态相同，唯一不同的是II型石铲的腰间两侧略呈内弧，这是人们为
了便于用绳索绑缚木柄，以增加其牢固性而改造的结果.因为大石
铲是一种木石复合式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时需加一条木柄，并且
用绳索类把木柄与石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人们手持木柄，脚踏铲
肩即可翻土耕作。而I型石铲的腰部两侧平直，使用时捆绑木柄的
绳索易于上下移动，造成脱落，必须重绑，影响耕作效率。II型石铲
内弧的腰间可使绑索固定于其中不使其上下移动，有效地增强了
木柄的稳定性。而III型石铲在II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改进，除了腰
间内弧外，两边肩角设有锯齿形凹叉，这显然是为更有效地增加捆
绑绳索的部位而设，其性能比II型石铲更优。因而可以说，III型石
铲是三类石铲中的成熟型，亦是石铲文化中的精华,不仅其制作工
艺最复杂最精致，造型美观独特，而且其功能与内涵也是丰富多样
的。因为III型石铲(也有一部分II型)的个体普遍较硕大，既长又
宽，刃口厚钝，似不适用于掘土，也容易折断,而且这类石铲出土时
多数成组叠立，刃部朝天，或围成圆圈，圈内为火坑。据此推断，这
些大型石铲很可能已从实用的生产工具分化出来，变成一种与农
业生产活动有关的祭祀性礼器或某种宗教意义的象征物。尽管如
此，大石铲的主体功能与性质是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可以肯定
的，它们是壮族地区原始农业发展的产物。这种大石铲文化萌芽于
新石器时代中期，兴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工具出现以后，大
石铲文化逐渐衰落，春秋战国时期已少见其踪迹。
石铲多用细砂质页岩加工制成。其制作工艺比其它石器
杂得多，不仅制作工序较为复杂，技术难度大，而且选料讲究，并非
凡石可用，随处可得。石铲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选取石料、打坯、切
割、磨光等主要工序。选取石料是制作石铲的第一道工序，而砂质
页岩石料只分布在一定地区的河岸边或山坡上，虽然其岩石具有
发育良好的层理，但也需要人工开采才能获得。这就需要相应的撬
取石片的工具和技术，以取得适合于制作石铲的石料；第二道工序
是打坯和切割，当取来石料后，便按照所制石铲的形状及大小，在
板块状料石上划出线框，先用石锤敲去边缘多余部分，制成粗坯，
然后再用坚韧锐利的工具，依线切割;若石料过于厚重，还须敲削
去余部，使之变薄，且要厚度均匀。现各地出土的石铲，切线垂直平
整，弯曲自然，厚度均匀.工整对称;有的石铲边上还留有细长的切
割凹槽，有的石铲背面尚留有清晰的鱼鳞状剥削痕迹，当时究竟使
用何种工具将石料切割得如此平直光洁，转折自然，棱角分明，因
没有发现其遗物.故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但这种切割制作石铲
的工具的硬度必定比其石料更为坚韧锐利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就
不可能将石铲边缘切割得如此规整。第三道工序是对石铲进行抛
光处理，即把切割出来的石铲粗坯用砺石对其两面和四周边缘进
行磨光，其磨光工艺大抵要分两道工序，先是用颗粒较粗的砂岩磨
石把石铲磨平。然后再用细砂岩磨石进行细磨抛光。现在所见的
各类石铲，两面平整光滑如镜，其切面也做了进一步的磨光处理，
反映出当时的石器磨制技术已达到相当娴熟高超的水平。而这些
形制规范、工艺精致的石铲，不可能是谁人都可以制作，应是由氏
族中富有经验的工匠专门制作出来的。
如前所述，大石铲是从有肩石斧发展演变而成，是壮族先民为
适应当地原始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发明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工具。
在石铲上加绑一根长木柄，其功能用途与现代壮族民间的铁铲或
锸相似，可用来翻土、掘沟、理埂、碎土或平整土地使用时，手持木
柄，脚踏铲肩，将铲刃插入土中后，达到翻土耕作的效用。伴随大石
铲出现的还有石锛、石锄、石犁等工具。大石铲遗址多分布在距离
江河较远的丘陵岗坡上，遗址内少见渔猎经济性质的工具，表明新
石器时代晚期壮族地区的原始农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耕作方法
也有了一定的改进，生产规模和耕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即由原来的
江河两岸扩大延伸到附近的近临湖泽水源的丘陵地带。正是大石
铲、石锄和石犁等新型工具的使用，才使生产效率提高，改进耕作
方法，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成为可能。《交州外域记》
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
其田，因名为雒民”。雒田即壮语“（那）麓”，指山麓间所耕种之田。因
壮族地区多山岭，到处群山起伏，丘陵绵延山岭之间，分布着许许
多多大小不等的谷地，俗称“（弄）”或“峒”。这些（弄）或峒的地形多呈盆
形或漏斗状，其间多有水潭、落水洞或溪河。每当雨季来临，山洪暴
发，低洼的弄或峒中极易积水成泽。随着积水的增多上涨，四周的
坡地则逐渐被水淹没。洪水消退后。其弄或峒里的积水水位亦逐
渐下降，四周被水淹的坡地又恢复原貌。这样的坡地“从潮水上
下”，每当洪水消退后，四周坡地上的低凹之处，仍保留着积水，这
一处处残留积水的凹坑里，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而岭南地区是野
生稻最多的地方，先民们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逐步认识到野生稻
的生长规律，于是就利用“从潮水上下”的“那麓”稍加耕作加工，使
野生稻变为人工种植。随着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耕作的面积亦日
趋扩大，并发展到围筑田埂以积水耕种。在海滨，每当潮水上涨时，
水位提高，河流的淡水流向大海时，随之水位也提高.这时人们就
可以把河流的淡水引入离海滨较远的台地，修筑田埂，蓄水种植水
稻。桂南地区的大石铲遗址多分布在地势较为低矮的岗坡上，附近
多有水塘、水潭或小溪河，与雒田的地形特征基本相同。而这些田
地现在仍为当地壮族人民所耕种。可见，当时的耕作方式已从前期
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这是耕作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
采用锄耕方法之后，土地得以翻动，其土质结构由板结变为疏松，
杂草也被清除，保证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使其产量的提高成为可
能。
现今我国的野生稻有3类：普通类、药用类、疣粒类。在广西
47个县市有野生稻资源，其中有普通类2000多份资源,分布在42
个县市，以桂中和桂南平原区为主:药用类有200多份资源，分布
在16个县市(有重叠)，以桂东南山区为主，疣粒类仅分布在海南
省和云南省西双版纳。全国的野生稻资源，广西仅次于海南省，居
第二位。结合考古资料研究，壮族地区应是水稻发源地之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
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
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
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
相适应地发生变化。壮族地区的原始社会末期也是如此，大石铲、
石锄、石犁等新石器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地区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
提高，其耕作技术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正是这些新型工具的使用，
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
门。而农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其社会诸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并且
也为各项手工业以及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乃至人们的定居生活创造
了条件。由于渔猎经济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日
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社会地位自然随之加强。反之，妇女在社会
经济生产中的作用则日趋减弱，其社会地位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
样，传统的母系氏族制度被新兴的父系氏族制度所取代，其家庭结
构和婚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即传统的母系氏族家庭被父系
氏族家庭所取代，传统的对偶婚逐步发展成为一夫一妻制。可见，
大石铲文化不仅在壮族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且在壮族源远流长的社会发展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石铲出土地点统计表（略，详情请看PDF档第45页到第49页）。
第九节瓯骆故地原始文化与百越诸地原始文化的关系
西瓯骆越属于我国南方百越族群的一个支系，彼此有着密切
的关系。那么，在百越族群形成之前的原始时代，其文化面貌和彼
此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百越地区多已有了原始人类居
住，并且出现了相似的旧石器文化，即人们皆选用个体适中的河砾
石为原料，采用捶击的加工方法，在砾石的一端或边缘进行单向或
交互打击成锋刃，制作成适用于砍伐、击杀、挖掘和切割的各种砍
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
生植物为主，而且皆以天然的山洞作为栖息之所。这些相同的文化
特征，并非说明百越诸地的先民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很密切的
联系，其文化亦发端于同一渊源。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当时社会生
产力还很低下，原始居民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百越
先民居住地之间，为高山、深谷、大川天然屏障所阻隔，各地原始居
民只能以氏族或胞族为单位，局限在各个特定的空间里生活，尚难
跨越地理屏障自由交往。因此，其相似的文化质态及经济生活形
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百越原始居民们处在长江流域以南相似
的自然环境，因而孕育产生相似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的结果。多
雨的、江河纵横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大小河道中，堆积着经过
洪水千百万年冲刷形成的众多的砾石，乃是这个大地区古人类选
作制造工具的最好材料，这就是百越地区原始人类旧石器时代产
生砾石共性的客观条件。所以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思维决定客
观存在，而是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维”。事实正是这样。然而，直
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百越诸地的原始文化基本上仍然按照各自的
发展规律发展着，不同的文化类型亦开始出现，如长江下游地区以
浙江河姆渡为代表的具有较新质态的骨（耙）稻作农业文化，岭南地
区则出现了具有浓厚渔猎经济特色的贝丘文化。与此同时，在诸多
相邻的、尤其其间无高山屏障阻隔、水路畅通的地区，随着原始居
民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不同地区、不同氏族或部落的原始居民自
然发生接触交往，从而出现了文化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
吸收。随着彼此交往的日趋频繁及其关系的不断加深、不仅使得一
个较大区域内的原始文化逐步交融而趋于一致(如广西地区的左
江流域、郁江流域、漓江流域的原始居民所流行的屈肢蹲葬习俗)，
而且使得在更大的相互毗邻的区域里出现了相同的文化特征，如
两广地区乃至越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都流行饰有绳纹的手制
陶器、以盘状大块砾石为磨盘和棒状石杵的石器，并且流行以贝丘
堆积作为埋葬死者的墓地和流行屈肢蹲葬；珠江流域和长江下游
地区共同流行稻作农业和居住干栏建筑.等等。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各地越人先民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的不断提高，生产工具有了改进和创新，推动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的发展，各地原始居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冲破地理藩篱、跨
越自然屏障的活动能力不断增强，不同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其范
围也日趋扩大。遂使文化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与吸收成为必
然，而文化上出现趋同性的现象也就日益增多而明显。到了新石器
时代晚期以致形成了共同特征:例如在使用生产工具方面共同流
行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和石钺;在陶器的制作上共同流行几何印纹
陶;在农耕上流行稻作农业;在居住建筑的构造方面流行干栏住
宅，等等。现分别简述如下:
一、有段石锛
这种石器是百越故地最富有地方特征的生产工具之一。它萌
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盛行于新石器时代
晚期，衰落于青铜时代。这类石器集中发现于百越人聚居的江苏、
浙江、福建、上海、广东、江西、广西等地。此外，在与之相邻的湖北、
安徽、云南、贵州等部分地区也有发现。这种有段石锛是在常见型
石锛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其特点是两端扁薄，中间凸起一段棱脊，
故名这种石锛是一种木石复合生产工具，在石锛上夹绑一根横向
木柄，可达到延长手臂、便于耕作、提高工效的目的。而石锛腰间凸
起的段脊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夹绑木柄而设制的，而且是为了适应
百越地区锄耕农业发展的需要而制作的。其形态经历了一个从低
级到高级、从原始粗糙到精致规整的发展演变过程。百越地区有段
石锛最早肇源于江浙交界的太湖地区，其早期形态见于长江下游
的马家洪文化诸遗址中，而后逐步北向江苏，山东，南向福建、江
西、广东、广西、云南乃到越南等广大地区传播，器形也日趋规范，
制作工艺亦日趋精致。因此，百越地区发现的这种形制规范、具有
鲜明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是各地越族先民相互交往，文化上的相
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物化表现。究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各地越人先
民客观上具有对这种生产工具的需求以及人们的文化心理的认同
感，才使之得以迅速地广泛传播。
二、有肩石斧
这是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另一类石器。这
种石器是越族先民在梯形石斧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其特点是在
器体的上部两侧凿磨出小凸丙和对称的平肩，使之平面呈“凸”字
形，故名有肩石斧。已与有段石锛一样、是一种木石复合型的生产
工具，其凸出的小柄和双肩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夹绑横木柄而设制
的。从目前的发现情况看，这类有肩石斧的起源与传播态势与有段
石锛恰好呈逆向递传，其主要发源地在岭南的珠江流域.最早发现
有肩石斧是在广西横县西津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和广东南海西樵
山遗址。其最初的形态是略为隆起的小单肩，而且只是刃部磨制得
较为精致，器身仍保留着打击疤痕。而后才出现双肩，但器身仍是
粗磨，西樵山遗址还出土众多的尚未磨制的有肩石斧。到了新石器
时代晚期这种有肩石斧不仅形制规整，而且磨制精致。在其发展
演变过程中.即逐渐向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扩展传播。向北传播的
趋向是通过粤北传入湖南、江西，而后传递到浙江、福建、江苏乃至
台湾等地；向西则渐次往云南、贵州、越南等地传递。因此，在百越
分布地区几乎都发现有这类石肩石斧，使之成为我国南方地区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常见的最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要素。
三、石钺
这是百越地区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又一种石器。石钺有两种形
制，一种形似双肩石斧，但两肩形态呈流线形.阔弧刃。两边刃角微
上翘，形似铜钺。另一种形似长身梯形石斧.但器身上部钻有1--3
个小圆孔，器体也较扁薄。前者多见于岭南地区，但其他越人分布
地也有发现;后者主要发现于江、浙、闽地区，岭南诸地也有发现
两类石钺分布范围甚广，北起山东，南至两广乃至越南地区。正由
于石钺形制独特，制作精致，且集中发现于百越地区，故许多学者
认为我国南方的越族之称谓源于“戉”(即钺)器，以物名族，即擅于
制作和使用石钺(包括后来铸造和使用的铜钺)的民族。
四、几何印纹陶
这是我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共同流行的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一种陶器。目前在广西东北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
江苏以及湖北、安徽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
址中均有发现。其陶质有泥质陶(即粘土烧制而成)和瓷质陶(即用
高岭土烧制而成)两种，其中以后者最具有代表性。其特点是陶胎
细腻坚硬、火候高(烧成温度达1100 'C左右)，装饰纹饰采用印模
拍印方法，故名。其纹饰流行方格纹、圆圈纹、圆涡纹、漩涡纹、网结
纹、曲折纹、席纹、菱形纹、水波纹、叶脉纹、云雷纹等由几何形线条
组成的花纹图案。因其纹饰采用印模拍印的方法.故而纹饰多规整
流畅，均衡对称。这些纹饰虽然多已抽象成图案化，但其纹样最初
应源于越人的生产和生活，寓含着人们的某种观念。例如常见的编
织纹，应与南方地区盛产竹、苇、藤、麻之类的编织物有关；叶脉纹
是树叶脉纹的模拟;水波纹是水波的形象化;云雷纹导源于流水的
漩涡等等。其中多数纹样应与越族先民对具体自然物的崇拜或图
腾有关。例如自古以来百越先民及其后裔流行崇拜雷神、树神、水
神，并且以蛇为图腾加以崇拜。
五、干栏建筑
这是我国南方越族地区流行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离地而居
的建筑形式。其特点是构木为巢或依树积木，或立木为柱，缉茅索
綯，伐木驾楹，人居楼上，其下圈养家畜。这是越族先民为适应南方
炎热多雨地面潮湿的气候和猛兽横行的自然环境而发明建造的
一种居住建筑形式。在浙江河姆渡、钱山漾、罗家角，江苏的香草
河、梅堰，广东的高要茅岗，云南的海门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
发现有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壮族地区目前虽然还役有发现新石
器时代的干栏建筑木构件，但在灌阳、钦州独料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里，曾发现有分布具有一定规律的柱洞，很可能就是干栏建筑的遗
迹。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出上有大量干栏式建筑模型，则可充分
证明这种建筑早在秦汉时代以前已在广西地区流行。况且直到现
在，越人后裔的壮侗语族诸民族中居住在边远山区者仍保留着大
量干栏建筑。
六、稻作农业
古越族先民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在
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浙江马家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已发现多处
人工栽培水稻的遗迹。在江苏无锡的仙蠡墩、吴县的草鞋山、上海
青浦的崧泽等遗址的下层、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和
桐乡的罗家角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分别发现了成堆的稻谷壳、
结成团块的炭化稻谷、稻谷颗粒、米、稻草的茎和叶等遗物在距今
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如杭州的水田畈遗
址、钱山漾遗址、广东曲江的石峡遗址以及江西修水的跑马岭遗址
中，也分别发现有炭化的稻谷、稻草等遗物。这些发现充分证明
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已普遍种植水稻，是世界上人工栽培水
稻的首先发明者之一。壮族地区虽然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栽培
水稻的遗迹，但从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贝丘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
杵、石锛、石刀、蚌刀以及众多的石铲遗址发现的大批石铲和一些
石锄、石犁等农业生产工具来看，西瓯骆越先民应与其他地区的
越族先民一样，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种植水稻。
综上所述，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与周邻地区的越
族先民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和交往。随着彼此交往的日益频
繁、关系的日趋密切和文化互渗与融合的不断加深，从而为后来百
越族群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第三章史前人类与壮族的关系
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瓯骆故地上已有人类居住，并
世代繁衍，不断发展着。壮族是由西瓯骆越逐步发展演变而形成
的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使人类形成相应的体质
特征。而人类的体质形态特征又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遗传性。因
而，通过对人类体质形态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一个民族的渊源和
发展关系。具体地说，通过对瓯骆故地上各时期的人类体质形态进
行测量，并将之与壮族的体质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他们之间
的关系。
第一节史前人类的体质形态
一、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体质形态
前面第一章介绍过瓯骆故地上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其中
对研究体质形态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有柳江人和老磨槽洞人
一、柳江人
柳江人骨胳化石曾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测量。测量的项目和结果如下:（略，详情请看PDF档 第56页到第59页）。
根据观察和测量，可将柳江人的特征综合如下：
柳江人头骨属中头型，接近长头型;前囟点的位置较现代人靠
后；肩脊粗壮，额部稍向后倾斜；面部短而宽，眼眶也相应地矮而
宽。
柳江人头骨面部的鼻颧角为143.55度，介于蒙古人种与澳大
利亚一尼格罗人种之间。鼻根高宽指数很低，属于澳大利亚一尼格
罗人种范围之内，但总的说来，柳江人的特征具有较多的蒙古人性
质，例如，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上门齿舌面呈铲形，年约
40岁而第三臼齿尚未长出等，因而明显属于蒙古人种的系统。
另外，柳江人除一段股骨因尺寸较短且纤细，可能属于女性
外，其余同属于一个男性个体。股骨干上部的扁平度介于北京猿人
和现代人之间，与尼安德特人较为接近。股骨中段髓腔比山顶洞人
的小而近于古人(早期智人)，说明柳江人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
是柳江人又有许多近于现代人的特征，如脑容量约有1400毫升，
前额膨大隆起，嘴部后缩，头骨枕部没有粗壮的肌脊等，说明柳江
人虽比山顶洞人原始，但比各种狼人和古人进步。
二、老磨槽洞人
老磨槽洞人类化石，曾经作过些项目的测量。测量的结果如
下（略，详情请看PDF档第60页）。
从形态观察和测量可以看到，老磨槽洞人具有明显的晚期
智人的特征。如二腹窝的位置介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与现
代人一样有舌下腺凹，但较浅;颏孔的水平高度较现代人低;牙齿
较现代人粗壮；联合部高度介于山顶洞人男性和甑皮岩新石器时
代人类男性之间;下颌粗壮度无论是在颊孔平面处还是在第一或
第二下臼齿平面处都与山顶洞人男性接近；颏部突度指数介于山
顶洞人男女两性之间，比较倾向于男性；颏孔高度较山顶洞人低；
M1、M2颊面间差介于古人与新人之间；臼齿较宝积岩晚期智人的
大，珐琅质较厚，等等。
与当时中国大陆已分化出的以山顶洞人体质特征为代表的华
北类型和以柳江人体质特征为代表的华南类型两大类型人类相
比，老磨槽洞人显然属于华南类型。因此，老磨槽洞人很可能是前
承柳江人，后启甑皮岩人的更新世晚期人类。
二、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体质形态
一、滑岩洞人
1960年发现于灵山县石塘公社钟秀山滑岩洞的零散人类骨
骼，编为15个号。其中。02、03号为头骨，包括大部分额骨、鼻骨上
部、左侧顶骨和部分枕骨，额骨内有指压迹和动脉沟等，头骨缝简
单，眉弓不发达。顶骨比现代人稍厚。从07号至15号皆为下颌骨，
但多残缺，只有07号保存尚完好，仅缺下颌骨上的关节突和肌突;
08号保存了左侧下颌体，下颌体外侧面部的额三角显著，颌三角
上有下额内曲，但不如现代人明显。
经鉴定，滑岩洞中的人骨至少有7个个体，其中壮年女性3
个，青年男性3个，幼年个体1个。
各部位骨骼所测量数据如下
鼻根高2毫米
鼻根区指数25. 64
额骨弦长109毫米
额骨弧长125毫米
额骨弦弧指数87.2
顶结节附近顶骨厚6.5毫米
前囱点附近顶骨厚6毫米
07号下颌前部倾角65度
08号下颌前部倾角78度
07号下颌角间径73. 5毫米
07号颏联合高37毫米
08号颏联合高31毫米
07号下颌体高30毫米
08号下颌体高27毫米
07号下颌体厚15毫米
08号下颌体厚1z毫米
07号下颌粗壮指数50.0
08号下颌粗壮指数44. 4
综合上述骨骼材料的非测量特征和测量数据，滑岩洞人额骨
的弦、弧指数具有现代人性质,但从顶骨厚度的观察及下颌骨的下
颌倾角介于化石人与现代人之间，下颌体比现代人粗壮等判断，较
现代人原始一些。而其鼻根部低平，鼻根区指数小;头缝简单；眉弓
不发达，眉弓不及眶缘1/2,眉间平坦;牙齿舌面铲形等特征，则表
明其属于蒙古人种。
二、甑皮岩人
甑皮岩洞穴遗址的人类骨骼共18具，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有
13具。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银运、
王令红和董兴仁对其中的人类头骨进行了观察、测量和研究。但有
些项目尚未进行。因此，1993年3月广西民族研究所与广西中医
学院联合，对11 具骨骸作了补充观察测量。其结果见附表。
1、年龄和性别
对11 例成年人体的年龄鉴定主要是依据牙齿的磨耗程度，按现
代人磨耗程度估计史前人类年龄的修正方法。按现代人年龄段划
分标准，11例居民死亡时的年龄分别是青年（性成熟起到23 岁）1 例，成年期（24 一35 岁）1 例，中年期（36 一59 岁）9 例。
其中，没有寿命能达老年期（60 岁以上）者.
2 、身高
在甑皮岩遗址史前居民14 个个体中，仅6 个个体可估计身高，其中
身材最高者为167 . 60 厘米，最矮者147 . 12 厘米。3 位男性的平
均身高161 . 16 厘米，与柳江人男性身高164 . 6 厘米相差无几，与
现代马山县勉圩村男性成年壮族居民的平均身高160 . 95 厘米也较
接近。3 个女性成年个体的平均身高156 . 51 厘米，高于身高152 . 5
厘米的柳江人女性居民，也高于平均身高148 . 93 厘米的马山县勉圩
村现代壮族成年女性。
3 、颅容量
甑皮岩遗址史前人类的颅容量是通过颅围长、矢状弧、横弧、
最大长、颞骨弦、顶骨弧、额最大宽、面宽、颅宽、额骨弧、
颅高等11 项颅骨测量性状的测值，利用朱芳武等《 颅容量
计算公式的探讨》 一文提出的公式计算而得的。据计算，甑
皮岩遗址史前人类中，女性颅容量平均为1433 . 95 毫升，男
性平均为1456 . 88 毫升，颅容量的性差为22 . 93 毫升。而现
代壮族男性平均颅容量为1457 . 9 毫升，女性平均为1273 . 5
毫升，颅容量的性差为184 . 4 毫升，远大于颤皮岩人。
4 、种族类型
张银运等在观察、测量纸皮岩人头骨之后曾经指出，他们虽
具有若干“赤道人种”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且与
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种族比较接近口。后来的观察和测量结果
也大体一致。
三、鲤鱼嘴人
鲤鱼嘴遗址的几具人骨架，编为1 一4 号，其观察结果如下：
第1 号骸骨（编号LDL 1 ) : 包括已严重残缺的颅骨1 件和基
本完整的下颌骨、左右髌骨、左右肱骨、左右股骨各1件，同属一个男性个体。从臼齿的磨耗度多为IV ——V 级看，
其年龄为33 岁左右。
颅骨为椭圆形，未见有额中缝，颅顶缝的前囟段为微波型，
顶段为深波型，顶孔段和人字点段为锯齿波型。颅顶形状
呈两面坡式。颅侧壁呈垂直状。眉弓突度特显，范围达眶
上缘全长。眶形为正方形。眶口前倾，额结节不明显，
下颌骸形为圆形，未出现摇椅下颌。
第2 号骸骨（编号LDL2 ) :
包括颅骨1 件，除颅底部分缺失外，其他均较完整；下颌骨
1 件，保存完整；股骨、肱骨、胫骨、腓骨左右各1件，保
存均较完整，同属一个男性个体。下颌左右M 1,2 均为III级
磨耗，估计年龄为25 岁左右。
颅骨呈椭圆形，未出现额中缝，矢状缝前自段和顶段为深波
形，顶孔段及人字点段均为锯齿波形。颅顶为两面坡式，颅
侧壁垂直。眉弓突出显著，眉弓范围超过眶上缘1 / 2 ，眶形
为长方形，眶口后倾。犬齿窝较浅。鼻前棘中等，梨状孔下
缘为钝型。鼻骨自上而下逐渐增宽，鼻额缝、额领缝为曲折
上凸形。颧结节明显、鼻根低平，侧面观呈凹形，腭形为椭
圆形，颏形为方形，摇椅下领。
该颅骨在人字点向前25 毫米，再向右旁开48 毫米处，有一椭
圆形小孔，长径6 . 8 毫米，短径3 . 3 毫米，形状规则，该孔
穿透颅骨的内外板，孔缘整齐，孔周内外骨面光滑；未见骨质
增生反应痕迹，未见倾斜性边缘；未见齿痕、锯痕、凿痕等；
孔壁与内外骨面垂直。由这些情况看，该孔应在主人生前即有，但其意义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3 号骸骨（编号LDL3 ) :
包括下颌骨右半残片一段及附于其上的牙齿3 枚，游离牙齿6 枚
及附肢骨小碎片数段。附于下颌骨上的3 枚牙齿是右M 1、M2
乳牙及右M 1恒牙。这3 枚牙齿的磨耗分别为I 级、II 级和0级。右M1 恒牙刚刚萌出。由此推断，该个体年龄为6 岁左右。
第4 号骸骨（编号LDL4 ) :
包括颅盖骨1 件及下颌骨的右半部1 件。颅盖骨仅保留额结节，
颧弓根部及上项线以上的颅顶部分。外观灰白色，未明显钙化。
颅型为卵圆形，骨面平滑，肌背可见，骨壁较薄，残存的右颧弓一般粗壮，枕外降凸中等，以上特征说明，该个体属女性
的可能性较大。从其右半下颌骨上的M1和M 2的磨耗程度分
别为IV 级和III级的情况判断，该个体的年龄为25 岁左右。
对鲤鱼嘴人骨作过一些项目测量，结果列于附表。
对鲤鱼嘴人颅容量的计算，因颅底破碎无法测得颅高，故难以
采用K . Pearson 公式，而用朱芳武等提出的从破碎的颅骨或分
离的颅骨块计算颅容量的公式。计算结果，3 个成年人LDL1 , LDL2 和L DL4 的颅容量分别为1 453. 8 、1431 . 8 和1362 . 8
毫升，三者的平均颅容量为1416 . 1 毫升，与现代壮族男性的颅
容量1457 . 9 毫升，相当接近。
根据测量和统计结果，将鲤鱼嘴人与尼格罗人种、欧洲人种、
发表于 2010-5-21 15: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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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1 16: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