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 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為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即取允姓為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Asii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為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駃茲，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在琅邪。瓡攝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况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闕駟《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闐梵名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與co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為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Obtainer of go／（牛），
Go stana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參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參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見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周古代的印歐藷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373－403），對Henning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Hurrian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B. Hrozny（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為詳盡。參看該書頁146－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國。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Mitanni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Piggott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1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裏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獲了兩輛車，（原文是“……□車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犹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字可用於車若干□，同時亦用於馬若干□，□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為省形。卜辭“□”亦作數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證之，“□”即“兩”甚明，借“兩”為“輛”，非□字。）“馬五十□”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為應該繹為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乙巳，陳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没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為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語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獲894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数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為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參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條，又Asagarta-, asabāya各條。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242。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9期。
參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414。
參黄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王堯《吐蕃簡牘綜録》，頁28，粟特條。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年，頁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韓儒林《穹廬集》，頁91，《烏鵒、Huiur及Hor》引美國J.H. Edgar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參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p. 263及同書有關Mitanni各條。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参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1442。
後 記
位於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和闐，古稱于闐，在十一世紀突厥化以前，居民操一種中古伊朗語，即于闐語。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綠洲王國，她曾在東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過去，由於解讀研究于闐文獻的伊朗語專家大多不諳漢文，而熟悉漢文材料的中亞史學者又難以接觸中古伊朗語文獻，因此，于闐的歷史在中亞史家筆下往往輕描淡寫，幾筆帶過。然而，我們認為，對於像于闐這樣的中亞王國做細緻的個案考察，是推動中亞研究的進步，深入闡釋西域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環節。
1980年，我們開始以敦煌漢文文書為基礎，參照歐美學者數十年來研究于闐文獻的成果，探討于闐歷史。1982年發表了第一篇研究報告――《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雖然現在看來有些結論不免粗疏，但卻受到海內外中亞史、敦煌學和伊朗學研究者的重視，並被譯成法文，發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上。感謝法國突厥學家J. Hamilton教授和日本伊朗語學者熊本裕博士，他們針對我們的論述的商榷文章，推動了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此後，我們有機會先後游學歐洲和日本，較為系統全面地收集了國外學者有關的研究成果，并與一些學者如H.W. Bailey, R. E. Emmerick, J. Hami1ton, 熊本裕等先生，就有關問題交換了看法。舆此同時，我們還系統地收集了漢、藏及其它文獻中的于闐史料，將研究視野擴大到伊斯蘭時代以前的整個于闐歷史和文化。1988－1989年發表的《關於和闐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和《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是我們系統探討于闐語文獻年代的姊妹篇，同時也是整理唐宋時代于闐史料的基礎性工作。與此相關聯的文章還有《和闐、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敦煌文書P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諸文。此外，收入本集的《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是對有關于闐瑞像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全面整理，並借以探討晚期于闐佛教思想。《于闐佛寺誌》一文，則是從佛寺的角度來看于闐的佛教史。而《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是用文獻史料，印證考古研究的結果。
與豐富的于闐歷史文化內涵相比，我們的工作是初步的，今後尚有許多課題有待我們去努力研究。近日欣聞，聖彼得堡藏有242件于闐語世俗文書，這接近了今天已知的于闐語文書三百件的數量。在這242件文書中，118件較大，124件為小片，這批文書尚待拚接，其中20件完整，98件為碎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書出于人們已知的傑謝鎮（Gayseta），村正也是斯略（Sidaki）。聞Emmerick教授已有該批文書的複印件，其中不少件上有漢文，我們對傑謝鎮、斯略留下的文獻所做的研究，因而需做大大的補充。
我們借此機會，咸謝以下學者對我們這項研究給予的鼓勵和幫助，他（她）們是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鄧廣銘教授、周一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英國劍橋大學Harold Walter Bailey教授、德國漢堡大學Annemarie von Gabain教授、Ronald E. Emmerick教授、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熊本裕博士、荷蘭萊頓大學Eric Zürcher教授、法國法蘭西學院James Gernet教授、高等實驗研究院Michel Soymié教授、James Hamilton教授、Jean-Pierre Drège教授、法國科研中心吳其昱先生、法國國立圖書館Monique Cohen夫人、Hé1èn Vetch女士、英國圖書館Frances Wood博士、Beth Mickillop博士、新疆社會科學院殷晴先生、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美國哈佛大學Prods Oktor Skjaervø博士以及已故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Mark J. Dresden教授、匈牙利科學院Geza Uray教授等。我們還要衷心咸謝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同志們，他們不計名利，為學術專著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 者
1992．7．10
发表于 2006-3-21 1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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