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雍——一个夜郎人的自述
http://www.gog.com.cn 06-08-25 15:44 金黔在线
1944年7月10日(农历5月20日)，在贵阳的空袭警报声中，一个布依族上层人士家里添丁，那就是我。我的祖籍平越(现在的福泉县)，那里是夜郎故地。我的曾祖父名叫刘珂，系太平天国翼王石达部将，同治二年，石达开覆没于金沙江后，他逃到黔南投奔一支布依族、苗旗起义军队伍并被一罗姓布依族首领招为女婿，后来在攻打贵阳时牺牲。祖父刘嵩培却走了另一条路：于光绪年间考中了秀才，并娶当地布依土司的女儿为妻。他的职业是乡塾先生.同时兼任布依族的祭司——布摩,但据说他本人并不大信鬼神，祭祀时人们问他用公鸡还是母鸡?答曰：“只管捉肥的来!”农闲时他应邀走村串寨作法事，回来从袖筒里倒出一堆鸡腿(乡里习俗是用鸡腿筹谢布摩)，有的因时间太长已经发绿。父亲刘剑魂幼年时在家中读私塾，后来到贵陌考取贵州农业学校，不久又园家贫交不起学费、生活费回家务农。一次因抱不平打翻了两名下乡敲诈乡民的县衙公差后，取了家中的银首饰作盘缠投奔滇军，曾随滇军到广州。参加了平定陈炯明叛乱的战斗，还在廖仲凯先生的卫队中当过军官，其间到北京、香港及名山大川游历，开阔了眼界，后回贵州做到贵阳县长等地方官。任内组织诗社、创建花溪公园，又将寺庙改成学校，命僧尼结婚。由于家学渊源，深知巫师底绍，故待他们特不客气据说曾与巫师打赌说：“如果打你三枪不死我就相信你的法术灵!”父亲曾把两名共产党员作为家庭教师掩护在家中，又送进步青年投奔延安，终因请黄齐生老先生到县府作延安见闻的报告而被弹劾免职。
解放前夕他作为少将师长率部起义。在贵州，父亲是有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书法家和收藏家。母亲查明彦出生于南京的大家，外祖父在清朝时做过外交官和商人。母亲曾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抗战时逃难到贵阳，与父亲因诗文唱和而终于结婚。
1950年我开始描红、学对对联，但最大的兴趣是乱画一气。家里订阅的《新华月报》和《漫画》月刊上刊载的漫画使我着迷，每期一到就抢着先看。深受张光宇、华君武、廖冰兄、张仃、丁聪、张乐平、方成和苏联的甘夫，叶菲莫夫、库克雷尼克塞的作品影响。
1951年入贵阳甲秀小学读书，喜欢捉鱼、捕鸟、养蚕、找化石，更喜欢画画和用泥作玩具。二年级时画的《跳高》和《跳远》参加了“贵州省少儿美术展”，五年级时用混做的青蛙和鸭嘴兽成了上自然课的教具。没有钱买图画纸就撕家中收藏的线装书的夹页来画，着实毁了父亲的不少古版本藏书。
1957年入贵阳九中初中部。看到慈受的老师和威严的校长一夜之间就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右派，感情上真是转不过弯。接着学校办农场，我们这群十二、三岁的小孩步行到三十星外去种田，晚间一场大雨，洪水冲走了行李和口粮，全班只得哭着连夜手牵着手摸回城。再就到了大炼钢铁，我们通霄地拉着风箱，到五十里外去用板车拖焦炭。……当时又时兴赛诗比画，我当然在班刊上大出风头，而且还有要和其他班级打擂台的意味。记得那年“五四”，我在专刊上画了一群热血青年身着长衫、脖围长巾，冒着水龙在与军警搏斗，我的班主任、也是美术教员的龚燧老师十分赞赏，指着这蔼画对别班的老师和学生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们班同学画的!”毕业时我幼稚地认为：不应该将真正的爱好作为谨生的手段.竟谢绝了黄术老师要我报考贵大艺术系附中的建议，看来我生来就是要在黑暗中摸索的命。
1960年我考入全省最好的重点学校——贵阳一中高中部，而且分配到了试验班。当时的教改方案是本着大跃进的精神，要学生跃过高中课程直接学大学的课程，当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都跃在空中“坐飞机一去了，好在一年后又改了回米。当时正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的阶段，母亲由于营养不良而浑身浮肿，但她却把单位发给她的麦麸分给儿女们吃，我们劝她吃了好治病，她却说：“要是我病好了单位就不再发麦麸了，还是给你们吃吧!”
参加了学校美术组第一次活动时，教国画的老先生发了一幅老山老水给我临摹我没兴趣完成作业，第二次就再不敢去了，教西画的老师又让学画静物.我也提不起劲来，终于退出了美术组。
1962年，把家中的端砚拿去卖了5块钱，我用这钱买的油画颜料画着幻境中的种种场面。正在和我堂姐谈恋爱的一位学美术的大学生看了这些没有素描关系的油画后，悄悄对堂姐说：“真是糟踏颜料!”我得知后十分愧怍。美术老师钱宏毅当年不过20来岁，与学生们关系不错，他发现了我的惶惑，建议我专攻漫画，我接受了他的规劝。
若千年后，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我面对卢梭和毕加索的原作，心中不禁怅惘起来，想到当年如果坚持自己的路子，在油画上说不准也能搞出点名堂来。
1963年我的国际时事漫画《紧锁难开》被省美协主办的《刺藜》漫画窗首次采用。《刺藜》可称为贵州漫画家的摇蓝，现今贵州55岁以上的漫画家几乎都是通过这个不起眼的画窗走向创作之路的。拿到平生第一次的稿费一元五角，又得到当时省美协主管漫画的傅国基老师接见，激动不已。傅老师将一本华君武的书《我是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的》借给了我。又加上了许多鼓励。接着我又有20余幅漫画被《刺藜》陆续采用，其中《拨不掉的眼中钉》，还入选了省美展。我从此进入了“漫画时期”。
一位素以“找典型”闻名教育界的老师做了我们这个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她自称是学生的娘，可学生们说她是“后老娘”，以前我表哥年仅15岁时就被她打成“落后学生”，拿到《贵州日报》上去批判，以衬托她的先进。她上任后把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发现包括我在内的壁报组四
个人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于是有了目标，便发动团支部进行围剿。她又要我揭发其中两人谈恋爱，我说没有这回事，就在我的品行鉴定中写上“讲江湖义气”，又写上“不要求进步”，其实我何尝不想“进步”，只是在看见把班上一个成绩最好但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学的入团讨论会开成斗争会后，我哪还敢这样不知趣?我们班的团支书因病去世。我和班上同学一起掩面痛哭，“后老娘”特意走上来，用力拉开我正在揉眼的双手，检验是否真有眼泪，当时与我处境相似的同学人人自危。一位从部队上转业回校读书的同学被她骗看了日记，生生打成“反动学生”，开除学籍。美术老师因写信给他姑母——赵无极的夫人，表示想去法国学画，就被逮捕入狱。我因爱好美术被“后老娘”说成“与坏人关系密切”。其实不需要这些罪名，我的家庭出身就已经决定了我不会被大学录取，尽管我高考平均分超过了87分。所以母亲说：“非战之罪！”路上遇见管教学的副校长，正想向他倾诉，可他一听我落榜了，眼镜后面就射出鄙夷的冷光。我不怨他，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落榜的原因，但是我咽下已到嘴边的话，暗暗发誓：今生如果超不过考上大学的同学就再不进母校的大门。“后老娘”动员我到农村去脱胎换骨，我对她一躬到地，说：“我不是毕业了吗?我今后的命运就不劳你安排了。”语文老师熊琰女士，这位女师大毕业的老小姐宽慰我说：“振作起来，一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你的终生命运……。”
物理老师候发科博士，这位前上海交大的教授也说：“因为我以前当过省督学罗，所以我小孩子今年也没考取罗，但是不要紧的罗，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有出息的罗……”。当时我想我要真有那一天的话，一定要飞奔到老师们的跟前去，告诉他们：“学生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可是我永远失去了机会：熊老师已经作古、侯老师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后又听说“后老娘”在“文革”的清队运动中因被查出曾任国民党少校训育主任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差点自杀，这倒的确出乎意外。我后来创作漫雕“为虎作伥”便是从此得到的启示。
1964年，我沦为“社会青年”，一听见对门学校的铃声，心就疼痛得慌，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只有看着同类乘风破浪的份。三十年后，已经有了正高职称的我，还时常梦见我又参加了高考，而且终于被某个很次的大学录取了，于是我在梦中匿惑：究竟还去不去读呢……
在投稿数以百计而无一被采用后，我突发奇想，找到一位在校的朋友，要借他的名字投稿，于是一套四幅的连环漫画《狐狸为什么追逐公鸡》在《少年文艺》上被刊登出来.我明白了稿件不被采用的原因后，从此不再投搞。我在北京的舅舅想给我谋个出路，带着我的习作去拜访一位著名画家，这位先生看完画后说：“画得倒也不坏，就是画法上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而形式主义是种资产阶级的没落思潮。”我舅舅听着不对劲，连忙抢过画稿，落荒而逃。
我走投无路，只盼随便一个单位能网开一面收容我，但招工单位一看我的家庭出身，便摇着头走开了，我成了“小脚侦辑队”——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监控对象，她们还要我参加巡夜和各种“义务劳动”，还说“你也有两支手.为何在家吃闲饭?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安家落户吧!”我看躲不过。就避重就轻地报名到修文公路养护段去当合同工。在繁重的筑路之余，我画了《迷惘》、《天问》、《悲回风》、《天灾》及一些故事插图聊以抒发内心的苦闷。有人在知道我家庭底细后想整我，幸亏好心的段长和班长帮助了我.及时平息了此事。
1965年，筑路工作结束后，为补贴家用，我到母亲工作的省物资局仓库去当临时搬运工。看到我瘦弱的脊柱在钢材的重压下左右摇幌，旁边的人都惊叫起来，连喊“别弄断了腰杆!”街道四清工作组两位姓陈的女同志同情我，介绍我到市外贸公司去做合同工，那里的工作要轻松些：清理牛羊皮上残存的腐肉，有时也跟着正式职工一起去农场收购茶叶。我带着美好的憧景，画了《鸽颂》和《鱼美人》两套组画。工余时间与同样没有正式工作的画友张世申等人互相观摩习作，天南地北的海吹，还“揩油”看他们买的画册，因为我一本也买不起。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我家受到冲击，我也不由分说地被外贸公司辞退。我跑到纸厂废纸库想技回家里被抄的书画，未得，却找到一本《张光宇插图》。这书从此成为我习画的主要范本，也渐渐对张先生画中“以小观大”、“奇中寓正”、“园中有方”的规律有所领会。
一天街上“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和本地“保皇派”大辩论，堵塞了交通，我当夜回不了家只得在旁观战，看见势弱一方被压，忍不住插了几句，有人看到后告了密。第二天早上一回家就被叫到工作组，陈同志翻了脸，要我坦白罪行并揭发母亲。同时又得知：有位同级不同班的高中同学，落榜后曾在一起玩得不错，我在他面前免不了发几句牢骚。次年他考取了大学，进了贵州工学院。不料运动一开始他就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是“小三家村”.如今材料已转到我所在的办事处。我慌忙逃离贵阳，到平坝县的黎阳工地去做民工，直到几个月后运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才敢回家。在烧“黑材料”时看见我的档案袋装得满满的两大包。不由头上冷汗直冒。我至今佩服她们真有本事能从一个初出中学校门的青年身上找出这么多“罪恶”。同辖区的一个家庭也有问题的青年被逼得精神失了常，雨雪天里从百里外的遣送地——修文农村穿着衬衣步行回到贵阳，伫立在街头，他姐姐下班回来看见.抱着他失声痛哭，而他一动不动、呆张着嘴、眼中尽是茫然，路人无敢问者。我看见他就分明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我对“文化大革命”逐渐由怀疑发展到痛恨，于是开始构想一套组画来表达我对这场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运动的看法。这组画随着“文革”的进程我前后画了近10年.标题叫《颠倒的年代》，陆续完成了百余幅草图，分为《神的遭遇》、《人的命运》、《当代英雄》三个篇章。由于当年认识水平有限，今天看来也许只有部份多少还有点意思。
1967年，云岩区劳动局干部唐林是个美术爱好者，他很同情我和董克俊，有意帮助我们。版画家董克俊当时也没有正式工作，曾和我在同一个工地上作民工。唐林对贵州有机化工厂来招工的人好说歹说，总算把我搭配进了该厂。我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摇臂钻床的学徒工。我想这正应了流传的“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儿学打洞”的说法。不久厂里派我们到东北去学技术，途经北京，有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问。我在街头一个橱窗里看到了批判“二流堂的专栏，还附有许多幅张仃先生被打叉的原作，我为其高超的艺术性深深打动，又为其横遭蹂躏而哀伤。于是我画了《被丑恶征服的美》和《猪八戒批判诸葛亮》：有感于江青之流对文艺的摧残而作《被禁锢的文艺女神》；看到连玩具也成了‘资产
阶级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工具’.又画了《天真之死》，初恋的女友在种种压力下终于离我而去，不久又死于非命，我画了《粱山伯、祝英台与黑暗》，看够了那些趋炎附势、恩将仇报、互相叛卖、“要下水一起下水”的闹剧，叹息人性被文革逼得变成兽性，于是作《颠倒》、《有奶就是娘》及《为虎作伥》；看见燕子在“林副统帅宝像’的帽檐下筑巢，失笑之余，悟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论断实在是至理，启发我后来作出《佛头着粪》和《泥菩萨的洗礼》。
我一度被武斗队看中，让我充当机枪手。我以眼睛高度近视为由推脱了，虽被斥为“不识抬举”却得以幸免。后来清查武斗凶手，那位“为保卫毛主席抛头顷洒热血”任机枪手的转业兵判了15年，我想要是换了我起码是死缓.不由得后怕起来。
家里钱一直不够用，老欠债，每个月妈妈一发工资就把钱还给好心的同事，可不久又借了出来。我当时每月工资15元，但决心要把债务还清，于是不吃每月才有一次的3角一份的“木须肉”，不坐8毛一趟的客车回贵阳，来回都与伙伴去扒车，有时还算顺利，但有时被拉到另一个方向，还有时被车上的人推下来，有个伙伴因此丧命。
经过多年的积攒，后来我终于在母亲临终前还清了债务，这笔债务现在看起来也许很可笑，不过四、五十元钱，但就是这四、五十元钱成了全家沉重的心理负担.使我至今怕借钱。
1969年，我努力学习技术很快拔了尖，我拼命工作，有时几天几夜不下岗。厂革委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徒工只要家庭出了问题就一律开除，与我同时进厂的伙伴此时已走了大半，我也好几次险些遭开除，幸亏被车间主任孙殿惠和老师傅们保了下来。可是到了“清队运动”时.大老孙因保我而被认定为“右倾”调离车间，这次厂革委下决心要开除我了。他们派人到省档案馆去查我父亲的材料，省档案馆值班的同志说：“‘文革期间’敌伪档寨一律封存，不能查阅，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人的问题不影响其子女就业。”就是这句话救了我，去外调的人中有个技术员本来就同情我，他趁势用这句话说服革委会改变了开除我的决定。我至今内心里深深地感激这位不知名的档案干部和这位技术员，使我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居多。最后厂革委仍以“家庭出身不好，个人表现尚可”给予我延期年转正、定级的处分。
1970年，送国际漫画《东洋镜》和《鱼藏剑》参加全国美展落选。一位油画家就此告诚他的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多掌握几种绘画技能，不要象刘雍只会单打。”这席话不知他的学生听进没有，却一直激励我以后尽量朝“题材多样化、形式手法多样化、材质多样化”的直向去努力。
若干年后，当时的评委之一，漫画家英韬先生回忆说：“那次全国送展的漫画只有你的两幅，不能展出不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当时漫画不准公开发表和展出，不过你这种不识时务的精神倒使我暗暗感动。”
1971年，虽侥幸没被开除，可危险仍象闻到肉味的兀鹫一样在头上盘旋：一位因总是“反戈一击有功”而得名“梁反戈”的仁兄，因立功心切盯上了我，让我把画全拿出来给他审查。我急中生智，连夜临摩了一些小报上的“大批判漫画”交差，但是他仍不甘心，指着我画本封面上的自画像质问道“为什么画你自己穿了件破衣服?是不是要丑化新社会?”我把手指头顺着衣袋的破洞伸了出来.说，“你看，我这画的是写生画嘛，再说现在提倡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不是?” 他终于失望地哼着鼻子走了。车间造反派头目“石鞋匠”(因老搞“破鞋”而得名)说我属于“公安六条”应管制起来，车间今后无论是丢了东西还是出了事故都要首先从我查起。工段长“王赫鲁”(长相象赫鲁晓失)也时时找茬。最危险的一次是：由于实行军管后压力特大，与我同宿台的一个小管道工胆子又特别小，他结结巴巳地对我说：“要是上面问到你画的东西，我可是顶不住…。”何况我还在宿台里经常有“反动言论”，譬如：“捧捧拍、捧捧拍，大家来打麦——林彪是中国最大的打麦派。”如此等等。我头脑嗡嗡发响，想这次是死定了，可是同屋的几个“弟兄”——义业、嘉烬、晓明说话了：“你要是敢出卖他，老子们搞死你!我至今尚在人间真得给这帮“弟兄”磕头，包括这位小管道工。
1973年，得离开这个危险四伏的地方了，可是朋友们策划的几次调动都因厂里不放而告吹。不放的原因很简单：不能便宜了我。我偶然结识了省委统战部部长惠世如同志，这位2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在老干部中以学识渊博、酷爱书画、刚正不阿、爱惜人才而称著，保护过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故林彪的爪牙批他“一贯右倾”、“统而不战”，使他在“四清”和“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他了解我的家庭更赏识我的画，决定帮我调到能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当时他尚未恢复工作，找了一些人，人家不太买帐。后来还是请他老战友的女儿——省化工厅的领导出面，厂革委才算松口。可是车间还是不放，幸亏贵阳师院的吴运爵老师认识“石鞋匠”，亲自登门说了许多好话，“鞋匠”最后才算表态：“看在吴老师您的面上我才饶了这小子!”美术家吴家华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也是位侠义心肠的人，他动用了当领导的姐夫为我疏通关系。找到了理想的接收单位——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我象征性地砸扁了饭盒、焚烧了工作服，找整过我的造反派头头吵了一架，登上客车.高高兴兴地去新单位报到。
这个单位是在原贵大艺术系工艺美术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革中期被解散，当时才恢复，除一间办公室外都被外单位占用。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天堂了，书记岳仁贵宽厚仁和、所长金珏善解人意，我心虚地问他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怎么办?金所长说：“不要紧.你来吧!”有位老同志因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又没有学历，不免看不起我，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我是正规美术学院毕业的，搞了这么多年还没搞出什么名堂，你一天大学都没上过，我就不相信你能搞得出名堂来。”我当时无言以对，但心里想：只有用今后的行动来回答了!所里的藏书有限且过时，但对于我来说仍是久旱见甘露，于是扑了上去，废寝忘食地临摩起来。
1974年，全国的工艺美术当时依然凋零，只有广交会上还可以看到一些传统工艺品.所里决定让我去开眼界。可是到了广州因非正式代表而不得入，转而到佛山工艺美术社去看剪纸.为其秀美所动，于是把制作方法偷看在眼里，又到石湾参观美术陶。以前只知道陶瓷能做瓶罐碗碟，这才发现还可做成精美瑰丽的艺术品，赞叹之余想买下“太白醉酒”去赏玩，谁知将500元错看成5.00元，受到嘲弄，遂下自制陶艺的决心。
1975年，我带了一些陶瓷设计图到贵州最大的瓷厂——王武瓷厂，欲在那里试制，可是人家不相信我这个既没有进过美术院校又从未作过陶瓷的人，去了几次都碰壁而归。轻工厅的朋友说：“给你介绍个小厂吧，兴许好打交道。”于是我找到了镇远县碗厂做出了几件小瓷塑，并参加了省工艺美展。省文联和省美协的领导王树艺先生是位三十年代的版画家，艺术造诣高深又独具慧眼。他看了这些习作后说：“好是好，就是造型太象现在流行的北京小泥人了。” 他拿出他收藏的贵州平塘县牙舟窑的传统陶器给我看，启示我要创作出具有贵州特色的陶瓷来。接着我奉派去黔东南搜集民族民间工艺品，民间大师们的杰作使我震撼，我不由自言目语地叨念：多么伟大的丘巴(苗语织锦围裙)！多么伟大的窝妥!(苗语蜡染上衣)我与同事凄了5元钱私下买下一对绣花腰带来分，这条花带成了我的第一件收藏品，从此染上收藏民间艺术品的“顽症”。一个念头在头脑中闪现：这些民间艺术品的图案不正是贵州所独有的吗?我何不将其用于陶瓷设计?于是我踏着那条铺满陶片的五彩路直奔牙舟窑。
布依族的牙舟窑历史到底有多长已不可考，可是58年砍树大炼钢铁时，在一棵四人合抱的大树根下发现了士窑址，窑址下有墓葬，墓葬下还有陶片。这里使用的一种透明玻璃釉料用碓舂，加工陶泥用牛踩，制陶用手拉坯，烧陶用松技和爬坡窑，传统的陶器除了日用的碗、壶、油灯和烟杆斗之外，还有多种动物形象的小口笛以及水牛壶、龙壶、风壶之类美术陶。这一切使我感到是那样的合意，所以对于冬天睡在四壁透风的玉米杆棚里，盖着漆黑发粘的被子全不在意。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玩命工作，我在借鉴贵州民间染、织、绣纹样和牙舟陶造型的基础上，经过再创造终于烧出了一批可以说具有贵州民族民间风格的美术陶来。我从此进入“陶器时期”，也可称为“民族民间化时期”。
以后几年中我又多次来到牙舟窑制作陶艺。
1976年，趁到北京出差拜会了一些久己仰慕的艺术家；黄永玉先生当时因画猫头鹰还在受批，可是他谈笑自若，丝毫看出沮丧。在他那间著名的九平米的小屋里陈列着各种真真假假的猫头鹰，水盆里挤着假山和乌龟，家俱上装饰着自刻的木雕，墙上画着窗子和春天。他对我讲了一些当时不敢讲的话，比如“画画画到最后是要靠天才才上得去的”云云。我向他求画，他看我坚持要版画不要国画的荷花有些不高兴，但还是送了我木刻《春潮》，《百花齐放》和《阿诗玛》。米谷先生身体当时已不行，他喘着气对我说：“我画了30年漫画，挨整10年.现在改行画国画、作陶瓷，我劝你丢掉漫画专搞陶瓷，我介绍你去见郑可。郑可教授给我看了他的各种质地的装饰雕塑作品，其中金属制品特别精美，他看了我的作品后说要把他的绝技授给我。周令钊先生画的民间故事插图和少数民族风情画使我大饱眼福。研究民间艺术的专家腾凤谦先生诚挚可亲，他曾对贵州蜡染日用化起过关键作用，又将创作引入传统蜡染之中，他送了两块蜡染作品和一批他独树一帜的剪纸作品供我学习。
1976年某日，从非正式渠道得知“四人帮’被捕，先是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继而与同学张庆华抱头大哭大关，泰山问我为什么打破贯例喝起酒来，我说：“范进就要申举了!”然后自发地画了许多揭露四人帮罪行的漫画到贵阳街头去张贴。
1977年，“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美展”展出了我曾在街头张贴过的两幅漫画：《旗手》和《献媚取宠》，还展出了剪纸《侗寨医训班》。这幅剪纸作于“四人帮”当权之时，当时其在美术界的代理人动员大家创作“造反”、“批邓”、“斗走资派”题材的作品以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我当然不会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于是找了这么个不痛不痒的题材。全国美展结束后，漫画分别收入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漫画集，剪纸在《美术》上发表。“云贵川藏四省(区)少数民族美展”又展出恶劣我的3幅剪纸和一套批判“四人帮”的漫画，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于展览的评论文童：认为“侗寨医训班”突破了传统的剪纸的局限，把如此众多的人物进行图案化的处理，又刻画了人物的民族、年龄、性别、身份的特征，……这些民间象征幸福吉祥的自然景物，被作者精心地组织在画面呈，增加了作品的喜庆气氛。
为了适应新的形式，省外贸成立了包装广告公司，向市工艺美术所要求在人力上给予支援，于是我与几位同事一起被借了过去。外贸这个地方很实惠，待遇和福利都不错，算不定还有机会出国。可是我去后不久，就发现我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一切要从商业利益出发的信条使我这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难以接受，在设计上要迎合市民口味也使我感到委屈，于是死活要求回原单位。书记陈浩同志劝了半天见无效，叹着气说：“我们正要发商调函，你却……。”后来他在街上遇到我还说：“后悔了吧?还来得及补救，你回来吧!”我笑了笑不回答。从此我也自知在这方面的无能，故无论商潮如何汹涌，我也不会再动“下海”的念头。
1978年16件美术陶作品入选“第二屑全国工艺美展”，其中11件后来随“中国工艺美展”到日本展出。《美术》在介绍全国工艺美展的专版中刊载了我的美术陶作品《凤纹泡菜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梅健鹰教授在《中国建设》上撰文评论该展陶瓷作品时赞扬了贵州陶瓷在民族化方面取得的进展.还约见我当面给予鼓励和指教。
文革中虽然在大批判专栏和造反小报中充斥着一个或几个“大红人”一手捧着红宝书，一手挥拳打倒一个或几个“小黑人”这种模式的“漫画”，但“四人帮”是不准漫画在正式发行的报刊中出现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搞阴谋心中有鬼，所以做事就老是遮遮掩掩、藏头露尾的。1978年，“四人帮”倒台之初，在左的惯性下，这个禁令还在起作用.就连批“四人帮”的漫画也不能在正式报刊上登堂。三中全会之后这个禁令终于解除。《人民日报》的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创刊了，我的漫画《同志，请您换马》在第二期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出来，这是文革后我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第一幅漫画。想到以前老被退稿，于是发誓要敲开全国主要报刊的大门，我的漫画开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文摘》、《工人日报》、《新观察》、《世界知识》、《文艺研究》等报刊上露面，当然发表最多的还是《讽刺与幽默》。
当年，我有27件美术陶作品人选《全国陶瓷美展》，在上海中山公园展出，我赶到展厅时正遇见轻工部的工艺美术专家廉晓春指着这批陶器对展览会的布置者说：“你们这些上海人呀真势利.这么好的艺术品你们摆在这样一个破位置……。”我慌忙走开不想再听下去。继续投稿，漫画《能源的贫困》参加首届《读卖国际漫画大赛》获入选奖。当时省美协恢复，打算调我去驻会，可是想到当年求爹爹告奶奶地要求调进市工艺所，现在又要飞高枝，实在不好意思向领导提出来。岳书记落实政策仍回原单位当副区长，他临走时主动对我说：“我听说省美协要调你，我看只要你能更好地发挥才能，别不好意思提出调动。”不久，市工艺所从马板车联社调来位新书记，他认为投稿是“打野鸭子”、“开小片荒”，老在会上批来批去的，让大家“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我脑子一热定要和他打赌，写信到中央党报去辩明是非，书记哼了一声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斗争……。”又说：“只要有哪个单位调你，今天来商调函，我明天就批准。”第二次反右斗争倒是没有来，可是人人有份的普调一级工资我却差点没份，我想那还是调走吧!所长挽留了一阵后通情达理地同意了。可是市里不放，我又头脑发热起来，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呈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朱厚泽同志，朱书记宽厚地笑着对我说：“哈哈，讲话不要这么难听嘛，不是有意为难你，市里想留人才……。”在我的坚持下市里终于放行。朱书记并没有因我的顶撞而记恨，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后来他调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对他开玩笑说：“市里不也没有留住您这个人才嘛。”
1979年我得知中央有个对起义将领落实政策的文件，便去省委统战部要求给已去世的父亲平反，可是不巧找到该部的造反派头目，他横蛮地说统战部不管这等闲事，让我滚蛋。于是我和他大吵起来，部长闻声赶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不久，省委统战部根据中发79(2)号文件的精神给我父亲平了反。
同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了我在牙舟窑制作美术陶作品的专题片，《民族画报》也发了专版。
那年《贵州蜡染、刺绣、织锦、陶器展》由中国对外展览公司推出到丹麦、挪威、芬兰、瑞典、西德巡展，我有52件陶器和1件蜡染作品参加了这个展览。
1980年，我被批准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全国美协在文革后吸收的第一批会员。
到省美协上班，王树艺先生虽对部下要求严厉，但他学术水平高，爱惜人才，为人正直，从不打击报复、结党营私、嫉贤妒能，我不免有时挨训，却从心底佩服这位前辈，另一位领导秦元魁先生慈祥宽容，在他手下工作起来，心里倍感温暖。
当年我有6幅漫画参加《中国漫画展》到日本展出，其中有4幅选入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漫画集》，日本著名漫画家森哲郎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国漫画界现状》一文中评论说：“在新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一个贵州的少数民族刘雍……。”
1981年，时任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的曹振峰先生和民间美术部主任的李寸松先生来到贵州考察民间美术。一见我的陶艺作品，当即提出要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为我举办一个个人作品展。我考虑到我个人的作品数量还不足以举办一个大型展览，于是向王树艺先生提议把这个展览办成一个贵州省美术家学习民间美术的成果展。王树艺先生欣然批准，并为此积极奔走，向省财政要来一笔经费，并嘱我拟出整个展览的计划。计划得到了中国美术馆的批准，我便开始积极组织筹备。在半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到牙舟窑、习水窑、剑河窑和余庆窑亡命地工作，创作陶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超过二十个小时。同时还要负责其他作者的通联和组织工作.为他们排忧解难。
1982年7月6日，“贵州学习民间工艺美术新作展览”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正厅和西侧厅同时展出，历时二十天，展出了包括陶器、木、竹雕、蜡染、剪纸等数百件艺术品，用华君武先生的话来说“这个展览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震动，我也感到了震动！”。江丰、蔡若虹、刘开渠、张仃、王朝闻、黄胄、曹振峰、李寸松、吴劳、钱绍武等先生或为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新观察》、《装饰》等报刊上撰文，或为之发表讲话。这个展览还被列为当年中国美术馆的重点展览。
展览结束后，共有一百七十多件参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中包括我的四十九件作品。《美术》、《人民画报》和《民族画报》上还发表了我的创作谈和对我的专访。
华君武老师和黄永玉两位老师为了对我们进行勉励，请我和一位雕塑家到家中吃饭。黄先生的话在当时很有超前意识，如一件作品的价值，材质很重要，石膏做的和青铜做的就不一样，画在纸上的和画在布上的也不一样……”“对艺术品的需求，不同群体的人是不一样的：没有钱又没有丑化的，过年贴对门神；有文化没有钱的——比如丈夫是技术员、妻子在中学教书，只好买张蜡染来挂一挂；有钱而没育文化的暴发户，玩的是牙雕、玉雕和金银器：至于有钱又有文化的，比如哈默等人，他们收藏名画、雕塑、挂毯和陶艺……。”使我明白了许多当时我还不曾思考过的问题。
1983年初，我被借到《人民日报》漫画副刊《讽刺与幽默》编辑部工作了三个月，在此期间得到了华君武，，丁聪、方成等前辈的教诲，尤其得到了编辑部的英韬、江帆、苗地、马克等先生的直接指导，受益颇多，并得以阅读编辑部收藏的中国三十年代的漫画期刊和外国漫画杂志，既开阔了眼界，又对国外的漫画现状和中国的漫画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年.受省美协领导的委派，我在首都民族文化宫组织筹办了“贵州民间刺绣挑花展览”。
1984年我和省美协两个要好的同事到云南的昆明、大理、腾冲等地考察采风，又沿着边境线从芒市走到景宏，在民间艺术方面将云南和贵州作了一个充分的比较，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领域内，夜郎不可不自大！
同年，第六届全国美展我有四件作品入选，包括三幅漫画和一套插图。其中的漫画《两个驭手》被评为优秀作品。另外一件陶艺在“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中获“创新奖”。
1985年，贵阳市政府在北京修建贵阳饭店，我的画稿《竞渡》被选中，于是我受命到山东淄博工作了两个月，将其制作成3米高6米长的陶板花釉壁画，安放于饭店的服务大厅之中，这是我在环境艺术方面的第一次尝试。《人民画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刊登了这件作品。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文化部和全国美协决定举办一个以和平为主题的展览，但是参赛作品既不包括漫画，也不包括陶艺，似乎我没有用武之地了。 1982年展览后，美术界有一些友好的和不友好的同行开始断言：“刘雍无非会画几张漫画，会做几个瓶瓶罐罐而已。”言下之义是出不了大作品啦!
另一件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一位老漫画家在请我和一位雕塑家吃饭时自谦地说“画种和画种之间是无法相比的，壁画就无法和雕塑相比”。于是我开始想：能不能把漫画和雕塑结合起来刨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呢？法国的杜米埃曾制作过许多漫雕人像，但我并不想走这条路，而是希望把漫画的构思和雕塑的手法结合起来，开创一条自己的道路。由此诞生了木雕《孕》。这件木雕作为贵州省唯一入选的作品参加了中国纪念国际和平年的展览，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件术雕的诞生，标志着我经由“漫画时期”和“陶艺时期”进入了“混血时期”
1987年，贵州省各界募捐修复了八达岭的一段长城，有关部门委托我设计并监制了花岗岩的“修的安排。幸而到了纳雍.扶贫队的负责人——省交通厅的林振科副厅长理解我的困境，他对我说：“就算扶贫队派你去搞创作，办好展览也算扶贫队的一项成绩!”于是正应了华君武老师在我苦闷时勉威我的话： “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不损人利己，到时候总有好人相助。”
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主任的张守智先生得知我要制作一批大型陶雕，便亲自带我来到江苏宜兴的钧陶厂和建新陶瓷厂。听了张先生的介绍和我自述的计划，又看了《人民画报》上介绍我作品的专版，钧陶厂厂长胡国荣和建新厂厂长杨晓泉立即决定派出各自厂中技术最好的师傅来协助我。钩陶厂的技术权威——胡厂长的叔公在为我装窑时烫伤了手，扭伤了腰，成型高手朱师傅、王师傅也密切配台；杨厂长还把厂里的活动室无偿地让我居住。我开始白天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夜晚与云雾般的蚊子搏斗，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不间断地从四月份干到十一月份，终于做出了十几件大型陶雕(最大的将近三米高，最小的也超过一米)和近百件小陶艺。我的工作感动了两位厂长，他们最后竟然决定不收我一分钱！胡厂长还派出厂里的一辆大卡车将我所有的陶雕免费运到北的中国美术馆！
还有使我不能忘怀的是钧陶厂门口一位卖面的老太太。老太太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孙女相依为命，开了一个面摊。我囊中羞涩，每天三餐都到她的摊前吃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三个月后每碗阳春面的价钱涨到了3角钱，但她仍按原来每碗2角5分钱的价钱卖给我。离开宜兴的那天早上我买了一大提香蕉去谢她。中午在我坐的客车即将开动之时，老太太让其孙女送来了10个熟鸡蛋。
1988年我结束了“扶贫”，回到单位，继续准备我的展览。我先是做了一批木雕。根据当时省美协的规定：每名驻会的工作人员举办个人展览都有五千块钱的经费补助，但是当我用到两千块钱时，新领导通知我说“美协帐上的钱已经用完。”但事后单位的会计告诉我其实那时帐上还有好几万块钱!当时家中的存款早已告罄.我情急之下请新领导向财政厅打报告申请。新领导连说“好办!好办!”。可是很快得知：新领导倒是马上去了财政厅，但他说的却是：“刘雍有的是钱，一分钱也不能给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展览成功以后，新领导竟然在《美术》杂志上撰文声称：他为我的展览“多方筹集了数万元的资金”!
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和省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幸而省委统战部长王思明和团省委书记叶小文理解我的困境，为我四方奔走，最后找到省长王朝文，从他的省长基金中拨出两万元钱。又得友人龙隆为我找来一万元赞助，才算解了燃眉之急，我靠这些钱到上海创作了几十幅挂毯，办展览的经费和差旅费才有了着落。
那年十月一日，我的作品《神·人·鸟》获得了首届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
1989年元旦开门红，我的漫画作品在“第十届读卖国际漫画大赛”中获得优秀奖(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漫画比赛，此次共有62个国家14000件作品参赛)。另外还有两件作品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美展”。
元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我的个人作品展览“一个夜郎人的世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正厅展出。共展出了《鸽颂》、《夜郎魂》、《山海经》、《苗族史诗》、《颠倒的年代》五个系列近两百件雕塑、陶艺、挂毯、漫画作品。首都美术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来参观了这个展览。中央、北京和贵州几乎所有重要的媒体都对此作了专访和报道。我的专题纪录片《一个夜郎人的世界》也在中央台、北京台和贵州台反复播放。在参观了我的展览后，前辈们纷纷题词勉励：“《在中国兼漫画、雕塑、陶艺、工艺于一身的当推刘雍，创作集讽刺、出默、装饰于一炉的也是刘雍，刘雍是真正的自学出身，他学习民间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创新而不追随西方之后，这就是我感到的刘雍艺术精神、风格和趣味，刘雍创作勤奋刻苦、不趋时尚、艺术生涯甘苦自知、不畏艰难、宠辱不惊，我钦佩这位布依族的美术家。”(全国美协党委书记、副主席、漫画大师华君武)“意在创作、美在其中。”(全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泰斗刘开渠)“自从李白后，文采出夜郎。”(著名书画家黄苗子)“熔古今、中外、土洋之美与一炉，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漫画大师丁聪)。在随后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美术界、工艺美术界、艺术院校、社科界的专家和权威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复述了，中国美术馆在展览后又‘收藏了我一批作品，使收蕊我个人作品的总数达到89件。
展览后回到贵州，在1989年2月22日的《贵州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在贵州同样能有所作为——省委副书记龙志毅就刘雍作品展览成功致函本报》一文，对我勉励有加。《贵州日报》并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首都专家座谈会的纪要。23日，省政协、省青年联合会为我联合举办了庆功会。
可是回到单位，日子从此就变得更加难过啦!直到了无法创作，无法存身的地步!第二年，我在省委领导安排下调到了贵州省文化厅系统。文化厅厅长王恒富先生惜才正直，宽厚仁和，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握安排到省艺术馆，为我提恶劣很好的创作环境。
1990年。在廖冰兄老师的推荐下，广东省美协和贵州省文化厅为我在广东民间工艺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对此作了报导和评论，广州电视台为展览制作了专题片。厂东美协领导汤小铭、林墉和广东画院、广州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们参加了我的作品研讨会。令我尤其感动的是前辈廖冰兄先生，他不但为我操办展览，为我题辞，为我在报上著文吹鼓，甚至还为我掏钱请客：他不但自己为我四处奔走，还发动他的学生、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为我帮忙！这种赤诚之心、这种对于后学的无私提携是我永生不能忘怀的!同年我的29件作品参加“第五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其中两件在“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中分别获“创新奖”。
1991年，省文化厅和三联书店在香港为我联合举办了名为“夜郎魂”的个人作品展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同志为我主持了开幕仪式，香港《无线电视台》、 《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新晚报》、《良友》画报、香港《美术家》杂志或发表了专访、或发表了作品专版。在香港办展览，从始至终我几乎没有动过手，一切不用作者操心，工作人员全部操办停当，如果是在国内作者必然忙得四脚朝天，香港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的全国漫画展上，我的两幅作品《方舟的沉没》和《一哄而下》入选。我与曾宪阳等人合著的画册《苗装》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3年，我的作品“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插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共有五十四个国家参加的“野间国际书籍插图比赛”获二等奖，总排名第四，我的作品不但收入展览画集，还印到了封底之上。
同年，我的专著《贵州传统蜡染》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4年4月18日。我与靳之林教授在法国巴黎的中国城展览中心举办了大型的中国民间艺术展。我的藏品占了其中的一半。BBC通讯社、法国国家电视台、《费加罗报》、《欧洲时报》等媒体都作了专题报道。《星岛日报》欧洲版甚至说： “这样的大规模、高质量的中国民间艺术展不但在欧洲不曾举办过，就是在中国也未曾有过!”。我对来访的BBc记者说：“本世纪初，林风眠、徐悲鸿等中国老一辈艺术家到欧洲求学，他们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把中国的原生态艺术带到欧洲，希望能对欧洲的艺术家有所启发！”“欧亚文化交流协会”是个由欧洲艺术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文化团体，他们不但集体参观了我们的展览，还邀请我到他们位于凯旋门边、马尔斯大街上的会堂为他们作了四个小时的的幻灯讲座.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最初这个展览预期展出一个月，但由于开展后观众参观踊跃，舆论评价颇高，于是展览数次延期，直到次年的2月才降下帷幕。法国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观完展览后为了留下他们的观点和意见，竟在两张摆放留言簿的桌子后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尤其要感谢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玛丽格莱特·纪可梅女士、巴黎第三大学教授班巴诺先生，荷兰莱敦大学教授锡伯先生等外国友人的热忱相助，为我们撰写展览前言和评论，无偿地提供翻译服务，把艺术界、学术界的机构和朋友介绍给我们，并为我们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
同年5月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在台北汉唐乐府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我的个人陶艺展。展出的五十余件作品全部被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收藏。
同年我的作品“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插图”参加了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斯提拉法举办的“国际书籍插图双年展”，其中一幅还印到了展览的招贴画上。
1995年。我在法国巴黎第六区的La Chine des Ts’ing画廊举办了我的个人陶艺展，共展出陶艺六十余件。
又在法国北部城市拉马特兰市市政府展览厅举办了我的个人作品展，展出了陶艺，绘画，木雕和挂毯共一百余件。拉马特兰市市长主持了展览的开幕式，我向市政府赠送了作品，里尔电视台作了多次报导.法国《北方时报》发了专版。在展览期间我与当地的艺术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有几位后来还成了朋友。里尔大学的美术教授Andrieu Pierre先生请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参观.我很赞赏他的一幅后期印象派手法作品《女孩与鸟》。不料在我临走时他竟将这幅代表作送给了我。尤使我感动的是法国的一位女艺术家Fanny Martin女士，她在我展览期间主动把她的房子让给我住，为我做好一日三餐.每日还用车送我往返于住处与展厅之间。帮忙至此，临别时不但不收一分钱，竟还把她的所有的油画作品摆出来任我挑选。我不好意思，挑选了一幅最小的。
在那年的两个展览中，我总共有四十七件作品被法国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收藏。
1996年鉴于“在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和创作方面成绩卓著”，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称号。
1997年，我与潘志星女士合作完成了贵州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礼品：木雕蜡染座屏——“苗岭欢歌庆港归”。但由于接到通知到完成的期限仅有三个月时间，过于仓促，再加之诸事不由自主，这件作品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了我遗憾的一件作品。此役共赚得稿费人民币贰仟伍佰元整!
1908年，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贵州省建筑设计院的副总设计师赵晦鸣合作设计即将兴建的贵州省图书馆新馆。赵晦鸣负责建筑设计，我则负责所有的环境艺术设计，包括2500平米浮雕和9座雕塑以及壁画。赵晦鸣先生是一位既很有才华，又不计名利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我和他相得益彰，合作十分默契。
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京召开，又时逢国庆五十周年，经中宣部、建设部和文化部的反复评选，最终选出中国自建国以来最优秀的 55件建筑艺术作品。贵州省图书馆的设计方案是唯一一件尚未建成就入选的作品，与天安门广场、上海金茂大厦、上海博物馆等并列：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宣读了有关论文；获得了“中国建筑艺术成就奖”在北京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参加了随后在深圳举办的“庆祝建国5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编入《中国现代建筑艺术精品集》。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世界建筑师大会的特别节目中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三件作品上海8万人体育馆，贵州省图书馆新馆和黄山避暑山庄。这个设计还得到了美术界、建筑界权威人士张仃、杨永善、肖默等先生的赞誉。
一件尚未建成的作品就能引起各界如此关注，实出我的意料。我的传略被收入了1999年版《剑桥国际名人录》。
是年。贵州省政府为赠送澳门特区政府的礼品向全省征求设计方案。我与潘志星女士台作的方曩“铸镉镶宝石欢乐鼓”在报送的七个方案中一举夺标，并得到国务院领导赞扬。4月我与潘女士来到太湖边上，奋力工作，历时半年，与洪水、酷暑、蚊子和市侩轮番作战，其间政府领导亲临制作现场以示慰问。终于在 11月将制好的青铜雕塑运到澳门并安装在澳门综艺馆内第一排中间的位置。这次仍然得到稿费人民币贰仟伍佰元整!
2000年。《刘雍漫画选》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选入我的漫画和漫雕作品128件。我的另一件作品《筑巢引风图》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的作品参加了2000年举办的“全国漫画展”。
此前，法国现代历史物馆又收藏了我的54幅原作漫画，加上1995年收藏的2l幅，该博物馆收藏我的漫画总数达到了76幅，使我成为该博物馆收藏作品最多的中国漫画家，而且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还在他们的网站上为我建立了专门的网页。在受邀访问法国后，我又于同年3月至5月间游历了意大利、奥地利、梵蒂冈、摩纳哥、圣马力诺等国家的二十多个城市，参观了数十个博物馆。
2001年。我全力投入贵州省图书馆新馆外墙大型浮雕的制作，并附带完成了位于南明河边的现代铜雕“母亲河纪念碑”。图书馆大型浮雕的制作标志着我的创作继“漫画时期”、“陶艺时期”、“混血时期”而进入了“环境艺术时期”。奋力工作至今，虽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甚至出力贴钱，却也无怨无悔。至于此两件作品如何.还请拭目以待。
这一年儿子考上研究生赴美留学，实为平生快事！
岁月似歌，流年如水。我本深知名利与肉身之不可永存。而唯愿艺术与生活中不能忘却之事所构成之生命，能如薪火相传，直至永远!
刘雍2001年11月lI目于贵阳
发表于 2004-9-15 00:27:00
新建的贵州省图书馆的外墙上，有这么一些文字样品，贝侬知道是什么文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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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另外一些文字样品，也在贵州省图书馆的外墙上。
发表于 2004-9-15 08:54:00
发表于 2007-12-27 10:3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