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北姑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17.htm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洪鎌德◎台大國發所教授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統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1970年新加坡舉行人口調查，華族仍佔絕大多數，在全部總人口207.4萬人中，華族擁有158萬（佔76.2%），馬來人總人口數31.1萬人（佔15%），印度人共有14.5萬人（佔7%）。1990年人口普查為，新加坡居民總數為269萬人，各族人口數為華族209萬（77.6%），馬來族38萬（14.1%），印度族19萬（7%），其他歐美人士2.9萬人（1.7%）（以上參考洪鎌德 1994：15-23）。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總人口多達401萬8千人，其中常年居住之人口多達326萬3千餘人，各族人口為華族250萬9千（76.8%）；馬來人45萬5千（13.9%）；印度族25萬8千人（7.9%），其他4萬6千（1.4%）（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01：4）。 表1　新加坡種族人口數與比例變化 單位：千人 年份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人 其他人種 人口總數 1824 3.7 （31.0%） 6.4 （60.2%） 0.8 （7.1%） 0.2 （1.7%） 10.7 1836 13.7 （45.7%） 12.5 （42%） 2.9 （9.6%） 0.8 （2.7%） 30.0 1871 54.6 （57.6%） 26.1 （27.5%） 10.3 （10.9%） 3.8 （4.0%） 94.8 1911 219.6 （72.4%） 41.8 （13.8%） 27.8 （9.2%） 14.2 （4.7%） 303.3 1989 2059.1 （77.8%） 375.4 （14.1%） 185.3 （7.1%） 27.8 （1%） 2647.6 1994 2269.6 （77.4%） 415.9 （14.2%） 209.4 （7.2%） 35.3 （1.2%） 2930.2 1995 2311.3 （77.4%） 423.5 （14.2%） 214.9 （7.2%） 36.8 （1.2%） 2986.5 1996 2352.7 （77.3%） 430.9 （14.1%） 222.1 （7.3%） 38.6 （1.3%） 3044.3 2000 3085.5 （76.8%） 558.4 （13.9%） 317.3 （7.9%） 56.2 （1.4%） 4017.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1970,1990,1997,2001） 二、多種語文的傳統與英文的特殊地位 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為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那麼這四大源流（streams）的語言是由19世紀二十多種主要的語言（包括方言）族群逐漸合併簡化而成。這二十種的語言群【4】，每一種至少是千人乃至萬人以上在口口相傳。以華語為例，在今日固然以北京語為標準的華語，但早期乃至最近卻有中國南方各省的方言，涵蓋在內，包括福建話、潮州話、閩南語、廣東話、海南話和客家話等。以馬來語為例，則涵蓋了爪哇話、玻亞尼話、以及淡米爾語的源頭之德拉威地安語系（Dravidian language），其主要成分為淡米爾語、馬來亞蘭（Malaylam）語和特列古（Telegu）語。另外印度語則包括旁遮普語、興都斯坦語、古扎拉悌語（Gujarati）、辛哈力語（Singhalese）。以上四大語系再加上英語，由此構成洋洋二十多種語言或方言。在所有新加坡語言當中，馬來語表面上被尊稱為新興島國的國語，但其普遍使用上仍敵不過殖民地政府官方的語言─英語。 英語被尊為國王的語言（King's language），其實就是島國各族主要的溝通工具，也是吸收外來文化、科技、對外營商貿易所不可或缺的主要語言。英語最終在新加坡成為雙語教育（bilingualism）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所謂的雙語就是不管你的出生隸屬於那一種族、那一族群，除了通曉你出生的母語（華族通華語、馬來族通馬來語、印度族通曉淡米爾語）之外，最重要還得學習英語，俾作為各族彼此溝通的工具。 在島國英語之所以一枝獨秀，除了拜受殖民統治者主宰地位之賜外，也是由於早期殖民政府刻意為學習英語者設限的緣故。當時只要能聽、能講、能寫、能懂英語的人，在政府或公家機關或商社，總有任職與就業的機會，他們或任低級官吏、書記、秘書、或翻譯者。早年以印度人和海峽華人（The Straits Chinese通曉英語，生活方式洋化的「高級」華人）這兩批人為代表。 海峽華人數目雖少，卻是星島主要的社群。這批影響力不容小覷的華人最早在英國人殖民星島之前，便由廖內（Riau）群島與馬六甲移入獅城，他們根基的深厚，強於另一批馬來化的華人，也即所謂峇峇（Baba 男人）與娘惹（女性）（Freedman：10）。 在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期間，海峽華人高度英國化（Anglicization），這種高度英國化便是英語在其族群中的推動與擴大英語的學習與使用（參考Png：104）。海峽華人不僅高度英化，還與馬來人通婚，而能使用峇峇的馬來語（Baba Malay）。這種語言本事遂被殖民母國的官吏看重，在星島的英國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儘管他們仍然保留部分的中華習俗、語言與文化，但與其後由中國南方各省直接移入的華人無論在生活上、觀念上已儼然分離，而自成另一族群。 至於19世紀通過馬來半島南移至星州的印度人，其背景則與華人大異。其一為印度遭受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後，由於次大陸的貧困落後，不少人被迫拋棄鄉土並移民外地；其二為1914年之前英國已控制了整個馬來半島，為了管理與開墾，需要大批人工，包括勞動者、低階管理員與技工，因之在1937年之前移入星島的印度人絕大部分為橡膠園的勞工。在這種情形下講淡米爾語，而又通曉英語的南印度人，便扮演橡膠園勞工與英國官吏之間的譯員與仲介人的角色。同時印度族中的馬來亞力人，也成為英人與馬來亞蘭人與淡米爾人之間通譯（Sandhu：123）。 既然有這一大批的海峽華人與南印度移民可供英國官吏驅遣，英國殖民政府遂在偽裝要保護馬來文化與馬來語文的純淨的藉口下，對馬來人學習英語既未加以鼓勵，也未推行。於是馬來人只好摒棄工商，而以務農、捕魚、養殖等鄉下職業維生。 英殖民政府推動這樣不均等英語教育的結果，也造成其他語文教育失衡的發展。由於學習英語的管道有限，其他語文學校反而不愁找不到學生來學習。但學習其他語文，不像英語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能夠獲得實利。結果受到英語之外的語文教育而長成的年輕一代島國居民，便會對英國殖民主義產生更大的厭惡、痛恨，他們終究成為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與國家建立的先驅【6】。 三、由自治政府邁向獨立建國 在英國殖民統治的後期，亦即1950年代，新加坡與馬來亞尚屬一體，為英國海峽殖民地之一。受過英式教育的新加坡年輕一代的領導者（如李光耀、吳慶瑞、杜進才等）不斷進行反殖民鬥爭，力求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遂有1959年英國允准星馬自治的舉措。可是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對為數多達76%的華族所設立的學校無意資助，遂造成華族對殖民政權之痛恨；也遂在馬共鼓譟滲透下【7】，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時有所聞。中共的建國政使華族的知識階層更為左傾，而嚮往一個「強大的祖國」【8】。 1956年議會各黨員建議政府採取整合的方式來處理不同種族、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問題，包括提供給各族的學校以不同語言編寫的共同科目教科書。礙於當時教育經費短絀、政治領導無方，這一建議未能貫徹實行。直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星島贏得大選、並掌權之後，才提出五年計畫，對教育進行重大的整頓與改革。這五年計畫包括： 1.把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四種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予以平等對待。 2.以馬來語作為此一新興國家的國語；再把馬語配合其他三種語言宣布為官方語言。 3.強調數學、科學、技術的課程，俾為教育現代化鋪路。 在官方這種努力之下，學生入學率迅速遞增，至1965年新加坡獨立前後，全國已設有四種語文源流多達500所中小學校，學生人數多達50萬，算是朝普及教育邁進一大步﹐為了適應急速膨脹的學生群，新加坡政府特別設立教師訓練學院，培養各種語文的教師，至1965年已擁有1萬7千名中小教員。 1965年新加坡由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成為南洋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星州已取得獨立的「國格」（statehood）。但如何把疆域之內的族群建立為「族國」（nationhood）正考驗其領導者之才智與魄力。不巧的是在建國之初，星州碰上英軍自蘇彝士運河以東撤退，也碰上大馬與印尼的對抗【9】。在社會上，雖然對共黨的顛覆進行壓制，但諸種族如何和諧共處、合力營建出一個統一的、有秩序的社會，卻使主政者傷透腦筋。在經濟上如何使仰賴進口商業的獅城變成一個輸出的工業國家，如何敷設基本設施、吸引外資、建設跨國公司設址的條件，在在也使新加坡的朝野忙成一團。 在此時刻教育負擔了兩項職責：其一在協助國家經濟轉型；其二在建立一個統合的、有秩序的新加坡社會。是故獨立之後的新加坡教育著重再加強推廣教育的效益、抬高教育的素質、強調科技的訓練、以及調解種族歧異。其間除了廣設技術學院、職業訓練機關之外，又推動公民教育，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其主要目的則為雙語教育之提倡，亦即從1966年之後，新加坡力行雙語教育，雙語教育變成新加坡教育體制的基礎，以致實施20年之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還要再加以證實、加以讚揚，他說：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雙語政策，規定每個人除了學習英語之外，尚得學習母語，這一政策是我們教育體系的重大本質……孩子們必須學習英語，俾他們能夠理解我們的所作所為，以及我們的來龍去脈。（Tan 1986） 為了落實雙語政策，政府在小學儘量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聽講第二語文的機會。這裡所指的第二語文，是指在英語源流學校的母語而言，但如以非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例如華語學校、馬來語學校、淡米爾語）則以英語變成第二語文。結果在英語源流學校，學生被要求以英語學習數學與科學。而在1970年開始，以英語為主要教學手段之學校，則必須以母語講解歷史（不過這一規定到1971年因教科書用字超過第二語文的水平之上，而告廢除）。 自1966年之後，新加坡的中學生必須學習第二語文，並在1969年之後，凡中學畢業考試必須加考第二語文，到了1979年學生大學入學的先決條件為通過第二語文的檢定考試。倘若不通過二種或三種的語文，則無法求得高學歷，當然更無法變成菁英了。 由於家長認識學習英語文對其子女將來的就職方便和社會地位的爬升影響重大，於是進入英語源流學校的學生每年增加，政府不得不設置「浸濡班」（immersion classes）【10】，來協助那些自小家庭中不講英語學的學生，使他們聽講英語的機會增加，從而抬高其學習英語的信心與興趣。 表2　新加坡種族五歲以上家中用語使用比例（％） 語言＼年代 1980 1990 2000 華族 英語 10.2 19.3 23.9 華語 13.1 30.1 45.1 中國方言 76.2 50.3 30.7 其他 0.5 0.3 0.4 馬來族 英語 2.3 6.1 7.9 馬來語 96.7 93.7 91.6 其他 1.0 0.1 0.5 印度族 英語 24.3 32.3 35.6 淡米爾語 52.2 43.2 42.9 馬來語 8.6 14.5 11.6 其他 14.9 10 9.9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01：11） 四、華族的方言流行與華語的推崇 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被觀察家視為馬來大海中的一條小蝦。原因是印尼人所講的印尼話，大體上與馬來語沒有重大的歧異。因之，印尼文化也可以視為廣大馬來文化的一支。在這種情形下，以華族佔多數的新加坡，不得不強調馬來語文的重要，這是星島人為何把馬來語當國語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獨立後的新加坡，亟需凝聚民族共識，建立新的族國（new nation-state）。為此所採取的種族和諧政策，在於防止人口佔多數的華人成為新加坡「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主體。於是在李光耀幾次聲嘶力竭的呼籲下，要求新加坡人不論其祖先原屬中國、或印度、或馬來西亞、或印尼群島，一概自稱為新加坡人，不得再自稱中國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等等，最多加上華裔新加坡人、印裔新加坡人、馬裔新加坡人的稱謂而已。李光耀此一呼籲不僅著眼於種族或族群的和諧，也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不讓其馬來鄰居、或印尼鄰居，視新加坡為海外的第三個中國，或中國的「第五縱隊」。這也是何以新加坡的華人不再自稱為中國人的之主因。 正如前面所述，華族移民星島，早在1836年即已佔全島人口總數的45.9﹪，是當時島民中最大的族群。1849年華族人口已超過馬來住民的總數。在本世紀開端，移民到星島的華人，除了勞工之外，也有政治上反抗滿清、而躲避官方緝捕的革命份子（如孫中山、梁啟超等）。這些流亡星洲的革命首領及其黨徒，發現華族中方言之混亂，阻礙了華族的團結。原因是居住於星島，而由唐山南移的僑民，大都屬於閩、粵兩省的拓殖者。在福建省有福州、同安、惠安等不同閩南語文，在廣州則有客家、粵語、閩語、潮州話、海南話。其結果造成新加坡華族方言中，以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為主要的方言族群。在諸種方言中，除了福建話和潮州話之外，其他的方言使用者無法彼此溝通理解（Freedman：12-13）。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由於官方對待各族群採取不理睬的放任態度，也促使華族各方言族群自行發展，其結果造成彼此在生活上的差異不見縮小，反而更形增大。加上移居南洋的華人喜歡攀親附戚，各組各種會館與社團，反而使方言社群超越其他業緣團體，而成為凝聚血緣與地緣的機構【11】。在1909年之前，由會館衍生的方言學校林立，學生入學的條件為能說、能聽某一特殊的方言。 方言的認同與忠誠導致在新馬華人族群中之相互競爭，乃至彼此傾軋。這自然會引起逃亡到南洋的中國革命領袖之疑慮。因之，他們只有在強調中華文化、或華族的勤儉道德等方面，企圖消除華族群體的對立。但這樣做有意無意間便推廣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引起其他種族的不安。 在強調華族統一和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外，不管是急進的革命份子，還是主張溫和的改革派人士，都或多或少留意到民國初年在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國語運動，從而在星島有人倡導學習中國的「國語」，是故星洲第一所學習「國語」的講習班於1898年出現。但方言學校仍維持到1909年。該年年中之後，以方言為主體的華校，已被講解「國語」的學校所取代。1917年當中國大陸展開如火如荼的國語運動時，新加坡的華校也決定以「國語」取代方言，成為學校的教學語言（Chelliah：82）。 由是可知，北京話、或叫做普通話是基於政治的理由，而被引進到新加坡。將語文加以政治化的目的在於促成華族團結，特別是促成華文教育者，如何團結合作，由是把語言當成一種政治符號、政治工具。此舉不僅使講方言的華族得以團結合作，也把他們從講英語的華族徹底地分開。從而搞政治與群眾運動者，為了吸引群眾的注意，贏取群眾的支持，不得不重視華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國語」－或稱華語。語言的敏感性與重要性由此凸顯出來（Shotam：507）。 在英國結束星馬兩地的殖民統治之後，不管是在自治時代，還是在獨立建國時代，華語的推行和華文教育的實施，都使得語文和政治關係更形密切。儘管學習英語成為新加坡朝野努力的目標，尤其是個人爬升社會位階的樓梯，但大部分的華人，還是以講方言，和進一步學習華語（普通話）為主。根據新加坡教育部的調查，新加坡的華人當中有81﹪，在家中使用方言或華語。換言之，在家中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合馬來語）合計只佔19﹪而已（請參考表2）。 此外，由於新加坡政府體認到華族中的次級族群講聽方言，不利於華族整體的溝通，故大力提倡「華人講華語運動」，其成效之高速，令人吃驚。在1980年家中父母使用華語，而與子女交談者，其子女在進入小學者佔全部華族入學學童的25.9﹪，但至1991年時以躍升到66.7﹪，可見華語運動的推行有相當的功效。 不僅在學校裡華語已取得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大眾傳媒裡，華語也成為老少喜歡使用的語言。在1987年識字高達110萬名華人中有98萬（89﹪）能夠閱讀華文報紙。通曉英文的120萬新加坡人中只有84.5萬（70﹪，其中只有61萬是華人）閱讀了英文報紙。 新加坡200萬電視觀眾裡、年滿15歲以上的觀眾中，有33﹪每日在收看新加坡電視廣播台的華文時事節目，這是收看英文時事節目的觀眾（佔14﹪）的兩倍。多年來最受觀眾歡迎與喜好的前十名電視節目都是華語節目，就是最後一名（第十名）收視率最高的華語節目，也比英語最好的（第一名）節目高出50﹪的收視率。 在歐風美雨的沖擊下，新加坡人固然在國際貿易與商業擴充方面、在吸收西方科技的長處方面仰賴英語，但為了讓佔有四分之三人口的新加坡華人不忘本、不失根，為了使年輕一代新加坡人認識東方文化與傳統的道德價值，政府乃大力提倡學習華文【12】。此外由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歡迎星馬人士前往投資、營商、通貿，而台灣的經濟力量也令星洲人佩服，這些因素都使學習華語的價值相對抬高。就新加坡而言，華語、淡米爾語和馬來語似乎已不僅僅是只有溝通的意義，而且被當作是族群的象徵，從其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統中即足以證明（Gopinathan 1980：177）。所以，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是文化和政治交織而成的語言政策。 五、多元語言的新興國家 正如前述，新加坡既然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因此其語言改革的準據，係採取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model of a multilingual nation），企圖在藉多種語言的平等使用，來達成國家的建立（nation-buliding）。這也就是何以官方規定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為正式的官方語言，必須在政府公報的文書上同時排印出現的原因。 在這個模型中，新加坡的族群正式界定為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四種。新加坡所有四族享有文化與語文上的平等。從而作為新加坡公民的個人必須對獅城整體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對國家的統合有所助益。此一模型有意無意間強調集體的利益。儘管在面對國家權力時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的保障，國家的利益仍優先於個人的權利。 其實，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包含兩個重要的面向與向度（dimensions）。其一，此一語言政策之推行，有助於新加坡與外國的交往與溝通；其二，此一語言政策之落實，促成新加坡單一族國的統合與建立。 上述兩種向度具體而微的落實，便是英語的運用。只要能夠掌握英語，彈丸小國如新加坡者，仍能夠與歐美交往，而吸收其所長，並從而把新加坡轉化成國際通航、金融、資訊的中心。另一方面英語又成為新加坡四大種族彼此間對話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之後，英語取代馬來語成為四族共通的語言。在實際的運用上，英語變成了事實的（de facto）國語（Shotam：508）。 正如前述，華語成為離鄉背井，形同失根的華人慰藉的象徵，特別是當作殖民化時代以來不能閱讀與聽講英語的人，長期遭受壓制的一種補償。再則學習與使用華語，也是為了克服中國方言群體的分歧和離異，使華族中的各方言群落得以彼此溝通。 顯然，在新加坡「母語」的定義，每隨時空的變化而轉移。以目前的情勢來界定，母語係指某一語言族群（linguistic ethnic group）在社會上認同某一語言為其通用者。例如不是所有華族都認同華語為其母語，對講英語的華人，其母語不再是華語，而是華人的方言或英文。透過多元語言的模型，各種語言享有平等的地位，不能以某一語言使用的頻繁與否，來決定其價值。英語的象徵是直截了當的，它是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象徵，它與其他三種語言不同，不再被視為母語，但卻建立在其他母語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溝通工具。對新加坡人而言，英語顯然欠缺其他三種母語那樣帶有沉厚的感情色彩與民族特質。 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最大的不同為前者公然倡導學習英語，而後者只有選擇性的開放英語學習給少數住民，然後把這小批「選民」當成買辦、或仲介人來優遇。 如果我們考察1985年新加坡學童選擇教學語文的人數，並加以比較的話，便不難發現學習英語如何成為星島朝野當急之務。反之，以馬來語或以淡米爾語為學習語言，在學童幾乎是少數中之少數。完全依賴華語為學習語言的入校學童居然低到只剩下3﹪，與佔有總人口四分之三的華族完全不成比例。 表3　1985年教育語文與學生入學情況 教學語文 入學數目 百分比 英語 456,947 97.00 華語 14,026 3.00 馬來語 74 0.04 淡米爾語 5 0.01 所有語言總數 471,054 100.00 資料來源：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統計部門Education Statistic Sect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Singapore, 1985）, Table 5. 英語變成主要的教學媒介是不是完全由於政府操縱呢？事實上，政府的作法多少也反應民間的要求。原因是1954年進入英語源流的學校就讀的學童，首次超過進入華校就讀的學童數目。該年華校學生入學的增加率才2.7﹪，而英校的學生入學增加率卻高達14.3﹪，這就說明一般父母有意把子女送到英語學校去就讀。 為了不觸怒受華文教育者對社會過度重視英語之不滿，政府也得保證在推廣英語之同時，不忘對華語的推廣與深化。特別是在1950年代反英反殖民主義的群社中，不乏接受華文教育者（儘管其領袖多為聽講英語的華族菁英）。隨著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接受華文教育者，在政治上愈趨活躍，曾要求以華語取代馬來語而成為國語，至少華語應該成為官方諸種語言中之一種，他們認為政府所推行的英語教育乃是意圖讓華人的傳統文化沒落，因此反對政府推行的英語教育。政府最後接納其後面的建議，而宣布華語為四種官方語言之一。對於來勢洶洶的華語與中華文化提升的壓力，政府的反應是謹慎的。 在新加坡多種族社會和多元語言的情況下，兩個與語言相關的議題是基本而重要的，而且和新加坡的建國有密切的關聯（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2）。 第一個議題是溝通整合的問題。新加坡的社會是經由混合與的運用和發展、多語言政策的施行及具備兩種語言能力的人的存在，才能使多元種族的新加坡社會保持高度的社會溝通。也就是這種多語言政策，才能保持相當程度的溝通整合。 第二個議題是新加坡政府想要建立人民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它是超越對族群的忠誠和認同的層次，而有利於新加坡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對一個多元語言和多種族的新加坡社會來說，要建立起對「新加坡人」的認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從歷史的經驗和持續性來看，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早已經形成，且符合新加坡政府的目標。即發展一個「實用多元主義的多元語言政策」，同時宣佈四種語言為官方語（馬來語、英語、華語和淡米爾語），並予以平等的對待。然而要在所有公開場合平等使用四種語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新加坡官方一致同意在改善溝通的環境上，將對政策作持續調整。四種語言中，馬來語被選定為國語，這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歷史和它所處的地理形勢（因為新加坡周圍的環境皆為碼來文話），且在1965年獨立前（1963-1965）新加坡曾是馬來西亞聯邦中的一部分。所以馬來語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形式上象徵的意義。但是馬來語的使用以日益降低並為英語所逐漸取，且非馬來人而精通馬來語的人則更少。這樣的狀況，早已引起新加坡政府領導階層的關注，並對馬來語的重要性再次提出。這與「馬來語在新加坡是少數族群的用語」此項議題被公開的討論，及有時與鄰國的緊張關係有關聯性。此外，馬來語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區域性語言，而且通曉馬來語相信有助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三國的關係。新加坡的語言政策走向實用主義的發展路線由此可明顯的得知。 華語（北京話）在新加坡並不是多數華人的母語，它被選為最大族群的代表語，乃是基於歷史和政治的考量。在1979年新加坡政府發起的推行「華人講華語運動」，主要是想取代其他中國的方言，以統一華人族群中的溝通語。同時，藉由華語在中國大陸的流通性，更可以擴張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淡米爾語在新加坡做為代表印度族群的語言，雖然淡米爾語實際尚餘印度族群中的使用上並非相當普遍，但至少大多數的印度族群在重大的正式場合中都使用淡米爾語。淡米爾語曾經被大力推廣為新加坡印度族群的溝通語，但成效並不顯著。所以淡米爾語在官方語言的地位較不為人所重視。這對非淡米爾語系的印度人而言，是可以忍受。然而淡米爾語在官方與的地位，則使它可與其他兩大語言及族群立於平等地位。因之，淡米爾語的地位，宣示了在媒體與教育語言的選擇上各語言的平等，同時也確立了各種語言在相關權利上的平等原則（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3）。 在四種官方語言中，英語是唯一非亞洲語系的語言，所以，在新加坡的族群關係中英語是「中立的」而不帶有族群的色彩。並且就使用的人數與地區來說，它的範圍是較廣的。由於它是殖民時期政府的用語，因之，新加坡的獨立後官方的行政用語仍持續使用英語。其次，它在高等教育、國際貿易及現代化工業技術的使用，一直都被視為相當的重要。在這個層面的成就，可被解釋為語言政策中實用主義的成果。新加坡政府認為英語被持續而廣泛的使用將促使其經濟的發展。顯見的，英語在兩個層次上有其實際的價值，分別在社會層次上它促使整體經濟的成長；在個人層次則帶動個人社會階層的流動並提升個人經濟的所得（Kuo 1985:30）。 英語被廣泛的使用，被認為是超越族群的國家認同逐漸的浮現。然而要從對各族群的認同轉變為對新加坡國家的認同是需要時間的。但是新加坡政府充滿信心的認為，只要經濟持續的成長且政治穩定，它終將實現。這種對新加坡國家的認同現在已經形成了，它也經由英語的歌曲、詩、現代文學及演說的內容並透過新加坡式的英語笑話及日常用語，將英語逐漸結合其本土的文化（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4）。 新加坡的現況展現了一個具體的範例，就是他們不排斥一個「國際語言」在國內使用，以達到他們保護自己的傳統、價值觀及整合族群溝通的自主性。相反的，它接受英語並視之為對新加坡未來的發展有正面意義；因此，英語與其他族群性語言間的可互通性，並未升高其潛在衝突的問題（蔣家安 1998：30-34）。 六、李光耀有關語言政策的看法 作為新加坡建國的開創人，亦即相當於這個新興島國的國父，李光耀執政（主要擔任獅城內閣制的總理）長達31年，如果再加上擔任閣揆之前的議員與反對黨領袖身份，以及1991年退出政治舞台第一線，而以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的名義參與政治活動，則其參政至少40年以上。 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李光耀有關新加坡語言的教育政策，發表過多次重要的談話，其中比較重要的幾則值得我們在此引述，俾能夠對新加坡備受爭議的語言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有粗淺的理解。 談到〈不同種族讀同一語言〉的問題，李光耀在1960年3月底對南洋大學（簡稱南大）的學生發表演講時，指出新興國家一開始如能使語言統一、避免分歧，必會促成建國路程順利穩當。但有些新興國家卻因語言的分歧而造成政治的爭執。他指出星馬早期的選舉中，選票是依語言的劃分而分配，「在﹝馬來﹞聯邦大部分說馬來語的人投票支持巫統，在新加坡大部分說華語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不過星馬語言問題不像錫蘭的語言問題所造成的那般矛盾與緊張。他的結論是「一個由大多數人民，包括由說華語的人民選出的新加坡政府，其處理華語和華文教育的方式，與殖民地主義壓根兒不相同。在新加坡，華族教育、華言或文化，根本沒有被妨礙或壓制的危險。沒有人有心使南大與馬來西亞大學（簡稱馬大）合併，或用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而摧毀南大」（李光耀：370-73）。 1981年新加坡大學（簡稱新大）與南洋大學順利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簡稱國大），一度引起受華文教育者對政府語文政策的疑慮。其實南大雖是民間力量倡建的南洋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高等學府，但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以奉政府之命令逐漸以英語取代華語為教學工具，且已大量接受政府的財政補助，由私立變為公立，最後仍難逃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的命運。這點與李光耀所言的「無人存心使南大與馬大合併」固然符合，但早期無人會想到南大與新大的「合併」。 在1961年李光耀對新加坡的語言問題曾表示：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指：語言和教育的問題之解決操於父母的自由意志，而非依賴政府的命令。吾人之職責在於指出：走向國家統一之途是鼓勵大家學習和使用國家語言（馬來語）同時也要靠母語學習的機會平等。很明顯地，這一切靠父母來決定其子女如何接受教育與訓練。（Lee 1961：1） 在南洋大學尚未關門之前的1970年8月，李氏勉勵南大英培養精通兩種語言(華語與英語)的畢業生，使「南大發展成一個獨特的學術機構，使新加坡的華校生和英校生，以及亞細安【13】〔東南亞國家協約組織〕國家的學生能夠在南大栽培下，取得更大的成就」（李光耀：388）。 他在1974年5月指出：「就我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人民來說，如果只學英文，那是愚不可及的，因這將使他們脫離自己的文化根源」（李光耀:389）。為此政府所提倡的雙語教育，必須在使講方言的華語家庭，放棄方言，而改說華語，才不致讓學童同時學習三種語文（方言、華語與英語），負擔過重。1987年8月的國慶群眾大會上李氏坦承： 講英語可能比講華語好，這是因為我早年學的是英語。但是，即是我也絕對不會變成英國人，我的內心沒有西方的價值觀念體系，有的是東方的精神價值體系。但是我應用西方的觀念、西方的語言這是因為我瞭解這些觀念和語言。但是我的頭腦裡卻有著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 我並不是說，掌握了一種語言，你就自然地吸收它的價值觀。不，不是的。但大體上會有幫助，沒有了那價值觀，又怎樣呢？我實在擔心，我們會失去那股衝勁。 但是，華族的道德觀是不同的，人人對社會都應該盡點義務……。孔子說：君君、臣臣……等等。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父子關係、兄弟姊妹關係、朋友之間的關係，還有你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也是重要的。如果能夠從六歲開始就有系統地把這些觀念灌輸給學校的學生，你就能夠培養良好的公民。（李光耀：392-95） 因之，在1979年3月李光耀在致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端的信上，認為新加坡將在十年之後成為一個兩種語言並行的社會，而絕大部分新加坡人將通曉兩種語言。他說，要使學生同時能夠掌握兩種語言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讓家長決定其子女在第一與第二語言中選擇一項專精，另一項則盡力抬高其程度。他說：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國家，我們至少需要一種共同語言來相互交談。最終我們將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 在這之前，我們只希望在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方面，我們能有更多共同的地方。 我長久以來就猜想，正如你們的調查研究所得的結論：在未來一年或兩代裡，我們不可能希望每個人都學會聽英語講英語。有大約 20% 的華人，只有辦法掌握華語。儘管有這些困難，我們還是必須設法使他們學會簡單的英文口語，以應付工作上的需要。我贊同你的意見：對於那些進度緩慢的20%馬來人和印度人，我們應該設法教會它們講英語、寫英語。（李光耀：397） 李光耀主張利用第二語言，也即每一族的母語，來傳授傳統的道德觀念，他說： 我們是匯合了來自中國、印度以及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們必須傳授給我們年輕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會行為準則、社會價值觀以及道德原則。這些準則、價值觀以及教條將能塑造完整的未來新加坡人。我們各個人種、文化、語言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種優良特點必須被保存下來。 教授第二語文的價值，主要的是在於傳授道德觀念和對文化傳統的了解。除了那學習能力高的8% 之外，對於其他的學生，認識豐富的詞彙和寫作語文的技巧，絕不可能是學習第二語言的基本目標。第二語文的傳授必須要使學生發生興趣，並且要同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絕對不能夠像教授一種已經死亡的文字----拉丁文一樣讓學生用功死讀來應付考試，考試過後便很快忘記了。（李光耀：398-99） 在1979年的國慶群眾大會上，李光耀暢談促成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因素，為使百姓通過掌握共同工作語言的英語來提高教育及技術專業的水準。他希望在1990年以前無論誰擔任總理的職務，可以不必使用四種語言那樣麻煩，而能夠達到政府與人民之間直接的關係。他這種希望終究要落空。其繼任者吳作棟在其後數年的國慶群眾大會上，依舊要用三種（美、華、巫）語言來演講，而無法只用英語或華語而已。另一方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內華語家庭使用方言者已大幅降低，使用英語者則有明顯的增加，這與新加坡英語教育的認真推行有關，也與講華語運動的成效有關（參考表2）。 七、新加坡雙語政策的意涵 在實施了30餘年的雙語政策之後，新加坡的政府與民間對建國（nation- building）工程的評價與看法如何呢？站在政府的立場，認為雙語政策的落實，達到種族的和諧相處，導致社會的安定與國力（特別是經濟、國家安全與外交方面）的增長，使種族的衝突與磨擦幾乎減少到少有報導的地步。這種語言政策的延伸，就是對各種文化的尊重，也使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新加坡在度過1973年、1987年、1998年、2001年幾次經濟衰退之後，迅速恢復經濟的活力，使經濟成長率在2002年下半年尚能保持在2％以上，算是中國以外的亞洲各國從此波經濟不景氣中，快速恢復的一個。儘管面對美國要攻打伊拉克的威脅下，東亞經貿略有起色的各國（包括台灣在內）景氣恢復的勢頭又蒙上一層驚懼的陰霾。 雙語政策推動的成功，使悠遊於馬來（廣義的馬來文化區域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南部、泰國南部）大海的小蝦之新加坡，不因為親近西方的英美而得罪信仰伊斯蘭宗教，講廣義的馬來語（包括印尼與在內）為數兩億以上的鄰國列強，反而在國際上，外交上發揮「小而美」、「小而強」的作用，成為東協一顆耀眼的巨星。在對抗寰球恐怖主義方面，新加坡對美英的支持，尚不致釀成馬來世界溫和的穆斯林之反感。儘管極端的基本教義派份子及恐怖組織，有意在新加坡發動破壞美國大使館和美軍軍用設施（航艦港口）之圖謀。 雙語教育推行中近年間極力鼓吹華語華文之重要性，不管是早年政府「講華語運動」，還是近年來民間的推動認識與理解中華文化之興起，都與中國大陸經濟的大力發展與興盛息息相關。是故能夠操簡單的華語（北京話，普通話）之20萬名新加坡人，如今在中國大陸定居，或是往返獅城與中國沿海諸大城之間，從事商貿活動，這也是令鄰近馬來人和印尼人為之側目的原因。 另一方面做為全球化城市的新加坡，其絕大部分商界、政界與學術界菁英，都以留學英、美、加、澳、紐、為榮，政界領導人曾任總理職務長達31年的李光耀，於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其首任內閣的「四大天王」，都曾是大英聯邦國家的留學生，包括他本人留學劍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吳慶瑞在倫敦政經學院攻讀經濟學，第二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拉惹勒南也在英國學教育，副總理杜進才在倫敦大學獲心裡學博士學位。1980後期以來，新加坡內閣大部分成員，則為出身於外國高等學府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 有人把1989年李光耀內閣與臺灣李登輝任總統時的政府各部會首長所組成的內閣作一個比較，發現獲有國外博士學位的人佔多數，是故贏取了「博士內閣」之美譽。這可以說是新加坡同臺灣相似，用人唯才。博士學位並非人才選拔的唯一標準，但與過去中華文化學以致用，學優則仕的傳統有相當的關聯。 不只政界如此，就是學術界的龍頭，像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林彬教授出長新加坡國立大學多年，而同樣南洋理工大學校長詹道存也是留英博士，這也包括前駐美大使許通美教授等等，都表示學界也由留英、留美的菁英所主控。這種情形說明出身英語家庭者留學英語國家的方便，也造成不少傑出新加坡人滯外不歸的原因。造成近年間新加坡政府與民間議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為何有這麼多優秀的新加坡人寧願居留外國，而不願返鄉就業與定居？其中的理由為建國之初，大約是1960年與1970年代新加坡少有良好的發展機會，無法讓他們發揮學成後的長才。1980年與1990年以後，不少滯外的新加坡人才則是對人民行動黨的操控嚴緊，自由與民主的寬容不夠，社會競爭激烈，島嶼心態的狹小等等，使他們無意把國外的新科技，也就是創造性科技企業（technopreunership）帶回本國。這點同臺灣以及香港或目前中國大陸流行的趨勢相左。換言之，雙語教育的落實，其實是英語的特別受到器重，並沒有使新一代新加坡在美、英、加、澳、紐受到良好教育訓練，而有一技之長的專業者，想要學成回國，報效曾經是其出生與孕育的新加坡家鄉。這會不會是新加坡的祖先都是失根的浮萍，而這類出國不歸的流浪豪情與過客心態至今還留在其子孫的血脈中？ 雖然新加坡政府全力在吸引外國優秀人才到星島工作，而便利他們永久居民身份，甚至公民權之申請，但這些人才的數量都相當有限。相對地，人才外流一直是東亞諸國當政者頭痛的問題。有人認為人才外流還不嚴重，嚴重的是「對新加坡國內與國外的人力資源數量和質量〔品質〕進行更仔細的研究後，我們不得不對新加坡頂端〔尖〕人才數量之少與單薄感到擔心」（葉傳昇2001：4）。亦即同是亞洲赴美留學的學生人數與攻讀碩士人數的比率，新加坡還不如臺灣、中國大陸，其結果造成推動尖端工業研究與發展人才的短缺。在家鄉創業致富的念頭，不若臺灣人，也不若中國人，甚至還輸給香港人、韓國人，這表示政府雙語教育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不算成功，對鄉土與國家的認同也不夠明確，不夠深切，難怪2002年8月中旬吳作棟總理的國事感言中，譴責不少年輕的新加坡人無意在國內定居生根，做一個「留住者」（stayer）；反之，卻一心一意要逃離星洲移居外國，做一名「逃兵」（quitter）。 作為一個「受冷氣制約」（air-conditioned）的國家之新加坡國民，其生活程度比起周遭鄰國是相當高，這當然是拜政治穩定、領導堅強、法治嚴明、經濟繁榮之賜，這種人民的生活舒服（comfort）與政府控制（control）稍緊的特殊情況（George 2000），是不是也受到多元語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所呈現的活力、彈性（dynamic）的影響所致，是一向值得探討的問題【14】。 八、新加坡語言政策可供臺灣參考借鏡之處 就幅圓大小而言，臺灣為新加坡的60倍，但在人口方面則為其7倍，這大概是由於臺灣島嶼山脈縱走，平地較少，不如新加坡到處是濱海平地、沼澤與海埔填土的新生地，可以在養活目前總人口的兩倍以上毫無問題。這是就地理方面所顯示兩者的不同。就歷史上而言，新加坡成為中華、印度與馬來三大文化系統的輻輳、匯聚的核心，因之，境內不只有人數佔四分之三的華人，還有將近14％的馬來人和8％的印度人。因之，在新加坡可以說是不同種族，不同膚色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語文的人民之聚居地。這點與臺灣絕大多數是漢人（儘管又可以區分為河洛語、客家和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大陸移入的「外省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原住民），可以使用華文，並藉華語來溝通，也大為不同。 新加坡語言政策把華語、馬來與和淡米爾與提升到同樣為官方語言地步，使少數民族的馬來人與印度人深覺受到尊重，對多數族群的華人不生疑忌或怨懟，這是新加坡政府族群、文化、教育與語言政策公開、公平而有實效推行之結果。這三大族群之間的溝通主要藉英語，偶爾也使用馬來語，而華語的實用價值則在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浮現。這是何以新加坡語言政策成功的地方，也是可供臺灣借鏡的所在。換言之，臺灣目前倡導母語、方言教育（包括鶴佬話、客家話與原住民各種語言），以輔助普通話（北京話）之不足，除了有發揮臺灣鄉土精神之外，也是使臺灣草根性的鄉土認同，族群認同更進一步發揮。不過，此舉對不同族群的凝聚會產生何種衝擊，是否促成新臺灣人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還有待吾人客觀地觀察與公平地評價。 新加坡雙語教育突顯英語的重要，這是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的社會企圖與西方科技、知識的發展直接接軌的努力之一斑。台灣在這方面還差了一大截，近年間從政府至民間有識之士的大力呼籲，使英語教育提早在小學階段實施，是一項明智的舉措。此舉卻因為通曉英語的小學教員人數之有限，教育經費之短絀，至今尚停留在坐而言，而非起而行之階段。如何促成小學貫徹初步英語之學習，中學則加深英語文之掌握，而大專方面能夠讓學生運用英語與外人溝通，應該是吾人進一步努力之目標。 有人指出新加坡雙語教育的推行並非如想像的成功，反而造成中輟生不精通母語，連帶英語理解有限，表達不佳，可以說是個人與社會蒙受嚴重的損失。對這種負面與悲觀的說詞，我們也不容忽視。是故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所遭逢的挫折與困難，以及克服和改善之道，也是臺灣人應加以認識和反思之所在。天下難有完美的制度，橘逾淮則成枳，我們如何在學習新加坡的長處之外，避免重蹈其覆轍，應是此番研討會召開的意義之所在。 九、結論與析評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語言的模型。對於這個模型實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檢討其得失，就會發現問題的複雜。就其總體而言，無論是雙語教育，還是講華語運動，多元語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為一個新興國家的意識抬升方面，大體上而言還算成功。這是由於新加坡乃為一個人口集中、政府強勢而有效率的島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語言政策、是種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勢的反對黨之挑剔、反彈，更不會受到少數民族之疑懼、不悅。因之，語言與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徹底落實。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多元語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種官方語言完全平等的道義基礎之上。但鑒於英語一枝獨秀，而馬來語只保留了名義上（憲法上規定）國語的地位，加上淡米爾語的用途又因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見擴大，反而遞減【15】，結果顯示四種語言在實質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語之外，其他三種語言 ---- 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 的並存，指明三個語言及群體的同時並存。語言的分別與隔離，反而造成種族和文化的分開。提倡多元語言政策，無意間也強調新加坡四個族群的存在與差異，而難以消弭種族或族群的壁壘分明，對於四個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幫助不大。 第三，事實上在新加坡只識英語而不懂華語的統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在自治與建國的這五十多年間，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當中如吳慶瑞、杜進才、陳慶炎等雖不懂華語，但至少尚通南中國的某一方言，而能夠與百姓溝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吳作棟則認真學習華語，與華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楊榮文都能夠使用華語演講。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語者位居要職，英語教育與華語教育的界線仍極分明。雖政府努力倡導第二語文的華語，但一般英語家庭出身的華僑學童仍視華文的學習為畏途。況且要找到適當易學的第二語言之華語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難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語文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企圖利用英語吸收西洋的科技與企管知識。利用第二語文的母語灌輸下一代東方的文化價值與道德觀念。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組合。但要付諸落實，卻非急功近利的星島朝野短期間能辦得到。因之，儘管為政者耳提面命，大聲疾呼，但老百姓對語言的掌握卻極其緩慢。更何況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能否只靠語言學習獲得保留卻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課題。 第五，鑒於中國的大力改革開放和經濟情勢的昂揚，華語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這會促使其學習又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理由。但過度地哄抬中國語言的重要，與過度地宣揚中國政經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會使這隻「馬來大海中的小蝦」之新加坡，刺激其鄰國的馬來大魚，而遭到某種程度的抵制、威脅或吞併之危險，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語言的新加坡種族、語言、文化的歧異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構成一個單一同質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識與文化仍舊是一個遙遠而不可企的夢想。 參考文獻 Afendra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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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姑

	http://www.zaobao.com/chinese/region/singapore/culture/singapore_culture260300.html (26/03/2000) 中台新中华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 吴英成博士一·序言　　有鉴于血统的延续性，一般的华人总习以为常地认同“中国人”这一“想象共同体”，简单地认定三地华人（甚至全球华人）皆属同文同种，应当很容易进行血浓与水的交流与合作。但是，近年来新加坡、中国及台湾三地的政经接触却出现许多不愉快的摩擦，其中台海两国论的僵局、新中苏州工业园合作开发案的触礁以及近日新电信收购香港电信的投标失败案，都是明显的例子。　　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曾直言：“苏州的经验显示跟在中国的华人比较起来，我们已经变得多么不同。追根究底，苏州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联合早报》1999.6.19）。对中国抱着亲切好感及热烈期待的新加坡华人，在现实商战中频频受挫后开始认知：海外华人虽然都是数百年间陆续从中国祖籍地迁移而出，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大陆的共产专政、台湾和香港各自经过日、英的殖民地统治、新加坡由英国开埠殖民后扶持立国），加上华语与当地通行的华族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中国及海外华人早已衍生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生活价值体系及语言变体。　　暂且不论与中国或台湾华人的差异，即使是同居于新加坡岛国的黄皮肤黑头发华人，便戴着不同的面具（文化认同）。中台的华人还都利用华语来陈述各自的文化故事，新加坡则出现一批不会或不愿说华语的“英校生”，他们以血统、姓氏、习俗、信仰为核心价值（Pakir 1993:85）。这类“同种不同文”的华人的英文读写能力十分强，家人多以华族方言沟通。他们与另一批“华校生”形成强烈对比，后者趋向以言语（华语）作为建立与传递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对于华人的要求非常强调（中华）文化性认同：说华语、写华文、读中文书籍、了解中国历史（Pakir 1993:85）。比起新加坡华校生以严格的同“文”定义对“中国人”的要求，我们可以说英校生的自我认定较偏向于“人类学似的”。（黄锦树1998:112）　　本论文将在下节先分别论述华语在新加坡、中国及台湾三地的社会地位，而后以实例举证三地的词汇变化及不同的语码混杂方式。由于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使用同样的文字，鸡同鸭讲的文化沟通障碍仍随时可能发生。二·华语在三地语言社群的地位　　在三地通行的华语虽然是同一语言实体，但因为在三地的定位不一，名称也就有别。新加坡称为“华语”，在中国称之为“普通话”，在台湾则称为“国语”，而这三个名称又各自代表其深层文化的意义。　　在新加坡，政府鉴于南来的华人族群只能以各自的祖籍方言沟通，于是从1979年起大力推行“讲华语运动”，自此以祖籍方言（例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由1980年的76.2%急剧下降至1990年的48.2%，反观以华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却从1980年的13.1%急速上升至1990年的30%（Lau 1993:6）。这些数字标识着华人祖籍方言已失去最保守语言堡垒（家庭域）的主导地位，华语终于“名副其实”成为所有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　　然而，在学校被当成华族学生“母语”必修课程的华语，却因教学目标被局限在延续中华文化或传统价值的窠臼中，教材内容常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脱节，教学也被视为说教八股，以致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本来就依赖英语为主要学习语言的新加坡学生，华文程度难免日渐低落（吴1999）。　　虽然目前华语还是新加坡华人最普遍使用的家庭用语，然而英语却是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公共领域的高阶与强势语言，无论在工作场合或行政机构等正式情境，英语都被视为主导语言。另一方面，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在家里使用英语交谈的华人家庭，已由1980年的10.2%倍增到1990年的21.4%（Lau 1993:6），而且增加趋势必会日渐加剧，英语取代华语成为新加坡主要家庭用语指日可待。　　目前在新加坡这个双言制社会里，英语与华语具备不同社会语言功能：英语的实用功能高，而且被定位为进入国际社会的桥梁，属于高阶语；华语则偏向文化传承的情感功能，属于低阶语。相对而言，中国和台湾则是汉语体系内的双言制社会，在两地基本上华语还是高阶语，各地的汉语方言则属于低阶语。　　中国自五十年代末期积极推广普通话，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通用的普通话”，认定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语（周有光1997：17-20，Chen 1999： 23-30）。同时，它也是唯一的官方语言与重要的国际交际语。从语言使用场合及其社会功能而观，普通话属于强势的高阶语言。举凡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学术、传媒等领域与较正式场合，无不以普通话为主导语言，而大部分的学校也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在中国，各民族语言和各地区的汉语方言则属于弱势的低阶语言，一般局限在非正式场合（例如：家庭域、市场域等）使用。然而由“普通话”这一名词也可知道，中国当局强调华语的通行价值，并未因此而贬低人民大众使用的其他民族语或汉语方言的地位。　　在台湾地区，主要的领域（例如：法律、科技、学术等）与正式场合也是以华语为主导强势语言，它同样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由华语被称为“国语”一词可想见，推广时期行政当局曾极力赋予它正统的地位。直至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兴盛，原处受压抑地位的本土汉语方言（尤其是闽南语与客家话）开始被赋予高度的政治内涵，成为争取族群认同的利器。本土汉语方言的使用也不再局限于非正式场合，连国会殿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正式场合也可使用。但是，其使用场域及普及度与国语相比较，还是颇受限制（宣范1993，曹逢甫1997）。三·华语变体：中、台、新华语词汇比较　　词汇是语言符号中最敏感且变化最大最快的部分，也最能具体反映出社会文化变化的面貌。中、台、新三地特有的华语词汇或以同名异实的形式出现，或以同实异名的形式存在，然而这些相对应的词汇相互之间却是无法任意替代的，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打上该社会特有意识形态的烙印。三地的华语甚至还出现不少本土自产的特有词汇，反映了该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即使一样是方块字，但在其他地方硬是无法找到任何对应的词汇。3.1同实异名的词语——本土认同的标志　　华（汉）族的共同语及演奏的传统音乐，三地便出现名称迥异的词汇：中国大陆　　　　　　台湾　　　　新加坡汉语、普通话　　　　国语　　　　 华语　　 民乐　　　　　国乐　　　　 华乐　　各地选用的名称可谓社会意识形态沉淀的结果。中国大陆称之“汉语”强调其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称“普通话”则与传统名称——“官话”相对，强调此语言的普通特性，乃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具任何特权性质，此名称与中国大陆政权所标举的共产意识紧密相连。台湾称之“国语”乃沿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民国时的名称，强调其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中，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与他族（马来族、印族等）形成对照，自然把华人的共同语称为“华语”，以强调其海外华人的认同。许多词语（例如：华裔、华社、华校、华教）也以“华”作为词素，以突显其民族性。　　以此类推，三地炎黄子孙也以各自的语言意识形态为中国民间乐器演奏的音乐命名：“民（族）（音）乐”（中国大陆）、“（中）国（音）乐”（台湾）、“华（族）（音）乐”（新加坡）。　　“旧词语”的存留更替也体现三地的社会心理：例如：清道夫（台湾）、清洁工人（新加坡）、清洁工人或环卫工人（中国大陆）。新加坡及中国大陆以新词替换旧词意味着社会观念的转变，而台湾沿用清道夫此一旧词则意味着传统的承继。　　外来新事物的译名本应比较中立，但是某些译名与当地的社会心理发生联系后，就会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德国生产的“Mercedes-Benz”便有不同译名：奔驰（中国大陆）、宾士（台湾）、马赛地（新加坡），由此可看出三地对象征财富和身份的名牌汽车有不同的涵义。3.2　同名异实——文化分化的标志　　同名异实的词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地已经消失的义项仍在另一地存留使用，例如：“检讨”一词原本有两个义项，可指正面或负面的“对事情进行反思”，在中国大陆经过文革后，此词汇大多只使用负面的“对错误的反思”义项，而在台湾与新加坡此词汇的两个义项还被存留。另一种是一原来通用的词语在一地加入新的义项，而在他地则仍用原来的义项，例如：“同志”一词原指“志同道合的人”，新加坡也以同志作为称谓，但是仅用于政党内部。在中国大陆也作为人民之间的称呼，而在台湾则新增“同性恋者”的意思。3.3　自产的特有词语——本土社会文化的镜子　　三地自产的特有词语或流行语，最能反映三地特定社会生活的变迁，而且在其他地区常常无法找到对应的词语，因为它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可谓社会文化的镜子。　　中国大陆早期共产社会的用语，例如：集体领导、半边天、红卫兵、臭老九、五讲四美等，记录了当时的变革情况。近20年改革开放的脚步也留下许多语言印记：“经济特区、万元户”，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房改、下岗、机构改革、创收、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则是近年来改革深入的写照。　　从台湾流行语就可管窥当地的“花花世界”，其中包括台语（闽南语）流行语：“盈盈美黛子”（形容这个人太闲没事做）；数字流行语：“119”（求救代号）、“520”（我爱你）；日语转换的流行语：“秀斗”（脑筋短路、迟钝的意思）；歧义流行语：“淑女”（“俗”气的“女”人）；洋腔流行语：“BMW”(Big Mouth Woman；形容大嘴巴的女人）。　　新加坡建国以来的自产特有词语中，“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发展理事会、集选区”反映本地的政治生态；“组屋、大牌、小牌、建屋发展局”反映政府推行的住房制度；“拥车证、限制区、现金卡、阅卡器”反映政府特有的交通管制方法；“乐龄”（指老年）词汇链……“乐龄中心、乐龄公寓、乐龄村、乐龄网、乐龄俱乐部、乐龄周、乐龄综合服务中心”反映政府提倡的“关怀”与“分享”政策。四、语码混用：由句内层扩散至句间层　　新加坡政府将在四月起展开“讲标准英语行动”（《联合早报》2000.3.10），这个语言行动的对象是针对40岁以下的学生与工作人士，希望纠正他们的“新加坡式英语”。其实在一个双语或多语的社群中，说话者很容易在交际中，同时（掺杂）使用两种或者以上的语码或者语言变体，这种语言现象叫做语码混用，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杂烩式新加坡英语或新加坡华语。　　这种语码混用的现象，在双言制的社会相当普遍。就以台湾为例，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外省籍候选人宋楚瑜为了争取本省（闽南、客家）族群票源，在华语讲词中有意无意地夹杂以闽南语、客家话发音的词汇与句子，象征他对本省族群成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华语在台湾属于强势语言，许多新兴词汇为本省语言所无，因此，本省籍候选人陈水扁在以闽南语发言时，夹杂以华语发音的词汇与句子也是常见的现象。在中国大陆，这种华语夹杂方言或者或者方言夹杂华语的语码混用现象在各汉语方言区也非常普遍。由于这属于同一语言中的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语言混用现象，华人都不觉得怪异或者不自然。　　然而，当属于不同语族的语言（例如华语夹杂英语）互相混用时，许多提倡“纯净”语言的卫道者就会大加斥责，认为这是语言能力低落者的副产品，这也正是新加坡社会不断出现讲标准英语或讲标准华语相关呼吁的原因。　　在新加坡这个多元语言的社会中，华英（或者英华）语码混用的现象虽然屡见不鲜，但仔细分析又有句内层与句间层两种语码混用类型的差别。例1是两位华族小姐在地铁站交谈时的对话：　　初到新加坡的中、台旅客乍听到例1的对话，或许还以为他们正在以英语交谈。例1是属于比较早期的语码混用类型。它起源自六、七十年代英语口语能力不强的华校生，为求时髦，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特意在言谈中加入部分英语语码，这种在华语系统内包含着英语、汉语方言、马来语等不同语言的语码混用现象，形成本地独有的杂烩式华语特质。当然，说话者也会视状况自由选择保留华语的词项，尤其是在讲究“正统”华语的正式场合，以免遭人诟病或者批评。　　新加坡教育部自70年代末期，逐渐取消以往华英校有别的二元学制，转而在中小学广泛推行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母语”仅为一门必修科目。教育部原先的构思是期望通过新的双语教育制度培养出大量左右逢源的双语人。但是目前却出现许多双语水准皆属二流的“半桶水”，他们因为在学校接触英语的频率比华语高出许多，无论来自哪种家庭语言背景，一般上掌握英语的能力逐渐高于华语，以致在日常华语交谈中陷入词汇不足的困境，中英文语码混杂的现象日渐加剧，而且成因跟早期追求时髦的华校生心态截然不同。　　因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华语词汇，现在的新加坡学生只能在华语句式中夹杂新加坡社会通用的英语词汇，杂烩式华语也继续成为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使用华语地区独特的语言现象。例2是本地大学生在校园讨论课业的对话实例：　　在大学学生餐厅里，两位被作业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生正在交谈：　　值得注意的是例2与例1（新加坡华校生）所使用的语码混用类型有明显的差异：早期华校生的语码混杂只停留在句内层（intra-sentential level），代换的项目多为词汇。现在新加坡学生的杂烩式华语句子成分，不仅在句内层，同时在句间层（inter-sentential level）也存在代换成分，例如：“Wheregottime，这样多东西做，这个semester really like hell”同时包含从主体语（华语）对译的子句：Where got time（哪里有时间）；华语子句：这样多东西做；英语为主体语，华语为嵌人语的混用语码：这个semester really like hell。　　句间语码混用现象正是源于词汇缺乏，可视为语言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semi-speaker）无法有效地使用双语的证据（Holmes 1992：40-53）。如果新加坡的年轻一辈无论华语或英语水平，都只能陷在半桶水的困境，这也难怪当局要对杂菜式的新加坡华语与新加坡英语进行高分贝的批评，并忧心忡忡地提出语言标准化问题。五、结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语言及其变体都是一律平等的。然而，当语言出现变体时，一般人总以好坏、高低、对错、美丑、正负等两极的价值判断各种变体。这些价值评断并无法从语言变体本身找到证据来回应，人们的评断其实是反映他们自身主观的意识形态。　　相对于中国的“正统”华语，台湾及新加坡华语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出现丰富多元的（词汇、语音及语法）变体，我们也应以平常心看待。就如同英语随着19世纪英国的对外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加上20世纪美国崛起成为军事与经济超级强国，而造成英语散布至全球各地，逐步从英式英语衍生成今日的各种英语变体：美式英语、澳式英语、纽式英语、印度英语、甚至新马英语（Crystal 1997）。　　从前节论述可知，我们应正视三地华语及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早已转变的事实，并进一步在促进语言沟通（求同）与保留本土意识（存异）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倘若采取强硬的“定于一尊”作法，不但无法促进三地的实质文化交流，反而使彼此的关系渐行渐远，阻碍全球华语的平稳扩散。区域性的语言变体自有其文化认同的价值，虽然会造成部分的沟通障碍，但是透过入境随俗的虚心学习及编纂各地特有词语词典（例如：汪惠迪（1999）《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等方法都可稍稍弥平。　　在新加坡，以英语作为主要交际用语的人口持续增加已是沛然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是我们仍得特别关切年青一代日渐严重的华语句间语码混用现象。他们这些双语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虽然在新加坡国内进行人际沟通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与其他地区的华人进行涉及专业范畴的沟通时，恐怕就会左支右绌、处处碰壁。因此，新加坡教育当局除了发出高分贝的要求标准化声浪，更应落实具体行动，有计划地培养各领域的华文精英，才不会哑巴吃黄连，一次次错失21世纪大中华市场商机的竞争机会。（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 《联合早报》

北姑

	http://www.sinchew.com.my/content.phtml?sec=864&artid=200503310848 速食·旅行·印象（下篇） updated:2005-03-31 15:22:09 MYT 当观光旺季来临，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像蝗虫般大举压境，猛力洒钱之馀，当然避免不了破坏与污染──据闻威尼斯近年来已不胜游客负荷，亟需经费遏阻地表下陷，但庞钜的经费又得筹自观光收入，涌来的观光愈多，陆沉的现象就愈严重┅┅，极端爱恨交织的例子莫过於此。 突然想起家父家母辛苦一整年后的“吃风”（Makan Angin）季节，几乎每逢农历新春必向旅行团报到，十多二十年下来，老家也进驻了数量可观的“旅游纪念品”，对活络国际旅游经济是有略尽棉力的。 其实马来文里的“吃风”，原意不是要您净吞沙尘饮风霜（当然，午夜幽暗的机舱中，众乘客蜷曲在座位上各种痛苦的睡姿是逃不掉的，喏，单在1998年就有4亿4000万人次搭乘国际航线班机），既然逸出了生活运作的常轨，总是有些不期而遇的“美好时光”吧？ 也曾陪家父母参加旅行团，哇，新春假期每一个观光据点都是人头涌涌，尤其一到当地中餐厅游客氤集处，讲闽南语是台湾团、粤语是香港团、华语夹方言是星马团，城垒分明，喧吵程度倒是不相上下，一边吃饭、一边高谈阔论，比赛谁最大声。 拥挤的情况是难以想像的，连河上也“塞船”，在马尼拉近郊有一处岩石狰狞、暗藏湍流的河滩，行至浅岸峡谷，得靠船夫拉曳，游客太多，船苹只好在隘口排队等通行──听导游说，生意好的话，船夫一天得往返好几趟，精壮的汉子一辈子就在河滩上往返、消磨至拉不动为止。 当下听了有些於心不忍，事后想想，阁下又高明到哪里去？还不是每天要早起往返住处办公室，扑进扑出赶打卡，下班时连夕阳都瞧不著。 旅行的定义 所以一直认为旅行只不过是到别人家后院逛逛，瞅瞅看有甚麽“不寻常”的景色（毫无目的逛久了还真有点无聊）；反之亦然，在自家后院过寻常生活，瞧见游客都觉得“怪相”（千里遥遥跑来，有甚麽好看的，还猛拍照），更卑劣的是，专门结伴跑到邻家倾倒垃圾的（诸如“买春团”），在家倒是猴崽装人样，道貌岸然。 无论如何，凡尘若还有心神向往之地，那就赶快去“朝圣”吧──老妈梳妆台上摆著一张旅游得意照，英姿焕发伫立长城墙头，套句她的话∶“此生心愿了矣”！老爸全套西装打领带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照则略逊──“爸，拍独照怎不挑个较空旷的地方，你看，旁边那红衣女子就快挡掉一半的镜头了。” “哎，你不知道的啦，那地方到处都是人叠人，挤死了。” 各人有各人的玩法，真的，欢喜就好。 今年春节假期返老家过年，咦，二老居然没出外“吃风”，问是怎麽一回事，老爸说话了∶ “年纪大了走不动啦，连旅行团都不来招我们报名了，还不如待在家，在牌桌上摸2圈比较舒坦。” 听了我心恻然，多希望他们继续带回一拖拉库的旅游纪念品与糗闻。 如今落脚台北，百无聊赖守护眼下“方寸之地”，有时实在烦躁不过，猛然想起，这里是“台北”耶，挺不错的喔，老家多少友人羡慕你留在此打拼──立即又兴致勃勃、不安份地东瞄西看了┅┅。 星洲日报／副刊／文∶李彩琴．2005/03/31

浪人

	使用民族语言的越来越少了，英语的运用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越僚

	最好大家都用英语，免得我们老是看不懂某些人的汉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7 18:27:28编辑过]

北姑

	http://jsyw.jsjyt.edu.cn/list.asp?id=2564 论“华语” 暨南大学 郭 熙 提 要 围绕着“汉语”有多种名称，人们对此认识不一。目前“华语”这一名称正在崛起。这一命名既符合命名传统，又有历史基础，更有现实的需求。“华语”使用量上升不意味着“汉语”会被取代。明确“华语”的内涵对于汉语的传播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华语 历史 现状 定义 建议 On “HUAYU” Absctract There are several names for “HANYU” (Chinese), and people often understand differently about them. “HUAYU” is the name gaining greater importance at the present. “Huayu” can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from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use “HAUYU” instead of “HANYU ” on many occasions. The raising use of “HUAYU”,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e replacement of “HANYU”. To define clearly the name of “HUAYU”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Key words: HUAYU, Histroy, Present, Definition, Suggestion 一、缘起 《亚洲周刊》2003年1月报道，由于中国综合国力急升，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正引发全球新一波中文热，逾85国增设汉语课程，学生近3千万人；在中国及全球各地，都可以感觉到汉语的热度，中文正逐渐跃升为全球仅次于英文的新强势语言。 上述内容如果在新加坡发表，编辑会把“中文”改为“华语”；如果在中国发表，编辑会把它改为“汉语”。与之相关的还有“普通话”和“国语”。有学者说，华语就是普通话。上海一家语言文字工作网站发布了一条关于台湾军方语言问题新闻，其中有这样一句： 据台湾媒体报道，汤曜明(台湾“国防部长”——引者)说，“普通话是目前大家最容易听懂的话，对军队要求一致性、团体性这方面，普通话仍是最简单易懂的。” 我们没有看到台湾媒体的原文，但我们相信汤耀明大概是不会使用“普通话”这个词的，他用的应该是“国语”。显然是编辑出于某种考虑把“国语”换成“普通话”了。这并非是孤立现象。汤志祥(2001) 《当代汉语社区词汇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出版时也遭到过这样的改换 。 “华语、汉语、中文、普通话、国语”真是异名同指，因地而异？本文将由此展开，对世界华人社会共同语的名称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二、五个名称 先看一下中国几本权威词典对上述5个词的解释(仅选与论题有关的义项)。 1.汉语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下同）：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参看“普通话”。 《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下同）汉族的语言，中国的通用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汉族的语言。我国各民族的族际语言。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也是世界上丰富发达的语言之一，使用人数最多。约6000年前汉语已有文字。在语言谱系分类上属于汉藏语系，同我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等，我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主要方言分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和粤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下同）：汉族的语言。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汉语历史悠久，保存了数千年来极为丰富的文献。汉语属汉藏语系，其标准语是普通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下同）：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2.华语 《现代汉语词典》：指汉语。 《应用汉语词典》：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 《汉语大词典》：汉语。 《国语辞典》（台湾，1998）：中国的语言。 《辞海》、《新华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 3.国语 《现代汉语词典》：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应用汉语词典》：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辞海》：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今习称“普通话”。 《新华词典》：由历史形成并由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化的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语。是国家在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使用的语言。中国的国语现统称普通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 4.中文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 《应用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区别于外文)。 《新华词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中文”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中文信息处理”条，从行文看，是指汉语的语言文字。 5.普通话 《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一致，从略。 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对这几个名称也有解读 ： 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当然，这三种称说从来源和使用范围上看，又有一定的差别。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82年我国宪法更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用“国语”来称说汉语，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上面的资料表明：（1）人们对这些名称的认识不一；（2）这五个名称并不等值。历史地看，国家有关部门对“华语、国语和普通话”的解读应该是正确的。从《现代汉语词典》说华语“指汉语”到《应用汉语词典》说“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再到国家语委官方网站的“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更反映了事物的实际变化。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些解读。因为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华语”一词的使用正在冲破国界，它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华人社会的通用词，成为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全球性称谓了。根据我们2004年8月16日11:43时用google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的结果，互联网上各种网站使用“华语”一词的资料共52万项，使用“汉语”的是52.5万项。可见“华语”一词已经在和“汉语”“平起平坐了”。 从长远看，这五个名称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将是“华语”和“汉语”，而在将来的竞争中，谁是胜利者？ 三、“华语”的命名及其在海外的复兴 在语言的命名方式上历来没有统一标准。有以民族命名的，也有以国家命名的，随情况而变化。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能用同样的语言，国家也是如此。汉语的得名就是因为它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郑敏，1998）。清代，满语也被称为清语、国语，许多文献都有这方面的记录。乾隆皇帝就曾经钦定《旧清语》和《新清语》。《榆巢杂识》下卷有这样的记载： 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狝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 这大概是较早的用双语作讲座的实例了。《清史稿·志八十六》也记载： 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 现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仍然普遍存在。例如，朝鲜和韩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时使用“朝鲜语”和“韩国语”两个名称。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既有《汉朝词典》，也有《中韩词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的都是马来语，但在后一个国家，它的名称是印尼语。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就会把它们当成不同的语言。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华语”和“汉语”并用是很自然的。 “华语”这个名称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早。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 《隋书》卷三十二： 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西赢百里至咀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 　 “华语”一词民国时代仍在使用。老舍曾这样写道： 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 　　后来，稍稍学了一点拉丁及法文，我就更爱英文，也就翻回头来更爱华语了，因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国语”被普通话所取代，“华语”虽然还见诸词典，一些场合作为简称还在使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俄华词典》、《英华大词典》，但总的情况是日渐式微。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对180万字现代汉语语料的统计结果中，我们没有找到“华语”一词。以至于到了本世纪，当一些网友在某网站的BBS上提议用“华语”一词的时候，还有学者愤然指责。 而海峡的对岸，继续使用“国语”，“华语”也同样受到冷落。直到80年代，《当代国语大辞典》（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7月第二版）、《大辞典》（三民书局，1985年8月初版）这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均未收“华语”一词。 然而，大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华语”在世界上的另一些地方一下子活跃起来。“华语”何时在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高频词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自从独立后用“华语”代替“国语”，用“华文”代替“国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张从兴（2003）回顾了“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出现的历史，认为中国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基本上已不用“华人”这个词。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却仍然在使用它，并在50年代赋予它新的涵义。它源于华侨在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后的族群名称选择。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华语”在海外的新兴是有启发的。因为华人既然成了族群，就有了“华族”，也就有了“华语”。因此，汪惠迪（1999）给华语下的定义是： 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 有必要谈及“华族”这个词。国内现有词典均无族群意义上的“华族”一词，台湾“教育部”重修《国语辞典》（1998）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简称”。而其“中华民族”下面的解释是： 构成中华民国各民族的总称。依体形、语系、宗教信仰等因素，约可分为十五系、五十多族，而以汉族为主干。经过几千年血缘、文化、思想等的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亦称为汉族、华族。 “华族”的这一解释我们没有得到文献的证实。曾长期在新加坡从事华语研究的汪惠迪（1999）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华族”： 东南亚国家华人指自己所属的民族。 作者还特意加了说明： 在新加坡，“华族”是跟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裔相对而言的，它和“汉族”不是同一概念。新加坡人在提到自己的民族类别时，不用汉族。据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先生研究，战后初期，一篇题为《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的署名文章（作者：屈哲夫）首次提出“华族”这个概念，作者认为应当用“华族”来替代“华侨”。 显然，汪惠迪（1999）、张从兴（2003） 的论述是一致的，也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语”在海外的得名还是源于民族。它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些地方逐步社会化的。卢绍昌（1984）指出，“华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独立运动期间产生的新名词，流行起来是50年代的事（参见汪惠迪1985）。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后来“华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华”字头词语，除“华人、华语、华族”外，又如：“华社、华乐、华校、华小、华文、华教、华青”等等。王慷鼎（1995）曾比较了“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在1945-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的12094篇社论标题中的分布，从他的列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在50年代的前半期，曾经大量使用“华字头辞汇”，到了1955年后却大量减少。（见张从兴，2003）我们认为这种减少应该是短时间的。因为当时“华”字头减少是因为“华”就是“中国”。按照我们的分析，随着“华”后来在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华”字头的复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或许正是这些因素，台湾《国语日报辞典》（何容，国语日报出版社, 1974）对“华语”的解解是:“外国人称我国的语言。” 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1982）未收“华语”这个词条，但有“华文”条，解释是:“外国人称我国的文字。”国内学者谈到“华语”也就会想到新加坡，想到国外。周有光（1995：3）说： 汉语的共同语，大陆叫它“普通话”，台湾叫它“国语”，新加坡和国外华人叫它“华语”。这三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四、全球“‘华语’热”的现状分析 如果说50年代到60年代“华语”这个名称在新加坡等地的活跃还是海外华人本身的事的话，那么70年代后起出现的“汉语热”和“华语”使用热潮则使得“华语”有了全球性的价值。世界范围的“汉语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自然也就给“华语”的频频出现注入了活力。正如钟天祥（2003）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在21世纪渐趋强势的语言，华语正在配合环球化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资产，而不仅仅是中国或汉族的语言。就像今天的英语并不是英帝国的语言，而是国际社会通用语一样。 70年代起，新加坡经济起飞，到80年代，已经成了有名的亚洲四条龙之一。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在80年代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新加坡华人比例高，保留了中华文化的许多传统，又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是惟一的一个采用华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因此，作为汉语标准语域外变体，新加坡华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一种高阶语言（high language），所以它自然要对域内汉语产生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少人都已经意识到来自中国的“新客”的语音变化：他们本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他们到达新加坡以后，很快地说出了带有新加坡口音的新加坡华语，而这些显然又是模仿出来的。总的来说，对高阶语言时尚的追求使得“华语”这个词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称谓。我们的一个旁证是，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几乎所有的“新潮”概念都只用“华语”，而不用“汉语”。如：华语影画、华语金曲、华语歌手（包括男歌手、女歌手）、华语明星、华语榜、华语乐队、华语铃声。 当然，不能忽略媒体对“华语”一词的推波助澜。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使“华语”这个词在媒体及社会上频频曝光。而中国在加快“推普”的步伐中，又常常援例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使得它也中国产生了影响。近年来，互联网发展很快，华文网站中，中国网民无疑是一支主力军。新加坡的媒体，如《联合早报》，也大大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华人。此外，新加坡文化活动，如歌手演唱的华语歌曲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为了了解“华语”一词的使用状况，我们于2004年1月19日上午对“华语”和“汉语”的搭配使用情况在互联网上用google进行了搜索，为了使搜索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的搜索是一对一对进行的，例如，先搜索“华语电影”，然后搜索“汉语电影”（或相反），依次类推。我们还搜索的结果进行了抽查，抽查中未发现不合理的组合。尽管我们不能排除有不合理的组合，但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极少的，不至于影响我们的主要结论。 我们的调查先从已经获得的语料中获取常见到的使用“华语”或“汉语”的句法组合，然后分成两类。一是看“华语”和“汉语”分别作定语（极少数可以看作是状语，如“华语演出”中就有“用华语演出”）的情况（见下页表一，其中的“～”分别代替相应栏目中的“华语”或“汉语），一类是“华语”和“汉语”作宾语的情况（见下页表二，“～”代表前面相应的动词。 表一： 华语 汉语 华语 汉语 华语 汉语 ～乐坛 13300 0 ～电视剧 594 2 ～学校 658 558 ～金曲 6420 0 ～音乐 57700 7 ～广播 3870 1790 ～影坛 1720 0 ～卡拉 2870 8 ～世界 5200 1410 ～影画 15200 0 ～媒体 934 14 ～榜 80800 0 ～辩论 1380 21 ～味 1 49 ～大片 1170 0 ～产品 93800 16 ～知识 10 2240 ～歌手 36000 0 ～片 13700 47 ～词典 26 7650 ～铃声 566 0 ～流行 25000 59 ～演唱 40 451 ～女歌手 9720 0 ～频道 381 98 ～读本 74 115 ～男歌手 8720 0 ～地区 5210 111 ～写作 78 3100 ～明星 300 0 ～电影 41100 117 ～课程 267 2030 ～乐队 4440 0 ～歌曲 23800 154 ～学习 356 26400 ～歌坛 11000 1 ～节目 1500 277 ～中心 644 806 ～情结 145 1 ～区 3480 163 ～电台 23100 2 ～网 863 274 ～报刊 33 118 ～海报 3690 2 ～演出 44 25 ～经典 558 77 表二 华语 汉语 华语 汉语 华语 汉语 讲～ 3280 4660 会～ 252 900 学～ 2560 12300 说～ 1810 8200 用～ 21900 20700 懂～ 300 2550 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 （1）在调查的48个以“华语”或“汉语”为修饰成分的偏正结构中，“华语”的使用明显占优势。其中，“华语”使用量高于“汉语”的为36个，低于“汉语”的为10个；华语占压倒优势的31个（其中“汉语”为0的12个，为个位数的7个；“汉语”使用量占压倒优势的9个，“华语”为个位数的1个。“华语”和“汉语”的选择上，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是，跟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有关的组合倾向于选择“华语”，而倾向于选择“汉语”的则基本上跟汉语学习有关。 （2）在定语的位置上，“华语”多于汉语；在宾语的位置上，“汉语”多于“华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导致这种分布的确切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语言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交错。我们上面已经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对“华语”的历史和发展的影响。按照“矛 盾论”的观点，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华语”的复兴一定也有内因在起作用。问题是，它的内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语言形式与交际需要的矛盾，即，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其要素也在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既然“汉语”这个名称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必须有一个替补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个传统上已经存在的，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广泛使用的“华语”应该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再换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因为受社会、文化、历史等影响，不同的社区必然会出现变异形式；同时，语言诸要素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社区）、时间的发展速度不一样，这样也会导致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语言同义形式存在的本身就在于其差异性。语言符号的同一性和示差性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果没有同一性和示差性的矛盾，“华语”将只是“汉语”或“汉语普通话”的又一表达方式。而事实是，“华语”一词在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以后，就和“汉语”展开了竞争。语言的竞争实质上是使用者的竞争。从上面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种竞争是从年轻一代开始的。目前，“华语”和“汉语”在定语位置上的竞争已趋白热化。从表面看，“华语”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因为从语言总是属于年轻一代的角度看，“华语”已经大占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即语言惯性的角度看，这个情况还将继续下去。“汉语学习”等相关组合中“汉语”占绝对优势的现象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竞争从定语开始。在“华语”取代“汉语”的过程是逐步进行的。“华语”作为一个区别性粘合定语，在交际中就是要凸现差异。使用“华语～”的群体应当以“时尚族”居多。不需要改变中心词语，只要改变它的修饰成分，就能标识自己的群体身份，何乐而不为？从语言的角度看，“华语”目前尚未有精确的概念，用作定语表示“具有某种属性的”，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华语”的这种用法可能还跟 “国语”在中国大陆的“复活”有关。如前所说，国语只是普通话的旧称。然而，就在我们不停地在抱怨“东南风”、抱怨粤语北上的时候，“国语”一词也回到了中国大陆。它在“～歌曲、～电视剧”等中复活了。“国语”的复活显然是为了和“粤语~”相对。但是这种区分是很受限制的，它显然不能为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所接受，这种情况下“华语”乘虚而入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作宾语不用“华语”用“汉语”也可能与语法结构没有关系，因为表二的现象可能和表一中“汉语”占优势的情况一致，即二者都跟语言学习和使用有关，后者只是前者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调查中把二者区分开，是因为原始语料中发现作宾语用“汉语”，作定语用“华语”。当然，也许真的有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语法上的关系。 目前国际国内正式使用“华语”名称的情况很多，就电台来说就有伊朗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澳洲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等等。下面两则报道来自1995年的《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６日讯 记者武侠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语世界》（即第六套节目）将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在北京正式开播，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为海外华侨、华人服务的华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８０年代开始同境外一些华语广播电台建立了合作关系；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央台同境外华语电台的节目交流和人员往来日趋增多。这次“华语广播交流与合作研讨会”，将进一步增进中央电台同各华语电台的了解和沟通。拓展交流的渠道和方式，建立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与之相关的还有“华文～”，例如：华文文学（好像没有“中文文学、汉语文学、汉文文学”之类）、华文学院、华文学校、华文书籍、华文报刊、华文教育、华文出版社、华文写作、华文教师、华文网站。 五、华语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华语”这一名称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既符合命名传统，又有历史基础，更有现实的需求。接下来讨论定义及相关问题。 除了把“华语”解释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共同语的狭义定义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广义的“华语”问题，在揭示其内涵、明确其外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 （1）“华语”——华人的共同语。（陈重瑜，1986） （2）……应解释为“汉语在海外的通称”之类……（田惠刚，1994） （3）“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周有光，1995） （4）我们的意见是:把目前统称的普通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统称为“国语”,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统称为“华语”或是“中国语”……（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2000） （5）“华语”则可简单的定义为“华人的共同语”，或复杂的定义为“接受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及不具备中国人身份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后裔的共同语”，或更复杂的定义为“接受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及不具备中国人身份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后裔的共同语，其语音以中国大陆普通话或台湾国语为标准，其书写文字以简体或繁体汉字为标准”。（张从兴，2003） 上述定义中，（2）显然不合适，海外的粤语、闽语、客家话都是汉语，但它们显然不是“华语”，（4）的定义的欠妥张从兴（2003）已经指出，这里不论。（1）（3）和（5）中的简单定义大体一致，这几个定义是准确的。（5）中的复杂定义可以作为对简单定义的阐释，其定义中的“双重标准”问题似乎也需要重新考虑。由于华语的大本营在中国，普通话作为标准已是大势所趋。因此，综合起来，我们认为可以给华语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 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 按照我们的定义，“华语”这个名称有不少好处。陈重瑜（1986）指出了“华语”一词表达功能、历史渊源、涵盖面和精确性、超地缘以及逐渐扩散的普遍性5个方面的优越性，认为应该给华语一个法定的名称。 然而，从现实和前景看，“华语”不大可能完全取代“汉语”。除本文第四部分所举《人民日报》的两个例子外，请再看下面的例子： 星空传媒集团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当代华语电影片库，收集逾千部汉语（包括粤语）影片，并已同多家优秀的汉语制片商、以及众多好莱坞大制片集团商签约长期订购影片。 “华语”也不等于“中文”和“普通话”。侍建国（2003：14-15）详细分析了香港学校课程的“中文”和“普通话”概念与语言学意义上粤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指出普通话在香港只指它的语音形式。 尽管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确立“华语”地位的意义。 （1）有利于称谓，这是适用性上的考虑，它为全球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提供一个统一的语言名称。否则中国称“汉语”，国外称“华语”，人为地把同一种语言分开，增加很多烦恼。例如在谈到海外华人社会汉语教学时就不得不时而“汉语”，时而“华语”，有时还得反复交代它们中间的各种关系。 （2）有利于汉语传播和国际化。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正在升温，任何一个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都可能成为汉语学习的基地。我们习惯上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称为对外汉语教学。目前这个称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除去不适合称呼国内少数民族汉语学习以外，对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开展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的名称也成了问题。改称“华语”以后，任何一个华人社会都可以有“对外（族）”的华语教学了。 （3）有利于华人的沟通和汉语的健康发展。汉语已经是世界性的语言，不再为中国所独有。汉语的发展也不再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汉语的发展作出贡献。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各地汉语已经出现了各种变异形式。把华语定义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有利于承认各地的变异形式，积极开展协调工作。有利于对多样性的认可。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要考虑。例如，台湾当局决定取消“国语”的讲法，以此配合它的“去中国化”。我们明确“华语”的地位，有利于反对“语言台独”。 当然，在目前无法统一名称的客观现实面前，把正式名称和俗称分开，采用中国传统上“各称各叫”的做法，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从长远计，我们必须树立统一名称的意识。我们建议有关部门或机构： （1）给“华语”一个正式定义，各种工具书亦应据此对“华语”等相关名称作出统一的解释； （2）在涉及跨境汉语的场所，尽可能采用“华语”一词； （3）应该针对华语问题积极组织编写全球性的华语词典，积极开展各地华语间的协调工作（郭熙，2002）。 参考文献 陈重瑜（1986）《“华语”——华人的共同语》，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21期）。 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2000）《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郭熙（2002）《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见《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何容（1974）《国语日报辞典》，国语日报出版社。 侍建国（2003）《普通话语音》，语文教育荣誉学识课程“现代汉语”用书，香港教育学院。 田惠刚（1994）《海外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见《湖北大学学报》第4期 汤志祥(2001)《当代汉语社区词汇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复旦大学出版社。 佟永功、关嘉禄 1995《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见《满族研究》第2期。 汪惠迪（1984）《新加坡华语，走自己的路！——读卢绍昌先生<华语论集>》，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16期。 汪惠迪（1999）《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联邦出版社（新加坡）。 张从兴（2003）《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4期。 郑敏(1998)《汉民族共同语的称谓》，见《寻根》第5期。 钟天祥（2003）《“阿里峇峇”遭遇“阿里巴巴”》，《联合早报 》2002年12月23 日。 周有光（1995）《语文闲谈》（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其他相关词典和古代文献已见正文，从略。

西域楚人

	新疆是普通话最容易推广的地方，我们从小就自然而然的说普通话，虽然父母方言很重。新疆的度量也是自然采用国标。我们说一斤，新疆人只会认为是1公斤而绝不会如内地当半公斤。我们不说两，只说多少百克。我们说的1里那一定是1公里。哈哈！外地人到新疆会出错，而我们去内地也犯错。五湖四海的习俗太多，于是干脆都抛弃，最终找到统一的几样习俗，是很象内地大大简化的东西，这个没有人推导，自然就这么形成了。新加坡的状况可能与新疆有相似的地方。

季人

	我在新疆买葡萄的时候按公斤算，觉得好便宜！在新疆还有一个内地人容易糊涂的地方，就是有的新疆人喜欢说当地时间而不是北京时间，害得我跟他们约时间都要一再确认。

西域楚人

	喜欢说当地时间的大多是维族人，或维族聚居区的人。 一次我与一个维族同学同行，碰到一个问时间的维族男子，他用汉语问我们，我告诉他北京时间，不料我那同学生气的用维语告诉他新疆时间，他们两出现短暂的尴尬。

道教玄武子

	问个时间也会生气？ 不至于吧

北姑

	大陸不是劃一時區的嗎？

冰天雪地

	但很多维族人认为自己不应该使用北京时间。

季人

	用统一时间有时确实会给当地人带来不便。我的大学室友就说高考的时候全国统一是北京时间9点，他们只能天不亮就起床。当然如果高考时间不统一就会给作弊带来机会了。

来了

	以下是引用西域楚人在2005-4-28 0:19:45的发言： 新疆是普通话最容易推广的地方，我们从小就自然而然的说普通话，虽然父母方言很重。新疆的度量也是自然采用国标。我们说一斤，新疆人只会认为是1公斤而绝不会如内地当半公斤。我们不说两，只说多少百克。我们说的1里那一定是1公里。哈哈！外地人到新疆会出错，而我们去内地也犯错。五湖四海的习俗太多，于是干脆都抛弃，最终找到统一的几样习俗，是很象内地大大简化的东西，这个没有人推导，自然就这么形成了。新加坡的状况可能与新疆有相似的地方。 越是大杂烩的地方，标准越是统一，人的思想越是开放，易于接受新思想。如美国。

北姑

	以下是引用来了在2005-4-28 15:26:52的发言： 越是大杂烩的地方，标准越是统一，人的思想越是开放，易于接受新思想。如美国。 印度、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也是，種族語言複雜，不過英語是官方的共同語，亞洲英語第一是印度，第二是馬來西亞。 為何沒有新加坡的呢？原來新加坡被視為英語國家，故不被計算在內。

北姑

	以下是引用冰天雪地在2005-4-28 14:36:14的发言： 但很多维族人认为自己不应该使用北京时间。 跟哈薩克斯坦的？

北姑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05-4-28 14:39:52的发言： 用统一时间有时确实会给当地人带来不便。我的大学室友就说高考的时候全国统一是北京时间9点，他们只能天不亮就起床。当然如果高考时间不统一就会给作弊带来机会了。 劃分時區是有實際意義的，好像美國，蒙古也分四個時區啦。 現在科技及通訊發達，即使時差不同也好，要同步的話，協調上的問題不大耶。 人家外國也有冬令及夏令時間之分呢，我以前在香港也試過耶，後來因為香港是亞熱帶地方，冬令及夏令時間不切實際而取消了。

季人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4-28 17:34:56的发言： 跟哈薩克斯坦的？ 乌鲁木齐时间，属东六区，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

季人

	大陆也试行过夏时制，后来也取消了。

诶南

	真羡慕新加坡人，到什么时候僚人都能说上一口标准流利的英文就好了。僚区应该加大英文教育和僚语力度。