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口房男(日本东洋大学教授) 著
• 覃义生(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 译
以往日本对中国的民族及民族史的研究, 主要是以北方、东北方的民族和西部的民族为对象。关于西部民族史的研究,重点则放在与东云文化交流或称为“ 丝绸之路 ”有关的西域史和藏族史上。这些研究很早就盛行并形成了一个领域。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南方及西南民族的研究在日本则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 。 尽管如此,关于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的民族 ( 所谓西南夷) 的研究,在战后也积蓄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在这种研究状况中,日本对中国的周边民族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史的研究,是从华南史或华南民族史研究出发的。日本的华南民族史研究,首先由河原正博、白鸟芳郎两位著名学者创立和奠定基础并加以推进的。
首先,河原正博在日中战争时期就发表了《论广西蛮酋的始迁祖 ——以左、右江流域为中心》 ( 河原, 1944) 一文。该文对左、右江流域的“蛮酋”的始迁祖作了论证,断言把随狄青将军平定发生于宋仁宗皇祐年间的侬智高暴动而活跃的汉人当作本地的知州、知县人和将讨伐的功劳记在族谱之中,这是一种伪说,毫无根据。
此后, 河原正博又发表了很多关于华南少数民族的论考。他对秦始皇经略岭南的年代 ( 河原,1954) 和隋代活跃于岭南的宁氏及其动向作了分析和探讨 ( 河原, 1981) 。 1955 年他提出了宋代“蛮酋”向岭内迁徙的问题,随后又对宋代诸文献提到的“省地”、“省民”作了研究 ( 河原, 1961) 。进而他又对宋代的羁縻州、洞特别是左、右江流域的“计口给田”进行了探讨 ( 河原, 1969) ,关于侬智高暴动与交趾的问题他也作了论考。
从河原正博的这些论文内容可知,他的问题意识在于抓住伴随汉民族向华南迁徙、发展而发生的土著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土著民族的汉化过程 。河原正博的一系列论考已收集成书于1984年出版,书名为《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
在河原正博的研究成果启迪下 ,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寄与关注的小川博 ,就唐代的西原蛮黄氏的动态作了探讨 ( 小川, 1963) 。接着,小川博还对宋代广源州蛮侬智高的事迹进行了研究 ( 小川, 1965 ~ 7) 。与河原正博、小川博两氏的研究相关,笔者对与唐代的西原蛮、宋代广源州蛮的暴动有关的《平蛮颂》碑文作了分析 ( 谷口,1974) 。另一方面,冈田宏二对宋代的溪洞蛮作了研究,他指出,不仅唐宋变革时期汉族的社会发生了大变质,而且周边的溪洞蛮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冈田,1971) 。此外,冈田宏二还对侬智高暴动的原因作了探讨,指出了暴动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 冈田, 1979A) 。
如上所述,以河原正博为首的上述数名研究者在推进日本的华南民族史研究中,白鸟芳郎对华南民族史研究,提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建议:
第一,在研究华南少数民族时 ,基于他们居住地域的自然地理 ,从生业形态上分析,可将这些民族划分为三种类型 ;( 一 ) 作为山岳民的畲、苗、 瑶系民族集团 ;( 二 ) 作为山麓丘陵民的畲、苗、瑶系民族隼团和泰系民族集团; ( 三 ) 作为平地民的泰系民族集团和汉民族 。 在解明华南少数民族的形成与文化系统的同时 ,就可抓住华南文化史再构成的线索 ( 白鸟, 1965 、 1967) 。
第二,应将华南少数民族的种族 ( 民族系谱 ) ,从文献史料中系统地加以整理 ,以此为线索 ,着眼于明代的土司制度 ,通过土司 、土官的姓氏弄清民族的系谱 。这些工作有助于把握华南民族文化再构成的大系 ( 白鸟 ,1964 、 1968A 、 1969) 。 白鸟芳郎的论文以及他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研究的一系列论考已收集成书于1985年正式出版,书名为《华南文化史研究》( 白鸟, 1985b) 。
根据白鸟芳郎的上述建议 ,竹村卓二在60年代就对广西的瑶族和壮族的分布状况及聚落形态作了研究 ,通过研究弄清了瑶壮民族在汉化过程中的差异( 竹村 ,1967 ) 。 冈田宏二对宋代的溪洞蛮 ,从当时的文献史料看到的瑶族和仡佬族这一名称,通过他们的种族姓氏,究明了其历史沿革和分布的实态( 冈田 ,1973)。此外,冈田氏还将宋代华南尤其是洞庭湖以南的少数民族实态,从生业形态及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土地所有制方面作了分析( 冈田, 1979b)
此后 ,冈田宏二又对宋代广南西路 ( 今广西 )的边防体制作了研究 ,弄清了土丁 、保丁 、寨丁等的管理和运营( 冈田, 1988) 。接着他又对左、右江流域的峒丁进行研究,弄清了宋朝在边防体制中多利用峒丁以及产生峒丁的溪洞蛮社会的实态( 冈田 ,1990b) 。进而他还对南宋广南西路的财政问题进行研究 ,指出南宋维持边境防卫的军力财源,是依靠广西的盐( 冈田, 1990c)。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有日野开三郎( 日野,1970)和藤本光《藤本,1953a 》
冈田宏二还对南宋时期广南西路的马政制度展开了详细的研究 。这一研究分为高宗时期的马政研究( 冈田,1989) 和孝宗以后的马政研究 ( 冈田,1990a) 。 关于马政制度的研究,藤本光曾作过一系列论考( 藤本,1952),曾我部静雄也作过研究 ( 曾我部, 1974) 。
然而 ,正如白鸟芳郎所指出的那样 ,土司制度的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 。日中两国的学者 ,以往对土司制度的研究,都忽视了地域的特殊性,大多是从总体的制度史来研究( 冈野、守屋1965),忽略了因地域的隔差和民族的不同, 土司制度的实施和运用亦有所不同的事实。 我们应对此加以反省, 建立起新的土司制度研究的体系。 对土司制度研究最先提出新观点的是冈野昌子( 冈野, 1967) 和大林太郎的研究成果。白鸟芳郎氏的重要建议亦给土司制度研究以极大的促进。
日本关于土司研究的动态中,笔者认为应在究明土司制度的实施、运用以及地域差、民族差等实态方面花大力气,于是笔者便着手对广西的土司作了尝试性研究。
首先,笔者指出了明代广西土巡检司的分布, 有西部( 桂西 )和东部( 桂东 )之分,它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地的差异与土司的分布密切相关。在广西的西部( 特别是红水河、左江、右江流域 ) 设置有很多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长官司等土司,这一地区就是所谓的土司统治地区;而广西东部则为流官统治地区。由于东部各地又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为辅佐流官统治的需要,便设置了土巡检司并配以土官巡检司或土官副巡检司维持治安(谷口 1980 ),接着,笔者又指出,明代中叶的广西西部尤其是右江流域,土官、土目之间的对立、抗争反反复复,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虽强硬地对这一地区采取了武力干涉并实施改土易流,但是,随着对流官统治的不断反抗和斗争,最终又导致了改流复土。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向广西西部的土司地区浸透的过程,实际上是迂回曲折且复杂的(谷口,1982) 。
其次,笔者还研究了广西西部右江流域田州府土官岑氏及其女性土官瓦氏夫人的治迹,指出瓦氏夫人及其率领的狼兵,活跃在明中期嘉靖年间讨伐、平定海寇叛乱的活动之中( 谷口,1983) 。 1990 年笔者对研究明代广西的兵防、边防体制的重要史料《殿粤要纂》一书的收藏状况和内容作了介绍( 谷口, 1990) 。
笔者的这些论考,不仅构成了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且也构成了壮族的土司制度研究的一环。
迄今为止,在日本尚未见到专论壮族史或广西地方民族史的论著。一般都把含壮族在内的广西诸民族的历史,作为华南史或华南民族史领域的一部分来看待。
然而,近几年来,冢田诚之、松本光太郎等学者对壮族的实地作了调查。日本对壮族真格的研究,可以说是由此开始的。
冢田诚之首先抓住唐宋时代左、右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动态, 对出现在这一地区的种族 = 民族集团的关系、经济基盘的生业形态及变貌、民族的社会构造展开了研究( 冢田. 1983) 。
此后 ,冢田诚之又着眼于明清时代的壮族史研究 ,相继发表了研究成果 。他研究壮族史的视点是 ,华南伴随汉民族的进入与发展 ,一方面土著民族发生了汉化 ;另一方面则仍保持强韧的民族自我意识 。前者指壮族 ,后者指瑶族。 他把广西的壮族划分为土司型( 土官统治地区 )和 非土司型 ( 流官统治地区 ) 两类 ,以明清时代的壮族特别是非土司型的壮族作为焦点加以分析。他还根据文献史料来确认了明代许多壮族向广西非土司型地区迁徙的形态与要因作了具体的分析( 冢田,1985a) 。
接着,冢田诚之又对明清时代广西非土司型的壮族佃农化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壮族的承佃始于明初永乐年间,明中期以后,汉人地主与壮族佃农间的主佃关系达到尖锐地步;到了清代,壮族佃农化进一步发展,壮族固有的村落与社会体制随之发生解体,进而向汉人社会发展,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自性( 冢田,1985b) 。
此外,冢田诚之还就明清王朝对壮族的统治体制作了探讨,究明了统治权力对壮族起义进行镇压及采取的边防体制和对壮族进行编籍、征税与文教政策等问题( 冢田, 1987) 。冢田氏还通过王士性、黄之隽的著作来分析明末清初广西壮族的实态。他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对非土司型壮族进行研究,指出他们一方面保持有传统的要素,另一方面又因汉族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对土司型壮族文中亦有涉及,他指出,非土司型的壮族与土司型的壮族存在很大差异( 冢田,1988) 。
80年代末,冢田诚之又对壮汉之间的通婚问题进行探讨,他将这一问题作为壮族“汉化”过程的一环,把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状况,从文献史料来加以研究 ( 冢田, 1989a) 。他还把广西的壮族、瑶族同汉族及民族关系史作了比较研究 。文中他把壮族分为土司型和非土司型 ; 把瑶族分为平地型、山地定居型和山地移动型 。在分类的基础上,把壮、瑶、汉三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涉史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壮与瑶二者在“汉化”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冢田, 1989b) 。
90 年代初 ,冢田诚之在《 明清时代汉族移住民与壮族及其关系 》一文对汉族向广西移居的问题作了研究。他指出,汉族向南方不断发展、扩大,特别是向广西移居,这种情况以明清时代为最显著。在移居的汉族中,以工商业者和农民最为引人注目 ,在分析汉族向南迁移的时间 、背景和存在形态的同时 ,还究明了汉壮之间的关系实态 ( 冢田,1991) 。
河原正博曾对广西土酋的始迁祖问题作过研究。最近,野崎刚氏对此相关的问题也作了研究。他对广西土司、土目的族谱 ,从南丹土州、泗城土州、归顺土州的墓碑、族谱碑④得以确认 ,从而指出,这些土司、土目都共有一个始迁祖,正是这一原因,强化了两者作为统治阶层的连带关系( 野崎. 1988) 。
另外,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说到广西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和瑶族的有西川喜久子的记考( 西川. 1978)和稻田清一的研究( 稻田. 1988) 。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本报告仅限于介绍历史学领域的论文,因此,关于其他领域如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则没有涉及。当然,从民族或民族史上来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也是不能忽略的。有关这一问题,白鸟芳郎和大林太郎的论文已有若干涉及,松本光太郎的研究也有涉及。可以说松本光太郎的研究为今后的壮族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松本. 1989)。
本文所涉及的民族称呼及历史用语,均为各时代文献中的称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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